主题：【原创】这位抗日将领倒在了老蒋的枪口下 -- 忘情

作者：忘情

197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长摄制的故事片《吉鸿昌》一经公映，便引发轰动。该片不仅于当年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还于次年摘得第3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两项桂冠，而且让无数人牢牢记住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

01 正直果敢

吉鸿昌原名吉恒立，字世五，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3年秋，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不满18岁的吉鸿昌瞒着家里到堰城投军。他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而深受冯玉祥赏识，被送入模范连当学兵，不久就提拔为连长、营长。

吉鸿昌作战素以勇猛著称，每战必亲自冲锋陷阵，奋不顾身。他天不怕，地不怕，即使在冯玉祥面前也是有啥说啥，毫无顾忌，因此人送外号“吉大胆”。虽说他的官越当越大，但却丝毫没有官架子，而且仗义疏财，从不克扣部属，并时刻铭记着父亲“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生活甚为简朴。

1930年中原大战，以冯阎联军的失败而告终。吉鸿昌接受了蒋介石委任的第22路军中将总指挥一职，率部脱离西北军。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蒋介石便调他去进攻鄂豫皖苏区。

刚与红军接触，一向被称为“常胜将军”的吉鸿昌就吃了败仗。他反思打败仗的原因，发现他的军队到了哪里，人民都惊慌走避，而红军则到处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认识了红军力量的强大，同时也认清了蒋介石借刀杀人，消灭异己的毒辣阴谋，从此他就开始消极敷衍“剿共”命令。

蒋介石察觉了吉的这种态度，认为他同共产党有勾结，但又慑于吉在部队里颇有威望，不敢立即将他除掉，于是便任命冷欣为第22路军总参议兼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冷欣带着特务和电台来到潢川，名为协助吉鸿昌整训部队，实则意在用金钱、官位收买吉鸿昌的部下，意图瓦解部队。

吉鸿昌了解到蒋介石种种卑劣行径后，觉悟到投蒋是走错了路，从此便与与苏区暗中达成了罢兵休战的默契。其实早在大革命时期，吉鸿昌便与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有过密切接触，结识了共产党员宣侠父，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初步了解。投蒋后的种种遭遇，又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更深层次的转变。他曾公开对身边人说：“我过去长期参加军阀混战，不知伤害了多少人民，罪孽太深，我必须走革命的道路才能赎我的罪”。

1931年8月，蒋介石用经济和军事双重压力，迫便吉鸿昌交出部队，出洋考察。

02 宣传抗日

出洋考察，是民国时期处理政治失势人物的体面做法。得此“待遇”之人，通常是拿上一大笔钱，老老实实地到海外当寓公，从此远离国内政治舞台。但这一“通行规则”对于吉鸿昌来说，却完全不适用。

吉鸿昌原准备9月21日出国，但突如其来的“9.18”事变却令他异常愤怒：“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我是一个军人，我不能昧着良心远走高飞，看着祖国受日本的侵略，看着东北几千万同胞受日寇蹂躏而置之不顾。我还有什么心情去游历？我绝对不能走”。

不过，蒋介石却驳回了吉鸿昌的抗日请求。接到复电后，他半晌无言，热泪盈眶，继而拍案而起，连连长叹：“完了!完了!”。9月23日晚，吉鸿昌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对日蒋的愤恨，踏上了出国考察之路。

10月6日，吉鸿昌一行抵达美国，先后前往西雅图、纽约、芝加哥、华盛顿、底特律等大城市参观访问。一路上，他被西方列强极度蔑视中国的态度深深刺痛了。一次，他想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异常愤怒的吉鸿昌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却劝他：“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听后驳然大怒：“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写上“我是中国人！”，不顾美国人的侧目，就这么挂在脖子上外出。

11月8日，吉鸿昌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宣传抗日救国。在11月12日哈瓦那侨胞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大会上，吉鸿昌慷慨陈辞，向与会的数千侨胞揭露“9.18”事变真象。侨胞们纷纷表示誓死抗日救国，并发起抗日募捐活动。有青年侨胞当场请求吉鸿昌介绍他们回国参加抗日。

在欧洲考察期间，吉鸿昌面对采访自己的记者，以大量事实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国联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最让他感动的是，每到一地，当地侨胞都踊跃为抗日捐款。他向侨胞们表示，回国后誓将献身疆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932年1月29日，吉鸿昌一行由法国马赛搭乘英国轮船回国。在船上得知“1.28事变”爆发的消息，吉鸿昌寝食难安。船到上海，他迫不及待地问前来迎接的友人：“国事如何？”朋友们回答：“你远道归来，暂作休息吧。国事不堪闻问，蒋介石已同日本妥协了”吉鸿昌愤愤地拍案嚷嚷：“真是耻辱!”

03 政治新生

吉鸿昌从上海回到天津后，曾上书国民政府，汇报出洋考察经过及海外侨胞愿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的爱国热情，但却未得到理睬。

我党时刻关注着倾向革命的吉鸿昌一举一动。天津地下党派专人与他接触，和他讨论国内外形势及抗战前途，以及怎样才能救国救民的道理。在党组织的关怀和悉心帮助下，吉鸿昌思想进步很快。1932年4月，他在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于32年5月秘密前往上海，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凝聚抗日共识。

1932年9月，吉鸿昌上庐山面见蒋介石，要求抗日，却遭敷衍。他气愤地表示：“我十几岁当兵，二十余年来，身经百战，身上落了几处伤痕，说是为国为民，其实如傀儡登场，任人摆布，自己象无舵之舟，到处瞎撞。现在想参加抗日，竟不许可，国家事不准我过问，我的主张，为什么非要得到他们的许可？”

此后，吉鸿昌潜入湖北宋埠，努力策动旧部起义。但起义在特务们百般破坏下失败了。在人身安全悬于一线之际，吉鸿昌临危不惧，就近集合起一团官兵，向他们慷慨陈词：“弟兄们！咱们不要当私人的打手，一姓的家奴。要想救国救民，要想抗日，只有一条路，加入红军！弟兄们一齐跟我走！”他带领该团投奔鄂豫皖苏区途中，遭到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最终仅有少数人抵达苏区。

吉鸿昌在鄂豫皖苏区住了十余日，苏区领导同志对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并讲述了革命道理，使他受到了极大启发。随后，组织上派人护送他前往上海。在这里，他接受了党交给他的新任务：回北方进行革命活动。吉鸿昌说：“这次搞军事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使我的思想开了窍。从现在开始，我才找到了救国的真正道路，只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被压迫的人民才能翻身，中国才能得救。今天我要重新做起，依靠革命组织和人民的力量搞革命，凭个人英雄主义是不行的。今后我要走新的革命道路，献出我毕生的力量。”

04 浴血沙场

此后，吉鸿昌赴泰山，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他变卖家产，将所得6万元充作军需，并积极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

1933年5月24日，冯玉祥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命吉鸿昌为第2军军长兼代察哈尔警务处长、张家口警备司令。6月上旬，吉鸿昌作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出征，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地，兵锋直指多伦。

多伦是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之间的交通枢纽。守敌是日本关东军骑兵第4旅团3000余人，以及伪军李守信、崔兴五，张海鹏部。

从7月4日开始，吉鸿昌率部与日伪军在多伦外围反复拉锯，并于7日发起总攻，一举攻破多伦外围阵地，迫使日伪军缩回城中。11日，吉鸿昌派遣数十名精兵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12日，当同盟军接近城垣时，潜入城中的数十名精兵高呼“同盟军进城了!”，并四处放枪。日伪军闻变大惊，同盟军趁机猛攻三次，终于杀入城内，与日伪军展开近4个小时巷战。日伪军力不能支，终于败下阵来，残部从东门突围脱逃。

多伦光复，举国振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各地救国联合会、抗日后援会等团体纷纷来电祝贺，并组织慰问团到多伦慰问抗日部队。平津各大报纸均在头版头条刊登吉鸿昌克复多伦的消息。

滑稽的是，守土有责的国民政府非但不对此褒奖，还反诬抗日同盟军破坏“国策”。蒋介石软硬兼施逼走冯玉祥，并对抗日同盟军实施分化瓦解。8月8日，日本关东军兵分两路反扑，分崩离析的同盟军无法与日伪军正面对抗，不得不放弃多伦转移。

此后，内外交困的抗日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收编。只有方振武、吉鸿昌二人所部仍在苦苦坚持。9月10日，吉鸿昌、方振武在云州整编队伍，打出“抗日讨贼军”旗号，声明“外抗暴日，内除国贼”，转战于冀察战区丰宁、独石口、怀柔、密云各地，给敌伪以重创。

1933年10月10日，方、吉所部在北平附近的昌平、大小汤山一带被中央军、晋军包围。激战十余日，几度突围失败，伤亡惨重，弹尽粮绝，最终仅剩四五百人。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吉鸿昌与方振武到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蒋介石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押运途中，吉鸿昌以上厕所为借口成功脱逃，并得友人相助潜回天津。

05 坚贞不屈

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致力于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主持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家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

吉鸿昌的种种作为，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获悉吉鸿昌回天津后，蒋密令特务对其严加监视。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国民饭店被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联手击伤诱捕。

吉鸿昌夫人胡红霞闻讯，急忙赶到医院探视。吉鸿昌镇定自若地对夫人说：“不要难过，哭有什么用。这种情形，我早已料到，你好好活下去，抚养孩子们长大成人。你不要托人营救，都是白费事，他们既然对我已下毒手，决没有再释放的道理。”

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将吉引渡到天津公安局后，由公安局转解到蔡家花园51军拘留所。51军军法处曾审讯吉鸿昌。军法官问吉：“你在租界内，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已得到你们文件和充分证据，你把工作前后情形，供认出来。”吉鸿昌说：“你既然得到我们的文件，我的工作情形，你仔细看文件好了，用不着我再细说。”军法官又说：“会议记录上有你的签名，现在要对你的笔迹。”吉鸿昌说：“名字是我亲笔写的，还用对什么？”。法官接着问：“跟你同时做地下工作的人，你要把他们姓名住址，详细供出来，你带抗日同盟军时候，军队里就有许多共产党人。”吉鸿昌回答：“有几位同志，全住在我家里。我在国民饭店出事，他们一定躲避起来，现在你要问他们住址，我怎能知道？”法官听后威胁道：“你如果不肯供出他们姓名住址，我要刑讯。”吉鸿昌听了这话，把眼一瞪，冷笑一声：“我抗日是打日本鬼子救中国。做地下工作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我随时准备被捕，随时准备坐牢，随时准备杀头，生死早置之度外。你用一句刑讯的话想吓唬住我，那是想错了。我是一岁一岁长大的，又不是吓唬大的!”军法官及陪审员们见吉鸿昌大义凛然，慷慨陈辞，个个面面觑，张口结舌。

吉鸿昌被捕后，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积极组织营救，社会进步舆论也一再大声疾呼释放吉鸿昌。坐镇北平的何应钦深恐夜长梦多，指示尽快将吉鸿昌押往北平。在启程的前一天，吉鸿昌要求拘留所所长通知他夫人来监狱见最后一面。吉夫人因去北平找人营救而不在天津，当晚，吉夫人的姐姐胡云英到监狱与吉鸿昌见面，告诉吉说：“红霞已上北平找人去了。”吉鸿昌叹了口气：“我在医院里就告诉她，不要再各处求人，去碰钉子，我想今天跟她见最后一面，谁想她又不在。”

当时胡云英和吉鸿昌约定，派一可靠家人随吉鸿昌所坐的列车去北平。到北平下车后，跟在吉鸿昌一行后面，看当局将其押往何地，再去通知吉夫人设法见面。吉鸿昌在北平站下车后，对押解他的官兵说：“你们一路辛苦，现在就要分手，我打算请你们喝两蛊。”官兵们听说请吃饭都很高兴。胡云英所派的家人看到他们进入饭馆，即去通知吉夫人，与吉鸿昌在饭馆见了面。吉对夫人说：“我到北平，大概是与你最后的一次见面。人终有一死，我是为什么死的，你也知道。我心里毫不难过，我认为死得很值得。你不要再到处托人，你跟孩子们好好地活下去。等他们长大了，再告诉他们我是怎样死的。你对我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吉夫人泪如泉涌，最后说：“请你放心，我会照你说的话去做。”至此，二人握手诀别。

06 从容就义

11月23日，军委会北平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当监刑官来到监房，向吉鸿昌宣读死刑判决书，并要立即执行时，正在吃饭的吉鸿昌只是淡淡地说了句：“知道了”，然后神情自若地继续吃饭。

饭毕，吉鸿昌镇定地对监刑官说：“为我预备纸笔，我要写遗书”。他挥毫给党组织写了一封信，叙述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在天津被捕经过及坚贞不屈的决心。在写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他写道：“红霞吾妻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悲伤，因还有儿女，得你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弟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入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弟照应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鸿昌手启，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时。”

写完遗书，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临刑前，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一道正气浩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书毕，吉鸿昌对监刑官说：“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监刑官忙把椅子搬过来，吉鸿昌又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绝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举起枪时，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在这震山撼岳的呼喊声中，爱国将领吉鸿昌壮烈牺牲，年仅39岁。

这位党的好儿子，从来没有被党和人民遗忘。除了那部脍炙人口的传记电影《吉鸿昌》，他在天津的故居也于1982年，被天津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9月，天津市和平区青少年敬捐望有“吉鸿昌烈士故居”的汉白玉横匾，镶嵌在他故居的外墙上。1995年11月，在吉鸿昌将军诞辰百年之际，天津人民在其故居前树立起将军的雕像，供后人瞻仰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