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原创】与泉畔人家河友商榷军事历史,您我都不是相信官方学说的 -- 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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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那你如何就信了这不睦说法呢

            莫非是从不同的3个ID看到了类似说法

            三人成虎就信了?

            其实我也是八卦心态看这个

            刘、邓情商都不低,跃进大别山也没先打锦州先打长春这种本质上的矛盾暴出来似乎

      • 家园 授了军衔的大部分人

        只能是军人,不利于参政,政治前途相对较窄。

        而不受军衔,则可以多方面参政,政治前景更为广阔

      • 家园 貌似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是邓吧?

        大牙你这岁月史书深得邓的传承

        通宝推:真离,
        • 家园 俩都说过

          我印象中粟裕是对来帮他整材料的年轻人说的。

          而老邓是公开说毛主席让我来指挥啥的。

          从党内的决策规则看,老邓的话至少台面上没毛病。

          • 家园 是因为邓先说,公开抢指挥权,粟气不过才后说的

            而且粟是私下里说的,不能公开说,心里更堵。

            通宝推:真离,
          • 家园 私底下谈话能跟公开比吗?
      • 家园 老达建议你看完张震回忆再说,也别用大帽子压人,大家都几十岁了

        没那么幼稚,你用了总书记也不能说明邓指挥了战役,这是事实也是常识。

        你说资历,那肯定邓厉害,但是可惜淮海战役,他一分也拿不过去,我建议你看完资料再说话。

        这个事实就是邓没那个能力,你不能说牛皮说他有,这是你我的分歧点,你要说帽子,那他牛皮,他是二代,我不是。但是探讨他的能力和实力,历史是有真相的。

        很显然,我们这类人在看他的优缺点,如果说实力,贺晋年应该是少将吗?你们打击高饶没问题,干嘛伤害贺晋年等等呢?

        粟裕没有进元帅其实也不过是因为饶漱石,可是历史还是有真相的。

        决战淮海——张震

        在我军突入济南内城时,司令部根据侦察的情况,判断徐州之敌不会再行北援。

        粟裕代司令员便立即同我们研究,下一仗在哪里打、怎样打的问题。

        他的想法是:

        一、经徐州以东地区南下,在海州、连云港、两淮地区作战。

        其目的是削弱、孤立徐州刘峙集团,调敌出援,创造战机;

        打通苏北和山东的联系,取得新的“粮仓”,以支持和准备更大规模的作战;

        亦便于尔后从苏中南渡长江,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渡江任务。

        二、经徐州以西重返中原地区,配合中原野战军逐次歼敌,将敌人打至(长)江边各点固守,为我军渡江创造条件。

        当时,多数同志倾向于出徐州以东地区。

        据此,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之时,于1948年9月24日向军委发电,提出:

        “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

        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

        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时,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该电还提出了战役的阶段划分、兵力使用与主要歼击目标等。

        这是淮海战役建议的首次提出与最初设想(小淮海)。

        第二天,就得到了中野首长的同意和中央军委的批准。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复电中说:“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并估计敌黄百韬兵团即将回到新安镇地区,因此你们淮海战役的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遵照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10月9日,我们在曲阜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重心与部署。

        根据情况变化,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案可选:

        一是“围城打援”,以一部兵力攻打连云港、海州,调动黄百韬兵团东援,在运动中歼灭之;

        二是直接分割包围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力求全歼,并以一半以上兵力打援。

        与会同志多倾向于第二方案,并分析了战场情况发展的五种可能性。

        10月12日,我们将讨论的意见综合上报了军委。

        就在我们研究和上报作战方案期间,毛泽东主席于10月11日又发来电报,明确指出:

        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

        第二阶段攻歼海州等地之敌;

        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淮阴、淮安)方面作战。

        并要求我们(延续)采用“攻济打援”的兵力部署原则,在战役各阶段均以一半以上兵力担负箝制与打援。

        (毛的)电报还提出: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州)徐(州)线,牵制孙元良兵团,以配合华野在徐州方面的作战。

        此电即后来载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的著名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3天后,军委和毛主席再次对歼黄打援问题作出指示,明确了战役首战的基本打法,特别强调要促使敌人产生的第一个感觉是我军意在夺取徐州,而不是歼灭黄兵团。

        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徐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的威胁,则很难赴援。

        当夜,粟总召集我们开作战会议研究如何从各方迫近徐州,造成会攻徐州的态势,以保证主要突击方向顺利围歼敌军的部署。

        10月23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签发了淮海战役预备命令:

        决以10个纵队及特纵主力围歼黄百韬兵团,并箝制运河车站东西地区的李弥兵团,3个纵队由台儿庄渡运河南下,促使第3绥靖区冯治安部起义,在徐州东北形成攻击态势,使徐敌不能大胆东援。

        另外,3纵、两广纵队等部归中野指挥,出鲁西南从西面侧击徐州,拖住商丘、砀山地区的敌军。

        为配合华野在徐州以东的战役行动,陈毅、邓小平依据军委指示,率中野主力于10月下旬解放郑州与开封,并继续东进。

        刘伯承司令员率中野一部在平汉路南段牵制张淦、黄维两兵团。

        这时,中央军委曾考虑:

        要中野主力向南集结蒙城地区,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前出于津浦路南段。

        华野则于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主力直出两淮地区,两军形成战略上的配合。

        后来,陈毅、邓小平认为中野还是在陇海路先歼敌第4绥靖区部队和16兵团为宜,遂建议中野主力不出淮南,于徐州西南的永城、亳县、涡阳地区集结,逐步逼近津浦线,争取打孙元良,牵制邱清泉一部,并威胁徐蚌,与华野配合作战。

        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强调为直接威胁徐州,箝制邱清泉兵团,应进至萧县地区,对徐宿、徐砀两线相机行动为宜。

        我们华野的作战部署,也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作了几次修订,并报告了中央军委和刘陈邓首长。

        10月31日,鉴于淮海战役即将发起,粟裕同志考虑到,这次(小)战役规模很大,需要华野与中野两军密切配合,便向中央军委建议,请已到达淮海前线的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

        翌日,中央军委电复:“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此时,蒋介石还在“集中于徐蚌段”实施“攻势防御”和“退守淮河”这两种方案之间举棋不定,11月初,他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等最终商定集中兵力于徐蚌段两侧。他们认为:这样的部署既便于攻,又便于守,也便于撤。

        因此,命令黄百韬兵团从新安镇地区西撤,确保运河西岸;邱清泉兵团以永城、砀山为中心集结;

        李弥兵团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行动;

        孙元良兵团以蒙城为中心进行“清剿”,掩护津浦线西侧安全;

        第3绥靖区冯治安部守备临城、台儿庄地区;

        第4绥靖区刘汝明部移驻临淮关;

        第9绥靖区李延年部从海上南撤,该绥区所属的44军,后改从陇海路西撤,归黄百韬指挥。

        11月4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签发了淮海战役攻击命令。6日,我们向中央军委报告,决按已定方针发起淮海战役。

        当晚,即率华野主力从赣榆、临沂、滕县、单县地区出发,以新安镇为主要目标,向南开进;

        一部自宿迁向北开进。战斗,首先在新安镇北面的郯城打响。

        华野指挥所开始是在临沂,后到庄坞和马头镇,指挥部队实施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与合围。

        7日中午,粟裕、陈士榘和我发电给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并报军委和陈毅、邓小平。

        要谭王率7、10、13纵迅速南下,切断陇海线东段(黄伯韬向西的退路),并统一指挥自宿迁北上的11纵和江淮军区两个旅,(预备)阻击邱清泉兵团东援(黄伯韬),求歼李弥兵团一部,以保障运河以东各部攻歼黄百韬兵团。

        我们还建议:中野主力在歼灭刘汝明部后(未实现),宜直出徐蚌段,切断徐州邱清泉、李弥兵团等部的南撤退路(此时判断徐州集团意图退却);

        华野主力于歼灭黄百韬后,则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催促中野攻击),孤立徐州,尔后或歼黄维,或歼孙元良,或夺取徐州,则依当时情况再定。

        因为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

        更有利于今后之渡江作战。

        所以,电请陈、邓首长和中央军委予以指示。因该电系午时(11—13时)发出,按照代码称为“虞午电”。

        黄百韬兵团等待44军到达新安镇以东后,于7日自该地西撤。那时,运河上只有一座铁桥,敌军和随同撤退的国民党地方党政机关人员拥挤桥头,争相过河,混乱不堪。

        当晚,我1、4、6、8、9纵立即向敌猛追(此时认为黄伯韬必定在新安镇驻留判断失误)。

        陈士榘参谋长率前指赶往第一线,直接指挥追击行动;

        谭震林、王建安指挥7、10、13纵攻占运河线的重要孔道万年闸大桥后,渡运河南下;

        苏北兵团韦国清司令员、吉洛副政委指挥2、12纵与中野11纵,插向新安镇以东的阿湖地区,8日晚越陇海线,向西迂回追击。

        11月8日,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使我军得以顺利地通过3绥区防地,威逼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

        这是战役发起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此时,我华野部队已完全集中,阻击徐州援敌,全力解决黄百韬兵团的有利态势已经形成。

        战场形势的发展,使我们连休息、吃饭都忘了。待警卫员送来点吃的东西时,这才想到饿了,随手抓点什么,边吃边围在地图前研究。

        粟总同我商量,拟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乘胜扩张战果,力争将南线敌主力歼灭在徐州及其周围。我完全赞同他的想法,因黄百韬部不久将被解决,这样,我华野十几个纵队腾出手来,同中野紧密配合,就可在徐州附近打更大的歼灭战。

        于是,粟总和我于8日联名向陈、邓首长和中央军委建议:

        由于近来全国战场的不断胜利,蒋介石有可能采取下述两种方针:

        第一,将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侯镜如部),继续留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江南及华南防御;

        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

        我们不知老解放区(山东根据地)对战争尚能支持到何种程度,如尚能予以较大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更为有利。

        因为从军事上讲,一旦把敌军的主力悉数歼灭于江北,那么,在尔后渡江作战和最后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就不会遇到太大的抵抗了,江南的许多城市就能免遭战火的损失,从而很快为全国胜利后的经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所以,我们主张在歼灭黄兵团后,不必再按原定计划,以主力向(东方的)两淮进攻,而应转向(西方的)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

        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地区,截断浦(口)蚌(埠)线,错乱敌之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军。

        该电系8日辰时(7—9时)发出,称为“齐辰电”。

        电报发出后,我们收到军委和毛主席11月7日晚来电:完全同意华野11月6日晚呈报的战役部署,

        并指出:“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华东局)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

        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指挥大规模战役的一贯作风和统帅气度。

        对此,我在豫东战役时就(已经)深有感受。

        这个电报,还对战役发展进程和我军歼击目标作出了预测。

        认为我们第一仗估计需要10天左右时间,如能歼敌21个至22个师(整编旅),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

        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但粟总和我仍感到切断徐州之敌的退路(宿县),不让其撤至蚌埠以南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应极力争取这一有利决战态势的形成。

        就在粟裕代司令员与我商量之时,我们收到了军委和毛主席8日复示:“虞午电悉”,“估计及部署均很好”。

        接着,又收到了军委和毛主席9日复示:“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军委在9日当天的另电中,还明确指出:“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

        “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

        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

        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军委和毛主席的来电,肯定了粟裕和我的想法,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

        这样,就把原来以歼灭徐州(东部)右翼集团敌军为主的目标,扩大到求歼徐州国民党军主力,把原来仅限于两淮、海州地区的作战,扩大到了徐州、蚌埠地区,“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

        歼灭黄百韬兵团,是淮海战役的首战,对全战役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军迅速合围、分割黄兵团,以及多路逼近徐州的攻势行动,使刘峙在大战开始前几天摸不清我军的主攻方向和重点所在,直到我军已将黄百韬团团围住时,方才大梦初醒,

        急忙于11月11日下达命令:

        以邱清泉的第2兵团、李弥的第13兵团自徐州沿陇海铁路南北地区东进,救援黄百韬兵团;

        同时,将李延年的(海州连云港)第9绥靖区机关改为第6兵团部,指挥刚从葫芦岛南撤的第54、39军,

        将刘汝明的第4绥靖区机构改为第8兵团,指挥第55、68、96军,于蚌埠集结完毕后,沿津浦线北上宿县;

        孙元良的第16兵团第41、47军进至符离集地区;

        从确山东调的第12兵团黄维部4个军向阜阳、蒙城开进。

        至此,徐州“剿总”集中了7个兵团及其他直属部队共80万人,摆开了与我军决战的架势。

        这场在徐东地区的血战,极为残酷激烈。

        从战役指挥上讲,此仗获胜的关键,首先在于我军除计划以主力前出运河东岸围歼敌军外,还部署了山东兵团经3绥区南插这一着棋。

        这样,就在战场情况发生变化,黄百韬兵团撤逃至运河西岸之际,我7、10、13纵等部在单集、曹八集地区迎头堵截,切断了该敌退路,并与自宿迁北上的11纵等部会合,保证了追击部队对黄百韬兵团的合围,也控制了阻击徐州东援之敌的有利阵地。

        其次,还在于有效地阻止了徐州东援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

        我们以7、10、11纵在徐州以东的大庙一线占领阻援阵地,由10纵宋时轮司令员、刘培善政委指挥,正面阻击邱、李两兵团;

        以苏北兵团韦国清司令员指挥2、12纵、中野11纵和鲁中南纵队,向徐州东南郊急进,侧击邱、李兵团,并在大王集歼灭了由睢宁向徐州撤逃的第107军。

        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歼击黄百韬兵团的行动。

        为便于对部队实施及时的不间断的指挥,我华野指挥所尽量靠前,进至陇海路南土山镇附近。

        这时战况报明:

        在陈士榘参谋长指挥下,我追击部队已将黄百韬兵团合围于碾庄圩地区,并在窑湾地区歼灭了第63军。

        碾庄圩地区村落密集、地基高(目的是防洪水,当地称“台子”),多水塘、水沟,一个村庄由几个台子组成,台子之间是水塘、洼地,大部分村庄有围墙和外壕。其中,碾庄圩是个百余户人家的大村子,有两道圩墙和水壕,水壕宽10多米,水深1米多。李弥兵团在此驻防时已构筑有工事,黄百韬兵团到这里后,利用村庄、台子和原有工事,逐村设防,加修工事,使每个村落都成为环形的野战防御阵地。

        因我军由野战迫击转入村落攻坚,未及时转换战术,仍然是猛冲猛打,在已有野战工事的敌军火力杀伤下,部队每攻一村,费时费力,伤亡较大,进展较慢。

        14日晚,粟裕代司令员及时召集会议,决定调整部署:

        改由指挥机构比较健全的山东兵团统一指挥,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改急袭为强攻,做好充分准备,利用近迫作业接敌,逐村逐堡攻击;同时集中榴弹炮、野炮、山炮80门,组成数个炮兵群,对敌炮兵进行压制射击,并以特纵坦克大队参战。

        这样,便加快了战役进程。

        随后,我华野指挥所即西移双沟附近,继续指挥阻援方向的部队行动,并密切掌握攻坚方向的进展情况。

        这时,徐东阻击战也进入关键时刻。7、10、11纵打得十分英勇,尽管这一带地形开阔,除少数丘陵小山,基本上无险可守,但他们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以顽强的阻击和反击行动,死死地顶住了敌军。

        邱清泉、李弥兵团集中了最精锐的第5、8、9、70军等部队,动用几百门重炮和数十辆坦克,并以空军支援,强攻了3天,才前进不到20里。

        15日,顾祝同到徐州督战,刘峙决定使用总预备队第74军。

        我苏北兵团的第2、12纵队与其在房村遭遇,给予迎头痛击后,我军直趋潘塘,形成了对徐州及其援敌的侧击之势。

        其间,军委曾几次来电,要求我们在歼击黄百韬兵团之战接近尾声时,阻援集团放开正面,张网以待,准备合围邱、李兵团。

        粟总和我研究后,作出了部署:

        令7、10、11纵退至大许家以西;

        苏北兵团与潘塘之敌脱离接触。(放邱李东进)

        并向军委建议:

        放邱、李兵团东进的时机不能过早,应视解决黄百韬兵团的进展情况而定;

        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组成一个强力兵团,

        或先攻徐州,

        或协同中野打黄维,

        或加强山东兵团歼击邱、李兵团。

        军委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明确

        中野在南线先打宿县之敌,然后或阻或打黄维,华野在北线歼灭黄百韬后,

        首先要完成对邱、李兵团的包围,隔断徐州与邱、李的联系。

        并强调不要同时打两个目标,一切等华野歼灭黄百韬和中野歼灭宿县之敌后,再定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根据军委和毛主席指示,16日凌晨,中野部队攻克宿县,切断了自平汉线以西赶来的黄维兵团和位于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徐州的通道,封闭了徐州之敌沿津浦线南逃的大门。

        这是战役发起后的又一个大胜利,标志着淮海战役从徐东会战发展成为南线决战,为夺取战役全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态势。

        11月16日,军委和毛主席电示:“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近80万人左右,

        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

        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

        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

        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十分敏锐地把握战争发展的形势,适时作出了这一重要决策,从而为华野与中野密切协同,实施更大规模的决战,确保歼灭刘峙集团主力于长江以北,提供了组织领导上的坚强保证。

        经过重新部署后,我军于11月16日再次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攻击,至19日,在前、后黄滩歼灭了敌44军和100军残部。当晚22时,总攻碾庄,我4、8、9纵3把尖刀,一举突破敌军防御阵地,将敌兵团部及第25军大部歼灭,接着又直趋大、小院上,于22日全歼敌第64军及25军残部,兵团司令黄百韬毙命,64军军长刘镇湘被俘。

        淮海战役首战告捷。

        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我华野在中野的密切配合下,斩断了徐州之敌的右臂,共歼敌一个兵团部和6个军,1个绥靖区所属两个军大部起义,并给予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而突然的攻势面前,指挥失当,部署错乱,终于失地丧失,遭致失败。

        刘峙开始既令黄百韬兵团迅速向徐州收缩,又为接应自海州西撤的44军,令黄百韬推迟两天自新安镇撤退。黄百韬兵团于11月10日进至碾庄圩时,李弥兵团却按刘峙的命令,于9日自曹八集撤往徐州。这就给我军合围分割黄兵团提供了战机。如果黄、李两兵团连接后再撤的话,将会增加我军分割合围黄兵团的困难。

        据说,黄百韬阵亡前有“三不解”的哀叹:一、为什么自己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44军两天不走;二、既然在新安镇等了两天,为什么不派出部队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有东援我部之任务,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们西撤。

        就这样,在战役指挥上,敌人为保住一个军,结果丢掉一个兵团,又为了保住这个兵团,结果丢掉五个兵团。敌人的指挥错误和失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又是必然的。

        黄百韬兵团被全歼之际,中央军委、刘陈邓首长以及我们都在考虑下步行动问题。

        经过反复商议,最后,军委和毛主席确定了在南线先打李延年、再打黄维之方针。

        我们在组织攻歼黄百韬兵团的最后阶段,从战场抽调4个纵队分两批南下迎击李延年,以7个纵队监视北线邱、李、孙3个兵团,确保南线中野全力对付黄维。

        我们还建议中野,可于南坪集、孙疃集线作为歼击黄维兵团的战场,得到中央军委和刘陈邓首长的肯定。

        这时,中央军委的意图和部署是:

        在我军作战重心逐步转向南线后,以中野全力打黄维,华野全力歼灭李延年、刘汝明部。

        只要在宿县以东地区迅速歼灭李延年部,再将刘汝明部驱至蚌埠,黄维兵团就孤立了。

        尔后,中野与华野密切配合,再打一个歼灭黄百韬兵团那样的大仗,取得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

        粟裕同志曾经问我,在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敌军可能有几种变化?我的看法是:

        一,徐、蚌、蒙三处敌军以宿县为中心对进,打通南北联系;

        二,黄维兵团发现有被我包围之征候,即可能向蚌埠收缩,会合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再行北进;

        三,黄维被围攻,情况紧急时,徐敌可能倾全力南援。

        我比较担心的是第二种情况,因南面两路敌军分则弱、合则强。

        若黄维兵团按第一种情况,从蒙城地区取捷径向宿县攻击,因这一带是我们抗战时打游击的地方,从地形上讲,河流多,皆为淮河支流,又都是西北东南流向,层层阻隔,不利于他们这样的机械化部队开进与展开。

        如果他们先到了蚌埠再北进,对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也能起到督战的作用。

        11月23日,蒋介石将刘峙和杜聿明召至南京,训斥他们指挥无能,损兵折将,并决定以徐州之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向符离集进攻,以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和黄维兵团分向宿县进攻,以求“三路会师”,打通徐蚌线。

        在徐州“剿总”的催促下,黄维兵团进展很快,其先头部队已达南坪集地区,正与中野部队激战,一部已突过了浍河。

        24日上午,我们收到刘陈邓首长给我们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认为因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迟迟不进,而歼击黄维的时机甚好,

        “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

        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

        粟裕、陈士榘和我立即于当日午时复电总前委首长和中央军委并告韦国清、吉洛:“我们当遵命,首先以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对刘、李暂采阻击与歼灭其一部之方针”。

        在北线,决以7个纵队全力阻徐敌南援,对南线的部队也迅速作出调整。

        下午3时,中央军委、毛主席也给刘陈邓和我们发了电报:

        “(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

        (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

        (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充分肯定了总前委首长的建议。

        从24日到25日,我们作出的部署调整是,将中野11纵队归还中原野战军建制,调华野第7、11纵和特纵一部集结于宿县以南,准备参加对黄维的作战行动。

        华野指挥所率10纵南下进至时村以西地区,作为预备队。

        以韦国清、吉洛指挥第2、6、13纵阻击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保障中原野战军的翼侧安全。

        在北线,由谭震林、王建安指挥7个纵队(1、3、4、8、9、12、鲁中南、两广纵队)监视徐州近郊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坚决阻其南窜,以确保南线战场我军的行动。

        中野于11月25日对黄维兵团达成了合围。

        此时,南线的李延年兵团已撤逃蚌埠。

        我们即决定留6纵在蚌埠以北监视李延年,野司率2、10、11纵北返宿县附近集结待机,以确保南线战局的顺利发展。

        28日,中央军委、毛主席给总前委和我们发来电报,指出:

        在解决黄维后,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武汉逃跑的可能。

        尔后,又估计敌有可能向连云港从海上逃跑。

        我们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行动部署问题,有的同志主张把主力放在徐州以东及两淮地区,以防意外;

        有的主张围死徐州,不让敌军出来。

        粟裕认为:敌放弃徐州的可能性很大。如经连云港海运南逃,船只、码头都有困难,遭我尾追后将背海作战,招致全军覆灭;

        如走两淮经苏中南逃,该地区河川纵横,不便于大兵团行动,且均为我老根据地,难于逃脱;

        如沿津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则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可与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一举两得,故敌走此路的可能性较大。

        我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和判断。

        战役进行到此时,敌军撤出徐州,无论朝哪个方向逃,都已是强弩之末,再想“退守淮河”,已不大可能。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让其与黄维兵团会合,影响中原野战军的攻黄行动。

        因此,粟总和我们研究决定:华野主力成弧形部署在徐州以南的津浦线两侧,确保中野歼灭黄维兵团。

        同时,待徐敌离开坚固设防的城池后,准备在野战中将其一举歼灭。

        敌军企图逃跑,我们整夜都守在作战室。

        12月1日凌晨得悉,徐州守敌三个兵团连同大量地方党政人员正向西南撤逃。

        据已先抢占徐州的我12纵报告,他们在萧县附近俘虏了邱清泉部第200师的一名士兵。

        当时,谭震林副政委判断,杜聿明集团主力还没走远,因杜不会丢下邱单独走。

        我们商议后,决心追歼杜聿明集团于徐州西南地区。

        粟裕代司令员即命令各纵展开迂回追击、平行追击与尾追,并将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

        3日上午,杜聿明部正向永城开进途中,国民党空军派飞机空投蒋介石手谕,令杜聿明转向濉溪口,取捷径解救黄维。杜聿明明知改变行进方向凶多吉少,但对蒋介石的命令不敢不执行。这是杜聿明被俘后,我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

        杜的日记,对每日生活之所得,对时局、战争之评述,颇为详尽,也有一定见解,字里行间,有不少对“老头子”(指蒋介石)指挥的不满。我认为这本日记有些价值,看完后便交给华野政治部,后来不知去向了。20世纪60年代,杜聿明先生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我们在开会时见过几次面,想起此事,总觉遗憾。假如杜先生的日记还在,我定会物归原主的。

        12月4日,我军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将杜聿明集团30万之众合围,并迅速在南面组织了坚强的防御,阻止该敌与黄维兵团会合。杜部在东、北、西三面遭受我军猛攻,连续向南突击,也未能得逞。后来,杜聿明下令分路突围,接着又决定固守,结果是“锣齐鼓不齐”,孙元良的兵团部及所属第41、47军在突围时被歼,孙元良仅率少数随从逃脱。邱、李两兵团8个军20多万人,没有突围,被我逐步压缩在陈官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只好就地增修工事固守。

        12月10日,陈毅司令员打来电话,说歼灭黄维兵团可能还要7至10天。

        我们也感到,中野、华野在南北相距约60公里的地区内,分别围住了敌军的两个重兵集团,蚌埠北上的援敌距黄维兵团只有40公里,蒋介石正想方设法从武汉白崇禧集团中调兵增援徐州。如相持日久,情况可能发生变化。

        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商量后,乃建议再抽一部兵力配合中原野战军歼灭黄维兵团,先解决中间这一坨。

        尔后,中野负责阻击蚌埠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我华野再歼杜聿明集团。

        总前委当即同意并报中央军委,批准了我们的建议。于是,华野在原已参加攻歼黄维兵团的7、13纵和特纵一部的基础上,再由陈士榘参谋长率3、11纵、鲁中南纵队和特纵一部,前往双堆集地区参战。

        12月15日,黄维兵团全部被歼。

        这时,我们野司在濉溪口附近的相王城,指挥部队合围和歼灭杜聿明集团。当地群众向我介绍,相王是商汤时期的一个诸侯,最早发明了马车,他赶着马车到此建城,相王城距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粟总和我登上城边的相山,望着陈官庄一带浓烟滚滚的战场,听着隆隆的炮声,感到胜利已经越来越近。

        此时,在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已经发起。为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军委和毛主席两次打电报给粟裕,指示华野部队,对杜聿明集团暂时“只作防御,不作攻击”,转入战场休整。

        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已40多天,甚为疲劳,时常吃不到油盐,也需要及时补充,以恢复与保持体力。粟裕、陈士榘、钟期光和我签发电报,建议华东局、军区首长慰劳参战部队,平均每人5包香烟、半斤猪肉,举行一次会餐。中央军委为此专门发电:“前线将士浴血歼敌,辛劳备至,粟陈钟张所提,亟应照准。兹由军委决定,凡我华东、中原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以每人猪肉一斤,香烟五包,凡不吸香烟者,得以其它等价的物品代替。此项款物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分担”。

        此前,毛主席预见到歼灭杜集团已不成问题,曾于12月12日指示总前委:“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至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

        17日,总前委在萧县的蔡凹召开会议。蔡凹村北面是条小干河底,也许是因此得名。我们华野指挥所就设在村北的一个农家。听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首长要来开会,大家都很高兴。我要机关准备会场,安排好刘陈邓首长的休息住房。准备停当后,我早早就到村子外去迎候首长。小平同志一下汽车,就风趣地说:“你们住这么大的村子,不怕飞机炸?还是要‘怕死’一点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插了一句:“现在蒋介石搬家都搬不赢,顾不上来炸我们了”。粟裕对刘伯承司令员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已经有17年没有见面了!”

        几位首长在淮海战役即将全胜之时,相会蔡凹,都显得特别高兴。他们着重研究了明年夏季渡江作战方案和对部队整编的问题。休息时,还一起照了相。这张宝贵的5人合影,使人们今天得以重睹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战斗风采。当时,总前委首长要我们华野的几个部门领导参加,但我们谁也没有靠上去。今天想来,还真有几分后悔,因为这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啊!

        会后,刘伯承、陈毅同志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邓小平同志返中野司令部驻地宿县临涣集以东的小李家。

        12月下旬,天气骤变,接连10多天的雨雪交加。敌军粮弹两缺,饥寒交迫,不得不靠宰杀军马、吃树皮为生,士兵饿死冻毙者日众。蒋介石不断派飞机空投粮弹,最多时每天出动120架次,但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争抢空投的大木、大饼,敌军架起机枪,互相残杀。飞行员在我对空火力射击下不敢低飞,只能在高空投放,不少空投物品飘落到我军阵地上。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队中,出现了以手表、戒指、银元、手枪等换取柴米、大饼、罐头的奇特市场。我军大力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火线喊话、赠送食品、散发传单等。毛主席还专门为淮海前线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对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20天内,敌副师长以下1.4万余人携械向我投诚。经过战场诉阶级压迫苦,广大新解放士兵很快就懂得了解放军是为人民谋解放的军队,立即摘掉帽徽,调转枪口,参加我军作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即俘即补”、“即补即战”。

        经请示总前委并报军委和毛主席同意,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于1949年1月2日在蔡凹签发作战命令:决趁杜聿明集团尚未得到充分补给和动摇恐慌之际,发起总攻。首先歼灭较弱的李弥兵团残部,尔后乘胜扩张战果,歼击较强的邱清泉兵团残部。以3、4、10纵、渤海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两个旅,统由10纵首长指挥,由东向西攻歼李弥兵团;山东兵团指挥第1、9、12纵和35军(济南战役起义的吴化文部改编)由北向南,苏北兵团指挥第2、8、11纵、鲁中南纵队由南向北,分割邱兵团与李兵团的联系,同时防止敌军突围;6、7、13纵、两广纵队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等部为预备队;特纵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兵团炮兵,协同主攻部队作战。各部统于1月6日发起攻击。

        6日15时30分,我军发起总攻,以绝对优势的炮兵火力,掩护步兵对据守各个村落之敌实施连续爆破,并利用20天来挖掘的交通壕,迅速突入敌阵地。仅仅用了两天时间,我军就攻克36个村落据点,敌防御体系开始瓦解。1月9日,敌军连续向西突围,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率大批战机到陈官庄地区上空助战,并投掷催泪毒气弹,掩护突围。当晚,10纵宋时轮司令员打电话给我,说敌已全线瓦解,他已令4、10纵并肩出击,楔入敌突围部队中,将其分割,现正激战。我立即报告了粟裕代司令员,他当机立断,命令我军全线展开猛攻。至10日16时,全歼杜集团,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化装成伤兵只身逃脱。通过第三阶段的作战,我军共歼灭杜聿明总部、邱兵团部及其所属的5个军和李兵团部及其所属的3个军。至此,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一役,我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60万对80万,以少胜多,创造了我军历史上战役规模最大、歼敌人数最多的光辉记录。毛泽东主席曾经称赞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每当我想起淮海决战

    • 家园 补充一下我摘抄的网上的谈大别山的一些相关资料,大家可以看看

      7月1号左右,应该是中央直接电报陈粟谭,确定方针是四路分兵、各打各的,,歼灭敌人越多越好。感觉这时候上下都有点过于乐观。

      两个纵队到鲁南,是之前孟良崮六纵潜伏鲁南出奇兵。想用同样的策略,结果此一时彼一时。。。

      (好像还提到过更长远的两三个纵队出击到闽浙赣的想法。?不太确定)

      到1947年7月中旬,中野攻羊山集时,几乎同时攻击汶上、济宁、滕县、邹城、临朐。结果除了中野集中全力拿下羊山;其余各处兵力不足,都拿不下。然后就是都暂时丧失战斗力。

      豫东战役华野西兵团整个打残了,北撤休息,老耄三令五申打济南,都拖着。

      最后还是山东兵团动手。

      邱清泉又没受什么重创,何来双方都要歇口气。

      国军控制了战场。

      山东兵团马上拿下了兖州,

      然后就是中央要拿下济南,粟裕各种叫苦。各种拖。

      最后山东兵团为主拿下济南。

      这就是9/10月份的事了。哪来什么顺便打临沂?

      因为刘邓直出大别山,实际是由华野西兵团展开于豫皖苏,在江淮河汉间机动。

      结论:真正存在的问题是刘邓陈粟两军如何合力打破顾祝同系统。而不是其他任何问题,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在战局发展中解决此问题的执行方案。

      1947年5月4日,军委终于直接拍下来(不等你了,我来说)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

      (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反击国军进攻)。

      (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以前完毕,

      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

      或打郑汉,

      或打汴徐,

      或打伏牛山,

      或打大别山,

      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

      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

      作者:金州铁匠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814709/answer/1266742398

      6月初,在同意刘邓休整至月底后,军委再次强调

      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指导刘邓提高警惕、做好最坏的打算)

      6月底,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向南出击。到7月23日,军委终于提出跃进大别山的计划。

      华野七月分兵,军委准备以陈唐部加入中原战场。

      陈唐应以一部钳制邱、吴,主力迅速行动,放手歼击陇海线上及其以北地区分散孤立薄弱之敌,扩大该区战场,钳制邱、吴于该区内,待其分散时相机歼其一部。

      陈唐不可轻出陇海以南,仅在必要时可临时以一部或大部出至陇海、新黄河、淮河之间机动。

      尔后,陈唐可往来陇海南北机动,并可以一部回至鲁南配合主力(刘邓)作战。(扫清刘邓的屁股)

      7月29日,直出大别山的计划再次被修正,又回到了出击豫皖苏。

      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

      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

      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根据陈粟的意见,军委又考虑陈唐与叶陶会合作战,不要过湖西以利刘邓之行动。

      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

      因为准备山东全军内线作战两个月,又改回去了。

      变成了两个月后看(刘邓)情况,逐步向南发展,或者直出大别山。

      但是!!!军委话音刚落,7月30日刘邓又决定:现在就直出大别山!

      我们当面有敌19个旅,至少有10个旅会尾随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

      大别山和晋冀鲁豫的联系又没人了,军委又做出部署调整:

      我们仍主张粟裕迅即绕道聊城去郓城,指挥陈唐、叶陶五个纵队在郓城地区休整。

      就现有兵力在鲁西南积极策应刘邓作战,不可丧失时机;陈唐、叶陶到豫皖苏后,照刘邓虞电,在该区活动一时期,掩护刘邓南进。

      尔后即活动于陇海南北地区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军委并询问华野的作战计划,

      陈毅不在,粟裕单独回复:

      西兵团目前应位于鲁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以一部挺入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敌人。

      刘邓挺进大别山,背后必须有跟进部队。出击是一步一步来的,逐渐向前延伸。

      小河会议,陈赓参加了,彭总参加了,贺龙也参加了。彭总如同支持抗美援朝一样,支持了主席的意见,在会议上指出:九十万人养九万人,甚至不能维持三个月。

      有人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种思想必须解决。

      有了彭总的支持(陈赓部已划为彭总指挥,彭总意见至关重要)经过这次会议,终于确定了陈赓部不去陕北,而改为出鄂豫陕。

      刘邓为什么突然又改变计划变成要直出大别山了?

      接到军委直出大别山的指示后,刘邓沉默。

      27日,先按捺不住的是陈粟,他们说:坚决拥护新方针,在具体执行上我们有点话想说:

      内线大量歼敌完全可能。

      迅速插入敌后作大发展,是能逼敌迅速回头,减轻(中野的)正面压力和解放区痛苦。

      但没有(华野的)根据地依托,大规模作战困难太大。

      是否再内线再歼敌一个月,等九十月底,雨季过了,解决了棉衣,对我便利较多。

      先派先遣队预先打下基础。

      28日,刘邓:坚决拥护新方针。

      (一)南渡黄河后因连续作战,战果不小,但损耗甚大,伤亡约一万三千人,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

      (二)经费已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发生冬衣困难。如果在陇海路南北坚持两个月时间,并消灭其八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

      但我们积极做行动准备,立即休整半月。

      如能在八月底补充五万新兵(包括谢陈各部),东北支援一批炮弹,则阵容更为整齐。

      29日,军委同意了刘邓陈粟的意见。

      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八月出潼洛线,切断陇海路,调动胡宗南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作战。

      29日刘邓汇报计划:

      来电奉悉,当遵照准备,惟照当前情况,我必须于休整十日后再找时机歼灭王仲廉三五个旅,才能打开南进通路。

      因此,恐一时难于得到很好的休整,出动时间适合势不可能,如陈士榘、唐亮兵团转到鲁西,又当别论。

      我部在羊山集之战中伤亡近万。

      根据目前敌情,确系很好的运动仗机会,可惜我们已甚疲劳,请考虑陈士榘、唐亮兵团接叶飞、陶勇两纵队后适时转至鲁西南打一两仗后向东,是否可能,请陈粟谭示复。

      简单说:刘邓觉得部队疲劳,再打一仗有困难。需要陈唐叶飞四个纵队加入战场打这一仗。

      30日,军委批准了这一计划:

      如陈唐到鲁西,则与陈唐协同打一仗,然后留陈唐于路北,你们出路南。

      陈唐叶陶8月1日会了师,并且向刘邓靠拢。

      30日这天,刘邓突然推翻了自己提出的30日已经被批准的会合陈唐叶陶这个“甚好”的计划:

      直趋大别山。

      陈唐叶陶如果加入鲁西南,国军大批部队会尾随跟进。

      并不是简单的陈唐叶陶从天而降,国军徒唤奈何。

      很可能给国军造成一种可在鲁西南决战的态势。

      陈唐叶陶加入鲁西南,会导致五军及欧兵团也跟进追击而至。这仗并不好打。

      刘帅本来想合兵打一仗再去,结果发现合兵有可能引发大战,加上黄河汛情将至,于是改来改去选择了去大别山。

      7月23日,伟人提出建议,刘邓直出大别山,叶陶南下闽浙赣。

      7月26日,27日,两次催促刘邓,立即集结休整准备南进。

      7月27日,陈粟回电,困难太大,委婉地不赞成,建议内线作战1个月后再考虑。

      7月28日,刘邓回电,困难多,非常委婉地不赞成,建议先陇海路打两个月再考虑(刘邓在不赞成时提出的困难,都没考虑到(一)黄泛区行军很困难,重武器会全丢掉。(二)大别山群众基础会那么差,桂系在那边民团会搞的那么好。

      在这两个以后最大的困难当时都完全没想到的情况下,就不太赞成的)。

      7月29日,伟人回电,同意大家的看法,刘邓先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再说。

      山东全军也两个月后再说。

      7月30日,刘邓突然转向,给中央回电,准备休整半月后,就直出大别山

      (伟人收到这份电报后可能也是有点懵逼的,因为伟人在7月30日也给刘邓发了两份电报,

      第一份还说你们提的歼敌3-5个旅打开南进通道的计划甚好。

      注意作战前至少要休整10天,同时必须两个战役间争取休息。

      第二份就变成如果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那么需要做好如下准备工作)。

      而且刘邓实际并未休整半个月,8月7日就开始直出大别山了。

      1947年8月27日进入大别山

      1947年12月11日,刘撤出大别山

      1948年2月19日,邓撤出大别山

      1948年3月28日,主力全部撤出大别山,后撤500里。

      出征时12.4万人,转出后5.86万。重武器全丢。

      伟人7月29日的电报原文(详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158页,原电文见我后文附注),我们会发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是属于原电报第二点的内容,也就是陈赓兵团负责的内容,和刘邓大军并无关系,因为只有陈赓兵团才能调动胡宗南,刘邓大军并不能调动胡宗南。最后实际也是陈赓兵团调动的胡宗南。

      陈谢南下吸引胡宗南,从而缓解陕北困难这个点都意义不大,因为陈谢是8月22日才强渡黄河,吸引胡宗南兵力的。

      8月20日,彭总已经取得沙家店大捷,用伟人说法“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

      反对造原子弹的那些人都有谁?说让陈毅元帅穿上裤子的就是他。后来运十下马的还是他。

      毛对挺进大别山有几种情况的预测,最后的结果就是预测的情况最差的一种。所有你说的这些全未实现。

      1月2日伟人提出挺进中原要求,经过长期准备,多次要求,6月23日中野正式行动转入外线,但是此前7个月一直都没有提出过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个选项,这是直到7月23日,已经外线出击一个月后才提出。

      因为刘邓在大别山站不稳脚跟,华野西兵团提前中止了扫荡江淮河汉间,建立根据地,创造战场的任务,和陈谢发起平汉路破袭站。

      小河会议决定陈庚改为出鄂豫陕,以迫使胡宗南分兵的方式帮助陕北,而不是直接加入战场。刘邓部于是有了和陈庚呼应的需要,

      本来刘邓的计划战线范围向西是要到潼关的,现在陈庚来了,刘邓就要向东向南延伸,

      于是直出大别山应运而生。

      但是刘邓陈粟均认为不太合适,大家决定再打两个月看看。

      只是刘邓突然改主意,实在是有点奇怪。

      其实从后续电文看,军委在收到刘邓陈粟的意见后,对于直出大别山没有特别明显的倾向性。

      刘邓发电承认北渡黄河加重山东。

      刘邓不愿意出豫皖苏,刘邓真实的意图是在鲁西南继续作战,这样背靠解放区,实在不行了就把部队拉到黄河以北。这事他们之前就干过。

      但是主席对这个意见很大,对刘邓的要求是:不要在鲁西南磨蹭了,出击到豫皖苏。

      继续呆在鲁西南这条路基本不会被批准了,剩下出击豫皖苏和直出大别山二选一,还是山上安全些。

      据中野作战科科长张生华后来的回忆(见刘伯承回忆录326页),此时国军开始围过来,黄河水大涨,传言蒋要炸堤,危急。但矛盾的是文中提到在8月6日的作战讨论会议上,虽然都知道了黄河决堤风险,但许多人仍然坚持要内线多打几仗再说。而7月30日刘邓已经下决心跃进了,怎么会到8月6日的作战讨论会上还讨论要不要跃进,这又是自相矛盾的。

      要求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和要求陈粟赶紧七月分兵,这两个是连续的决策,本质是一样的,结果也是类似的。最后都是刘邓和陈粟,在结束后还必须在内部做很多思想工作,宣传强调这两件事的战略意义。

      1947年7月10日,伟人写的《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

      (一)第一年作战,除山东外,一切区域均已将敌战略进攻停止,并已转人我军之进攻。

      敌在陕北虽尚有进攻能力,由于地形等条件,已变为游击性的,我军已能主动作战;东北及太行早已采取攻势;五台自改善领导后亦能主动作战;山东敌集中攻我鲁中,估计亦难持久,我军将逐步转人攻势。

      (六)第二年我军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其它略)

      此时离千里跃进大别山还有1个月,此时伟人还没提出跃进大别山。

      军委48年元月的电报《对大别山区作战部署的意见》提到“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

      应是主席对挺进大别山的评价。

      另外刘邓吸引了国民党军的大批机动部队,使得陈粟能顺利地挺进豫皖苏,恢复豫皖苏根据地。

      军委才在47年10月3日给陈粟的《陈粟部在一两个月内应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和4日给刘邓并告陈粟的《在新区作战的方针》中强调,近期应以小仗为主,分散一部分主力部队消灭国民党地方武装,巩固新建根据地。

      “……使敌主力置于无用之地,疲于奔命,而我则于短期内歼灭了敌之爪牙,建立了我之根据地,为不久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

      此种工作看似不甚重要,实则具有伟大战略意义。”“……陈谢十个旅分散五个旅于豫西、陕南十余县,打民团、土匪、保甲及一团营之正规军,集中五个旅打中等规模之仗,甚有效力。

      陈粟目前情况,则宜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歼敌,过一时期后,再集中六至七个旅往来机动,打中等规模之仗。此种办法可制敌死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如有有利之机,我军是不放过大歼灭战的,如47年10月24-27日之高山铺战斗。

      联系上下文,伟人这段话所有目的就一个,希望陈粟刘邓配合解决大别山站不稳的困难,确立大别山根据地。并不是他认为跃进大别山是南线胜利重要环节,而是在此时此刻,大别山很困难的情况下,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对南线胜利重要。

      从实际结果来看,也不是那么重要嘛,在伟人这份电报前1个月刘已经撤出了,1个月后邓也撤出了,两个月后,主力全部撤出了。

      47年12月,刘邓一部向江汉、桐柏、淮西(刘率1纵进入此区)发展,注意是发展,是撤离大别山去这些地方。

      48年2月,邓主力撤出大别山。

      华野9月即出击外线,国民党军11月开始重兵围攻大别山。

      8月底进入大别山,9月底占了20几个县。12月刘带领后指过淮河。

      江汉桐柏还搞出了点样子。

      邓的前指2月和大别山分手。大别山根据地全丢光。

      原先我们占领了二十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

      过去山东啃骨头,我们在冀鲁豫就吃肉

      总设计师这么说,做思想工作而已。

      同志们一定感到是个谜,同志们的看法是真的,需要设计师开导。

      各部队这种报告都很多,都是结果不如意的时候。

      中原局都被从大别山打出来了,险些被11师包了饺子,刘帅直呼是李逵背娘,险些把娘送了虎口。

      战略上是刘邓在中原北部作战失利,然后北部放是一个包围圈,所以只能选择向南

      在不是解放区的地方,还是可以了。

      至少补给从当地上不是一无所有。

      想想西北路军,刚刚进入东北的红军,还有刚刚进入苏南的粟裕部队。

      47年底,中共的军队基本上被压到黄河以北,在此情况下,就存在可以将华东地区国民党调到东北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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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资料和大别山跃进地图是基本符合的。

      中央军委电:

      我们仍主张粟裕迅即绕道聊城去郓城,指挥陈唐、叶陶五个纵队在郓城地区休整。

      就现有兵力在鲁西南积极策应刘邓作战,不可丧失时机;陈唐、叶陶到豫皖苏后,照刘邓虞电,在该区活动一时期,掩护刘邓南进。

      尔后即活动于陇海南北地区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军委并询问华野的作战计划,

      陈毅不在,粟裕单独回复:

      西兵团目前应位于鲁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以一部挺入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敌人。

      刘邓挺进大别山,背后必须有跟进部队。

      在这里的确有一个安排,就是刘邓指挥陈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实现。实际上,刘邓一直在致力于逃跑。粟裕本身也不是很愿意为刘邓指挥(个人看法,能力相差太大,不堪入目,粟裕大兵团能力远超刘伯承)。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淮海战役。才有了,刘陈邓说电话不好,交给了粟裕全部指挥权。注意,此时,淮海战役总前委根本没有成立。总前委完全是为了歼灭黄维和杜聿明成立的,但是,邓身为前委总书记并没有管理歼灭杜聿明的任何行为,包括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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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野大举出动之前的10月31日,鉴于刘汝明弃商丘、孙元良弃郑州,各路敌军正纷纷向徐州收缩,而中野主力(四个纵队)也已东来,粟裕特别向军委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在此种态势下,粟裕主动请求由“陈、邓实施统一指挥”,一方面,是“敌变我变”的形势所需,因为我两大野战军,正从原定的“配合作战”逐渐演变为“联合作战”;

      另一方面,也是粟裕的高风亮节所在,他担心“陈、邓”碍于中野自身实力有限,不方便首提这项动议。

      为什么粟裕只提及“陈军长、邓政委”来统一指挥,而非“刘、陈、邓”呢?前文已经说明,刘司令员当时还远在豫西,并未确定赶来徐蚌战场,毕竟牵制住敌人最精锐的黄维兵团,也是“小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军委次日复电同意了粟裕所请,即着陈、邓统一指挥战事,然而陈、邓却在11月2日的复电中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其实是陈、邓两位首长最初予以“婉拒”的意思,这里面有两层原因:

      其一是中野全军只有三分之二的兵力抵达战场,华野仍然要唱绝对主角,在原定作战计划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贸然接手指挥权不太合适。

      其二是有实际困难,之前中野分兵时,刘司令员、李参谋长带走了野司的电台,邓政委、陈副司令员是暂时跟随四纵司令部行动的,而陈赓手里的电台,可以跟军委联络、可以跟中野各部联络,却不能直接与华野联络。

      也就是说,“粟谭”和“陈邓”两部在短时间内,尽管都可以跟军委进行联络,双方却不能直接沟通,那又如何能够“统一指挥作战”?

      因此过早地实施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在条件上确实也不成熟,搞不好是要贻误战机的。

      如果“陈、邓”首长当时具备指挥条件,比如陈赓纵队拥有可以跟华野联络的大功率电台和密码本,那么早在11月6日战役打响之前,我军在淮海战场就应该实现了统一指挥,恐怕后来也就不会出现关于这方面的误解和争议了。

      哈哈哈。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正式下达了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命令,军委在命令电的结尾清晰指出:

      “。。。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召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由刘陈邓任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解释几个问题,其一,为什么还要通知华北局?因为淮海战役的地方部队出任务,以及支前工作还包括了“冀鲁豫军区”,这是隶属于华北军区的二级军区,奉命也要临时接受总前委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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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总前委是在华野、中野的前委委员中,选择党内职务、军队职务最高的五个同志组成,由于华东局饶书记不是华野前委成员,是以不能入选(详情参看笔者之前的文章)。

      其三,总前委在淮海战役进程中,有权“临机处置一切”,也就是代表中央军委行使整个战区的最高指挥权,包括作战、后勤、人事等所有方面,否则还叫什么“处置一切”?

      其四,任命“刘陈邓”为常委、且以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那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在总前委成员中,以小平同志的党内排名、党内职务最高,而另外两名常委,分别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原野战军司令员。

      也就是说,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三名常委,同时也是两大野战军的军政主官,掌握着绝对的军事指挥权,毕竟粟裕的职务前面还都有个“代”字,而陈毅虽然暂时挂职中野第一副司令员,仍然兼任华野军政主官。

      总前委的最高指挥权,不仅仅限于组织层面,还体现在具体的战役指挥中。

      “刘陈邓”考虑到黄维兵团孤军深入,与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拉开了一定距离,立即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更改粟裕之前提出的“包围黄兵团打而不全歼,争取诱歼东援之邱、李两兵团”的作战计划,调动原在徐州以南打阻击的中野主力和华野一部,立即转为进攻姿态围歼黄维兵团。

      西柏坡的回电第一时间就到了:“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进一步指示道:“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也就是说,中央军委已将淮海战役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总前委,且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注意,这已经是军委第二次在电文中,重申“刘陈邓”有权临机处置一切,权责规定得非常清楚了。

      都看过《神探狄仁杰》电视剧吧?狄阁老每每拿到的圣旨里面,都有“替天巡狩,便宜行事”之权,喏,就是这个意思。(精彩的马屁)

      粟裕将军也是总前委委员,既可以参与总前委的工作和讨论,也要服从总前委的决议和命令,这是没有任何含糊的。

      由于粟裕、谭震林必须坐镇华野司令部,某种意义上,淮海战役的指挥核心,其实是在中野司令部。

      有一个军事常识读者必须理解:“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为败”,换句话说,在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之中,近60万人民解放军和数量更加庞大的地方武装、支前队伍,只能有一个指挥中枢,如果令出多门,那不乱套了?

      这一点甚至连对手也很门清,众所周知,敌人的“徐州剿总”总司令为陆军二级上将刘峙,早在1948年6月即已到任。

      既然敌人都懂的简单道理,我们又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所以总前委才是淮海战役唯一的最高指挥机关,华野和中野的所有作战和调动事宜(这不就是歼灭黄维一件事吗),必须接受总前委的领导,此一点勿庸置疑!

      比如战至1948年12月10日,总前委根据战场形势判断,若想保持战役的主动权,必须尽快消灭黄维兵团,因此特向全军指出:“我军当前的作战任务,主要是在倾力吃掉黄维兵团的同时,也要看住杜聿明集团”。

      为此,总前委决定调动华野第3纵队、第13纵队和鲁中南纵队,加入到歼灭黄维的作战中,从而使中野能够腾出手来,与华野共同来解决杜聿明集团,充分说明总前委亦拥有华野各部的指挥权。

      与此同时,华野还要分兵接替中野防务,阻住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不使其北进一步,因此刘司令员才有了“现在我们是要吃一个(黄维),挟一个(杜聿明),又要看一个(李延年和刘汝明)”的形象比喻。

      这是总前委站在战役全局的高度,对战场形势的总结和部署,是对华野和中野“全军”的指示,“粟谭”直接指挥的华野也必须遵令执行。

      当然,我们也必须铭记粟裕将军的重大贡献,一方面,在淮海战场上的我军部队中,华野拥兵42万人并装备较好,而中野仅有14万人且火力匮乏,因此由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必然要承担主要战役任务。

      华野在总前委的领导下,圆满地完成了消灭黄百韬兵团、围歼杜聿明三个兵团的任务,打掉了徐蚌地区敌人的主力,这与粟裕将军良好的大兵团指挥能力和敏锐的战场感知力,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方面,作为总前委成员和华野代司令员,粟裕根据对敌人的了解,数次在军事上提出自己的建议,也得到了军委和总前委的高度认可,比如判断杜聿明可能的逃路、组织华野各纵大追击等等。

      所以单从军事角度来讲,粟裕确实是淮海战役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将领,涵盖了战役构想、战役实施、战术变化等多方面,毛主席为此在战役结束后表扬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唉,呵呵,春秋笔法多么厉害啊!

      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总前委的绝对领导,在战略大决战阶段,在涉及到两个以上野战军联合作战时,我军先后成立了平津战役总前委、太原战役总前委等机构,林帅和徐帅作为总前委书记,都是毫无争议的战役指挥核心。

      同样,淮海战役的总前委和总前委书记,也拥有这个权限,这是“党指挥枪”大原则的重要体现,不能因为粟裕将军指挥的兵力较多、军事上发挥的作用较大,就模糊这一原则和历史事实。

      如此规模庞大的战役,过分突出某位将帅的作用,明显也是不合适的,别的不说,光华野40多万人马加上大批俘虏的人吃马喂,如此巨大的后勤消耗,就不是华东局委员、华野代司令员粟裕能够解决的。

      另外还要考虑级别和资历因素,笔者曾撰文说明,抗战爆发初期,新四军的军部和八路军的师部是基本平级的,“刘邓”很早就是第129师的军政首长,而“陈粟”最初仅仅是新四军下属支队的司令员、副司令员。

      因此粟裕将军跟刘、陈、邓三位首长相比,党内和军内的级别确有差距,包括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到中野挂职也只能是“第一副司令员”,那么在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时,“刘陈邓”成为常委毫无争议。

      我是不能理解,这种文字居然就能这么自信的写出来,作为中国人,就不觉得磕碜和尴尬吗?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的1949年2月间,为筹划和实施渡江战役,中央军委电令以“淮海战役总前委”改称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人员和权责不变,负责统一指挥二野、三野和两大军区的120万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1949年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根据这份纲的规定,我百万雄师要采取宽正面、有重点、多路突击的战法,分别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

      东突击集团:由三野的35万兵力组成,在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的指挥之下。

      中突击集团:由三野的30万兵力组成,在三野副政委谭震林的统一指挥之下。

      西突击集团:由二野的30万兵力组成,在二野司令员刘伯承的统一指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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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三大突击集团各由一位总前委委员统率,而总前委书记小平同志和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则坐镇总前委所在地瑶岗统筹和指挥全局。

      在总前委名单和职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不难发现,粟裕将军在渡江战役中,已不再指挥三野全军,而只是统率大约半数稍强的兵力,这就意味着百万大军的指挥权和兵力分配权,完全归渡江战役总前委所有。

      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权责,我们不能因为中野拖瘦了(还需要指出,中野并未继承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全部兵力)、华野壮大了,致使两大野战军的兵力出现明显差距,就认为粟裕才是淮海战役的实际指挥者。

      须知两大野战军都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必须无条件执行党的指示,而“拥兵自重”这个名词,那是蒋系军队的顽疾和专属。

      这是拥兵自重的问题,这是有啥条件说啥话的问题吧?这个文章里里外外的意图把战绩归功于邓,也是够恶心的了。

      通宝推:绿色蔬菜我的爱,
    • 家园 视频真好看哈哈哈

      围起来,哈哈跑的飞快。

      • 家园 其实从视频可以清晰得看到,刘陈邓和华淮海战役关系不大

        说破天也说不过去。

        刘陈邓把权力给了粟裕,然后一句话不说,毛主席却说了很多。

        这不奇怪吗?当然奇怪,这说明淮海战役是一种奇怪的指挥体系,这也很正常,因为是粟裕确实镇不住骄兵悍将,是毛主席和饶漱石一手负责,关刘陈邓啥事?就是瞎挂关系。

        那么几句话只是有一定的关键性,对于具体战略性动作关系不大的。

        这点是笨狼兄故意回避的啦。

        也是中国军事历史明显回避的。

        我个人以为这是周总一个不好的安排,但是,也确实被毛主席克服了。

    • 家园 粟裕及其嫡系在山东表现可是丢人现眼,星粟派还一个劲的吹

      粟裕及其嫡系在山东表现可是丢人现眼,星粟派还一个劲的吹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做派,除了忽悠军政小白没什么用

      笨狼打油诗一首——运筹帷幄大将军(略作修改)

      吐丝口挫老虎悲,面包西瓜南鲁危,南麻临朐败常事,尊号战神高级黑。

      涟水北窜万家泪,齐鲁败绩眷未亏。手握重兵屈矮凳,涂脂抹粉军迷呸!

      胡琏李弥锋头锐,百韬耀武展兵威。渤海舔伤犹未尽,济南城外乞装备。

      唯恐报销保命累,忠勇烈士尸骨巍。庸才高升友军怒,败将封神清泉嘿。

      神仙仗好金锣擂,月浦金门壮士非。豕突狼奔豫东溃,仰卧病榻淮海微。

      从军为求燕然勒,屡战屡败愧采薇。将府品脯裁缝乐,门庭冷落消防窥。

      志敏迂腐重入围,参军灵光隐翠隈,刘邓挡箭不言谢,故将遗孤沪巷卑。

      未赴朝战撤令贼,浙南鸿门擒叶飞,转进途中阴胖帅,文人无行篡丰碑。

      西米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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