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学新生日常记录：到底何为民主集中制？ -- 给我打钱87405
家园 时间不充分是肯定的，我们没准备好，蒋军更是一样 -- 有补充 我们已经拥有一定优势，尽管数量不如蒋军。
最重要的是蒋军畏惧浪战的损失，不再坚持出城援救自己的军队了。
如果敌军出城援救，我方已经做好作出较大牺牲来达到消灭蒋军的准备了，这个准备我方是完完全全做好了的。
从东北长春针对沈阳，打济南针对徐州。
再到黄伯韬针对邱李两兵团，黄维针对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
甚至黄维时期孙元良和邱清泉兵团，这次是差点崩了，晚一步两广纵队就崩了。好在粟裕及时撤回了围歼完黄伯韬的部队。没有整修。
也再次完成了削弱孙元良和邱清泉的任务。
此时如果刘汝明李延年疯狂打击，是可以突破直奔宿县打通徐蚌联系的。这样可以救出黄维，因为刘李怕浪战损失，不敢强力冲击，导致黄维不能解围，导致孙元良差一点突破徐州南部之危。
回到四渡赤水，毛主席也是以红军之长突击蒋军之短，导致蒋军总是棋差一招步步赶不上，补不上点。毕竟合围而且步步为营速度较慢，地方军阀不愿意彻底牺牲自己。
毛主席深谙此点。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豫东战役前蒋军还认为可以干死红军，敢于长途跋涉 -- 补充帖 比如黄伯韬从兖州到豫东现场战斗。
豫东战役后无论南北，蒋军都已经无此心意。
黄伯韬也不敢浪战了。
见前补充 4795250
家园 四渡赤水之老蒋（部分）电令 1935年1月31日 致薛岳电
……黔北之匪，不日即可肃清……黔省清乡善后事宜，由兄负责。……粤桂军不必入黔，中（指蒋自己）已经转商伯南（陈济棠字），而兄也可向桂婉劝，其在都匀、独山等部队，不必再行北进。
1935年2月5日 致薛岳电
……贵州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为黔川与黔湘两路，对湘需筑至洪江或晃县，对川需筑至重庆或綦江，由其负责主持，限本年9月以前完成。……
【忍不住要点评一句，实在是“高瞻远瞩”】
1935年2月7日 致薛岳电 （电文级别：绝密）
……我驻贵阳、贵定各部队，应秘密布置防范，以防万一，桂态难测也。王家烈部主力最好令其与中央部队一路前进，使其离黔追剿。与其任务，暂不返黔。但不可稍露行迹，免其恐惧。……
1935年2月10日 致薛岳电
军阀土匪如任其自杀，必有一伤，且必为军阀惨败无疑，结果徒增大匪势，恐中央亦无力收拾矣。故中央军此时万不可稍存观望，虽遭人疑忌，亦应努力为之。否则，亦坐以待匪之次第剪除耳。
1935年3月4日 致薛岳电
近日若有王家烈部溃兵到贵阳，亦不许其入城，……凡无令溃退之兵，一律缴械，并照连坐法惩处可也。
1935年3月13日 致薛岳电
匪之行动常走曲线，其狡计或望我吴纵队主力向遵义进攻时，而彼则由六广河修文方面袭击我贵阳，亦在意中，请注意之。
【又忍不住点评一句，看来老蒋也曾经猜对过】
1935年3月18日 致周浑元电
……如任赤匪如此过去，是我军以后不能见人。……此非剿匪，乃为纵匪也。……此次用兵以来，未见有如此次失败之甚也。
1935年3月21日 致吴奇伟电
……共军竟全部渡河而未被察觉，何延误至此？……若不确实痛改，恐全军官兵为兄等葬身于川黔之间，能不寒心？
家园 我的小作文（7） 恐怕大家也看出来了，校长的电令有一个特色，那就是“爹味”十足。要么讲得特别“细”，啰嗦得很；要么就提醒部下要“好好做人”，得有羞耻心，得有进取心。
不过，我个人倒不觉得老蒋是喜欢当大家长，但是他很急，时常流露出“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N多国民党将领都曾吐槽过，接到老头子的电令或手令，如同接到了一道催命符。
家园 四渡赤水之黄荆老林 ……
1月30日，红军右路军在军团长林彪带领下，从店子坝分两路行军：其中红一师经石笋坪和得胜坝抵达龙爪坝宿营；红二师则经杨四岩、落脚包、楠木桥、坛子坳到达桃子坝。此时，农历新年将近，天上纷纷扬扬地飘着鹅毛般的大雪。由于国民党四处散布谣言，对老百姓大肆鼓吹：“‘红毛贼’来了要打家劫舍，还要共产共妻”，那些地主老财就收拾起值钱家当跑了，一些穷人百姓也进山躲藏不敢出来。
红军为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急行军穿越人烟稀少的黄荆老林。在这渺无人烟的深山密林里，红军络绎不绝地走了两天三夜。战士们渴了就在树梢上抓把雪来解渴，饿了就用木叶水煮点野菜，天黑了就在大树下蜷缩着身体休息。尽管天气异常寒冷下着大雪，但红军战士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一人去惊扰当地百姓，也没有人擅自闯入百姓家取暖休息吃东西。
20世纪30年代的古蔺，面积近4000平方公里（包括现属叙永县的摩尼、石坝、麻城、赤水河镇等），居住有汉、苗、彝、回等13个民族，有大小山体486座，森林覆盖率高达 60% 左右。黄荆乡平均海拔1300多米，最高峰 1843米，年平均气温12.7℃，年降雨量1400毫米，是典型的白垩系红色砂岩中山峡谷丹霞地貌区，是世界同纬度（北纬28°）保存完好的亚热带原始常绿阔叶林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8%，原生态环境，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黄荆老林古木参天，森林密集，人烟稀少，当时人口仅1000多人，是川南人口最稀疏的原始森林地区。受地理条件制约，黄荆的道路十分艰险曲折，所以除当地百姓外，基本无任何外界人员踏入，可以用人迹罕至来形容。
红军部队来到胡家山下，见月亮岩前的峡谷中生长着一棵腰围过丈、高20余米的千年酸枣树。此树枝繁叶茂，一片翠绿，其树干高大挺拔，犹如一伟岸战士屹立于山间，活脱脱像一把撑开的大伞为大地遮风挡雨。接连几天，战士们就在酸枣树下烧火取暖、埋锅造饭、席地而眠。后来，当地百姓为这棵酸枣树取名为“红军树”。
一进入黄荆老林，军团长林彪就发现此地“山高路陡、粮食缺乏、群众稀少”。没有粮食，红军就剥树皮或摘野菜煮着充饥。前面的队伍刚走，后面的队伍又跟上来。这样，周而复始地，使地上铺设的稻草或玉米秆被一拨又一拨红军战士睡凹下去。红军离开时，在店子坝、胡家山、桃子坝等地的大树上写下“打土豪，杀贪官，为了穷人把身翻！”等标语；并刻上路标“下走贵州风溪口，上走四川桃子坝”，以引导行军方向。
1月30日傍晚，军团部在龙爪坝终于有了一点休息时间。于是，军团长林彪于18时向军委去电，汇报其行军情况：“两日行军放弃小路爬高山，宿营地粮食均少，群众亦跑光，部队是露营，吃粥亦不得饱”。红军部队虽然在转移时已扔掉许多坛坛罐罐和可有可无的物资及装备，但由于伤病员等非战斗人员众多，加之饿着肚子急行军，同时还要预防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的袭击，所以红军的行进速度非常缓慢。
按《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规定，由林彪统一指挥的右纵队应“取道黄泥埂转向古蔺以南前进”。林彪叫警卫员提上马灯，展开地图，仔细查看这个几乎杳无人烟的黄荆原始森林。鉴于接下来还要翻越虎头山、望乡台等断崖险道，这必定大大影响部队行进速度，19时林彪第二次向军委去电：“如此行进，绕道太多，请改变行进路线，不向古蔺以南行进而经古蔺向永宁前进。”21时30分林彪又再次向军委去电报告：“二师今晚均在张家山山上宿营，该处只数家人家，粮食亦困难。由猿猴到张家山、马鹿坝，道路崎岖，行动困难，马匹多跌死。”这一天接连3封电报，林彪向军委汇报了行军困难、粮食奇缺和人马困乏等困难情况，他以“绕道太多”为由，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进路线，不向古蔺以南行进而经古蔺向永宁前进。”在林彪给军委汇报3个小时后，1月31日凌晨1时，在综合分析敌情和详细研究林彪电文后，中革军委朱德复电林彪：“同意右纵队改道向西转移，但应在31日全部通过该地区（古蔺以北40里处）”。
得到军委同意，1月31日，红一军团红二师从黄荆桃子坝出发，经柑子坳、黄金坝进入桂花乡杨四坳，再经大河坝、青石坡、大兴寺抵达桂花场。红一师则经两河口、陈家岩、新街坪、手扒窝（今倒马坎）抵达香楠坝。
桂花场手扒窝，森林茂密，沟壑纵横，山路仅四五十厘米宽，用眼往上看是不着边际的天空，往下瞧则为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时值数九寒天，冰封雪盖，在这冰雪覆盖的莽莽林海中，人走上去就不能再倒退，如一旦路滑绊倒则必死无疑。红一师行军从手扒窝通过时，行进虽十分谨慎和小心，但由于道路崎岖，加之冰雪铺地，还是时有马匹不慎坠入悬崖。于是，红军便找来当地百姓周小林等人，请他们为其牵马过手扒窝。这样，红军的马匹等辎重才顺利通过这绝壁险山，为行军争取了时间。
因红军过手扒窝时有马匹摔崖而亡，后来当地人便将手扒窝改名为“倒马坎”。当年红军穿越黄荆老林时，道路艰难崎岖，但他们个个坚定革命信念，战胜了寒冷的冰天雪地，征服了黄荆老林的艰难道路。在香楠坝和桂花场火烧寨，红军有力地打击了川军二十一军周瑞麟团和叙永、古蔺地方民团，顺利西进叙永合乐营。
（邱金国，《巴蜀史志》2019年第5期）
家园 我的小作文（6） 我曾经提到“光是听到3万对40万就吓尿了”，这话不符合事实。对于今天许多人来说，只需要去一趟贵州，就尿了。
既没有人追你，也没有打你，你只需要沿着红军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走上一圈，能走下来，你就是好汉。
我其实不是在佩服红军，我是在佩服蒋军。我以前总有一个错觉，觉得老蒋的部队好吃懒做，好“欺负”，后来才发现自己想错了。老蒋的部队能跟着红军的屁股后面跑，相当好汉了。
另外，林彪喜欢发牢骚。是的，就是这样的。在我们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林彪怎么能叫发牢骚呢？怎么能叫喜欢发牢骚呢？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不，林彪就是喜欢发牢骚，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红军的共识。
一句话，所谓不堪一击的蒋军，可以随意击溃我们这些人，所谓愚蠢透顶的蒋介石，玩咱们这些人，就跟扯蚂蚁的腿一样easy。
我经常说“有的人根本就没脑子”，他既不知道什么叫思维严密，也不知道何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至于说到创造性思维那就更要不提了。我知道，有人听了相当不服。
为什么不服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脑活动而言，本人是走过长征路的，但既没有敌军前堵，亦没有敌军后追，相当轻松，就是路，不好走，搞不好就会“掉下悬崖”。就脑活动而言，我根本不是好汉，我只是作为一名普通人走了那么一小截长征路。也就是说，就脑活动而言，我连“不堪一击的蒋军”都不如，甚至可以说，是难以望其项背。
家园 严肃话题：乌克兰、美式民主、媒体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媒体？媒体都干了什么？
媒体的本质就是中间商，左手进货，右手出货。
这里有个误区需要纠正，那就是认为媒体是生产者。这个观点是错的，媒体不生产任何新闻！谁才是新闻的真正生产者？人呐，各式各样的人呐。
张三跟李四打了一架，这一事件是张三和李四共同生产出来的。旁边有个赵五目击了这一事件，他又把这一事件告诉了钱六。赵五就是媒体，钱六就是新闻受众。
上例清晰的告诉大家，赵五这个媒体就是中间商，左手进货，右手出货。因此，媒体只要市场化，就一定是一个中间商，媒体的任务就是赚钱，一定是低价进货，高价售货。
如何低价进货呢？赵五原本只是顺带看见了张三跟李四打架这一事件，这就叫低价进货。
如何高价售货呢？钱六原本在做报表，赵五故作神秘状强行插入，对钱六说道：哎呀，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blablabla……
这两天关于北溪管道出现泄漏点的新闻铺天盖地，这就是媒体在高价售货，所以新闻受众也齐刷刷的谈议这一事件——等同于在于高价埋单。为什么说是高价埋单呢？高价是指这原本只是芝麻大点的事，但受众因媒体集中报道，故【觉得】这是一件改变人类命运的大事。埋单是指，受众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都用到讨论北溪上去了，原本该干的正事自然就给耽误了。
这跟一个人兜里有100块，这100块原本是要去买米买盐的，结果他拿去买了一根棒棒糖，一模一样。
或许会有人说，100块买一根棒棒糖？你这过于夸张了吧。
确实如此，真实情况是200块买了一根棒棒糖，还欠了100。
怎么还欠钱？
不是说你看了这种新闻之后就到此结束了，还会有后续影响的，棒棒糖吃多了，牙会烂的，当然会欠钱。
眼下来，媒体大概有这么几种：
1.二道贩子型媒体
上面已经举过例子了，不再复述。这里强调一点，二道贩子媒体不是只活动在明星八卦、政经热点这些领域，而是活动在全领域。我是在提醒大家，那种科普小文章，99%都跟明星八卦没有区别。
2.诈骗型媒体
这种类型的媒体，跟二道贩子型媒体不一样，他是职业骗子。这里举几个例加以说明。比如说，乌克兰民族这个概念是如何深刻的影响全球民众的呢？乌克兰人这样一种说法，实际上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跟国家这一范畴捆绑在一起，一种是跟民族这一范畴挂钩。同理，中国人这样一种说法既有可能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有可能指向炎黄子孙。正因为如此，才有机可趁。某些西方媒体（包括政客，政客也是媒体的一部分）在报道一些新闻事件时，有意的向受众植入乌克兰民族这一虚构出来的概念。实际上，有乌克兰【国】人，有东斯拉夫人，但就是没有乌克兰民族。
如果觉得不好理解，那么就可以参照下面这一诈骗案：
新冠爆发之初，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政客，在谈及相关事件时，频繁使用【武汉病毒】这一词汇。武汉病毒这个词汇是如何演变出来的呢？一开始说的是“武汉出现了一种传染力很强的病毒”，然后，“缩写”之，最后就缩成了【武汉病毒】。这是故意的，并不是我们平时为了简便而缩写。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及时出面制止，我可以打保票，今天不会有新冠这个词，而只会有“武汉病毒”这个词。
如果真的是这样，会造成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呢？请看下例：
（1）.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记者招待会上……
（2）.“瞌睡乔”日前在记者招待会上……
如果你老听到的是第二句，你会怎么看拜登？你会怎么看美国？不言而喻。
3.良心型媒体
请注意，这里的良心没有打引号，是真有良心。这种媒体不以盈利为第一目的，也不搞诈骗，它报道什么、刊登什么，动机很朴素，那就是它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告诉大家一些必须知道的事。但这样的媒体仍然会犯错误，仍然有可能带有偏见，仍然有可能是盲人摸象。不过，这种错误是不可能避免的。
主要就是这三种媒体，二道贩子型、诈骗型、良心型。从数量占比来看，前两类是绝对多数，良心型不多见。
第二个问题：什么叫美式民主？
美式民主其实跟民主一毛钱关系都 没有，它实际上是美国二道贩子型媒体跟诈骗型媒体长期向全球输出所谓的美国文化的总和。
所以有人去了美国之后惊讶的发现，真实的美国跟【我想象、我觉得、我以为】的美国区别也太大了——那是肯定 的呀。即便只看狭义的政治领域，也会发现，美国搞的民主制跟“我认为”的美国民主，完全不是一码事。
第三个问题：乌克兰到底怎么了？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讲来龙去脉非常复杂，因此在这里我只能尽可能的简化一下。
苏联是1992年解体（准确的时间是1991年12月25日），之后乌克兰就成了一个独立国家。从此时起，这个国家就再也没有正常过（实际上，在这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
独立后的乌克兰极其混乱，这样一来，就有人乘虚而入，窃取国家大权，再通过出卖国家利益（实质上全体民众利益）这一主要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乌克兰的老百姓过得非常不好（这是相对于西欧普通民众收入而言），要不然怎么乌克兰会有欧洲妓院的“美誉”呢？
令人发指的是，乌克兰相当的多女性因贫困走了卖身之路，这在乌克兰某些政客眼中，仍然是发财的良机。他们是怎么操作的呢？他们说，乌克兰要抓住历史机遇，大力振兴旅游业，于是对欧盟成员国免签。翻译过来就是：以前来乌克兰嫖娼还要办入境手续，从今往后，不需要了，有钱就来嫖。
于是乎，一波一波的政客走马灯的换，上一任把树全给砍了，卖了，下一任就把鱼全给捞了，卖了。卖到最后没得卖了，能卖的都能卖了。那怎么办？不要紧，“天无绝人之路”，还有得卖！卖什么呢？卖【乌克兰欲加入北约】。
【乌克兰欲加入北约】翻译过来就是：
如果北约给我打钱，我就加入北约；如果俄罗斯给我打钱，我就不加入北约。至于我到底会怎么样，就看谁打的钱多。
所以泽连斯基卖力啊，这笔买卖要做成了，他个人（以及他背后的那一小撮人）就赚大发了，并且相当有“创意”，可以“名垂青史”了。
不提这些政客了，说说乌克兰的老百姓。
问：你要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你会有什么想法？
一、我想移民！
二、我要造反！
三、我再找个大哥！
四、我想死！
先说第一条。这乌克兰的老百姓那是做梦都想移民到西欧去的，要不然他们怎么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呢？他要是有了这个北约成员国的身份，然后再迁居到西欧去就容易多了。
可问题是这事今天不还没有办成吗，所以，今年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欧洲一些政客就开始游说西欧的老百姓接纳所谓的乌克兰“难民”。这你妈的，乌克兰老百姓跟潮水一般，涌进西欧。然后呢？然后就是各种挖墙角啊。某位乌克兰女难民，到了某个英国家庭“壁难”。住下来后一看，这家子不错，男主人尤其不错。于是卖骚、露点、灌酒，就把男主人给睡了。再拍照、记录，连哄带骗，让男主人离婚，跟自己结婚。其它乌克兰“难民”一看，还可以这样操作？如法炮制。控墙角只是一种手段，还有偷窃，还有谋杀，多了去了，真叫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第二条，造反。这条就pass了吧，不可能发生的事咱就不聊了。
第三条，再找一个大哥。所以东乌要投靠俄罗斯啊。俄罗斯从自身利益出发，尤其是考虑到它在黑海的利益，它也愿意接纳，但只接纳一部分。为啥是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这四个州公投入俄？因为它们跟克里米亚连着啊。俄罗斯最想要的就是克里米亚，但光一个克里米亚控制不住。这一点，大家去看地图就明了了。
感情这方面呢，不太好说，我估计除了利益，也讲一点感情，毕竟不存在乌克兰民族，大家都是东斯拉夫人。
第四条，想死。这条很简单，死就死吧，无所谓，谁都无所谓。
如果要让我打比方的话，乌克兰已经变成了一个丧尸国，这些丧尸开始出去咬人，谁给咬着了，谁就成了丧尸。
现在问题来了：乌克兰怎么就变成了丧尸国呢？
一句话，都是让美式民主闹的。也就是说，乌克兰是二道贩子型媒体跟诈骗型媒体的牺牲品。
二道贩子型媒体加诈骗型媒体对社会有如下危害：
一、耽误年轻人的前程。
年轻人是专职学习的，年轻的时候你不学，长大了你就是想学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这是很浅显的事。
那要是你这个年轻人天天被二道贩子型媒体加诈骗型媒体轰炸，你该干的正事你不就耽误了？等你将来成年了，你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呢？你要立不了足，你不就偷抢骗？或者躺平或者吃父母？
香港就这样。香港有一个著名的“毒苹果”，《苹果日报》，它就是典型的二道贩子型媒体，后来还“升级”成了诈骗型媒体。《苹果日报》在香港的销售量（市场占有率）高得吓人，是N多媒体当中的一霸。后来《苹果日报》被查封，多少香港艺人出来控诉？这是因为《苹果日报》当年起家靠的就是专门报道明星八卦，一开始还只是捕风捉影，到后来就是无中生有，胡编乱造，怎么劲爆怎么来。N多香港艺人给害惨了。再往后，《苹果日报》就不仅只刊登明星八卦，手越伸越长，开始吃“政治饭”了，明显的表现出其想左右政府的意图。
澳大利亚也一样，被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所控制。
年轻人年轻的时候不学习，天天追着各种所谓的热点，长大了就会成社会一大公害。
二、刮起一股撕逼疯
媒体欲“引流”，增加阅读量、浏览量、点击量、转发量，一个惯用的手段就是“引争”，引发争议，引导争议。
具体怎么操作呢？一种手法是两路媒体各领一个角色，你负责唱红脸，我负责唱白脸，我们各自都是“有理有据”的说自己才是对的，对方是错的。这跟股票分析师的“分工”一样，一伙人专门负责“预测”跌，另一伙人专门负责“预测”涨，并且还互相“PK”。 一个声音高叫着：你凭啥说要涨啊？你这是误导。另一个声音也高叫道：你凭啥说要跌啊？你才是真正的误导。美国就这样，两伙媒体，一伙站民主党，另一伙站共和党，天天撕，隔空撕逼。
还有一个手法 就是雇托。托混到群众当中，一会支持黑脸，一会又支持白脸。群众不明真相，也跟着来。
然而，绝大部分人的修养是有限的，起初只是观点不同，后来就开始互相人身攻击，最后就发展成了相互仇视。这样一来，社会气氛就好不了了。
三、群众参与制谣、传谣
今天为什么阴谋论如此盛行？谣言太多了，一般人分不清。
斯大林就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他每天起来最头痛的并不是因为前方传来的各种失利的消息，而是那些言之凿凿的各种情报。
情报就是这样，有真有假，真真假假，极难分辨。你以为你截获了敌方的一个情报，就一定是真情报？人家知道你有可能截获，所以他发一堆情报，假的居多。其实你也这样。
我们这个社会有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他肚圆了，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但又闲不住，于是看各种新闻。这不等同于情报部门截获了一堆情报，然后再送给决策人做参考吗？
区别只在于，军队里有分工，有专门的情报部门，这些情况部门自然就要比一般人更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甄别情报的真假；又有专门的决策部门，这些决策部门，也自然比一般人更有能力做出明智的决策。个人没有分工，自己就是情报部门，自己就是决策部门。你说最后会怎么样？
就在今天，我又收到了一条谣言，说得言之凿凿。说的人对我是相当关心的，他不认为自己在制谣、传谣，相反，他认为搞到了一条价值连城的绝密情报。我比斯大林更加头痛。
谣言铺天盖地，二道贩子型媒体和诈骗型媒体“居功至伟”。
最后说两句话。
一、不要认为媒体只是电视台、新闻网站、抖音这些机构，个人就是媒体，自媒体。你看的朋友圈，就是自媒体在刊登报道。
二、骂二道贩子型媒体和诈骗型媒体是没有意义的，市场没有监管，国家没有强有力的政府，说什么都是白扯。
本文终。
家园 吃瓜：北溪管道出现泄漏点 此文副标题为《论学习四渡赤水的现实意义》。
不要学老蒋，不要学老蒋，不要学老蒋。
四渡赤水中红军是怎么从包围圈中跳出去的？还不是因为老蒋根据情报判断红军主力正在攻打古蔺，所以可以收网了？
1935年3月初，情报告诉老蒋，红军在鸭溪，3月20日，情报告诉老蒋，红军在古蔺。区别很大吗？答案是：事情很简单，没有出现什么所谓的关键性变化。
变化是有的，吴奇伟被打残了。所以怎么办呢？给他补部队，或者换一支部队接替他，扼守乌江。把乌江守住，管他几渡赤水呢？别说三渡了，三十渡又怎么样？
同理，北溪管道出现泄漏点，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格局吗？
从技术层面来看看。
不可能没有相关预案吧？这不跟我们路面下面的各种管道一样的吗？总有破损的时候，总得会修吧，并且这个维修方案不大可能是“给我3年，我一定给你修好”吧。
既然如此，你为啥不吃饭睡觉呢？天天在那分析这个泄露点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出现的，人家又没有请你去当福尔摩斯。
家园 四渡赤水之《史平同志的报告》（1） 同志们！
今天我要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报告的不是中国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问题。我只讲一讲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西征的情况。
我在讲西征之前，先要讲一讲我们党为何决定西征。
我们党对苏维埃革命根据地问题的认识是正确的。巩固的根据地对红军来说是必需的，没有这样的根据地会给今后的国内战争带来很大的困难。还在一九三〇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已经指出：建立根据地是中国党头等重要的任务。
共产党过去执行这一任务，在今天它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当敌人包围了我们以前的苏区，把我们挤到一小块地区里时，我党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目的，中国党组织了红军著名的英勇的西征，自江西向中国西部挺进。
为这次西征，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呢？
首先，在我军主力纵队撤出中央苏区向西部进发之前，党先派一部分部队打出苏区，深入敌后。尤其是我们派了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向福建方向和赣闽边界地区挺进，于是我们的部队便插到了东北方向敌人的后方。
第二个行动：派部队从湘赣边区打到福建(3)去。这一行动由与贺龙部会合的萧克(4)的红六军团完成。于是我们在西北方向敌人的后方也部署了部队。
此外，我们做了保障红军主力此后西征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为红军主力部队补充了青年战士。我们吸收了三万名志愿者参军。
第二，我们培养了一批基本干部和部队的骨干。这些干部都经过三所军校的培训，这三所军校是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知识的特科学校。我军大多数干部都毕业于这三所学校。
第三，我们筹集了六十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食用。还加紧生产弹药，弹药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还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
西征的准备工作按计划应在三个月内完成。但是由于局势变得严峻，我们不得不把期限缩短到两个月。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西征时红军的主力为：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教导师，总政治部直属部队，后备团。
从红军主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共花了八个半月的时间，行程一万一千至一万二千里，即五千多公里。我们共跨越十二个省份：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青海和陕西。(5)中国的十八个省(6)中我们走过了十二个。
我们走的都是些什么路呢？当然不是柏油马路或石板路。我们走过的大多是难以通行的羊肠小路。我们翻越了中国最高的山脉，跨过了二十多条著名的大江大河，如长江、乌江、湘江、金沙江、大渡河。
我们有什么渡河工具呢？什么也没有。
川康交界处的山脉高达一万六千多英尺。五月，中国正酷暑难耐，但是山上却白雪皑皑。我们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确切地说，受到来自南、西、北、东、天上和水里六面的夹击。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行军。如果仅仅是和追击我们的敌人比赛谁跑得快，那倒不太可怕，而我们在行军路上还进行了大小一百多次战斗。
（曼努伊尔斯基(7)：粮食问题怎样解决呢？）
基本上靠各地人民自愿供给我们。后来红军采取没收敌人和土豪劣绅、地主粮食的办法。
西征达到了以下目的：
1．我们确实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2．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
3．两军会师后，建立了新的、实力更强大、资源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
西征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江西到贵州。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封锁线上有许多用钢骨水泥筑起的工事，埋伏了机关枪。这些地带敌人认为是攻不破的，他们本想以此来把我们困死在苏区里。我们击溃了工事里的敌军，冲过了四道堡垒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沿着江西的赣江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修在粤北的仁化至赣南一线(8)。第三道封锁线沿粤汉铁路修筑（这条铁路当时尚未建成，但公路已通，水泥工事就沿公路修建）。第四道封锁线建在湘南至桂北一线。
这四道封锁线上都埋伏了机关枪，构成了密密层层的弹幕。我们尽管两翼受到敌人夹攻，后面又有大军追击，仍很快越过三条交通线，渡过赣江，占领了城口，也就是说我们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随后我们攻占了宜章，也就是说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第三道与第四道封锁线之间，全是崇山峻岭，蒋介石正是打算将我们消灭在这里。
我们攻占宜章之后，又一连攻克了六个县：临武、嘉禾、蓝山、江华、道州、永明。于是，第四道封锁线也被我们迅速冲破了。这实际上意味着蒋介石把我们围而歼之的计划完全落空。我们出乎敌人的预料，走出了这一地区。
但是，应该指出我们的一些不足和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于没有进行解释工作，一部分青年战士和个别人开了小差。这种情况发生在湘南。这些青年战士不明了我们转移的目的与前途。这给苏区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这是因为我们对保守军事秘密问题理解得过于机械了。当时我们以为，西征这件事，不能告诉党员、战士和群众。
第二个错误，就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的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统统都抬走了。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五千人。
（曼努伊尔斯基：有没有马匹和骡子？）
经验证明，马匹、骡子和毛驴反而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道路太窄了。总之，由于这些笨重的辎重，我们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十天的距离。我本人是后卫部队的政委(9)，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有一次，我们顶着倾盆大雨，跋涉在泥泞之中，花了十二个小时，才走了四公里。
我们基本上以三路纵队的形式行军：左路，右路，主力部队居中。除此之外，还有先头部队和后卫部队。但是，由于道路状况并非总是一样，我们不能始终按照这一部署行军。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编成两路纵队行进。但我们从来不合成一个纵队前进。
我们占领宜章之后，本应立即攻克全州并马上渡江。这个地方十分重要。但是我们由于辎重太多而没能及时攻下全州。结果敌人抢先占领了全州。如果不是带的辎重太多，我们的先头部队本可以走得更快一些，我们也可以少打几次仗。在湘黔边界地区(10)，我们为战胜敌人的阻击，大约耗费了一百天的时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由于我们的主力部队全都变成了辎重护卫队，没有足够的自由机动的部队。先头部队往前挺进，而后卫部队还落后在二三百里之外，也就是落后一百公里到一百五十公里。因此，大大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使敌人得以从侧翼攻击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辎重呢？这是由于一种不正确的幼稚的政治观念导致的后果。当时认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就是简单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不需要再进行一番新的艰苦的斗争和极大的努力。
西征第一阶段所犯的第三个错误，就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
既然这样，我们本应加快行进速度、迅速占领据点，可是敌人拥有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战斗来夺取这些据点。我们的行军从不改变方向。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
有一个地方，我们打了三天，才走了四公里。为了寻找尽可能走快些的近路，司令部的同志们和几个军长，一连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没有吃饭。我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在湘南，敌人对我们两面夹攻，切断了第三十四师与大部队的联系。这个师便留在了当地，变成了一支游击队(11)。不能跟我们一起继续行军的伤病员也留在了当地。在第一阶段西征中，军事上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曼努伊尔斯基：在这种条件下，你们是如何安置伤员的？）
我们把带不走的伤员安置在老百姓家里。我们有时为了掩护伤员，组建了一些游击队。老百姓对待我们的伤员很好，当他们的伤养好后便把他们送回部队。
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湘黔(12)边界，敌人集结了四五倍于我军的兵力严阵以待，以为我们会沿着红六军团从前进军的路线行进。桂军则从南面进攻我们的后卫部队。此外，后面还有大部队追击。
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指出这一计划只能有助于敌人，不会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好处。原来的领导人竟要将持此种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你们这些领导人，而不是我们。
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至此，西征的第一阶段完成。这一阶段大体上持续了一百天。当我们到达贵州时，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
西征的第二阶段，是从进入贵州开始，到占领遵义城结束。
在第二阶段，红军战士已经清楚了西征的前途和目的。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打到贵州去，“活捉王家烈”。这成了我们战士奋斗的目标。
我们抛弃了过去的“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了，我们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我们在这里击溃了奎伊担(13)的两个师，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已比较容易得手。我们占领了乌江南岸的九个县，随后渡过了乌江。
乌江在军事上历来是战略天险之一。指挥渡江者为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学院的刘伯承。他指挥一个师外加一个团，不断向前推进，十分迅速地占领了敌人的桥头据点。当敌人还没来得及把桥炸掉时，他已指挥部队过了江。我们过桥后，占领了重镇遵义城和湄潭城。
我们的又一个大胜利是在当地招募新兵，扩充了我们的队伍。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政工干部在这里招募了新兵。我们一共招了三千名年轻的新战士。从这一阶段起，我们已不再携带笨重的辎重。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容光焕发地继续行军。精神面貌改变了，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
我们在这里组织当地的力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建立了地方武装游击队。我们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豪绅、军阀的财产，并把没收的财产分给了群众。我们的这些做法使当地老百姓拥护红军的热情高涨。
我们认为，在遵义城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地方革命政权是我们取得的第三个胜利。
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进军四川。此外，我们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六次反“围剿”(14)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
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至此，结束了我们西征的第二个阶段。
西征的第三阶段，从攻下遵义城开始，一直延续到过长江为止。在这个阶段我们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敌人手里。我们强渡了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支流金沙江。这个阶段的领导是正确的。我们决定进军四川，先向北运动，然后转而向西。
起初我们不了解敌情，当我们接近四川边界时，发现敌人的兵力超过我们几倍。于是我们占领了黄家(15)，在这里集结部队并改变了行军路线。敌人得知我们要强行渡江，因此在川黔边界集结兵力。
如果我们从这里一直向西，一定会遇到敌人最强的抵抗，因为敌人已在那里做好了防守的准备。所以我们转而向东，直抵桐梓城。这时敌人才发现我们不向西进，却挥师东行。但这时我们已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是我们红军一次漂亮的机动战。
西征第三阶段的第二个关键时刻，就是红军占领了距桐梓三十公里处贵州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关隘(16)。这时王家烈部两师人马向我们扼守的关隘发起进攻。我们大大加强了两翼的守备，守住了阵地。当王家烈部逼近时，我们便将他们包围起来。敌人主力被歼，只有少数敌人溃逃。当晚我们重又占领遵义城。
第二天，龙奇伟(17)部又从另一侧向遵义城发起进攻，但我们自从战胜王家烈后早已做好战斗准备。我们把两翼的部队埋伏好，只等敌军前来进攻。早上八时战斗开始打响，到十二时龙部(18)已被我军团团围住。敌人大部被缴械，只有一小股敌人乘汽车向贵阳方向逃窜。
因此，我军在桐梓与遵义之间歼敌整整四个师。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提高了红军在湘、川、滇、黔四省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民众感到红军实力强大。此外，这一胜利缓解了贺龙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的困难处境，因为他们正遭到敌人四个师的进攻。这时敌人便不得不暂停对他们的进攻，转而攻击我们。
红二军团乘敌军军力削弱之际，很快歼敌一个旅。这一胜利使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得以在苏区站稳脚跟。这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底或五月初发生的事情。
这个阶段取得的第三个胜利，就是我军获得了许多被服、弹药和驮畜等。老实说，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大乐意打敌人的地方武装，而更喜欢打南京的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富有得多，战利品也要丰厚得多。我们每歼灭一支中央军，通常可以缴获大批粮食、被服和弹药，而地方军阀就穷得多了。（笑）
西征第三阶段的另一成功之处，是我们十分灵活机动，敌人很难摸清我们的行踪。敌人以为我们在西时，而我们偏偏在东面出现；敌人以为我们在东时，我们却已挥师西进。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白区与敌人作战，和在苏区与敌人作战完全不同。在苏区如果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为了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有时主动退却，诱敌深入，但敌人不能确切掌握我军主力的位置，因为苏区人民是决不会告诉他们的，因此我们常能迫使敌人改变原来的计划，放弃最初的作战意图。
但在白区作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敌人在白区可以分几路从不同方向自由地进攻我们，如果有一路兵力受损，马上能派来增援部队。
因此，显而易见，我们的实力既然还不足以同时击溃四五路敌人，便不能与敌人作持久战。如果敌人从几个方向进攻我们，而我们又无力应战，也就是说不能进行反攻时，我们必须采用机动战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这便是我们在黔北地区四进四退的原因。我们了解到在这一地区很难渡江后，便决定另觅渡江的地点。
强渡乌江是西征路上极为艰难的一次行动。如果按原定的路线直插乌江，我们就根本渡不过江。当我们最后一次占领遵义城时，由于敌人预计我们会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早已在黔东北重兵设防。我们也就往这一方向派出部队，作出欲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的姿态。而我军的主力这时却向相反的方向进发。
一夜之间，我们架起三座浮桥，全军顺利渡江。应该指出，乌江波涛汹涌，水流湍急，流速达每秒钟三米。江中险滩林立，没有一条渡船。我们同苏联红军不一样，没有迅速架设浮桥的军事技术装备。那末，我们是如何渡江的呢？我们扎了许多竹排，红军全体官兵就是用这些竹排渡过乌江的。
在架桥技术方面，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把普通的几股铁丝拧起来，将拧成的铁索两端分别固定在江两岸，然后在上面横铺木板，一座浮桥便架成了。我们制造主力东进的假象，其实我们却正向西挺进。滇(19)奉命向贵州方向移动，也就是说集结兵力在东面阻截我们。
我军主力却向南面推进，绕过贵阳，经黔南又迅速折而向西。如此一来，所有的敌军——湘军、川军(20)和中央军全都被我们抛在了后面。
根据西征的经验，可以说，我们从来不怕后面的追兵，因为道路太少，敌人不可能投入大量兵力，也很难将兵力在全线展开。
我们攻占了定番、广顺、归化、长寨、贞丰。
同时，为了拉开战线，我们派出另一路纵队与我们齐头并进。这一路纵队歼灭了滇军五个团，缴获了大批弹药和装备。我们进入瑶族聚居区后，招募了一万多名新兵。我们在这一地区没收了地主的钱财，仅银元一项就得用四十多头骡子驮运。我们还缴获了数十担鸦片。而鸦片就等于是钱。
随后我们攻占了曲靖，在曲靖以西强渡金沙江。我们在占领了滇黔边界上的一个据点后，本想直插江边强行渡江，但如果这样做，敌人会很快追上我们。于是我们挥师向南，深入云南腹地并攻占了云南首府昆明附近的许多城镇，截断了敌人通往江边的道路。但对于能否成功渡江，当时我们还没有很大的把握。
（弗洛林(21)：当时红四方面军有联络员在你们那里吗？）
当时只有无线电联系。已经下令让红四方面军向南运动接应我们。但我们还是没有太大的把握。我们缴获了敌人的军用地图，但这些地图比我们使用的不太精确的地图好不了多少。我们还是在这些地图上标出了三处渡江地点，其中一处标有渡船的记号。这里必须叙述一件事，就是云南的龙云将军无意中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龙云本想派飞机给四川的一位将军送去军用地图和大批药品，可是飞行员病了，于是龙云决定派汽车送去。有一位司机自告奋勇，愿意担此重任。我们攻克一座城镇后，我和司令部的其他几位同志从公路上过，发现迎面驶来一辆汽车。
我们当即缴获了这辆汽车，在车上发现了几十份军用地图和大批治伤的好药。这些正是我们急需的东西。我们打开这些地图，发现有九处渡口。我们还了解到，有的渡口只有一条渡船，有的渡口有三条渡船。这使我们对成功渡江信心大增。
滇军将领后来一再干出此类蠢事。有一次，红军来到贵州(22)某城。战士们穿着红军制服，雄赳赳地直奔城下。这个县的县长从瞭望孔里探出头来，十分惊讶地看着我们。他想，既然这支军队着装如此整齐，肯定不会是红军。在他们的心目中，红军是“盗匪”，行装必破烂不堪。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中央军，因为滇军和川军的着装比起中央军来要差多了。
顺便说一句，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展览会上有一大幅宣传画，画的是中国红军战士。必须指出，我们的敌人才把我们画成这样。事实上，红军的穿着要比画上的好得多。红军总是精神抖擞、英姿焕发地攻城夺地。红军根本不像这幅画上画的那样穿着破衣烂衫。展出的一些照片上的部队，都是儿童团或赤卫队，决不是我们红军的正规部队。
我们在占领刚才说到的那个县城时，着装都十分整齐：头戴钢盔，上穿四兜上装，下着马裤，腰缠精致皮带，裹腿整齐。每人都挂着一只从蒋军那里缴获的皮包，营以上军官都配有望远镜。我们还拥有轻重机枪，而滇军和黔军的机枪都没有我们这么多。
县长见来者不是土匪，马上打开城门，热情邀请我们进城“坐一坐、吃点东西”。我们得到了盛情款待。休息之后，我们问道：“你们给我军准备好粮草和军饷了吗？”县长回答说：“早已准备好了。”
我们还向他们要了几十名向导。城里的头面人物都来拜访我们。我们便逐一询问他们的身份，他们也一一作答，谁是民团指挥，谁是警察局长，谁是县长等。我们待他们自我介绍完毕后，便把他们统统抓了起来。
敌人做的此类蠢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毛泽东有一次讲，如果所有的敌人都像云南这个县长这样蠢，中国革命早就胜利了。
我们在缴获军用地图后，立即决定了渡江的地点。最大的渡口有十几只木筏，但我们想，敌人肯定会把这些木筏烧毁。为了掩盖我们渡江的意图，便向另一方向派出一支部队，以此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当我们攻占县城以后，敌人便把一个渡口的木筏都烧毁了。
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我们就在那个渡口着手架桥。当桥造了三分之一时，蒋介石的飞机马上注意到了这一地区，他们发现我们正在架桥，于是所有的追兵都向这里扑来。这时我们在其他渡口的过江准备已经完毕。
（弗洛林：敌人在空中一般每次有多少架飞机？）
四架、六架或八架。
我们迅速集中到指定的真正的渡江地点。我们在江边找到了六条渡船。我军主力就是靠这六条渡船渡过江的。我在这里应该介绍一下金沙江。金沙江并不太宽，与文化公园旁边的莫斯科河的宽度差不多，但是水流却要比莫斯科河湍急得多。
金沙江两岸悬崖峭壁，高达三百多米。在这里架桥很不容易。金沙江两岸十公里左右的地带都是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中国史书记载，三国时期的一位将军(23)正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的。江边的风力很大，能把人刮倒。此处渡口的六条渡船都已经破损，需要修理，才能渡江。
渡江持续了九天九夜。我们没有损失一人一马。我们把马匹拴在渡船后面过江。当时哪怕有一条船沉没，都会极大地影响士气。我们必须迅速渡完，以免敌人追上。这一切都需要有严密的组织性。
为了顺利完成渡江工作，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渡河司令部，负责渡江行动。所有部队都必须服从这个司令部的指挥。我担任这个司令部的领导工作(24)。我在这九个昼夜中几乎没有合过眼。我们指定专门部队负责渡江的秩序。
必须防止人员蜂拥上船，否则就会翻船。这就要求有高度的组织性。还需要有经验的船工，因为水流湍急，很容易翻船。我们对当地熟练的船工付给优厚的报酬。当地老百姓对我们都很好，附近船工都自愿来帮助我们。许多船工在渡江后加入了红军。
这次渡江再次证明我们红军战士服从纪律，组织严密，觉悟很高。
我们过江后直逼会理城下。敌人得知我们的行动后，花了十一天才追到江边，而我们只用了九天，早已渡江完毕，蒋介石已无法追上我们了。
红军战士就这件事编了一出新剧，讽刺蒋介石，说他尾随我军历经数省，好不容易追到金沙江畔，却只在空船上捡到一双破草鞋。
当蒋军试图渡江时，我们的机枪早已准备迎击敌人。敌人只好转而向北，另找别的渡口。敌人由于粮草不足，士兵饥肠辘辘，士气低落，大批士兵开了小差。
我们渡江之后，居于主动地位。我们可以阻止敌人过江。我们的处境逐渐好转。从此西征开始进入第四阶段。
在会理城我们休整了五天，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指出，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政治局的决议传达到广大红军战士并得到广泛的拥护。
我们决定加速向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需要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的第二个重大成果，是我们考虑到在雅州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必将与敌人作战，于是决定扩充红军。我们招收了五千名有战斗力的年轻战士，并组织了大批游击队。我们还制定了筹粮筹饷的计划，也都全部完成了。
我们在会理休整五天后，继续朝大渡河前进。如果以每天行军三十公里计，总共需要二十九天时间，才能到达。还应估计到沿途到处有敌人。他们在很多地方为了阻挡我们渡河，把桥梁都烧毁了。我们以异常快的速度插向大渡河，不去攻打沿途的城镇。
我们在沿途各地组织了游击队。在这一地区，我们遇到了与省委已经失去联系三年的“野”组织。我们找到了当地领导革命运动的党委，找到了当地的共产党组织。第二天，他们就动员了一千多人，成立了抗税军。这个地方的党委现在还在工作，组织已得到了加强。
从这里出发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如果走大路，则可以料到敌人会毁掉一切可供食用的粮食储备。我们派出一支部队走大路以吸引敌人，而其余部队都走另一条小路。我们进入了当地土著彝民聚居的山区。这个部落系突厥后裔，对汉人有极深的成见。我们到来之前不久，白军的一个将领曾试图穿越这里而被当地人击毙，其所部亦被消灭。
我们红军一到这里，也被他们团团围住。这支部队是由工农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亲自指挥的。他不仅会打仗，而且善于搞统一战线。他利用了这个部落内部的纠纷，并且当着彝民大众的面杀鸡饮血酒，以表示歃血为盟。自此以后，彝民部落待我们很好，建立了友谊。但仍有一部分人严守中立，而另一部分人却尾随我们，欲与我军交战。
他们开枪打我们。我们架起机枪给予还击，打死了一二十人，其他人立即四下逃散。我们开展宣传工作，说我们愿意帮助他们等等。这种态度，使他们非常感动，友好关系渐渐巩固。我们继续前进。他们送给我们马匹、牛羊以及各种礼物，我们回赠他们金钱等等，甚至还送给他们鸦片。
此后，我们抵达大渡河边。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自太平天国时代起就已闻名于世。太平军将领石达开自南京退入四川后，正是牺牲在这里的。我们遇到一位九旬老人，他是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亲眼见过石达开和太平军。
老人告诉我们说，太平军和石达开被歼是因为军队内部产生矛盾，还说太平军并不是什么“长毛”。我问他：“老公公，你认为我们红军对老百姓好些，还是太平军对老百姓好些？”他回答说，你们对老百姓要好得多。
这个地方只有两条渡船。河对岸有一营敌军驻守。敌营长怕我们到来，命令将两条船都拴在对岸。当夜红军抵达河边。第二天早晨，黎明时分，我们发现河面很宽，难以渡过。大渡河比金沙江宽些，但水流更急。渡船往返一次，至少要用五十分钟。因此，红军主力要想渡完，得用一个半月的时间。这当然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找不到当地的船工。于是从党团员中挑选了十九名勇士(25)，给他们配备了匕首、步枪和轻机枪。我们在岸上架设了机枪和迫击炮，还安排了有经验的狙击手。
十九名勇士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尽管一次又一次被水流推回，敌人的机枪不停地扫射，他们却毫不畏惧，勇往直前，顺利登上了对岸。上岸后，他们缴了部分敌人的械。我们的炮火迫使敌人转移了机枪阵地。我们的同志趁机占领了山上的制高点。在十九名勇士的掩护下，我们开始渡河。经过两个半昼夜，渡过了一个师。
我们这十九名勇士，在冲锋时只伤了五人。政治部给了勇士们最高的奖赏。他们获得了“红军英雄”的称号。但是只有一个师渡过河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红军主力仍然在河的这一边。于是我们转而西进，准备从那里唯一的天险泸定铁索桥上通过。当南岸的红军主力部队向西挺进时，已在北岸的红军师也向西运动。北岸的敌人边退边死守，负隅顽抗。尽管如此，我们在北岸的部队仍顺利到达指定的地点。
我们从三面发动进攻，敌人虽然筑有坚固的工事，仍然抵抗不住我们的冲击。敌人中的许多新兵知道红军不杀他们，纷纷丢下步枪，等待我们的到来。我们吸收他们参加红军，从而充实了自己的力量。
我们来到铁索桥时，发现吊桥已部分被破坏了。铁索上的木板已被拆掉。桥长九百多尺，合三百多米，由十三根铁索组成。上面四根作为扶手，下面九根并行以便横铺木板。桥的铁索都固定在高高的崖石上。要走到桥头，必须先经过一个石洞。
蒋介石的空军连续对吊桥轰炸了三天。但是他们连一根铁索都没有炸断，因为河岸太高，飞机飞过铁索桥时无法降到需要的高度。
刚才我已经讲过，桥板在我们到达之前已被拆去，只剩下铁索。敌人又不停地从对岸射击，火力凶猛。我们派出一个最优秀的连队作为前锋，他们双手抓住铁索前进。我们终于找到了木板，大家在前锋连掩护之下爬过了桥。敌人见红军战士如此顽强，大声喊道：“好啦，我们投降。”随即便交出了武器。
中国军事史上最英勇善战的队伍，在大渡河边都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蒋介石预料我们也会全军覆没。他曾对部下说：此处乃“赤匪”必死之地。但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我们攻下了这座桥。毫无疑问，这是红军西征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
从渡口到雅州，都是平坦大道。敌人沿路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显然于我们不利。我们决定避开大道走小路，但要翻过一个山口。当我们翻过山口进到村落时，村民们简直惊呆了。他们想象不出我们是怎样到来的，因为他们只听先辈传说有山路可通，但是几百年来从没听说有人翻过这么高的山。我们仿佛从天而降。这座高山，我们是爬着过来的。有些地方，泥深过膝，我们从中穿行。
下山后，我们却又碰上了敌人的碉堡。我们整整攻了一天，仍未能将敌人赶走。于是我们派出一支部队轻装前进。待他们占领了一座高达一万六千英尺的山峰时，我们才攻占了天全县城。
为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我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大路，路上有敌人修筑的大型工事并驻有重兵把守。如果走另外一条小路，则会遇到粮食不足的困难。我们还是决定走小路。
红四方面军这时已经攻占了理番。我们逐步向北推进，而他们则由北向南接应我们。我们就这样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两支大军——红四方面军和江西中央红军终于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师。
我想就此结束关于西征的介绍。下面我将就建立中央苏区斗争的意义讲几点看法。
（休息五分钟）
通宝推：桥上,家园 我的小作文（5） 我不理解
史实告诉我们，红军经四渡赤水一役成功的从蒋军的包围圈中跳了出来，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红军是怎么做到的？我很不理解。而历来我们所见的相关文章都主要在讲毛泽东是如何用兵如神、红军是如何英勇善战，仿佛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立刻变成了天兵天将，而蒋军瞬间变成了一群蠢猪饭桶，这是真的吗？
在我个人看来，红军从江西根据地西撤至贵州后，实际上是自己钻进了一处几无生还希望的绝境。北边是长江，有川军重兵把守；东面是何健的湘军，正在夜以继日的修碉堡；南边则是老蒋的嫡系部队，薛岳纵队和周浑元纵队；西南方向是滇军，一副“甭想从我这打进云南”之势；西边是金沙江，也有重兵把守。其时红军只有约3万人马，且不完全是作战人员，且相当疲惫，且士气不振，而蒋介石这一边约有40万大军。
事后诸葛亮的说，我要是蒋介石，一看这局面，马上就平静了，这是必胜局。那么我就会给我的部下摆事实、讲道理，告诉我的部下要牢记这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不急于打死红军，而要玩死他们。怎么玩呢？先把包围圈建起来，再然后慢慢收紧。不管红军是左突还是右袭，都不要理会，一步步的把包围圈收紧就OK。就这么办，三个月便可全歼红军，最多半年。
可为什么最后红军还是跑了呢？我的看法是，红军确实赢了，但蒋军也确实输了。那么蒋介石到底输在哪呢？
让我们先简单的从红军这方面来回顾一下四渡赤水的战斗过程。
遵义会议第一项并不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是先确定了下一步的目标：北渡长江去川西川西北或建立根据地。而在早前的黎平会议上，中央决议是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然而黔北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很多，不利于创建根据地。
因此，遵义会议结束之后，红军就朝着赤水县城出发。原定计划是先打下赤水县城，再从宜宾和泸洲之间渡过长江。然而，南下而来的川军相当有战斗力，红军不仅没有顺利攻克赤水县城，反而受阻，无法前进。与此同时，另一支川军由郭勋祺带领从东边杀了过来，对红军形成侧击之势。
这个时候中央做出了一个决策，打算在距离赤水县城不远的一个叫土城的地方打一场歼灭战，吃掉郭勋祺的部队。然而，又失算了。
一开始以为郭勋祺只有4个团，结果来了9个团，并且还不是一次来的，而是梯队式的源源不断的上来。激战了一整天，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事后来看，如果当时不采取果断措施，红军主力必定就此完蛋。鉴于此，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原先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一渡赤水。由于当时处境十分危险，在这次西渡赤水河的过程中，红军不得不扔掉许多重武器，比如山炮等等。一渡赤水的时间是1935年1月29日（凌晨）。
得报后，蒋介石立刻调整其部署。具体如何在这里就不展了，总的来说还是采用铁桶阵，打算将红军主力歼灭于川南一带。
在蒋军的追堵之下，红军在川南左闪右晃，于2月9日抵达扎西。
因四川有红四方面军，据称有10万人之众，因此中央还是想去四川。这次打算从横江（金沙江）一带突围出去，但试了几回，想调虎离山，但蒋军不为所动，固守原地，中央只好放弃这一计划，另作打算。
毛泽东此时做了一个研判，老蒋的部队已经被吸引至扎西地区，黔北必然空虚，这时应该杀了一个回马枪，重新打回贵州。中央表示同意。2月11日，红军开始东进。
2月18—21日，红军二渡赤水。24日，红军突袭桐梓，准备不足的黔军弃城而逃。25日，红军分兵，红五、红九军团在北边阻击可能南下的川军，主力则向南开拔，攻打娄山关。
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了守住，黔军前后上了六个团，但还是被红军打败了。这次战斗由彭德怀和杨尚昆统一指挥，红军投入了红一、红三两个主力军团，先以一部从正面吸引敌人火力，再派主力部队从两侧迂回到敌后。
占领娄山关后，红一、红三乘胜向遵义挺进。2月28日晨，红军再夺遵义城。
从遵义城仓惶南逃的王家烈在忠庄铺一带遇到了前来增援的吴奇伟，两人一合计，决定趁红军立足未稳，反扑遵义。
中央收到情报后，决定抓住吴奇伟孤军冒进这个机会打一个大胜仗。2月28日下午14时，红一、红三跟吴奇伟部交上了火，战斗就此打响。基本战法还是以一部吸引正面敌人火力，再命另一部迂回包抄，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被打得大败的吴奇伟率残部南撤，红一军团之红二师奋力猛追，前锋直插乌江北岸。狂奔至此处的吴奇伟深恐被红军活捉，率少数人马逃过乌江，并立即砍断浮桥，结果尚未过江的1000余蒋军，以及各种物资、装备均为红军俘获。
仅仅用了五天时间，红军连取桐梓、娄山关、遵义，打得贵州军阀王家烈抱头鼠窜，重创蒋介石嫡系部队吴奇伟（原本有四个师，被打掉了两个）。蒋介石哀叹此为“奇耻大辱”。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为什么？因为整体形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先西进，一渡赤水河，再东进，二渡赤水河，红军又回到了原点。蒋介石机会大把的。
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2月28日红军重占遵义。打了一个多月，虽然在此过程中，红军取得了自撤离江西苏区以来的一次大胜仗，士气有所提升，也在贵、川两地补充了一些兵源，但总账算下来，恐怕还是“亏”的，仅土城一战据称红军伤亡高达4000人。蒋介石这边则损失有限。王家烈本来就是个弱鸡，他这个贵州军阀头子，原本就是个花架子，他所谓的手下侯之担等人其实并不买他的账。况且，蒋介石原本就要吃掉王家烈，原本就打算驱虎吞狼。损失也就是吴奇伟的两个师，可是这点损失实在是微不足道。老蒋的嫡系还有薛岳纵队没有动。薛岳是不可小视的，这位大将后来在长沙跟日军干了四回。
所以，沉默了，红军在思考人生，蒋介石也在思考人生。好比两个人比武，上来就过了两招，然后分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脑子都在飞速运转，怎么办？怎么办？
蒋介石首先坐不住。3月2日，老蒋飞抵重庆，3日，他颁布手令，各军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老蒋判断，中央红军“必向东图”，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不久之后，老蒋又收到情报，说红军主力在遵义西面的鸭溪一带集结。经一番思索，老蒋认为红军有两种可能，其一，放弃遵义，仍向西窜，以达其原来之目的（即北渡长江）；其二，吃掉周浑云纵队，然后再南图贵阳。据此，老蒋再度调整部署。具体仍然不展开，简单的说还是铁桶阵，打算全歼红军于遵义一带。
这个时候的红军在想什么呢？不得而知。我找了又找，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史料，只知道在这期间发生了一次争议。
中央确实有吃掉周浑元纵队的意图，但位于鲁班场的周浑元龟缩不前，红军主力一时半会也没有别的办法。林彪提出来，可以去打王家烈，王家烈此时躲在金沙（也就是打鼓新场）一带。林彪的理由是，王家烈好捏，金沙县城也比较有钱，打下来可以补充部队。林彪的这个提议，获得了绝对多数票，事实上，只有一个人反对，一个人沉默。谁反对？谁沉默？毛泽东反对，周恩来沉默。
毛泽东反对的理由是，从鸭溪到金乡，是往西南方向进攻。王家烈固然弱鸡，但他要是负隅顽抗，恐怕就要坏事。这是因为周浑元在这条进攻路线的西北侧，吴奇伟还有两个师在这条进攻路线的东南侧，若周、吴两军同时出去，将从侧面对中央红军形成夹击。还有一点，王家烈的身后还有滇军，就算王家烈顶不住，滇军也会补上来。如此一来，红军只有可能退回遵义，而蒋军则顺势把铁桶阵收紧。
尽管毛泽东陈述了自己反对的理由，可绝大部分人还是赞同林彪的提议。对此，毛泽东非常无奈。是日夜晚，毛泽东思来想去，还是去找了周恩来。周恩来终于被说服，次日周恩来又说服了大家，放弃金沙计划。可问题是，不打金沙打哪里呢？时间不在红军这边，红军是不可能坐得住的，你坐着，蒋介石的包围圈只有可能越收越紧。这个时候毛泽东拿出了他的看法，打周浑元。大家一听，奇怪了，王家烈弱，你却不打，周浑元强，你却要去打，说不通啊。毛泽东向大家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打王家烈的风险前面已经分析过，而打周浑元却没有什么风险。如果红军主力去打周浑元，王家烈是不敢出动的，吴奇伟在乌江南岸，离得远，这也就是说打周浑元没有后顾之忧。如果能把周浑元吃掉，当然好，如果吃不掉也不会有损失，因为可以顺势再渡赤水。并且由于先打的周浑元，所以当红军再渡赤水时，他并不敢出来追击。
于是计划敲定，红军迅速采取了行动。周浑元有三个师，果然不好打。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三渡赤水的命令。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前面提到的争议引发了一个变化，即中央成立了新三人团，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主席的意见是，多人集体指挥很容易贻误战机，还得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早前是旧三人团，成员是博古、李德、周恩来，但旧三人团经遵义会议之后就被废了。
3月16-17日，中央红军从茅台一带三渡赤水河，之后，朝位于西北方向的古蔺地区推进。
收到消息后，蒋介石大喜过望。在3月20日他所发出的一份关于在古蔺地区消灭中央红军的电令中，我们可以见到这样的字样：“……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然而可怜的老蒋，上当了。
跟蒋军发生激战的，并非是红军的主力，而是一个团。可为什么老蒋就把红军的一个团错当成了红军主力呢？因为红军派出总部电台在该团附近活动，并频繁发报。老蒋哪里知道，这全是在骗他，真正的红军主力，正隐蔽于赤水河西岸的密林之中。就在老蒋发出那份充满着难以遏制的喜悦之情的电令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21日（晚），红军主力突然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到22日，红军主力全数渡过赤水河。就是四渡赤水。
这一神走位叫蒋介石大惊失色，可是他并没有料到，还有更大的“惊喜”在后面等着他。
突然东渡赤水河的中央红军像一把全力递出的尖刀，从正在向古蔺地区包围过来的敌军之间穿行而过，向南疾进。有多疾？迅雷不及掩耳那么疾。
老蒋料定红军必再取遵义，3月24日，他飞至贵阳，就近督战。谁知红军虚晃一枪，继续向南疾进。3月28日，红军主力进至乌江北岸。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这个时候的乌江南部大片地区，空空如也，贵阳城及周边地区只有四个团。
蒋介石惊恐万状，但故作镇定，还在贵阳城四处转悠，指点江山。其实他已秘密做了如下安排：一、无论如何要守住贵阳机场；二、准备好轿子、马匹；三、急令离得最近的滇军孙渡部前来救驾。实际上，除了滇军孙渡部自西向东往贵阳狂奔之外，老蒋的嫡系周浑元、吴奇伟也在火速赶往贵阳。
就在老蒋坐卧不安之际，他突然发现红军不是真的要攻打贵阳。4月5日，蒋军侦察机探知，红军正在清水江西岸架桥。险先死去却又活来的老蒋当即做出如下判断：红军主力欲东渡清水江，其目的是要去湘西，跟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老蒋电令前来救驾的各路人马急转弯，通通向东追击。
而红军呢？却擦着贵阳城边，挥师南下。4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指示，以红三、红五军团为右纵队，以红一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的姿态，迅速占领定番，向云南方向推进。同时命令在乌江以北活动的红九军团，向毕节、大定方向前进。
到此，四渡赤水战役结束。
原本是猫捉老鼠的游戏，结果却倒了过来，老蒋被红军玩得痛不欲生。这是为什么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 复 我的小作文（5）
家园 我的小作文（5.2）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邪不胜正
依我之见，四渡赤水由两个阶段组成，一渡、二渡是第一阶段，三渡跟四渡是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结束时，红军并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从某种角度来看，蒋军赚得更多，这是因为时间站在老蒋这一边，之前被甩掉的薛、周两个纵队又逼了上来，川、湘、滇军也距离中央红军越来越近。并且第一阶段中，中央红军基本上处于被动，两次欲北渡长江的行动都被迫放弃。
关键的关键，出现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这个时间大致就在1935年3上旬。
两边都很急。
红军“有理由”急，因为时间不在红军这边。所以，当毛泽东陈述了反对打王家烈的理由之后，连我们这些军事上的门外汉也看明白了，毛泽东说得对，不能打，如果真去打王家烈，红军主力恐怕就此完蛋，可是“尽管你说得对，但我们就是不听你的”，急啊，个个都很急躁。这要是换成我是毛泽东，我肯定有一种想撞墙的冲动。
只能说毛泽东是人神，周恩来也相当了得。
蒋介石也急，但他急得有些“莫名其妙”。40万大军，把红军主力围得跟铁桶似的，难道还能飞走？有这个必要急于歼灭红军吗？泡杯茶，抽根烟，哦，对，老蒋不吸烟，难道他不香吗？
所以，根据我长时间研究所得来看，搞邪门歪道的，他就是急，他一定急，他不急他就不会走邪路。
红军确实是着急的，但最终冷静了下来，蒋军原本不需要急，但就是急得很。谁正？谁邪？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望遵义会议，就知道这个会开得有多么的及时了。不管会议上讲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博、李二人下课，毛泽东“重出江湖”，这就是胜利的保证。我本是急的，但我不急，你本不该急，但你就是急。我正，你邪。我赢，你输，邪不胜正。
所以接下来三渡赤水、四渡赤水是一气呵成，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红军手中，老蒋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耍。这让我们差点产生了一种错觉，蒋介石及他的部下，跟提线木偶似的，跟群众演员一般，他们的出场完全是为了配合红军的“表演”。
尽管蒋军并没有损失多少人马，但杀伤性不强，侮辱性极强，我们完全可以想得到他们的内心有多么的崩溃，已然在心里大骂了自己一万遍蠢猪饭桶。然而，无济于事。要知道这些人并不是新兵蛋子，仗是打了不少的，但恐怕从未输得这么难看。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呢？还有比邪不胜正更好的“解释”吗？
顺带说一句，还有比四渡赤水更励志的故事吗？又有哪一部小说能比得过如此真实的“逆袭之战”呢？
通宝推：Ace,家园 我的小作文（5.3） -- 有补充 “我们全都是白痴！饭桶！”
我们从四渡赤水之役中完全可以看出来毛泽东的“诛心术”相当吓人，但他并没有对党内同志用过。洞悉人心，却不诛人之心，这种境界，只有人神才能达到。
让我们再复一次盘。
跟前两次不同，三渡赤水、四渡赤水是连在一起的，当时连红军也不知道毛泽东想干什么，那会还在红一军团的刘亚楼就问，我们这是要去哪啊。
刘亚楼是谁？平津战役中攻克天津的总指挥啊。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而傅作义一帮人认为，别说是30天了，就是3个月，天津也能得守得住。之所以打得这很快，跟刘亚楼略施小技有很大关系。具体过程就不在这里讲了，反正就是刘亚楼把陈长捷给骗了，让陈长捷误认为解放军将采取南北夹击的方式攻打天津，实际上，解放军是东西对进，拦腰一刀。我敢吹一句，刘亚楼这一招是跟毛泽东学的。
我分析认为，当毛泽东获悉蒋介石于3月初飞抵重庆之后，一个计划的雏形就已经开始在他的脑中形成了。蒋介石就是毛泽东手中最重要的棋子，这盘棋下赢的关键之关键，就在于蒋介石为我所用。虽然我无法证明是毛泽东将蒋介石从重庆调到了贵阳，但很显然，蒋介石最大的败笔，就是飞往贵阳。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之后，红军来了一个接近于180度的大转弯，急速南下，直逼贵阳。其目的，就是为了调动滇军。这一步，其实是下得太妙。因为调动滇军的目的，就是为了能直插云南，逼近昆明。而逼近昆明，是为了让龙云再次上当，如此红军才能真正摆脱了蒋军，掉头北上。
用象棋术语来说，这一招就叫将军！抽车！将你的军，你只能丢车保帅。下象棋如果让人这么给杀了，那是非常没有面子的。实际上，四渡赤水这盘棋，车马炮象士红军让了一半子，最后老蒋还是叫毛泽东将军抽车，输得实在是惨不忍睹。
这只能说明，毛泽东洞察人心。相比起来，林彪就是个技术工人，也就能跟机器交流交流。
这里说句闲话，我个人多少有点同情林彪。林彪就是个打仗的，并且还相当机械，他完全不会搞政治。可是他后来有了野心，但也很难解释。可是即便如此，林彪在毛泽东身边这么多年，他难道还不了解毛泽东吗？只要他认错、改错，已经过去的事是不追究的。可他就跟裘千仞那样，自觉罪孽深重，无法放过自己，最后仓皇出逃，摔死了。
按常人所见，第三次过赤水河，不应该先打周浑元，而应该悄悄行军，秘密渡河。这是因为中央红军选择的渡河点茅台镇距离周浑元并不远，如果在渡河期间，周浑元出击，将从侧面对红军主力形成半渡之击！这太可怕了！渡河只走了一半就遇到了敌人，这已经相当不走运了，人家还是从侧面攻过来，那可以说，基本上死定了。然而，毛泽东料定只要先打周浑元，他就不敢出来。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掉头南下，一路并非畅通无阻，恰好相反，危机四伏。不说别人，王家烈、周浑元、吴奇才三支部队，都在红军南下的必经之路附近。然而，毛泽东料定，周、吴二人必定急吼吼的扑向古蔺地区，而王家烈必定急吼吼的去占领遵义。这在常人来看，简直就叫玩险，这三支部队当中，有任何一支部队对红军发动阻击，那么红军就不可能快速推进到乌江。相反，极有可能被蒋军迅速包围，再也跑不掉了。
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蒋军完全成了毛泽东摆弄的木偶之感。
此外，也不得不说，尽管毛泽东洞察人心，可是，这毕竟是真刀实枪的干，时间和空间上都不允许出一点差错，难道毛泽东连这也能算准吗？一个高难度的技术动作，就像花样滑冰里的四周跳那样，要反复训练，才有可能在正式比赛中做成功，可是红军有这样的练习机会吗？并没有，但就是成功了。你怎么去理解？你如何来解释？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说毛泽东其实本事只有那么大，他是运气好，问题在于，为啥这个光环没有戴在老蒋头上呢？而实际上老蒋不需要光环，不需要运气，他是这必胜局，俩王四个二。结果老蒋是抓了一手好牌，打了个稀烂。难道是因为老蒋好吃懒做吗？恰好相反，蒋介石是相当勤奋的。不说别的，他那个坐姿，简直就跟用尺子量出来一样，背挺得笔直，距离椅靠15公分。
再来看一下一渡赤水。
一般认为，一渡赤水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实际上是红军失败了。我研究了一下，我认为土城之战全靠毛泽东。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红军在土城之战打响之前出现了重大判误。原以为郭勋祺只有4个团，结果来了9个团。这是要命的。因为情报说郭勋祺只有4个团，所以彭德怀打算吃掉这4个团。打到一半才发现不对劲，川军怎么就打不死呢？慢慢才明白，前面确实只有4个团，但后面还跟了5个团。然而红军不甘心，还想打下去，连朱德都上了前线。朱德要去，毛泽东不同意，朱德非要去，毛泽东无奈只好同意。
是日夜晚，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不打了，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并且要求周恩来负责架桥，第二天天亮之前就得架好。土城之战是1月28日晨打响，西渡赤水河的命令是1月29日凌晨3点下发。
止损之果断，叫人折服。我所查到的史料并没有显示这跟毛泽东有什么直接关联。但是综合前后情况来看，除了毛泽东能如此坚决止损，还会有谁呢？
二渡赤水我研究甚少，这里就不说了。
我思来想去，认为人世间不存在这样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四渡赤水，我们就只好去奚落蒋委员长了，“我们全都是白痴！饭桶！”
通宝推：Ace,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更正一处错误 -- 补充帖 原文是
周、吴二人必定急吼吼的扑向古蔺地区，而王家烈必定急吼吼的去占领遵义。
现更正为：
周浑元必定急吼吼的扑向古蔺地区，而吴奇伟必定急吼吼的去占领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