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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整理】对于温铁军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比较清楚的描述 -- 箪食瓢饮到中年
家园 【整理】对于温铁军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比较清楚的描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评述：
【注意，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反动的社会主义
...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拋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
马前卒的评述（《睡前消息304期》）：
这段文字放到现代中国，就是从北洋政府一直混到今天的乡村建设派，这一派非常擅长分析经济危机，非常擅长渲染农民的苦难，但是最后拿出方案，无非就是行会制度和宗法经济。忽悠政府拨款来掩饰行会制度的低效率。他们的道德优越感，充其量也就是传统出租车司机骂嘀嘀一类打车平台的水平。只要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这一类人永远不会消失，永远可以假装站在菜贩子一边去，批判大资本要卖菜。但是你要问他方案，能不能提供更高的生产力，更廉价的商品，更好的服务，他就会开始和你谈道德了。
很多人建议马逆和温铁军对线，问题是温铁军代表的乡建派属于少见的毛邓都不待见的派别。乡建派并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根本连错的资格都没有。中国历史发展迅速到没给他们通过实践证明自己错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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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马逆观点可以，拿他和温铁军比简直是人身攻击马逆。
似乎是本站一个网友说过，互联网热烈争论的政治话题，大部分可以从五四论战中找到答案。可惜看反映五四时代的电影、电视剧的人多，看五四时代论战作品原文的人少。
通宝推：不远攸高,家园 乡村建设派，就是要给乡村级政府以经济决策权 -- 有补充 大跃进之所以造成灾难，就是因为人民公社作为乡级政府有了决策权，跟风跑去大炼钢铁，种卫星田，造成农业投入反而减少，引发饥荒。彭总“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批评是中肯的。
试想，如果08年之后，中国十万个乡政府也跟着搞地产财政，都开始大建特建会造成什么后果。
通宝推：箪食瓢饮到中年,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人民公社这种东西要是生存到90年代以后，绝对是经济毒瘤 -- 补充帖 一个标准的人民公社，公社书记能够对社员征税、派傜役、限制人身自由，并且有权兴办企业、学校、基础设施，还拥有公社土地的征用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权力能兑换多大的资本，造成多大的泡沫和窟窿，我们现在都是难以想象的。
见前补充 4790116 家园 所以才警惕 被推翻的乡坤恶霸地主阶级回来掌权 家园 这些权力和当时局势分不开。 看起来是很厉害，但当时条件有限，根本做不了什么。而且要考虑到当时备战，需要稳定生产生活等因素。因此这是准战争状态下的组织，不能和之后混作一谈。
且不论这些如何，问题公社解体之后，你说的这些依然全部存在。八九十年代的基层问题是怎么来的？难道不是解体后的征税（掠夺）更严重？甚至连徭役也是如此。比如前几年才把新疆地区的义务工给取消了（全国04年取消，实际上大体是90年代后期消亡的，和改革同期）。企业和学校现在不也一样？比如本地就是并校后又自行拆分建校的。
然后这些难道不会附带土地征用权？你说的征用权具体范围如何？比如88年才保护耕地，限制集体用地自由，但可以依法转让。公共设施需要向县级申请也是这一年。然后97、98年强化了这些政策。之前呢？
简而言之，这是光想着公社不动而其他全动。问题公社本身也在变化，国家会随着发展调整，不是说某某时期如何就能解决的。不然供销体系怎么解体的？
至于原帖说的“一窝蜂”和现在跟风搞企业乃至产能过剩垮掉一大片又有什么区别？当时工农业都薄弱，而现在农业有保障，工业已起飞，不再会有“严重问题”罢了……虽然弃耕抛荒问题仍不小。然后，“一窝蜂”仅仅是地方有权的问题？省委的目标和要求就不算了？全国调控为什么做不到？接着，现在就没有“经济决策权”了？当时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就算现在和当年无法相比好了，八九十年代又如何？他们的权力小吗？ 又怎么垮掉了呢？
其实核心就两个，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税收，这两个不是经济决策权，而是政治权力。但现在强调乡村建设的，其土地和税收基础都是现行制度，至多给些政策。甚至是进一步市场化，而非当初的全方面政经权力。可是就算有全方面的权力，也和大跃进的关关系不大，因为你这是把上级决策当成下级瞎搞的问题了……说的好像当时有多自由一样。也因如此，不管哪一种建设派，都和你说的这些关系不大。
家园 举个例子 1958年6月，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向全省党组织和全省人民提出了“以钢铁为统帅”、带动工业全面“大跃进”、加速实现工农业机械化和城乡电气化进程的目标，会议要求凡有条件的地区，都要建立小型炼铁厂或炼钢厂，开展群众性的大造小高炉运动。下半年，杭州市的工业在大办工业、开展生产竞赛的同时，重点开始转向大办钢铁。杭州市委成立了“钢铁办公室”，同时发动各行各业大搞土法炼钢铁，全市多次组织了“炼铁生产突击日”“钢铁生产突击战役”“矿区放卫星”等活动。仅1958年9月18日第一次“炼铁生产突击日”就投入采矿、炼焦、炼铁和运输的工人、农民、干部、居民和部队官兵达15万多人。
在声势浩大的大办钢铁运动中，仅杭州市建工系统就建成小土炉2000余座，市郊区建成小土炉1000余座。在全民大办钢铁的热潮中，拱墅区内无论中央各部属企业还是省市属企业和区属企业，都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全力投入。杭州灯泡厂停掉一条灯泡生产线，抽出一半工人去从事小高炉炼铁，他们到小和山去运来铁矿石，又到热水瓶厂去争取来耐火砖，好不容易搭起了小高炉，辛辛苦苦总算把铁炼出来了，但炼出来的全部是不能用的废铁渣，炼铁生产只好停止。杭州长征化工厂在厂内搭起了小高炉，准备炼钢。杭一棉在厂内设立了炼钢厂、机床制造厂和电动机制造厂等工厂。
其他地区也差不多，都有上级指示和相应指标的，并不是基层乱搞。比如广东省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全党全民一定要为完成钢铁任务而奋斗。同时各县市都有相应的钢铁生产指标，要求年产钢多少吨，铁多少吨，甚至是生铁日产量多少……这是乡村决策权的问题吗？是省县市的问题吧。
- 复 举个例子
家园 好吧，貌似你说的是对的 家园 其实早期包产到户可以说是这种自由导致的 1956-1962的包工包产到户到人、自留地、单干风、责任田……尽管包产到户最终会发展为对生产队土地权力的侵蚀，但实现包产到户反而是地方有权力分配导致的。也就是土地发包、生产分包的权力。县委省委的支持不过是为其提供合法性而已。
家园 刚看见这样一个故事 1975年，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打报告回湖北探亲，此行他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去做调研，看看百姓们的生活如何，听闻韩将军回乡，当地领导纷纷出动，他们拿出了最好的东西来款待将军，但韩先楚拒绝了，他只是去村里找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借宿。吃过饭后，韩先楚问了闵永生一些话，但闵永生很明显放不开，很多话都不敢说，韩先楚生气了，说：“有我在，有什么就说什么，谁要是敢为难你，我第一个饶不了他！”闵永生这才敢诉苦，说同样的劳动，公社和大队干部分的就比普通社员多，大家没有了劳动的动力，有人干脆出工不出力，反正干不干，都只有那点工分。第二天，韩先楚把公社领导叫过去，说：“等我走后，你去找县领导，就说是我韩先楚说的，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太多，需要精简一批。”公社领导问：“精简到什么程度？”韩先楚说了一句：“精简到老百姓不叫苦为止。”
家园 陈一谘当年是这样说的 “包产到户”在我国农村发展中带来三个转变1．广大农民有眉飞色舞第二次解放的感觉。农民讲：“解放后有过两次好日子，一次是土改后到56年以前，一次是现在"。56年前的兴旺劲又出现了”。过去用了很多办法都搞不好的地方，现在地种成了“样板田"”。可见，我国农业发展不快，主要原因不在地不长，不在农不勤，不在没经验，不在投资少，而在于方针、政策有问题。安徽各地都反映生活不如解放初期好。巢湖地区一个老同志说，现在农民50%生活不如解放前，100%不如55、56年。很多农民反映，20多年没吃饱肚子，这两年吃饱了。所以，千条万条，农民有没有积极性是第一条。我国落后在农村，潜力也在农村！每个农民一年多创造100元财富，全国就是800个亿。“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觉得自己又当家作主了，这是最大的转变。
2．“合同制”的出现对我国农业发展有深远意义。许多地方出现的“合同制”虽还不完善，但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巨大进步。它一方面可以把用行政命令管理农业逐步改变为用经济办法，一方面可以逐步把农民和集体，国家置于等价交换的平等地位上。从长远看，它将使按行政办法和行政框架、自然村落和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不可避免带有自然经济和封建宗法特点的行政式农业经济体制，转变为自愿互利的真正的新型合作经济。
3．中国农民找到了一种调动个体，发展群体的好形式。我们过去一谈个体积极性就批之曰“资本主义”。实际上没有每一个个体的积极性，何来集体的积极性?有人甚至宣传违反起码常识的什么“大河没水小河干”。否定了个性，也就没有共性；共性总是蕴于个性之中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一种使个体与群体利益可以协调一致的办法。社会主义的政策必须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包产到户”则正在摸索着向这个目标前进。
——《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关于安徽省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
结果并没有变化，人口和经济优势依然形成了事实上的“宗族”，你贴的问题反而变本加厉。
家园 文革公社干部是最少的，哪可能叫苦，叫苦的是下放干部吧？ 还有大量不脱产干部哦！叫苦也是干得多，收入不多吧，甚至收入不多他们也得喊吧。
1975年虽然邓某整顿，人在回城市，但是，大队公社干部也不会太多。
韩先楚说文革干部多，我就呵呵了。而且下放干部是不作为干部的，只是履行职务功能。
比如，下放医生，老师，文化干部，技术人员，等等，钱是城市开的。
所以，这个故事应该是故事，文革时期公务支出就在那里，怎么可能干部多。韩先楚至于这么糊涂么，不会的。
这应该是改开笑话。了解第一次精简机构，这次基本就和邓大发职务有关。因为回城风已经形成了。
所以一堆关系人都挖洞相关职务，导致了第一次机构臃肿，就是为了回城和进城。
这也是导致改开后乡镇开销大的最根本原因。然后是各种摊派税费，这是当年的历史。
1975年，太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