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史式：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 多余6569
家园 多余兄在这本夏春涛的书里，看到的引文 出处是哪里？
夏春涛的本科学历是什么？
社科院让这种黑太平天国专业户当近代历史所的书记，可见社科院的问题很严重啊。
家园 不要看不起太平军 鄙视满清，剪辫留发
太平军鄙视清朝衣冠，据说他们宁愿穿着戏班的服装出外行军打仗，也不愿将就清朝官服，将其“随处抛弃”、“往来践踏”，以示与满清划清界限。剪掉辫子，留满额发，因此被满清称为“长毛"。
清军入关对民众顺逆的甄别标准就是剃头，要求汉人全部留金钱鼠尾发型，不从者格杀。辛亥革命成功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剪掉辫子，同样是显示与满清的区别。
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北伐时发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
1905年8月，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
什么是恢复中华？复我华夏衣冠就是最起码的恢复中华，所以朱元璋北伐要提，孙中山反清要说，明朝和民国建立以后都做了很多。太平天国能做到这一点，就很值得点赞。
反而是时至今日，有些人脑袋上的辫子没了，心里的辫子还留着。
机动灵活，素质优秀
以长沙之战为例，萧朝贵率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等部三千余人从郴州出发，除在永兴、攸县屯驻12天做短暂休整，8天时间走完600里路，抵达长沙展开攻城。
再以其中的醴陵之战为例，曾水源9月7日寅时起行，从小路昼夜兼程，于9月8日子时直入醴陵县城，20小时行军跋涉170里。
常做户外运动，有过登山和长距离徒步经历的人就很明白，20小时170里和8天600里对人的意志品质是相当大的考验，而这还是数以千计的人集体完成的，又对团体纪律要求相当的高。
以明末的一片石之战为参照，李自成的部队向山海关的行军速度是日均35公里，也就是70里，多尔衮与之也差不多。红一军团的先锋四团飞夺泸定桥的行军是20小时120公里，这基本上就是人类行军体能的极限了，考虑到太平军是在蓑衣渡大败之后一个月才扩充的军队，太平军的人员素质可见水准之高。
这种优秀的素质不仅仅体现在行军上，还表现在进攻当中。
《贼情汇纂》记载：“（萧朝贵）闻长沙城卑防疏，若假轻兵数千，倍道袭之，唾手可得。”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刚刚卸任，新任巡抚张亮基正在途中，所以长沙军务由当时正在长沙的前湖北巡抚罗绕典帮办。
罗绕典原打算在城东南50里外“两山相逼，中仅一路”，位置十分险要的跳马涧设防。但是8日下令施工，萧朝贵10日在此突破，清军溃逃，太平军由此直逼长沙城南。
这时面对的是罗绕典的第二道防线，沅州协副将朱瀚率1400兵勇在金盆岭负责堵截，西安镇总兵福诚、副将尹培立等率1000陕西兵驻守石马铺，担当正面阻击。福诚、尹培立居高临下，据险设防，萧朝贵派小股部队到阵前挑战，痛骂八旗兵。福成、尹培立见太平军人少，下令主动出击，结果一路穷追猛打，落入太平军埋伏。
这时，李开芳率兵假扮清军，“诈称援军”，夺取了石马铺清军营地后，率军从后方冲杀，与曾水源、林凤祥前后夹击，福诚、尹培立所部大乱，最后几乎全军覆没。朱瀚畏惧之下，直接弃阵而逃。
这一套战术下来，先是兵贵神速，关山飞渡，接着面对以逸待劳的敌军又是诱敌，又是诈营，又是夹击，又是包抄。谁会相信这是一个穷得读不起书，认不得字，在紫荆山烧炭为生的农民所为？
李秀成在供状中评论萧朝贵“勇敢刚强，冲锋第一”。李秀成自视甚高，在供状中提到天国诸王，多一语带过，只对三人推崇备至，东王、翼王和西王。“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天意不知如何化作此人。”“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
萧朝贵在长沙城南的攻城战中中炮身亡时，才不过三十二岁。杨秀清死的时候也才三十三岁。萧朝贵和杨秀清这两个烧炭佬都是出身贫苦家庭，大字不识一个，这满腹的韬略都是哪里来的？想过没有？啊？
杨秀清的《行军总要》知道不？不知道吧？除了一个洪秀全，还知道个啥呀。
放着这么多太平天国最出色的人物不提，反而死盯着一个洪秀全不放，觉着一个洪秀全就抵得上整个太平天国了是吧？
拿着就使劲放大，说你拿着几个太阳黑子抹黑整个太阳有错吗？
还太阳黑子跟地球差不多大小，忒么地球也就是在太阳形成时剩下不要了的渣渣，知道不？
通宝推：empire2007,审度,云山,strain2,落木千山,Rusher,威武,阴霾信仰,青青的蓝,GWA,- 复 不要看不起太平军
家园 剪了辫子，然后全中国信教？ 这是恢复华夏，还是毁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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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者天王洪秀全，他在建都天京之後，就立刻对上帝教进行修整。当初创教时，因为人们说拜上帝是「从番」① ，他为着要得人信从，所以博引经史，以证明中国上古本来就是拜上帝的，太平诏书和天条书中，满纸都是儒家经典和史册古事。到这时候，建立政权了，要打倒儒教在社会上的势力，就将太平诏书和天条书中所引证的儒家经典和史册古事全部删去，另行重刻，并命令禁阅儒家经籍，以後改为待删改镌刻後始得阅读的政策。
在修改重刻太平诏书和天条书的同时，太平天国又将基督教的两部经典旧遗诏书（旧约）和新遗诏书（新约）刊刻。後来对此两书加以必要的改动，把书名改为钦定旧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在有些地方，还由洪秀全加以眉批，附会神话，引申经义，为自己的政权及自称万国真主作凭据。如在钦定前遗诏圣书的眉批中，宣布新也（耶）露撒冷就是今天的天京① ，上帝天堂就在天朝② ，外国人的到中国来，乃是「万国臣民朝父皇」 ③ ，系他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
【《太平天国史》罗尔纲 卷二二二 拜上帝教 一总说 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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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再能打，要是领袖都腐化堕落，这个政权还能好？
这样的政权还谈得上进步与正义？
中国的未来难道可以寄托在这样一个政权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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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下效
非军事开支在太平天国早期财政中便占据不小比重。据载，天王、东王的净桶、夜壶、碗箸均以金造，1853年秋冬间还准备打造金桌、金灯台，但金子已罄。大小官员纷纷效尤，严禁私藏私带金银的法令逐渐失去约束力，“贼臂必带镯，手必戒指。广西、湖南人鲜有不备者，无金则银”(31)。
这股歪风也在太平军中蔓延开来，开印时摊派费用几成惯例，官越大，征敛的钱越多。例如，1862年夏，浙江诸暨县许军帅吩咐三十七都师帅徐君连，称“现在义大人开印，饬办各色货物，每都派费钱三十千”。仅隔6天，许军帅又指示徐，称“前奉张大人面谕，以现在首、梯二王暨余大人次第开印，每都师帅各派费洋八十元，断不能少，限于二十日缴齐，今又亲自来局坐收。为此飞札，仰弟于即日亲自携带来局，面听铺派，勿迟为祷”；同时不忘催讨上次摊派的义大人开印费：“再：领令箭印凭费十五元，又派买办货物费钱三十千，一同带来。”(38)透过诸暨这一个案，可以想见乡民额外负担之沉重。再如，常熟守军为庆贺忠王40岁生日，在乡间征收贺钱，每师摊银1500两。听王陈炳文的妻子做寿，仅嘉兴王店镇就摊银3000两。开印费、生日费以及建造王府、官场应酬均不属于正常的军政开支，无形中加重了民众负担，从中折射出一种文恬武嬉、颓废奢靡、漠视民生的官场风气。
变质的太平军
与疆域缩小形成反差的是，太平天国的兵力急遽扩充。各路将帅为谋名位，热衷于广招兵马、抢占地盘，仅李秀成部据云就有百余万众(29)。但这种扩充漫无节制，战败归降的清军兵勇和无业游民占很大比例，大多桀骜不驯漫无纪律，且非战斗人员增多。据镇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部残存名册统计，超过四分之三的官兵系1860年至1863年间入伍，其中打杂之人为数甚众，包括开店、官伺、看馆、看马、买菜、种菜、打柴、挑水、煮食、成衣等(30)。再就是随着洪秀全大肆加官封爵，官员队伍迅速膨胀；随之膨胀的还有为官者的腐化享乐意识，非分需索增多。
主兵与客兵
筹饷问题还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内部存在的拥兵自重、各争雄长、人心涣散等严重问题。争地盘的实质是争饷源。太平军有主兵、客兵之分，前者为当地驻军，后者为过境部队(俗称“客长毛”或“野长毛”)。主兵与客兵不时发生利益冲突。顾汝钰《海虞贼乱志》记述了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为争夺常熟控制权互相斗气一事；沈梓《避寇日记》卷四记嘉兴主客兵为争馆子引发火并；佚名《寇难琐记》记石门、德清守将为争夺新市镇税收发生火并，导致“市人罢肆”。
打先锋
战火纷扰造成的创伤更是暴风骤雨式和毁灭性的。太平军对组织团练抵抗者严惩不贷，其安民告示常有此类表述，申明倘顽梗不化，将“尽行剿洗，鸡犬不留”、“剿洗尽净”、“玉石俱焚”(44)等。于是，这些人群或地方便成为太平军打击的目标，“凡经过市镇村坊，掳掠焚杀，名‘打先锋’，贼中以为公事美差”(45)。太平军败退苏南前夕，“打先锋”次数增多，“贼愈乱窜，乡官逃避，钱粮愈无济解；贼愈穷蹙，四野掳掠，民愈逃避，贼愈打先锋”(46)。不少市镇因此沦为废墟。
【太平天国筹饷问题及其对战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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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不要看不起太平军
家园 宝推 宝推你认真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态度。
有些人不看事实，而从现在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去“倒推”历史，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样的手段已经看得太多了，没有任何新意了。
家园 彭老总是支持太平军的
家园 研究历史本来就是有立场的 客观，或者相对客观的，不是历史，是考古。
家园 有立场是对的，比如人民立场，就是历史上那些杀戮的评价需要折扣 这点还是应该点出来的，也是历史进步的意义。
这不是民族主义或者制造什么什么。
但是人民的生命必须得到尊重啊，合理化分析屠杀和反屠杀，讲清楚原因，虽然说可能、很大可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叨咕叨咕还是需要的。
我们知道当时可能无法避免，表达理解，但是不能继续认为是对的。
因为，我们就是一群老百姓啊。
通宝推：天空不空,家园 站在人民立场 就可以歪曲历史吗？
按照阶级理论，从几千年前奴隶社会到现在的资本主义，人民都是受压迫被奴役，所以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人类文明几千年毫无进步，人类历史就是压迫人民的历史？
这样总结出来的历史，符合事实吗？
不符合事实的东西，对现实又有什么指导作用？
既然你也知道，“我们就是一群老百姓”，那也该知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吧。管理一个14亿人的国家，老百姓行吗？不需要多读点书，不需要专业知识吗？一个没有管理过一个村一个居委会的老百姓，有什么资格对国家大事指指点点甚至破口大骂呢？
要是都按老百姓的意思，这次佩洛西的飞机就该被打下来，打了吗？
为什么不打，有几个老百姓说得清楚？
别动不动拿人民当挡箭牌，没有一个先进的党和政府来领导，人民只不过一盘散沙。
家园 历史研究要是都像考古就好了 考古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历史呢，任何人都来打扮一番，结果乌漆嘛黑，真假美丑一概混淆。
这样的历史看来何用？
家园 洪秀全整合了冯云山和杨秀清等，一开始除了洪秀全，杨秀清并不认 可其他人。
当然后来杨秀清势力大了就不说了，至于冯云山坚持鼓励洪秀全继续，这只是其中的挫折而已。
洪秀全确实是帅才、一把手的地位，后来腐朽堕落和前期的有水平并不矛盾。
家园 杨秀清如何成为大反派 主贴有交代，和四人帮有关。
事实上，太平天国前期的成就，大部分是杨秀清的功劳，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里这样评价：“太平天国前期巩固如磐石的政权，比天朗气清的澄空还要清明的政治”，都是因为杨秀清领导有方。而太平天国后期之所以走向失败，杨秀清被杀是关键因素。假如天京事变的历史反过来，杨秀清杀了洪秀全，太平天国其实未必失败，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可能大不一样。
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之所以要正本清源，正是因为谣言掩盖了真相，从一个错误的历史认识出发，只会在现实中犯下更多的错误。
以下节选，引自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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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清广西桂平县平在山东旺冲人①。生於清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②八月十九日①。他出生在一个十分穷苦的农家。父亲叫杨亚齐，母亲古氏②。五岁时，父亲去世了。九岁时，母亲也死了，得伯父杨庆善教养成人③。秀清成年后，得不到田地耕种，他只得同平在山里面那些穷苦农民一样，以「种山烧炭为业」④。他当农时，在陡峭瘦瘠的山坡上，开荒种植些玉蜀黍、番薯等粮食作物，或种些蓼蓝经济作物。农时过后，就入深山去伐林斫木，在炎暑天，入窑烧炭。至冬天，又翻山越岭，把炭挑出新墟去卖，经过商人的盘剥，换不到一升半斗。一年到头，过着挨饥受寒的生涯。天情道理书说：「至贫莫如东王，至苦亦莫如东王，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厄难堪，足见天父将降大任於东王，使之佐辅真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乃天之穷厄我们东王者，正天之所以玉成我们东王也。」这段话，说明了秀清的革命事业跟他的阶级出身和艰苦经历的重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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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清是个具有非常的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人，他又是个雷厉风行的铁腕人物。他任太平天国正军师，总理军国，出现了一个在农民起义史上未有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就是在中国史上也少见有如此高度中央集权。在军事上，一纸令下，全国兵将星驰电集，赴汤蹈火，如身使臂，臂使指。在政治上，「即末秩微员，升降必由天廷转奏，片文双字，刊刻必自京内颁行」①，所有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全部集权到中央政府。在维持秩序与执行纪律上，「一切人等，无有例外，各有派定的岗位与职责，而全体动作各按轨道，循规蹈距，如同钟表的机件」②。只有在这样的权力树立以后，富有自发性和涣散性的农民的力量才能结聚起来，消灭分散主义和无纪律状态，而得运用全力去推翻地主阶级。也只有在这样的权力树立以后，才造成太平天国前期巩固如磐石的政权，比天朗气清的澄空还要清明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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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入南京之初，杨秀清就首先整顿营规，立法安民。凡新克复地方，安民严令一出，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的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的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的即斩右脚，法立令行，严严整整①，真正做到了他向人民保证过的「圣兵不犯秋毫」②的严明纪律。他爱护人民，向官兵教育爱民的道理，要他们关心广大人民的疾苦，要「有衣同衣，有食同食」③。故民心悦服，到处战胜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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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清爱护兵士，他给军队颁布一种体惜号令④，教导「凡为佐将者，当知爱惜兵士」。规定行军时，官员马匹都给伤员骑，如马匹不够，由兵士抬负而行，总要个个保齐。到指定营盘时，令拯危官员每逢礼拜日将伤员医疗情况报明，宰夫官三日两日按名给肉，以资调养，掌医、内医格外小心医治，佐将当公事稍暇，必须亲到功臣衙看视。有亲属的伤员，看远近情况，酌量令其亲属前来照料，没有亲属的，由本营兄弟小心提理。至於对巡更把卡兵士的体惜，又规定：「若遇天寒雨雪之夜，尤当加以体恤，若见其衣裳单少，或被褥不敷，即当传令各官，如有多馀，即当挪出，分散兵士。倘各官亦无多袍裳，即令各官夜间将皮袍裳与把卡兵士穿著，日间令其缴还，如此一转移间，兵士更当格外感激矣」。秀清爱护兵士，开心到这种地步，就更加激发他们的门志，以战胜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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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清对群众很谦虚。当攻克南京时，他正在考虑建都大计，驾他座船的蒋老水手，向他当面提出反对去取河南为都而主张在南京建都的主张。他虚心倾听了并且采纳蒋老水手的意见。虽然他这个决定是大错的，但是，却典型地说明他对群众的谦虚态度和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到建都天京后，丞相不识字的每人禀事，都带书手入读禀奏。他十分谦虚地对那些书手说：「我五岁死了父亲，由国伯养大，家穷失学，不识字，兄弟莫笑，但慢慢地读给我听，我自懂得」①。他给群众的形像，就是这样的诚恳，这样的朴素。他谦虚对待群众，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也教官员们学他的榜样，他曾经面教各官说：「尔等为官者，凡遇下官有事到案敬禀，或是或非，且随他直禀明白，切不可半途之中，见他有不合之处，即大声骂他，致他心无定见，常多惊恐。即有错处，也须待他说完，悠然教导，否则恐他自后即有合理的地方，也不敢来禀」①。他这样地重视群众主动性和智慧的发扬，就鼓励群众开心革命事业，乐於提出意见，因而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曾经出现了许多创造性的新事物，就是跟领导者这种谦虚的作风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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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清用人，择有才而用，不准狗情滥保。他指示在田家镇行营统兵的燕王秦日纲说：「凡保举官员，必须查其平素历练老成，精明灵变，然后传该员前来亲自勘验，观其言语举动，进退趋跄，果堪胜任，再行保举禀奏回朝，毋得狗情滥保」②。这样慎重保举，自然能够登进英才，为国任贤，收到政治清明，人心团结的效果。故敌人论到当时太平天国的铨选也不得不说：「赍功课职，颇协众情，初无依违，故其党争为致死，虽屡至穷蹙而不舍焉」③。这一种情况，和太平天国后期徇私滥保，乱封官爵，以致「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④的情况，恰恰成为十分显著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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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清「赏罚分明」①，这就使得有功的知奋，有罪的知愧，激发了革命者的上进心和责任心，加强对纪律的严肃感。甲寅四年五月，青年将军陈玉成攻下武昌，秀清立刻把他提升为殿右三十检点。玉成上燕王秦日纲禀申说，他恢复武昌祗是一点「微劳」，就得到升赏，使他「感激图报，奋不顾身」②。同年三月，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在湖南湘潭全军覆败，革职，调到江西湖口协助守城。八月，任为金官正将军。他感到自己有负委任，恳辞给他的官职，请秦日纲代为婉禀秀清，原在湖口带罪立功③。从这两件事看来，可见秀清「赏罚分明」是在怎样地激发着革命者的上进心和责任心。敌人论太平天国取得辉煌胜利的原因说：「其法至严，凡有失利取败，违令私财，重则立斩，轻者责降，不敢徇情，略无姑息。有功亦破格升迁，赏不逾时，而桀骜不驯之徒，遂群焉俯首，甘心服役，至身临矢石而不惴，膏涂草野而无悔矣」④。反革命分子的分析固然是片面的，因为太平天国革命者这种昂扬的门志，并不只是从纪律取得，而首先是由於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但是，从太平天国全部历史看来，仍然是跟秀清「赏罚分明」分不开的。这一种情况，和太平天国后期「无功偷间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分（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①的情况，又恰恰成为十分显著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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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清「心灵性敏」②，应变迅速。甲寅四年三月，水营哗变。原来水营都是湖南人，反革命分子张继庚曾用「东王待广西人厚，待湖南人薄」的反间计去激怒他们。没有多久，可巧有北殿右二承宣张子朋因奉命出师封船只责打水营多人的事发生，众心遂齐叛，要尽开船上驶向清军投降或散去。秀清得报，立刻到北王府，将韦昌辉杖责数百，张子朋杖责一千，又传殿左五指挥提督水营事务总办船只唐正才到来，多方抚慰，叫他向水营传达慰问，并出诰谕宣布韦昌辉、张子朋虐众罪状。水营人人悦服。一场祸起顷刻的大变，登时风平浪静。如果应付稍迟，便致挽救不及了。秀清应变迅速，使不失事机，大都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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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前期的辉煌业迹，就是由於秀清执政得来的。当时太平天国的军民把秀清看作神圣。他的一道诰谕，一首诗歌，一部讲道理的书，都像战鼓一样鼓舞着他们，「争先恐后各称雄，直破铜关百万重」②，从胜利走向胜利。
【传第三太平天国史卷四十四杨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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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转载】史式：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续完） 太平天国的实质是什么
要问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邪教?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所能回答，需要说明那十几年中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说清楚了，答案也就很自然地浮出水面。请先看一组词：
它们都不是孤立的，也不静止的，相互之间都可以发展变化。例如"起义"可以上升为"革命"，"邪教"可以发展为"叛乱"等等。从词义褒贬上来看，"革命""起义"显然有褒义，"叛乱""邪教"显然有贬义，"起事"则是中义词，因为此"事"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说"造反"还得看是谁造反，造什么人的反。就连最好的革命与最坏的邪教之间也不是全无瓜葛。辛亥革命就有不少会党参加，会党中难免也有邪教分子。
我在这里只提邪教，不提正当宗教。因为正当宗教有教规约束，不容许成为"叛乱"的温床。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正当宗教的机构也会被邪教所利用。在历史上，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总不免与宗教有牵连。如汉末黄巾军之与太平道，宋代方腊之与摩尼教，明代朱元璋之与明教，清代各地起事队伍之与白莲教等等。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既不能组党问政，也不能集会结社。只有通过宗教活动，人们才能获得经常聚会的机会。也不论是什么宗教，土生土长的，或是外来的皆可利用。大致开头是借助于正式宗教活动，以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逐渐转为邪教活动，太平天国就是这样。洪、冯先是在传布基督教的掩护下，到处寻找发展机会。同时借用一些基督教教义，另创上帝教。等到后来他们与杨、萧的力量结合，承认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举动，当然就成了道地的邪教。
古今中外都有邪教，从两千年前我国土生土长的邪教，到20世纪美国、日本的新型邪教，名目不同，花样百出，各有各的个性；但是中外古今的各种邪教，也必然有其共性，才能与正当宗教有所区别。这些共性大致是：
一、正当宗教要求教徒恪守教规，劝人行善，从宗教信仰上获得精神上的寄托。既不危言耸听，用种种灾祸来恐吓教徒，也不对教徒作空头许诺，邪教则常以世界末日来吓人，并许诺信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太平天国正是一再作出许诺，入教可登入小天堂、大天堂，不入教者在世会有"蛇虎伤入"(《李秀成自述》语)，死后堕入地狱。
二、邪教都会装神扮鬼，特别是会吹嘘教主能知天意，能与天神沟通。太平天国除吹嘘洪秀全是天上派来的世界万国独一真主，还按广西"降僮"的迷信习俗吹嘘天父能附杨秀清之身下凡说话，天兄能附萧朝贵之身下凡说话。
三、邪教都需要敛财。因为正当宗教能够公开募化，或有经费来源，邪教必须自筹活动经费，否则无法生存，无法发展。太平天国则要求入教者把全部财物交公，做得最为彻底。
四、正当宗教只要求内部的宗教职业者遵守教规，对教徒们不作硬性要求，对许多宗教活动也只是自愿参加。邪教是一种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无不对入教者加以严格控制。太平天国军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圣兵"，以教规--十款天条作为军律，对内控制之严，堪称空前绝后。
五、还有个怪现象也是古今中外的邪教所专有，而为正当宗教所绝无。这就是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轻的女教徒都是他们的猎物。因为邪教既从身心两方面都严格控制了所有的教徒，也就给了教主对女教徒为所欲为的可乘之机。太平天国洪、杨两个的多妻纵欲，甚至以天父天兄的圣旨作为根据，也是够荒谬的。
以这五项标准来衡量，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在太平天国与邪教之间画了等号?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可以说，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中间--如开国元勋冯云山、石达开，如后来抱着满忱热诚前来投奔的洪仁秈--是极不愿意让太平天国堕落为邪教组织。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作了极大的努力，希望力挽狂澜，把太平天国推上正轨，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归于失败，壮志难酬，抱恨终天!
历代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大都利用过邪教。邪教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推翻旧王朝需要利用它，它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建立新王朝就用不上它。因此，比较聪明的领袖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就会断然抛弃邪教，重用知识分子，来建立正规的新王朝，谋得长治久安。
冯云山是个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在他规划中的太平天国，是一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新王朝。利用宗教策动起义是他决定的方针，杨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戏是得到他的追认之后才能继续下去。利用邪教来打开局面，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长治久安。如果冯云山不是在湘桂边境战死，则放弃邪教，让太平天国转入正轨的计划就有实现的可能。冯云山做了最艰苦的开国工作，对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作了详细的规划。在他牺牲之后，无人能够制约杨秀清，杨秀清才能把天父下凡的闹剧一直带到南京去，让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陋习公然登上大雅之堂。天京内讧固然是由洪秀全一手策划的，但是使洪、杨矛盾不断激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杨秀清肆无忌惮地大搞邪教活动--表演天父下凡，一再羞辱或杖责诸王、百官，包括洪秀全。
天京内讧是一场恶梦。身经百战的老兄弟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四千余人；而在不到一个月的内讧中，牺牲的人数就在两万以上。城里的内讧爆发，城外的清兵将领欣喜若狂，他们在奏报清廷时很有信心地说："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石达开力挽狂澜，太平天国这艘破破烂烂的大船在1856年之内就会沉没了。
年仅20岁的石达开毁家纾难，参加金田起义，态度鲜明，就是为了反清，为了驱除鞑虏，还我河山。对于邪教活动，他丝毫不感兴趣。连《贼情汇纂》一书中也说他"不甚附会俚教邪说"。在驻军安庆的时候，他就反对杨秀清在南京推行的兵民合一，吃大锅饭，主张"照旧交粮纳税"，让老百姓安心发展生产。内讧爆发，噩耗传到前线，他心急如焚，只身回京，阻止内讧扩大；可惜洪秀全、韦昌辉都不听他的意见，韦昌辉还对他暗算，袭杀他的全家。他缒城逃走，随即率领四万大军，兴师靖难。洪秀全不得已，只好杀了韦昌辉，向他谢罪，迎他进城。这时局势极为严重，内讧余波未息，清兵伺机攻城，善后的重任就完全落在石达开的头上。
在风雨飘摇的时刻，洪秀全六神无主，只有事事听石达开的裁断；一旦局势粗安，他又故态复萌，开始算计自己人了。石达开功高震主，自然使他不放心。他先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王，逐步夺石达开的权；以后又想重演袭杀杨秀清的故伎，谋害石达开。石达开得到消息，仰天长叹，为了避免又一次内讧，他只好被迫离京，远征不返。出发时在沿途贴出五言告示，自表心迹，并安抚广大军民。在告示初稿中，他说明了洪秀全对他意图加害，但是后来又觉得影响不好，于是加以修改，文字比较隐晦。现在流传的五言告示，都是修改稿，初稿已经少见。
石达开远征之后，继续反清，独立作战。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擅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太平天国"，天父天兄是假，天王是真，也就是说，洪秀全已把太平天国视为个人私产。石达开拒绝接受这个国号，一直沿用金田起义时的"真天命太平天国"这个老国号，《石达开对涪州四民训谕》一文可以作证。直到大渡河覆军殉国为止，石达开不改初衷，一直忠于太平天国。
石达开是首义六王中年纪最轻的一位，文才武略，出类拔萃。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头脑十分清醒，知道邪教不可久恃，力主改制，让太平天国通过农民起义的正道推翻清廷，建立一个富强的新王朝。内讧以后，神话破产，产生了信仰危机，如果洪秀全能下决心重用石达开，以石达开的魄力，完全可以扭转局势，抛弃邪教，走上正途。但是洪秀全始终信邪不信正，信己不信人，容不得正派与有才能的人，必杀之或逐之而后快。这样，在内讧惨剧之后出现的一线生机，就被洪秀全亲自掐断了。
1859年，石达开远征的两年之后，洪仁秈不辞千辛万苦，前来投奔，给垂死的太平天国又带来了新的希望。洪仁秈不是为寻求宝贵而来，是为做一番事业而来，是想以太平天国政权为载体，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国家。这样做虽然困难重重，也不全是幻想。以当时的中日两国相比，日本的人口、资源、实力都比不上中国，封建势力和中国同样的根深蒂固。太平天国占领地区是一片富庶之区，因与租界邻近，已经受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具有推行新政的基础，日本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地区。日本可以在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在1859年推行新政!
洪仁秈提出自己的规划，说他可以通过许多在香港结识的外国传教士争取外援。有些西方人士听说太平天国是个信仰基督教的政权，引为同道，如果可以合作，将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援助。先决条件是要太平天国推行新政。洪秀全开头还很欣赏洪仁秈提出的《资政新篇》，在某些建议上批了"此策可行"的字样以示支持。要真正推行之时，他退缩了。最终洪仁秈被冷落了，洪仁秈徒呼负负，无可奈何。
推行新政的事，尽管任重道远，但是只要开了一个头，太平天国就不再是邪教，不仅可以称为起义，而且可以称为革命--因为这个政权已经抢在日本之前推行新政，可以富国强兵，推动历史前进。可是谈来谈去，最后还是被洪秀全所否定，太平天国最后的一线生机还是让洪秀全自己亲手掐断了。在这一点上，洪秀全和慈禧太后的态度是惊人的一致--宁肯亡国，不愿变法!
在太平天国十多年的短促的历史中，经过了不少波澜起伏。开始依靠邪教以策动起事，这是事非得已，不得不然。但是后来形势发展，一再出现了可以抛弃邪教，改弦易辙的机会。既可能按传统的模式改朝换代，建立一个反满复汉的新王朝，使得士农工商各安生业；还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古老的东方首先推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建立起一个现代的新国家。只可惜机会一失，时不再来。
但是我们却不能在太平天国与邪教之间划上等号。如果这样，我们将把冯云山、石达开、洪仁秈这些志士仁人置于何地?将把成千上万自觉地为了救国救民而奋斗牺牲的忠勇军民置于何地?就是对那些被愚弄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人们，我们也不忍心加以指责。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只是那些暴君、野心家、佞臣、走狗，如此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一场历史大悲剧中汲取教训，让后人不要再蹈前车的覆辙。思之再三，我觉得对于太平天国可以称之为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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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式先生，现为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顾问、民革中英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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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宝推：真离,家园 这位史式在重庆师范教历史？教了多少年？ 年岁不等同于资历、更不等同于学术水平。即便是百岁人瑞也可能只不过“民国+当代的公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