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踏雪寻痕-从文革到陆肆老报刊拾零-1-开篇 -- 龙眼
家园 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实事求是。 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
这篇是主席的湖湘文化核心：经世致用的体现，跟青年时期主张”闭门求学，学而无用“是一致的。
补充文中人物的一点枝节：张闻天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家园 毛主席的谈话 毛主席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升一日于杭州）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雕看？一些知识份子，什么臭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改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例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蘑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选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那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赋”的政策，“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泡几年，把暂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咸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升多年看不见稻、巢、裁、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會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睛叔叔、伯伯、兄弟姐妹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共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独社会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摸伤大人劳动，也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去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共他动物的特点，雕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
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系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面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験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教师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皙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敌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向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象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粽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線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線合，就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是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拨，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浦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鑑”，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份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粉，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線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腸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洩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線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份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为唯物静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继承的。马克思对德国的空想主义，卖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犯形面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関历就好了，达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昊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聞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那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还要跟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伯达同志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国民党运动，作过升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史。历史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的一分为二，不断的斗。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胜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嘛煩，不大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辫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属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
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料的。
用形式逻.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和辩证法混
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通宝推：龙眼,- 复 毛主席的谈话
家园 主席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系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面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験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教师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皙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敌吗？”
如果改开后的大学教育，尤其文科教育，是按照主席的思路来的话，那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蔡霞，方方，周孝正等等了。
中华民族要真正的复兴，必须要坚持毛泽东的人民观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
家园 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讲话 
家园 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讲话 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讲话
告訴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5%工作，而且这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信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也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师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逼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人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放到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学检查一定要带口罩，不管什么病都要带。是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什么都带，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共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有结束呢！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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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重要讲话 
- 复 重要讲话
家园 重要讲话 重要讲话
开两个会，讲了一些大学革命工作，主要讲了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
部烂了，文化部也烂了，高教部也烂了，人民日报也不好。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要靠他们去
做，不靠他们靠誰？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牛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一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权威，陆平有多少斗头？李达有多少斗头？翦伯赞有多少书？你能斗他？群众途对联，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数育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还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
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写（原文如此）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版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引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出去，不到有乱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臭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咸性知识，如何领导？南京大学三次辯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话就讲儿句，他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你叫革命师生一点毛病没有?
搞一两个月成性知识也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吗？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换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没有死人嘛！左派换打受最炼。总之，工作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牛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牛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如亲不及了，要加中央社论和通知（有人提加主席著作）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校打人，那个书上有？那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儿个，如嘉伯赞可被当作右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象中华书局那样。可搞个调练班，活宇典，只要不是民愤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是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除你（李雪峰）那个市委人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报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你夫人（不知指誰）不是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有些人要想想，一小上珠，一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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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工作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样可靠？有些部、报馆是滩掌握呀？我回北京四天后还倾向保现成的，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要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嘛！不准打人，叫他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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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1966年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个讲话里提到了建国后分一线二线，毛退居二线，毛说自己对一线发生的问题有责任是什么含义，是指什么责任；而谁更应该为一线的问题负责任。
家园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10.25
讲几句话，二件事。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有办法，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威到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中闯了个大祸，就是批了北京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不一定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经过两个月，有了经験，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只有五个月，运动可能要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1921-1949年，开始誰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路也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驗搞了二十八年吆。耻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吆，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就那么理解。去年批制昊晗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儿个月，一、二、三、四、五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有引起多么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这么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赶快总结经驗，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二个月之后，又开这个会，就是总结经驗，做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也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作，中央有，省委、地委、县委要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以为所有的都能搞清楚，有人说：“原则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原来我想不通，原则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现在看来还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很好开会，十个书记有七、八个接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以后几十分钟一讲表示欢迎就可以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议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法，维护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让另一派红卫兵保絮，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当然不能过多的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广大干部全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
讲二件事：
第一件事讲历史，十七年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第二件事，五个月女化大革命，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与28年民主革命和17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只有五个月，
不到牛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通！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有搞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
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
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雕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给李雪峰讲：“没有想到我们老前辈为什么怕
红卫兵？”还有伍修权四个小孩分成四派，有的同学到他家里来，有时一来好儿十个，有好处，我看与小孩接触很有好处，大
接触150万几个钟头就接触了，也是一种方法。各有各的作用。
这次会议简报很少，我几乎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时间太短，有的同志
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时间太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
做好，我看十七年。会议以后好一些。
通宝推：龙眼,
家园 毛主席在十月二十四日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附：毛主席不满的高指标的武昌会议的介绍 （目前版本）：
武昌会议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党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并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这次会议沿着郑州会议的思路，继续批评急于过渡的倾向以及工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一次要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
毛泽东在第一天的讲话中，谈了八个问题：（1）过渡到共产主义；（2）十五年规划；（3）这次会议的任务；（4）划线问题；（5）消灭阶级；（6）商品经济；（7）减少任务；（8）人民公社调整。他说，这些问题，“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他认为，郑州会议上搞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这样，这个文件被搁置起来。
针对许多干部思想中存在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在11月２１日和２３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联系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带头作自我反省。他指出：苏联在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很谨慎，搞了那么多年，想过渡，但没有讲过渡，还说是准备条件。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个冒失鬼。只有九年，就起野心。中国人就这么厉害?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100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1938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12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
在生产指标问题上，武昌会议提出要压缩空气，坚决调整了一些过高的指标。按原定计划，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始终放心不下。他反复找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大区负责人谈话，经多方考虑，决心对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进行大幅度的下调。对这个问题，会议上有人认为还是定3000万吨，也有人建议下调到1800万吨。毛泽东认为，已经不是3000万吨有没有把握，而是1800万吨有没有把握的问题。他还反思自己1958年提出钢产量翻一番（即1070万吨）是个“冒险的建议”，说“从前是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是我反人家的冒进”。当时主管计划的同志在11月22日的会议上还是提出，必成2200万吨，争取2500万吨。当晚，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反复探讨1800万吨是否靠得住。经过讨论，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计划，内定数下降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数下降为1800万吨。从3000万吨到1800万吨的大幅度调整，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着手纠正在钢铁高指标问题上的主观主义错误，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还表示，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
武昌会议还特别强调要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时就反复提到。11月14日，在前往武昌途中，他看到新华社一个内部材料，反映河北省邯郸地区的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伤寒疫病流行。毛泽东在材料上写了一个批语，并将它在武昌会议上印发。批语指出：这“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要求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干部注意，采取“工作生活同时并重”的方针。
随后，各地根据这个方针检查工作，制定妥善安排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措施。党中央及时抓住落实过程中的典型事例，督促各级党委高度重视人民的生活。武昌会议期间，云南省委向中央反映了1958年春夏间该省因浮肿病等引起人员死亡的情况，并检查造成这种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关心群众生活不够。毛泽东批示说，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别的省份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和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就一定要犯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相关。毛泽东力图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引起各级党委对人民群众生活问题的高度重视。
为了解决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等问题，武昌会议提出要反对作假和不要把科学当迷信来破除。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弄虚作假之风，提议要在关于人民公社的文件里专门写一条反对作假的问题。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他说：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就无人听。“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大跃进”中弄虚作假的情况，包括许多违反常识、背离科学的东西，是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发生的。毛泽东指出：“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与提出破除迷信、保护科学相联系，毛泽东还修正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看法。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毛泽东提出的要破除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就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重要问题。他提出要保护工资制，则修正了他在北戴河会议上的看法。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党中央开始作出纠正已经觉察的“左”倾错误的努力，但纠“左”还只是初步的。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一个过程它才刚刚开始，而且更因为它并没有从根本的指导思想上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症结所在。提出“唱个低调”、“压缩空气”，不是要改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方针，而是要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乱子，压缩膨胀了的空气。事实上，许多人仍没有从膨胀的空气中冷静下来，继续纠“左”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稿件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通宝推：桥上,家园 毛主席在十月二十四日汇报会議上的讲话 毛主席在十月二十四日汇报会議上的讲话
毛主席说：“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簡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害怕红卫兵呢？我们又不打你们。’大家就是不检查。伍修权家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讲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主席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刘回答：”回去看看再说”毛主席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毛主席问周总理会议情况，总理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主席问李井泉：“鹰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怎么样？”李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段较好。”主席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符体，跑到军区住去，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把错，要允许人家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主席说：“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贯而不进，没有经驗，这次会有了两个月的经驗，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驗，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驗，一张大宇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鳴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主席问李先念：“你们今天开的怎么样？”李答：“財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讨，他们不让我说话。”主席说：“你明天还去检讨，不然人家说你溜了。”李说：“明天我要出国。”主席说：“你也告訴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是精神不足。”
主席说：“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同志说：大权旁落）主席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哀考妣。遵义会议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会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二路，我同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財经会议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饞漱石、彭德怀
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倘昆是秘密的，搞秘密的有好下坊好结果。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恩来插话：李立三思想上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严关紧，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共涵说：“不要把犯王明路线的人选为中央委员啦，王明和共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啦，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共他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群我有好威，东岗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
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就閙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那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吳晗、李达都是共产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反康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哪?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康生同志插话：八大政治报告是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学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学生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思想工作。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了阶级斗争熄灭了，一九三九年，又搞了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誰会打倒你们?
原八一工农兵战斗队转抄搞工厂熔爐战斗队
1966年12月27日
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宇报办公室
1966年12月31日
通宝推：龙眼,
家园 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家园 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閉幕式上的讲话 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閉幕式上的讲话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谁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谁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需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大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的学生和革命的教师是欢迎和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針广大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抵抗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执行要靠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领导去做。比如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的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认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
志都会实行，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有这样的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样的决定有组织上的保证。
这次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也要给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以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有人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坏得多，所以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效果的。（完）
通宝推：龙眼,
家园 毛主席对中央首长的讲话 
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
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的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
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
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
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
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
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
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
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红旗》一九六六年十一期
家园 毛主席对中央首长的讲话 毛主席对中央首长的讲话
毛主席说：五·二十五聂元梓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肚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肚。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
（几个少先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我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我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尝。）
毛主席叫陈伯达同志转告小朋友：大字报写的很好！毛主席说：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
出来。
回到北京后，威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米了，甚至有些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圈！共产党怕学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
为人民限务，面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达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学生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有达个破，耻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二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么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鍛炼自己、改造自己。
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放不放？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电风局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共名曰：“纳入正轨”共实納入邪轨。
有些学校给同学戴“反革命帽子”。
（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
毛主席说：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党案怎么办？）
毛主席说：怕什么人。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
要将一个怕字换来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交化大革命搞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