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一“裸辞”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首次披露内情 -- 沾花富翁

就主贴来说，组织找到了——也不论这个组织的当事人找他是出于公心还是什么“使坏”，但就历史过程来说，恰当其位。

唯一可惜的就是上贴陈王表达的那种。

稻公到江西也不敢辞职。市长到书记，等于垮了半步。去穷县，有可能算考验，不算发配，特别是年富力强的官员，真的发配是去管统计局，信访局之类的。

作者：太子太保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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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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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在日记中记载： 是夜因渡河组织仍不十分严密，秩序较乱，所以三十七团落伍仍然不少。这几天开小差的全师计三十三名，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

这几日，因长途跋涉，致病故者不下十人！

近来落伍人员太多，有真正失去联络的，有借故掉队的，对我之行军计划有莫大障碍。

昨日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 特别是第三十八团有两名竟拖枪投敌。

道路均不良，上高山时，路又滑又陡，污泥太深，掉队的较多。

掉队人员约一百以上，这是历来最艰难的一次行军。

（《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同时期红一军团三团总支书记的萧锋也记载：战士报告，彭营长不见了。他是湘南宜章人，乡土观念重，据分析是回家了。他和我关系还好，昨晚把三千元苏区票子给我，我还以为他是交党费的，没想到他要回家。怪我太不警惕，未能挽救他。

一路五名新兵开了小差。机枪连扩红八名，掉队四名。 （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当时任职于军委教导师的裴周玉少将回忆说：“从一开始部队的思想就比较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和谣言，逃亡现象每天都在发生，增加了部队行军的困难。”（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红军过草地时，胡宗南在松潘，就收容了一些逃兵。据原国民党第二师补充旅参谋主任李炳藻回忆，他收容过一个红军师长的勤务员，此人：身穿很完整的布军服，图囊内装军用地图一张。该图系用毛笔绘制，图的内容系川、甘、青三省边区部分，图上所绘的山川、道路、河流、村庄的名称，在国民党军军用地图上均没有记载。看了这份地图，对松潘以西草地情形了如指掌，在军事上有很大价值。

（李炳藻，《在川西北截击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低389页）另外，中共中央毛儿盖会议决定的行动计划，9月初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国民党方面都很快得到了消息。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致蒋介石的报告，叙述得相当准确，这样的报告也是从逃兵得来的（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33页）。1984年索尔兹伯里夫妇在草地采访时，夏洛特·索尔兹伯里就曾对一个前红军战士的自述表示怀疑。据那个人说，他在1936 年负伤，先坐担架，然后被编入收容伤病员和掉队的收容队。过草地时他是被人抬过来的。他说当时曾下令将所有的伤病员留下来，他就同其他一百多名战士一道留下来了。问到当时他们是否有钱，是否有人帮助他们，他不置可否。夏洛特认为：“我们都感觉他一定是个脱离队伍的人，当时这种人相当不少。” （参见夏洛特·索尔兹伯里，《长征日记——中国史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94页。转见刘统《北上》，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