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月大反覆——丙辰丁酉28天序时记事 -- 老老狐狸
家园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有些意思 是微信公众号“白云先生红色文化会”发的，标题是“审判“四人帮”时，唯一反对杀江青的，是徐向前元帅，不是陈云！”
1981年春，经过几个月对“四人帮”的审判，1月23日，最高法院最高法庭进行宣判。作为“四人帮”的主犯，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判决，使得社会上一度流传的“杀江青”得以否决——二年期满后就改为了无期徒刑。
对于党中央反对杀江青的人，网络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是党的元老级人物陈云力排众议。
但是，本人经过考证，力排众议的，并不是陈云。
查《陈云传》，对陈云“力排众议”没有记载。
陈云过问过审判“四人帮”的工作。《陈云传》记载，陈云于审判“四人帮”乃至判决一直十分关注。《陈云传》专门记载了他于审判和判决“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两案的过问和态度。摘录《陈云传》有关的文字如下：
1980年11月17日，陈云听取王鹤寿关于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汇报，同意“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出的除对少数罪行重、民愤大的坏分子追究法律责任、进行党纪处分外，对有牵连的人采取宽大处理、区别对待的政策。经过一天考虑，19日，陈云就“两案”审理工作写下重要批语。他指出：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让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04页）点击加入红友总部
这是《陈云传》对于陈云过问审判“四人帮”的记载。
这一段记载表明了几点：一，《陈云传》中没有写他不同意对江青判处死刑；二，他有“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的批示，从中可以看出他支持“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即对主犯在“政治斗争的办法”外另行处理，而党内“政治斗争的办法”一般是“不杀”和“以教育为主”的，说明陈云对“四人帮”是主张重判的。
再查，所谓“陈云力排众议反对杀江青”的说法，最早是出自于一非党史研究的作家性的作者之手。此文最早见某地方的历史刊物。据本人所知，当时地方刊物发表的文稿，不少是没经过严格审批的。因此，这篇“力排众议”的文章的权威性乃至可信度，也有待于考证。
那么，在众口一辞的“杀江青，平民愤”中，为何没有杀江青呢？事实上，确是因为有人反对杀江青。
这个人不是陈云。那么，此人是谁呢？
他就是德高望重的徐向前元帅。
徐向前反对杀江青是在中央会议上记录在案的，且在党中央高层为很多人周知。对此，徐向前元帅的秘书李尔炳少将在纪念洪学智上将的一篇文章《不朽的丰碑——纪念洪学智同志诞辰100周年》中专门谈了这件事：
“在审判‘四人帮’期间，有一天，洪老来看徐帅。一进门就说，老帅呀，唯一的一票啊，好啊，老帅的意见还是有作用的。什么唯一的一票?老帅事后才向我们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央在讨论对江青的量刑时，多数同志主张杀江青，只有徐帅提出，从国际国内的大局考虑，建议不杀江青。中央采纳了徐帅的意见。”
从李尔炳将军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如下几点：一，洪学智（即文中的“洪老”）也知道这件事，即徐向前的反对，在党内已不是什么秘密，不是仅仅少数人知道的事；二，洪学智说的“唯一的一票啊”，说明当时除了徐向前之外，没有其他人反对。由此，也可推断“陈云力排众议”为不实；三，徐向前本人亲口讲述这件事，李尔炳等人工作人员亲耳听见。徐向前一贯很少讲述自己的，所以讲出，可见此事他是做了的。
因此，审判“四人帮”时，唯一反对杀江青的，是徐向前元帅，而不是陈云。
在本狐看来，这篇文章前半部分的逻辑推导过程是有瑕疵的，没有把其他可能性完全封死就给出来“力排众议的，并不是陈云”的结论，不严谨。
充分必要条件、充分而不必要条件、必要而不充分条件、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很多人没把这个搞清楚。
再一个，“他有‘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的批示，从中可以看出他支持“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即对主犯在‘政治斗争的办法’外另行处理，而党内‘政治斗争的办法’一般是‘不杀’和‘以教育为主’的，说明陈云对’四人帮‘是主张重判的”，这个结论也是存在逻辑瑕疵的。
当然啊，这篇文章还是很有价值的，最后那个“徐向前元帅的秘书李尔炳少将回忆文章”我是第一次看到，尤其是其中“唯一的一票”，说服力杠杠的，谁要否定这个，就得拿出切实的证据。
在审判“四人帮”期间，有一天，洪老来看徐帅。一进门就说，老帅呀，唯一的一票啊，好啊，老帅的意见还是有作用的。什么唯一的一票?老帅事后才向我们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央在讨论对江青的量刑时，多数同志主张杀江青，只有徐帅提出，从国际国内的大局考虑，建议不杀江青。中央采纳了徐帅的意见。
李尔炳文章收录在《洪学智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蒋胜祥主编.--北京：金盾出版社，2013·3）P117。
通宝推：死扛着,一着,陈王奋起,用心荐华,寒冷未必在冬天,家园 陈云我从来就不相信，这家伙从来就是个抢功诿过的好手。 陈云我从来就不相信，这家伙从来就是个抢功诿过的好手。
陈云号称支持抗美援朝，薄一波说他没有，陈云就说他认识需要一个过程。
通宝推：老老狐狸,家园 支持（或不支持）抗美援朝这个有出处吗？ 当时中财委、财政部还是做了工作的
家园 会计秘书回忆文。 -- 有补充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反对出兵并不是错误。 -- 补充帖 开扩大会议讨论时，教员特别要求不做记录，就是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
见前补充 4592769 家园 老老狐狸兄，说句不很合适的话，回到主席的年代，你大概率是 站到主席的对立面的，这就是思维模式的问题。现在复盘和自己身处当时，是两回事。复盘真正的意义不仅仅是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和邓的合理性，而在于更进一步弄清楚毛主席是怎么成为毛主席的，他的思想根源来自于哪里。
通宝推：盲人摸象,家园 是的，我也相信，相当数量现在恶毒咒骂的，回去依然混得不差 我早就说了，和他同时期的同事们相比，教员是非常尊重民主，遵守纪律的。
开会嘛，发表不同意见，本就是民主权力。就算这意见最终被证明错了，或者不是最优解，但在会上发表意见本身，肯定不算错误啊。
人的境界、思想、能力是存在差异的。教员本人，从来没有为此瞧不上普通人，不让人说话。
与在会议上发表不成熟甚至错误意见相比，真正让人不齿的是事后掩盖、否认。
通宝推：李根,家园 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死缓”，即“死刑缓期执行”，作为今天中国重要的刑名之一，是由毛泽东提出的。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运动中，有些地方出现了过火行为，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为了控制界限，制止这一倾向，毛泽东在1951年4月30日特意批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5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死缓”一词。这个决定下达不久，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死缓”刑名。
毛泽东提出“死缓”这一全新的刑名，是与他重视人的思想改造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1965年8月，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特别指出：“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可见，毛泽东提出“死缓”刑名，实际上就是主张慎施刑罚、注重对犯罪的人的教育、改造和挽救。
通宝推：东海后学,盲人摸象,桥上,老老狐狸,
家园 反对杀江青的不止一票：高新采访过陈云二公子陈方的朋友 高新的文章披露，在审判“四人帮”期间，邓小平、华国锋、王震、韦国清、邓颖超和乌兰夫等人都“主张判江青死刑”，但[B[胡耀邦、赵紫阳、叶剑英、陈云、徐向前[/B]等人反对。高新曾向包括陈云二儿子陈方的朋友等几名内部人士求证过此事，邓小平当时坚持所谓的“不杀江青不足以平民愤”，并以“著名民主党派代表”屈武的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主杀信”为例，对此，政治局里议来议去。
陈方的朋友说，徐向前是第一个提出反对邓小平判江青死刑意见的人，陈云也坚决反对，继而又有胡耀邦等人相继表态“刀下留人”。最终决定将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缓，用“刀下留人”否定了邓小平和另外几个主杀派的意见。
通宝推：老老狐狸,一着,
家园 邓也不能说只是“跟着走” 78年11月份陈第一次炮轰华时，虽然邓起初不在场，但是他中途加入后，显然加剧了变局的迅猛发生。
11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本来的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纪登奎：《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施行草案）》）。
结果陈以中央委员的身份，于会议第二天（11月11日）晚上写下了发言提纲，第三天（11月12日）即突然打断中央既定的会议议程，抛出六枚重磅炸弹：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有人也提出来了，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被一众老干部呼应，华完全不能控制会议进程，不能制止陈及老干部们的打乱节奏行为。
尤其是会议第五天，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他很快来到了叶剑英的住所。然后有了一个转折性的公开信号：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刊登了这条新闻——《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很显然，邓回来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彻底讨论改变了局势。
由此，英明领袖被老干部们一步一步带着节奏走，直至自己两年后彻底下台：
11月2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下午4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宣布：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
三、关于“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渭“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委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四、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有重大贡献。历史上有过错误，但过去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老同志、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大贡献的。经过复查证明，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八、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理的。
九、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于曾经分裂为两大派的群众组织，要妥善处理，不能引起派性斗争；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
在宣布上述几条决定前，华国锋说：“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家一致赞成，认为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适时的。”
很难说，邓在这次变局中只是“跟着走”。
通宝推：普鲁托,醉寺,老老狐狸,家园 康、谢友很大的“民”愤，这个“民愤”应该是官愤才对吧 家园 开工作会议的时候，外面是西单民主墙 会内会外，互动呼应。
家园 西单民主墙 1978年9月，文革中被停刊多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但复刊后的第一期便被查禁。这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第一次提出“要破除现代迷信”，也就是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
有人将该文一页页张贴在西单墙上，观者如云。随后开始有人在墙上贴出自己的感想，表达对宣传部门查禁《中国青年》的抗议。一些要求民主、要求言论自由的大字报相继出现。
1978年12月，任畹町、魏京生在西单墙贴出自己的政治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引起轰动。墙上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诉，有批评建议，有揭发恶人丑事，有新闻消息，有政论。一些外国媒体也赶来采访，使“西单民主墙”有了国际影响。
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
叶剑英曾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陈云特别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深入到西单群众中去了解动态，收集情况，反馈中央。
胡耀邦则表态：西单的大字报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
西单墙的繁荣，与当时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密不可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单墙揭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涉及敏感的禁区。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3月29日，魏京生被逮捕，因“向外国人出卖军事情报”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获刑15年。
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胡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取缔西单墙。
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1民办刊物及其政治诉求
民办刊物是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从1978年12月大量涌现开始到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通过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决定为止，一共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事实上，1979年3月违禁民刊及部分刊物主持人被整肃后，很多民刊就已停刊了。民刊的涌现是受“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鼓舞。最初“实践派”为了巩固对“凡是派”的胜利，曾经默许其存在，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否定历史、批判现实的声音出现时，高层的态度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的形势，按胡乔木的说法，非常像1957年“反右”前夕，各种“牛鬼蛇神”都“跳了出来”。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理论务虚会上，防右的主张占了上风，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其后，个别极端者被抓捕。
然而，民刊主办者及其立场是相当复杂的，总体上看，“左”的倾向占大多数，因而以“自由斗士”来称谓这些刊物主办者、以“人权运动”来定位这次民间思潮不仅是片面的，毋宁说是南辕北辙的。对“新时期”现实的批判，一个重要武器乃是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遗产尤其是“文革”中那些曾经提及且初步实践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全面平等的原则。这些刊物被取缔的原因，恰恰不是因为它们有着统一的“自由主义”特征，而是因为有相当多的民刊有“极左”倾向。
西单民主墙
民刊是此前西单民主墙大字报（1978年11月中下旬大量出现）的自然延续。然而不仅大字报这一形式是来自“文革”，即使民办刊物也有着“文革”初期红卫兵战报的痕迹。另一显示二者历史联系的是，民办刊物主办者和作者的主体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工人、青年学生（其中不少是干部子弟），他们大多在“文革”时期有过造反或上山下乡的经历[4]。他们主办的刊物除极少数以人权、自由民主为政治诉求外，绝大多数是“拿原始的马列主义去对抗官方的马列主义”。这类似于当年的激进造反派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阐释权的争夺，“文革”初期提及的“巴黎公社”原则仍是青年工人们批判现实的重要依据。后者仍内在于左翼思想文化内部，是其自我否定、自我革命的一部分，绝非自由主义：
参加民主运动的活动分子，有所谓温和派和激进派之分，或所谓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区别。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前者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典来批判现实；后者则跳出主流意识形态，从西方其他思想理论武库中寻找自己的批评武器。第二、前者与上访大潮的人们小心谨慎地保持着距离；后者则千方百计企图推动两股力量的联合。第三、前者认同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主张，希望从中共核心层中争取支持的力量；后者不但反对党内“凡是派”，同时批评和怀疑党内“改革派”，甚至直接挑战改革派领导人，以图彻底打击现行制度。后一种人是少数，民主运动积极分子的多数并非要完全摆脱中共的领导。[5]
这个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不过需要补充的是：“革命派”还有极左激进派，他们“挑战改革派领导人”、“打击现行制度”的武器是毛泽东晚年思想（也即“文革”理念）。此时仍有不少以“文革”理念激烈批评邓和执政党的“变修”。
根据研究者的考证，“北京最早的民办刊物，似乎是《四五论坛》，它的第一期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贴在民主墙上。其次是《今天》，再次是《群众参考消息》”。北京地区的其他民刊还有：《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中国人权》、《解冻》、《新天地》、《民主与时代》、《科学民主法制》、《生活》、《原上草》、《燧石》、《哲理》、《火花》、《百花》、《大局》、《花刺》、《月海楼》、《狂飙》、《我们》、《墙》、《时代》、《四化论坛》、《秋实》、《志新》、《学习通信》、《北京青年》等。另外上海、广州等其他城市亦有几十种活跃民刊[6]。——这些刊物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各种历史观点、政治诉求纷至沓来，一如今天的网络世界。
通宝推：acton,不如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