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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桂月大反覆——丙辰丁酉28天序时记事 -- 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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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这个真没有多少可比性

                                太祖受委屈是什么年龄,什么背景。

                                高岗的简历里,34年1月被撤销师政委,4月复职,7月被批,再免职,35年肃反被抓,捆起来要活埋----他不也没有自杀吗。

                                太祖靠边站的时候,也是苏维埃主席,总还没有被捆起来吧?

                                文革时自杀的那些老革命,枪林弹雨树皮草根就不说了,很多在国民党监狱里都能长期坚持斗争的,还是顶不住。

                                政治家必须有坚韧不拔的品质,纵观毛主席

                                的一生,屡屡被排挤出领导层,挫折多了,要是如高岗这样脆弱,那在井冈山就得自杀好几回,就没有后面遵义会议,四渡赤水了。

                                • 家园 年龄大就不能受委屈了?

                                  主席在文革后期,林彪叛逃,昔日得力战友、手下集体对抗,不得不依靠”稚嫩“的“王张江姚华”,明知自己是对的,但无人支持。委屈不委屈?身体也不行了,几乎失明,也没有自杀,连埋怨也没有。

                                  主席水平高比不了, 就说春桥。60岁入狱,当时就自知不可能翻身,所以法庭上一言不发,狱中18年到死也是硬骨头。

                                  高岗自杀时不过48,还算很年轻啊。

                                  通宝推:老老狐狸,
                                  • 家园 你是在黑太祖吗?

                                    主席在文革后期,林彪叛逃,昔日得力战友、手下集体对抗,不得不依靠”稚嫩“的“王张江姚华”,明知自己是对的,但无人支持。委屈不委屈?身体也不行了,几乎失明,也没有自杀,连埋怨也没有。

                                    在你眼里,文革后期的太祖已经惨到可以考虑自杀的程度了?

                              • 家园 彭大将军庐山挨批之后几个保证之一就是:保证不自杀

                                当年看到这个还年轻不懂事,很是一愣。

                                后来看到高岗的才明白过来。

                              • 家园 人生过于顺利不是好事

                                高岗可能是太顺了,第一次遇点大的挫折就扛不住了。估计老毛也觉得高岗太奇怪了:这么点事,就自杀了呢?

                                象老毛,先是和军阀斗,再和国民党斗,然后再和日本人斗,然后再和美国人斗,然后再和苏联人斗。这怪都是一级级练上来的,挫折也是一步一步升级的,中间如果调换一下,也有可能扛不住。不过老毛不是精神上扛不住,而是实力上扛不住。精神上老毛是超级乐观派,从来不畏惧挫折和失败。

                                挫折和失败其实是人生常事,看历史里老毛一点一点地艰难向前挪,自己的心胸感觉都开阔了不少。

                                通宝推:回旋镖,赤之忤逆,和平共处,acton,老老狐狸,不如安静,
                      • 家园 纵情声色者,始终经不起大考验。管不住下半身,何谈

                        政治意志。

                        其实感觉还是有客观的先天生理因素影响,雄性激素旺盛,于是好色,自负心强,不甘人后,在政治斗争中都是败像。挑错对手,选错时机,不能蛰伏,小辫子又多,一时挫折不能忍耐。

                • 家园 聂元梓回忆录的全书能买到吗?
                  • 家园 不好找。我也没有。
                    通宝推:纳米小洞儿,
                    • 家园 【整理】余汝信:写在《聂元梓回忆录》出版之际

                      链接

                      聂元梓是文革史上一个难以绕开的名字。值得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者关注的是,《聂元梓回忆录》上月在香港出版发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因聂在该书“自序”中提及笔者“对回忆录作了大量编辑、整理、审核注释的后期加工,才使这项艰巨的工作得以完成”,为此,笔者不得不有以下的一些说明。

                      约半年前,聂元梓曾将其已修改过多次的回忆录稿给笔者一阅。浏览之后,贸然提了几点意见:(1)北大社教与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产生过程,应是读者最为关心处,应加重这两部份的份量。而出狱后的艰辛,则无需多加渲染;(2)非自己亲身经历的道听途说,对林彪、江青及其他中央文革成员不着边际的文革式批判语言,对过往太多的忏悔之词,都应删去。写好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即可;(3)全书史实性错误颇多(包括正文和注释),应一一核对清楚,以免留下笑柄。不想聂觉得以上的话还中听,多番要求为其重新加以整理。笔者对聂的信任表示感谢,惟考虑到修改的工作量庞大,本以俗务缠身为由加以推却,未料聂穷追不舍,以八十三岁高龄独自一人赶至笔者居住城市,一住半月。因时间匆促,笔者不得不日夜尽力而为,改了相当大一部份,今天看来,仍有颇多不尽人意之处。尤是聂返京后又将笔者建议删去的原稿注释又重新加回上去,另文字校对也颇粗疏,这更是笔者难以负责的了。

                      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写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张贴于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其后,被毛泽东决定向全国广播,并誉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根据现今官方及“党史权威”的流行说法,“这张具有尖锐政治性质的大字报,是由康生派人授意写成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页86)。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声言,大字报的酝酿是受“五•一六通知”的感召,写大字报前,请示过康生夫人曹轶欧并得其原则性同意,但决非由任何人主动“授意”。回忆录原稿引用了“五•一六通知”1967年5月公开发表的版本,笔者建议引用1966年5月中央文件的原文,聂同意。有关见曹轶欧一节,原稿小标题是“友谊宾馆里的面谈”,笔者告之聂,经查证,曹的临时住处当时称“西颐宾馆”,与友谊宾馆一路之隔,电话总机相同,但名称有别,聂同意更正为西颐宾馆。

                      关于这一次面谈,聂回忆如下:

                      “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该请示谁呢?请示北大党委,陆平就是党委书记,我们绝对不能去找他,找他,他也不会同意。请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经倒台了,肯定不能请示,该请示谁,我们也不清楚。杨克明说,那就找一下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你给张恩慈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

                      于是,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曹轶欧。这样,记不清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说,要接见我和杨克明,就在现在四通桥西北角,原先的友谊商场的二楼。当时那里是西颐宾馆的客房,曹轶欧就在这座楼上办公。她到北大搞调查研究,这里离北大也近一些。她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和西颐宾馆两处都曾有办公室。

                      我和杨克明按时到达西颐宾馆,曹轶欧把我们叫到正好是一个拐角的房间去,这是一个会客室。曹轶欧的秘书和张恩慈在场(据张恩慈讲曹轶欧没有秘书。在公安局七处监狱听陈预审员说,那人是曹的秘书)。曹轶欧问我们找她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汇报说,听了“五•一六通知”,领会其精神,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领导。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调查小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所以,曹轶欧也没有问我们要写什么内容,就说,“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又说了些你们应该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的话。我们是从组织原则上请示她,可以不可以写大字报,不涉及具体内容。大字报写什么,事先没有想好,也没有对曹轶欧讲要写什么内容,反正是对着校党委和陆平工作问题的,具体内容呢,是在得到同意以后,我们几个人共同来讨论的(《聂元梓回忆录》页116-117)。

                      回忆录还引用了另一段聂出狱后病中关于大字报写作经过的口述:

                      “曹轶欧带张恩慈等人于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具体时间不详)到北大蹲点。找校系领导干部谈话(可能也有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曹找我谈话,谈学校的情况,让我继续对学校工作上的问题提意见。当时我表示,不再对学校工作提什么意见,准备下去四清。这些问题我不想过问了。这时我已决定到怀柔县搞四清,并去看过一次,准备搬家,下社队。回校后,于五月十九日晚,校党委传达党中央《五•一六通知》,随即在党内继续传达。二十日我找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讲了我听传达的要点精神,提出北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应该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根据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让他找几个教员写作。他找了宋一秀、杨克明、高云鹏等人,讲了我的意见。这时,杨克明等人在党内已经听到了传达,他准备写大字报。他的意见告诉了我,也告诉了赵正义找写报告的那几个人。当时,我思想上也有一些顾虑,以为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能不能收到,也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国际饭店会议的时候,我曾经给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写过一个报告,内容是不要再批斗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提意见的人了。提意见提错了可以改,对的,应该接受,没有必要这样长期地批斗提意见的人。这封信是经田家英同志转的。同时也给彭真、刘仁同志写了大体相同的一样内容,不要长期地住在国际饭店开批斗会了。两封信没有下文。所以当时想到再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能否收到确实有顾虑。所以也想是不是把这个报告改成大字报。贴了大字报后,既可以使群众讨论,党中央也可以很快地知道内容。正在考虑矛盾之际,杨克明向我提出了写大字报的意见。所以我就同意了。徵求参加写作的同志的意见,都同意写大字报,但是,公开给领导写大字报应该请示上级。杨克明提出请示曹轶欧,我没有考虑成熟。当时北京市委彭真已经罢掉了,市委新领导是哪些人也弄不清楚,所以就同意杨克明的意见请示曹轶欧。这样我找了张恩慈,讲了我们要想写大字报的考虑。想约曹轶欧谈话。经张恩慈联系,约定了在京西宾馆西院二楼(当时要筹建马列研究院的地址)。曹轶欧同我和杨克明谈话时在场的有张恩慈。还有曹的随行人员。我和杨谈完了,向曹讲了我们听了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后,想对学校陆平校长的工作写一张大字报是不是可以。曹轶欧表示‘可以’。‘怎么不可以写呢?’‘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同时又说党中央发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纲,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你们应该很好地学习。我们将曹轶欧谈话的内容精神向参加写作大字报的同志全部传达了。他们都很高兴,认为有上级的指示了,可以写大字报。然后在杨克明的家里组织讨论。第一稿可能是宋一秀写的,记不清楚了。第二稿是宋一秀、高云鹏写的,参加讨论的有赵正义和我、杨克明。第三稿是杨克明主动提出他来修改,最后叫我审阅的。宋一秀把杨克明的第三稿交给我,是五月二十五日的早饭后。

                      “我修改了字句,最后加了一段和三个口号。由宋一秀、高云鹏抄写的。讨论第三稿的晚上(五月二十四日晚),夏剑豸从农村四清回来,也参加了讨论。签字的时候有杨克明、夏剑豸、宋一秀、高云鹏,临时我又找了李醒尘,他同意然后签字,还有赵正义和我。杨克明的名字是宋一秀代签的,因为他上班没有在家。

                      “约于下午1时左右贴出”(《聂元梓回忆录》页459-461)。

                      原稿后一段病中回忆,注明是1984年2月10日由聂的女儿玲子(聂玲玉)记录,惟记录中关于谈话地点误记为“京西宾馆西院二楼”,因欲保留记录稿原貌,笔者没有为其更正。

                      聂上述两段回忆,都谈及是与杨克明一起到曹处,张恩慈在座。而据印红标先生作文称,杨、张都极力否定有这次面谈(《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载《文史精华》杂志2004年第二期)。此事笔者再三追问聂,聂均坚持她所说是事实,甚至画了一张图说明面谈时各人所坐位置。聂、杨、张三人至今各执一词,谁的可信程度较高?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目前似难有定论。

                      二、麻烦制造者

                      1965年深秋,亦即文革的前夕,聂元梓与中监委常委、老红军吴溉之结婚。这椿婚事,按聂的说法,使自己“被卷入另一椿麻烦里面”,而麻烦的制造者,恰恰却是聂本人。

                      据聂称,当时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经常到吴溉之家聊天打麻将。“安子文来打麻将,经常带个女的,叫邓觉先,她妹妹叫邓觉慧,也是常来常往”,邓觉先的丈夫即张仲瀚,聂知他远在新疆工作。

                      “交往多了以后,我发现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很暧昧,而且在人前也不避讳。比如说,安子文身为中央组织部领导,人却经常在邓觉先家里,中央组织部派人找安子文,要是到吴溉之家里找不着,就到邓觉先家里找,一找准能找到。安子文要出差,都是从邓觉先那里走,他出差回来,也先到邓觉先那里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么时候回来,邓觉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点什么消息,就找邓觉先,问邓觉先,准能知道。有时候,邓觉先居然代替安子文处理工作,安子文分管党的组织工作,管干部,是党的要害部门,有时一些老同志找他谈工作,因为安子文不好找,就先找邓觉先,然后才能见到安子文。安子文的有关意见,有时也是通过邓觉先传达。这完全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呀!

                      “其它的人我不多说,吴溉之自己,爱人去世以后,有一段时间一个人生活,孤单得很,他想把在外地上学的孙子调到北京,调到身边来,但户口等问题不好解决,要安子文帮忙。他和安子文那么熟悉,三天两头就凑在一起,两个人的办公室也挨得近,可是吴溉之自己不对安子文讲,却先和邓觉先讲,邓觉先再和安子文说,才给他办了这件事情。

                      “这样的情况一再地发生,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吴溉之这个人不关心这些事情,即使当着他的面发生什么,他也不放在心里。或许是他和安子文相识多年,对他的事见怪不怪,我却觉得不可思议。你安子文是党的中央组织部领导,有什么事情应该是交给中央组织部的人去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邓觉先去做?”(《聂元梓回忆录》页95-96)。

                      聂在回忆录原稿中写道:“张仲瀚是党外人士,邓家姐妹也不是党员,这么重要的党干部工作,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来插手?”笔者告诉聂,张仲瀚不是党外人士,而是193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他在新疆原陶峙岳部工作,不是“统战对象”,而是去“统战”别人。聂听后方恍然大悟,称自己一直误以为张是“国民党起义人员”,是“党外人士”。因有这样的误会,而且那个年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以聂的性格,更不例外,于是,“疑团”也就越来越多。

                      “这时已是一九六六年春天。不久中央召开会议,揭发批判彭真。这件事情,在正式向下面传达以前,我也是先从邓觉先那里听说的。她还能说出中央会议上的具体情况,谁谁怎么发言了等等。她说,对于彭真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邓觉先显然是从安子文那里得到了信息,这就更增加了我的忧虑:党的机密都让邓觉先这样身份的人得到了,这怎么得了?

                      “还有一次,也是三四月间,有一天,邓觉先打电话来,邀我和吴溉之到她那里去打牌,她说已经约好了安子文。我们正要出门,吴溉之的单位打电话来,说中监委要开会。于是,我们就打电话给邓觉先,说去不了了。可随后又接到通知,说会议改期了。我和吴溉之就坐车到邓觉先家里去,没有再通知他们。因为是老熟人,到了邓家,直接就进去了。我们在客厅里等候,就看见安子文、张仲瀚和邓觉先三个人在里面的房间里,对什么东西又捂又盖的,神情很是紧张,还有些鬼鬼祟祟的。他们是不是在一起掩藏什么东西?这就更加重了我的怀疑”(《聂元梓回忆录》页98-99)。

                      聂元梓未经与吴溉之商量,即将她的“怀疑”告诉了密友杨惠文,结果杨的丈夫白介夫(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也从中得知其事,夫妻俩很紧张,杨劝聂离婚,白非得将此事报告所在单位--中科院的保卫部门,并关照保卫部门向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聂随即又将此事告诉了郝德青(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郝要聂去找康生反映,郝说,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现在不是就在你的学校蹲点嘛,你给她讲一下,转告康生就可以了。

                      “这样,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拿定了主意: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其次,我已经跟杨惠文和白介夫讲过这件事,白介夫又告诉了保卫部门,谢富治是否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可是这事情已经开了头,我也不好退却。因此,我还是找了曹轶欧。我对她说,有一件事情要对康生汇报。曹轶欧问我,是什么事。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她说,你给康生写个字条吧,我给你转交。我心里慌乱得很,我想,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当面讲都未必能说得清,写报告怎么写得清楚?我就写了个纸条,说有关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重要情况,需要向康生汇报。

                      “曹轶欧把我写的纸条交上去,康生约我去面谈。是曹轶欧传的话。下班的时候,我坐着她的车子,和她一道去见康生。康生当时住在钓鱼台。他们都是晚上办公,我和康生谈到半夜,在他那里吃过夜宵,喝了一杯牛奶,就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在康生那里吃过饭,就是这一次吃夜宵。我跟康生汇报了情况,康生告诉我,有什么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向他汇报。他说,你要继续保持跟吴溉之的关系,不要闹崩,要注意他们有什么活动,你还照常到邓觉先那里去,该吃饭就吃饭,该打牌就打牌,留心他们的动静,发现可疑情况就直接报告我,写个条子给曹轶欧就行。

                      “康生还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问题,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正所谓‘口说无凭’,要调查和处理这件事,要有文字报告为凭证。从康生那里回到学校,我就琢磨着怎么写这个报告。正巧,这时郝德青又来了,我自己起草了一个材料,郝德青帮我修改了一遍,定了稿,就交给曹轶欧,转交给康生了。

                      “我和康生谈话,时间是在‘五•一六通知’传达以前。后来,关于邓觉先这件事,我给康生还写过两个条子。一个条子就是在六月初写的,主要内容是说,毛主席肯定我们的大字报并向全国公布以后,邓觉先给我和吴溉之打过一个电话,向我们表示祝贺,称赞了我一通,说大字报怎么怎么好。另一件事是她到吴溉之这里来,这一次没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我以为这是她的最新动向,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所以就向康生报告了。两张条子都是经过曹轶欧传送的。

                      “到了九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说,现在查清楚了,邓觉先是英国特务,她还有电台。更多的情况,康生不讲,我不了解,也不能问。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吴溉之分开,中央要审查吴溉之。我替吴溉之分辩,说吴溉之对邓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她们来玩来打牌,吴溉之总是先把文件锁起来。如果要审查吴溉之(我不能说不要审查他,这是党的决定啊!),最好不要隔离,吴溉之年纪大了,一旦隔离起来,恐怕身体承受不了。我和吴溉之分开,不是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内部出问题,而是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因此,我对吴溉之心里既负疚又无奈。我向康生表态说,既然组织上要我跟吴溉之离婚,我就执行吧”(《聂元梓回忆录》页102-103)。

                      安子文越轨,萧劲光、吴溉之等都熟视无睹,就是聂元梓去“搅局”。聂元梓后来承认:“现在看来,安子文和邓觉先的事情,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以及有些事情处理不当,违背组织原则”,“把这种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推测邓觉先搞特务活动,确实是一种杯弓蛇影的思维方式,应该反思”(《聂元梓回忆录》页106)。

                      聂元梓1950年代便认识曹轶欧。据聂自己所说,自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见过曹多次。第一次是曹找聂“谈学校的情况,让我继续对学校工作上的问题提意见”。第二次是聂向曹反映安子文的问题,为此曹还安排聂与康生面谈过一次,其后聂又将安子文问题的书面报告交给了曹,还遵康生嘱写过两次关于邓觉先动态的条子经曹送给康生。再就是写大字报的事,聂主动找的曹。聂后来坚称,与康、曹谈安子文事时没有涉及北大问题。惟笔者曾多次问及向曹反映安子文事的具体时间、地点,均未得确切答案。聂再三说,据她所忆及,曹带调查组到北大是在1966年3-4月间,而据印红标先生称,曹是5月14日到校的。聂与曹的头四次见面难道仅发生在5月14日之后、5月25日之前短短十一天时间里?而聂所说,就是事情的全部?这一切,看来还需有心人再详加考证了。

                      三、关于原稿修订的一些说明

                      可能是受到身边一些人的影响吧,聂元梓在回忆录原稿中对林彪、江青等文革诸要人多有缺乏事实根据的似乎是表态性的批判,每遇类似段落,笔者多建议聂删去不实之词。笔者认为,应遵循这样一个古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反对有的人给你乱扣帽子的同时,不要给别人乱扣帽子。

                      回忆录原稿有一小标题是“从‘一·一五’抢劫档案事件看林彪、江青、谢富治”。依笔者的看法,该事件并非聂本人亲身经历,是抢中央统战部的档案还是全国政协的档案,作者也未弄清,何必多言?“一·一五事件”是公安部处理的,最多可以说与谢富治有关,而与林彪、江青毫无干系,公安部对此事的处理,原则上并无不当。笔者曾建议聂将此段全数删去,可能聂有其他考虑,没有同意,仅同意将小标题改为“从‘一·一五’抢劫档案事件看谢富治”,并同意删去原稿中“听郑仲宾说,当时中央开会讨论这一事件时,林彪说:‘人都可以抢,档案为什么不可以抢’。江青说,‘档案放在左派手里更安全’。原来如此。”一段。笔者认为,林彪绝少参加中央会议,更不可能对某一具体问题说出如此低水平的话,而且说这些话的时间、地点、出处何在?仅听某某人说,怎么就可以成为林、江表态的依据?

                      回忆录原稿中谈及1968年“三·二五”北大武斗事件时,仅根据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刘福的女儿、北大学生刘新民的一句话,称谢富治在林彪处开了会,就认定北大的武斗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谢富治是否北大武斗的“幕后黑手”暂且不论,按常识推理,林彪与北大有什么利害关系?他有必要指使谢富治去搞什么武斗吗?即使谢在林处开过会,但林有否表态?表了什么态?这些指责除了因某人的一句话而作出的捕风捉影的推测之外,还有任何事实依据吗?对笔者的诘问,聂无言以对,最后,聂还是接受了笔者的意见,将“林彪、谢富治的黑手”、“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林彪指使谢富治挑动北大武斗”、“大武斗的后台是林彪和谢富治”这一类语句删去。

                      再就是林彪1968年3月24日关于杨余傅的讲话中提及聂的问题。聂并未弄清林彪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即在回忆录原稿中写道:“在这个会上,林彪就点了我的名,给我栽赃”,“林彪暗示我和杨成武是有黑关系的”。笔者在修改过程中查到林彪的原话是说杨成武“他为了一个问题,跟着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事后他赖帐,他说他没有讲”(此段原话笔者建议聂加进回忆录中去了)。林彪批评的是杨成武,不是聂元梓,诚然,林并没有说杨讲的是什么错话、坏话,但即使是“栽赃”,明眼人可以判断是“栽赃”于杨而不是聂,笔者以为,光是这段话,很难说构成对聂的什么伤害。但聂在原稿中称“林彪的‘三·二四讲话’加上他指使谢富治派学生到北大搞武斗的事情,我就对林彪有了很坏的印象”,又称江青“她与林彪互相唱和,对我下毒手”。聂是否在1968年就对林彪有了很坏的印象,外人无从考证,笔者只能劝聂将文字改得客观、缓和一些,如“互相唱和”、“下毒手”之类无的放矢的语言就甚无必要保留。惟此类语言在原稿中实在多不胜数,改不胜改,因时间匆促,笔者只能建议其将最显眼处加以删除,未能一一顾及。

                      原稿对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人物普遍作了注释,笔者认为甚无必要。一来是原注释的水准不高,错处颇多;二来是如此注法,注不胜注。笔者建议仅对与其最有密切关系的、亲身经历的事件,最有密切关系而又鲜为人知的人物,作必要的注释即可。聂在此间接受了笔者的建议,笔者作的小量注释,亦经聂过目同意,不想聂在其后回京定稿时又将原稿注释重新加回上去,这就弄得有点儿非驴非马。

                      笔者以上述“少而精”的原则补作的注,聂元梓采纳了。如有关聂家兄姐情况:“聂元梓兄姐的大致情况:大哥聂真(1908-),又名聂元真,一九三○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一年返乡成立党组织,曾任中共滑县县委书记,一九三七年后历任晋豫区委书记,太岳区委副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民运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文革中受冲击,一九七五年结束‘审查’,一九七七年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秘书长。受聂真影响,聂元梓的三哥聂元昂(聂季超)、四哥聂元典(聂金声)、大姐聂元质(聂彬)、二姐聂元素于一九三三--三五年先后投身革命,成为共产党人。二哥聂元赏虽一生从医,亦为烈属。”(《聂元梓回忆录》页18-19)

                      聂元梓在谈及赵紫阳三十年代也曾在她家里办过公时,笔者补注:“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原名赵修业,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人。在聂真等人返乡建立中共组织后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九月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一九三九年春,滑县工委改称县委,赵改任县委书记,见赵蔚:《赵紫阳传》(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聂元梓回忆录》页19)

                      笔者对不少原注持反对意见。如有关谢静宜的一条,原注为:“谢静宜(1939-),一九六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入伍,文革期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干部,一九六八年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笔者告诉聂元梓,这条注释错得离谱,根据相关资料,谢静宜生于1935年,河南商丘人,1953年毕业于长春机要学校,未几即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译电员,怎么成了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了?(有关谢,笔者写有《谢静宜其人其事及其他》一文,首发于2004年7月23日“枫华园”电子刊物)。笔者建议删去此类注释,聂也同意了,但她后来又将其重新加上(《聂元梓回忆录》页171),而且声称是笔者“审核”过的,如此做法,实有损笔者声誉。

                      又如有关洪涛、刘郢,原注为“洪涛、刘郢,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属民族研究所的造反派头头”。这里有两个史实错误,其一,“学部”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不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其二,刘郢是中央统战部的干部,不是民族研究所的人。笔者根据后来刘郢的平反档案资料为聂另拟了一条注:“洪涛,原学部民族研究所干部。文革中为民族所文革组长,‘学部联队’负责人。刘郢,原中央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文革中为中央统战部‘东方红’负责人。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因所谓‘参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被监护审查,一九七五年五月解除监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一九八○年经中央统战部复查,恢复十一级的行政级别,补发工资并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聂同意笔者拟的注(《聂元梓回忆录》页214-215),但最后却又加上了原注(《聂元梓回忆录》页241),变成了一本书里同一人名有两个释义不同的注。

                      凡此种种,笔者以为,对该书,对聂本人均可能造成一定的非正面影响。此外,该书的出版者是一非专业的民间出版机构,缺乏审稿、编辑、校对诸等把关环节,也是造成该书颇多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2005年2月)

                      注释:

                      【1】2016年注:邓觉先的丈夫并非张仲瀚,详见后注。

                      【2】2016年注:安子文与邓觉先的关系,堪称中共当代史的一桩奇案。聂元梓对笔者称,她见过邓觉先的丈夫。惟根据近年互联网上披露的材料,聂元梓在回忆录中将邓觉先丈夫的名字搞错了,邓的丈夫不是张仲瀚,而是张振汉,后者确是党外人士,中共统战对象。笔者十一年前帮聂元梓改稿时,并不知道有张振汉其人,误将张仲瀚的情况代入其中,而未有怀疑聂是将姓名搞错,以致聂将回忆录这一段改为“邓觉先的丈夫叫张仲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担任领导工作,后来我们也认识了,他人很好。”(《聂元梓回忆录》页95)仍然是张冠李戴。

                      【3】2016年注:据近年互联网上流传的资料,1968年1月26日康生在接见湖南省革筹在京成员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核心组时称:“国民党方面,湖南军阀是比较多的(周总理插话:四川以外,湖南第二,嫡系军阀也多)。湖南军阀还牵涉到安子文。有个张振汉,安子文把他找来,他还有个老婆叫邓觉先,两个人都是特务。以后邓觉先又把他的妈妈、弟弟、妹妹都搞来,全家搬到了北京,经常去香港,香港也经常来人。张振汉还回到长沙,安子文在中央开了会,立刻向张振汉报告。邓觉先到中央组织部象到家里一样。你们想一想,特务能钻到中央组织部来,你们组织里有没有钻进特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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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2017年河里林子白网友说邓也被平反了,不知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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