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红烧鲸鱼”罐头的回忆 -- 燕人

昨天在BBC读到一件趣闻，说是挪威国特色捕鲸－加工－销售行业，因为此次新冠来袭，竟然因祸得福，达到产销两旺的形势，为近年来所未有。文章说，通常挪威人夏季去南方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度假。今年因新冠关系，只能在挪威国内游玩。很多人前往北部海岸和海岛，领略了传统的海产鲸肉。在首都奥斯陆，餐馆和专业美食店Delicatessen的鲸肉生意也见增长，多亏了挪威海产联盟的推广以及知名厨师的推荐。详情请参见BBC文章“鲸肉是我的童年回忆”。

我不由得想起我小时候也曾吃过鲸肉，大约１９８０年前后。那是一个玻璃瓶罐头，标签写着“红烧鲸鱼”的字样。鲸肉纤维粗壮，有点像牛肉，但是有较重的腥味，即上面提到的BBC文章中一位来自菲律宾，在挪威扬名立万的日餐厨师评价的“金属味道”。自然还有厚重的油脂，非常腻人。记得我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还记得看过一本小儿书《捕鲸记》，描写大连水产行业勇捕长须鲸的故事。

在网上找了一番，查到不少有趣信息。

首先查到的文章是大连自然博物馆鲸鱼标本从何而来。作者是大连本土业余作家徐铎。他文中提到捕鲸船“元龙号”的生产厂家名字是错误的。那是清末上海一家英商船厂的名字。在国家农业部网站上看到，我国这艘捕鲸船是国内唯一制造的，船厂名上海求新造船厂，１９６２年出厂。大概因为徐文的错误，网上有从该船卸下的捕鲸炮照片，其中的解说词沿袭徐文说法，十分不该。

[IMGA]https://p6-tt-ipv6.byteimg.com/img/tos-cn-i-0022/c211b2a3c42f4bf79ed80a933efb7104~tplv-obj:4624:3472.image?from=post[/IMGA]

徐文中提到的捕鲸单位大连海洋渔业公司是中国最早的国有水产渔业公司，多次更名，现名为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他文中提到的捕鲸船老船长赵广润及故事，除了他自己的小说《捕鲸记》（大连日报原文中作《脊美鲸》）在一个新浪博客连载外，在没有其他信息可循。从新浪连载片段看来，这个小说写的“大紫皮”应该是我国捕捞的最大海兽北太平洋露脊鲸，其标本依然在大连自然博物馆陈列。

第二篇有趣文章是自称在大连獐子岛驻扎的复员军人写的，其中有一段最引人注意：

查国家农业部网站，我国于１９７９年停止商业捕鲸，在１９８２年参与签订国际《禁止商业捕鲸公约》之前。虽然官方态度对禁捕一直不以为然，但是行动是主动积极的。我童年所吃过的红烧鲸鱼罐头，大概是最后一批产品。

此次网上搜寻最大的收获是找到记忆中的小儿书（连环画）《捕鲸记》。这部小书出版于文革中的１９７４年。故事作者和绘画作者的身份充分体现了时代特征，尤其是绘者，大概是工厂的宣传人员。这次认真把故事读了一遍。有一些感触。故事本事是虚构的，但是情节和人物刻画很符合那个时代精神，与前面所引徐文中赵船长的回忆也有响应的地方。

故事中的捕鲸船船名为《长弓号》，应取自毛主席“今日长弓在手”词句。其实就应该是《元龙号》。这艘船是当时我国马力最大的渔业船，可以出远海作业，捕捉大体型鲸。故事的背景就是《长弓号》首次冬季出海作业捕获长须鲸，具体年代当是１９６４年。故事中几个主要人物：赵船长（名字有改动），老李班长，副炮手小马。人物形像性格很分明：年轻人小马勇于创新，建议冬天出远海作业；老李班长保守；船长耐心听取不同意见但支持创新。背景里还有党委对创新的支持。

年轻人不怕世事艰辛，永远是创新的动力。中老年人见多识广而趋于保守，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故事的关键是党员船长和背后的党委的态度。老李班长的保守不无道理。他一开始就反对出远海，因为财务风险太大（原话倒不是这样说的）。当捕鲸船在海上作业多日一无所获的时候，他建议及早回航，到近海捕捞避免经济损失。可知海上航行所消耗的折旧，燃油，人工等各项成本必须通过捕捞海产品补偿。老李班长的建议对任何海产品生产单位－不论是资本主义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积极有益的。年轻的副炮手小马自然充满闯劲，面对挫折也不气羸。只有掌舵人赵船长，公有制的代理人，在国有资产损失的风险和捕获大型鲸的可能性之间做平衡，决定了事业的成败。

前引大连作家徐铎的文章中有赵船长关于最大风险的回忆，是一位见习炮手开炮未击中鲸要害，反被鲸甩断捕鲸缆绳。连环画《捕鲸记》中把这段描写成炮手击中巨鲸后，鼓励副炮手小马补上一炮。不想小马射的太准，把第一炮所射的鲸缆绳射断。在船长和同事鼓励下，小马终于再次射中受伤的巨鲸，全船迎来了最后的胜利。鉴于这部连环画出版于文革中，距离真实事件较近，我采取连环画的说法。

其间还有一个插曲值得深思。当第一炮命中巨鲸后，船上电报发往党委报捷。第二炮导致巨鲸脱缆，船长命令再次电报党委报告失败。但是党委的回电却是正面的鼓励，不谈失败，祝贺全船首次出远海取得宝贵经验。这固然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如同此次抗击新冠，不以财经损失为首要指标，与西方诸国恰成对照。党委这个做法对于自觉的有主人翁精神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自然是促进，但是也可以被评价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大锅饭的痼疾“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起因。我国普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最终垮台，不算经济账，“干好干坏一个样”被广大的，占大多数的非－社会主义劳动者所利用，或许是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