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寰球同此凉热 -- 本嘉明

日本和歌山县汤浅町“济生会有田医院”的系列“院内感染”，是个让人不可理解的案例。

2月13日，该医院一名50多岁男性外科医生A，确诊。

14日，一名在该医院就诊的70多岁男性被确诊。

15日，该院A医生的同科同事B医生及其妻子、一名60多岁的男性住院患者C，均被确诊，这3人症状较轻。

17日，有田医院又有4宗确诊，其中三人为C的家属。

18日，再有3宗确诊，其中一名为60多岁男性，为C同一病房院友；另一名是两名染病医生中其中一人的10多岁儿子；第三人则是曾在“钻石公主号”上担任医疗队队员的30多岁男性，“钻石公主号事件”已经名标日本史册，被称为“日本公共卫生界的福岛核灾”，曾经登船的检疫官和医疗队（其实是救灾队，主要接受的训练是救地震的）队员就是去“万岁冲锋”的，中弹那似乎是里所当然的。

这个案例中的关键，在于汤浅町。和歌山县，对中国游客而言，只有和歌山市比较知名（徐福登陆处），值得一游。汤浅町属于穷乡僻壤，当地唯一拿得出手的土特产，是土造酱油，你说中国游客会去参观酱油作坊？所以日本政府对于传染路径，一头雾水。

我个人有个猜测，这个传染的“宿主/平台”，是日币现金和银行卡。

某张现金纸币上沾有病毒，从大城市找换给某个汤浅町乡下人，带回老家，不是不可能。另外，很多情况下，磁卡（银行卡，信用卡，车卡）需要插入ATM机的槽口，才能完成“取现，转账，（车费）支付”等工作，一天之内，成百张卡共用一个槽口，交叉感染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这只是本人的猜测，没有严谨的求证。但中国的染病病例中，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比例较小，应该跟年轻人只用手机支付，不携带/接受现金（找替），有很大关系。所以请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多多留意，小心驶得万年船，随时保护好自己。

（一）

抗疫是一场战争，其中涉及政治/军事/战法等等诸多方面，我们稍微捋一捋。

先说政治。

这次抗疫战争，类似于安史之乱。安禄山是胡人，他再作乱，取不了大唐天下；瘟疫再猖狂，最后也总会被中国人民战胜的。但是，唐帝国中央政府在反叛初期应对有误，使得叛军对帝国的伤害，放大了很多，时间也拖长了很多。

安禄山能叛，有几个条件：

1）兵重于唐皇。安禄山领有三镇，编制里就有军队18.39万人，还不算游牧民的民兵。而唐帝国拱卫京畿的关中地区，有260个折冲府（军分区），共有兵13万人，是镇军不是野战军，久未征战（当时唐的野战部队南征，损失颇重）。

2）安禄山三镇以南，唐境内属于内地的今河北地区，胡化严重，因此叛军一南下，就在河北形成气候，盘踞此地很久，直到最后崩溃，胡化区才重新被唐军征服。

3)唐帝国中央官僚集团，高度腐败无能。突出代表，就是奸相李林甫，裙带相杨国忠。

目前，新冠病毒就是叛军，湖北全境就是被叛军牢牢占据的唐河北地区，武汉就是潼关。潼关一失，长安（就是现在的上海）必不能保；再恶化一点，恐怕最后的退路，四川陪都（今天的北京）也会失去，那就是天下已倾，不能扶了。

但是病毒与叛军又有不同。首先，病毒是没有后勤问题的，它直接拿“被俘的平民”作为宿主，可以永远打下去。其次，病毒一定要扩充，就是基本传染率（R0）必须大于1，不停地人传人，畜传畜，畜传人。而要能永远扩充，就必须不断地开辟“新边疆”，找到新的受体群，所以病毒带有“流寇”的性质。

(二)

现在武汉人民闲着也是闲着，心里很郁闷，就像祥林嫂一样，想要究责，所以李医生过身，闹出如此大的动静，无非是借机出一口气。

那么第一责任人，是男一号，男二号，还是F4呢？

你们都弄错了，第一责任人，是湖北黑道的一个老大，他绑架了整个湖北官场，才有今天的这一切。如果没有“华南海鲜市场”，即便P4实验室管理有疏漏，带病动物也不会留在武汉闹市，而是会卖到长沙之类地方去。

这个首犯叫“余祝生”。

我们要明确一点，世界上任何一个比较大的国家的环境危机管理机制，即便内部格式不同，但总的职能效率，是大同小异的，比如美国面对卡崔娜飓风和911，日本面对福岛核灾，与中国这次面对新冠病毒，反应速度差不多。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谁要恶意虐待自己的国民，而是对大灾难的反应，会下意识地慢一拍。万一事情没那么大，你见天儿一惊一乍，谁受得了？现在的关键是，如果新冠这个灾害没有起头，或者“零号传播者”在长沙/荆门之类不那么重要的地点出现，那么事情确实会好处理一点。从这点上说，是整个湖北官场，害了全国人民。

习老总带的嫡系，分“闵军”和“浙沪军”，其中闵军里的人，跟老总有交情时，大家的官都小，还看不出能力，现在提拔到高位的不太多，因为不一定能HOLD住。而“浙沪军”从龙之时，已经是厅级干部，经过海选竞争冒出头来的，能力已经比较强，所以这批人今天比较出彩。陈一新就是之江新军，在2017年元旦过后，就任武汉市委书记，到2018年3月，到北京任政法委秘书长。虽然只在武汉呆了不足一年半，但敢于任事，颇有政声，所以武汉人民欢迎他现在回来主政。他当年想要干的一件大事，就是扳倒余祝生，清理武汉的官场。但是余祝生不止有一个海鲜市场，他是做土木工程起家，房地产开发为主（有本事暴力强拆么），他几乎收买了整个湖北官场，最后逼走了陈一新。

假如当年陈一新成功拿下余祝生的话，华南海鲜市场这个非常扎眼的毒瘤必然拆迁，不但汉口市容面貌一新，今天湖北人民，全国人民，哪里会遭这个灾！

现在公知们言之凿凿，这一切，都是TG的原罪，体制的原罪。但你要反过来想一想，整个TG里，我们不要说远，这20年里，敢于向黑社会开战，而且能够一根筋干倒黑社会的，除了西南曾有一人，还有第二个吗？做蛋糕谁不会啊，你重新分分试试？

假如11年前，文强没有倒，那些人没有倒，武汉这一幕，会不会抢先出现在那里？假如11年前，有10个这样的干部，有一个正好来到武汉，来到湖北，中国是不是可以避过今天这一场劫难？

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今天，清清楚楚看见一个事实：TG再不干倒黑社会，再不清理见利忘义的官场，即便挺得过今天这道坎，也挺不过下一道坎。

陈一新回来了，我才说这些话，因为武汉真的有希望了。

(三)

我在前几篇帖子里，暗示了一个事情：石团队，以及武汉P4的其他科研课题组，是没有业务能力，培养出新冠这么高级的合成病毒的。

以下是我的猜测：编辑出这个病毒的，是加拿大的业界大拿，邱香果的上级，加拿大P4实验室的主持人，Francis Allan Plummer。他刚刚于2月4日猝死于非洲。他的研究，横跨HIV（艾滋病）和SARS。编辑病毒，中国大学里生物工程的研究生就会，但把什么东西移植过去，移植在哪个位置，这个不是乱碰运气的。

我假设，Plummer穷毕生心血，研制成功这个病毒后，同时向中美兜售。中美都不得不买，因为假如对方买了自己没买，火锅不堪麝香。买回来后，中国觉得很鸡肋，就交给武汉P4养着，你们看能不能搞个解药出来？搞不出来也没关系，这事儿不急。后来在武汉出现了感染，到底是中国团队在研究对应的疫苗时，管理混乱致使试验动物外泄，还是其他人明知道中国有这个病毒，偷偷特意来武汉，选在春运高峰时期投毒，那我们就不猜了，反正第一，这是实验室合成出来的病毒，不是天然物；第二，这病毒已经在为害世界人民了。

现在要灭这个病毒，我承认死守武汉是对的，潼关不能失。但死守武汉，不能仅仅依靠白衣英雄们见招拆招，我们要侧面佯攻，替他们分担一点压力，早日大胜。

而佯攻的目的就一个，就是把R0（传染率）降低到1以内。“天炉战法”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增灶减兵”。

“天炉战法”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把武汉的大气温度，提高多少度，而是鼓舞市民士气，增加适度体能劳动，改善市民体质。从心理和生理两方面，加强与病毒搏斗的实力，减轻医生的负担。

“增灶减兵”，就是在持续向武汉投入医护力量（增灶）的同时，在湖北其他地区大量征用宾馆，学校宿舍等等集体住宿点，把武汉市内人民中，日常排查下来没有任何症状的市民，以原住小区为单位，分流到这些“临时居住点”，集中安排住宿生活一个月，还是老邻居互相扶持。这些市民里，一定还有排查中漏网，在潜伏期/带病毒的，但因为集中生活，随时观察，第一可以随时发现病患，第二对于安置当地不会产生新的输入性传染源。现在在武汉的市民，假如陆续能分流走一半（450万人），那么武汉城内，病毒虽然还能以2.5左右的R0继续维持链式反应，但由于可供感染的“清洁受体”大量迁走，留下的要么是已经感染的；要么是已经治好，体内有抗体，暂时不会再次感染的；即便还有可感染人群，由于人口密度大大降低，也不利于人传人。这样一来，原本的恶性扩散速度，就会迅速撞到南墙，悬崖式下跌。

只要武汉市内的R0，衰减到1.5以下，留驻武汉的医护重兵，就可以撤出一部分，加强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地的防务，确保万无一失。虽然说病去如抽丝，但大局已经不那么难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