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街村工厂：改良运动碰壁记 -- 包子1971
家园 【原创】南街村工厂：改良运动碰壁记 南街村工厂：改良运动碰壁记
河南省临颍县的南街村有三千多村民，是一个全国闻名的地方。数十年来，它在本村干部王宏斌的带领下，热烈宣传“南街人信共产主义，信毛泽东思想”[ 南街宣传材料《理想之光》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学马列、毛著、邓选热浪滚滚”]，自称走集体经济道路、要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1]。这些口号让南街声名大噪，赢得了中国主流左翼的赞美。
早在80年代中期，南街村民就上交了承包的耕地，由村里统一支配。到了90年代，在医疗、住房和教育领域，本地村民（共计三四千人）实现了较好水平的免费供给[ 2]。同时，村民的言行受到严密规范，并对违规者处以惩罚[ 3]。南街的权力中枢俗称“三大班子”，即党政、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一个议事机构，定期开会商议村中事务，从投资兼并到婚丧嫁娶无所不包。“三大班子”的最高决策人，是王宏斌。
南街村的福利措施，有相当的物质基础。80年代中期，王宏斌就领着乡亲们做买卖、建车间。如今村里拥有二十多家企业，由“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统管，主要生产食品以及配套产品，还有药品。1990年初，“南集”的员工已经超过了一万人，多数是外来工。直到近两年，它大致维持了这个雇佣规模。2016年，南街村总产值达到21亿元，是县里的纳税大户。
要立即说明，南街村的经济崛起，离不开官方的扶持。也许，执政者把“南街道路”看作了基层干部自发缓解农村疾苦的宝贵尝试？也许，某些大人物试图让南街村充当制衡国内亲西方舆论的一个工具？不管怎样，经历了早期下海的凄风苦雨后，自90年代初开始，南街的资本主义市场创业路越走越顺了。
在上层的关照下，王宏斌不仅是村党委书记以及“南集”的董事长，也有其它党政身份[ 4]。身为一个行政村，南街却配置了“镇级”的派出所、法庭甚至纪委等机关，甚至有直属军分区的武装部[ 5]。更有力的扶持，是送上门的钞票。自1990年起，“南集”开始接受源源不断的银行贷款[ 6]。21世纪初，由于企业经营受挫，南街的还贷能力出了问题[7]。为了帮助南街渡过难关，中央又指示地方伸出援手。2008-2017年间，相关银行逐年核销了积欠的16亿元贷款[ 8]，让南街村摆脱了一个大包袱。2017年，王董事长当选执政党的十九大代表，说明“南街道路”继续得到国家的肯定。
通宝推：奔波儿,家园 实践出真知 尤其是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范畴的东西，最好亲身去体验一下。这帮年轻人的亲身经历是一场有趣的试验，好好总结一下，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是一篇21世纪的《江村经济》或者毛老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去年回国省亲，也陪着家中长辈四处走走，去了趟武夷山，爬山的时候遇见一位年青姑娘，攀谈了几句，她很自豪地说自己来自“南街村”，却没有提到河南和临颖。自己因为对该村有些了解，随口说“你们村的名气很大啊”，姑娘听了很高兴。不过，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出口——“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你们村在哪儿”，怕伤着姑娘的面子。
如果从1978年算起，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1年了，其中走过了无数的弯路和岔路，有过成功时的欣喜，也有过失败时的迷茫。南街村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豫中平原上的一个富裕村子，它是经济学、社会学的一个难得的试验场。它并非是人间的乌托邦，而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
老韩同志和他的弟子团应该继续扎根于此地，不该轻言放弃。真正的左派人士，应该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嘛，如果连这块相对而言表面来说“最共产主义的”地面上都呆不下去，那更甭提去解放全世界数十亿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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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南街村被优待过吗？还第一次听说 至于华西村，其实是在大家基本都是计划经济的时候，它钻了空子，赚了大家的钱体现在小家的福利上——虽说华西村还是属于集体经济，但相对是小集体赚了大集体的钱。但是这也表明当年并不是像造谣的那样集中营似的被管着没有做生意的自由的，只是指导思想是在观念上不提倡乃至批评为了私利而赚别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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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南街村其实是榨取外地民工的血汗 口头上说是集体经济，其实就是在能人的带领下，抢先在改开中掘得第一桶金，然后以此为资本办企业，榨取外地民工血汗。即使本地民工，多数也无法挤进核心圈子，而且各个方面都受到很大约束，类似于种姓制
家园 华西村不也是一样？ 报纸上说华西村村民上了岁数能享受到多少福利？可是那些外面来华西村打工的怎么说 ，是不是老了就一脚踢了!
家园 有“抢先”的可能吗？大家78年就摩拳擦掌了， 南街直到84才不得不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按你的说法，南街走自己的集体经济之路后，还应该无界限地让全国民众都参与分配才符合不“榨取外地民工血汗”的标准。具体不太清楚，但据说外地民工只要一直在南街，也是有“股份”的，只是如果离开南街，则不能带走罢了。从现在的中国政治形势来说，这种管理方式还是比较合理的吧？
到你们嘴里都“种姓制”了，奴隶制？你们真有想象力。还核心圈，南街又不是无地域限制的政党或者资本机构，外地人为啥要进入“核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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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谁是南街村产业的支配者？ 谁是南街村产业的支配者？
那么，谁是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庞大产业的实质支配者？显然，“三大班子”里手握党政与企业大权的那群人，是最接近“支配者”这个概念的。1994年，王董就不无自豪地宣布：“公家的钱很多，我想吃啥都可以买来，想用啥都能买来……这些年尽管说咱们南街的钱我随便花，但是，我花的是有分寸的”[ 9]。虽说王董自认花钱有分寸，但既然能随便花钱，也就距离随便捞钱不远了。2003年，“南集”副董事长、村委主任王某病逝后，爆出丑闻：据媒体披露，当时在王某家中发现来源不明的巨额现金、房产证[10]。除了主流报导，同情南街的某体制内研究人员也证实了这一传言[11]。
擅长捞钱的人都明白，来源不明的财产不是长久之计。而更现实的压力，来自市场对企业经营规范化的要求。2004年，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南集”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王宏斌等12名党政、企业负责人成为股东[12]。对这一变化，南街对外坚持说纯粹是为了方便融资，股东身份只是走形式。但资本主义市场规则是一个整体：你不能既顺应某些部分却又无视其它部分。后来，王董索性对记者摊开了实情：“即使是我以后要求得到股份，我也是合法的。”[13] 2008年初，王董向媒体透露，如果有机会，村里希望把效益好的几个药厂运作上市[ 14]，目的还是融资。
关键词(Tags): #南街村，家园 【原创】被支配者的处境 被支配者的处境
既然有支配者，自然有被支配者。南街的企业是如何管理职工的？王董早有答案：“南街村是以‘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来管理企业，用经济杠杆的成分很小，主要是用思想教育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15]。所谓思想教育，一般包括“大唱红歌”、劳动竞赛、民兵训练以及政治学习，用来激发生产热情。
除了思想教育，南街还有一整套措施，想方设法加产量、降成本。这里的工厂极少放假、不给加班费[16]，并使用了“六定一赔损”的成本控制手段[17]。依照这一制度，成本超标要扣员工工资，如果节约了成本，也没有什么奖励，等于说工资只会向下浮动[18]。这一切表现在员工待遇上，就是低工资、长工时、惩罚多、奖励少[19]。这套措施很有效，把人力成本压缩到了极致。1998年，南街企业内外工的工资总额为4800余万元（含劳保用品），仅占当年总产值的2.7%[20]。
既然干的多、赚的少，南街工人是怎么面对这个现实的？首先澄清一点：自90年代中期开始，本村人就算在工厂上班，也基本不去产线了[21]。鉴于这个事实，说南街的员工待遇实质上等于外工待遇，大体是没错的。长期以来，占一线工人绝大部分的所谓外工，很大部分来自周边地区，平均年龄20岁左右。这个群体刚出校门，还没结婚，对社会生活有新鲜感，没那么计较挣钱多少。而且他们上班的工厂离家很近，有困难可以找父母。更重要的是，90年代的市场改革背景下，大量的农村青年相当贫困却难以就业，他们几乎愿意接受任何工作。直到21世纪初，珠三角的工厂还对年轻男工挑肥拣瘦。因此，虽说流失率高，但很多年里南街工厂不愁没人干活。
随着入世带来的繁荣，中国工人，尤其是沿海工人的工资增加了。生育率的下降，让劳动力的供给变少了。这些变化，是否同样冲击着南街的工厂？对此，外界所知不多。2016年底至2017年夏，左翼爱国学者韩德强指导下的一群青年涌入了南街的工厂，在车间干了大半年。在厂期间，他们向厂方呼吁改良生产、改善待遇，想落实企业与员工的“双赢”。这批青年的活动，客观上对外揭示了南街工人的处境，以及企业日常管理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