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朗姆可乐聊历史 -- 骨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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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有三个主要的地理单元，任何一个都可以提供足够多的人口和生产力，进可以夺取天下，退可以据守一方。华北平原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在前期对于其他地区有着绝对的优势。在古代中国的中后期，长江三角洲平原和两湖平原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也取得了不亚于华北平原的生产力。

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守江必守淮”，这个话面上意思是如果长江三角洲平原想抗击来自华北平原的进攻，单独防守长江防线是一定守不住的，必须同时占领淮河流域，利用淮河流域作为缓冲，与北方政权反复争夺换手，消解北军的攻势。古代中国在两千年的南北博弈之中，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防御方案，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就提出:南方政权“其时之盛衰,大约以淮南北之存亡为断。”

守江必守淮的核心在于南方政权拥有绝对优势的长江水军。淮河流域的优势在于支流湖泊众多，淮河共有58条支流，有洪泽湖、高邮湖、宝应湖等五大湖泊，沿岸分布着湾地、洼地和沼泽。有水运优势的南方政权可以充分利用水网湖泊运货拉人，快捷便利，在后勤组织和机动能力上优于北方军队。即使北方军队短期突进到长江北岸，也无法建立水军，而南方军队可以调动大量战略物资，逐渐开展战略反击。比较典型的例子有金宋黄天荡之战。公元1129年金军第三次南下深入长江地区，甚至渡江攻破建康（今南京），直逼临安。但是金军并无水上优势，无法长期占领，于第二年二月被迫北撤。宋军在长江黄天荡（位于南京市栖霞区）东西水域，截击金军归师，一度包围完颜宗弼（金兀术），最后金军连夜开渠30余里才得以突围。

如果北方政权夺取了淮河流域，在长江北岸占领了一片区域，那么北方就有机会在长江北岸建立一只水军，然后和南军争夺长江航道。一旦南军失去了长江航道的控制权，那么长江就不在是天险，反而北军可以任意选择渡江点，而南军需要在南岸处处设防，处处被动。所以说守江必守淮的核心在于控制长江。

如果北方政权在南征的过程中无法突破淮河-长江防线，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答案是有的。长江自东向西横贯了大半个中国，既然在东部的下游没有突破，那么我们可以向西往上游看过去，两湖平原就在长江的中游，在古代中国的中后期有不亚于江南的人口体量与产出，更重要的是，如果北方政权占领了两湖平原，完全可以在武汉训练一只水军，然后顺流而下杀向江南。而失去了长江航道控制权的江南即使仍然拥有淮河流域也无济于事。

所以南方政权的完整长江防线的基础版，不仅仅要包括淮河流域，还必须包含两湖平原。

如果北方政权计划从长江中游入手，那么最佳的出发地即为南阳盆地，南阳盆地与华北平原南部相连，本身体量也足够大，可以提供相当多的粮草和兵员，最重要的是，南阳盆地通过汉水和长江相连，汉水是长江水系水量最大的支流，北方政权可以在汉水就训练一只水军，然后水陆并举一直攻入武汉。

南阳盆地最重要的位置在襄阳，襄阳扼守汉水两岸，是南阳盆地通往两湖平原的必经之路。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

元军攻打襄阳围了足足有六年，丢掉襄阳城后，南宋防线很快崩溃，仅仅过了三年时间，宋都城杭州就被攻破了。襄阳城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反过来，如果南方政权想攻击北方，南阳盆地也是一个很好的着力点，北方政权如果在襄阳的争夺战中失败，向北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所以关羽攻陷襄阳的樊城之后，“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清顾祖禹总结说，“襄阳为天下之腰膂”。人行住坐卧发力全在腰上，称襄阳为天下腰眼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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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座名城叫做君士坦丁堡，有名在两个地方：第一、扼守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通道；第二、三面环海易守难攻。

1453年初，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步骑兵17万、舰船320艘，从陆海两面包围君士坦丁堡。但是罗马人在城北金角湾的入口处，他们用粗大的铁链横锁水面，使任何船只都无法驶入。土耳其人屡战屡败，伤亡惨重，军队中的厌战情绪上升。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旷古未闻的妙计奇策，在君士但丁堡金角湾对面的加拉太镇北面铺设一条陆上船槽，槽底又涂上很厚的一层牛羊油脂。靠着这条船槽，土耳其人经过一夜的努力终于奇迹般地将80艘战船拖运到了金角湾的内部，彻底包围了君士坦丁堡，最终得以破城。

中国也有这样的水陆名城，而且精彩之处还在君士坦丁堡之上。前面我们说过襄阳在中国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这次我们就来聊一聊襄阳的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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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襄阳防御体系包括了汉水之南的襄阳城、汉水之北的樊城，还有上下游和山地的营寨堡垒组成。襄阳本城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岘山、羊牯山作为天然屏障护住了襄阳城的西北侧，城池西南角离羊牯山山脚不足500米，正好在弓箭射程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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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敌军试图绕道南面和西面登陆，第一没有水军优势不用想，第二襄阳南面和西面的汉江沿岸，多为滩涂，沙洲，不利于渡江。即使勉强登陆，也要面对襄阳城宽阔的护城河和高耸的城墙。

如果敌军打算从襄阳城北硬攻，那更是近似不可能的任务。附近渡口在城北城墙脚下，再加河岸高度易守难攻，而城北城墙离汉江不到五十米，想要登陆的敌军从一下船就直接在守军的火力覆盖之下。

襄阳城对面的樊城可以掩护襄阳的正面北城，同时襄阳樊城一南一北也可以更好的封锁汉水，所以一度合称襄樊。两城之间有浮桥相连，樊城的伤兵可以送回襄阳修养，而襄阳的生力军和物资可以源源不绝补充樊城。

君士坦丁堡是在一个喇叭状的地形上，越往西开口越大，而越长的防线对于守军来说防守越困难。最后君士坦丁堡被攻破就是在西面狄奥多西城墙。而且君士坦丁堡也没有把金角湾对面的加拉太镇纳入防御体系之内，给了土耳其人拖船翻山的机会。相较而言，襄阳的城防通过或天然或人为努力这些弱点一概没有。

面对襄阳严密完整的城防，蒙古人花了六年的时间才一点点地啃了下来。先是采用汉奸刘整的计策训练好水师控制汉江水道，切断宋军来自江夏的补给通道，然后纵火烧毁浮桥，在樊城后援断绝后用回回炮打破樊城的城墙。最后守将吕文焕在绝望之下开城投降。

另外一处名城是重庆，扼守进出四川的门户，屡经惨烈的守城战，但是这里就不展开了，一是防御的地势相通，二是拜崽卖爷田不心疼的重庆官员、高傲狂妄不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的加拿大籍以色列裔建筑师摩西•萨夫迪所赐，重庆的标志性地貌朝天门码头给生生挖掉了，建了个巨丑的来福士广场。

千百年之后，我们希望留给后人的是什么？应该是重庆一座孤城硬抗天下至强元军五十年的壮烈，庇护南宋半壁江山的民庶免受蒙古铁蹄蹂躏的功绩，而不是什么劳什子购物中心。

权利的游戏中龙妈丹妮莉丝•坦格利安与马王首领卓戈•卡奥一段戏可能借鉴了尼伯龙根之歌。

尼伯龙根之歌是德意志民族的史诗，由奥地利某不知名骑士创作于1200年前后，分成上下两部。上部讲的是尼德兰王子西格弗里特周游列国四处历险的故事；下部讲的是主角西格弗里特被人杀死，他的遗孀克里姆希尔特改嫁匈人国王埃策尔（原型是上帝之鞭阿提拉），利用埃策尔完成报仇。

有趣的是，今年新鲜出炉的论文，对欧洲匈人遗骨样本做了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是他们就是来自东亚匈奴帝国地区，即今日蒙古高原，没有欧洲成分。因此匈人就是匈奴。

所以说，尼伯龙根之歌也可以说是一个东亚黄男接盘侠兼工具人的故事了。两千两百多年前，在遥远的东方汉人经过了文景之治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向北方的匈奴全面反击，多次出征超过一千公里，漠北之战一直打到寘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端)的赵信城。匈奴人在蒙古高原站不住脚，只好向西逃窜。经过汉人血与火考验的匈奴人打起欧洲人那叫一个砍瓜切菜，其中一只匈奴人的王族一路干到匈牙利大平原安顿了下来，他们的后人接了尼德兰国王的盘。这是一个直线距离六千公里、前后横跨六百年的波澜壮阔的接盘侠故事。

一个文明的组织度是这个文明坚定、专注地执行战略方向的能力。

下面用疫情举例分析一下组织度对一个文明有多重要：

我自己是清零派，坚信清零派代表了一个国家对弱者的爱护，一个文明的良知与底线，就目前看到的现象，即使目前的动态清零，中国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获也远好于那些躺平的国家，所以有关清零派就不多说了，这里着重说下共存派。

其实共存派也一样能够成功的。共存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当那些老人、体弱者、慢性病患者、免疫力低下者逐渐都死光之后，这个疫情就没啥大影响了，对于存活下来的人来说，确实就只是个大号流感而已。欧洲的黑死病杀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西班牙大流感杀死了2500万 - 1亿人，人类一样挺过来了。从一个文明的尺度上来说，新冠死的那点人根本就不叫事儿。只要不介意牺牲一部分人，一个文明总是能够前进的。

那么有没有比清零派和共存派更差的选项呢？有的，就是组织度低下，无法专注地执行战略方向。

比如说一个国家选择了清零路线，但是一些人希望走共存路线，于是不执行甚至故意破坏防疫措施，更有甚者公开宣传共存路线，宣扬疫苗有风险，造成广大群众对防疫制度消极抵抗，最后一旦破防，清零的防疫成本付了，清零的好处没有，共存的损失也都有了。

再比如一个国家选择了共存路线，但是一些人忧心忡忡不敢去吃饭娱乐，造成消费不旺，还有些人同事一有感染就吓的不敢上班造成生产力低下，更有些人重症之后不肯安安去死，又是找募捐进ICU占用宝贵的医疗资源，又是发布悲惨经历的言论造成社会恐慌，结果整个社会共存的牺牲有了，共存的好处没捞到多少。

那么还有没有比刚才举的例子更糟糕的选项呢？还是有的，就是缺乏组织度的坚定因素。

比如说一个“民主”国家选择了清零方向，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好辛苦，于是投票，60%共存 VS 40%清零，然后就改成了共存方向。共存执行了一段时间，觉得病死的人太可怜了，又投票，这回是60%清零 VS 40%共存，然后又重新捡起已经放弃的防疫措施。。。。。。只要有10%的意志薄弱首鼠两端份子就可以导致一个国家在两个极端上反复横跳，最后是所有的成本都付了，所有的牺牲都承担了，所有的人都怨气冲天。

和平时期还不那么显著，但是在紧急时刻如战争、瘟疫，一个文明的组织度 - 坚定、专注地执行战略方向的能力非常非常重要。

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公开投降，组建汪伪汉奸政府。汪精卫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三条：

第一、日本侵略者变得温和了，对中国的危害没那么大了。

第二、中国打不赢，不如和日本“共存”

第三、共存了，就可以好好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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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代表买办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是国民党中最腐朽、最反动的一派。

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共存”才反动，而是他们的反动本质，注定了他们要去做那些对中国人民不利，对中华民族不利，但是对他们自己，他们所在阶级有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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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有一件藏品叫做鄂侯驭方鼎。鼎上的铭文记载了这么一段故事：

“王南征，伐角、遹，唯还自征，在坯，噩侯驭方纳壶于王，乃祼之，驭方侑王，王休偃，乃射，驭方佮王射。。。”

翻译一下：周历王南征淮夷回师经过鄂国时受到鄂侯（也做噩侯，他的名字叫驭方）的朝见，鄂侯献壶给周厉王，然后裸了（乃祼之），驭方劝历王吃喝，历王仰面躺下，然后射，驭方和历王一起射。。。

不是很清楚那次宴饮实际发生了什么，不过宴饮之后不久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大举反叛周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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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禹鼎铭文记载了这次反叛的故事：“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王廼命西六、殷八，曰：“扑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

大致意思是说，这次反叛规模空前，叛军一直打到了洛阳附近，周厉王把周朝全部部队抽调一空，并且要求他们全力扑杀鄂侯驭方，男女老幼一个都不留！从铭文中都可以感受到历王气急败坏的神情。

最后，鄂侯驭方被消灭，鄂国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而穷兵黩武的周厉王也在之后的国人暴动之中被愤怒的国民赶下了台，一直逃到彘（今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并于公元前828年（周共和十四年）病死于该地。

总之，那天晚上，驭方和历王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