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记忆中最精彩的几次人民内部矛盾 -- 马前卒
家园 【原创】记忆中最精彩的几次人民内部矛盾 记忆中最精彩的几次人民内部矛盾
首先声明，这是纯粹灌水，内容可靠性概不负责 （由于亲眼目睹了部分事件，所以可靠性还是有的，但不负责任）
俺老家是山区,农业地区，但有不少矿产。于是，中央企业不少。在那个企业办社会的年代，大企业相对周围的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天长日久，不免和地方势力有摩擦。一般说来，强龙不压地头蛇，但由于在这一地区，中央企业相对多，且相对农业县的政府有钱，所以大致上势均力敌，争斗就激烈的多。我生长在一个大企业的矿区，但父母又是这个矿区中少见的本地人，所以听说或目睹了不少小冲突。就连我们这一拨人，小时候还不免与矿区外面的孩子打群架。不过，一般都是小打小闹，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以下讲的两件事，出奇的地方就在于搞大了。
第一件事的由来是某县有个国家金矿，由武警黄金部队负责开采，是个团级单位（当然人没有实际陆军团那么多）。矿山建在山上，但山下有条公路，似乎某年金矿出了一件事以后（具体不清楚）为了矿区安全起见，武警在路上设了个小检查站。其实这个检查站不卡不要，用处不大，对本地交通也没什么影响，只是每天有2-3个军人在路旁的小房子里值班。平时无事，也管管治安什么的。我从小长大的矿区也有这么一个检查站，但由于那条公路只通向矿区，所以不如这个显眼。
有一日，这个县的交通局长大人新配了辆轿车，自己亲自开车，视察本县公路情况。当时公路上还没现在这么多轿车，一是没什么富人，二是官员们也不如今天嚣张。所以交通局长能开辆新车招摇过市，视察自己的地盘，还是感觉很荣耀的。一日巡视到金矿的山下，忽见一检查站，觉得应是自己的下属，就把车停一旁，昂首而入。不料，房子内是几个军人，见他进来，以为是问路的司机，不打招呼也不倒茶，连个站起来的人都没有，即便局长亮出身份，也没人待见他。局长大人很是郁闷，悻悻而出，回去就问下属，这个检查站的来由，然后命秘书查阅法规，看看检查站是否合法。查阅资料的结果是发现这个检查站不合乎任何法规，纯粹是金矿的土政策，局长大喜，第二天召集了局里的保卫干部，带了10多个人去检查站问罪。
到了检查站，局长先摆官架子，命下属进去宣布这个检查站不合法，应立刻撤消。几个军人抗议说，自己是执行命令，在没有新命令以前，你敢干预军事设施，我们坚决保卫！局长碰了钉子，火头上来，也不和武警矿山联系，立刻命令下属拆除，几个军人当然竭力反抗。虽然是职业军人vs平民，可对方的保卫干部也是有拳脚的，何况人数多了几倍，最终结果是交通局胜了第一回合。检查站的设施被拆除拉走。
事情如果就此打住的话，最多说是局长执法粗暴，倒也不算什么大问题。但问题在于局长心胸狭窄，拆了人家检查站不算，还把抵抗激烈的几个武警战士一并抓走了，打算回去慢慢折磨。于是几个忠于职守的武警就倒霉了，被严严实实的绑起来，扔在卡车上面，带回了交通局，最要命的是关押他们的人就是刚刚与他们交手并吃了点亏的保卫干部！%%*―…&^&―*―￥##！！！大家应该可以想象他们的日子一定很难过。我知道的唯一细节是他们没有饭吃。
回到金矿那边，一开始倒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毕竟有事情应该是检查站向上报告，而不是相反。只是到了中午，替班的到了，才发现这里已经遭到了严重的入侵，人没有了，连检查站都没有了，这才紧急上报，团长亲自视察，大吃一惊。在这太平世道，居然有人敢明目张胆的向军事目标下手，莫非是外星人入侵？本来正要紧急上报，不料先到的几个人办事得力，已经探访了周围的百姓，问清了事情经过，知道是交通局的车拉走了检查站，带走了人。再找来前几天在检查站轮班的人仔细询问，金矿方面这才大致知道了来龙去脉。
在团长看来，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被地方揩油欺负也就罢了，一群交通局的流氓居然敢和军队比武力！！也罢，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武力。于是金矿方面紧急动员起来准备反击行动。当然，他们正确的认识了形势――人民内部矛盾，烈度是可以且必须控制的，估计到自己被俘的人最多吃点皮肉苦头，不会有大麻烦，所以没有把失踪战士的事情向上级报告。
当晚，金矿方面出动了不到100人的精干队伍，首先是行动全部摩托化，有运载能力大的卡车，有机动性好的越野车，还有速度快的面包车。车上各种装备一应俱全，有撞门用的攻城器械（矿工不缺这个），有近战冷兵器（棍棒 炮杆），有防具（安全帽 井下冬季工作服），有医疗人员和器械（可能有伤员或救出来的人要治疗），有通讯工具（步话机，这个当时很先进，对随时掌握作战进程，控制烈度很重要），至于麻袋绳索等捉人用具就不谈了。最后，当然少不了枪支弹药，但这个只是作为威慑武器，由指挥部统一掌握使用的。在战前，武警们还详细研究了地图，由临时参谋机关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推演，做出了多种预案。突击队配置的军官比例也非常高，团长政委亲自带队，所有的作战分队和小组都有干部携步话机指挥。在一切准备好以后，车队在夜色中出发，直扑县城交通局！
反观交通局一方的水平就差多了，其实整件事情全是领导一时意气用事，并没有详细的规划，人抓回来怎么办？下一步干什么？全无打算，只好叫几个保卫干部把人先关起来。想来想去，局长决定当晚提审几个武警战士，让他们认个错，自己得个面子就算完事，最多打几下泄愤就放人。不料几个武警坚决不低头，骨头都很硬，弄了几个小时，中间不免动点拳脚，饿了一天的武警就是不给局长这个面子。倒是局长气的快晕过去了。决定下楼散散心。
局长大人刚走出交通局办公楼，迎面就被几名头戴安全帽的大汉扑倒，按住，堵住了嘴。随后几支大功率手电筒照到他脸上，那几个大汉发现抓的不是预期中的门卫，而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立刻掏出照片比照。然后立刻惊喜的向步话机报告“抓到了！！对，就是那个局长！”局长被立刻拖到大院的门房审问，可怜那局长哪里见过这种阵仗，立刻就把关押俘虏的地点，保卫干部的人数全招了。随后他就被塞进了麻袋。扔到车上，戴着安全帽的大汉从楼梯一涌而上，直扑楼上唯一亮灯的房间。
原来局长根本就没有在大门布置什么防卫措施，金矿的战士轻松的翻过围墙，制服了大院门卫，然后向办公楼猛冲，途中还没忘了在院子里的宣传栏上找到了局长的彩色照片，以防止主要目标化装逃窜。一旦从局长口中知道了可靠情报，十多个精干的战士冲到根本没关门的小会议室，几下就放倒了措手不及的保卫干部，救出了人。本来还打算抓住保卫干部，让他们打电话骗局长来单位，然后由抓捕组在他楼下抓人的，这下倒好，主力还没动，光侦察部队就把突击、救人、抓人的全部任务都搞定了。于是鸣金收兵。
黄金部队临走也没有把那几个保卫干部怎么样，只是简单的批评教育了一下，赏了几个耳光，告诉他们自己是什么人，不要以为是犯罪分子打劫。真正做到了有理有节。
行动完毕，面包车拉上局长和救出的人直返矿山，主力随后撤退，一辆卡车在后面压阵，交通局的人发现局长被劫走了，即便是装样子也要追杀一下，可惜没出县城几步，就发现了前面缓缓行驶的卡车。车灯一照，发现车上全是持枪的战士，枪口还不时的向自己晃几下，也就不敢追了。
回到矿山，武警们也没有难为局长，相反，禁止包括当事人在内的任何人去牢房殴打他，还有好饭菜伺候。只是牢房里站上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时刻用凶狠的眼光看看领导，还不时的讲讲原来60年代这个部队当场击毙偷黄金、偷矿山物资的罪犯的往事。讲讲那几个被俘人员的报复愿望是多么强烈，讲讲金矿里各种化学原料的毒性，如何能杀人于无形之中，越讲越恐怖。可怜的局长啊...........这里他是否尿裤子了我不知道，我若说尿了，显然是乱讲，但如果说没有，似乎也不太合情理吧。
这个故事的结局倒很简单，交通局的人显然没有组织敢死队，反袭击金矿的本事和胆量，只好上报县委书记。不料县委已经知道了，原来金矿一大早就通报了县里，说你处有一干部破坏军事设施，被我们抓获，请派人来领回去云云。县委也苦笑不得，抓不住金矿什么把柄，第二天派了人去，却被金矿说上面有指示，让详细调查，请等一天。于是又让局长在恐怖中过了一天才放人。金矿得了面子，杀了交通局的威风，却又占尽道理，一口咬定说自己不知道情况，只是在当地百姓的协助下抓获了破坏军事设施的首犯一名，局长也只好认栽了。
另外一次冲突发生在我生活的那个矿区，那里山高林密，森林火险经常发生，矿山作为周围几十公里内最大的居民点，自然要承担一些防火任务。不过，其实这一片是有森林警察和林场负责的，只是矿区默认的承担一些义务性工作。其实呢，如果每次都等林业口的人来灭火，恐怕矿区自己也要受点损失的。
另外还要介绍一下矿区的情况，这个矿区原来属于附近一个更大的矿山的分矿，人不过数千，直到成为国家级实验矿山后才成为独立企业。但军事组织能力非常强大，有预备役部队编制，中层干部均有后备军官任务，每年的训练打靶一直到90年代东北开始试点下岗后才结束。（在此对朱总理先收枪再下岗的智慧佩服一个），更要命的是，我4-5岁的时候曾看到矿区有10门左右的榴弹炮！！，那时小，口径型号是记不清楚的，但从重火力数量看看，估计矿区起码是个架子师的编制。战时可以在加强一些军官的前提下直接成为一线部队，如果考虑到数百台汽车的运载能力（无轨矿山，卡车很多），实力当在二战东线大部分苏联步兵师以上。
有一天呢，矿区附近的山上忽起大火，（松林，很容易着火的），保卫处长兼武装部长迅速组织了工人，上山灭火，（动员能力不错）。同时打电话给林业部门，让他们来救火。等到林业部门到了，火基本已经灭的差不多了，灭火的人下山，还礼节性的派了几个人和林业部门交涉一下，通报一下灭火情况。不料，因为进来森林火灾频发，林业部分挨了上级不少的批评，还被威胁说再起火就要惩戒了。林业部门到了一看，发现山上烧了那么多，知道又要倒霉了，于是迁怒于矿工们，指责他们救火不力。矿山的人当然不服，自己救火本来是义务的，有功不赏也就罢了，就算自救了，但居然无功有罪，实在难以理解。两边很快就吵起来了，越来越激烈，林业部分居然威胁要带人回去问话，还说火是从这边烧起来的，总要有人负责，要带几个人去调查情况。矿区当然不会答应，这不等于栽赃嘛，至少是推卸责任，坚决不派人去。一来二去，林业口的人火了，仗着带来的人多就抢人，在场的矿工当时大多已经散去吃饭洗澡，少数几个人不是对手，就被拉上了车带走了。从武装部门口到下面的路卡，汽车只需要几分钟时间，没等矿区的人打电话通知下面的人拦车，林业局的车已经冲出了矿区。由于对方集中优势兵力忽然袭击，且机动性也不错（全摩托化），矿区输了第一场战斗。
不过，由于长期的军事训练，矿工均有军事编制，所以矿山的反击动员能力远远超出了对手想象，武装部长亲眼看见自己的人被拉上车带走，立刻从房子里奔出来，冲向生产区和生活区之间的道路，拦下一队下班回家的工人，立刻发枪！同时向运输处要车，向矿部请求追认命令！不到20分钟，就组成了反击编队，也是全部摩托化，且司机熟悉路况地形，立刻出发！
林业局的人觉得自己人不少，又是突袭，谅矿工们一时不会有什么有组织的反击，又兼山区公路弯道多，也就没快开。没想到矿区的反击来的迅猛而有力，仅20分钟后，两辆卡车风驰电掣尾随而来，在弯道掩护下，很快就接近了林业局的汽车。转过一个弯道，看见敌人就在前面，前车加速超越，后车则稳定前进，让车上的人准备武器，活动筋骨，准备作战！林业局的车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卡车超在前面，拦在路中心。那山区的两车道公路，一旦卡车横在路中心，哪里还有你突破的机会？林业局的人倒也不慌，你们不过两辆车，冲不过去，还打不过你？纷纷下车，准备群殴，不料后车上跳下来的竟是一群手持七九步枪，动作明显训练有素、行动统一的好汉！刚才耀武扬威的林业公安立刻傻了眼，手里或有几支六四手枪，也不敢拿出来现眼，一个个目瞪口呆，束手就擒。整个车队在前后车的押送下，乖乖返回矿区。
矿区抓到俘虏，也没怎么难为他们，只是让他们排队认错，向刚才被抓的人道歉，再每人写份检讨书，让领导来领回去。不过经此一战，林业口的人收敛了许多，起码在矿区周围工作比以前得力了。
其他的类似事件我还听说过一些，记得当时矿区产点黄金白银，直接卖给国家（本来就是国家的产业），开了201国家物资特种运输证明，开车直送内蒙古的一个金库（地点恕我不说了）。当时一同去的人行的人就说了，曾经有一次几个武警押运黄金走这趟路，半路有点小违章，被警察拦下，罚款不算，还非要检查。给他们看了特种物资运输免检证也不行。几个在警察大扩编中上来的不在编的警察自以为是过路车的大爷，非要上车检查。（缺乏法律常识）司机和押运员劝阻无效，还被拉到一边，几个小警察就拎着手枪警棍试图开开后厢门。这时武警们在车里坐不住了，大声阻止，依然无效，反而被警察用枪比画着威胁，军官于是果断下令开枪（因为无法判断是否是化装劫匪，车里数百公斤黄金干系太大）。当场打死一个，打伤几个，其他的做鸟兽散。后来两方的官司打到人行总行和公安部，由银行出钱安抚了死伤者了事。
还有一次，是某地一个企业苦于假货太多，各地地方政府因地方利益打击不力，被迫派出了打假队。此厂为海防前线厂，有枪，工人多为退伍兵，所以打假队的力量和纪律都非常好。所到之处，地方上乡村的反击力量虽然人多，但根本不堪一击。造假厂都被轻松破坏，还能收缴到物资当证据。
总结评论
1 在任何形式的暴力对抗中，一般性的组织不要认为自己可以和军事或准军事组织对抗。这不是装备或人多少的问题，而是整个组织、结构、纪律、指挥上的全面差距。在我说的这2个事件里，其实军事组织未发一枪，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指挥能力――是否能迅速应对事件，并进行初步的参谋工作，对形势作出判断，决定合理的目标。
组织能力――是否有足够的军官士兵和既存组织来为你的目标服务。那个武装部长随便一拦就拦到了受过训练的工人（士兵是现成的），而且这些工人在一起受过训练（组织不需要新建），其中还有预备军官（军官的权威不用现场制造）。其实就是徒手群殴，也必胜。
纪律――没有纪律，对方人多的时候就没法进攻，没有纪律，自己占上风的时候就无法控制事态发展。
2 毛泽东时代的最大遗产是把城市人口赋予了纪律性，并对农村人口进行了初步训练。这才是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军队的根本。其他的遗产，与这个相比大可忽略。可惜下岗工人本来是黄金遗产，是工业化的精华，却被卖了废铁价，当垃圾赶出门。幸亏领导深谋远虑，在赶他们出门以前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把部分工人中潜在的领导吸收入精英阶层。否则，XX事件时还是稳定因素的工人纠察队一样可以用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3 胜利的时候一定要有节制，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如此，在外战的时候也如此，因为国际社会不是完全无规则的，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国虽大，好战必亡。
随便闲扯了几句，全是八卦，大家不要追问了。
另，这几件事都发生在80年代，地点自己猜
元宝推荐：萨苏, 通宝推：大水,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都不是好鸟，军队尤其差 局长也笨，军队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统统管不到的地方，较那劲干嘛。
家园 呵呵 说的太好了。 家园 慕名而来，确实有见地 家园 马前卒灌水一鸣惊人，萨鲶推荐一见倾心 家园 想不到老矿坑还有宝啊 快来领吧 家园 真的有宝，大伙速来捡宝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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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有意思 花一个，真有意思。
家园 差点错过好文，冒泡顶一下 这里的强势一方都是有礼有节，赞一个。
同学的老爹当年是消防武警，一年冬天半夜接到火灾报告，赶到地点发现火势很小，很快被扑灭，因为被半夜从被窝里赶出来有点怨气，就把消防车上剩余的水一股脑的给倒进屋子里去了。。。
家园 老兄说的还真对 88事件要是晚几年，赶到工人下岗那当口，动静估计会更大。
家园 写得很有喜感，哈哈，花！ 家园 海底捞月。前年听当事人说过湖南新农民运动的段子，也精彩 老毛真是彻底改造了群众的精神。提供了组织范式
家园 涟源的那次最典型了 以后这样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
家园 涟源市三甲乡那次？祁东那里规模更大，呵呵。但是以后是少了 毕竟中央因此重视农村减负工作了。取消皇粮国税一大成就啊。由此看我觉得虽然不是所有造反都有理，但是那几次可以说是有理造反的。
家园 主席故乡，不服不行 各方观点：建农会化解农村政治危机(04-11 09:50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作者：于建嵘)
我第一次来到“北大在线”，是应邀参加一个三农问题研讨会。当时主讲的是《黄河边中国》的作者曹锦清教授。他在分析中国农村的形势如何严峻后，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许多主张，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将全部农业税费减掉，这样农民就可以增加收入。当时大家讨论得很热闹，我听得入迷，却忘记说话了。会议后，主持人给我来电话，说会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讲，是不是约李昌平来作一次对话。我告诉他，李昌平先生是闻名天下的中国农民利益代言人，而我既不是知名学者又不是当权者，根本没有资格同李先生对话。再加上要到香港去开会，所以我就没有来。前几天我从香港回来，主持人又给我来了电话，说李昌平先生已经到北大在线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讲演，不仅分析了目前农村存在的十大问题，而且系统地提出了解决方案。只是现在已经有人对李昌平所提的主张持有不同的意见了，主要是说他在向政府和当权者为农民乞求利益。主持人还说，我最近出的《岳村政治》被《南方周末》称之为是主张“让农民自己说话”的，这与目前主流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不一致，是不是可以来讲讲这个问题。几次邀请，我不得不答应来到这里开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现在既然来了，我就讲讲农村调查体会和农村政治状况的看法。这些观点前几天我已在北大由王铭铭教授主持的一个有关《岳村政治》的研讨会上讲过，你们这里有的同学可能听了。大体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上次我侧重讲如何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是方法论方面的，这次重点讲农村政治状况。
说实话，我是不同意现在许多学者和专家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分析和主张。无论是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还是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所提出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寄希望强大的国家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让步，停止对农民的剥夺，还利于农民。曹锦清先生在呼吁那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表现出勇气和智慧来采纳让农民休养生息的建议的同时，还希望知识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迫使既得利益者和当权者让步。李昌平则以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的热泪舍身为农民请命，向当政者呐喊：““施仁政吧！施德政吧！依法行政吧！重视农民的权利吧！珍视农民的生命吧！”“给农民国民待遇”。还有些知识分子如党国英说“要为农民说话”，胡星斗说要“为农民呐喊”等等。应该说，这些人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仰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为农民请命。但是，我认为，在他们思想深处还是那种知识精英统治社会的观念，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将农民这个社会主体排除在外，没有看到农民自己的力量，没有将农民放在农村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讨论农村问题，如果离开农民这个视野，是不可能得出真正有意义的结论的。农民的生存状况及其他们的行为反应是我们解答许多社会现象的基点。就目前中国农村来说，这个基点就是农民的反抗。可以说，正是由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才让当政者和知识界认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才有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政策。
为什么这样说？我将以政治分析为视野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就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出现了政治危机；其二，农村政治危机的主要根源；其三，如何解决农村政治危机。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的政治危机
应该说，自中国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都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旗帜或口号的。但自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特别是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里，尽管农民大量饿死在劳作的田野里，农民问题却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经过农民因饥饿而推进的新的土地改革，农民基本上能吃饱肚子后，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却成为了当政者和知识界关注的焦点。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反抗。
同上世纪二十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一样，这次在农村出现的农民反抗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还是在这些地区。我调查和研究主要是湖南省的有关情况。从我调查和所能接触的材料来看，近十年来，湖南省无论在湘南、湘西，还是湘中和湘北，都出现过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其中，上万人的农民反抗事件就有二起，较大规模的有十多起。根据我的研究，这些事件基本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事件的主题比较集中和明确。这些事件的具体诱因各有不同，有的因为在上交提留时，发生了暴力行为或死人的恶性事件；有的是村民们认为农民负担太重，由少数人出面组织上访进而发生冲突；有的因村民选举时出现了“非法”的情况，村民们为要求行使“民主权利”而集体上访；有的是由于村民们认为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有贪赃枉法行为而采取集体行动，等等。村民们提出相应的行动口号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曾惊动中央的祁东事件，农民就是打着旗子、举着“全面落实省委[1996]9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万众一心抗重税”的标语、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进行示威的，进而发生了多起冲击乡镇党政机关的。
第二，组织化程度提高。少数农民利益的“觉悟者”通过各种形式，在社交圈子内寻找几个志同道合者，以宣传党和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形式，展开宣传发动工作，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后，成立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而以具体的事件为由头采取集体行动。这些村民自发成立的组织大体上有“减负组”，“减负委员会”， “减负监督组”，有的只称为“减负代表”、“减负骨干”，等等。这些组织一般较为神秘，就是同一组织也有不同的说法，很少见到有明确的组织文件，大都以口头的方式表述意见，不许作文字记录，也不设具体的职务，特别是负责人。因为要做到“口说无凭”，“免得让人说在搞非法组织”。但事实上，这些组织内部还是较为严密的，从其活动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存在。衡阳县渣江镇盐田管区文德村江东小组农民彭荣俊（退伍军人），通过在村民小组会上宣读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提出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等具体要求，得到了村民的拥护。他就发起该镇18个（基本上保证每个村一人）愿意参加减负活动的村民召开会议。会上决定，不成立具体的“组织”，只称“减负代表”，不设负责人，由彭某担任召集人。在这一组织领导下，引发了著名的“渣江事件”。据了解，湖南省现有许多这样的减负组织，而且出现了联合趋势（他们称之为“联网”）。
第三，产生的了一批新的农民领袖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这些农民领袖的身份特征主要是，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有些还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这些组织的其它骨干在文化素质特别是家庭经济情况与这些组织领导者有一定的差别。领导过宁乡道林农民组织的是杨跃进是退伍军人，开始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他不满足校领导专权，就联络学生家长组织“家管会”进驻学校清查学校账目。这一事件的另一领导人崔罗坤本来是村民小组长，被村民推荐为村民代表，先后向乡政府和村委会14次反映情况，要求解决当地村办厂矿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问题不仅没有解决，一些基层干部还动用社会黑势力对崔家进行打砸抢，并将崔打伤再押到县里拘留。自此之后，崔就踏上了漫漫上访路。在上访过程中他了解了更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精神，并认识了一些减负方面的同行，他也就从为自己“申冤”转而组织农民开展减轻活动并成为当地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以“减负”为口号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可以说一呼百应，并得到农民的保护。有多起农民反抗事件正是为了保护这些农民代言人而发生的。如湘阴县樟树镇农民代言人张新甫被当地公安部门传讯，方面数百名群众围攻樟树镇政府，打伤多名干部，并将镇党委书记杨冬云扣押起来作为人质，以交换张新甫。宜章县干警受命前往粟源镇拘捕农民减负头面人物周炳辉，被当地农民发现后，立即吹哨子、打铜锣，迅速聚集了2000多人，将100名干警包围。上千人还追到镇政府大院，打砸了办公室和干部住宅。桃源县组织民警和税务人员及乡干部30 多人组成行动队在拘留该县芦花潭乡观音岩村“聚众抗交屠宰税”的毛明达（共产党员）时，被闻讯赶来的农民包围。15名民警和干部被打伤，另外10多人遭受脱衣的体罚。直到当天中午，公安部门将毛明达交出后，行动队才得以解脱。
第四，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反抗的主要形式是写联名信，或派代表上访。到了1995年后，有些地方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公开集会，请愿和示威，并进而与公安、政府工作人员发生流血冲突，有些事件，国家还出动了驻军。宁乡道林事件就是减负代表组织当地农民要在镇政府机关大院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万人减负反贪大会”引发的。有关部门了为制止这次聚会，派出大批警力（最多时有1000多人），赶到镇政府门前的公路上设置警戒线。最后与农民发生暴力冲突，警察使用了催泪弹导致人员伤亡。衡阳县渣江事件则是镇政府以综合治理为名召开万人大会，用绳索将捉到的6名“减负代表”捆绑挂牌在大会亮相，激起了几千名群众愤怒，而引发了较大规模的武力冲突，群众将镇里的车子砸坏，并有多名人员受伤。
第五，事件具有传染性。农村发生的这些事件很容易从一个地方传染到另一个地方。祁东河洲镇的农民与县镇两级工作组因交建资款发生冲突，进而与司法部门发生暴力对抗，最后迫使上级政府出面清退了多收农民的教育集资款。这样，河洲农民通过与政府对抗减轻了负担的事迅速在祁东县各乡镇传播。接着引发遍及全县西部近数万农民的暴力行动，五个乡镇党政机关被冲击，共有48户、79名乡镇干部的人身和住宅遭到围攻和冲击，公私财产损失巨大。涟源市三甲乡数千农民在“农民利益的代言人”黄国卿领导下，以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围堵涟源市政府大门，并冲进市委书记家进行抄家，并强行接管当地公办的白溪小学，扣押了三甲派出所值班干警和副乡长。在他们的影响下，相邻的白马镇也发生冲击基层党政的事件，镇党委、政府、人大、纪委四块牌子全部扛走，镇党委书记被围攻殴打，并被剥光衣服，前来化解矛盾的市镇两级干部被扣，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二、农村政治危机的根源
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农村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对共和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就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年代，农民无论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都很少采取这样直接对抗的斗争形式。这些事件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具大负面影响，迫使执政者和学界不得不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然而，尽管执政党和国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但都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最终使这一问题成为了共和国总理感到头痛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这类事件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
第一、农村利益冲突加剧。 一切政治行为都与一定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目前中国农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
1、利益主体分化。一方面，国家、地方政府、农村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和农民，都成为了具有独立利益主体。另一方面，各利益主体有明确的利益取向和意识，都非常明确地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
2、利益冲突的表面化。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农民负担加重。9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出现普遍的财政危机，并最终转嫁为各种税、费、摊派的农民负担。而且，农民相对贫困化加剧。在经济上，由于受到国家强制性政策控制、市场性剥夺和技术性的限制，农业已经不是一种产业，农业经济显品长银收的格局（农产品增长和农业的总体性收入减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而且，相对于城市的贫富差距拉大。
3、利益冲突具有体制结构性，显现不可调和的态势。这是说，这种利益冲突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国家为了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努力将国家行政力量伸入到乡镇，建立了超规模的乡镇干部队伍。但国家并不承担他们的费用。这样，一方面，国家需要依靠强大的乡镇体制来管制农民；另一方面，国家又要防止乡镇这架强大的机器对农民进行无限制的剥夺。传统社会的利益冲突大都表现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社区精英处于调和的中间人角色。现在是国家在调和，处于中间人的角色。
4、利益冲突的外部化。这表现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冲突，已超越了农村或农业这个范围，并表现为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冲突。农产品及生产资料的市场化交易之间的冲突。
第二，政治整合能力差，政权软化。任何政治危机，都会表现一定的权威结构发生变化。其中，国家的控制能力或政治整合能力，是这种变化的最主要衡量指标。目前，中国农村出现了政权软化现象。具体表现为：
1、基层政府及干部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和挑战。为了强化统治，政权趋向于暴力化。当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疑时，如果采用强化政权机器来维持秩序，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政权机器的扩张与政治动员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扩张了的政权机器为了获得维护其运转的资源而会展开新的掠夺。国家权威受到冲击。但是，利益冲突并不一定会产生政治性的集体行动，只有当这种利益上的冲突以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一定的权威结构产生根本性冲击时，集体行动才得以发生。在目前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中，存在着国家权威和基层党政的权威以及地方权威。在常态中，基层政权作为国家的代表者，其权威处于结构的核心位置，国家权威处于隐性，地方权威属于边缘的民间权威。由于基层党政存在大量的对农民利益侵害行为，基层政权的合法就会受到村民们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村民们的视野。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村民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于是，那些能将村民组织起来的地方权威就会迅速膨胀。尽管如此，要使具有制度性意义的权威结构产生动摇，需要有一定的起动因素，这些起动因素主要依赖于具体的诱发性事件。目前，农村最为常见的诱发性事件，基层党政干部在行使职权时的采取暴力等失范行为或因此而产生了诸如死人等严重后果。
2、黑恶势力成因盛行，并在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由乡镇政府出面组织的的流氓地痞团伙横行乡里。对于黑恶势力是如何侵入到农村基层政权的问题，我作过一个专项调查。从我调查的情况来看，主要有四种方式，其一就是乡镇领导“引狼入室”；其二就是宗族和黑势力控制的民主选举；其三是经济能人的利益诱惑；其四是政治精英的“红黑蜕变”。这些黑恶势力侵入到农村基层政权后，一方面利用“政权”赋予其的合法性欺压农民，成为村霸乡匪；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形式对抗农村基层政权，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其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发并领导各类事件。
3、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一方面，农民缺乏自身的基层组织和政治代表，在农民个体与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有意义的缓冲。另一方面，各种非政式组织已经出现，并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目前主要的有，因社会治安不好而出现的农村自卫组织；生产互助性的组织；宗族组织。特别是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秘密组织。许多农村出现了“兄弟会”，“同门会”，“减税救国会”，“农民减负专愿者”，“减负代表”等等。有的则直接叫帮会。这些组织十分复杂，大都具有传统组织的诸多特征，有的组织还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第三，反体制意识已经形成。通过知识界的努力，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已经被揭示出来。农民长期受到体制性剥夺已形为了共识，并被归结为二等公民、国民待遇、新农奴等理论。这就意味着，农民问题是体制问题，必须通过反体制才能解决。重要的是，这些有关农民处境的理论已通过知识精英传播到了社会民众。由于目前农民对社区缺乏认同，对前途失望，这种理论很容易与社会不满情绪结合在一起领导湖南涟源市三甲乡的黄国卿就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干部和农民都是父母生的，不站起来反抗，就侮辱了公民和五尺男儿的称号”。
三、如何解决农村的政治危机
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存在社会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有如社会学家默顿(R. K. Merton)所说，“有关社会危机的预言往往因为这种麻木的态度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为了不使这种危机自我实现，目前有三种解决方案。
第一，国家对策：税费改革和三个代表。
自中国进行转型以来，对待社会危机的基本态度主要采用的就是运用武装力量与政治专制手段。现在历史进步了，在民主和法制成为国家和政党合法性基础的现时代，想走出这个历史怪圈。那么，作为主导中国农村发展的国家采取了些什么行动来化解这些危机呢？从目前来看，主要采用的措施有四个方面：
1、试图通过税费改革来调整利益结构。税改费为什么实行不了？方法是要全国农村基层行政单位都放弃所有的非税收捐费，这些收费相当于每年九百亿元。反过来，中央政府要把农业税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点五。最重要的是北京每年拨款二百到三百亿元补助农村基层，用于公共设施、教育、工资和其它行政开支。但这种 “费改税”遇到严重困难，在安微的试验已经基本停止。 “费改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拿出的二百亿元补助无法支付基层政府的巨大开支。由于国家财政缓冲这一振动的能力有限，无法满足乡镇政府的要求。
2、试图通过改革乡镇体制来约束中间利益阶层的强势。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可是国家却没有办法安置那些因此而闲置下来的乡镇干部。
3、试图通过村民自治体制来建立农民新的管制体制。由于这种政治性授权是建立在上述利益冲突上的，因此，其本身也就变成了冲突的重要内容。4、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倡三个代表，并企图以此来约束乡镇干部。显然，这种将希望寄托在当权者的自省和自我约束基础上的改革，是否有效，事实已经证明了。
第二，知识界的主张：“给农民国民待遇”。
知识界有关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很多。其中，“给农民国民待遇”最具代表性。从有关论述来看，这里的“国民待遇”不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一个国家给予在其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和企业与其国内公民、企业同等待遇问题，而是指要给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与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同等待遇问题。表面上来看，这种论述没有错，因为中国的确存在城乡二元分离，农民的社会地位也急需提高。但只要我们对这种主张所提出的具体目标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给农民国民待遇”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的，是用一种表面化的城乡差别来掩盖中国社会的本质。事实上，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非农业人员”所具有的“待遇”，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国民待遇”了。因为对生活在城镇的广大劳动者来说，那些少得可怜的“福利待遇”早已被改革改掉了。只有那些少数贵权者则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上享受着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具有共同利益和意志代表的国民群体，只有贫贱的劳动者与拥有资本和权力的权贵者。也没有什么国民待遇，只有权贵者的待遇。广大工人和农民在一样承受着权贵者的压迫和剥夺。权力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夺，才是中国社会的本质。
也就是说，目前知识精英所主张的“给农民国民待遇”的主张，也许并不是农民自己想要的，不是农民的利益表达。而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们是要“给”农民国民待遇，由谁给呢？当然是权贵者和这些知识精英了。这也就决定“给农民国民待遇”并不能解决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
第三，非主流观点：组织农民，开展一场社会运动。
斯梅尔瑟将社会运动分为规范导向的和价值导向的前者倾向于体制内的渐进式改良，后者则主张采用激进的社会革命。
记得上次中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博士在这里说，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只得进行社会改良，不能进行激烈的革命。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村不可能产生一场新的革命，因为缺乏农民革命可分配的资源。土地或权力都不能成为当前革命的目标。而要实现全社会的财富再分配，则需要改变国家的根本秩序， “民族利益”会改变这种争权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强大的军事力量会迅速地恢复秩序。从目前中国的情形来看，在农村推动一场有别于传统革命式的社会改良运动也许是比较明智的选择。问题在于，我们要改些什么，由谁来推动这样的改良。
我认为，首先要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要让农民自己说话。也就是要动员组织农民，建立真正的农民组织，要在农村社会中培养与形成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有效搏弈的力量。
要建立农民的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改变现在的乡村治理方式，走向乡村自治体制。这里不仅是村一级的自治，更主要是撤消乡镇政府，实行乡镇自治；
其二，建立社会中间组织。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许诺，要运用社会组织特别是民间组织来构建社会运动的载体。其中，成立真正意义上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作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缓冲。党国英认为，社会集团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集团之间对话成本就越低，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离散的社会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的蛊惑，并很容易成为立场极端的领袖人物的基础。而且，据著名农村社会问题学者米格代尔的分析，分散的农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会基础，而有组织的农民则可能是改良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社会基础。如果通过农会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政府与农民对话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愿望就容易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得到表达，一些突发事件也可以得到缓冲和调解。
当然，这样的农会应该是真正的农民组织。几十年前，千家驹在批判以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的农村改良主义时就认为，真正的农民组织应该是，“第一，必须是能代表最大多数农民之利益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农民是有阶级分化的话，那这大多数农民当决不是地主与富农，而是贫农雇农及一部分中心。第二，这种组织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政权，龙其是地方政权，还掌握在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人们的手里的话，那这种组织是决不能希望他们来领导与发动的。它必须是一个自发的组织，而不是由上而下的，由政府机关所通令成立的。第三，这种组织必须是适应世界潮流的。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孤立的闭关自守的世界，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已摆得非常明显。倒行逆施的开倒车运动固然行不通；自作聪明独创一格也为时势所不许”。我认为，这里第三点的“适应世界潮流”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可以应该建立退出机制。无论是政治性的和经济性的农民组织，如果农民没有自由退出权利，那都是很可怕的。
要让农民自己说话并不是要知识精英放弃自己的责任。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说：潜在的激进农民运动的组织是否形成，似乎主要取决于它可以得到的资源能否确实缓解其成员的最迫切的需要，取决于政府或外部精英对其宽容甚至帮助的程度。在这两个因素当中，后者似乎最为重要。没有外部帮助，一个地方教派或政党或多或少就会被迫处于我们所说的“内部自助”之中。作为保护的基础，内部自助不会有充分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就表明，知识精英不仅要走进乡村社会进行调查了解乡村社会破产的真相，更要向社会特别是当权者表达组织农民的政治主张，并通过发动组织农民并最终将他们变成一个阶级。而目前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到农村去，发动农民成立各类合作组织。我们要为农民建立各种组织提供规范；同时推动农会法的起草工作，象上世纪80年代初北大学生向社会提交《新闻法草案》一样，可以提出农会法的建议草案。
80多年前，当许多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海内外诉说中国社会的危机时，有一个人却从你们北大图书馆走进了湖南的农村和江西的安源，最终发动并领导了上个世纪的那场工农运动。他就是毛泽东。当年，就充满激情地说：“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也已经证明，中国的农民并没有得到解放。原因何在呢？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些知识精英们利用农民的力量重新塑造了一代救世主。
现在已是新的世纪了，不是需要救世主的时代了，要靠农民自己，要让农民自己说话。
（责任编辑 袁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