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难道牺牲弱者真的就是天地公道？（有感而发） -- 娃哈哈呀娃哈哈

这是需要超越式发展所必然带来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过的更好,国家领导人也希望青史留名,这是无奈的现实。

不过话说回来，更可悲的是，即使牺牲了得到与公平，中国的效率却仍然没见到有多大的提高。

改革、试验也要守规矩

[lup] 于 2005-07-12 14:24:26上贴

　　改革、试验也要守规矩

　　写下这个题目，让我首先想到的事情是：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有一份特殊的藏品，一张印有18个红手印的协议书。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是由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们亲手创造的。我在2002年的一篇《再说创新》短文中写道：“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初期，安徽的农民把土地承包到户，这就是后来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的争议是这种做法是否是退回到土改时之后的单干，但实质并不是这样的，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关于土地的所有权的问题，没有发生变化，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但这种制度对中国农村生产力的解放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一种创新。”

　　中国的改革需要创新，需要大胆的试验，需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小岗村的农民们的创举为什么要印有18个红手印的协议书？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最终的结果也许会事与愿违，不堪设想。但是他们的勇气却是冲破“人民公社”体制中的弊端，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农村实行承包有了成效，于是就提出“一包就灵”，承包变成一种范式推动几乎所有领域实行承包。城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改革，第一轮承包制度过后，从表面看大部分企业都有显著的成效，也就是这个时候就有人提出这种承包制度的缺欠是承包人为了眼前利益，忽视了企业发展，忽视了企业发展的基础工作，特别是产品的开发，科学技术的投入。由于承包人的短期行为，两轮承包之后企业元气大伤，原因是企业在发展中搞了不少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注重产值忽视技术改造，企业的竞争地位明显下降。此时拥有新技术、新产品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独占鳌头，迅速发展。民营企业在产品的水平上并不占优，但是产品成本占优。加上政策对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倾斜，使得国有企业健康迅速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因此承包后果不是推进企业进步反而有损企业的发展。

　　回顾20多年改革的历程，人们既看到社会的飞跃发展，也同时看到一些不和谐的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一买了之”让多少年为国有企业奋斗的老职工心寒。用工制度、住房、医疗的改革让一大批企业职工不仅是失去了工作，也无能力购房，医疗也没有实际的保障。改革确实是给一些人带来了一些好处，确实也让一些人富了起来。但这并不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结果，“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和谐”，因此社会民生问题突出。

　　以“改革的名义”而使少数人获益已经成为更多人关注的问题，以实验为名，最终是中饱私囊，腐败现象丛生也是让人愤恨。却没有人能为这些代价埋单。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20多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也有长足的进步，因此今日的改革不能与当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们创新同日而语。为了实现发展的和谐，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和谐，中国仍然需要大胆的创新，大胆的改革，大胆的试验。为了让改革创新的成本成为最小，最大限度的实现发展的和谐，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和谐，中国应当对改革、试验立规矩。也就是说所有的改革、实验的项目必须先在小范围进行，进行之前应当有相应的行政执法机关或者立法机关批准，批准的是一种权限和范围，要有一个科学的决策程序。实施改革试点单位必须依据批准的权限实施，并在规定的期限向批准机关报告实施情况，并决定试验是否继续进行。中国必须杜绝没有批准的无限权力的改革和试验。

　　笔者注意到，一些省分先后做出这样的决定：“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其实许多人都有这样的误解，认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可以实行。其实政府的行为是一定要有法律许可，否则就不能实行，如果实行就是违法。虽然政策法规没有被禁止，作为政府机关也不能随便实行。所有的改革与试验都需要走出现行的法规政策，因此必须要向行政和立法机关申请相应的行政许可。

　　江苏省就给了宿迁市这样的政策，宿迁市于是就把绝大部分的公办医疗机构一卖了之。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直有观点鲜明的两派：主张政府主导的政府派和主张市场化的市场派。最近卫生部确认了市场化并非医改方向，因此宿迁市的改革是在没有行政许可下的改革，与政府主导作用相违背的。

　　再例如：“名校办民校”，这在许多地放都发生了，都是没有行政许可。2004年4月1日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就明确规定：不允许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申请举办民办学校。现在许多地方开始叫停“名校办民校”有的民校又要转回公办，整个过程公共教育资源流失不可避免。

　　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都是缺少法律支持，缺少行政许可。

　　因此必要的改革试验，必须提出可行性报告，说明目标、范围、内容、结果、期限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批准实施后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向批准机关做出报告。试验结果即使不可行，所有成本由批准机关埋单，人们无可非议。如果可行就可以由行政立法机关制定推行的具体办法或者行政法规。从现在的情况看所有的权限必须依照《行政许可法》依法行政，非行政许可的权限必须有相应的立法机关批准。这个过程不能省略，因为今天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与小南村搞承包不是一个时期，国家法制进步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其中涉及全国大局的重大改革举措一定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由人大立法实施，各省市、部委办不能自行其事，越过《行政许可法》出台并不可行的改革的行政法规和措施。

　　这几年一些省市出台了许多改革措施，提出一些试验项目，有许多改革有开始，却没有下文，更没有结果，最终不了了之。有一些改革措施一出台就受到媒体和民众的质疑，有的问题越改越乱，把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问题的焦点就是超越行政许可。笔者以为改革、试验创新很有必要，但是改革、试验也是要守规矩，这一点必须引起行政执法机关与立法机构的重视。

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修改稿）

[马门列夫] 于 2005-07-12 16:19:13上贴

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解放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此，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才是方向。改革初期的提法就是建立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一提法符合改革的手段和目标的关系：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目的。后来由于对计划经济的全盘否定，改革的提法变成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成了目标，社会主义似乎成了手段，于是开始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改革的方向实际上不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是完善市场。于是许多违背改革初衷的“改革”开始了，公有制主体地位说是不可动摇，实际上动摇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说是不可动摇，实际上动摇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不知不觉变化了，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走道邪路上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不能质疑改革的基本方向有没有偏离？基本原则有没有变化吗？讨论方向问题决不是否定改革，而是为了保证改革真正健康地进行下去。摸着石头过河，方向是过河，不讨论方向，摸来摸去，岂不有可能摸回老路上去？

但是，[pluto]网友在“我就担心丧失机会 (再贴)”的帖文中对质疑改革方向大加责难，说：“不可将改革中的某些失误和改革不到位引起的问题归咎于改革的基本方向、基本原则”

我们质疑的不是改革初衷所设定的方向，而是在某些精英的误导下改革方向的偏离！这种质疑是邓小平警告过的，是符合邓小平理论的。网友怎么能证明不是方向上出了问题，而只是枝节失误？不是改革错位，而只是改革不到位？

网友说：“不改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就不能支撑发展”。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好不好？许多精英是说好的，有了这样“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真的就能支撑我们社会主义的发展？

网友说：“不可将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和要求，直接损害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本身。寻租、腐败、侵害民众基本权利等等，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法治条件尚不健全，不可错误地提出问题，反而去批市场体制和所谓“市场迷信”。”市场经济就是金钱经济，市场是有消极面的，“寻租，腐败”怎么不是市场消极面的产物？这些消极面为什么不可以“归咎于市场经济本身”？难道对市场经济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这样看待市场经济，一点说不得它的消极面，更不用说警惕其消极面了，这不是“市场迷信”是什么？

象美国那样，“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法治条件”可谓“健全”，就能消除了腐败？就能消除了“侵害民众基本权利”？

网友说：“不可用某种民粹化思想和情绪对待某些社会矛盾，错误地理解社会公正、平等、和谐等等重大概念，提出一些不正确或不恰当的社会政策主张。否则与一些专家学者和媒体工作者的良好初衷相反，不仅不能真正有效地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而且误导民众，适足加剧社会矛盾与对立，很危险。”

无非是象精英说的那样，不要为民众情绪所左右，打着“大方向不能动摇”的旗号不顾社会公平与和谐一意孤行。在精英们眼里，民众算什么？“专家学者和媒体工作者的良好初衷”才是最重要的。穷人是弱势群体，只能靠精英们和先富们的“有效帮助”，有了其他想法，那就“适足加剧社会矛盾与对立，很危险”。

在改革邪路上一意孤行的改革，越到最后，越到所谓“攻坚阶段”，越就会困难重重，“攻坚阶段上改革的社会动力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那是必然的，何只是“某种程度的弱化”，根本是改革的动力已经由多数人变成了少数人。

网友说：“深刻理解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在这个基础上下决心攻坚，集中在要素市场取得实质的突破，一定不能总以为如此具有根本意义的改革任务是可以用别的什么招数绕过去的，也一定不能以为可以任意地控制、改变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式、条件和功能。这两条：尊重群众和尊重市场，逻辑是一致的。”

资本的贪得无厌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剩余价值逻辑就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决心攻坚”无非是决心根本改变社会主义，所谓“在要素市场取得实质的突破”，无非是劳动力真正成为自由劳动力，资本要素成为真正的主宰。只要任凭市场的自由发展，这样的突破是必然会到来的。

尊重市场就是在不平等的前提下（资本家占有资本，工人只剩下劳动力可以出卖）尊重平等交换！劳动力的买卖，那可是平等的啊，资本家就是在这种平等的交换中获得了不平等的收益――无偿地占有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因此，尊重市场和尊重群众，哪来的逻辑一致？除非是只尊重资本家群众！

要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必须丢掉“市场迷信”，不要幻想什么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要受西方的诱导追求让西方承认的什么完全市场经济国家。要拨开精英们散布的迷雾，放弃市场的目标导向，恢复市场的手段地位，不要用市场导向一味误导改革。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建立什么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只能把市场当作手段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是市场服务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适应和服从市场。否则，追求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必然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新生代民工透视 专家忧集体情绪仇恨城市

[他网友] 于 2005-07-11 16:27:02上贴

“我们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了。”记者采访到的许多新生代民工都在这么说。

矛盾来了：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不愿意回家，另一方面城市现在又不能给他们落实城里人的待遇。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与吃苦耐劳的父辈不同，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另一方面社会还在习惯性地把他们视为“廉价的劳动力”，于是有了令人措手不及的不同以往的新生代民工荒现象。

“没有人能帮得了我们。”面对从北京特意来找他的记者，年仅20岁的阿新几乎一直冷冷的。他说，除了《南方周末》的傅记者外，他没有城里人朋友。5年的打工经历告诉他，没有哪个城里人愿意帮助他。

“只能靠自己。”阿新的意思是说，要么是像他弟弟这样老老实实没日没夜地挣那点儿血汗钱，要么就是像“上映帮”老乡那样，从城里人的口袋里抢。

事实上，在整个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的确如阿新所说分成了这两类。一类人靠苦力吃饭，一类人靠暴力吃饭。不过，据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纪韶教授所知，还有一部分打工者是“傍老族”。他们往往和父母一同出来打工，但自己不能接受太苦太累的工作，就变成了游荡在城市边缘的闲人，由在工厂做工的父母养着。

在东莞，纪韶教授见到许多打工者三三两两地坐在路边打扑克，一问才知道，他们大多没工作，生活完全靠父母。

纪韶教授接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正在做一个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课题。尽管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的现状并不是此项专题研究的内容，但通过近一年的调查，她发现，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些18岁到25岁的外出务工青年，是现今农民工群体的主流，这些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成长的第二代民工，被称为“新生代民工”。专家把他们的特征归纳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对工作所要求的，已不仅是增加几十元工资或者减少几小时加班这么简单。

新生代民工，与社会所固有的对民工的印象也几乎有天壤之别，与父辈不同，他们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等挣够了钱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在家乡做点小买卖。他们想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了。”无论是阿新还是记者采访到的许多新生代民工，他们大都给出这样的答案。

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不愿意回家，而城市又不能给他们城里人的待遇；另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三高一低”，可谁又能满足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的新要求呢？

每次到广东出差，当地的朋友都会叮嘱记者，出门的时候少带点现金，晚上最好别一个人出去，这里的治安很差。

一个多月前，记者在深圳街头随意采访了5名女性，其中3人有过被抢包的经历。傅剑锋也告诉记者，他在广州的3名男性同事，都遭遇过抢劫，其中一人还被用刀戳到脖子。

几年前出现在广州主要街道上的“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约每一里地有一个手持器械的治安联防队员站岗―――记者注)，如今仍在珠三角的许多城市继续上演。

在从北京到汕头的飞机上，记者看到7月5日的《汕头特区晚报》单是涉及到外来工犯罪的报道就有好几篇。其中2版的一条图片新闻说，一女子在骑摩托车下班回家的路上，遭到两名骑摩托车歹徒的夹击抢劫。为抢夺她挂在脖子上的手机，这名女子被强行拉下行使中的摩托车，浑身血迹斑斑。

与此对应，当天该报的一版头条《48项目签约总投资额57.6亿》披露，在深圳刚刚举行的汕头投资环境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掀起了汕头新一轮的投资建设热潮。

记者无法估算这总投资57.6亿元的项目总共需要多少个工人，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汕头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当地还需要更多的外来工。

然而，汕头乃至正在高速发展中的全国各个城市，是否真正摸清了这些新生代民工的特点，是否将农民工城市化的问题摆在了与招商引资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呢？

去年在东莞采访时，记者从当地劳动部门的官员那里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天晚上，当地某镇的镇长看到自家阳台上有人影晃动，出去一看，一个民工模样的年轻人刚刚爬上他家的阳台。

“你干什么？”

“你家阳台上的花很好看，我爬上来看看。”面对镇长的质问，对方不紧不慢。

“看看花还犯罪？”镇长报警后，对方干脆坐在阳台上不走了。

第二天，被警方带走的那人又来爬镇长家的阳台。这回，早有准备的镇长拿着开水瓶往下浇。结果，第三天，这人又来爬了。而且边爬边说：“你用开水烫伤了我，要是不赔钱，我天天来爬。”无奈，镇长只好掏出500元钱才送走“瘟神”。

这位劳动部门的官员告诉记者这件事，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当这个社会遗忘了农村的时候，农民就只有进城；当城里人不能合理接纳、安置他们的时候，他们中就会有人爬进你的家。

“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的是(农村)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发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时这样说。

不仅是城里人的安全问题，由于农民工的新特点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已经让很多工厂的老板开始头疼了。

广东省开平市侪达制衣厂的张毅生总经理说，去年以来广东出现的民工荒，并不是民工就真的少了。事实情况是，开出700元钱以下工资的厂子招不到人，而800元钱以上的厂子就会有好多人排队应聘。

他说，新一代民工不仅对工资要求高，而且对工作环境、住宿条件的要求都提高了。去年，在工人要求和国际订单的压力下，张毅生的工厂全面引入SA8000国际劳工标准。然而，企业成本为此增加了30%。

“现在两个厂的利润刚好能抵得上过去一个厂。”张毅生说，许多小厂已经开始搬离珠三角，迁往广西、湖南这些成本较低的地方。

张毅生判断，随着工人权利意识的增强，珠三角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本还会继续上涨。“涨到老板没钱赚的时候，估计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就自然完成了”。

上个月央行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也部分印证了张毅生的观点：农民工短缺现象在一些地区客观存在，它已开始影响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劳动力成本，预计今后几年这种现象仍将继续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新生代民工引发的不仅仅是社会治安问题，就连我国鼓吹多年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问题也受到了挑战。如果没有了劳动力成本优势，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如此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几天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说，今年温总理给他们一个最重要的课题是：把农民工的问题彻底搞清楚。(据中国青年报；何磊)

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是中国的国家政治问题((强国社区)

[酒半仙] 于 2005-07-11 19:35:52上贴

　　这些年来，无论是私下里朋友之间聊天，还是在论坛上表述自己的观点，我向来对这十几年来中国的所谓社会主流文化层们，是绝对看不起他们的。一来是他们的小脑瓜向来就是谋个人利益的，二来是这种东西向来就是墙头草，那个地方势力就往那个地方跑。还有，这一类基本上都是一些好意恶劳的，而且基本上都是腐酸和堕落，从来就不会有什么社会良知在他们那里。这种东西，说的一套，做的往往又是另一套。明的一套，背后里又是一套。他们嘴里说的，和他们自己要达到的私利，几乎都是不一致的。他们要求社会中的广大劳动者是一个要求，可是在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又是一种要求。他们向来就是把他们自己看得高贵，把劳动看得是那么的下贱。

　　新闻媒体上报道中国人口学会、浙江大学和《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社联合举办“中国农村劳动者素质研讨会”，所讨论最终的结果，确实是他们所必然要说的，在这点上我从来就不感到吃惊。

　　但是，在今天看到一位热心、真诚的网友对“农民素质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的谬论感到不理解的时候，后面说到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社会原因，我觉得有必要和这位网友谈谈我个人的简要看法。

　　中国的农民从过去历史中所延续下来的客观事实，除了新的社会颠覆了压在他们身上的社会压迫和剥削之后，客观上千百年所积累下来的贫困、艰辛和文化知识的落后，是历史的原因，并不是农民自身的客观原因。可是这些社会主流意识的渣子们，他们把这个历史积累下来的过程，说成是农民的自我本身的特征，是他们过去社会丑恶本性的必然。因此，我们在看待“农民素质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的论调的时候，这第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

　　第二点就是中国这些年来在全国大范围内存在“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这一些年来国家政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首先是这些年来，中国的农村的基层政府（县乡以下）的国家管理过程，基本上是瘫痪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村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从国家政治的管理上面来说，是彻底崩溃了，是不能保障和引导中国的农民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的。

　　说到“农民素质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简单就从中国的农村教育过程去认识一下。这一二十年来，中国的农村由于政治经济上在基层处于一个崩溃的过程中，中国的农民的生活条件非常低下，在那个不断加重的教育负担下面，教学环境及条件极其恶化，很多农民的子女不能上学或者中途辍学。而这些所谓的社会主流苍蝇们，他们颠倒了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因果关系，把造成这种原因的结果，说成是农民的自身因素。

　　当有那么一种人在叫嚣着就是农民连续遭受两三年的大的自然灾害都无所谓的时候，能指望中国的“三农问题”得到缓解吗？中国的“三农问题”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中国的农村问题、中国的农民问题和中国的农业问题。而中国的农村问题，这是“三农问题”中的政治问题，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能说，中国的农村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因为中国的农民问题而产生的。就如同中国的城市就业问题一样，我们能说这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工人问题吗？

　　骨子里就鄙视中国农民的人，骨子里就不可能关心中国农民的人，能指望他们从他们那个缺乏良知的狭隘胸膛里寻找出来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吗？

　　国家在这几年里，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国家政治因素，通过一系列的具体连续政策在缓解和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可是，这些自以为是的苍蝇们，就相互之间纠集在一起，在自己所操控的相关媒体上，胡说什么“农民素质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只能说他们的本性就是那个卑鄙的东西，不会有真正中国的农民谋幸福的一丝行为。

　　因此，当我们面对着这些苍蝇的时候，在看到他们的卑鄙的行为的原因的过程时候，任何时候都要鄙视他们，彻底看贱他们，因为他们是人类社会的垃圾，而不是什么文化与文明的代表层。

建设节约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

　　【戴彦德】：首先，我借人民网向各位网友问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共同探讨中国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有关能源问题和其他资源问题。欢迎大家就有关我们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资源问题、发展模式问题以及国内外的一些情况进行交流。

实现“三步走”目标 必须走节约型的路子

　　【戴彦德】：我知道现在大家提了一些问题，但是我想，在回答大家的提问以前，先介绍一下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能源问题。大家都知道，我国提出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也就是，在2000年时，使我们的GDP总量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这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步，这个目标我们已经提前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是十六大进一步确认的，也就是在2020年时使我国的GDP在2000年基上再翻两番，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第三步是在建国100周年时，也就是本世纪中叶，使我国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这是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给我们国家提出的一个宏伟蓝图，也是一个富民强国、振奋人心的目标。实现这样的目标，可能很多网友不知道它和能源是什么关系。今天很多网友已经知道，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中面临着很多能源问题，特别是很多地方都面临着缺电，已经感受到能源和生活的密切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经济发展三步走这个目标和能源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我国面临的能源问题更加严峻。很多人去过欧洲，你看到，他们的经济发展是我们未来几十年以后要达到的目标，如果用经济量来表示，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均GDP25000美元左右。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按1：8.27的汇率计算，我们的GDP相当于1250美元。当然，国际上认为这个汇率水平低估了我们实际的购买力，所以由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个购买力评价的指标，按照这个指标计算，我国人均GDP大概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5000―6000元美元，也就是说，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但是从实际感受来说，他们的生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生活舒适、交通便利、碧水蓝天，这就是他们生活的景象。这样的景象和能源是什么关系呢？他们的能耗，没有一个国家人均能耗低于4吨油当量，其中美国和加拿大消耗最高，是8吨油当量，而我国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大概0.8吨标准油。大家想一下，如果真的几十年以后，我们不要说赶上美国，只赶上OECD（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国家这些水平，那时候我们的人口是15亿，假如我们的能源效率也和德国、英国这些欧洲国家一样，我们也真的是碧水蓝天、生活舒适的话，那时候我们的消耗是60亿吨标准油，这是什么概念呢？目前全世界消耗的总量才93亿吨。当然，刚才说的这个生活目标不可能发生，也没有条件发生，但是它展示的问题是毋庸置疑的，中国要实现既定的经济发展目标，要面临着严重的能源问题。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不能走这种传统的工业化国家的路子，而是走一条节约型的路子，这也是我们要探讨的话题。但是我想和大家说，生活舒适的好日子和能源存在一个刚性的关系，老百姓有了钱，他要干三件事，买房子、买汽车、旅游，这三样恰恰是用能源支撑的，这就是我们的矛盾点。因为人有消费欲望，人对好日子的追求，不管你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不管你的头发是什么颜色，这个追求是一样的，我们很难改变人的这种消费欲望。当然我们可以提倡节约这种美的，但是对于广大的人群来说，需求和消费欲望是很难改变的。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能让老百姓不买汽车，但是我们国家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样汽车？这个我们能选择。我们不可能让老百姓不去买大房子，但是我们提供的房子是不是节能的？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总之，第一，我们要实现既定的经济发展目标，面临着很严重的能源问题。第二，我们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必须提供足够的能源。那么，如何解决供需之间的矛盾？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

建立节约型社会根本是靠技术进步

　　[E网无前:]：你写过《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思考》，请您简要谈谈书中对我国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戴彦德】：我想，我这里的观点可以简单地说，第一，我的观点是，实现既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存在着一个刚性的能源需求。这个刚性的能源需求量对中国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它需要中国做出努力，更需要国际合作，这是一方面的观点。第二方面，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要从两方面做出努力。第一，从能源供应方来说，要积极发展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具体地讲，替代能源就是核能，发展核电。可再生能源，大家都非常清楚，可再生能源是连续再生、永续利用的能源，那就是风能、太阳能和一些潮汐能，这两方面的能源发展上去了以后，就会解决我国过多的对煤炭的依赖，从而解决煤炭过多的消费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交通的压力。第二个观点，要从需求端来改变。大家非常清楚，就是要靠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的生产和生活模式。

　　[我靠我靠]：您认为建设节约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还是靠教育宣传？两者该如何配合与协调？

　　【戴彦德】：我想，建立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根本上是靠技术进步，当然，宣传教育也非常重要，勤俭节约是中国的美德，中国面临这么严重的能源问题，我们还是提倡发扬我们民族的传统，但是解决能源供应中的一些问题，根本上还是靠科技进步。实现科技进步，当然就需要一些政策配套措施，其中也包括一些经济手段。

节约应该先从政府开始

　　[天天生气]：现在浪费最大的是政府，应该先从建设节约型政府开始!

　　【戴彦德】：你的观点我基本同意，我认为，节能确实应该先从政府做起，这是西方国家的一些经验，但是是不是浪费最大的是政府，这还需要讨论。因为政府用的也是公共建筑，我们是把政府办公需要的建筑和我们的公共建筑一起考虑的。最近国家颁布的中长期建设规划中有十大建筑工程，其中有一项就是政府节能工程，这主要是对政府的办公设施、大楼及其管理的一些宾馆、培训中心进行节能改造。

　　[无悔的真爱]：补水缸与找水源，哪个为先？

　　【戴彦德】：你提的问题很好，但是我想，用我们的古的人的几句话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的古人说，天生地有时，地生还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在其间，则务必暴殄，而财之用易。我想，这个话已经向我们说明，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全球来看，资源是有限的，因此，节约，构建一种新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可能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风火轮]：戴所长，什么是需求侧管理？包含哪些内容？需求侧管理对节能意义如何？

　　【戴彦德】：需求侧管理（DSM）是和综合资源规划（IRP）一同提出的，它的基本理念是电力部门在满足用户的电力需求的时候，是建一个电厂来满足呢，还是去靠对用户端进行一系列的投资、管理来节省的电力来满足需求，从而进行一系列的计算和比较。电力部门发现，许多情况下对用户端进行投入，包括一些科技的投入、调峰、避峰、削峰等管理的成本，低于电源开发的成本。所以，在这个时候电力供应商从盈利的角度考虑，就去投资用户端，对用户端的需求进行管理，从而来满足你的电力需求，进而来盈利。今天，大家从媒体上看到“需求侧管理”这个词，在电力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的需求侧管理的内容更宽泛了，实际上在解决我们电力供应短缺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倡导在用户端节约用电。另一方面，在用户端进行一些调峰、削峰、避峰等一系列措施，来使用户端的电力需求更加平缓，从而缓解电力的紧张程度。

建立节约型社会要在生产环节上改变传统模式

　　[一只小猪哼哼哼]：节能产品的开发、生产和消费环节还存在哪些障碍？

　　【戴彦德】：节约能源根本上还是靠科技进步，具体地讲就是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目前，我国在推广这些“三新”方面，还是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的。首先，这种新的东西在传统的企业中去推广，是一种二次投资的行为，这就是通常大家说的“改造”，这种改造行为和传统的生产能力扩张的经济效益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生产能力的扩张就是，有了产品、有了市场，就有一个现金流，有效益，但是投资节能，它的经济效益是靠节约能源来体现出来的。目前，在经营管理者中，以靠节约来实现盈利的目的和传统发展的认识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在这方面的推广遇到了一些障碍。第二方面，推广这种新的技术需要一些资金。从国外来看，这些资金主要靠银行的借贷来实现技术的推广，目前，银行对节能技术推广项目的评估还缺乏一些手段和措施，所以，银行也不太乐意去向这些项目进行投资，这就是大家说的资金障碍。国外在“三新”的开发和推广阶段，从政策上有一些扶持措施。比如在产品的开发阶段，国家通过一些机构进行评选，选出一些好的技术进行研发的支持，成功了以后，在推广之前要进行一些示范，最后在推广阶段，在税收政策上再给予一些优惠。这方面我国也正在积极进行研究，目前还处在探讨、研究阶段。我想，不久的将来在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推出方面会有一些新的措施。

　　[难得精明]：嘉宾好！请问建设节约型消费模式和积极拉动内需矛盾吗？

　　【戴彦德】：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想，建立节约型的消费并不是不让大家消费，拉动内需也不是让大家去浪费。建立节约型的社会就是在生产环节，一改传统的理念，也就是资源―产品―废弃物这种传统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产品生产得越多、资源消耗越多，废弃物就越多。改为资源―产品―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具体地讲，就是大家知道的3R，也就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在生活环节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要生产出节约型的生活设施，比如房子、汽车。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老百姓在具体的消费方面，要认识到我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能源问题，要拿出钱来积极地购买这种节能产品，比如家庭中如何购买节能型冰箱、节能型空调。当然，也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人走灯灭、节约用水等这些传统美德。

　　[屋大惟]：嘉宾，NGO组织在节能中能发挥什么作用？你对提倡“26度节能行动”怎么看？

　　【戴彦德】：NGO组织在国外促进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中国现在渐渐地也有许多NGO，而且有些机构非常出名，它们已经在推动中国的能源节约、环境保护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像去年北京市就提出来“26度空调”，就是由一些NGO组织发起的。今年，这些机构又和有关机构一起倡导了“26度空调”，来缓解用电紧张。今年，北京的用电最高负荷，昨天下午2点半，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达到了1001万千瓦，其中1/3以上是空调。大家设想一下，如果大家都响应NGO的号召，把空调调到26度，这对缓解电力紧张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希望今后NGO不仅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在工业领域、交通领域以及环境保护方面，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应该用政策迫使企业对高耗能设备进行改造

　　[你是风儿我是沙]：什么是循环经济，推进循环经济要抓好哪些环节？

　　【戴彦德】：有关循环经济的讨论，大家可能从媒体上已经看到了。其实，今天提循环经济，是人类对经济发展的一种重新认识。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资源――产品――废弃物，这种发展模式，显然从资源上来看，是难以维继的，因为资源追归是有限的。从废弃物来看，环境也难以有这么大的容量来承受。也就是说，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维继的。循环经济就是要一改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从产品生产的方面来看，要提倡节约，尽量减少产品生产对资源的消耗强度，这在循环经济中称为“减量化”。其次，是在生产过程中伴随着生产产生的一些废气、废渣等如何回收再利用。第三个方面就是，你的最终产品如何使其资源化，比如一个冰箱，用完了以后，如何把它分解，再回到生产的源头。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循环，这就是所谓的循环经济。当然，循环经济在文章中有明确的、科学的概念，我这里说的不一定很准确。

　　[你是风儿我是沙]：嘉宾，如何改造中国的高能耗设备，提高中国整体的用电效率？

　　【戴彦德】：我们国家能源消费大约70％是在工业部门，工业部门的消费能源的设备实际上是一些炉、塔、泵、气、罐，这些都是一些高耗能设备。目前我国这些高耗能设备的技术水平和国外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从技术上来看，对这些设备进行改造，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从经济性分析来看，对这些高耗能设备进行投资，也是可行的。但全面推动这些高耗能设备改造，还是有很多问题。一方面，对这些高耗能设备投资是一种二次投资行为，企业的管理者往往还不够重视。现在市场上出现了能源服务产业，他们对这些高耗能设备可以进行投资，他依靠节约下来的效益来偿还投资并从中获取效益，这种模式对企业来说减轻了负担。我想，这个行业的发展会对高耗能设备的改造会起一个推动作用。另外一方面，我想，对我们国家的高效能设备，从政策上应该制定最高能耗限额、最低能效标准政策，迫使企业主动地对这些设备进行改造。去年，发改委就缓解电力紧张出台了一些差别电价、市场准入的政策，这些政策对推动技术进步、节约能源起了很好的作用。我想，在今后推动高耗能设备节能方面，应该在这方面加大一些有关政策力度。

　　【戴彦德】：大家提出了很好的问题，我的回答不一定很准确，我感谢大家提出的问题，希望有机会再和大家继续交流。中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能源问题是十分严峻的，最近国家层面上有一系列建立节约型社会的活动，包括高层论坛和国务院召开的电话工作会议，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那就是中国要实现既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必须走出一种特色的路子，必须构建一个节约型的社会体系。这既需要政府做出努力，也需要我们平民百姓达成共识，共同努力，这是造福人类、造福子孙后代的一个伟大的事业。谢谢大家。

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教授

　　【许光建】：各位网友早上好。很高兴来到人民网和大家交流，希望通过交流，增进对话题的认识和友谊。希望大家多提问题，热烈讨论。 　

　　【杨宜勇】：各位网友早上好！ 　

贫富差距的扩大已引起社会各方关注

　　[sophia1280]：有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人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请问你们掌握的数据是怎样的？

　　【杨宜勇】：数据以统计局的为主，再加上一些问卷抽样调查。国家统计局数据是基本可信的，但是这个数据比较粗糙，细分的数据还要靠问卷调查来提供。 　

　　[北方牧羊]：许嘉宾，现在中国的收入差距是不是已经相当严重了？

　　【许光建】：我觉得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是不能说是相当严重，准确的说法是社会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机器猫喵]：在描述收入分配差距时，国际上通行用基尼系数衡量，这个系数是否适合中国？那么中国的基尼系数是否超过警戒线？

　　【杨宜勇】：基尼系数在描述收入分配差距时，适用于中国。只要我们输入的数据是准确的，就能够得出可信的基尼系数。这个里面包括当期收入的基尼系数，也包括财产存量的基尼系数。中国的基尼系数大约在2000年以前就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但是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中国的警戒线可能比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略高一点。 　

　　[黄河飞流]：嘉宾，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地方财政有钱就发，没钱就不发，时间竟达10年之久，这公平合理吗？

　　【杨宜勇】：这肯定不合理，所以现在就到了必须规范各地和各级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的时候了。 　

　　[阿Q精神胜利法之现代爱国贼版]：请问嘉宾，贫富差距这么大主要是什么原因？

　　【杨宜勇】：有三个原因，一个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处在动荡期；二是市场机制不完善，或者说市场机制发挥正常作用的环境条件不具备；三是政府调控作用没有到位。

　　[余le]：嘉宾能否开出一个逐步缩小收入水平差距的路径和时间表？

　　【许光建】：我无法开出一个缩小收入差距的时间表，只能今后继续探讨。

　　[有生于无]：请嘉宾告诉我们“两极分化”大体是什么概念？例如：统计学概念如何描述？

　　【杨宜勇】：两极分化，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所以很难定量化。就统计技术而言，有人把基尼系数达到0.7以上定义为两极分化。

　　[老辛]：请问嘉宾，收入差距的扩大，加速财富的集中，是否有利于社会投资的形成？

　　【许光建】：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 　

　　[老辛]：请问嘉宾，收入差距的扩大，加速财富的集中，是否有利于社会投资形成？

　　【杨宜勇】：财富的集中从直接投资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但是，公平和效率是相互影响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公平性较差，那么它的投资回报将会受到影响。 　

　　[丛林漫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存在哪些不合理之处？

　　【许光建】：第一个差距还是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第二个差距是不同行业职工的收入差距，特别是一些垄断性行业职工收入过高。第三个差距是不同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同样的公务员在不同的省市收入差别相当大。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强国一派]：收入差距必然带来贫富差距，请问有没有具体措施减少差距？

　　【许光建】：现在看起来比较现实的政策导向是防止差距进一步扩大，要减少差距可能是下一步的任务。 　

　　[北方牧羊]：请问嘉宾，你们同意现阶段中国“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吗”？

　　【杨宜勇】：同意。 　

　　[心泊天下]：鉴于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有人建议征收高额消费税，您认为可行吗？

　　【杨宜勇】：可能对奢侈消费品可以考虑征收消费税，因为穷人的消费比例高，如果对一般商品都征收消费税，那倒霉的还会是穷人。 　

　　[人人慰问]：请问，少数富裕者，本来就是依靠非法手段获得的大量财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怎么面对？

　　【杨宜勇】：打击、打击、再打击！ 　

　　[北方牧羊]：请在可预见的将来，贫富差距会缩小还是继续增大？

　　【杨宜勇】：我认为在2010年以前，如果没有重大的收入分配调整政策和措施出台，贫富差距将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 　

市场机制在分配方面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巴理]：嘉宾先生，分配机制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还是由政府行政命令来定？

　　【杨宜勇】：分配机制首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市场机制在分配方面发挥的重要基础性作用，但是政府的规制和调控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风格。比如说，南美风格的市场经济，它的后果就是收入差距悬殊。也有瑞典风格的市场经济，它的结果是收入差距很小。所以，我们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朋友，你在吗？]：请问嘉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公平的分配机制的现实条件是什么？

　　【许光建】：第一个条件就是要通过改革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初次分配领域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因为现在很多分配差距过大跟市场竞争不充分有很大关系，或者说跟市场秩序不规范有很大关系。还有市场体系不健全，比如说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问题等等。

　　第二个条件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有效的再分配体制。主要是公共财政支出、社会保障制度、转移支付等。 　 　

　　[安全出口]：社会保障制度已于去年写入宪法，它有什么意义？一年来有什么成效？

　　【杨宜勇】：宪法规定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近一年来有所进展，但收效不大。建立公平的分配机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起点的公平；二是过程的公平；三是结果的公平。其中社会保障制度在调整结果的公平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公平的分配机制的建立这三个方面一个都不能少。 　

　　[柳郎去后栽]：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刚刚解决吃饭问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居然仅仅有两成，骇人听闻。 　

　　【许光建】：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因为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是最根本的，当然在最近两年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更大一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消费推动的。所以，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黄河飞流]：《公务员法》06年元月1日开始实行，到时全国各地的公务员都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吗？

　　【许光建】：我觉得这个应当是没问题的。如果你遇到不能足额领到工资的情况，建议向有关部门反映。 　

　　[黄河飞流]：嘉宾，《公务员法》06年元月1日开始实行，到时全国各地的公务员都能按时足额到工资吗？

　　【杨宜勇】：我想到时候应该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工资，而且工资发放会进一步规范，如果你不能够按时领到工资，可以向省里或者向中央举报，有关部门会查处。

　　[飞镝鸣处]：税收是分配机制的一部分，在抑制收入差距方面，现行税收政策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许光建】：我觉得现行的税收政策在抑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方面作用还是发挥得不够的。首先是因为我们国家现行的税收体系还很不完善，有一些税种还没有出台。议论最多的是遗产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当然有人认为现在还不到时候，因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有一部分人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但大部分人拥有的财富还是比较少的，所以现在征收遗产税还不是恰当的时候，还有人认为征收遗产税比较困难，征收成本比较高。我觉得应当加快研究，在适当的时机推出遗产税。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行的所得税体系也需要改进，比如说大家议论多的利息税，不论存多存少，不论收入高低，都按照20％来征收，是不利于工薪阶的。 　

　　[强国广告代理]：收入分配机制有市场这个无形的大手自然调节，任何人为的干预都是反动的！

　　【许光建】：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政府的干预还是有必要的，否则的话，政府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要弥补或者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可能只有政府的干预才是有效的。市场在收入分配方面应当说是有失灵问题的，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收入分配差距只能是越来越大，必然会造成相当大的贫民阶层。在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社会保障，通过政府干预，在消除贫困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白云黑土]：你们所说的分配机制打算靠什么力量建立和维系呢？行政还是法律力量？

　　【杨宜勇】：法律＋行政，在法律方面我们要完善有关制度，还要建立多方的谈判机制。在行政方面我们要对混乱的分配秩序加强治理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法的力度。 　

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改革的一个目标

　　[大方仙人]：请问嘉宾，你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同富裕能实现吗？

　　【许光建】：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改革的一个目标，我认为从改革的前景来看，中国经济可以持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这样可供分配的产品或者财富就会相应增长，这是共同富裕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同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要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公平的分配机制，使广大人民都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利益，所以结论就是一句话，只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的实现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人称高手夏政安]：我认为“铁饭碗”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优越性，你们怎么看？

　　【许光建】：我不同意这位网友的观点。首先这个“铁饭碗”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就业制度的一种描述，是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一种说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就业岗位的更替应当说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工作岗位，作为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它的经营状况增加或者减少用工人数，这都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一般来说，一个人在一个企业工作一辈子这种现象是很少了，有的人可能要经常换单位，很多很多企业要遭遇破产或者调整企业规模，所以“铁饭碗”这种体制是一个和市场经济不相融的一种说法。 　 　

既要关注效率，又要关注社会公平

　　[中国子民]：如何处理效率与平等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问题，还谈什么收入分配问题，请指教。

　　【许光建】：效率与公平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很难处理好，而且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地区都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不停地探索，有的时候更注重公平，有时候可能要强调效率，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过于慷慨，形成了一种失业的人觉得失业也不错，再就业的动力较低，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国家就需要考虑强调效率了。更重要的是，公平和效率，人们的理解差别很大，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国家也在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努力加以解决。 　

　　[强国一派]：目前的现实是到处都在改革，越来越重视效率，公平都不怎么提了，嘉宾怎么看？

　　【杨宜勇】：我感觉不是这样，因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通篇很少提到效率，而是12次提到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应该说中央对公平问题越来越重视，但是你反映的情况可能是在微观层面，企业内部按效率分配、按绩效分配。我觉得现在到要突出公平意识的时候了。 　　

　　[赤县农夫]：嘉宾，不提社会主义，而谈公平分配，是不是盲人摸象？

　　【杨宜勇】：是的。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我们国内的公平分配应该比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但是现在没有做到。 　

　　[不以善小而不为]：嘉宾：您是如何看所谓“仇富”一说？

　　【杨宜勇】：“仇富”是因为一些人不是合法致富，而是因为非法致富；“仇富”是因为一些人为富不仁。一方面要规范致富，另一方面要学会做富人。

　　[寺内传人]：请问嘉宾，工作不到7年的公务员，就能卖的起40多万的房子和广州本田车，你说这样的分配原则合理吗？

　　【杨宜勇】：这个问题很复杂，第一，还要考虑配偶的收入状况；第二要考虑家庭的收入状况，父母对他的支持；第三是非法收入。

　　[难得精明]：嘉宾好，中国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请问我们还在遵循这个制度吗？这个制度还适合我国的发展吗？

　　【杨宜勇】：我们现阶段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我想这个制度还是需要继续坚持下去的，但是对要素分配要进一步加强规制，在分配方面我们既要关注效率，又要关注社会公平。 　

　　[步实]：请问嘉宾：你们认为中国现在是否存在剥削阶级？

　　【杨宜勇】：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剥削的现象肯定是有的。　

　　[小浣熊]：公务员最低收入与市民最低收入相差20倍，是世界第一。

　　【杨宜勇】：我算了一下好象是10倍，不过这个差距也算是很大的。 　

全面建立农村和城镇居民低保制度

　　[于樵]：嘉宾：从国家的政策支付能力来看，是否有可能实现医疗、教育和公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三大福利全民共享？

　　【杨宜勇】：我认为中国的目标模式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中央和地方的财力有困难。我觉得目前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我们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现在这两方面的收费增长太快，降低收费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也是对老百姓收入的一种补贴。 　

　　[kdlluo]：请问国家财政能否象对待城镇居民一样对广大农民提供各种社会保障体系？

　　【许光建】：从长远来看，这个答案是“是”。因为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和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工作，城乡差别应当越来越小，今后应当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个方面，应当不分城乡的。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保障重点在城市，农民分享的确实很少，这也是二元经济的一个特征，也是社会各方面非常关注的问题，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超越国力。 　

　　[如苍生何]：对于缩小贫富悬殊，如何发挥财政转移支付作用？

　　【杨宜勇】：加强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的征收，把这部分税收的增长全部用于补贴城市低保和农村低保人群，可以明显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现在到了需要全面建立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的时候了。 　

　　[广东战士]：请嘉宾头脑别僵化，“铁饭碗”是种好的福利制度，它与所谓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码事。

　　【许光建】：不敢苟同这位网友的观点，也不存在头脑僵化的问题。“铁饭碗”不是福利制度，它只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就业制度，如果继续搞“铁饭碗”制度的话，我相信很多国有企业就无法提高效率。我们都可能有一种体验，没有竞争和压力，人的潜能很难发挥，企业的效率也难以提高，更何况每一个人的选择越多，他施展才能的机会就更多。 　

　　[朋友，你在吗？]：嘉宾：本人有一个观点，不知同意否。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舍本求末，扬汤止沸。

　　【杨宜勇】：同意。“本”难动，“火”难灭。这是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kdlluo]：中央与地方在财政分配上存在哪些突出矛盾？怎样解决中央与地方的“讨价还价”现象？

　　【许光建】：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方面矛盾是有的，这也很自然，每个地方都想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但是中央政府也希望拥有更多的资源，所以这个矛盾我认为是永恒的，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方面还有一些不规范的问题，特别是转移支付问题，中央财政如何给不同地区转移支付，应当有一个比较公平的、透明的制度，让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有一个明确的预期，或者说有一个很好的激励。再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完全配套，有时候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情很多，但是经费很少，这样财政就比较困难，还有时候中央政府的经济也比较困难，我想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同地方政府之间财政矛盾也不少，比如说省和县还有乡镇如何分享财政收入，都需要研究。我们知道，现在县乡财政普遍很困难，说明我们现行的财政制度存在问题，需要加快改革。 　

　　[我为峰]：对于低收入者来说，社会保障显得尤为重要，国家有什么具体措施推动这部分人群的社会保障？

　　【许光建】：同意。社会分配问题里面最重要的是如何保障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这是国家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最重要的政策。不论收入差距怎么变动，始终应当把重点放到低收入的贫困居民的生活方面。

　　[北方牧羊]：嘉宾，你们认为800元个税起征合适吗？如果不合适，那合适的数字是多少？

　　【许光建】：首先，这个起征点不一定很合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标准是多少年以前定的，现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都跟过去不能相比了，所以国家的税收政策也应当适时地调整。最近几年，有几个省市都有过一些调整的尝试，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对这个起征点的不同看法。至于多少数字合适，我确实无法回答，这个需要财政税务部门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并且要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来确定。 　 　

　　[银川骑]：最科学最公正的收入分配机制，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机制，其他都是骗局。

　　【许光建】：可以说现在我们国家实行按劳分配主要是在公有制企业内部，是收入分配的基本机制，但是在非公有制企业内部，应当说主要是按要素分配机制在起作用，也可以说是市场机制在发挥最重要的作用。所以，目前是两种分配机制在共同作用。按劳分配确实是公平公正的分配机制，但是也不能说按要素分配就是不公平不公正，关键在于市场机制是否健全，还有国家的再分配制度是否健全。 　

　　[二月花]：震惊：中国基尼系数远远高于日本。

　　【杨宜勇】：这没什么震惊的，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是这样。小日本不小，我们也不能低估它。日本基尼系数之所以那么低，据我考察，一个是企业内部分配差距小，日立的老总曾经与我谈过，日立企业内部老总的工资是员工工资三倍。而且在他的企业，他允许我问所有的员工是不是这样。我问了他们企业的员工，员工反映这是真实的。再一个就是日本社会保障搞得好，所以日本的基尼系数和瑞典是一样低。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今后应该比日本、瑞典在公平分配方面做得更好。 　

　　[法律体现人民意志]：分配机制可以激发企业主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反之也具有消极、破坏性。分配机制如何体现积极性的一面？ 　

　　【许光建】：我认为要使分配机制更好地激励企业的创造性，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竞争体制，使劳动力能够更加自由地流动。同时，要完善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比如说现在对劳动条件的监督，还有劳动安全保障，还有最低工资制度。就是说要实现企业和员工两利，不能只是为了鼓励企业经营者而忽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替父申冤]：◆嘉宾您好：对如下的见解，您是怎么看？--- 谢谢 　　“薪，是一个人劳动所获得的报酬。难道说“廉”也是为官者所要付出的劳动？且不说高薪是养住了廉还是加剧了贪，只是廉，到了要靠高薪来养的时候，这样的廉要它还有何用？若是高薪对养廉有些好处，请问，工人是否也要靠高薪来养他们为做好工呢？教师是否也要靠高薪来养他们为教好学呢？农民是否也要靠高薪来养他们为种好地呢？军人是否也要靠高薪来养他们打好仗呢？（这些人毕竟是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主体！）再请问，是否有一天为官者还要靠高薪来养其德（毕竟德乃廉之源）、高薪养其身（身体更是革命的本钱）、高薪养其子女（子女可比自己重要）、高薪养其父母（孝乃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没有得到高薪的非为官者是否就该不廉呢？无疑，得到的报酬高了，他们在他们的岗位上肯定干得更有劲。但所谓“高”，是与“低“相对的，为官者高了，谁应该底呢？新加坡官员的薪够高的了吧，可他们真的就廉了吗？新加坡的贪官是否就是未拿高薪的官呢？新加坡那些廉洁的官员，能说就是高薪养出来的吗？即使在本国，收入高的官是否就比收入低的的官“廉”呢？收入高的行业是否就比收入低的行来的人更“廉”更“勤”呢？“贪”是一种犯罪，应该用遏止犯罪的手段来对付：教育其应该廉、监督其不能贪、制度上限制贪与打击贪并存，才能得到长久的“廉”。”

　　【许光建】：高薪养廉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很多人都认为只有高薪才能保证公务员的廉洁，这是一种误区。首先，高薪就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是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就算高？我们中国的平均收入包括不包括广大的农民？如果说把广大农民算进来的话，那么现在公务员的工资都属于高薪。所以，这个高薪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第二，廉不是靠金钱养出来的，而是靠制度靠教育培养出来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高薪不一定能够保证廉洁。在一个好的制度下，公务员的薪水不一定很高，但是却可能是很廉洁的，所以要保持廉洁，重在制度建设。当然，公务员的薪水太低也是有问题的，毕竟还要和企业界有一个比较。 　

　　【杨宜勇】：基本同意你的看法，“廉”不一定需要高薪来维护，高薪下的“廉”已经失去了“廉”的本意。公务员更应当提倡奉献精神。　

　　[阿Q精神胜利法之现代爱国贼版]：我给开个药方――给穷人基本人权和扩大自由――这就是解决贫富差距最好办法。

　　【杨宜勇】：在劳动经济学里，一个国家工会作用发挥得如何，对于分配的结果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目前我们要在实营企业里面普遍建立工会，通过工会维护好弱势劳动者的权利，特别是分配的权利。比如说在沿海一些实营企业里面，有的农民工工资十年、二十年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大家都知道我国人均GDP在二十年里都翻了四番。所以，收入分配是要靠机制的完善来解决的，和谐社会也是靠机制来和谐。要鼓励协商、鼓励谈判。 　 　

　　【许光建】：现在到了我说再见的时候，希望以后在网上还能够见到大家。谢谢各位网友。 　

　　【杨宜勇】：聊天时间已经到了，网友们再见。有需要进一步商榷的可发E―mail给我，yiyongyang＠126.com。

但我在国内的见闻只让我越来越感觉到大厦将倾...

这些文摘都只是冰山一角了。

中国国家安全上的四大漏洞

作者：鬼_冢英吉　　发表日期：2005-07-06 21:57:31 [表状]

转自：舍不得说再见 发表在 军事杂谈 华声在线 http://hs.hnol.net

在谈述中国国家安全漏洞的前面，我想先说明一点。中国是一个核大国，这个特性已经保证了中国大陆本土受到他国直接入侵的可能性极其低微，所以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将会是间接的隐蔽性的，但却也是致命的。对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使用常规军事手段直接入侵是非常疯狂之举，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对中国的战场将会是有限的局部战争，小规模的领土冲突，对手更多的会使用削弱中国国家实力的政策，在强国行列中淘汰中国，支持敌视中国的组织或者蒙蔽一定的人员，促使中国内乱甚至于内战。所以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在更多更大的方面体现的将是谋略战，直至最后中国从内部轰然坍塌。

《大棋局》作者布热津斯基博士曾经在其《大棋局》第一章“新型霸权”中这样写道：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

对于中国的对手来说，促使中国迅速分崩离析，就是最佳的选择，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数百万的正规军，上亿计的后备军人，拥有大量的核武器，且拥有一个出色的各门类工业的军事大国，发动大规模入侵战，妄图从外部攻克中国，绝对是个非常疯狂与愚蠢的举动。

　　我们必须理解一点，无论历史上的任何帝国，都是先从内部出了问题，最后才会由外部的推力把他给击垮。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帝国时期，都是内部促使出外部威胁，直至最后崩溃。宋未朝廷腐败奸孽当道，结果先后发生，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方腊起义等，最后导致蒙元入关，江山易主。明末，李闯王举旗，最后导致吴三桂开关，引清军入主中原。至清未，朝廷腐败不堪，以太平天国为首的民间武装揭杆而起，中国大部分地区再坠战火，之后才引来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又再军阀内战几十年，导致日本大举入侵，就差那么一点，中国这个千年帝国就将完全地分崩离析。

　　布热津斯基博士在其《大棋局》第一章中这样写道：像苏联以前的很多帝国一样，苏联最后从内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失败，而主要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速引起的分崩离析。

　　从以上论述与分析中，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其中的一点，中国的安全必须是寄托在战略上的，而并非在于外部的军事入侵威胁，中国至现在还没有到外部军事力量能够轻易颠覆的程度。我们的对手很清楚，推翻中国必须是在战略上的，而并非在于军事上。当然军事上可以削弱或者消耗中国的实力，但其必须是局部战争的方式来达到此目的。比如很多人就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加速苏联崩溃的催化剂，而对于大国来说，入侵阿富汗这样的战争就是消耗实力的局部战争。

　　综上所述，我强调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 现在中国并不会被人用直接的军事手段击垮。

　　（二）， 如中国一般的强国（帝国），只能从战略上瓦解。

　　（三）， 我们对手很清楚，他们要瓦解中国必须从内部开始。

　　（四）， 我们的对手也清楚，可以用局部战争的方式消耗中国的实力。

　　一， 中国西部地域战略漏洞

　　在对地域战略的经营上，很多朋友并不能理解或者从表面上看出其的真正价值。我曾经数次去解释，地域战略是一个长期的计划，或者说是一个布局与营造，在其短时期内很难体现出具体的实际利益。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这样描述对地域战略的看法，他说：“经营地域战略好比是做房地产”。我深以为然，显然在造房子的过程中，从地基开始一层层往上盖，这个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不了任何的利益效应，可能更多的还是投入，但当房子一但建成，那么就可能会有巨大的利润产生。

　　《世界战史》一文提到：为了打开通向黑海的"窗户"，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彼得一世先后数次次对土耳其作战，企图夺取顿河的出海口亚速，由此进入黑海。1722-1723年，彼得一世发动对波斯的战争，占领了黑海的西部和南部沿岸。

　　从《世界战史》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沙俄的目标就是出海口，手段就是不断地战争，后代的俄罗斯统治者们按照彼得一世，“以战继和，以和继战”的计划，不断扩大俄罗斯的领土，并最终夺取了通向太平洋和黑海的出海口，先后穷尽百年之力。

　　看地域战略就是要用长远的眼光去注意事件的发展与利弊，很多时候失去非常容易，但得到的却要上百年的时间，这个就是地域战略的重要性与营造难度。沙俄与苏联能够逐步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而崩溃却是弹指之间。

　　珍惜与营造自己的地域战略优势是任何有潜力强国的天生义务，吴秀夫曾经在《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述评》一文中提到：“地缘政治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但它服务于大国的政治及政策，由于它经常研究如何联合一些国家来对付另一些国家，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它是帝国主义的专用工具。”

　　秀夫的这段话已经明确指出了这样一个含义，地缘政治学服务于大国。而中国恰恰就是一个大国，在我理解里，对大国来说没有地域政治的庇护其将是弱不禁风的，也无从谈得上国家安全。

　　中国长期的目光都盯在自己的东部软肋，对于朝鲜半岛的任何动静，中国的反应警惕且强烈，我认为中国人对于地域战略的重视还是足够。但中国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全局概念，缺乏对远景的把握眼光，很多朋友说道：“中国都快被包围了”，这个包围网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东部海域第一岛链开始算起，一直延伸到南中国海，这个区域是历史存在的，起码已经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所以暂且不论，但中国西部的后院却是最近失火，这个真是大大地令人惊讶。这个地区从阿富汗向上延伸到乌兹别克斯坦至吉尔吉斯斯坦，也是个完全的扎扎实实的半月型包围网，但我必须指出一点，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失去这些地区，可是从其投入的力度来看，中国失去这片地区恐怕也只是弹指之间。中国的对手很明白这片土地的重要性，从军事上来考虑自然可以与东部第一岛链相互呼应，前后夹击。在现实利益上来考虑，中国的西部门户，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最多的石油进口陆路管道，封杀这片半月型地区将对中国的经济将造成严重伤害。

　　自从阿富汗被颠覆之后，超级霸权已经事实入侵到这片地区，并且逐步地积聚出一个力量，最近接连的所谓颜色革命暴乱在中国西部邻国发生，致使这个力量在这些地区不断地扩展壮大。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除出经济利益外，这片地区还存在着中国的内战威胁，这将是绝对地致命。

　　中国新疆分裂分子“东突”组织，在这片地区拥有一系列散乱的基地与据点。这片地域如果落入到中国的敌对大国势力中，那么中国西部将永无宁日，这些分裂分子的基地与据点不能被拔除，或者受到敌对大国的暗中援助，那么他们的势力就有机会逐步壮大，最后将会在中国国内制造出巨大的威胁，先不论是否会有遍及全国的恐怖爆炸事件发生，单就分裂分子在得到暗中援助后开始有能力在中国境内发动内战一项，中国将会受到致命打击，俄国的车臣就是一个活例子。所以敌对大国逐步侵入这片地区对中国将是一场灾难，而同时我发觉中国在这一地区只处于被动防御之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缺乏主动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欲，反观敌对大国却正在有计划地处于进攻状态，从入侵阿富汗到促使中国周围邻国爆发颜色革命，中国与其准盟友俄国，正在逐步失陷一条条防御线，所以这个漏洞对中国将会是致命的打击。

　　假设这个区域完全落入中国的敌对大国手中，我相信中国将对东突分裂分子完全失控，并且将导致中国内战。而我假设成为中国敌对大国的智囊，我也将按这个计划走下去，逐步实行瓦解中国的图谋。

　　二，中国石油危机

　　上文提及到中国西部邻国的失控，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将造成严重伤害,这个伤害指的就是石油供应。根据去年6月26日新华社报道说：“由于国际局势不确定因素增加，产油区局势动荡，加之中国石油进口来源、渠道单一，而中国原油储存设施严重不足，2002年全国原油储罐库容合计为3800多万吨，均是企业生产和经营性周转库容，理论储存能力不足30天。”而据说去年中国的石油储备紧张时刻几乎已经见底，只有2到3天的石油储备量，引得高层一片恐慌，而中国在去年国际油价如此之高的阶段，还不断地进口石油，可见其中紧迫的程度，甚至有人认为是中国的石油采购才导致了国际石油价格上扬。而据最近新华社2005年6月21日报道称：由于担心今年下半年全球炼油能力无法满足市场对汽油、柴油等油品的旺盛需求，原油期货价格在亚洲交易时再创新高，达到每桶59.18美元。

　　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因为柴油得不到充分供应，几乎年年出现汽车被抛锚路上，物流几近停止的地步，石油对中国经济来讲已经事实威胁到了脖子，去年4月，中国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负责人张大伟说，2003年，中国原油净进口近1亿吨，对境外石油的依存度达到36.5%，预计今年将超过1亿吨。由于后备资源严重不足，中国石油产量很难有大幅度增长。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需求将达3.2亿吨，届时石油进口量将达1.6亿吨。石油需求在较大程度上依赖进口。2004年已经过去，外界认为中国原油进口已经直逼50%。

　　中国石油的进口通道，一般认为可以分成三条。第一条路，从俄国直接进入中国国境，是条比较安全稳定的通道，可是照中国现今的经济增长速度，俄国石油已经无法保障中国的经济需求，且以后无法保证不出现象安大线一样的节外生枝。第二条路，铺设中东原油管道，从中东流经靠近中国的各国逐步进入中国国境，但由于对中国敌视的霸权大国逐渐在这一地区势力增长，中国地域战略优势几乎丧失大半，如果再不加强对此一地区的控制，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受制与人。第三条路，从波斯湾经印度洋到南中国海，这条道路牵涉的国家众多，不少军事与经济强国牵涉其中，这条道路复杂到几乎令任何大国都无法独自驾御。在中国没有具备远洋作战能力时，根本无法保障石油能够安全到达本土，这条路上任何国家如果蓄意与中国为敌，在半路上袭击中国油轮，中国必将束手无策，凭借中国的海战能力根本无法保障自己在全球的经济利益。

　　地域战略上的思想落后，与不思进取的心理，导致了中国现今的石油峻迫，可以这样来解释中国的石油困境，如果一旦遇到国外霸权大国的制裁，中国经济将会应缺油而停止增长。假设在当前进行一场武力统一台湾的战争，那么中国必将会得到百分之一百的经济制裁，也必将使中国的经济全面崩溃。对于汽车里面有一半燃油靠进口的国家来说，无论如何，当失去稳定的进口渠道时，绝对是极其致命的打击。

　　三,中国远洋作战能力

　　我在上文中提到，中国的海军根本无法保障自己在全球的经济利益。在当前中国，除出需要进口将近一半的石油外，还需要大量进口铁矿石、铜矿石等这些战略物质,且要把大批的出口产品运送到世界各个角落。据称，是中国的海运业带动了世界造船业的再增长, 2004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称：2003年以来世界造船业的强劲复苏，使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造船业将进入一个持续高速发展的周期，而全球生产基地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后，原料的输入和产品的输出又极大地推动了海运业的迅猛发展，而海运业的核心是船。但中国的产业政策明确要求“国轮国造”使国内的海运公司不大可能向国外购买新船，巨大的新船需求使中国海运业不可避免地闹起了“船荒”，据报道，现在想买新船必须等到2008年以后，国内造船业之火爆可见一斑。

　　从“船荒”的报道中，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中国的利益将会全球化，再也不是过去的年代，我们已经走了出去，无数个漂泊海外的轮船需要中国远洋海军的护卫，过去老的“近岸防御”战略思维必须得到彻底的改变。假如发生一场有限的海外局部战争，中国是否有能力承受呢？假设这样个局面，在波斯湾或者马六甲这样的战略要地，产生一个敌对中国的国家,这种情况在当今中国对世界频繁互动中很容易产生，特别在中国利益全球化的时代，因为世界各国的利益与好恶从来都是相互交叉的，支持一方必须得罪一方，非此即彼的时代并没有终结，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终结，再如这些战略区域的某个国家受到超级霸权大国的挑唆指使，发生代理人式的局部战争，那么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呢？

　　假设，对方在波斯湾或者马六甲这样的战略要地，频繁地袭击中国远洋货轮与油轮，中国将毫无作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这个地区被封锁，自己的远洋船只被击沉。

　　很多朋友认为中国有潜艇，就可以万事大吉。但很遗憾，潜艇并不能有效地攻击战斗飞机，反之战斗飞机倒是能够很轻易地让潜艇葬身海底，这个是现今武备的现实状况，靠幻想并不能改变事实。我强调出的是在远洋作战中对付敌方岸基战斗飞机，中国现有的海军装备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很显然中国最好的具有区域防空能力的现代舰与神盾舰，其对空防御能力只有一百公里左右，而现今的反舰导弹多数已经开始向几百公里以外发展，如俄国的“红宝石”印度的““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射程将近三百公里，远远超越中国最先进战舰的区域防空距离，就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装备的"鱼叉”,其射程也达130公里，如果在中国最先进战舰的区域防空能力之外发动攻击，中国战舰除了被动地打下几枚飞来的导弹之外，既不能反击，也不可能追得上战斗飞机，只能在对方的饱和攻击下变成为烂铁。

中国必需要发展远洋海军，这个战略思维必须要拎清，中国的将来会越来越依靠海洋，在全球的利益只会越来越大。我以上举的例子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在这些战略区域被人掐断，那么中国的国内经济将会受到巨创，如果敌方有足够数量潜艇，那么对中国海外船只的攻击的范围将会更加广泛，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封锁那个国家，除出航空母舰支持其他就别无他法。

　　千万要记住，此种情况并非没有可能，只要中国没有具备远洋作战能力，在海外封锁中国只需要数十首潜艇与数十架作战飞机就足够。假设我身处在马六甲或者波斯湾敌对国的一方，我将会把潜艇放出去大范围游猎中国的商船，同时在战略要地，如马六甲、波斯湾这样的地区用岸基战斗飞机封锁，我在《近岸防御的蓝水海军》中这样写道：“一旦中国战舰离开岸基战斗飞机的支持范围（一千公里以上），那么敌方只需要在100公里以外，设想为20架飞机连续向神盾发射“鱼叉”机载反舰导弹，以F/A-18战斗机携带两枚“鱼叉”反舰导弹来计算，那么一个架次就是四十枚的攻击，如果换成台湾的F-16战斗机也当有一枚此类导弹可携带，一个架次也有二十枚，这样被动挨打，不漏过一枚二枚而击中神盾，那么对方的运气也实在太差了，简直是没有天理。”所以用没有空中掩护的舰队或者潜艇去封锁海外敌国，完全是找死而已。潜艇本身没有对空防御能力，而一旦被发现也只能被追杀，潜艇的作用在于偷袭，不可能大批量明目张胆地去封锁一个具有空中反潜能力国家，这样的结果也只能被人主动猎杀干净。

　　我们的思维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什么叫作“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要让中国走出去，当利益大部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军事思想也跟上，也要走出去。现今的中国几乎不敢设想油路或者商道被掐断的后果，这样的后果能够导致中国的经济全面崩溃。如果那么一次，中国将被一个弹丸小国给封锁，被掐断了经济发展之路，我看全体中国人这个脸丢得只能抹脖子上吊了。

　　四，中国经济安全

　　2004年10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文，文中说道：FDI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和亚洲国家和地区。例如，流入美国的FDI比流入中国的大得多，但美国对FDI的依赖程度并没有中国那么高；日本的FDI只占其GDP的1.1%。

　　注意这个FDI，既是外资，也就是说当前的外资已经占据了中国将近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而反观我们的近邻日本，外资只占其国民产生总值的区区1.1%而已，文中说道：商务部的最新数字说，截至2004年8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94025个，合同外资金额10369.2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50.29亿美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前一个告诉我们中国去年13000亿的GDP有一半是国外资本创造，后一个告诉我们，国外资本已经与我国的国有企业规模相当，根据中国总会计师协会评估中国的国有资产为：11万亿元人民币。同时文中指出：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与此同时，外资公司还占据了中国60%的进口份额。

　　今年是2005年，二年前的资料已经显示国外资本控制着中国的进出口约60%，同时占据着中国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而同时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显示，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被国外资本收购。从总体来看，国外资本对中国的控制已经十分的严重，光从数据来看已经在各领域占据到一半以上。

　　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如果有一半的财富掌握在国外资本手里，我真的不知道去如何描绘这个危机，由此我常常会产生这样一个错觉，似乎中国人正在被人有意识地引向绝路。

　　自从中国最大的蛋糕“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各种国外的资金注入其中，其中不乏以合资的名目进入国企的决策层。国外资金的加入，最可怕的是国外资金的代理人，故意贿赂拉拢中方国企的企业干部，把大量的中国财产转移到国外，在国外开户头设金库，引导国企干部贪污中国人民的财产。

　　去年，《南方都市报》专访检察官员，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职务犯罪预防处副处长、许道敏博士指出：国外的媒体根据中国的互联网上披露的新闻统计，我国每年有数千人因职务犯罪逃到国外，也有的说一年为三千多人。

　　而去年〈中新网〉报道，目前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逾700亿元。

　　再来分析，如果国外媒体的一年潜逃3000多人统计准确，那么以500多人逾七百亿计算，中国每年约有5000亿的国家财产落到了国外财团手中，而且是实利、纯利，明晃晃的黄金白银。

　　根据中国总会计师协会评估中国的国有资产为：11万亿元。也就是说只需20年，我们辛苦建设与结累了半个世纪的财富，全部将归于国外资本财团，这个简直比割地赔款还迅速有效，而且用不着动刀动枪，自动送上去。

　　虽然我对国外媒体的统计存疑，但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的财富正在迅速流向境外。而那些贪官明知道事情总有败露的一天，当然国外的财团更清楚，他们已经为这些贪官们引好了一条路，逃亡之路，贪官们能往那里逃呢？国外财团掘好井他们当然只能往井里跳，最后贪官还是要落到国外财团的手里，国外财团提供保护，而贪官们掏钱。就如同哪个走私犯“赖昌星”一样，往外携逃数亿，最近沦落到吃方便面度日，前段时间报道说只剩下20万，并且要留着打官司。可见国外机构对于他们的收刮是非常地彻底，而实际上那些钱财是中国人民的血汗，只不过找了一个代理人替全中国人民送出去而已。

　　说实话，我对于贿赂教唆中国国家干部犯罪的手段，非常地钦佩。我钦佩国外机构的才智。这种手段几乎一抓一个准，到上亿计的钱款流落到国外时，而那些贪官也就逃无可逃，一但被中国政府通缉，那些贪官必须依靠国外财团保护，而一到国外，那些贪官的钱财就再也保不住，不拿出来？自然就会被送回中国挨枪子，贪官们如何敢不顺从。只要照这样子做下去，中国人民的所有财富很快就到了那些卖过鸦片的前科犯手中，还有什么比这个计划更赚钱的呢？比卖鸦片好多了，既卫生又省心，还落得个不用动刀兵的清闲。

　　利用贪官掏空中国的国有资本，同时我们可以这样设想现今，当国外资本断然而撤，那么中国将损失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会有一半的工人失业，看看日本我们就能明白，他们的外资只占其GDP的1.1%，而中国竟然是如此地夸张。而同样中国引以为自豪的进出口，竟然也被国外资本大部垄断。当然并不存在国外资本断然而撤的可能，这个只是设想，但逐步转移的可能却是非常地大，也可见其危害的程度。

　　在经济上罗列出的数据令我感到非常地害怕，当中国的国有企业完全地被瓦解，被国外资本完全占据各行各业之时，也许我们将会再一次走上民族解放之路，从此中华民族也将万劫不复。

中国战胜美国的几个要件

　　近来，美国对中国的尾追堵截逾演逾烈。大有大兵压境逼迫中国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势。对于美国的这样的武力威胁，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但就我们现在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美国及美国的盟国进行战争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必然是一败涂地，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甚至还要承担政权被推翻的后果和事实。

　　所以，我建议：

　　一、在经济上我们现在一定要不择手段的发展我们的经济建设，以提高我们的国力。

　　二、在政治上要大力的开展强有力的反腐败，以换取民心，要树立共产党的良好形象完全按照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我们的政治制度，因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这是我们发展的真理。

　　三、在军事上一定要加大投入，不择手段的酬募军费，大力研制高科技毁灭性武器和战略性远程打击武器，坚决放弃一些承诺，灌输先发制人战争理念。

　　四、在外交上尽力团结一切正义国家，但不依赖有关国家。当然了象伊朗，朝鲜，利比亚，古巴，要作为首选结盟的国家，其次要团结俄罗斯，法国，德国，以及周边愿意和我们发展关系的国家象巴基斯坦、韩国、印度等。

　　同时要旗帜鲜明的大胆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要紧紧抓住日本篡改历史的图谋，在全世界掀起一场反日，排日和抵制日货的世界浪潮。我相信在经过十年的发展，我们再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一定会象对待俄罗斯那样的谨慎的对待我们的。

城管摔瓜农西瓜为那般？

sdlsjg 2005-07-06 22:56:54

“城管不让俺在那里卖瓜，俺丈夫发动车准备走，城管执法车上下来几个人，摔烂俺好多西瓜，当时满地滚的都是。”昨天上午，在商丘市睢阳区香君路上，进城卖瓜的商丘市睢阳区闫集乡农民孙文之捧着一个摔烂的西瓜边哭边说。（河南报业网-大河报）

瓜农随便摆摊设点卖瓜影响市容，不利于城市管理，无疑是不对的，不过，不知道城管摔瓜农西瓜为那般？

由于多种原因所致，我们不能否认，有的农民的素质不是很高，对于城市管理的许多规定并不知晓；也有的是出于销售情况的考虑，摆在人多的马路边肯定更方便一些，特别是对于象西瓜这一类市民夏天经常性的日常消费食品，摆在居民区的路口或者是居民楼下这样一些人们进出的必经之路，销量肯定会大的多。农民为了销售方便而随便摆摊设点，是不应该的，这给城市管理造成了一定困难。

城管有城管的要求，他们按规定执行公务无疑是对的。不过，如何执法，这是城管人员不得不注意的方面。尽管农民的素质参差不齐，但是，只要该说的道理，给农民讲清楚了，相信大多数人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如果不让他们在这里卖瓜，跟他们说就行了，何必摔烂他们的西瓜呢？想想看，那是农民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也许农民还等着用换来的钱活命呢，你就那么一摔了事，农民能不心疼？

从城管摔瓜农西瓜可以看出，城管人员的素质也有待提高。有许多城市的城管人员，执法简单粗暴，”野蛮执法”现象比比皆是，难怪人们会说城管是“土匪”了。一方面，说明他们的执法方式有问题，另一方面，是他们对于人民的感情问题，人家违法了，你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办事，但那种粗暴的执法行为，是不是也应该说是违法了呢？何况还损坏了农民的财物，就更是错上加错了。可以看出，城管人员的素质的确有待提高。

不得不承认，城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也有难言之隐。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城管人员每天要和形形式式的人打交道，他们的工作难度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也不得不承认，的确有许多拒不执行规定的人存在，甚至会暴力抗法。这就要看执法人员如何讲究执法艺术，能够既不把矛盾激化，又达到了执法的目的，这才是执法的希望所在。其实，不仅仅是城管人员，包括工商、税务、交警等许多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的确需要有适合的工作方法，不同的方式方法，结果肯定大不相同。但不管怎么样，”野蛮执法”是绝对要不得的。

在此，笔者呼吁各个系统的执法人员要文明执法，工作做的好不好，人民群众看得最清楚。市容管理的目的，在于让百姓能够在好的环境中生存，管理过程中，在于蔬，而不在于堵。只有文明执法，社会才能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刚看完中央2套经济半小时的<烈日苦工>,深深的感受到民工的无奈,苦楚.

　　在北京40度的高温下,北京某一建筑工地:记者们在不同的时间对工地的地表温度进行了测量,11点是46度.12点半48度,下午2点记者们拿的50度的温度表已经不能用了!可这时民工们还在挥汗如雨(应该是汗都流不出了),在烈日下劳作.

　　我们在各地新闻中看到的是各单位对民工的关注:送降暑药品,送西瓜,中午4个小时的休息…可这里完全不是这样的.记者问民工怎么样防暑,有没有防暑措施的时候,民工们问:什么叫防暑啊\?我们只是每人发了一瓶风油精.民工们给记者说了他们的工作时间:早上5点开工,到11点半吃饭,中午12点半(这时有几个人会在这样的高温下出去\?何况是在工地上)开工,下午7点吃饭.7点半再开工到夜里11点半.

　　他们形容他们每天是:3饭5睡16工.就是3个小时的时间吃饭,洗衣,睡5个小时,工作16个小时.他们的生活是:起的比鸡早,吃的比猪差,干的比牛累!可就是在这样的高温条件下,工地竟然规定:一天不上班要扣一个月的工资!!!在山西临汾的很多炼钢厂里,民工在炼钢炉旁边高达上百度的高温下要工作几年小时,以致很多人中暑.

　　我不想多说.我无话可说!我们的民工是城市现代化的建设者,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他们.他们的要求很低,可他们连最低的保障都没有!当民工们在烈日下辛苦拼命(原谅我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社会劳动保障部门的人员正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讨论是不是要在这样的天气下休息吧\?

　　我哭泣,为了民工.我哭泣,为了这个社会! 转自搜狐 君子尚勇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