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从七大到十八大：党代会、全会及党章 -- 老老狐狸
家园 【整理】从七大到十八大：党代会、全会及党章 存档。
通宝推：白浪滔天,然后203,偶卖糕的,mezhan,普鲁托,唐斩非,家园 七大和八大之间隔了十一年，八大和九大之间又隔了十三年 直到邓小平时期，中国党才开始按期开党代会。
家园 九大之前，党代会大多延期，十大、十一大都是提前 从十二大开始，党代会间隔五年，逢二、七年份的金秋在北京召开，算是稳定下来了。但具体到金秋的哪个月？9月？10月？还是11月？关键是看大会的准备工作，尤其是新的中央领导人选的确定。
家园 党代会间隔考 从1921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到2018年，中共已经快到开百年华诞大趴体的时候了。97年间，中共一共召开了18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最初的的1年1次，到目前的5年1次，两次党代会的间隔也逐渐规范、固定下来了。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代表中国共产党各地早期组织的13名代表和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由于当时全国党员人数不过50余人，大会未选举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而是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先由陈张李三人组成中央局。一大只通过了党的纲领，未通过党章，现存资料也未见对下一次党代会召开时间做明确规定。
- 复 党代会间隔考
家园 1922年7月，二大在上海召开。距一大正好间隔一年。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名，代表全国195名党员。一年时间，党员数目接近翻两番，但是还是不到200人。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
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家园 1923年6月，三大在广州召开，距离二大召开接近1年。 出席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
三大第一次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
三大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９人为中央委员（怀疑为中央执行委员之误，在大会通过的《党章》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５人为候补中央委员，
大会再次设立中央局，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５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在这里，中央局的工作性质类似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会，负责处理中央对日常事务。
注：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常委”是“负责日常事务的委员”简称，并不代表级别和资格，常委的要求和中央机关在一起，如果常委发生工作变动离开中央机关，自然就不是常委了。“候补”的含义也类似。中共六大曾选举政治局委员、常委、候补委员、候补常委，当常委出缺时，是候补常委直接递补。常委逐渐变成领导级别，这是六大以后逐渐形成的。
通宝推：桥上,家园 1925年1月，四大在上海召开，距三大已有一年七个月 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
大会对党章再次进行了修订，对于全国代表大会，党章规定仍然是“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家园 1927年4月，五大在武汉开幕。此时距四大已2年3个月。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
五大修改了党章，党章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是“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一次”。
五大第一次设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大会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家园 1928年6月，六大开幕，距五大召开1年2个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六大修改了党章，规定：党的全国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会议一年召开2次。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家园 如上面提到的， 则“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是否就意味着是此时的常委？
- 复 如上面提到的，
家园 有点那个意思，李维汉当时的位置类似中央秘书长 正经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根本就没有“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但中共早期组织史是有几个类似的级别悬殊很大的职务，曾被含糊不清地被人打马虎眼，称为“秘书长”。
查中共早年的组织史，因为事务简单，中央办事机构也就十分简单，也记载很不详细。一大上仅设中央局三人，一个书记（陈），两个委员（张、李），连个办事员也没有。二大之后，随着事务的增多，逐步成立了几个部，除了中央和各部领袖之外，当然也适当增加了几个办事员。陆续成立过几个叫做“秘书处”、“秘书部”、“秘书厅”之类的办事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的具体职务叫什么，现在无人能知道（本来就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嘛，谁会在意？）反正是肯定不叫“中共中央秘书长”！也只不过是办事机构的办事员，绝对不是什么党的领袖。有明确记载的是，王若飞1926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这个“秘书部主任”在有些版本的王若飞简历中，被称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秘书长和秘书部门的负责人，是绝对不一个概念，比如“市委秘书长”（常委级的人物），与市委办公室的“秘书科长”，是两个悬殊较大的职位。
随着党的发展壮大，历史的记载逐步清晰。1927年4月到5月，党的五大召开，将秘书部升格为与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平级。升格后的秘书部，王若飞的资历就不够了。6月,党早期的领袖之一邓中夏同志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旋即在八七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次年, 邓中夏调任广东省委书记，离开了中央，这个岗位是否还继续保留着，谁接替了，不详。
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明确设中央常委及其主席（向忠发），明确设一个岗位叫“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先后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兼任。正史记载：1928～1930年，李立三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领袖岗位上，在一把手无能的前提下，李立三才犯了著名的“立三路线”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早期职务混乱，秘书处秘书部秘书厅的负责人和中央常委秘书长，后人在很多时候含糊不清，有时候统称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比如在一些王若飞的简历中，也提到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问题）其实这里面差别很大，这一含糊不清，就留下了钻空子余地。
家园 1945年4月，七大在延安开幕，距六大召开已经有17年了 七大并未按六大党章规定在1929年召开，而是延迟了16年，这是中共历史上两次党代会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并召集之。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延期或提前召集。”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４４人，中央候补委员３３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家园 1969年3月，九大在北京开幕，距八大召开已经过了13年 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九大《党章》非常简洁，由八大《党章》的60条12662字减少到12条2823字。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党章没有提及“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大会选举了由170名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政治局常委；选举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 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为政治局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家园 1973年8月，十大在北京开幕，距九大召开仅4年4个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代表当时全国有2800万名党员。
按九大党章规定，正常情况下十大应当在1974年召开，提前召开主要是913事件以及随后的调查结论。
大会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新党章保留了九大党章的基本结构，总纲中去掉了“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全文依旧12条，共计2687字。
对于全国代表大会，和九大党章一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大会选举了由195名委员和12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女）、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女）、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家园 1977年8月，十一大开幕，距十大召开仅4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应到大会的代表1510人，除刘伯承等8位同志因病因事请假未能出席预备会议外，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502名。代表全国党员3500多万。
按十大党章规定，正常情况下十一大应当在1978年召开，提前召开主要是怀仁堂事件以及随后的组织措施。
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
新党章保留了篇幅有所增加，全18条，共计5028字。
对于全国代表大会，和九大、十大党章一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大会选举了由201名委员和13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 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慕华（女）、赵紫阳、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