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动荡中的中国》残稿 -- 万年看客

XXXVIII

展望

中国动乱所产生的问题过于庞杂广泛，无法在最后一章加以概述，即使他们全都可以通过单一视角来了解。上文中笔者已经努力指出了导致这一伟大运动的一些较为冷僻的诱发原因，在目前的特殊条件下，这些诱因也是人类国际关系演变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其他国家与中国的交流完全是受冲动的驱使，正如月亮牵引海潮一样，他们完全无法抵挡这种冲动。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任何国家都无权或无力拒绝这种交流。因此中国被迫与西方建立了关系，不情愿地接受了各种条约，她之所以遵守这些条约仅仅是因为这些条约无法回避或破坏。

如果西方各国全部遵守了埃尔金勋爵影响深远的规则，即绝不提出不公正的请求，提出公正的请求后也绝不动摇，那中国或许已经被迫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她自己也已经享受到了难以言说的好处。现在西方各国与中国之间则充斥着侵略，口是心非，虚伪，傲慢和不可容忍的专横无理，导致了时而发生的冲突与始终不变的最终结果。

1900年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那些中国从未以及尚未放弃的大言虚饰究竟有多么空洞。尽管崇高的道德理论系统普遍流行，这次事件依然向人们展示了现代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恶行，厚颜无畏的谎言，野蛮的残忍和庞大无比的傲慢等等。中国在西方各国面前受辱的结果是给他们留下了西方文明曾经面临过的最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否事关重大。各国利益与希望不但不统一，而且还根本无法协调，这一点长期以来已经很清楚了。由此导致了一个不祥而显著的事实，即我们只能指望各种相互抵消的力量拼凑在一起之后可能取得进展。

与中国签订的和解协议条款包括：为德国公使的遇害道歉；为受损的外国墓地立碑；禁止中国进口武器和弹药；拆除大沽炮台以及其他军事要塞；在北京开辟专门的使馆区并由各国驻兵护卫；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在未来30到50年内结清；追究暴乱中特别个人的责任；外国人遇害的城市5年内不得参加科考；公开宣传上述惩罚措施，对一切排外团体施以死刑；下圣旨以明确未来各地官员在暴乱再度爆发时在各自辖区内的责任。

自然在此列表中的一些条目可能并不明智，但那些最熟悉情况的人最可能同意这些条目本身并不缺乏正当性。但是这些以惩罚性、否定性与破坏性为主的条目还不够充分，无法带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原本可以借此重振人口最多且历史最悠久的帝国，但现在看来这个机会已经错过了。对于这一点最简单而充分的解释是，各国对中国的打算不一样。不受外部条件掣肘的大规模外交努力却没能取得建设性的成果，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训的确很少见。除非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的情况还有可能重演。但是西方各国的首相们以及各国驻华公使们与这种改变根本牵扯不上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信心十足地认为中国将通过她与西方文明、贸易、轮船、火车、电报以及矿山的接触逐渐获得重生，事实证明这一观点完全是天方夜谭。正是这些 “先进文明”的配套设施在这次动乱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切就其本身而言只不过是干扰现状的因素，并不包含道德价值，当它们来到中国这样的帝国，面对着中国人这样的族群，不但无法修正自身必然带来的邪恶，而且没有任何向这方面努力的倾向。

还可以依靠教育来解决问题，张之洞一直是这一做法的坚定支持者。这意味着在中国逐渐进行启蒙，使得1900这样的浩劫在未来不可能再次发生。为了用光明驱散中国民众头脑中的黑暗，这一手段的力度还要加强上万倍。但是教育也分很多种。仅仅涉及具体与抽象事实的教育无论执行得多么彻底都不足以用来规范人类的行为。这仅仅能使人获得知识，但却无法触及人性中最崇高的部分。教育是一柄双刃剑。

中国人自己已经察觉到严格禁止武器弹药的进口将最终迫使他们成为毁灭机器的生产者，也许在规模上还将会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中国的庞大人口尽管目前尚未武装起来，但可以设想日后一旦发作必将威胁全人类。化学知识，计算落体曲线与投掷物速率的能力，这些知识本身能否令掌握着无数阿拉丁神灯、随时准备放出灯神的中国人保持克制呢？

中国与任何其他非基督教国家相比尤其从未被道德以外的力量所深刻触动过。西方科学注定要在中国带来的快速而不可抗拒的进展必将迅速瓦解中国人对易经的信仰，而这本书正是中国哲学金字塔的根基。书中涉及的永恒哲理依然将会像不朽的砖石那样流传下去，但是整体结构将必然成为废墟，中国人的理念也将无情且不可逆转地遭到破灭。在这陈腐力量解体的关键时期，有什么新的道德观念可以将其取而代之呢？

基督教在中国正如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一直是一个不安定因素。它有幸（或者说不幸）与武力强加的条约一起正式进入中国，而中国人对这些条约极其厌恶——从这一角度来说，基督教实际上与贸易自由有着同等的位置。另一个不利因素是基督教的某种形式在中国人脑海中与政治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对此有着十分合理的恐惧并本能地与之对抗。在中国传教的方式中有相当一部分手段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正当的批评，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更应该将其无畏地暴露出来，坦率地加以承认并老老实实地弃之不用，用更新更好的方法取代那些实践证明无用的手段。

但是基督教本身是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正如同光与热和太阳一样必不可分一般。中国人将精神力量从帝国中排除出去的企图是中世纪对二十世纪的反叛。某些生长在基督教国家的人，在这个非精神的物质主义时代，妄图限制与束缚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徒劳而已，根本无法逆转人类发展的潮流，也不可能阻止人类精神本质缓慢但一路向前的进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将会也一定会以冲突为主要特征，冲突程度和其他地区相比就算不会更高，至少也不会更低。就像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基督教在中国也将根除偶像崇拜，并在旧世界的遗骸上建立起比罗马更加公平的新社会结构，因为中国人的道德理想比古代国家更高尚且纯净。

一旦获得接受，即使付诸实践的方式并不完美，预计也能改变朝廷的生活，正如西方所发生的那样。中国学术的枯骨将再次复活，因为他们对于“天，地，人”知识的不足终将有机会得到补全。通过新标准与新制裁的引入，中国官僚体系内的陈年积弊必将得到全面清除。只要条件合适，这一任务没有任何无法完成的理由。对于中国大众来说，这将至少使生命值的度过，现在与未来将会以黄金般的链接结成一体，链接方式目前完全无法想象，但这却是精神启蒙势所必然的结果。

基督教即使以其最好的形式进行广泛传播也不会突然将中国引入黄金时代，因为任何目标的实现都不可能略过所有的中间阶段。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人将会有机会实现《大学》开篇的格言，“作新民”。仅仅做到一条帝国就足以适应西方文明冲击带来的改变以及福祸并存的潘多拉盒子。

中国的迫近前景一方面取决于她与各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取决于朝廷、官员、文人与百姓的脾气。要想要想直接有效地接触到上述所有不同阶层，最好的方法还是本地基督教会。本地教会已经遭受了这么多苦难，用生命与无数壮烈的死亡承担了信念的见证。赫德爵士在一篇著名杂志文章中坦言宣称了这一事实，尽管官方的反对和普遍的怒气，“基督教在中国依然会取得了不起的进展，”可能会“传遍整个中国，将中国转变成为一个最友好或较为有好的国家，一切追求和平与善意之人的保护人。”。他认为这将会“戳破义和团的气球，驱散里面的毒气，这毒气扩散着种族仇恨，毒化并威胁着世界的未来。”

这一困局应该得到足够的承认和正视。除非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否则她将继续“威胁世界的未来”。其他各种力量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尝试并显示了彻底的无能为力。基督教只进行了小规模尝试，但却已经带来了成果。一旦有机会发挥其全部潜力，它将给中国在智力、道义和精神上带来一副新生活的灵药。

XXXVII

十二个月的外国占领

围攻刚刚结束，进城的各国军队就将北京划分成了不同区域，方便巡逻以及其他活动。俄国和日本军队的人数似乎最多，但由于军队调动频繁，想要给出超过一天范围内的准确军队人数根本不可能。

过了一个月左右，俄国军队突然宣布撤回，不久后俄国公使馆也启程前往天津，不久后就回国了。其他各国并没有学样。很明显占领满洲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而且如果其他军队效仿俄国离开北京，一方面俄国可以宣称自己卖了中国一个人情，另一方面也符合自己的利益。

至于剩下的几个月，直到年底以前，各国都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向各个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远征，其中有一些规模很大，也得到了充分报道，而另一些则比较无人关注。最主要的一次远征的目的地是保定府，出发地点是京津两地，计划是两支部队同时到达。结果充分暴露了八支截然不同的部队协同作战时的固有弱点。法国人从天津出发，抵达时比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队伍提前了一个星期，据说还单独向城市索要了一大笔赎金。这一点是否属实似乎很难确定。任何地方的军事行动都难以追踪，相关事实也很难验证。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一点至少比往常含糊8倍，而且有一些活动似乎一开始就不打算让人知道。

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任何一个一流大国要与中国打交道，进展不乏一定要明确而稳定。在两个大国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任何延误都会得到两倍的放大，任何进展都会减缓两倍。三大强国同时存在的前提下彼此摩擦的机会更是大大提高，进展也进一步遭到拖累。等到将八国军队全部考虑进去时，已经说不清楚总体效率究竟是与国家总数的平方成反比，还是与将军人数的立方成反比了。

在保定府，联军展开了针对直隶布政使廷庸的调查，此人在之前一年里一直是义和团运动的支持者。结果他与当地满族骑兵营守尉一起被判处斩首，这位守尉曾拒绝保护外国人，他的士兵曾在教会燃烧、传教士遭到屠杀时袖手旁观。这是自占领北京之后最理直气壮的行为，也产生了最有益的结果，但一直有人固执批评这件事为嗜血复仇之举，“配不上西方各国。”

德国军队前往北京西北张家口的四天远征之所以为人所熟知是因为一位高级军官不慎因为木炭燃烧的烟雾而意外窒息身亡。很难精确地说明这件事有什么影响。在皇陵方向有劫掠行为，不但激起了中国人的极端愤怒，也败坏了士气，两方面的影响都无法估量。在敌国境内控制自己的军队需要十分微妙的手段。

义和团四起的环境似乎令指挥官确信国际法规则在当时的中国不适用。此外，当战士看到别人无法无天是也会挫伤士气。战争本身就是废除法律的行为，考虑到法律实际的废除程度，士兵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官。如果不断进行的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是这样，那些程度较轻的劫掠就更加不为人所知了。

一个严重失实的看法是认为联军所有部队、所有指挥官以及所有士兵都惯于无法无天，做出种种暴行，例如在黑龙江沿岸屠杀数千名手无寸铁的村民并抛尸黑龙江，直到江水断流为止。但是军队如同个人一样，受人评判的标准是看其最恶劣的行为而不是最优秀的行为。这一回最恶劣的行为实在是恶劣到无以复加。一段时间里，外国军队在中国北方的唯一明确目的似乎就是在最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犯下违反第六，第七，第八诫的罪行。（第六诫 不可杀人，第七诫 不可奸淫，第八诫 不可偷盗——注）其结果就是在许多地区造成了令人难以置信且难以形容的混乱。有压倒性的证据可以证明疯狂杀戮非战斗人员的行径，不需要在此多说。一般来说对这些行为的唯一辩护是：“哦是的，当然，战争就是这样的，你还指望什么呢？”

关于军事远征以及小股部队的劫掠和暴力抢劫行径之前已经写了很多。但是所有恶行全部大白于天下还有待时日。对中国官员和城市的横征暴敛可以（也已经）列出很长的列表，各种保护费与赎金的总额足以让这个国家在很长时间内陷于贫困。在某些情况下同一座城镇会遭到多次勒索。事实上，远征部队的势力范围并不明确，不同部队的士兵往往也会劫掠同一座城市，所以大片地区就此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有两次远征作为上文的论证特别值得一提。两次都是由德国人进行的。第一次的目的地是天津以南60英里左右京杭大运河河畔的沧州。该城知州一直友好对待外国人，刚刚将伦敦传教会搬迁到距离城市较近的地点并为他们修建了大量建筑。当地负责掌管直隶部队的军官是梅将军（梅东益），他不仅十分善待直隶省的各国外国人，在之前十二个月还将攻打义和团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发现义和团就一定会与他们交手。他所击败、打散以及吓阻的义和团人数与其他任何中国人相比恐怕都要更多。

德国人攻击了沧州，劫掠了知州衙门和梅将军的衙门，此时梅将军已经退居到了德军不能及的远处。德国人释放了所有监狱里的义和团囚犯，然后耀武扬威地开拔回了天津，同时还派人去上海报信，通告世界他们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袭击”，还说“德国人在沧州击溃了梅将军的部队，抢走了他的行李并杀死了43人。”

对那些认识到事实真相的人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愚蠢行径，对于山东以及其他日后可能遭到德国统治地区的居民来说这实在是不祥之兆。难怪梅将军会抱怨说：“我现在才叫里外不是人呢！”

在天津和北京之间的云清县（音）是诺曼先生和罗宾逊先生遇害的地方。在6月初，德国人在这里杀死了将近150人，自己没有伤亡。这一行径如此无法开脱，以至于英国人退回了向这座城市征收的罚款，用这笔钱来为德国人的野蛮暴行善后。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德国人大量的类似行为上时，他们的军队高层也开始极力攻击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博士。他是第一个将所有了解事实者的感受付诸文字的人。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德国人以军事法庭相要挟。不过最后他的努力还是让德国人多少收敛了一些。

这个灰暗的冬天过后，中国人通过种种不同但全都十分可信的形式得到了许多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洋人与中国人相比无可辩驳的道德低下。中国人一直都知道并相信这一点，但从来没能证明。

许多年前，李鸿章的一个儿子在天津告诉自己的外国老师，他的父亲曾经说过，以前他自己曾经以为西方人作为一个整体比中国人更诚实可靠，但他的长期第一手经验完全推翻了这一看法。的确，以前在争夺中国政府合同的时候，各个辛迪加在与各地总督打交道的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西方文明的最高水准。

但随着中国遭到外国军队占领，就连最后一层面纱——如果有这么层面纱的话——也已经被撕掉了。西方军队在中国无法无天的程度可能遭到了十分夸大的报道，但是就算去掉所有夸大成分情况依然极其恶劣，尽管一直都在改善，部分原因毫无疑问应当归因于“信息公开的明亮阳光”，这一点总能起到其特有的威慑作用。

不过即使考虑到所有的缓解手段，只能通过传言与谣言以及失真的本土报刊来了解事实的中国人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降低对西方人品格与道德原本就不太高的评价。对于他们来说解释这一点十分简单容易：外国人从来没有读过四书五经。虽然他们也承认，如果是中国军队打到外国去，那中国人可能做出的行径足以令目前中国所遭受的最糟糕情况相形见绌，但是西方各国一直以为中国人道德低下的看法，以及他们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日常行动中自封为中国人道德导师的行为，都使得他们形象的崩塌尤其令人难忍。

这几个月来的外国占领也让中国人清楚地意识到了之前有识之士的预言，即任何外国人都没有应付大量中国人的能力。中国古老而紧凑的文明已运行了几千年，凡事均有定法。西方人来了以后满怀信心地想向中国人展示自己的办事方法，而中国人对待西方风暴的态度就像水与空气一样，船只划破水面，箭矢穿过空气，在它们通过时水与空气紧密的环绕着它们，通过后一切又恢复原样，不论再来几次都是如此。

尽管有些长期呆在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人轻佻地认为外国人可以直接统治中国，并总拿印度来举例子，对于有分辨能力的观察者来说这两者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印度是一个种族与语言的博物馆，而中国的思想，理念，历史，语言和政治组织形式都很统一。应该理解，未经中国人同意，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统治他们，尽管很多国家都可以尽力去控制他们。如果说中国人在这极其紧张的一年里发现了各大强国在自己的联合“势力范围”里想对中华帝国做什么的话，那他们学到的比任何人现在以及之后所可能学到的都要多。

外国之间的必然分裂自从中国人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以来早已为他们所熟悉，中国和土耳其政府也都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这种分裂来对付全体外国人。但在过去一??年里，当所有国家有了最充分的理由相互联合，并一直持续到公使馆解围（到此为止），这使得中国人重新认识到了这种分化策略有多么不可靠。

中国将会摆脱大部分一开始看来不可避免的惩罚，这一点正如直逼中国门前等待未来赔偿与“担保”的十一国势力一样确定。中国将会给予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之前他们就很少失败，现在在中国人最为不堪的时刻更加不可能拒绝他们。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在遇到麻烦时会做出一切可能的许诺，只为换取一点喘息之机。中国政府目前的局势比它任何臣民所能想象的还要窘迫因此除了接受这一做法之外也别无选择，而“专家”们则会为具体的做法出谋划策。至于这一切是否会成真又是另外一回事，即便对于不喜变通的东方人来说未来也充满了惊喜。尽管如此，正如乐观的中国人那样，我们应当存最好的希望并以最大的耐心加以等待。

西太后最近就保护传教士与教民发布了一道最值得称道的圣旨。“去年未能有所作为实非本意，以致人命死伤甚多，今后对此再不得办事不力。”这话听上去多么悔意深重，就像空心竹子发出的声音一样。竹子可以在压力下向任何方向弯折，但一旦解除压力就会立刻恢复常态。

在华盛顿十分流行通过聪明的吴先生提供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在危机期间有他在国外对于中国来说极为幸运。他力图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重新接管各地管理的准备并很有能力维持秩序。但是西方国家很难理解中国政府在行政方面究竟怎样依赖官员与百姓的脾气。席卷中国的风暴起因深远而复杂，不可能在短短一个月甚至一年时间里平息下来。除非目前所有的迹象都是欺骗性的，否者各地汇报的平静局面不过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在一月和二月期间朝廷一直犹豫是否对较为严重的罪犯施加不可撤销的惩罚。袁世凯手下远在山东的军营立即感觉到了这种犹豫的影响。很显然这里的军人收到命令向北开进，而且很多人都认为大批南方军队也正在集结并北上增援，与外国军队决一死战。即使他们最终战败至少也能将整个国家化为全无占领价值的废墟。这很可能只是谣言，或者只是应急手段而已，又或者只是虚张声势。但无论如何这都显示了中国人的思想有多么坚定。

单纯一纸宣称四海升平的诏书根本无法平抑早已高涨的狂热。引起动荡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前所未有地深深嵌入了中国的国民意识里面。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这些军事行动，山东义和团又一次活跃起来，在笔者住址20英里远的一个村庄重新开始正式操练（与去年一样充斥着敌意）。与这一行为同时出现的还有在“大仙姑”的指引下继续去年行动的公开呼声。这位要人正式告诫义和团，他们上一次暴乱时浪费了大好机会向基督徒勒索钱财以及劫掠基督徒财产。在新一轮攻击当中严禁这种行为，唯一要做的就是杀死每一个基督徒，杀死他们的鸡犬牲畜，彻底斩草除根。

这些再次尝试的参与者主要是分布广泛的土匪，行为本身可能是纯粹地方性的。但很能说明中国人如果能够的话会有如何作为。没有任何合理理由可以怀疑袁世凯总督和其他志同道合官员的意图，但我们必须考虑与大规模的“个人效应”。无论满汉高低，任何官员都无法在下属与百姓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完成任何工作。正如中国人所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袁世凯做出了最严厉的宣言，赏罚并举，力图在接下来3年里全面压制与外国人作对的行为，但在许多地区这些命令并未得到发布，人们对其置若罔闻。

过去十二个月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国的大敌俄罗斯如同在其他时候一样又一次扮演起了仁慈保护者的角色。 美国公众尤其不喜欢起疑心，完全不理解中国基本现状，以致到了人云亦云的程度。不过中俄两大帝国间关系如何引不起美国公众的兴趣也可以理解。对于不带偏见的旁观者来说，很明显没有任何敌人向俄国那样不断严重威胁中国政府的存在，但中国人尽管对于他人的动机与意图一向都是最精明的观察家且拥有非凡的洞察力，但是对于中华帝国与这位巨人邻居之间的关系如何却缺乏最基本的认识。有时问及中国的政治家他们是如何陷入目前这种局面的时候，他们只是回答：“我们能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本来就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俄国控制东北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早春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尽管全世界除了发送照会进行询问之外也没有别的作为。然而目前的情况与过去几年相比并没有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只不过中国人做出了授人以柄的蠢事，肆意攻击俄罗斯城市，结果反让俄国占了上风。现在无论其他国家说什么，俄国都不大可能把到手的利益再交出来了。

自从1895年春天中日战争结束时起就有了这种事情的苗头。但当时所有人都无所作为。贝斯福爵士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图解》，结果英国天津市政府转发给他一份抗议称东北现在已经是俄国领土了。这一点已经成为了名义上的事实，尽管还没有成为历史事实。但是我们的国家内部对此似乎毫不在意，只是发布了几句抗议而已。

这扇大门的关闭将为美国贸易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未知影响，而且现在这扇门已经显示出了即将被狠狠关上的迹象。华盛顿国务院通过不同渠道获得了一批书面证据，表明其他各国都支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理论并愿意支持这一理论的加快落实。没有哪个大国比各国更热心地同意这一倡议，这一倡议正好与她的政策、希望与实际做法不谋而合。我们都高兴地看到美国外交政策取得了决定性的独特胜利，其他在历史上并不以利他主义著称的国家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有关中国门户开放的文章接连几个月都占据着杂志的大量篇幅。与此同时，俄罗斯继续着她的准备工作。当义和团的愚昧天赐式地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她就一脚踢倒门挡，锁上房门，把钥匙藏进武器库，在各地派驻重兵，把所有其他人全部逼退，当着其他各国的面与中国签订苛刻的条约，对英德和约报以微笑，全心赞同丹尼尔.韦伯斯特的那句名言：“至少过去是安全的。”

俄国对已签署的《满洲公约》署明条款（3.28）正式和名义上放弃一方面是由于利益相关国家与与俄国达成了部分协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上下事先未曾预料到的群情激愤，激化这一点对俄国的利益自然没有好处。恐怕没有任何人会相信这个北方帝国放弃敌对意图的声明并不只是等待时机的缓兵之计，尽管出于外交目的他们可能会有相反的说法。中国有句老话说“猴爪里不掉枣”，这个比喻用在熊的身上也很合适——尤其是吃惯了中国甜枣的熊。任何中国与日本的朋友都一定会同情后者（以及前者）的困难处境，两国够不得不选择一个时间来进行这场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任何人也无法预料冲突的后果。

各国为追究参与去年暴行的有罪官员所开列的惩罚名单在中国人看来出人意料地短，只有15人受到死刑判决，尽管约有240名无助且无辜的各国平民遭到了明目张胆的屠杀。俄国人表面上的仁厚与他们在黑龙江沿岸屠杀无辜中国百姓的野蛮行径形成了奇异的对比。

当人们想起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在其管辖范围内消灭每一个外国人做出了怎样的暴行， 对每一个熟悉中国情况的人来说事情都很明显，在和平谈判结束后将要催生的新中国里就不能有这种官员的位置。美国国内的呼声认为要求中国政府处死不到20名官员以表示对其罪行的部分悔过是“嗜血之举”，这只能说明美国公众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更重要的是也不了解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式。

如果西方各国一时心软或者希望换取中国人的善意，因而对有罪之人网开一面，无视过去发生的一切，拿不出强硬手段来对付那些不仅在我们眼中而且在中国人眼中都已经定性的罪犯，那将会不可避免地唤醒中国官民对西方人的蔑视，因为这些人太容易蒙蔽了。中国绝不会将西方真正的动机与结果联系在一起，他们一定会认为各国手拿刀剑如此之久却没能按中国人预料的方式砍中目标，因此在未来也不用害怕他们。十分肯定的是中国人日后一定会按照这一观点继续行动。

在各国正在管理天津、保定府以及北京，根据中国法律制裁中国罪犯而不考虑西方法典的时候，这种对于中国作恶者的虚假同情有很有点不协调。德国人在自己的辖区砍掉了几百颗中国人的人头，其中大多数人的罪行都不值一提。人们仅仅视其为军管的必然组成部分，丝毫不加注意，与此同时对于1900年里重大国际犯罪的处置却遭到了源自自私与多愁善感的联合抵制。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重新注意到了受难传教士常常经受的磨难有多么可怕。这个题材很痛苦也很难写，尤其是在涉及到女性的时候。但是人们怀疑有人试图压制事实，而这些事实可能会为传教会在中国内地的日后发展设置限制。这种怀疑导致最令人触目惊心的细节也登上了报纸，信息来源据说都是目击证人。无疑这样做比一下子揭露所有事实更好，因为事实早晚都会浮出水面，只有通过冷静考虑所有事实人们才能就如何预防此类暴行的再度发生得出明智的结论。

这种预防措施的前景根本没有希望中的那样乐观。过去十个月里中国的大片地区事实上相当于登上了外国舰队的甲板，在一片风暴肆虐的海面颠簸。现在旅客和船员都要回到不宜出海的中式舢板上面来了，舷梯已经放下，水面上挤满了接人接货的舢板，但是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下上下船并不容易，很可能有人会淹死。

安全交接的第一步是让朝廷重新回到北京。但是皇帝单独返回的做法，尽管得到很多外国人以及最爱国的中国人的用户，看来并不现实。西方读者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意味着皇太后与朝廷的关系——最为核心的关系——依然和一年前她下令攻击公使馆时毫无区别。当时谁也不知道对这个她统治帝国合理性的质疑会遭到如此严肃认真的考虑，以致整个帝国都一度曾被她推向毁灭的边缘。

这个五光十色但以暗色调为主的局势中最令人忧郁的特征就是西方各国从未注意到皇帝的废黜，以及他目前与帝国政府间不正常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且岌岌可危，或者皇太子性格败坏，一旦掌权不出一年就会将国家彻底毁灭，还有那位将中国与世界拖入目前局面的皇太后依然不容争辩也不容反对地紧握着权杖。

坚持相信西方各国对于上述情况毫无用武之地的虚妄看法对任何人都没好处。正式这些情况导致了目前的危机，忽视它们无异于酝酿未来的灾难，正如明眼人清楚预见并一再预言的那样。但是一年以前的此时，尽管大难临头，各国依然无所作为，彼此意见不一也使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联合成了空谈。

李提摩太牧师在山西总督和中国和平专员的邀请下参观了北京，并为新教徒在该省的赔偿事宜拟定了十分公平合理的方案（与罗马天主教方面提出的要求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报纸对其交口称赞。考虑到绝大多数百姓参与去年动乱都是奉官府与朝廷的命令，他建议在每个地区惩处一名义和团头目作为警告。教民的损失应当得到弥补，孤儿寡妇要得到赡养。省内要筹集50万两白银，接下来10年里每年出十分之一用来兴建学校启迪山西民智，从而避免未来的疯狂——受过教育的外国人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打交道。凡教民遇害之地都要树碑纪念。官员，士绅，学者以及百姓都要礼貌地接待传教士并为过去道歉。教民与非教民平等对待。保留一份参加暴乱人员的名单，以备他们再次犯罪。在山西工作的新教代表同意这些原则——中国内地会，美国外事专员局，英国浸礼会，福音教会以及其他独立组织。

这些建议提交给了李鸿章，据说他对要求的适度极为高兴，感叹说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李提摩太博士这样开明和温和的绅士，如果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传教士问题在中国将再也不会成为麻烦。李提摩太博士自1876至1886年间一直居住在山西，这一时期开始时他在赈济饥荒方面做出的努力，他与自总督一下各级官员的密切关系，以及他身为新教在中国最著名且最有代表性传教士的名誉，三者结合使得他的建议有了特别的分量。

中国9大重要教会的代表近来以中英双语就传教士与目前危机的关系发布了一份声明，这是一份解释性文件，碰巧也是一份辩护书，上海主要外国报纸对这份声明用语的公平与克制深表赞赏，《字林西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段指出：“有指控称传教士表现出了渴求报复去年暴乱参与者的不当欲望，除了极少数孤立情况以外，这一指控就如马克吐温对阿蒙特博士及其同事在北京及周边地区所作所为的指控一样毫无根据。通观全局且意图不怀偏见厘清事实真相的人都会承认教会在整体上不仅无可指责，而且理应得到赞扬与感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非常急迫地希望看到去年那样的暴行不在未来重演，只要人性不变，有罪必罚的理念就会阻止人们犯罪。对于去年的元凶不加严惩，必然会导致日后的罪行重演。”

康格公使很有希望再次上路。目前没有其他人可以或者应该取代他的位置。如同其他公使一样他也没预见到中国即将面对的风暴，但当风暴到来时，他成为了众人的支柱，不仅对美国人如此，对共同防御也是如此——他的功绩在华盛顿遭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评价，华盛顿盛行的理论认为他的洞察力如此深刻准确超过华盛顿的任何人，因此“他的脑子一定有问题。”正如林肯总统要求更多的将军喝威士忌，因为据说格兰特将军对这种酒上瘾一样，美国海外各国公使馆也都希望拥有像康格先生这样既有常识又有男子汉气概的人。

许多对目前情况既不了解也不够坦率的人特别喜欢做无端批评，令许多其他人为之愤慨。这些正义感遭到冒犯的听众们欣喜地看到此前一直向受困危局的美国公民提出建议的康格先生这次毫不犹豫地履行了这些建议当中涉及的责任。他本人对于目前所有的批评只有一句回应：“我愿意为围困之前、当中以及之后的传教会行为担保。”

这个帝国的再生必须依靠道德改革，否则就不能完成。这场道德改革的朋友们应当记住目前的局势并没有改变我们在中国的责任，只是调整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新的中国即将出现，我们可以等待观望，但是只有丧失希望的人才会无所作为。教会的所有工作方法都要重新加以检查，如同将船只拖到陆地上来保养一样，只是为了启程驶向更远的远方。

XXXVI

山西基督徒遭遇的火与剑

9月19日，一位名叫王兰普的中国佣工来到北京，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非基督徒熟人，此人曾帮助他安全穿越了几百英里的动荡地区。他的故事十分令人着迷，不仅是因为故事本身，还因为故事有助于我们了解义和团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狂热究竟如何在谁都预料不到的短短几天里兴起、扎根以及最后结出恶果。王先生的故事与早他两天进京的费起浩先生讲的故事很接近，费先生在1898年毕业于通州的华北大学，太原府传教士遇害时他就在现场。

简介一番之后，我们将让王先生讲述他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笔者听他讲过3遍，最后一次进行了全文记录并补充了许多细节。王先生不仅没有尝试多加渲染，还对他自己承受的苦难轻描淡写，似乎它们不值一提，或者不堪回首。

“阴历四月（5月）这里举行了一场持续15天的大集市，马骡交易火爆，戏台高搭，从而吸引了大量的人群。这个集市煽动了义和团的兴奋情绪，促使它们计划攻击一座刚刚完工的中国内地会教堂。”

“地方官知道情况不妙，亲自出面去赶走威胁发动攻击的人群，用鞭子把他们驱散，如是再三。最后一次暴徒彻底失去了控制，地方官自己也遭到殴打，他的眼镜打掉了，他的轿子成了碎片。当时是礼拜天，教堂正在举行集会。他们先逃进教堂里，又躲进一位教会成员周木匠的房子里。暴徒立刻就把周木匠的店铺拆毁了。地方官在混战中丢掉了官帽。在场的还有一位武官，他们把传教士（他的名字是拉尔森）和他的同伴 （他最近刚抵达，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安置在一辆马车上两位官员手拿鞭子跟在马车两边保护外国人。暴徒随后开始投掷土块之类的东西，马车窗帘被撕裂成了碎片。”

“此时已经到了中午，当传教士抵达时他们的衣服都成了布片，地方官给了他们新衣服并把他们带到了他的衙门， 许诺日后赔偿他们的损失。这位官员姓元，是个南方人。他对基督教抱有好感，因为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上过教会学校，此外他也经常到我们的教堂来参观。 ”

“传教士们在衙门呆了两到三天。一开始谁也顾不上外国人，他们都忙着抢劫教堂，教堂的地面部分成了完全的废墟，什么都没剩下。其他地方的教堂都被烧毁了。地方官趁夜色将传教士送往应州，因为暴徒一直堵在衙门门口等着抓外国人。他把自己的车借给他们，又派了一名武官与两名士兵随行护送。此外他还为教会人员雇了一辆长马车，因此在浑源无人死亡。后来当他们回来时被人追逐出城，用污泥涂抹逼迫他们退教，但他们谁也没有就范。”

“我为卡尔伯格先生工作，我们一起留在了营州。在当月26日和27日人们开始祈雨，但地方官以为这样做并无大碍。 他要求参加祈雨仪式的人——主要是领导人——登记姓名，方便出事后追究责任。他派遣了许多当地文人参加祈雨，自己也亲临现场，防止任何麻烦的发生。不久，义和团头目抵达了营州，邀请当地人一起参与到杀外国人的活动中。就连孩子们也开始学习义和团的操练，3天后事态就爆发了。地方官邀请卡尔伯格先生和我到衙门里躲一下，我们在那里呆了几天。不过我们是晚上去的，没几个人知道我们在里面，也就没有额外的麻烦。后来卡尔伯格先生骑马不到两天就到了朔平府，衙门的人随行护送，因此没有出什么事。”

“阴历六月一号，情况恶化的如此严重，以致地方官认为我也应该离开。他让我穿上衙门差役的衣服，给了我一匹衙门的马，并给朔平府府尹写了一封信，通知他这边的情况。作为传递公文的信使，我应该比较安全，尽管一路上都有人认识我。 此外我也携带了要交给左卫县（音）县令的公文，这是我沿途第一站，我于当天夜里到达。一到地方我就赶往衙门，正好看见暴徒火烧教堂。教会的成员在衙门见到了我，他们全都没有受伤。 我没有在那里过完一整夜，因为不安全。第二天一大早就在衙门人员的护送下趁天不亮赶了20里路。 ”

中午之前我赶到了朔平府，赶紧前往衙门递送了公文，然后又到教会去报信。这边眼下还没出事。我们四个人去拜见县令，县令恰好去拜见巡抚了。巡抚跟他说：“你看着办。”意思是他不在乎。他是满族人，和所有其他满族人一样极端厌恶基督徒，只能用魔鬼附体来解释。在此之后县令就再也没有自己做任何打算。我们请求他护送我们到张家口，他承诺护送我们到他的辖区边界。他包下了五六辆马车并通过衙门的人付了钱。 ”

“因为有了逃生之道，我们满意地回到教堂开始收拾东西。这时来了一伙暴徒撞开大门开始抢劫。我们一看情况不好，赶紧逃到衙门里。县令将所有传教士安排在一个小房间里，基督徒则在另一间。两间屋子都是外室而不是内室，这种敷衍的态度领我们感到不妙。这时人群还忙着抢东西，顾不上伤人。我们中午到达衙门后不久教堂就被烧毁了。”

“有人想出一个好办法，让我假装带来北京的圣旨，要求所有外国人都戴上镣铐押解进京。这样囚犯的性命可以保全，我们出城到达安全区域后就可以吧锁链卸下来。传教士同意这是个好主意。 于是我们找来铁匠被打了6副手铐。因为我骑着衙门的马，而且还有家人要照顾，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返回应州。这一整天传教士们都兴奋得吃不下饭，而且自从他们到了衙门以后没有人向他们提供过任何食物，甚至连一杯水也没有。我非常疲惫，所以就睡了一会儿，结果突然听到有人大叫我的名字。所有人都意识到大事不好。我出门一看，一群义和团和满洲人堵在外面，一看见我就是一顿暴打。然后他们拖着我向燃烧的教堂走去，向把我扔进去。”

“他们没打几下我就完全失去了意识，气息奄奄，几乎就要丧命。事后我得知当时义和团检查我是不是真的死了，他们不想费劲把我拖这么远却不能烧死我。 此外，当时我旁边还站着两个与我关系不错的人，他们对义和团苦苦求情，希望能让我就在这里死去。这两个人一个是附近的村民，另一个是城里的市霸，经常在街头教堂看到我。他对教义很感兴趣，只是下不了决心忏悔。他们试了试我的心跳和脉搏，发现我没有致命伤，于是就等我醒过来，最后晚上的凉风把我冻醒了。于此同时暴徒抛开了我又回到衙门，企图将传教士拖出来杀死 。那里还有大约十几名基督徒，全都挨了打，有几个人可能被打死了，但他们并没有抓到传教士。”

“我的恩人帮我站起来并带我回到衙门，想把我送进去。但是衙门的人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他要是万一死在这里外面的人会怎么说？’不过他们把我的马、衣服被褥、钱袋与公文都拿了出来。这两个人一个牵着我的马，另一个背着我出了城，之后两人又合力把我扶到了马背上。我当时十分虚弱，随时可能昏迷，要不是有人扶着我根本没办法骑马。他们把我送到旅店，恰好在那里遇到一位传教士家庭的厨师。我们不敢久留，于是他们又一起帮我上了马。”

“厨师回到他在汾州府的家，城里来的这两个人陪我完成了第一天的行程。在离城40里的地方我遇到一位路人，他说朔平府里刚刚处死了13名外国人。这条消息我已经听说了两次，可以肯定是真的。他们很可能带着镣铐，无法反抗。我将几件衣服送给两位同行者以示感谢，因为我身上已经没有钱了。然后我就强撑着赶了3天的路来到应州。”

“在离应州40里的一个小镇上我得知回去也已经没用了，阴历六月三号（6月29日）那里已经被摧毁了。我还听说，我的母亲和其他人坐着地方官划拨的马车前去朔平府 ，但是走了半天之后就被义和团赶上并抓了回来。她本人，我的兄弟，姐妹，孩子以及一位姓吴的老太太（我的妻子在阴历二月已经去世了）都被活埋了。不仅如此，就连护送他们的差役也被扔进了火堆里。义和团拆毁了马车，杀死了骡子，连同我家的狗与鸡一起都扔进了火堆里。他们并不把人绑起来，只要有人从火堆里往外跑就会被他们赶回去。这种死法极为缓慢而痛苦，我实在不愿多想。”

“所有教会成员都在同一时间被抓获，除了我哥哥以外。他一直独自销售基督教书籍，当时正好不在家。地方官很清楚这一切，也竭尽所能地挽救自己衙门的衙役，但是他们威胁他说如果他太过分就把他也扔进火堆里。”

“听完这些可怕的故事，我急切地想回去看看究竟这一切是真是假。况且我还得把衙门的马还回去。于是我就一个人继续前进，大约离城10里，一队40人左右的义和团围住了我，他们很高兴地把我认了出来，命令我下马，把我五花大绑并拖进了城里。他们叫来了大师兄，此人原先是个补锅匠，连字都不认识。地方官很快就得知了我的消息，也知道了大师兄要审问我，于是就给他送去了一封十分客气的请柬，约他到衙门来谈谈。他也真的来了。 ”

“然后地方官说他一直严重质疑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义和团，他们究竟能不能像声称的那样不受弓箭与子弹的伤害。现在他建议对此进行测试。‘让你的人念完全套咒语，尽可能地使自己刀枪不入，然后我用枪打你们。如果你们真的没有受伤，那怎么处置姓王的我都不管。因为你们真是义和团，而且我也要加入。否则你们就是假冒的。’大师兄手下的义和团成员都是附近的村民，他想了半天，认为这条建议似乎很公平，因此他表示同意，但不想站在队列里而是单独站在一边，好得知神灵什么时候才真正抵达。他还坚持直到他宣布神灵到达为止都不能开始测试。地方官同意了这些要求。”

“此时已经将近半夜了，但是消息传得很快，全城市民都点着火把与灯笼前来看热闹。城墙上有一座真武观，义和团聚集到庙门前开始为接受测试而进行操练。”

“不少围观者都位于城墙下面，位置很不错。看守我的四名衙役也想好好看看，于是就把我松开了。地方官仔细地下达了命令并亲自监督了火药与子弹的装填。他已经预见到可能会有麻烦，于是召集了两百名战斗专家做自己的警卫，这些人搏斗射击样样精通，待会枪打义和团的也是这些人。 他们一直等待着，直到大师兄喊‘神来啦！’自己也带着枪的地方官随即下令：‘开枪！’四五名义和团当场被打死，六七人从城墙上掉了下去，没有人不挂彩。他们全都跑掉了。”

“然后地方官召见了我，告诉我他之前究竟如何无力保护自己衙门里的差役，还说我留在这里不安全。他给了我20钱银子和一些铜钱，还有一封送往太原府的公文（他希望我到那里去），主要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虽然我现在不要说骑马，甚至连动一动都困难，我还是趁夜色离开了。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总督对于传教士抱有怎样的态度，否则说什么我也不会去太原。”

“走了大约30里路，我又碰上了大麻烦。在一个大村庄里有一大群人怀疑我并相信我是外国人的追随者。他们指控我带着黄表纸剪成的人像和外国迷魂药。于是他们就搜我的身并发现了银子与公文，正是后者救了我的命。这封信把人群分裂成了两部分，有些人喊‘先把他杀了再说’，其他人则说‘他是送信的官差，让他办公事去吧，本来也没有我们什么事。’他们争论了整整半天，还有几位好心人为我说好话，在几乎每一帮暴民里都有几个这样的人。”

“事后我才知道一小帮人私下一致认为，最好让我先走，然后再追上我，杀死我并抢走我的银子几个人平分。我尽可能快地赶了七八里路，这时有人在后面追我，一边追一边喊，让我赶紧离开大路改走小路，因为要杀我的人已经追上来了，个个带着刀枪。这令我很糊涂，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想设计害我。不过他们的态度恳切，所以我顺水推舟在一个路口离开了大路，沿小路进了山。这条路不是马车道而是骡道。我来到一个村庄，恳求他们让我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但他们不想和我扯上关系。”

“但在另一个小村庄，一个老人对我很友好，建议我不要去离这里800或900里远的太原府，而应该去离这里600里远的直隶省会保定府。我在这里呆了3

天，直到追兵都回去为止，然后我绕着这座山走了一段弯路，重新回到大路上。在此之后，我去了五台山下的五台县，护卫我的是村民朋友派来的人。我一个人带的银子要两个人花，因此很快就没剩多少了。 除此之外，在一个叫泰文（音）的地方我又遇到了义和团并再次遭到检查。这一次我讲了一个不同的故事，说我是一个做买卖回家的商人。我已经撕掉了公文，因为这只会令我更加麻烦。 每次我都得讲一个不同的故事，这也没办法。越往前走义和团就越猖獗，于是我决心还是回到山里去。走了120里，来到一个名叫阜平的城市。我当时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不过在汉语里与阜谐音的‘福’有快乐的意思，‘平’则是平安的意思。尽管我弄错了第一个字，我还是在这里得到了解救。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了店家，他劝我用剩下的一点钱做个小买卖。”

“他有一个邻居会炸麻花。我结识了这位邻居，把我所有的东西交给他作为抵押，并和他一起合伙干了两个多月的买卖。这里没有义和团。到了阴历八月，我想我应该动身了。这段时间里我一共挣了一吊半铜钱，还买了许多东西。我没有再冒险前往保定府，我听说那里所有的外国建筑物都已被烧毁，许多教会成员被害。我没有听到有任何外国人遇害的消息。在去北京的路上一名锡克教士兵抢走了我以及我的同行者身上的钱。能与这许多基督徒再次相聚并彼此诉说上帝的仁慈实在令我无比喜悦。”

注——以下是目前已知的在朔平府遇害的传教士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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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联盟的S.A.博松夫妇，N.卡尔森先生，O.A.L.拉尔森先生，G.E.卡尔伯格先生，J.伦代尔小姐，J.英格瓦尔小姐，M.赫德伦德小姐，A.乔纳森小姐。

基督徒与传教士联盟的C.布隆伯格夫妇及孩子。

XXXIV

本地教会的灾难

义和团运动开始时，中国的新教基督徒总数即教会实际成员总数大约在10万人左右，算上一般追随者的话还得增加三四倍。一般追随者即本人尚未受洗，但家中大多数成员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或者对新信仰抱有好感的人。这一阶层是吸收教徒的主要来源。罗马天主教通常依靠家庭成员相互引荐来发展教徒，因此人数还要更多，几世纪以来这一信仰已经在中国广为普及。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已经将基督徒散布向了帝国的广大区域，满洲的新教徒人数比任何地方都多。

虽然这些信徒中有一些富人或者起码说达到小康，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工农阶级。在中国正如在基督教的发源地一样， “福音要向穷人宣讲”。考虑到基督教为人们带来希望，而中国的普通生活水平又如此困苦，这一现象也并不奇怪。

一个十分错误的观点是认为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加入教会的动机不纯，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最起码就信教教会而言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这么说。中国人很会看人，在一个如此密集的社会，任何申请加入教会人员的主要情况都十分清楚地为他人所知。自然各种错误也是免不了的，但是传教士与本地信众在长期实践中已经懂得了时刻警惕的重要性，唯此才能保证教会不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因此吸收信徒的标准也一直呈上升趋势。

应当记住，无论在任何时候以及任何地点，在中国参加类似基督教教会一类的团体都意味着严重风险。面对着无可避免的反教会风潮，加入教会的好处也不在如此具有诱惑力。去年入教的危险刚刚露头，那些动机不纯的入教者就纷纷脱离了教会。

同样应当记住的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基督徒总难免树敌。中国人的老话说入乡问俗。在中国最重要的戒律就是不要做别人不做的事情，唯此中国的法律和圣贤之言才能得到维护。但是中国基督徒从本分而言就一定无法循规蹈矩。他拒绝祖先崇拜，中国真正的宗教。他拒绝为修建庙宇捐款，拒绝参加道教和佛教仪式，也拒绝参与村里为了祈神而举行的戏剧演出。

他与他的家人和氏族在婚丧嫁娶之类的所有重大场合都格格不入，而婚礼与葬礼正是为中国人贫瘠的生活带来世俗欢乐的主要来源。他与许多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在很多问题上都会与他们不一致。无论过错是否在他本人他都会招致许多人的恶意。而且中国人很喜欢记仇，往往会将仇恨代代相传，耐心等待到复仇的那一天，这也正是中国经典反复教导的信条。

在中国，所有针对基督徒的迫害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这些因素，但这一次情况尤其特殊。此前的迫害都是地区性的，比较零散，很少有官方介入。这次的迫害则是皇帝本人亲自下令。像这种连本带利了结陈年积怨的机会可并不多见。

和世界上的其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的整体性使得任何一个局部部分都能更为精确地反映全体。考虑到中国人对于权威的深切尊重，就大概可以想象官方发动的迫害是怎样的情况了，情况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古罗马。中国人的意识里先天并没有要与任命官员作对的观念。每一位中国人都是无意识的宿命论者。如果最高权威下令他进行某种行为，他就会很自然地视之为“天意”并屈身顺从。并非每一个中国人都参与了这场迫害，这一点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一种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力量已经开始在这里扎根了。

各地官员们，有的出于对基督教的深切敌意，有的出于保护辖区百姓的期望，纷纷发布了要求教徒退教的命令。有时他们会下发横幅贴在居民的门上，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是“洋教”的成员，因此可以获得官方的保护。这一计划与圣旨相符，因此会有这么多基督徒掉进这一狡猾的陷阱也就不奇怪了。尤其是在山东，这一陷阱还伴随着极富欺骗性的“暂时退教”口号。在满洲，地方官员们想出了好办法，在地上画个十字让教民们踩过去。许多人不假思索就照办了，庆幸自己逃过一劫，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在山东的一个出名事例中，两位本地神父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为即将退教的众多信众当了替身，承担起了所有罪孽，以期能救下他们的性命。他们丝毫也不打算背弃自己的信仰，但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在他们看来两个人犯罪总胜过整个教会失足。

各种形形色色的退教活动，无论是实际发生的还是仅仅流于形式，都使得教会在一度盛行的地区恢复元气成了微妙而严肃的问题。但是一定要牢记，仅仅在极少数情况下退教行为才会被人当做无谓的形式，通常这都是因为教会领导人宣讲不力所导致的。大量彻底弃绝信仰的事例在各地都有广泛报道，在天主教的庞大信徒群当中尤其如此。但是为了事实起见还是要再明确说明一句，即这也不是毫无反例的情况。

在有些地区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以来一直在风传义和团的威胁，人心早已疲惫不堪。贫民基督徒们如同孤羊面对着步步紧逼的恶狼。因此长期以来的威胁终于成真将他们中的很多人吓得肝胆俱碎，不择手段地试图保护自己年迈的父母不至于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有些基督徒不止一次遭到洗劫，死于非命的基督徒也不在少数。一个下午的时间风暴就能席卷整个地区，使得这个遭人仇恨的宗教连一个活人代表也留不下。“连根剿灭基督徒”之类的口号随处可闻，义和团对这一口号的执行不仅局限于杀人，连连基督徒家养的猫狗家禽之类也不能幸免，他们栽种的树木遭到砍伐，花卉被连根拔起，房屋沦为废墟。一位女士去拜访一户基督徒难民，他们指着屋里一只孤零零的小猫告诉她，“全村的人连夜出动就为了杀这只猫，他们说这只猫要是不死全村都要遭殃。有人捡走了这只猫并送到离那里很远的亲戚家里才救了它的命。”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马太福音 10:34）这一预言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彻底的履行。人人都是间谍和线人，他们知道一切，没有什么能够幸免。人类的一切感情， 全社会的同情似乎都在源头枯竭了。 女儿在自家门前赶走了自己的母亲，说：“你不要来这里牵连我们——找你的外国朋友让他们照看你吧。”即使收藏与基督教相关的书籍衣物或家具之类物品也遭到了绝对禁止，否则就会遭到烧毁房屋的惩罚。近邻往往会邀请义和团前来，带领他们穿过村庄， 指出每一个基督徒住户的家门。然后当他们的物品被人拖到街上贱价出售时，他们还会把这些东西买下来借此嘲弄与侮辱之前的物主。当基督徒蹑手蹑脚回到沦为废墟的自家院落，只会发现自己无处容身—— 家里的东西都归了别人，自己的土地也被村里的寺庙吞并了。

迫害者的残酷以最可怕的形式表达了出来。所有针对外国人实行的暴行也同样施加在了他们的追随者头上。男人，妇女和儿童被砍成碎片扔进河流，从而使他们无法作祟。许多人被活活烧死，从火场逃出来的孩子会被重新扔回去。不过就笔者所知，有一个小伙子曾两次遭到捆绑并扔进大运河并且两次都成功逃脱，他因此保住了一条命，因为这一定是“天意”。有些特别可爱的教徒儿童会得到义和团成员或者其他人的收养，无价的性命得以保全。许多教徒少女不幸被人当做奴隶卖给义和团成员当“妻子”，而正是这些人杀死了所有她家的其他成员。

肉体残害基督徒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了规则而不是例外，行凶者下手之后就任由受害者经受缓慢而痛苦的死亡。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会将受害者的关节脱臼，并将其固定于致残的姿势。

笔者本人认识一位遭到义和团迫害的罗马天主教学校老师，中间人最后安排他用大约三十块墨西哥银元来买命。然而他的父亲对于如此浪费钱财十分不满，连同另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一起在半夜把他的儿子儿媳捆起来用刀砍死了。他们的小女儿被扔在地上踩死了。万幸的是两个小男孩逃脱了性命。当地村民对于基督教没有任何同情之心，但这一惨无人道的行径依然激怒了他们，因此他们拒绝以任何方式协助葬礼的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地方，最激烈的敌意甚至扩展到了那些接受过教会药房治疗的人，或与外国人有短暂随便接触的人头上。在那些遇害者数目庞大，有时会占到教徒总数一半的地方，经常会有人成为替死鬼。另一方面，有一些人不是教会成员，甚至也不是正在接受考察的准教徒，但拒绝放弃基督教教义，从而形成了一群教会之外的烈士，其数量将永远不会为人所知。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许多中国教会将要遭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为此获得了特殊的力量来应对未来的冲突。在北京，通州以及天津最近都举行了严肃的会议，在会上许多教会的领导成员都接近了上帝。威廉.库帕先生对许多山西和直隶教会的访问也有类似的效果。许多基督徒后来作证说，他们因此不自觉地为了即将到来的考验而得到了强化。

熟悉中国人的人都很清楚他们天然的顺从性和氏族性。先前已经提到，在天津和北京所有外国机构的大部分仆人都在意识到危险之后消失了。而在基督徒的情况下恰好相反，他们不只将自己的安全与外国人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很多时候完全可以自己逃走，但是出于忠诚留了下来。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实例发生在中国基督徒面临最严重危险的地方。在山西，总督下发了正式命令，要求义和团杀死所有的基督徒，任何人胆敢给外国人写信一经发现一定会丧命。有许多殉教烈士在临死前几小时里写成的遗书都被本地教徒们冒着极大的风险收藏了起来。这为基督徒的忠诚以及他们遭遇的可怖考验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任何教会总部在迫害中遭到的第一项要求就是交出教会记录，即“洋教”追随者名单。然后教众们就要遭殃了。

不止一次地，已经被遣送离开的仆人在暴乱前夕不顾自己的安全又返回原主人那里，说：“我听说你到晚上要遭到袭击，我想我应该能够在这里帮助你。”他们中的许多人自愿作为信使，不是一次或两次，而是不断地置生死于不顾，许多人都因此被害。当传教士遭到抢劫失去一切时，贫穷的教徒有时会向他们提供自己微薄的银钱，说他们为自己的恩人也只能做这么多。一位教徒这样说：“有我的就有你的。”许多教徒冒着极大的风险为外国牧师和女士们提供藏身之处，还有人更是不辞辛劳地担任了他们的向导，伴随他们完成漫长而危险的逃亡，穿越充满敌意的地区。

一些传教士将大笔银钱托付给有名的本地讲道师，好接济最需要的人。有人因此成为了大约200英镑的管理者，他冒着极大的风险谨慎地使用了这笔钱，协助了很多失去所有、一筹莫展的的传教士。这一类实例有力的佐证了人们对基督教信徒品格的论断，这些人不但是基督教的追随者，也是它的证明。

必须指出的是，提交给沿海地区的内陆外国人经历的报告在当时很受一些人的怀疑，但一段时间后事实证明就连细节都十分确切。并且与此同时那些帮助了外国人的人并不把自己当做英雄来看待。

山西忻州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大屠杀好几个月之后面世的一封信里提到，义和团捉住了一位当地基督徒领袖并押着他前往传教士的藏身之处，要让他亲眼目睹他们的死亡。这个基督徒在明知必死无疑的情况下大声喊叫，警告他的牧师，自己立刻被长矛或大刀所杀。

在河南某村，一个传道者和他的家人被人从马车中全部拖出来。劫匪认为他们的行李不够值钱，于是就把他们所有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全都剥了下来，任凭他们赤身裸体地留在街上。

基督徒面对这些可怕痛苦的方式总会令他们的行刑者大为惊讶。他们无法理解是什么激发了汾州府刘老师的平静勇气，这个高大伟岸的人遇害时坐在他的??房间里冷静地扇着扇子乘凉，等待着即将杀死他的义和团的到来；北京的一位执事穿着他最好的衣服愉快地走了出去，用微笑面对死亡。难怪迷信的义和团会挖出这些人的心以确定他们超越人类的勇气来源究竟是什么。

许多人都相信基督徒能够在井里下毒，把剪纸人像变成真正的外国士兵。这也是中国人对基督徒如此愤怒不已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广泛盛行的说法是基督徒可以在三天之内起死回生，除非采取积极的步骤阻止这一点。因此许多受害者惨遭分尸与焚尸，在特殊情况下骨灰还要用石辊碾压并抛洒到风里。同样的迷信也导致了许多中国人一反常态地拒绝安葬基督徒遗体。一个北京的教徒几次走过自己母亲一直留在遇害地点暴露街头的遗体，但他连触摸一下都不敢。

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传教士在中国都做了什么，他们的工作有哪些成果。他们经常遭到“懒散顽劣”的批评，但现在义和团暴乱已经爆发，我们又得知 “他们闹得乾坤颠倒”。该说法完全真实。现在人们终于可以清楚的感知这种广泛渗透了整个中华帝国的全新能量了。在罗马帝国这一能量被人称作使徒行传，它是唯一足以应付中国巨大弊病的力量。这个命题对于那些阅读中国本土教会受难故事的人将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其他人只是空话而已。

下文中中国基督徒的经历并非只是个例，而是最先为人所知的例子，类似的事例还有成千上万，如果全部编纂起来就连大英百科全书的篇幅也容纳不下。除了若干术语之外，这些故事不需要其他任何解释，其自身就能成为本地教徒忠于信仰的明证。

一个广为注意的事实是，义和团运动的蔓延主要是通过男孩来进行的，这些男孩都遭受了催眠术之类的影响。真正催眠成功的事例相对很少，但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就能在迷信的中国农村造成巨大影响。尽管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国人都声称教育的重要性，在这些地区依然赶不上轻信的力量。

在许多地方，义和团运动的有害影响人所共见，往往令义和团宣传声誉扫地。在一个实例中，一个15岁的小伙子充满了杀意，竟然攻击他自己的父母，令全村为之惊惶，并导致当地义和团的解散。有时易感儿童受到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会不分时间地点地进行义和团操练。这些事件令许多反思的中国人恐惧于他们所触发的未知影响。当他们将义和团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现象认真加以考虑后，有理由相信很多人都会得出结论：假如“魔鬼附体”是真实存在的现象，那一定就是这种事。

有必要解释一下之前频繁提到的“义和团坛口”，坛口并不是指礼拜的地方，一堆石头，甚至也不是一张桌子，而是表示义和团组织本身的整体存在。坛口的领导者是“大师兄”，这里是操练的总部，烧香烧纸祭祀偶像的神台。如果烧纸的火焰很高则受审人无罪，如果火焰微弱摇曳则有罪，必须立刻斩首。在所有这些仪式中进行欺诈的机会是显而易见的。

在与义和团教派的兴起和蔓延相关的许多奇异现象里，最奇异且最无视中国世代习俗的就是伴随义和团产生的“红灯照”组织。这是由10-20岁少女组成的组织，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姑娘一般都会被家人精心关在家里，现在她们却公然违反礼数走上街头，暴露在贫富交杂的公众目光下。

成群结队的女孩会被带到寺庙里，交由低贱卑劣的男性义和团头目管理。操练一段时间后就加入义和团并参加公众游行。她们的制服是全红色的，身穿红衣，脚踩红鞋，头裹红巾，手拿红旗。她们接受的训练与义和团男孩很相似，男女不限的义和团头目会对她们重复念咒并将她们催眠，然后她们就会充满拿起刀剑火枪去作战的狂热。

据说这些女孩拥有特别的力量，能腾云驾雾，分辨出藏有外国人及其支持者或基督徒的房屋，她们能从云头降下除了上述人等不会伤及他人的烈火，还能将敌人的铁甲船烧成灰烬。

在骚乱和打斗最暴烈的几周里，一到傍晚就会有几百名无知轻信的人们集结在村庄外观看夕阳西下。凝视着这一轮光盘会在视网膜上留下印记，一段时间里无论看什么中间都会有个红点。这就是所谓“红灯”的魔力。到处都能听见有人在兴奋的呼喊：“这里有两个！” “我看到三个！”“北边有一片！”火烧云也成了超自然的现象，人们会互相耳语：“红灯照的威力果然了得！有红灯相助我们一定能杀尽洋人！”

这些中国人的迫害故事很可以用以下这段引人注意的证词做结尾，这段证词表现了中国基督徒的相对素质。证词来自纽卡斯尔教会大会的文件，宣读者是当代最有成就的女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毕肖普夫人，她在旅行之初并没有多少传教的兴趣，最后却全身心投入到了这项活动中，并且第一手了解到了提升东方男女的努力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到处都能遇到通常来说规模极小的团体，其成员都是因为弃绝了祖先崇拜和与偶像崇拜而遭受到社会排斥的人，因此自然而然地结成了弟兄，很像中国世俗社会里称为行会的强大组织。这些教徒过着纯洁和诚实的生活，他们对圣经知识如饥似渴，为基督教的目的慷慨克己，这么急于维护兄弟的纯洁，以至于败坏了哥林多教会的种种恶行在中国完全不可能出现。最重要的是，每一位真正的教徒最后都成了传教士，正是这种传播教义的精神保障了未来的希望。在与亚洲人生活了八年半之后，我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圣灵塑造中国教徒以及众多中国殉教烈士所用的原材料是最为上乘的。”

XXXIII

值得注意的经历

加拿大长老团，河南以北*

詹姆斯.A.斯里蒙牧师应笔者之邀口述

在春季的河南开始的麻烦看起来似乎只是地方性事件，起因是我们已经忍受许久的干旱。三种农作物接连歉收。早在3月各地就开始发生骚乱。其中一些相当严重，涉及到了民众与军队之间的冲突，双方各有伤亡。到了6月问题变得非常严重，每天都有关于成群饥民闯入粮仓并劫夺富户的最新报道。总督在所有集市城镇派驻了小股民兵，但根本无力维持秩序。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拒绝惩罚任何被指控偷粮食的人，说惩罚饥民毫无作用，而那些失去粮食的人应当为自己为困难的邻居提供了帮助。

6月15日，我们吃惊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天津的电报让我们“往南逃”。我们也得到了两个比利时人在保定府遇害的消息。由于接连几周没有从天津获得任何可靠的消息，我们对于那边的事态一无所知，也不想在不知道理由的情况下抛弃我们的教区。我们一直在焦急地等待信件，但一封信也没有来。

与此同时，我们给詹姆森先生以及英国福公司的人去了信，他们曾经路过我们的镇子前往怀庆府。詹姆森先生的回信中说，他不认为有理由逃跑，因为他没有从他在天津或北京的代理人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如果问题非常严重他可以依靠他们报信。但为了安慰我们他补充说，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动身他会把自己的一切交由我们处置——武器金钱之类，还有他本人以及里德先生和费舍尔先生的服务。

6月19日，我们得到消息称位于直万（音）的朋友遭到上千暴徒的围攻。麻烦的起因一个女人宣称她看到麦肯齐夫人在二楼窗口附近作法，将云彩从天空抹去。麦肯齐夫人当时正在她的新房子里擦窗户，从外面看来的确很像对着云彩做动作。暴民围拢了两三天，但似乎缺乏一个领导者。当地官员答应提供帮助，但首先他们试图向我们的朋友们借一批步枪以及其他武器，从而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个不怀好意的请求遭到了婉言拒绝，一并遭到拒绝的还有提供几千两银子“来为士兵购买武器”的请求。

从这一刻起至24日，局势开始越发危险。我们的票号拒绝继续向我们付钱，尽管我们账面上还有不少钱。我们听说了义和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不同的城市冒头，并逐渐接近我们所在的地区，直到24日几个义和团师傅抵达了这里并成立了一座义和团学校。这个义和团组织分支的座右铭是“杀尽洋人，再反大清”。

6月25日，我们收到了消息，我们在彰德府与直万（音）的朋友已经决定动身逃跑了。他们打算一起逃到济南府，这似乎是最佳路线。后来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因为他们发现租不到马车，穿越直隶省的全程也没有人陪同，还没有??便捷的通信手段与山东总督保持联系。我们的朋友们之所以走这一步是??因为另一通电报称大沽口炮台已经被联军攻克。我们当时就知道一定会有麻烦。于是我们派出三位使者，一位去找杰姆逊先生一行人，约定和他们在黄河碰头，另一个前往卫辉府找当地知府，第三个去找许县县令。我们害怕衙门彼此推诿耽误我们的大事。

我们从知府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帮助。不过县令承诺派人护送我们。但他拒绝为我们的房子负责，他说在目前的状态下不可能保证保护我们的财产。

27日的局势最为黑暗。我们收拾齐全了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但是看起来好像

我们要趁夜色逃生，除了自己拿得了的东西什么也不带。原本同意运送我们的车夫反悔了，不肯靠近我们，虽然我们提供了高于平时四五倍的车费。我们的仆人全都十分恐慌，因为我们听说有一帮亡命徒计划在我们离开我们的住地之前攻击我们，在小镇的另一头还有一帮人打算趁我们离开后下手。

那一夜我们全都没睡觉，之后的几个晚上也没有，但那一夜尤其特殊。我们一直努力为仆人们壮胆，还试图鼓动我们在当地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出面为我们撑腰。我们叫人——我们的老师（一名秀才）——和其中一帮人的头目见面，软硬兼施地说服他们让我们和平地离开。另一位朋友应对另一帮人也有类似的表现。但我们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我们没能搞到马车，因此身上什么都没带。

28日拂晓，虽然这令我们摆脱了恐怖的夜晚，但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在原定的出发日期解决不了交通工具的问题。我们派人不惜任何代价到邻近的乡镇解决马车问题，因为他一直没有回来，我们担心他没能完成任务。领我们长出一口气的是，他带着四辆马车赶了回来，而我们正在假装吃早餐。没多久我们就将箱子和被褥装上了马车。

有一件事迫使我们相信天命的存在。正当我们几乎就要装车并面对在大门周围聚集的暴徒的时候，指挥我们所在乡镇民团的军官恰巧剿匪归来，押着许多囚犯。在我们的要求下，他拜访了我们，我们说服他派遣一些他手下的护送我们几英里。这令暴徒们不知所措的，看起来这名军官是有人特别安排来保护我们的。而事实上他所押送的囚犯也向暴徒们表明他不只是装门面而已。

整个乡镇的居民都聚集在一起看着我们离开，从我们的房子到城门，沿线街道整整挤了三四层的围观者。但我们所有人都安静地离开了，走了几英里后我们的特别护送人员将我们转交给了县令派来的四个人。我们的第一站是卫辉府，一到地方我们就向当地军政官员递交了名片，此外也向晚上前来拜访的杰拉德神父递交了名片。我们向他解释了目前的局势并邀请他与我们同行。他回答说如果他的主教不批准他就没有权力这样做，如果主教决定牧师们驻留岗位已经不再安全，他们在山里已经准备了避难所，教徒们都已武装起来，足以抵御一支军队。

军官及时赶到并驱散了围拢客栈大门的暴民，我们的护卫人员这时已经控制不住他们了。当地士兵驱散了他们，下半夜再没出事。第二天我们在新乡县停下吃了一顿午饭。在这里我认识很多人，于是我们住进一家客栈，客栈老板和我有着多年的交情。我们在客栈呆了有一个小时左右，老板就告诉我们一批义和团成员一两天之前刚刚来到这里，其中有几个人刚才还来打听过我们，询问我们的目的地之类的信息。我们立刻向当地官员递送名片并请求他提供保护。我们得到的唯一结果是该名官员不在家的回复说辞。我们在衙门里的消息提供者立刻得到命令要马上把我们赶走。我们动身时满心以为义和团的人会来追我们，但是直到晚上再次投宿住店的时候我们都没听到任何关于义和团的消息，从那里开始“义和团”似乎就成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词。

第二天30日，我们到达原武县，一个相当靠近黄河渡口的地方，我们原定在这里与杰姆逊先生一行人碰头。地方官员在我们入住的旅店门口布置了强大的兵力，我们在里面过的十分安稳。

到了晚上，杰姆逊先生派来一位骑马的使者，他的到来领我们大为宽心。使者带来消息说，杰姆逊先生一行人有很多护卫，随行带着很多银子和几根火枪。

第二天是7月1日星期天，我们在黄河岸边等待了杰姆逊先生两个小时。当他们到达时，我们发现他们全都身着中国服装。武陟县——他们的上一个停靠点——的居民对他们十分无礼。县令不仅宣布除非他们换上中式服装否则他不能为他们提供保护，还强行索要走了他们一大部分的行李。这些中式服装不仅起不到伪装的效果，而且还似乎格外强调了他们身为难民的事实。那些官员要么是想羞辱他们要么是想搞恶作剧，因为他们看上去十分尴尬而笨拙。

我们刚刚来到黄河南岸，就看到了抵达北岸的张德福和朱旺（音译）一行人，所以我们就停下来等待他们过河。我们现在人数众多，主要有以下人员：朱旺一行，麦肯齐夫妇和一个孩子，莱斯利博士和夫人，麦金托什小姐与道小姐；张德福一行人，戈福斯夫妇和三个孩子。派克小姐和华莱士博士小姐，格里菲斯先生和胡德先生；辛辰（音译）一行人，米切尔夫妇，斯里蒙夫妇和一个孩子；英国福公司，杰姆逊先生，里德先生和费舍尔先生。传教士的护卫人数很有限，但杰姆逊先生有骑兵护送，还有一名朝廷下级官员随行，他很擅长与沿途地方官打交道，安排当地护卫与住宿一类的事宜。现在我们和义和团之间隔了一条黄河，因此我们第二天早上动身时精神状态普遍都很好，唯一的例外是斯里蒙夫人，她开始为她的宝贝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心，旅途劳顿已经使这个孩子出现了身体崩溃的迹象。

杰姆逊先生在当天早上有了一个好想法，他派人骑马前往开封府发电报，将我们的方位通报给汉口的英美两国领事并要求援助。信使来去各要走70英里，还要赶上每天前进30英里的大部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杰姆逊先生从来不是会被困难吓倒的人，这件大事也完成得很好，代价是失去了一匹结实的小马驹，我们到达樊城之后它就死了。事后证明电报的发送是明智之举，因为我们的朋友长期以来第一次确切得知我们还活着，这使得我们的领事可以要求张之洞为我们提供急需的援助。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在黄土地区赶路时饱受酷热的煎熬。太阳灼烧着道路，路面如同烤炉一般。而且路面还位于当地地平面三四十英尺以下，因此一丝风也没有。到达乡县以后我们发现格雷斯夫妇还在那里过着看似和平与宁静的生活。他们惊讶地得知我们正在逃命，还邀请斯里蒙夫人和我与他们同住一段时间，让孩子调养一下身体。孩子这时确实病得很厉害，我们也很有心冒险接受邀请。但当晚午夜格雷斯先生来到我们的客栈并告诉我们当地教徒和朋友强烈建议他们加入我们一行，他们决定听从这一意见。本来他们可以成行的，但后来发现找不到马车。他们打算在白天动身并试图赶上我们。后来我们听说他们取道周家口进入了安徽省，一路上的遭遇十分悲惨。

我们现在正接近南阳府的地界，这是一路上我们唯一认真地预料会有麻烦发生的地方，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很有根据。 7月7日，我们来到位于南阳城30里以北的新店。我们本来打算在这里过夜，但来了之后才发现没办法为所有人到找到住宿之处。杰姆逊先生本着一贯为妇女儿童着想的体贴作风，决定再紧赶几步路到南阳城里投宿。他很清楚这里有多么危险。

在这里我想说，杰姆逊先生一行人履行了他们高尚的承诺，包括他在内的每个人都竭力为我们服务，不仅在客栈把最好的房间让给我们，还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给养，当他们得知我们的朋友断绝给养后毫不吝惜地让出了最后一罐牛奶。他们提供了我们所需的全部银两，没有这种帮助我们根本不可能一路走下来。杰姆逊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领袖，这令我们大为宽慰。我们放心地将一切都交给他办理，因为他有能力兼顾旅途中的一切细节，不管是会见官员，联系每日当地护送人员，安排旅店，以及此类等等上百件琐事。他看起来从不会担心或焦虑，每天都会用乐观的言语鼓励每一个人。

趁天明离开豫州的时候，戈福斯先生的仆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之后其他几批人也和我们分开了。这使得一大队妇女儿童安全错过了我们在沿途村镇碰上的一个求雨游行行列。当时杰姆逊先生和他的朋友们骑在马背上，在我们的马车前方500码处前进，突然他们发现200多名武装人员包围了他们，把他们陷在人群当中。求雨者的头上都戴着绿色花环，身上挎着大刀，他们正要到当地一座著名的寺庙求雨。一看见外国人他们立即一拥而上，高声大叫：“赶走雨水的洋鬼子来啦！”一个领头人提议立刻把他们全都杀死。我们的朋友花了10分钟竭力说服人群相信这种尝试很危险。与此同时我们后面的人也来到了人群的外围，知道了他们正在求雨，我们没有停留，立刻转过头来沿着第一个路口前进，结果这是一条无头路。我们的马车以及车上的货物正对着大街，完全隔开了我们与路过的暴徒，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外国妇女就在他们身旁。穿镇而过之后，我们找到了杰姆逊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他们都十分担心我们的安全。

我们天黑后抵达了南阳府，在城里搜索了半天之后终于只得分别住进几家条件恶劣的旅店。但事实证明这一点也对我们有利。我们从南面接近旅店，从而避开了那些在北边等着我们的人。我们提出与地方官见面时得到通知，这位官员会在第二天早上8点见我们。苗头看起来很不好。午夜时分，一个信使从新店赶来，说他们一行人所在的客栈遭到围攻并寻求帮助。我们试图求见那位地方官向他求援，但只得到他派出几名步兵前去平息事态的承诺。杰姆逊先生看到向官员求助徒劳无益，就将他的骑马护卫派了一半过去。

我们的一些仆人告诉我们，4英里之外的罗马天主教徒已经被包围在了他们的堡垒里面。此外还有一名士兵被斩首，原因是他对官员的命令理解得过于机械，在试图驱散围攻人群的时候打伤了其中一人。我们还了解到，有人已经制定了要将我们全部杀光的计划，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让我们等到第二天早上8点。

意识到了我们的危险，我们立刻把疲惫不堪的牲畜再次套上马车，凌晨3点就动身前往新业县，到达之后派去新店帮忙的骑兵也赶了过来，向我们通报了那边的情况。我们的朋友一直在与围攻者谈判，对方索要一大笔钱。他们在客栈等到8点，希望我们能来帮忙。断绝了这一希望以后他们离开了客栈并惊讶地发现城镇居然如此安静。

到达城门时他们刚刚松了一口气，立刻又陷入了恐慌，因为数千暴徒正在外面等着他们。两百余人等在道路两旁，等到最后一辆马车通过城镇的时候发动了突然袭击，我们的朋友们跳下马车，冲他们的头部发射了几发左轮子弹，试图把他们吓跑。莱斯利夫人由于旅途劳顿耗尽了体力，躺在车上下不来，莱斯利博士试图保护她，结果受了重伤。除了大量皮肉伤之外，他的右手腕和右腿穿都受了深可见骨的刀伤，两处的肌腱都被切断。戈福斯先生的头部也挨了几下严重的刀伤，杰姆逊先生身边的两个人也因为英勇作战而严重受伤，事后证明

都是致命伤。当我们的朋友离开马车之后，暴徒就立刻砸开箱子，箱子里的财物立刻就让这帮武装团伙忘记了原来的计划，因此我们的朋友最终才能逃生。

一天之内，他们都回到了大路上并??设法搞来了空马车，然后接着赶路。他们失去了一切，但谢天谢地总算保住了性命。第二天天亮的时候那个迷路的仆人赶上了我们。他为戈福斯先生工作，所以我们给了他25两白银并让他去找自己人。

我们加紧赶路直奔樊城，约中午时分赶到湖北省边境并遇到一队精干的士兵，他们是奉张之洞的命令从襄阳府出发来接应我们的。我们心中立刻充满了感恩之情，因为我们意识到真正到位的帮助终于来了，我们终于脱离了险境。到达樊城之后我们发现所有能为我们带来安全与舒适的安排都已到位。我们在这里等待我们的朋友，他们在19号夜晚抵达。他们的情况很糟糕，尤其是是可怜的莱斯利博士，他不得不在马车底部躺了3天，自从珍妮.道博士从自己剩余的衣服上撕下布片当绷带为他的伤口进行了初步简易包扎以来，这些伤口一直没有得到处理。

第二天一整天我们都在为他们置办旅行用品。杰姆逊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为男士们提供了内衣，而女士则只能先穿中式服装。我们可爱的小埃莉诺在11号去世，只活了短短9个月。虽然我们的悲痛难以言喻，但我们也十分庆幸她能坚持到樊城，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将她安葬在汉口的英国公墓了。

我们顺着汉江来到港口，两天以后美国领事馆派来一艘汽轮把我们接走了。

21日到达汉口之后我们直接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结束了这次为期24天的旅程。

英国浸信会传教团，山西。

毓贤担任山西总督之后，义和团在全省各地迅速蔓延。

5月时我们与沿海地区的通信被切断，因此没有收到那边的汇款。大约在6月21日左右法新先生从太原府给忻州迪克逊先生写信，说皇太后已经下旨要诛灭所有外国人，并且补充道：“如果这是真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并无畏惧。如上帝意旨如此我将会欣然接受死亡。”看到这封信之后，迪克逊先生对自己的传道师赵先生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从6月23日至25日，忻州城里距离教会不远的地方举行了盛大的祭祀财神仪式。来了一大群人，很快教会门前就聚满了鼓噪的暴徒。 我们向府尹请愿，他一开始答应派警卫过来，但是一直都没人来。

等到北京发出的上谕电文为人所知的时候，我们又向府尹进行了一次请求，并威胁他说如果不予许可我们就要上报总督。府尹的答复是：“告诉那帮外国人，告到皇帝那里我也不怕！”

义和团对各地本土基督徒施暴的报道纷纷传来，于是我们派出一名使者带着信件前往太原去找法新先生。到达太原之后使者发现许多教会房产已经被毁，其他的也都已经空无一人。他赶紧回来报信，迪克逊先生意识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危险，召集传教团全体成员讨论之后决定立刻逃跑。他一行共有8人。

带上了食品，衣服，被褥以及一些钱之后，他们于清晨动身，赶了30里路才停下休息。这时他们得知，他们离家两小时后，总督的命令下达到地方官员那里，命令他们摧毁外国人的房子并杀死所有外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决定立刻继续动身前往预先选好的藏身地点。

离开村庄后，狄克逊先生遣送走了忠实的传道师赵先生。他坚持不肯离开，最后听到他可以为其他外国朋友报信并提供可能的帮助时才勉强被说服。这是一场悲哀的离别，但也彰显了那些很快就将置生死于不顾的人们的勇敢精神。迪克逊先生说：“就算我们全部遇害，没有一个人逃脱，将来也会有更多的人来接替我们。”狄克逊夫人谈到她的四个孩子可能会失去母亲的照顾时说，“上帝一定会为他们带来许多朋友的。”

这位传道师10月份返回山西，并得知了这一行人的故事的剩余部分。

在当天傍晚，他们到达了刘家山，当地一位基督徒在山洞里安了家，他们指望能在这里为自己准备一个洞穴作为容身自保之所。

他们在这里不受干扰地过了二十天，然后义和团就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并派人前来拘捕他们。由于村民们都逃跑了，他们没能抓着人。几天后一位代表领着士兵来找他们，通过承诺将他们安全护送到沿海劝他们返回了忻州。这时他们的粮食供应已经耗尽，已经饿了整整5天。

抵达忻州以后，他们被带到了衙门。府尹问他们在银行有多少钱，知道了以后就把这些钱全都提取了出来并据为己有。

传教士们被人扔在监狱里呆了16天，只能吃到最低劣的监狱口粮。8月7日，毓贤总督的代理前来监督总督意志的执行。

两天后，他们被人押出监狱，坐上4辆马车并被告知他们即将前往沿海。抵达东城门之后，传教士被人强行从车上拉了下来，并剥去了所有衣服。然后义和团和士兵一拥而上砍碎了他们的头。他们的尸体被拖出城外扔在河边，饱受当地村民的侮辱。后来一位与迪克逊先生交好的当地秀才领袖买来席子裹起尸体，并雇人将其埋葬在城墙脚下。

大屠杀后，当地最高军事官员前往传教团的房子，拿走了他想要的一切，然后就放任士兵与民众进去抢劫。

中国内地会，河南.*

* G. W.吉尼斯博士一行。

河南长期的持续干旱使得民众十分躁动不安，随时可能上街闹事引发骚乱。北边逃过来的传教士警告我们这些位于赊旗店的人马上逃跑。

7月8日星期日，一大群人聚集礼拜集会的地点附近，看着基督徒四散离去。虽然没有爆发冲突，但是情况已经很明显，我们必须加快我们的动身筹备工作。

第二天早晨很早的时候，街头再次挤满了暴徒，显然意图不良。我们不能上街，但我们的箱子都顺着邻居院子的墙头递了过去，随后我们也爬梯子翻了过去。此后不久暴徒就开始冲击我们的前门。我们的老师吓得脸色苍白，他说：“我恐怕你们会碰上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那座房子的房东带领我们前往客厅，在其中的一个角落有一架梯子通往阁楼。他吩咐我们“赶紧上去，千万别动！”

我们就这么躺在那里躲着，听着暴徒的吼叫以及随后木料倒塌石材落地的轰响。暴乱已经毫不客气地开始了。四周热得吓人，没过多少时间我们就听到了火焰噼啪作响的声音，看到我们的住宅燃烧升起的烟雾。突然人群一阵兴奋！暴民发现了我们翻墙的痕迹并且跟着来到了下方的房间，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每一个声音。 “宰了洋人！他们一定在这里！顺着梯子上去！”

几句口角后他们被劝走了，但是很快又回来了好几次。他们爬上屋顶，并通过五个窗口往里看，但我们站在窗户之间，平靠在墙上。一次两个男孩看见了我们并立刻报信。暴徒们立刻赶拉回来，万幸得是又被房主哄走了。

早上7点到晚上8点就这么过去了。夜色的降临使我们终于放松下来。有一位女士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她一个月大的婴儿可能会哭出来并暴露我们的所在，那样的话一切就都完了。我们在沉默中祈祷，上帝听到了我们的祷告，令那孩子从早晨到天黑都一声不出。一壶茶从下面递了上来，那位疲惫的母亲终于可以解渴了。

然后房东来了，说：“别耽误！跟我来！”我们下了梯子，穿过庭院进入一个存储粮食的房间。一大堆粮食顶上放着一把凳子，我们踩着凳子翻过活门钻进了顶部的阁楼。凳子被撤掉了，门也关上了，所有关于我们所在位置的踪迹都消失了。房间满是灰尘和杂物，但在接下来漫长的四天里这里成为了我们的安全避难所。

第一夜，我们离开阁楼前往另一座房子，那里有马车接应我们。但是这时衙役再次出现在房子的正门要进来搜查。我们赶紧顺着梯子爬回去，他们的搜索再次徒劳无功。第二天早晨，暴徒们回来完成了我们房子的拆除工作。他们破口大骂了一整天，破坏房屋的噪音震耳欲聋。到了晚上，我听到两个人在我们的藏身之处附近堆积木材，想放火把我们熏出来。但他们并没有点燃房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讨论新的逃跑计划。每天白天都会有一批新人来抓捕我们。我们的房东在星期四中午突然出现并叫道：“快跑！他们拿刀杀你们来了！”

不到两分钟我们所有人都跳下活门，翻过院墙回到了我们已经成为废墟的原来住宅的花园里，站在炽烈的阳光下。很快，一个人跟着我们越过院墙，不过没看到我们，于是喊道：“他们不在这里！”我们很快就安全地再次回到我们的阁楼。

那天晚上下雨了，我们抓住机会逃到了附近一家大字号，藏在房子顶部的金库里面。这间房间很小也很黑，只有一个18英寸高的窗口。我们在这里住了12天，守卫我们的是一名字号的伙计，他身上带着刀枪和好几个沉重锋利的铁销子用来当做投掷武器。

在我们躲藏在此的最后一天清晨买到了马车，我们乘车出城8里来到河边，一条小船与4名护卫在等待着我们。这条船被各地巡查官员搜查了不下12次，但我们一直没有暴露。

我们和我们的护送人员在狭窄的船舱里呆了13天，直到我们安全到达汉口为止。我们向护送人员支付了他们应得的酬金之后就解雇了他们。此时我们衣衫褴褛，肮脏不堪，身上的衣服已经穿了一个月。但我们依然心存感激，感激那从不抛弃信徒的至高者护佑我们平安脱险。

中国内地会，山西*

*奥格伦夫妇的故事

奥格伦夫妇一年前刚刚来到山西西部的永宁。当地官员非常友好，其中一人曾在私下里询问奥格伦先生如何求雨，因为他的祈祷词没有作用。长期干旱已经使百姓躁动不安起来。

义和团在6月中旬来到城市。他们迅速招募新兵，很快一名守卫就奉命前来教会抵御义和团。官员建议奥格伦先生带上家人远离这里。他们的仆人也开始各奔东西。

有一天，有人敲着锣走上街头，警告人们外国人下过毒的水井。当天城市里的主要泉眼变成了红色。这位官员不敢在白天接见奥格伦先生，但他派师爷趁夜色来到教会给他们出主意。最后他们请求这位官员为他们的旅途提供资金，因为他们自己的沿海资金供应被切断了。这位官员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他还愿意照看教会的房子。

那天晚上收拾行李的时候，他们在院子里的树上发现了一名正在监视他们的间谍。7月13日日出以前，奥格伦夫妇和他们年幼的孩子乘坐轿子前往80里外的黄河，向汉口进发。他们得到了一位随行护卫，县令还事先在河边安排了一条船。河边有许多充满敌意的示威人群，但这位官员亲自出面把他们都遣散了。两位士兵跟着他们一起上了船。

黄河水流湍急，他们脆弱的小船随时有倾覆的危险。他们航行了500里东关，距离山西，陕西和河南三省交汇之处的潼关还有一半距离。在这里他们听说几天前此地有一批外国人遭到谋杀，行凶者将他们的尸体扔进了黄河。如果他们继续顺流而下很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

他们决定过河进入陕西，很快就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八十岁高龄的地方官，与永宁官员交情甚好，对他们也很友善。他在河对岸的山西省有一片农场

在山西，他提出将他们送到那里去，这样口粮问题可以解决，而且他们可以躲在附近的山洞里，直到局势平息为止。有一位士兵告诉这位老年官员，他们的任务是把外国人赶出山西省。于是这位东道主为两位士兵置办了一桌酒席，并说服他们离开。他很快就打发这两位难民上了路，还派了仆人护送他们过河。

这一路只有10里远，但他们刚走到一半就遇到了强盗，抢走了他们身上所有的钱的大部分衣服，只留下一百块现钞。到达早上刚刚通过的渡口之后他们叫人回去向那位老官员要钱，并在那里等了足有四天。钱款送到之后他们抱着孩子缓慢地向农场步行前进。第二天他们到达了农场，但租户对他们并不友善。起初他们拒绝提供食物，后来也只给了一点点。强盗又来了两次，最后一名农夫的儿子眼馋毓秀为每一个外国脑袋开出的百两白银赏金，威胁要抓住他们。

这迫使他们离开他们的藏身处，再次北上返回永宁。这一路走得很不容易，沿途基本没有住户，但万幸的是还有很多好心人，因此他们每天起码还能吃上一顿饭，晚上也有睡觉的地方。

几天后，他们来到了黄河的一条支流，他们必须徒步涉水过河。一位老者带领他们渡过激流并让他们在他家休息到第二天。之后当他们接近关口时遇到了一大群人，随后又来了一名巡查官员，此人已经得到命令要把他们驱逐出山西。这位官员有好几次都想杀他们，但最后还是把他们送过黄河交到了义和团手里。

第二天早晨，奥格伦先生被人押送到一位义和团大师兄面前。奥格伦夫人可以听到他祈求饶命的声音，然后是念咒的声音，咒文内容是询问神灵是否饶他们活命，接下来是一阵高呼，她以为他已经死了。

后来有人把她带走了，告诉她她和她的丈夫将被发送到永宁，但她不相信她的丈夫仍然活着。她当天晚上在一个山洞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们赶路的时候遇到一队义和团成员，她的向导立刻消失了。义和团冲到她面前好像要杀死她，但他们只是下令她快滚，她迅速离开了。

当天下午，她在一片树荫下歇脚，许多妇女聚集在她的周围。她们非常亲切而富有同情心，为她本人与她的孩子提供了食物。到了晚上，她得知河对岸有基督徒，于是就渡过河去，差点就被河水冲走。结果她没有发现朋友，只有敌人。他们给了她一点水就把她赶跑了，她与他的孩子只能在露天地过夜。两名基督信徒在夜间偷偷来到她身边，把她领到一个山洞里，但因为义和团的存在，他们也做不了什么别的。

到了早晨她又一次渡河，但很快就被义和团看到了。他们拔刀挥舞把她赶进了当地一座寺庙。 村长出面把她救了下来，还给了她一些食品与衣物。第二天

他派人护送她前往大宁，义和团一路跟在后面，满腔怒火，几乎就要忍不住对她出手。到达大宁之后她就进了监狱。狱卒人很好，从牢门的洞里给她递送了一些食品，水果和钱。

第二天早上，她被带到县令面前跪下并讲述了她的故事。县令态度和蔼地告诉她说她的丈夫还活着，很快夫妻就能团聚。然后有人把她领到后院，因为县令的妻子想要见她。县令夫人来到阳台上，并扔给她几百元钞票。那天晚上，她听到她丈夫叫她，他正通过门孔朝里面说话。第二天早晨，他们搬进了衙门里一个舒适的房间，她可以在那里料理他的伤口，为他烹调食物并听取他如何逃生的故事。

当时他来到义和团大师兄面前，先挨了一顿训斥，说他的歪理邪说败坏了百姓，然后义和团的成员就把他围住了。他们残酷地对他又踢又打，嘲笑他“快向耶稣祈祷吧！”

他们把他押到河岸要杀死他，刀剑与长矛不住地落在他身上。由于不擅长使用武器，他们没能造成致命伤。最后他跳进河里，虽然他的手绑在了一起，但还是挣扎着逃进了黑暗之中。第二天，一个基督徒农民为他提供了食物和金钱。得知他的妻子在大宁后他强忍伤痛向大宁进发，一路躲避着义和团与其他人的注意，直到他进城为止。遭到义和团追逐的他逃进了衙门里并得到了衙门官员的庇护。他的伤势很重，头部、颈部以及肩部多处都有刀砍矛刺的伤口。

此时已经到了8月底，两天后当地官员为他们准备了两头驼着木质行李架的驴，并将他们送往蒲县。他们途中遭到了义和团袭击，但他们的护卫把义和团赶跑了。他们原本可以到达平阳，但是上面下来了命令要把他们押回大宁。

这段旅程对他们来说十分痛苦而不适，一路都没有食物。有一次过河的时候她的丈夫还不慎失足。但他们最后还是到了。他们再次被投入监狱并得到了食物。此时孩子病得很厉害，但有人买了一头奶牛，他们因此有了牛奶。害虫在肮脏的监狱里十分猖獗，奥格伦先生发烧越来越严重。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祈祷。

他们在这里一直待到10月初情况才发生转机。上面下了命令要镇压义和团并将所有外国人送到平阳并集中转送到沿海。一路上他们有时坐二人抬的椅子，有时坐骡驮轿，都是各地官员提供的。

抵达平阳之后他们得到了当地官员最有礼貌的接待并入住了当地原来教会的一处房屋。这处房子几乎彻底成了废墟，但还有两间可以用的房间。几天后，奥格伦先生伤势恶化并于10月15日去世。中国人很好心地帮忙埋葬了他，许多幸存的基督徒前来慰问他的遗孀。

不久后男婴的病情也恶化起来，但母亲又弄来了一头牛，在营养品的调理下孩子重新恢复了健康。10月下旬她遇到了麦基先生，查普曼小姐和薇小姐。她很可能是唯一一个留在山西省并挺过这场风暴的外国人。12月初她生下了一名女儿。又过了一个月这队人马在护送下向南穿过山西、河南、湖北到达了汉口，旅行共计6周。

张家口至恰克图*

*詹姆斯.H.罗伯特牧师应笔者之邀口述

1900年6月6日，马克.威廉姆斯牧师J.H.罗伯茨牧师急忙离开北京前往张家口，以帮助美国外事专员局的W.P.斯普拉格牧师其他成员对付义和团。和我们一起的有在张家口从事医疗工作的医生V.C.默多克小姐，以及家人位于张家口的卡尔.G.索德本先生。通过宣化府之后，我们说服朗魁斯特先生一家和我们一起走，因为许多义和团成员已经出现在了这个城市。

6月10号我们到达了张家口，一群嚎叫不止的暴徒堵住了我们的门口，数百名成年男子和男孩赶来围观我们的房子着火燃烧。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有官员赶来将暴徒驱散，但他们在傍晚又返回了原地，局势变得如此危险，以致我们不得不用枪指着人群。老天保佑这的确震慑住了他们。

到了晚上我们送走了所有和我们一起的中国人，第二天拂晓我们就逃到了当地满族将军的衙门里面。我们一行共6人，包括斯普拉格女士与爱恩小姐。我们请求获得一天的保护以及一队护卫送我们去蒙古。当天下午，一群暴徒聚集在衙门前。将军试图把我们送到城市的另一部分，但我们拒绝前往。日落时分，我们和行李都转移到校场角落意见有点霉味的房子里，然后门就被锁上了——此刻真正是生死凭天意——但午夜过后，我们还是踏上了穿越长城前往蒙古的旅程，随行的还有一大队士兵。

我们发现蒙古人里也有不少义和团，因此我们没有落脚的地方。在张家口西北50英里的哈拉奥苏（音），我们与拉尔森先生，索德本先生，朗魁斯特先生以及他们的家人会合，他们此时住在帐篷里并准备动身去库伦。斯普拉格先生折返回了张家口，并从当地一家中国票号把我们的存款都提了出来。他带回了A.L.法格霍姆先生，他之前试图前往沿海但是没有成功。罗伯特先生也回了一趟张家口并为我们一行人取回了御寒的冬衣。令我们十分高兴的是，当我们不得不逃命时，正好找到了10匹骆驼与9匹马。

6月23日，在一片夕阳普照的天空下，我们开始踏上这段漫长的旅程。第三天，我们走失了一匹骆驼，为了找到它耽误了两天行程。与此同时四个瑞典传教士派来信使联系我们，说他们在冯镇（音）遭到暴民袭击，现在正加紧赶路好加入我们。当地县令人很好，为他们提供了800两白银（600美元）的赔偿金，因此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大量金钱与食品供应。后者对我们的意义正如我们的骆驼与马匹对他们的意义一样。那匹走失的骆驼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天意所为，否则他们也赶不上我们。

我们一行共有10名男人，7名妇女，6名儿童，还有7位照看牲畜的蒙古人。最多的时候我们曾有过20头骆驼和19匹马。在一个地方，我们无法获准从井里取水。苏尼特蒙古人的国王禁止他的百姓向我们出售牲畜，并派出士兵看守水井，免得我们往里下毒。

拉尔森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领导者，一个枪法很好的射手和骑师，会说流利的蒙古语，还具备超人的勇气。他曾两次穿越戈壁沙漠。我们称他为“摩西”。我们的武器装备有步枪，一杆散弹枪和两支手枪。天意保佑，正是这些武器在袭击发生时救了我们。

每天都会有两位女士和两位男士组织烹饪委员会。其他男士则成为了燃料委员会的成员，燃料主要是日晒风干的动物粪便。一头骆驼背上的两个有盖大水桶装着我们宝贵的水。水井之间相距甚远，而且往往不能饮用。每隔一两天我们会杀一头羊，但总是人多肉少，谁都吃不饱。我们的主要食物是稀薄的大米或小米粥，里面总会有许多硌牙的砂石。不出5到10天，一个人就没有胃口吃饭了。

在沙漠中，连续10天的酷热令我们口渴难当。6辆马车的背阴面是女士与儿童乘坐并睡觉的地方，也是我们唯一乘凉的可能。白天的烈日以及持续夜间赶路造成的睡眠不足令人苦不堪言。

距离库伦还有120英里时，我们打??电报给俄罗斯总领事：“6名美国人，17名瑞典人，前往库伦要求保护。”他在回电中告诉我们直接前往领事馆，这给了我们新的动力。7月30号我们到达了领事馆，从哈拉奥苏出发历经38天（660英里），在这里我们休整了4天。

但是库伦充斥着义和团，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我们获得了俄罗斯护照，这使我们能够前往圣彼得堡；旅程中的口粮购买停当，我们开始前往恰克图，西伯利亚离我们最近的城镇。与我们同行的是挪威传教士O.S.纳斯特加德牧师，他会讲俄语，因此成了我们的“约书亚”。

离开库伦后不久，我们遇到了350名哥萨克人，他们受命前来保护我们。在第13天我们走过210英里来到两大帝国的边界。那里的蒙古官员试图阻止我们，但俄罗斯恰克图政府把我们从他的势力当中救了下来。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两个星期。许多俄罗斯人对我们很亲切。索德本先生的婴儿去世了，安葬在在俄罗斯的墓地，甚至连牧师都出席了我们的新教葬礼。美国那边通过电汇为我们提供旅费，但纠缠了我们整整14天的劫匪却无法染指，因为我们身上只有信用证，要到伊尔库次克才能提取。

我们租下了好几辆装着木质弹簧的俄式四轮马车，由三匹马拉动，跑起来风驰电掣。在草原和山脉中穿行了5天并经过一片茂密的森林之后，我们到达了贝加尔湖，9月1号我们搭乘一艘小轮船横渡了过去。湖面浪头很急。从晕船症状当中恢复过来之后我们在铁路车站的月台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到达了伊尔库茨克。然后乘坐了10天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来到了莫斯科。俄国政府特批给我们一辆崭新的专用车，十分干净宽敞。我们将我们的瑞典同伴留在了圣彼得堡，然后经由柏林和伦敦于11月8日回到了纽约，全程耗时四个多月。

天意护佑我们在夏天遭到驱逐离开中国，因为考虑到我们这一路上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高维度地区遭遇的天气，其他的酷寒季节一定会令我们难以承受。一个俄国朋友听说我们的旅程经历后说：“你们的守护天使与你们一路同在。”不只在我们的逃亡过程中，还包括随后我们了解到多少传教士在中国殉教的消息时，我们都意识到上帝亲自带领着我们，并履行了他仁慈的承诺：?“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出埃及记，33: 14——注）

中国内地会主管J.W.史蒂文森牧师编纂了以下列表，内容是在1899-1900年义和团暴乱期间被害或伤重至死的信教传教士人数，所在省份与地区，以及相应国籍。

?

社团 成人 儿童 总计

中国内地会 58 21 79

基督教宣道会 21 15 36

美国外事专员局 13 5 18

英国浸信会团 13 3 16

守杨传教会（音） 11 2 13

北美长老会 5 3 8

斯堪的纳维亚联盟蒙古传教团 5 5

瑞典蒙古传教团 3 1 4

传播福音会社 3 3

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 2 3 5

A.霍德尔先生 1 1

省份

山西及蒙古交界 113 46 159

直隶 13 4 17

浙江 8 3 11

山东 1 1

国籍

英国 71 29 100

瑞典 40 16 56

美国 24 8 32

，斯通豪斯牧师，伦敦传教会 135

1 53

188

1

136 189

1900年罗马天主教主教，神父及修女遇害列表

省份 男 女

满洲 10 2

山西 5 7

蒙古 7

直隶 4

湖南 2

北京 7

注：列表内容可能不全。

XXXII

内地的外国人

详细描述分散在远远大于整个欧洲的帝国内部的外国人都遭遇了哪些经历，这个话题本身就需要一整本书来完成。这里只能浅尝辄止地点明一个事实，即义和团运动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反叛”，也绝非中国海外官员所呈现的样子，因为它很快就迎合了中国政府的利益。这一事件完全是企图彻底消灭外国人的故意策划和全面尝试。

可以肯定的是，北京中央政府向帝国的不同地区发出过屠杀所有外国人的法令。关于这一点证据很多而且十分可信。外国人在衙门里有朋友，他们有的是电报员，还有的是官员——其中不乏高级官员。他们把关于这条敕令的情报几乎同时传达到了分布在相距几百英里的三个省份的教会以及其他外国机构。外国人至少两次见过法令的原件，措辞之严厉凶狠前所未有，为所有见到这些文件的外国人留下了无法抹杀的记忆：“逢洋人必杀，洋人退回必杀。”

人们普遍认为，总理衙门里的两位年轻大臣许景澄和袁昶之所以在北京围城期间被处死是因为他们将圣旨里的“杀”字改成了“保”字。据说两人之一的儿子肯定了这种说法，这也是他们的斩首罪名之一。这一说法由于多种原因尚有不明之处。在许多外国人遭到最严重影响的地区法令都没有得到改动，而且也很难相信在圣旨的问题上有人竟敢采取如此致命而又徒劳的做法。当然这一说法为那些拒绝执行法令的总督们提供了方便，中国政府也很乐意用这个说法来打掩护。无疑这一说法将继续作为中国人以及许多外国人中间的标准解释而存在。由此推导出来的理论是端王意欲“篡位”，他的党羽强占了国玺，还曾经挟持过一段时间的正统政府。

中国有句格言，“官不离印”，丢了印就等于丢了官，倒过来说得到官印也就等于得到官职。端王的上台是慈禧太后目标明确的一步棋，似乎有没有证据表明她否认或以任何方式反对他的行为，直到发生后果为止。再后来“假传圣旨”理论就自然出炉了，而且还得到了随后圣旨的证实。这份圣旨的内容是回收自围攻公使馆开始以来下发的所有法令并否定它们的真实性，因此也就无法再引用其中内容来证实中国政府的行为。但是这种时候的否认行为无法影响历史事实，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已经覆水难收了。

谈到这方面，有一封来自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的信件值得特别注意。

北京，1901年6月18日

“亲爱的史密斯博士：

“如果能够获得真正可靠的有关1900年中国朝廷所作所为——以及北京所作所为——的中方文件会很有趣：目前我们只能猜测和推断，但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事实！这是一个没有了结的问题，你尽管可以动笔，但是每写下一笔就如同将万花筒旋转了一圈——目前的情况就如同北极光一样变幻莫测。

您忠实的，

赫德”

皇太后虽然可能并不完全清楚所有以她的名字签发的法令内容，但是可以完全肯定，没有她的许可任何法令都不可能颁布。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她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错误的信息，而最大的可能，尽管并非确定，则是她无法挽回的决定性步骤是在一阵狂怒之下采取的，而她身边的满汉官员，无论品级高低，对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前者责任尤其大。

有一种说法认为导致这一行为的原因是决策之前传来的一份情报对施加皇太后了强大的影响力，这一说法得到了频繁而确信的肯定，而且也能很自然地解释她突然爆发的愤怒，因此虽然不可能对其加以证明，但却很可以将其采用为支持假说的充分证据。必须考虑到的一点在于朝廷一直有翻译外国在华报刊供宫中阅读的习惯，其中许多言论想必很令人不快。

故事是这样的：6 月 19 日上海某位官员向北京内阁发送了一份电报，内容是在上海露头的一片文章。文章具体内容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当时出版的社论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下列段落的内容就是类似的文章，出现在远东地区地区一份主要报刊“北中国日报新闻”上面，时间是1900年6月19日。

“皇太后正在卖力地倒行逆施，恶有恶报的时候即将到来，至于她是否会留在北京收获苦果则非常令人怀疑。……中国现在不止有一两个大国需要抚慰，而她却与所有大国同时开战，这完全是皇太后一党做出的选择。……无论发生什么，必须将这帮人赶出北京，如果他们自己不下台的话。希望有可能重新请出光绪皇帝重登王位。同时需要明确的是目前的战争是太后一人挑起的，我们不是在与中国作战，而是与篡权的北京政府作战。”

这份报纸有一个副标题：“最高法院和领事公报”。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听上去的确很像真正的英国政府机关及其官方发言人的意见，尽管这与事实真相相差甚远。任何稍微了解情况的读者都会知道报纸总会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几乎不间断的批评。

海军上将西摩尔的从天津到北京的救援远征已经出发了10天。如果他的部队成功地进入城市，那么毫无疑问将会排除一切感情因素实现以下目的：“皇太后将被废黜。”只是提一下这句话都会令人想起1898年政变。“地狱烈火也不如女性之怒”，剩下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多次有人呼吁关注以下事实，外国人在中国主要受到满族人而非汉族人的敌视。在内阁里面前者几乎一致赞成无视整个世界，后者则回应以剧烈而徒劳的反对。 运动底层的领导官员除了几个突出的个例之外都是满族人。另一个这一时期的奇特现象是国外的中国大臣往往喜欢坦率地就政府政策发表个人观点，这与国内大臣通常的谨慎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于驻英大使罗丰禄，驻法大使以及驻美大使伍廷芳这方面言论的报道可以将违反国际公法的责任定在满洲贵族头上。

驻英大使采访的一部分内容刊登在了1900年10月《克兰普顿杂志》（英语）上，很清晰的反应了这一点。他说：“一部分开明的人口，包括所有的汉族地方总督在内，都谴责义和团运动，并不同情它。但是满族总督的情况不同。他们并非通过严格的考核测试来得到他们的职位，因此教育程度不足。没有哪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会相信在战斗中外国步枪是无害的。我从未想过满族官员会相信这样的言论。对我来说这件事很具有启发性，我承认。如果以人才间自由竞争为前提，就不可能出现对于高级官员职位的阶级垄断。满族人普遍偏保守而汉族人则倾向自由派。”

在解释了如何通过诠释孔子的言论来为无限权力进行一定制约后，他说如果执掌国家的人会去疯狂地支持义和团运动并因此危及四亿无辜者的命运，那么他们对于臣民顺从的要求就不再正当。他最后说出了以下不得了的言辞：“我希望危机过去以后我国能进行金融、教育以及司法方面的改革，我甚至也希望——代表我的国家以及我的政府——其他大国能够支持此类改革。”

中国这艘大船在满族舵手的操纵下驶进了危险的激流，船体无处不受冲击。从最南端的广东省到极北的黑龙江，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大漠概莫能外。中华帝国的一体性从未像现在这样明显。

各级各地政府以及内阁内部的一致行动至关重要，为了保证这一点6月26日朝廷向全国24位总督、巡抚以及陆海军官员发布了一道法令，内容如下：

“朕昨日宣召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目前教民之争剿抚两难，敌意已经引起各国注意。”

“各地督抚审势量力之后不愿轻易开罪各国，此为老成谋国之举。然而时下拳党遍布北京达数十万之多，下至军民，上至公卿，无不痛恨洋教，已成拳教不两立之势。如剿则必激起心腹之患，黎民涂炭只在眼前。因此只得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各人奏折中劝朝廷勿听信拳党妖言危及国体，却不曾想过朝廷之艰难。”

“各地督抚如了解京城危局必然寝食难安，进而思及臣子本分不再上奏一面之词。眼下天命人事相交相激，战端开启已在所难免。你等切莫逡巡观望，而应即刻调兵征粮各自守土，如有疏忽定当严惩不饶。”

任何中国官员在接到如此警告之后如果还对朝廷如此明确而重复的要求持怀疑态度无异于谋反，尤其因为政府高层从未承认皇太后是任何意义上的篡权者。

这一史无前例的局势使得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总督袁世凯三人与彼此以及各国代表签署约定，有条件维持自己管辖境内的秩序，条件之一就是撤离外国炮舰。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条约权利，英国依然急切地愿意尽一切可能扶植那些“忠臣”，那些如果说不忠于蛮干的满洲贵族，至少忠于中国利益的官员。

万幸的是，英国驻华利益的代表是佩尔姆.L.华伦先生，曾任代总领事，后升任代英国大使。此外还有汉口的E.H.佛雷泽先生，他一直为英国利益尽心竭力。在华伦先生的建议下，英国政府才具了不同寻常的举动，向张之洞提供了年息4.5的贷款共75000英镑，以该省厘金收入作保。华伦先生于8月9日向萨利斯伯里勋爵指出，“确保这几位总督在位至关重要，如果他们下台，必然引发暴乱，对暴乱的镇压意味着时间与军力的大量消耗，并必然会引发对中国的瓜分。”他进一步补充道，“总督权力的稳固目前制止了北京政府全面排外的计划，如果没有他们这一计划早就实行了。”

袁世凯在山东这个义和团运动起源地实施的政策非常不得人心，他自己的生命也一直处于危险之中，他将手下一千名全中国训练最精良的士兵配备机枪派驻在衙门口以防有人闹事。好几个月后，人们意识到正是因为袁总督的远见与坚定山东才没有像临近的直隶那样遭到外国军队入侵，于是他的形象一下子扭转了过来。但是1900年的夏天前景还十分黑暗。

最主要的功劳也许应当属于另一名官员——尤其考虑到他是满族官员——护陕西巡抚端方。他坚定的立场防止了义和团的病菌在陕西省的扩散。面对着上文提到的屠洋令他竭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保护不仅是自己管区，还有临近地区的外国人，丝毫不顾忌中国官员严格尊重行政区划界限的惯例。他为离开陕西的外国人配备了兵力强大的护卫团，并明确下令他的士兵在与张之洞的接应部队会合之前不准回来，无论耗时多久。在从西安府出发前往相对安定的湖北的路途上，要不是有如此严密的保护，这些外国旅行者一定会遭到大股土匪的攻击并且死伤殆尽。最后陕西甘肃两省的外国人全都安然无恙地逃过一劫。

在毗邻的河南省，虽然没有实际发生大屠杀，却依然存在可怕的磨难与不可思议的逃脱。当地官员和人民比陕西那边敌意更盛，但也还有例外。

在山东，多亏袁世凯总督保护，当地外国人不但没有人在这段恐慌与逃命的时期被害，也没吃多少在其他地区很常见的苦头。芝罘（现烟台——注）美国领事约翰.福勒（在乔治.康维尔神父以及他人帮助下）在这一危机时刻发挥了极大的能力，他从当地日本领事那里以每天几百美元的价钱租下一艘小火轮并不顾个人危险亲自驾驶，一共将260名外国人安全运送出省。

这三位高级官员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使得中部及南部省份免遭肆虐北方的病毒侵袭。 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也不可能预防敌意在极端排外的沿海各省以及内地的孤立爆发。早在今年夏天，法国一向活跃的云南就爆发了严重危险，迫使法国人不得不撤离。广东发生了充满敌意的示威，教会损失了大量财产。福建民情激动，尽管并没有达到造成危险的程度。温州的所有外国人都不得不撤离。

7月22日一场可怕的悲剧发生在浙江西部的衢州府，汤普森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德斯蒙德小姐，舍伍德小姐，曼彻斯特小姐一共7人，以及常山的沃德夫妇与他们的婴儿和色古德小姐全部遇难，遭到了最残忍的杀害。这些当地人发起的运动夺去了多名中国内地会传教士的生命。人们相信这些事件与义和团暴乱无关，只是当地的叛乱，地方长官也在制止暴乱时遇害。

在中国西南部偏远的四川省虽然没有实际发生暴乱，但人们还是认为最好撤出此地以及其他内陆省份的所有外国居民前往港口城市。

可以肯定义和团动乱因为迷信闰八月的原因计划于当年8月达到高峰，这一点前文已有所提及。但是正如无法调节的定时引信一样，事态早在5月份就爆发了，整整提前了12周。

与这突如其来的事态发展相关的一些现象对于长期在华的外国人来说是全新的体验。例如在奉天，新教传教士和官员之间的关系十分友好。当地总兵向在当年6月初举行年度例会的长老会传教士保证他们的完全安全。然而不到一个星期环境就发生了变化，官员和民众的极端友好变成了猜疑与敌意，总督拒绝回复极为重要性的通信。很明显北京人为地改变了这里的氛围。新教徒在最后一刻逃到了牛庄，他们的财产悉数于6月30日被暴民摧毁。当地天主教堂于7月2日被烧毁，里面所有人要么被烧死要么遭到屠杀。

迄今为止从来没有表现任何针对西方人的公开敌意的地区突然成为了全面排外怒火的温床，当地人不惜采取一切暴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人如同一片干燥的草原遇到了火星，事先全无准备筹划。无论是城市还是偏远难行的山区，人口拥挤的平原还是蒙古草原都是如此。在提供了所有对事实的合理解释之后，必须承认这次可怕的爆发中有相当的神秘因素，就像地雷一样，在爆发前毫无原因。

分散在奉天以北的外国人在俄国人的友好帮助下逃到了哈尔滨或其他相对安全的地点。

满洲的汉满两族与驻扎在这里保卫新建铁路的大量俄国军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严重矛盾。由于俄国报纸天然的沉默特质，矛盾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很难判断。7月14日，俄国发表声明称一艘俄国轮船在黑龙江沿岸瑷珲镇遭到中国军官炮击，该军官证实他是奉命行事。一名俄国军官被害，6人受伤。沙俄帝国上下立刻为之群情激奋。第二天，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俄国城镇布拉戈维申斯克出人意料地遭到中国军队炮击，三名俄国人被打死，6人受伤。

在来自圣彼得堡遭到曲解的命令之下，俄国人对这种背约行为进行了可怕的报复。若干独立且没有偏见的旅行者亲眼见证了这场灾难，根据他们的证词，俄国人屠杀了几千名中国男女和儿童，死者的尸体堵塞了黑龙江。接下来的九月，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团报告索尔兹伯里勋爵，请他注意一份俄国报纸上的报道，内容是俄国人在一个原名为萨哈林，现已更名伊林斯基的中国城镇的废墟上举行了一次感恩节布道，在场的有俄国当局，俄国军方，一名英国军官以及大量围观者。神父说：“十字架树立在了昨天还属于中国，今天已经属于俄国的阿穆尔河岸，穆拉维约夫早就预言过这片河岸早晚都会属于我们。”报道还补充道，“格里布斯基将军发表以一篇优美的演讲来祝贺获胜的军队。”对于英国驻俄公使查尔斯.斯科特爵士的抗议，拉姆斯多夫伯爵辩称俄国政府也只是刚刚听说这一事件，完全是因为军队在外远离中央政府难以保持联系而导致的未授权行为。

与此同时俄国军队大批涌入满洲，俄国政府也向各国做出最令人满意的保证，一定会将满洲交还给中国。就好像桑乔.潘沙对唐吉诃德保证一定会代表杜尔西内亚夫人进行自我鞭笞，“只要我心情一好立刻就动手。”

除了下令正规军攻打使馆以外，中国政府在1900年夏天最愚蠢的行为就是袭击俄国，将整个中国置于肢解的威胁之下，也危及到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延续。

在直隶省有许多新教教区以及多得多的罗马天主教教区，外国人想从这里逃脱是很困难的。 距离天津150英里，靠近山海关铁路的北戴河很快就遭到了孤立，所有居民都转移到了一艘英国军舰上。在没有义和团或中国士兵参与的前提下，当地村民立刻就将外国人遗留下来的财物迅速洗劫一空

从唐山到山海关的铁路由在矿井工作的广东人以及其他工人保护了起来，工人们为了自己的方便和安全运行皇家御用铁路也算是一幕奇异的景象。煤矿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免受损害，直到俄国人到来后一视同仁地掠夺了所有的公营和私营财产为止。

卢汉铁路保定到定州段一直维持运行，主要目的是运送中国军队。

伦敦传教会位于京杭大运河沿岸沧州市的教区遭到了破坏，但由于一名友好的官员提供帮助那里的外国居民全都沿陆路逃到了一个小海港并最终到达大沽。同一个传教会的另一部分成员生活在西南方向更远处的hsiao chang，他们逃到了山东的庞庄子村并从那里来到海边。

上面提到的最后一个传教会的命运十分奇异。这里受到威胁长达一年多，但是最后逃脱之时却毫发未伤，甚至连闯入者也没遇到。从黑龙江到黄河的广大范围里除了得到防御的条约口岸以及一两个小地方之外，这也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了。 当地大多数人都很友好，医院与药店的声誉和影响在当地传播得十分广泛。但是渴望掳掠的义和团成员的怒火最后之所以得到抑制完全是因为一位本地牧师与一位义和团首领及时达成协议，以一桌酒席与一匹马为代价换取的当地的平安。

张家口的美国和俄国居民历经千难万险，一路屡屡逢凶化吉，终于穿越的无边的库伦沙漠与恰克图沙漠逃出生天。

顺德府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曾经面临极大的危险。他们一度曾被赶出城市，但是他们在山中流浪了一阵之后又被护送去了山西，一名当地官员在最后关头把他们送了回去，从而救了他们的命。最后他们在正定府大教堂找到了避难所。由于当地政府及军方十分审慎不开放城门，这里完全没有遭受攻击。一位罗马天主教主教，3名牧师，5名修女，还有一批比利时铁路工程师一直躲在这里，直到10月中旬中国人以及随后的法国军队前来解救为止。

位于谷关入口淮路县的格林一家和格雷格小姐所遭受的命运最为惊心动魄，完全可以成为单独一本书的材料。他们忍受了一切苦难，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和刀剑等等，他们的最终逃生是一个完全的奇迹。至于保定府美国长老会的泰勒博士，霍其斯博士夫妇，西姆考克斯夫妇，以及3名儿童；美国外事专员局的皮特金先生，莫里尔小姐和古尔德小姐；中国内地会的巴格诺尔夫妇和女儿以及威廉.库珀先生，这几人的命运则要更加悲惨。

在政府及军方官员的纵容下，这些人全部遇难。前一批人在6月被暴民活活烧死在他们的住宅，后两批人则于7月1日惨遭枪杀，刀刺，或砍头。

为了惩处这一滔天大罪，各国于10月共同成立了一个混合军事委员会，在充分调查后认为该省布政使廷庸应当斩首，一并应当斩首的还有当地满族官员奎恒，他是统管当地骑兵营的守尉。骑兵营的位置就在中国内地会旁边。巴格诺尔夫妇以及库珀先生一开始就逃到那里寻求庇护，最终却被出卖给了义和团并惨遭杀害。这一判决得到了盖斯利将军和瓦德西伯爵的批准，并很快得到执行。几个义和团用来作为总部的寺庙也被炸毁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东南的城隍庙与至圣庵。义和团曾在这里设坛并审问囚犯。所有的城门楼都被拆毁了城墙的一角也被炸塌，为这个见证了如此官方的罪行的省会城市留下了醒目的烙印。

但是义和团针对外国人的暴乱所取得的最可怕成果发生在山西省及邻近的蒙古地区。这主要是由于大刀会的创始人和主要赞助人毓贤是山西巡抚，这张灭绝之网就是在他的授意下张开的。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排外暴乱的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到了危险切实降临之际再想逃跑往往已经太迟。许多传教士，特别是在山西北部的传教士，都是瑞典人，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与港口城市的通信也并不频繁。至于其他人，包括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在中国呆了很久，已经习惯了暴动，因此以为这次也没什么特别，不会出现什么他们之前没见过的场面。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能拿定主意抛弃自己发展的本地基督徒一走了之，宁愿高尚地与他们死在一起，而不是 仅顾及自己的安全。

在港口城市的朋友们用尽一切努力向那些已知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传达关于局势的信息，但事态发展如此迅速，以致那些不在现场与接近风暴中心的人们不可能确定最应该做什么。

传教士面临的危险固然十分巨大，但是更危险的还是那些不会说汉语，当地中国人也不熟悉的外国人。瓦特.琼斯上校，一名勇敢的英国皇家工兵部队军人，在张家口以西遭到野蛮谋杀。桑德斯先生，一名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和他的同伴一起经受了最可怕的痛苦才从山西通过充满敌意的河南逃到了汉口，途中有一次他为了活命不得不竭力说服当地人相信他不是之前曾通过这里的铁路巡查官， 当地人认定铁路扰乱了“地龙”的安息，破坏了风水，并驱散了雨水，从而使得整个地区陷入了严重的干旱。

在附表中有在义和团动乱中遭到谋杀的新教教工的总人数，一共是136名成年人与53个孩??子，其中超过84%的受害者死于山西被或相邻的蒙古。这些可怖故事中的几个在这里只能轻描淡写地提及一下。

6月29日，瑞典国民联盟与基督教宣道会在山西北部朔平府一道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悲剧，其成员中有10人一起被害。大约在同一天，6名中国内地会成员在大同府被害。在7月31日的太谷县，D.H.克拉普牧师和妻子，吉奥.L.威廉牧师，F.W.戴维斯牧师，罗维娜.博得小姐，以及玛丽.帕特里奇小姐，全部遇害，他们都是美国外事专员局的成员。可以肯定他们的头被送到了太原府。

在其他城市有无数其他的暴行，但没有什么可怕的景象能与7月9日在太原府发生的一幕相比，我们不情愿地见证了这个故事——一个浸会皈依教徒的故事，具体情节已经得到了其他方面的证实。他看见外国牧师和他们的妻儿，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还有几个中国基督徒，被押送到总督衙门。听说他们即将被杀，他徒劳地试图挤出人群，但还是被人群裹挟着亲眼目睹了大屠杀的发生。

* 中国最大的新教教会成员的部分经历，可以在《中国内地会殉教教士与逃生者所经历之苦难》一书中找到。该书页数多达300页，充满感人凄美的故事，任何国家任何分支的基督教会都应当为这些故事感到自豪。

“第一个被提出来的是法新先生（英国浸会教徒）。他的妻子抓着他，但他轻轻把她推到一边，在士兵面前一言不发地跪了下来。刽子手一刀砍下了他的头。紧接着他的是霍德尔先生和拜农先生，洛维特博士与威尔逊博士，这几人都被一刀斩首。这时毓贤总督不耐烦起来，他告诉所有拿着长柄重刀的保镖，让他们下场帮忙处死其他人。斯托克斯先生，辛普森先生和怀特豪斯先生跟着被杀，最后一位是一刀斩首，另外两个都是两刀。”

“当男人全部被杀之后，就轮到了女士们。法新夫人紧紧地攥着她的孩子，但士兵扯开了他们，将孩子们的母亲一刀斩首。刽子手之后又娴熟地一刀一个处死了她所有的孩子。但士兵们要笨拙得多，于是有几位女士们挨了好几刀才死。洛维特夫人戴着她的眼镜，牵着她儿子的手，甚至直到她丧生的最后一刻。她对围观者说，‘我们来到中国，是为了传播耶稣基督救恩的好消息，我们没有伤害你们，你们为什么对待我们？’一位士兵在将她斩首之前取下了她的眼镜，她死前挨了两刀。”

“新教徒全部被害之后，就轮到了罗马天主教徒。主教是一位老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质问总督为什么做出这等邪恶之举。我没有听到总督给予他任何回答，他只是拔刀在主教脸上沉重地砍了一下，鲜血染红了他的白胡子，随后他也被斩首。”

“神父和修女很快也步他后尘而去。皮格特先生一行被人从附近的地区监狱提出来，他仍然戴着手铐，鲁滨逊先生也是一样。他直到最后斩首之时还在布道。罗宾逊先生平静地接受了死亡。皮格特夫人握着她儿子的手，甚至当她被斩首之际都没有放开，她的儿子也随即被杀。剩余的女士和两个姑娘也很快遇害。”

“

“当天一共有45名外国人被斩首，其中有33名新教徒和12名罗马天主教徒。相当数量的本土基督徒也被打死。尸体留在原地过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为止，因为事情在晚上才算完全了结。他们的衣服，戒指和手表都被人趁着夜色扒了下来。第二天，他们的遗体被人搬到了南大门附近，不过有几个人的首级被装进木笼挂上了城墙。所有人都惊讶于外国人的坚定和安静，除了两三个小孩子以外谁也没有哭喊或发出任何噪音。”

毓贤只做了几个月的山西总督，然而在此期间朝廷的许可令向这个一贯友好的省份施加了致命的符咒，以致当他卸任离开时，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欢送，沿几英里长的道路两侧为他准备了酒和点心，他的靴子被人挂在城门口以纪念他的功绩，仿佛这还不够，人们还将一块石碑竖立在南郊，以颂扬他清扫可恨洋人的成就。

在外国军队入境中国北方之初就一致认定，为了维护这次遇害五国国民（英、美、法、意、荷）各自所属国家的荣誉以及未来所有山西外国居民的安全，必须要给太原府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正如同保定府一样，总督衙门必须拆毁。。但在直隶北部的其他军事行动为执行这一点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因此出乎中国人意料地终究没能落实。 这也使得一部分山西人口产生了不可改变的信念，即外国人永远打不进山西省。

山西南部4队不同的逃亡者经历了可怕的痛苦之后成功到达了汉口，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后还是因为恶劣环境或耗尽体力而死。目前已知在山西省这一部分逃出来19人，另有35名成人与10名儿童遇害或死亡。

所有故事当中最为悲惨的一个当属一个10人逃难团的经历，其成员包括美国外事专员局的艾特沃特夫妇及两名儿童，C.W.普莱斯夫妇及女儿，还有中国内地会的路德格伦夫妇与埃德蕾德小姐。汾州府的官员出卖了他们，假意要将他们护送往海边，但却在两县交接处杀害了他们。根据当地村民的请求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了路边的大坑。

这些悲剧在遥远省份发生的同时，美国大炮已经开始在北京炮击紫禁城了。但这一切为时已晚，无法拯救这些人和其他处于困境的人们，有些遇害者实在炮击事件一个月之后才遇害的。

那些最终逃过施虐者——例如放火者——魔掌的人们的悲剧故事可算得上基督教教会任何时代最动人的记忆。男人，妇女和儿童在自己的住宅遭到围困，住宅被人点燃后他们奋力逃生，又被人用长矛和刀剑刺伤，有的人还被赶回了火场。。他们被人当做不配苟活的贱民并赶出家园，他们微薄的财产动辄被抢，直到灼热的6月，7月和8月，他们光头，赤脚，往往除了身上的衣服就别无长物。女士们不止一次只剩下一件外衣，传教士经常被人抢得一丝不挂，赤裸地站在荒凉的山西村镇街头。。一名天主教神父在棺材里躲了很长一段路才得以逃脱。

他们不仅持续不断地经受毫无同情心的围观——勃朗宁夫人称为酷刑——还经常接连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面对暴民的袭击，暴民追逐着他们从一个村庄逃到另一个村庄，逃进高山，沼泽，以致他们不得不在废弃的茅屋中、坟地里以及山洞中栖身。武装土匪如同追捕野兽一样猎杀他们，一旦抓住他们就会施加殴打，在地面拖行——一位女士被人有意驾马车碾过，好要她的性命——捆绑手脚，拖到义和团祭坛前面由神灵决定何时何地何种方式处死这些人。有时他们能逃得性命，因为村民们不敢有在自己的村庄杀害他们，或者因为及时降下的雨水，又或者因为中国人同情受苦的儿童与他们憔悴的母亲的本能。

不止一次有人试图对他们下毒，他们经常挨饿，被迫以草根树叶为食。曾经有人因为伤口得不到护理而陷入谵妄，所有人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精神紧张。他们一次又一次遭到官员、士兵以及自称的向导之类的人的有意出卖。然而就在这一篇愁云惨雾之中依然时而会有些许善行照亮天空。有些官员十分友好，如果逃难者敢于进一步相信他们恐怕他们还会更友好。有一名官员仅仅因为对通过他的辖区的走投无路的外国人展示了仁慈就被过境山西的皇太后降职。在某些情况下，同一家庭的成员不准探望或照顾对方，哪怕有人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也难怪逃脱者最长引用的一段经文就是“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箴言12:10——注）

这些遭遇如此苦境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诚心敬畏上帝的人，他们背井离乡只为遵循上帝的旨意，在人间传播天国的喜讯。这些男男女女有着无可指责的性格，过着清白无疵的生活；其中有些人毕业于最好的大学，在家乡本可以走上光明的职业生涯，但他们毫不顾惜这一切。许多人都付出了辛劳漫长的岁月在药房和医院工作以纾缓中国人的苦难。

只要上帝的教会还存在于世间，这些殉教者的生死事迹就将成为我们珍贵的遗产。

这么多的当事人在文中无法详尽描述的的恶劣条件下穿越来数百英里充满敌意的地区，几十万以致数百万的敌人见到了他们，其中许多人都恨不得要他们的命，然而他们依然逃了出来，对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有承认上帝之手的威力才能解释这些奇迹。

之所以罗马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被害人数如此不成比例，可能是由于罗马天主教的教众人数更多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拥有面积更大的地产，周围修筑了土墙，开掘了深沟，用步枪守卫，甚至还有外国运来的机枪。哪些此类地点得到了成功守卫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到目前为止，我们碰巧只听到了两起防御失败的例子。

我们在罗马天主教当中发现了许多最为杰出的殉难事例。西蒙古教团的哈默主教来到中国近三十五年，在主持弥撒时被抓，五花大绑之后游街示众，任凭围观者嘲笑。他的手在数念珠时被切断，三天后他被人撕掉衣服裹在棉花里面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了。5000基督徒遇害，教区的所有教堂以及其他建筑都被摧毁。

有一位西格神父被人捆住手脚用棍子抬着走，他的嘴被堵住以致不能对教徒们说话。他最后被人扔进路边的沟渠并遭到活埋。有一次他曾试图站起来，并露出了头，于是头部立刻被鹤嘴锄击中。

当然，如果我们能从历史中汲取任何教益，如果德尔图良所说“烈士之血是教会的种子”这一说法依然具有历久弥新的活力，如果??神的应许仍然可靠，一个在中国已经取得这么多成就的宗教，以及那些在中国人手里遭受了这么多苦难的先驱们必定要在这个帝国的重生当中扮演重要角色。

XXXI

围城后的天津

天津城是通往直隶，山西，山东与河南部分地区以及东北和蒙古的天然门户，这座城市与外国人的关系很能说明问题，考虑到过去几年的历史，这座城市所采取的行动与反应十分值得注意。

天津人有倾向暴力的名声，尤其是在说话时找茬一般的大嗓门更是全国闻名。在有些中部省份的旅店门口会发现“天津人莫入”的告示。1860年塘沽炮台失守后天津提出有条件投降并为外国军队有偿提供各类给养物资，天津人很快就将军事占领的局面变成了赚钱的金矿。但是天津人从第一次与外国人打交道开始直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喜欢过他们。从一开始他们就给这些野蛮人起了与他们体毛茂密程度相适应的外号：“毛子”。走在这座不友好的城市街头或者市郊的外国人时刻都有可能碰到一群刚刚学会走路的幼童，身后跟着年龄性别各异的儿童，嘲弄式地齐声高喊：“毛！毛！毛！”直到他走远为止。

1870年的天津惨案之前已有提及，暴民们受到了知识阶层的煽动，同时官方并未出面制止。结果就是20名外国人的死亡。法国人是最主要的受害者，但是恰巧在同一年他们还十分不幸地在战场上惨败给了德国人，这使得他们与中国人达成的解决方案十分令人不满意。如果天津暴乱得到应得的惩罚，接下来中西关系方面的很多重要事件都会是另一个结果。

但是尽管法国人没能为所有受害的外国人获取适当的赔偿，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信仰天津城及周边地区还是没能逃过老天的制裁。天津地势低洼平坦，常年积水为这里的居民造成了无尽的苦难，洪水与饥荒会使得成千上万的难民流离失所，涌入城市，畏缩在草棚之下或者泥坯屋子里面，成年人在这种地方根本站不直，屋里除了一把破铁壶和一两个空碗之外没有别的陈设，住客们如同狗崽一般挤在一起苦捱着屋外凛冽的冬风，泥地上只撒着几根稻草，几片破衣服和麻袋片。

天津人口约有100万，但是这个数字对天津来说太大了。城市本身很小，郊区也十分拥挤。但是过去二十年增长十分显著，水运交通很发达，几英里的船只首尾相连，冬天里这些船只处于闲置状态，但在其他季节都很忙碌。

天津的商业繁荣完全归因于对外贸易的到来，这一因素发展的步伐极大。查尔斯.贝斯福爵士发现897年关税总额达到了139000英镑，在过去9年里增长了接近65%。同年进出口总值达到9232030英镑，十年内增长约99%。

在这个星球上——以及其他大多数星球上——恐怕找不到比中国人更精明的人了。他们毫不费力地意识到了“开埠”政策带来的繁荣，他们也很乐意像香港、新加坡或金边那样接受野蛮人的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热爱或者哪怕是喜欢野蛮人。中外双方彼此内心的反感在天津得到了最为毋庸置疑因此也是最好的体现。天津租界的住客们，这些每年都要向中国人支付巨额费用的西方人究竟遭到的怎样的伤害呢？从细节上来看双方的交流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中国人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是整体上来说我们相信他们遭到的对待是公正合理的。

义和团活动的兴起是从天津以南很远的地方开始的。一开始对于这座喧闹的大城市并没有什么影响。即便到了1900年初在天津市区也没什么动静，至于大规模暴乱更是无从说起。有几位翘首以待的义和团同情者上街生事，但是立刻全都遭到逮捕并被套枷示众，刚冒头的狂热情绪立刻就消失了。

直隶总督裕禄和当时中国许多其他地区的高级官员一样是满族人。中国官员的言辞以及他们签发的声明总是难以理解，但是有很强的间接证据可以表明总督大人对义和团并无好感。直隶总兵梅将军（？）一直在与义和团作战并且多有杀伤，要是总督从中作梗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正如毓贤总督在山东的作为一样。所有的情况都表明他正试图扑灭义和团运动，他的几份声明都表达了这方面的坚定意愿。不久后朝廷公开肯定义和团的圣旨以及北京试图收编利用义和团的意图改变了这一切。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但不好解释的特别现象，很多人都以为这座城市会成为散布仇外病毒的中心与大本营，但是直到义和团控制了保定府、曹州以及通州之后很久才攻占了天津。五月中旬时几百英里以外的地区已经十分暴力，基督徒难民涌入教会的院落寻求庇护，因为他们直到前所未见的风暴即将来临。

日后发现的总兵信函确凿表明保定府的上下各级官员（在北京的授意下）暗地资助了义和团。沿芦汉铁路线发生的各种事件，特别是 5月28日丰台机械厂的破坏以及随后北京火车站遭到的破坏，给天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的天津早已充满了悸动与兴奋。

如前文所述，一大批来自比利时的工程师逃离了保定府，这件事极大添加了人们的紧张情绪。他们乘坐12艘船离开保定前往天津，随行人员有一名保卫和一名翻译。在河面上他们遭到遗弃和背叛，迷失道路，彼此分离，有几个人就此不知所终。剩下26人结成方阵，妇女躲在内部，直接前往天津。他们不顾衣服与鞋子的破烂以及食物缺乏坚持赶路，甚至不得不从水塘与小溪里取水饮用。有5个人由于过于亢奋而脱离了大部队，其中有2个自行走到了天津。一支由25名骑手与10名步行者组成的搜救队自告奋勇出城接人，前者和他们走差了，后者把他们接进了租界，此时他们已经气息奄奄且神志不清，很长一段时间里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名男子腿部中枪，还有七个伤口位于肩部和头部。一名女士肩部被打穿，其他人也各有挂彩之处。

城里以及租界中的中国人除个别少数人之外都确信义和团可以做到他们所声称的一切——甚至更多。他们刀剑不侵，枪击不伤，举手能发火，还会飞天。另一方面外国人则过于自信。报道工程师难民团历险记的同一位记者在6月3日报道说“完全没有理由为天津担忧。”租界以外的人们几乎兴奋得发狂。许多房屋的门上被人用血液涂抹，尤其是基督徒的家门，而纵火犯和强盗则将即将到来的动乱视为丰收的季节。

在6月14日晚上（比北京暴乱晚一天），义和团开始行动，从高层建筑的第二层可以观察到他们的动态。城里有三座教堂被放火烧毁，许多相邻建筑物也遭到火海吞噬。

那些从毗邻法国租界的楼顶向外国人射击的人们可能没有预料到，在几个星期内他们的财产就将遭到没收，在有些情况下还将出售给那些他们费尽心力试图杀死的人。那些暗中攻击雇主的短视中国人也不会预料到，不用多久他们自己城市的街头对他们来说就将不再安全，晚上9点之后在租界土地上中国人将不能上街，拉着客人的黄包车夫除外。

毫无疑问，聂将军指挥下的中国军队作战的坚决程度远非中日战争所能比拟。裕禄6月25日以及其后在《北京公报》上发表的官方声明是一份很有趣的文件，他谈到军队与义和团的合作，以及后者如何为军队效劳并展现了完全的爱国主义。他说天津地区的义和团人数不会少于30000，而且“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裕禄本人显然也存了这种心思，因为后来在他的衙门里缴获的文件显示他曾经为了两名外国人的人头支付了纹银百两的酬金。

义和团的泛滥以及频繁接敌的中国士兵遭受的牺牲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军队的迅速崩溃（他们原本可以依靠城墙最后再拼一把），而城市也就完全暴露在了敌人面前。

与军管政府的掌权同时开始的是掠夺与破坏。生命与财产都遭受了严重损失。前者或许很难说清，但后者的证据却是随处可见。日本人用炸药炸开了天津南门，彻底摧毁了城门楼子，南城的一座被日本人当做军火库的寺庙也未能幸免爆炸与毁灭。南门与鼓楼之间的大量建筑遭到焚毁，鼓楼与北门之间则完全成了平地。

北门外，狭窄的街道延伸到通向总督衙门的铁桥。这也许是全中国最精美的建筑之一。 义和团，中国士兵和本地歹徒先抢劫后放火，将一长排店铺几乎完全抹杀殆尽，可能的损失无疑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很多天里士兵和平民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搜集白银上， 城里有无数掠夺目标，得手之后则用马车或者独轮车运走。最常见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人叫住一个士兵他掉了“两双鞋”（大约70块墨西哥鹰洋） ，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归你了，我想要的都已经到手了。”洗劫各大衙门所得的财物足以支持一个铸币厂。

这些衙门的命运作为报应的一部分很值得谈一谈。 总督衙门在过去22年里一直归李鸿章所有（很大一部分建筑在当年冬天意外失火而受损），这里成了军队成立的“天津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俄国强烈要求将天津交给俄国单独管理，其他国家差一点就妥协了。临时政府由一名英国上校，一名俄罗斯上校，一名日本上校以及随后一名德国上校构成，后来又增加到6人，并配备有必要的工作人员来执行各种职能来维持治安，控制这个偌大的城市以及十分重要的中心。

联军占领天津之后，每一位中国官员，无论文武全都迅速消失了，大部分人在南逃的过程中都吃了很多苦头。这一路上少不了受人劫掠，很多人在这段漫长的旅程的终点都变得一贫如洗。海关道台衙门（天津市最重要的衙门之一）被日本人占领了，县衙归了法国人，至于总督衙门，盐政衙门，还有总兵衙门全都成了废墟。中国官员联合义和团将所有外国人都赶下海的计划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效果，就是在这一计划开始执行60天以后，所有中国官员，中国士兵以及义和团成员全都消失了，留下了遭人恨的外国人无可争议地负责这里的一切。

总督衙门附近的堡垒曾经是激烈攻击租界的前沿据点，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那里并部署了一支小部队。其他部队占领了众多附近的要塞。在城市附近缴获了大量未使用过的崭新克虏伯步枪，显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败坏一旦开始扩散得多么彻底。

这座城市刚刚被英国占领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军官就前往北门外的河流抢占帆船，货船以及船屋。因此从那以后没有一艘船或一名船夫能够不经军方同意掀起一点水花。各式各样的船只每一条都画着外国的图标或插着绘有神秘标志“T.P.G”（天津临时政府）的旗帜，表明这是临时政府认可的船只。马车，独轮车，人力车以及牲畜都照此办理。

大米进贡遭到了突然的停止，所有的粮食供应全都落到了一部分军人手中，他们立刻变得无所不能起来。北河沿岸堆满了如山的盐，盐垛的一段插着俄国旗，另一端插着法国旗。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没有一艘盐船开往内地，那里的人只好自求多福了。

在新年期间，当中国最为醉心于无节制地燃放大捆小捆的爆竹时，天津（以及在外国军事统治下的其他城市下）发布了命令，禁止任何燃放爆竹活动，违者将遭到逮捕。原本在门前随处可见的对联、春联与年画也见不到了。对外国士兵的恐惧是如此深切，以至于街头连作揖拜年的人都没有（据说是日本人不允许）。即便是在自己家的庭院里举行庆祝活动也不安全，有时一群妇女甚至会因为在过年期间习惯性的赌博取乐而遭到逮捕。在这一奇特而苦涩的环境里，经常可以听到许多中国人无力地抱怨道这个年还不如不过的好。

一年以前，这个“洋”字听上去还是如此可憎，即使是无辜的回民在街头卖羊（与“洋”谐音）肉都会遭到攻击。一切外国事物都是大忌讳，那些不可或缺的外国物品则被人安上了新名字。外国的布匹成了“细布”或“宽布”，外国步枪成了“疙瘩枪”，外国火柴成了“快火”，等等。但是现在到处都能见到穿着外国大衣，带着外国帽子，蹬着外国靴子的中国人，（他们甚至还前所未有地在冬季戴起了连指手套），这些都是外国士兵和平民的抛弃的个人物品。所有阶层的人都开始以不一而足的标准程度学习敬军礼，就连年龄最小的孩子都会在路边向每一个匆匆过客大模大样地行礼。街头的老乞妇们故意遮住一只眼睛，因为她们相信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分辨外国钞票。

那些原本应当用来毁灭万恶外国人的材料最终遭受了极为绝妙的命运，很好地表明了排外计划的破产，这些计划在制定者看来可谓完美无缺，结果却大出他们所料。城市东南角的军火库里堆积这五花八门的武器，临时政府一经接受就将其向所有意欲自卫的外国人开放。临时政府还从军火库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了大量的铅，浇铸成200磅一块的铅锭之后运往上海。这是一项十分有利可图的业务，大量利润都落入了临时政府的腰包。临时政府现在承担了过去几十个衙门才能共同承担或者连几十个衙门都承担不了的行政工作。

挖掘以及清理被西摩尔中将部分摧毁的西沽武库废墟的权力在一次聚会上得到了拍卖。买方在爆炸现场发掘出了大量融化的铅和其他金属，外国人又从中国政府的钱包里掏出了一大笔钱。

围城两个月来，天津人民中的大部分已经逃往远处的村庄不敢回来，但城市开始逐渐变得不这么荒凉起来。穿过租界的海大道开始恢复原有的活力。仅从数量上考虑，城市住房遭受的破坏并不大，真正遭到破坏的是大环境。穿过法国租界的拥挤主干道曾经挤满了中国商铺，现在已经一家也见不到了。其中一些是被外国人烧毁的，以防止它们在围困期间被人用作堡垒攻击外国建筑，其他店铺则遭到了先下手为强的掠夺。大片法租界以同样的方式被烧毁，既然已经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破坏，还不如将整个地区推翻重来。

在河东面火车站周围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一座中国住宅也没留下，周边大片区域也是如此。天津与大沽的沿河村庄同样遭到破坏，城市的每面在不同程度上都没能幸免。房屋的数量的大幅减少导致了极大的不便和不适，当天气转凉时更令人有苦难言。最简陋的木屋也要求最高昂的租金，比缺乏住所更严重的是购买食品的困难以及燃料短缺，因为雨水一直不足，庄稼也没人打理。

物价高到了荒谬的程度，而工资则由于军事标准设置不合理似乎为人们带来了突然暴富的可能，一天的劳动就能挣到四毛钱而不是一直以来的两毛。 现金自天地初分以来第一次不再成为人们日常讨论的话题，所有人都在谈“毛”与“元”。但是这一虚假的繁荣自有其后果，现在购物的最小支付单位已经成了一毛而不是一厘，因此在衣食方面基本没人得到改善。

这些丑恶现象的主要成因是违反政治经济，对这个国家法律的蔑视也起到了自己的效果。中国藐视世界，世界则还以颜色。这样一支多国部队基本不可能保持军纪，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这样做。一些俄罗斯，法国，印度，以及德国军队尤其以拦路抢劫见长，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在公共场所抢劫中国人的财物甚至身上的衣服。

对天津地区的军事袭击来自四面八方，虽然不可能获取具体事实，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十诫中最短的三条（第六诫 不可杀人，第七诫 不可奸淫，第八诫 不可偷盗——注）遭到了持续而大范围的侵犯，说这话还没有考虑“中国异教徒”的因素。每个苦力都必须将一个标签缝到外衣上，否者他可能会遭到军队紧急征用，也许最后他能得到不错的工资，也许会被外国军官一脚踢出来。为了防止有人为了自保而盗取他们的标签，一些中国人用黄铜板将标签勒在了自己手臂上。许多穷人出了一天力气之后返回自己的茅棚，半路上还会遇到法国或者德国的抢劫士兵，抢走他们的血汗钱。

本地的地痞此前一直以“护国拳民”的身份从总督那里领钱粮，现在他们扔掉了红腰带。掠夺季节给了他们大捞一笔的机会。如果之后还没能脱贫这些人就会混入临时政府招募警察的行列，以便接着敲别人的竹杠，反正也没有人证明他过去的所作所为。经常由这样的傻大胆行事不密丢了脑袋。但这种事对他们来说只是合理的风险而已，并没有阻吓作用。

天津地区的职业流氓打手赶上了好时候，一个个身价倍增。而原来的富裕人家要么流亡在外要么陷于贫困。骤然的贫富易位带来了社会秩序的崩溃，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天津众多慈善机构全部从根子上断了财源。一向热闹的粥场全都关了门，虽然还有一些仁慈的地方绅士愿意帮助处于困境的难民，资源不足的他们也只能尽一些杯水车薪式的努力。

无论天津临时政府的行政能力在一定范围内有多么出色，它依然完全违背了良好行政的第一原则，也就是通过中国人来完成工作。李鸿章任命了一名总督，一名知县，还有一名道台，但是6名名掌握实权的军政府成员拒绝他们就任，就算他们本人进入了天津也是枉然。最后提到的那位官员在中国官场的等级很高，按常例应该当出门坐轿，穿官服升堂。但是他刚到天津就被军政府下令赶了出去，好像他只是个不请自来的讨厌鬼，在天津地界上完全没有正事可干。当他面见军政府的“国王”们时也不敢穿官服，而是穿便服，他相信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其中的差别。

中国的政府系统是一个基于等级和关联责任的体系。通过他们肆意的暴力行为天津地区的中国人已经彻底终结了自己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往好处说也极为有限，十分不足而且不负责任的系统。外国军队的军事攻击行动赶走了大量官员，留下了大片无人管理的土地。河面上有着大量的强盗，躲藏在河湾或支流里面劫夺船只。现在他们成了呼啸来去的马贼。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银子，有多少都不够。被他们攻击的倒霉家伙要是拿不出钱来，很可能就不得不“坐莲花”，即被人吊在自家房梁上用火盆烤，或者“坐火车”，即被人关进烧红的铁丝笼子里面，直到他交钱为止。临时政府对于各种报案的最自然答复就是目前（日后情况又有不同）他们的管辖范围不超出天津的外城墙，再往外都是无主之地，无法无天的所在。

城东的大军火库一直是攻击定居点最激烈而持久的据点，6月27日俄国人占领了这里。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这里作为武器作坊的功能遭到了破坏，但是却成为了一个十分优秀的俄国医院。西城军火库遭到彻底破坏，所有军械都被临时政府出售给了私人投机者，在英租界的外国公墓附近堆成了十分碍眼的一溜。克虏伯公司多年前送给中国政府当礼物的大钟现在又被临时政府转送给了天津英国市政局并悬挂在了公共花园里面，用来应对急需解决的标准时间问题。天津遭受的军事屈辱恐怕不能再深了。

位于天津城市和定居区之间的土地价格一路上涨，已经翻了好几倍。而且大部分土地都零落地分布着坟墓，因此本应一文不值。占领城市以后没多久法国领事馆就发出通告，通知市民称临时政府不承认任何 6月17日（攻占大沽炮台的日期）之前签订的地契的有效性，在指定的广大范围内，所有的土地现在都已经成为法国市政局的财产，任何先前的地契都要在领事馆登记方能继续有效。在这一吞并活动之后，大量中国建筑废墟被夷为平地，宽阔的大道满足了交通需求，而中国业主对赔偿的要求则只得到不以为然的搪塞。由于这片土地上住宅众多，许多无辜业主陷入了极大痛苦之中。这些不幸的人发现他们现在每个月需要支付几美元的税，只是为了能继续暂住在自己家里。法国定居区得面积由此大为扩展，向北延伸到河边，向西延伸到城墙，其中绝大部分都已明令宣布在未来不允许中国人居住。

他们拆除了这片新增土地上所有原来的建筑，民宅，商铺，衙门和庙宇，沿河铺设了一条大道，临时政府将这条路一直延伸到大运河以及总督衙门对面的铁桥。无数中国店铺就此消失。新建的碎石路十分笔直平整，取代了原来蜿蜒曲折的小巷。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居民会感到高兴。

为了连接这条新路，临时政府决定修一条环城路。但这么做就必须拆除城墙。这项工程被承包给了一名中国人。他在这年冬天雇佣了一大帮贫民为他干活，最近人们才意识到城墙的用处，现在他就要帮忙把城墙拆毁了。大量原本寄居在城墙根下面的流民就此失去了住所，因此当年冬天气候最严酷的时候街头满眼都是难民，所有的寺庙里都挤满了难民。甚至连早已遭到废弃的县衙监狱里都挤满了人。城墙原来的所在地被推平了，护城河也被填死了，附近的住宅也都被拆除了。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一条超过60英尺宽的环城大道，将来还很可能架设电线来应对不断增长因此无法管理的交通。

如此革命性的工程自然会激发士绅阶层最强烈的反对。他们接连不断地以最激烈而恳切的请愿书请求李鸿章施以援手，用最为优美的东方文体向他申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好比赤裸下体的女性。李鸿章生硬地回绝了他们的请愿，称城墙已经老旧不堪，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施工并没有停止。在此期间临时政府的官方测量师开始绘制整个区域的地图，并标示出一条从北门到南门宽度一致的街道，无情地将两边店铺的营业面积都削去了几英尺之深，这主要是为了照顾到现在为止都被人弃之不顾的公众利益。全市各个角落广泛分布的水塘与坑洞都被填平，土地做好了出售的准备。从任何方面来说这些土地都比以前更适宜通行了。最终带来的便利将会极其显著，而所有的沉重损失都要由眼下的业主来承担。

拆除城墙留下的大堆砖头得到了公开出售，这些砖头成为了修建定居点住宅院墙以及人行道的材料，几个月以前中国士兵还踩着它们砌成的城墙，甚至有可能踩着这些砖头，向它们的现任拥有者发射子弹或投掷炸弹。天津的的所有街道和小巷和其他得到同样管辖的城市一样，里面所有的房子都得到了阿拉伯数字的编号，许多街道都已改名，尤其是被日本人改名，对他们来说这里的定居点不过是日本岛新增加的一部分。

在之前经常提到的泥城墙附近，德国人遵循了同样的简单原则，吞并了大片土地，现在这些土地都已经成为了德意志帝国固有的一部分。从北河往东，遵循类似做法的国家还有比利时、俄国（俄国人把火车站也并入了自己的地盘，两大帝国差点开战）、意大利以及奥地利。这些国家现在都拥有了大片租界，其实叫做“抢界”更合适一些。

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大国”都把自己安顿在一片宽阔的水面附近，几乎从京杭大运河与北河交界处开始，所有的地区都是如此分配的。日后各个国家的地盘都还有可能向内陆提出进一步要求。

天津外国租界已经成了军营，其主要建筑物都被军队征用。戈登市政大厅归了英国，佑宁堂成了一家意大利医院。日本占了青年会，戒酒楼里挤满了锡克教徒，天津大学成了德国人的地盘，中国军事医学院成了法国人的地盘。所有国家，所有种族，都在这里得到了展示。到处都可能见到短小精干的日本人，粗壮敦实的俄国人，尺码不足的法国人（很可能是从阿尔及利亚来的轻步兵，穿着造型奇异的火红色长裤），魁梧而年轻的德国人，粗壮的英国皇家威尔士火枪团，轻快敏捷的美国人，还有一大帮高大黝黑的锡克教徒，帕坦人，俾路支人以及拉吉普特人。此外还有编入英军威海卫华勇营的中国人。奥地利人与意大利人用一簇簇羽毛装饰着自己的帽子，偶尔还能见到一两个裹着白布包头的袄教徒。

要为这林林总总的一干人等解决口粮问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听到阵阵低沉的驼铃声，长串的骆驼满载货物向北京进发，这种交通方式在天津已经几十年没有出现了，现在使用这种交通方式的原因只是因为耗时的铁路整修。街头挤满了一眼看不到头的英国驼畜队列，体型庞大的美国斯蒂贝克军车，俄国人笨拙的粮草车，德国从荷兰购买在爪哇制造的车辆，还有日本的小卡车。背生驼峰的印度水牛拉着轻质的木车，车上放着专门供应穆斯林军队的水桶。消防水龙或者供应过滤水的龙头前面总是挤满了五花八门的各种车辆。

一向以商业精神著称的广东人几乎掌握着天津地区全部进行外国商品交易的中国商店，天津人拿他们和外国人一样看待，要么赶走要么杀死，他们的财产也同样遭到洗劫。法租界上的“天津路”曾经充满了此类店铺，现在整条路都被摧毁了，店铺的原址已经被法国军营所取代。紫竹林被完全拆除并烧毁，原址上堆满了横七竖八的木材。曾经优雅的维多利亚大街挤满了中国人，他们蹲在地上围绕着一个个摊位（其实只不过是地上铺了一块破布而已），这些摊位出售梨，鸡蛋，芜菁，以及其他从外国店铺废墟里挖出来的小商品——蜡烛，油灯，灯罩，毛巾，袜子，镜子，画片等等，此外这里也出售在中国商店废墟中发现的东西，每个摊位都是一个小商店。

新的商业区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迸发出。 一间门房突然在对着大街的一面装上了玻璃窗，还打出了“换钱”的告示，因为硬币的价值最令人费解。 假钞与

辅币充斥着市场，谁都不敢接受买东西找回的零钱。这座讨厌外国人以及外语的城市现在充满了英语、日语、法语和德语的标志，内容则无所不包，例如“内有日本威士忌”，或者“纹身由此去”。

一个令人郁闷的事实是最西方文明中最广泛而醒目地显示在中国人面前的部分恰恰也是最糟糕的部分。他们很有理由认为每一个西方人除了吃喝以外别的什么也不关心。

整条海大道的低端都充满了沙龙与各种名声不良的娱乐场所，成群的外国士兵每天晚上都回到这里碰头，饮酒，斗殴。许多士兵与军官——后者的数目也相当可观——在这个冬天都因为斗殴而挨过子弹甚至丧命。“中国远征军”的不同军团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法国人与美国人，英国人与法国人，俄国人与英国人，似乎都随时准备撕破脸皮拔枪相向。至于理由则无一例外地简单而乏味，无非就是酒吧里的彼此嘲笑。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属于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的一部分。天津正处于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这座城市在未来一定远远不止是一座商业集散基地。河道已经加深 拉直，航行条件得到了改善。这里将成为伟大的制造业、铁路及教育中心，二十世纪这座城市将享受过去无人敢想的繁荣，到时候义和团事件回想起来也许只是一场噩梦。

所有这一切都将归功于外国人的远见卓识，能量，坚持和技术。而19世纪末的中国政府与中国人唯一的愿望就是把他们全都杀光。

XXX

通州的毁灭

通州市位于北京12英里以东北运河的起点。北京的人口如此稠密，以致其周围的地区无法提供足够的供给物资。每年都有大量贡米从中部各省通过这条河上的港口进入首都。

这座城市的名字就表明这里是进京的要道。通州到北京之间有一条几世纪以前修建的宽阔石板路，但早已年久失修，这条路同时体现了帝国统治者的能力与无能。平行于这条为无数的外国游客留下心碎（背痛）体验的了不起的石板路，是一条通向北京东便门的运河。东便门位于北城或鞑子城与南城或汉人城的交界处，货物在此要进行大量转运，但耐心的中国人并不特别看重这个问题。

和西方流行的错误印象相反，中国城市大多因为风水的因素而修建成不规则形状，但是即使在中国城市当中通州造型的古怪也是少见的。这是因为它包含两个城市，老城与新城，后者于几百年前修建于前者的西边。目的显然是将一个帝国粮仓通过极尽蜿蜒之能事的城墙包括进来。这个粮仓早已变成了废墟。

由于城市的复合结构，通州不同寻常地（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地）拥有有两个南大门，但主要郊区位于东门和西门外，虽然北边高大醒目的宝塔附近也有相当面积的郊区。

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清楚通州人口数量，但很可以说自从外国人知道这座城市以来，城市人口大约是五至七万。来自天津的运粮船只，以及直接来自山东的贡品押运船只，它们的到来是通州一年一度的重大盛事，因为本地很大一部分人要直接从这条富含营养的稻米之河里面讨生活。以前这些稻米从南方出发用帆船进行海运，并在近年升级成了轮船。粮食在天津转运上特别的运粮船，最后扔到铺满席子的运河两岸，通向下方不远的北河。称量装包后存入粮仓，一系列中国先人创造的复杂而曲折的水道最终将粮食送到了终点。规模庞大的苦力大军肩负着沉重的麻袋，每个都至少200英磅重。上千名劳工就这样找到了工作。

紧跟在粮船带来的兴奋之后的是，是北京举行的各类科举考试，尤其是举人考试。好几个星期里，河面上活跃着各种船只和船工，旅店主，马车夫，独轮车夫，商人和苦力，以及其他许多通州人，他们全都趁机大赚了一笔。这种时候的船费和车费都高得离谱，远道而来的旅客只有挨宰的份，人人都想从他们身上放点血。除了这些促使繁荣的特殊原因之外，此地还常年面对源源不断的官方或非官方旅行者与商人，并经手各地与北京的贸易，尤其是外国货船运来的大宗重要商品，当地人很容易就能对此类商品施加最高昂的收费，这使得运载货物和乘客前往首都成为了一个利润丰厚的特殊行业。

三十几年来，或自1866年起，通州一直是美国美国公理会差会的所在地，开始只是市中心的小门脸，后来向西扩展。过去十年，他们已经分布到了城市西南角的广泛区域。在城墙里面有公理会的药店与医院，无论男女一律接收，有神学院，男女生分开的学堂，以及用来安置职员的4座住宅和许多其他建筑。相邻地区还有正在动工建设的工厂。

值得在一开始就注意到的是，通州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十分友好。不但从未发生骚乱，而且双方的和谐统一从未遭到过任何形式的破坏。医院与药店的常年影响已经广泛的传播开来。学堂被当地人民和学者视为城市的荣誉。外国人与地方官员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往，有时还十分密切。这里的外国人很得当地人的信赖，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联军在1860年10月进攻北京时，通州主动提出有条件投降，并愿意为外国军队提供物资来换取城市不受伤害，这一做法见到了实效。

在中日战争期间，有人担心北京将会遭到入侵。于是有人与学堂校长谢菲尔德博士进行了接触，以确定万一日本人真的打过来，他愿不愿意出面与其斡旋以保证城市的安全。他表示愿意承担这一任务之后，在一个事先约定的日子里500名士兵来到他们的住所，护送谢菲尔德博士和古德里奇博士前往当地的军事总部。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鸣炮致意的款待，这种规格的礼遇一般只有总兵一级的军官才能享受。几位高级官员接见了他们并对他们表示了最高的敬意。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刻得到外方干预的保证令他们松了一口气。尽管日军后来的动向免除了进一步措施的必要性，中方提出此类要求且外方欣然接受这一点本身，加上为了两名外国人的排场而动用火炮与大队人马，这一切带来的影响都不是昙花一现的。

京津铁路动工十余年以前，就有人提出类似的项目并得到上谕的批准。有一次在项目即将实现时，一位通州的地方绅士前来拜访谢菲尔德博士，一见面他就行叩头礼。随后他站起身来解释说，他希望能保护祖先的墓地不受铁路与火车的侵袭，希望祖先能不受打搅地继续安眠下去，否则厄运将会彻底毁灭他的家族。无疑他很难理解，更难相信谢菲尔德博士的说法，即这一项目是美国政府的行为，和一位客居通州的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许多次虚惊和无数次挫折后，京津铁路终于在中日战争结束后开始成形。在铁路修建已成定局的时候，中国投机者们煞费苦心地购买了城市附近的大片土地，因为未来的火车站可能就修建在这里。通州市民十分痛苦不安，一方面是因为灾难将会覆盖城市的风水，贸易活动也将被这一崭新而可怕的创新所毁灭，长久以来的威胁即将成为现实。他们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努力来制止这场灾难，但是徒劳无功。

在最危急的时刻有人又想出一个办法，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对于已经进行的无数抗议来说，问题在于总会出现更有影响力的反面奏折，使得通州的抗议势头一次又一次遭到拆台，也使得情况每况愈下。通过在北京花钱疏通门路，又有一份反对预订线路的请愿书面世了，奏折指出这条线路对通州的危险性，以及激化通州民意的危害。当时很流行的说法是京城的一位亲王也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兴趣。由于他施加影响，线路最终扭头向西，绕过南海子，穿越一片缺乏任何重要城镇的区域。虽然那片地区没什么交通，但是至少也没人反对施工。到头来，虽然祸事没能完全避免，但至少已经被远远地驱赶到一边，应该不会再来打扰通衢之城市民的安宁了。

在一段短暂的时期里，这一希望似乎真的完全成为了现实。生活恢复正常，恐惧烟消云散。但1897年春季人们开始发觉通过此地前往北京的客流人数大不如常年，船运交通前所未有地一头跌落下来。这一年恰好还是三年一次科举开考的年份，通州人原本打算像往年一样大捞一笔，但只有一小部分学生选择走水路，因为火车已经开通了，公共交通激发了旅客的好奇心以及“高速出行”的轰动效应吸引了无数的乘客，以至于铁路的运力完全被压榨一空。车厢里自然挤满了人，货车车厢也挤满了人，甚至连用于运送碎石的施工车也不得不投入运营。

铁路从一开始就取得了胜利，但可怜的通州却为了客货流量的损失而暗自（以及公开）哭泣。商业活动大不如往昔，旅馆无人居住，商店买卖清淡，修建房屋的工作立即停止，在城市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车夫与驴童终日无所事事。街头食品商贩发现市场越来越小。 剃头师傅会在闲谈中告诉他们的主顾，从最大的字号到走街串巷的货郎，通州城里没有一个人能躲过火车带来的冲击，各行各业均不能幸免。总之，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死亡，这里的居民恐怕也难逃厄运。

情况已然十分糟糕，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经营贡粮的当地大族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他们通过运输、存储以及处理稻米获得的种种好处也将遭到断绝。人们发现，铁皮车厢可以为以前从天津运往俄国的大宗茶叶起到很好的保护效果，因为之前走水路的时候大量货物都会遭到盗窃。很早以前就有奏折提出用目前火车的线路来运送贡品，尽可能减少偷盗。此外，铁路的开通也会彻底断绝一大部分通州市民的生计，正如他们已经预料到的那样。

但是他们殷切的祈祷已经得到了应验，祖坟是安全的，而且这条新路是为皇帝本人修建的，因此这件事似乎已经没有再说下去的必要了，除非有人想在尘埃中翻滚拗哭。很显然整座城市都想这么做。从门庭冷落的大商铺掌柜到拾粪的贫民与乞丐，所有人都会告诉你百业凋敝的事实，谋生已经不再可能。几家大字号已经整体搬迁到了北京东郊去追寻弃他们于不顾的商业机会。通州城里有几条街道已经开始长草了。

中国北方是沙尘暴的地盘，有的日子里阳光的强度似乎会比平时弱。太阳看起来很模糊。天上没有云，但沉闷的深褐色阴霾不断扩散，直到尘埃悄悄地从天上飘下来，或者如果地面起风的话，尘柱会在风中翻飞并迅速裹挟一切，所以，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中午也可能有必要点灯。没有人知道何时会有沙尘暴，沙尘暴为何而来，或者为什么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这只不过是一个不争的重要事实。

与安静型的沙尘暴十分类似，义和团运动也如同飓风一般地降临在了通州。

本书作者乘船从山东出发，于5月17日达到该市，三名士兵随行护卫，所有外国人的惊喜和大多数中国人都将士兵护卫视为不同寻常的多余奢侈品。水路很安静，陆路也是一样，通州城也很安静，虽然有传言说麻烦正在东郊酝酿。后来得知义和团份子已经自天津坐船来到这里，他们也有可能来自独流，18英里以南大运河附近的一个义和团据点，后来几乎被外国军队摧毁。训练的内容是如何自卫，如何保护自己的家庭与村庄。训练内容毫无与外国人作对的意思，而且十分简单，连小孩子都能掌握，正如下文所表现的那样。

有时一些像往常一样坐轿子或以其他方式出门的女士们会注意到示威活动。有一次一个人跳到轿子面前假装要砍掉自己的头，旁观者都笑了起来。在大约10天时间里谣言变得更加吓人，但是却含糊不清，指东说西，无法核实。

使得义和团运动最终取得进展的原因是一名乞丐的被捕，他去外国医院去治皮癣，医院给了他一份含硫的药膏。人们认为这是往水井里施放的致命毒药。当地的周县令进行了一次细致的调查并郑重声明指控不成立。但这件事的煽动效果并未因此得到缓解，各种关于其他地区如何排挤外国人的谣言早已降临到了这里

正如前述，6月8日美国人从通州逃往北京的行为成为了激化运动的转折点。当地官员接到通知，教会的地产转交给他们管理，第二天学堂就惨遭烧毁，被军队掠夺一空。住宅和其他相邻建筑也未能幸免。当天的毁灭还同样降临在了教会的其他城内产业头上，包括一座已接近完工的教堂。破坏发生得如此完全，以至于完全可以骑马通过原来两层楼高的建筑工地，实际上光是要指明工地的所在就已经十分困难了

电报室和皇家邮局分别遭受了同样的破坏。邮局局长（基督徒）历经千惊万险才逃到北京，在那里他变卖了身上所有值钱之物，然后勉强逃到南方，安全到达上海。沈道台被监禁在自己的衙门里，听凭义和团摆布，个人财产被人洗劫一空之后才得以逃脱。他的衙门首当其冲地遭到劫掠。这就是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恐怖，可以说整个城市的人口都心甘情愿地投身其中，无论有意与否。这种态度的影响力极大。如果有任何人提出抗议，他的声音也会被公众的疯狂所淹没。他们唯一说得出口的苦痛就是铁路摧毁了他们的交通，为了纠正这一点，这座城市选择了自杀！

周县令尤其可恨而虚伪，一直想要从那个携带药膏的乞丐嘴里逼出对外国人不利的证词来。最后他也没能得逞，于是就把逮捕乞丐的几名衙役痛打了八百大板。当医院被推倒后，他在英格拉姆博士的实验室发现一副骨架，于是就大张旗鼓地挂在衙门前的大厅，作为外国人所遭受指控的罪证。当学堂遭到掠夺的时候，当地道台下令周县令将学堂里所有贵重物品收集入库，但他故意无所作为，听任学堂遭到破坏。

粮食衙门的管理者名叫蒋崔（音），是真正的通州义和团头目，最有力的罪证文件都是日后美国士兵占领他的住所后在他家里发现的。几个月后英国人在这里又发现了成捆的类似文件，例如当地义和团头目名单，营地地址，配给与信众名单等等，并送给特克斯波利先生加以检查和注释。

一位中国“难民”绘声绘色地描述可能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个城市在外国人逃走后的情况。他抵达的时间是6月21日，看到一群喧闹的人群正往城门里挤，还有人朝天鸣放三枪，意味着他们杀死了基督徒。被害人的尸体随后被人扔到运河边上以免传播瘟疫。

这些齐射声每天都会响起很多次，象征着进行中的可怕屠杀，这一地区大约有150名新教徒在腥风血雨中失去了生命。

当义和团取得了了足够进展之后，他们要求面见道台，存心要杀死他。然而他坚决拒绝见他们。义和团暴徒开始威胁要打破衙门的大门，这时其他下属官员出于对他的同情救了他一命。一番劝说后义和团同意接受“十双鞋”（白银500两） 作为道台大人的买命钱。此外双方还同意道台不能以任何借口出现在他的衙门外面的，否则他将性命不保。他们还强迫他签署一份书面授权书，授权义和团维持通州及周边地区秩序，惩罚他们抓到的所有叛徒，征收钱粮以及必要时将任何威胁到这座城市的人斩首。

6月22日朝廷下发圣旨，准许破坏公使馆。义和团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条幅，后面还附加了“奉圣旨”几个字。这使得义和团的亡命之徒获得了绝对至高无上的地位， 从6月26日之后他们成了城市的唯一控制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鸿章到来后，周县令随即官复原职，尽管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的授意。其他大臣们没有提出抗议。通州的传教士被迫就如何赔偿曾遭掠夺的本土基督徒的事宜与他谈判，这个曾经纵容义和团为祸的人此刻又一次成为了笑容可掬、殷勤客气的朋友。

恢复调整之后的旧日关系很令人感到尴尬，有一位官员受命与教会商谈对基督徒赔偿问题以及如何公正惩罚如此之多残忍而无端的谋杀事件，他对这一点进行了恰如其分地表达。“如果要真正追究责任的话，你必须首先拿太后开刀，然后一路向下，我们这些人一个都不剩。”这番话说得既准确又简明扼要。

在日本人占领城市几天后，他们将几吨的炸药储存在北边城墙上的一间小屋里，结果炸药爆炸了，有人相信是印度军队干的。引爆炸药的人固然灰飞烟灭，炸点四周?英里内也都有反应，这一地区比中国北方任何其他地区都遭受了更加彻底的破坏。 冲击波力量之大，使得整个区域好像覆盖了一层毯子一样。通州著名的地标关帝庙只留下了一地废墟，骨架还在，但其余的木料都横七竖八、或卧或倚地倒在地上。屋顶也不见了，但三尊神像依然屹立在废墟当中，一副对自己命运漠不关心的神情。城市的不同区域分配到了各国军队手中，如果一直只有日本人控制城市的话情况也许还好，但是现在没过多长时间抢劫和纵火就开始了。从市中心到东门的主要干道上几乎没有一家店铺还开门，连接北门的大街上没有一家商店或住宅依然完好。几乎所有的大型商业场所都遭到破坏。东郊遭遇的破坏虽然为时更长且参与人数更多，却没有城里如此彻底。西郊与大部分北郊逃脱了火焚的命运，但后者后来被法国和俄国军队占领，当地人民因此遭受了无法形容苦难。

一个进入城市的记者试图找到一间尚未被洗劫一空的房子好在其中过夜。他确实在同一座建筑物里陆续找到三个房间，但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位死亡的中国女人，显然她们全都首先遭到强奸，然后被人开膛破腹，最后尸体上还覆盖了她自己的被单！通州人民在随后一个月里由于外国士兵的暴行所遭受的苦难将永远不为人所知。

城市沦陷一个月后，城市里的人口除了外国军队的随从以外只剩下了几百人。向城西步行数英里，虽然建筑物尚未大面积烧毁，但是除了驻扎着日本人的院落之外完全没有生命迹象，只有成群的饿狗。池塘里倒栽着马车和黄包车，覆盖着绿色软泥。一些最大的字号虽然被洗劫一空，但没有被烧毁，屋内仍有大量的家具没有人使用。只有撒在街头的账本暗示着这家买卖已经关门。对面影壁墙上还写着字体明快的“开门见喜”。

在曾居住着外国人的北后街上，外国人的一些邻居曾经欢天喜地抢夺他们的物品，现在这里可能贴着日语，法语和英语的公告：“此人完全属于日本第五军团”，“不得入内”十分常见，在有些地区每扇门上都写着“日本”两个字，门框上还遗留着上一个中国新年时贴上去的条幅：“国泰民安”。

外国人住房被毁的同时，所有相邻的房屋也一道被摧毁了。没有一家店铺开门，街头看不到一个商贩，买不到一杯热水或者一个鸡蛋。19至20号城市的荒凉程度达到顶峰，日本国旗挥舞在粮仓上空，表示他们已经控制了剩下的贡米，掐住了通州和北京的生命线。虽然今年秋季的贸易活动恐怕不会太活跃??，但河流两岸依然一片繁忙景象，不是因为从天津来的粮食船队，也不是因为往俄罗斯运送茶叶的货船，而是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的运输堵塞了本应波澜不惊的通往北河的运河水面。任何抵达或离开的船只都是奉军令行事，每个船工都对严格而稍微有些专制的军管法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州附近道路上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泥坑（估计从元代就有了），在这一期间可能有人会看到奇怪的景象，一群锡克教徒从附近一座中国房子的屋顶抽出木材来在泥坑上架了一座桥，上面覆盖着门扇，窗棂和其他木制品，桥基是大捆的高粱，穗子还没有割下来。这座桥是一条军事道路上的一小段，这条道路直接通过被义和团摧毁的学堂外墙原址，那里现在有一条深深的壕沟。学校遭到破坏后附近居民很乐意地在空地上种下了玉米，等到秋天军队到来时玉米已经成熟，正好用来给视察学校受损情况的传教会成员当做牲畜的草料。

在通州到北京12英里的路程里一个行人也没有，也无法从原本不可胜数的茶馆客栈里面买到一口食物，甚至连给牲畜饮水的地方都没有。不同寻常的是，道路两旁长势茂密的庄稼居然没有人碰，就算后来有人出来收庄稼，也是鬼鬼祟祟的，还叫人在道路两边放风以防有外国军队过来。许多外国士兵都热衷于拿“中国异教徒”来练习射击，结果就是造成了大面积的无人区，其中任何一座空房子都是洗劫的对象，而且基本不用担心受罚，唯一值得害怕的就是操着多国语言的军队，每支军队背后都是一个强横而充满怨气的国家。他们的马匹比豹子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凶恶，他们的骑兵全都远道而来。

这一沉重的负担还要背负好几个月，许多无名的恐怖我们不敢进一步提及。这一切——还有更多——就是通州遭遇的惩罚的一部分。

XXIX

转变中的首都

除去贵族的居所之外，还有许多全中国闻名的人物的住宅也遭到了检查与改造。这其中最孤僻的一处所在位于哈德门街上的一条小巷里，皇帝的前任私人教师翁同龢就住在里面。奥地利军团占据了九门提督荣禄的官邸，这里不同于一般的府宅，收拾得很干净。屋主曾经派人过来拿几件皮袍过冬，结果奥地利人回绝道他们自己尚且不够用。

在意大利人的安排下，通州的基督徒以及他们的牧师来到了东华门以北的赵公府。这里原来的主人很有审美情调，他在府里盖了一座二层小楼，起名叫迎春楼。他在朝中的对头立刻参他妄图窥看皇宫。皇太后抓住机会罚了房主白银十万两。因为房主只能筹集到四万两，皇太后就没收了这座宅院以示警戒，并将其赠与自己的弟弟，他的儿子在动乱发生时正住在这里。房主很乐意接待外国人从而避免可能发生的进一步掠夺，毕竟意大利人已经抢得差不多了，现在又一次守起了规矩。附近众多房屋中居住了大量基督徒，每天的报时工作由敲钟人完成。这口500磅的大钟最早位于通州的华北大学（？），义和团烧毁大学后将大钟拉到附近的村落埋了起来，之后又被人挖了出来并运到北京。这口大钟以及三串钥匙，还有学校原址的废墟就是这座学校留下的一切。

在通州火车站遭到占领之后，不知疲倦的站长特克斯波利先生雇用了上面提到的人员并组织了一个印刷厂，他们发行了包括赞美诗集在内的大量出版物来取代去年遭到破坏的那些部分。有一间房间内里分隔成宽敞的5部分，看上去很适合做礼拜堂，后来也的确成为了礼拜堂。现在这里每周日都会聚集上百名基督徒。到了冬天，这片房产由肃亲王（善耆）做中人租给了教会，租期两年，租金也很合理，起租时间是当年一月。礼拜堂后面挂着一块披着白色丝绸的木排，这是中国人哀悼的标志。木牌对面是一块蓝布，上面满是丝质的标签，书写着通州教会殉教人员的姓名。这份名单远远不算完满，但也已经包含了44名男性，46名女性以及40名儿童的姓名。

美国长老会与美国卫理会的人员都在取得当地士绅充分许可的前提下住在了他们家里，从而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房东的安全。卫理会还为成功熬过围城的燕京大学学生以及上百名中学女生谋求了必不可少的栖身之所。

伦敦公使馆难民的故事尤其奇特，值得花费几段文字的篇幅专门叙述，从而更生动地描述当时情况的紧急。

由于公使馆里的所有男性成员全都不在，有一位乔治娜.史密斯小姐就不得不担当起了照顾200余名难民的责任，这些人全都一贫如洗，身上没带粮食，也没有吃饭的地方。公使馆东南有一片宅第，原本属于一户满洲家庭，他们在义和团爆发时十分活跃，，还参与了对公使馆建筑的破坏，不久还将使馆地皮用墙圈起来一块据为己有。现在他们因为害怕惩罚而全都逃走了。公使馆与军方的上层就将这个地方连同内部一切什物全部移交给了史密斯小姐。

史密斯小姐身无分文，也没有来钱的门路。但是她写了几张欠条，到附近刚刚开业的粮店赊粮食。粮店自然更希望看到现钱，因为俄国军队随时可能过来抢劫。于是作为交换史密斯小姐搞来了一份将军签发的保护令，裱糊之后挂在了粮店里。

这处房产里所有的家具都没人碰过，因此最现实的筹款方式就是出售遗留在这里的毛皮制品以及其他衣物。所有的皈依教徒都被安排的工作，工作所得全部汇入一个共同基金当中。这个计划进行的很顺利。他们承接了为英军制作床单，被褥以及马鞍毯的合同，后来又承接了德军的合同。再后来他们还负责为印度马匹搜罗干草以及在德国管区捡拾残留物资。这样一来所有人都有了工作。教士，教师，药剂师以及其他所有人都得到了一套制服以及每天6便士的工资。

当德国人接管了俄国人的地盘时，这一片区域差点就要遭到一视同仁的劫掠。多亏史密斯小姐反应果断，提出愿意为德军军营以及军官住所提供一批家具来换取自己的管理权，而且审核士兵不得进入难民的房间。住在附近的非基督徒中国人十分高兴地收集起了所需要的家具，无数家庭因此免遭兵乱之祸。

当局在基督徒的协助下搜捕到了一批义和团首领并加以惩处，还有些义和团参与者通过中间人为受到伤害的基督徒家庭提出了赔偿，希望借此免于惩罚。寡妇与孤儿得到了扶助。由于她杰出的表现，史密斯小姐得到了6对万民伞，这是中国人眼中的最高荣誉之一，轻易不会授予什么人。

对于此类事件的认真研究表明了一位决心坚定、手腕灵活的西方女性可以完成怎样的业绩，以及如果不全面细致地了解事实的话想要评断此类事件是多么不可能。

中国政府下设兵、礼、工、户、吏、刑六部。大部分办公地点都位于同一条街上，这条街以六部中最有名的兵部来命名。大门后面隐藏着神秘的中国行政生活，外国人只能远远观望。现在六部办公地点以及附近几个衙门全都被军队占领了。其中有几间房屋还在占领期间遭到了破坏。还有一部分，例如户部办公楼，则是在之后遭到了焚毁。

工部与兵部成了英军印度兵团的总部所在。这些高大而肤色黝黑的山地部族士兵很喜欢分配给他们的宽敞房间。作风俭省的日本人设法使得同一条街的西侧分到了他们的辖区之下，然后就用一队骡车昼夜不停地搬运了很长一段时间，总共从户部运走了据说大约三百万两白银。这些东方人对北京的了解似乎比北京本地人还要深入，他们一上手就攫取了所有皇家粮仓的存粮，据说控制了总价格几百万美元的大米——就这样，他们在没有施加任何外交压力，也没有征求任何其他联军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就获得了自己的赔偿。

或许最有特色的中国建筑之一就是刑部的办公楼。六部中的其他部门都位于英国公使馆以西的同一个街区，但是刑部却独自位于城市中心大街以西。下车走进刑部正门，你会感到自己正在步入一个地下室，这里的地面比路面低好几英尺。如果你在夏天造访，会看到迎面的院子中心有个大池子，后面的几个院子里也是如此。如果你问太后出逃之后留守在这里并释放了全部几百名在押犯人的工作人员，池子的水位最高能到什么程度时，他会用手在脖子附近比划一下。“到这里。”你立刻就会发现问题，“要是那样的话，两边的厢房不就要进水了吗？”“的确。”他的回答很简练。

一册册的大清律散落在地面上，现在北京比起中国其他地方更加难见中国法律的踪迹。一起撒在地上的还有案件卷宗，现在它们都已经和泥浆搅在了一起。

这里大概有20到24间监狱牢房（也可能是48间，这无关紧要），造型全都一样，年头久远的砖墙建筑，窗户上堵着粗大的木栅栏。如果是欧洲的犯人关在这里早就用小刀削掉木头逃出去了。牢房里面是两堆砖头架着一块木板。这里的《北京公报》一开始（围城刚结束）就像瓦朗勃罗萨的秋叶一样厚实。当时这里是这份报纸保存最完整的地点。很快这里就成了一座国际监狱，关押着特别挑选出来的犯人或嫌疑犯，军方没有对他们做出审判，而是打算移交给中国官员加以审理。

在英国公使馆西边是宽敞的马车公园，对于遭到围困的人们来说这一景象简直令人心痛。在那里有好几间皇家服饰仓库。

英国救援军刚刚占领公使馆就在马车公园的外墙上炸了一个口子，肤色黝黑的阿富汗人与俾路支人立刻占据了这里的草坪。他们一扇门接着一扇门的搜查，很快就发现了漆成红黄双色的皇家用具，缎面座椅，结婚用椅（包括皇帝结婚时用的椅子），还有大量其他造型奇特的小玩意，这些东西很快就被扔到了露天地里，任凭八月的烈日与暴雨摧残。

在每一座建筑里都能发现如山的应用之物，例如丝绸垫子，缎枕头，华丽的线束和形形色色有名以及无名的物品。大堆大堆的此类典雅的垃圾被人带进使馆并加以拍卖，或者带回“悍顽蛮夷”（中国公文里对英国人的常用称谓）居住的遥远海岛。无论是在宽敞的马车公园和比它还大的天坛公园，都有成排的火炮安详地等待命令。于此同时，骡子践踏着泥潭里数百顶遭到虫蛀的毛皮顶戴以及无数曾经优雅而昂贵的的丝质椅罩和轿子。高大的杂草不知多久未曾遭遇人畜侵扰，现在没几天就迅速消失了，此情此景真是令上天也不忍落泪。

翰林院的破坏已经在与讲述围攻事件的时候得到了提及，但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额外细节。这个全世界最古老人种的主要文学典藏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就彻底湮没了，最有价值著作的木版惨遭火焰吞噬，或用于建设路障，或被英国海军陆战队员拿来引火。无价的文学珍品被人倾倒进荷花池，用于灭火的池水将其泡成了纸浆并很快发霉，于是最后被人掩埋。盛放善本永乐大典的名贵樟木箱被人装满泥土拿来修筑工事，而里面的无数卷永乐大典则四方失散，最终归属可能是欧洲各地的图书馆以及私人收藏。此外也有相当数量的永乐大典和其他书籍一样遭到了发霉与掩埋的厄运。

数千份翰林院的文章撒的满地都是，随风飞扬，成了军队的燃料。两个月里公使馆就依靠这些孤本与善本来提供手纸。在厨房里苦力为了搬砖把这些纸张垫

在自己肩膀上，交通恢复后成堆的纸张被人扔进路面的坑洼好方便马车经过。

在所有针对在华外国人的暴乱活动所导致的毁灭事件当中，古老而著名的翰林院的命运也许需要着重谈一下。20或25个大厅中只有两个仍然存在，几个月后，每一丝剩余建筑的遗迹都已被清除出了翰林院的地界，现在这里划入了英国公使馆。在北面已经竖起高墙，墙体上部开有设计合理且位置隐蔽的枪眼，墙根有掩护枪手的掩体，前方的空地则杜绝了奇袭的可能。

在距离英国公使馆三分钟内步行距离之内坐落着管理蒙古事务的理藩院。在围困期间这里修筑了工事并开凿了枪眼，成为了攻击使馆的众多据点之一。这里位于通向北端肃王府的主要道路的对面，距离相当近。当围困结束时，这座建筑物已经完全沦为空宅，成了意大利人出售战利品的场所。除此之外这个地方完全被人抛弃了。

到了冬季这个古老的政府部门在一番装修后成为了一个国际俱乐部，在俱乐部后部会员可以集体或单独订购膳食，还有一个大房间专门用来充当酒吧。在前面的建筑有个大房间提供最新的英国和欧洲期刊。最近的电报张贴在每日公报栏上，一块大号标牌上注明了五百名俱乐部成员的姓名——绝大多数都是八国军官，各国国旗安详地悬挂在入口处。

总理衙门，或外交部，在中西关系问题上起到的作用众所周知。它一直是东方的绕圈办公室，其目的不是为了办事，而是防止事情办成。它本身就集中象征了中国政府应付“友邦”的阴险两面派政策。它现在已经遭到了公正的命运，当日本士兵看守这里时，各国翻译在同一天来到此地并统一密封了每个存有各自国家档案与通信的部门，使其处于各国安全保管之下而不能由任何单一国家染指——至少不能让中国人碰。当然，对于一个伟大的帝国来说，奇耻大辱莫过于此。

在5月1日，这些记录被交还到受命进行交接的中国官员手中，但前提条件之一是中国必须将衙门撤销——这是处理这个累赘无用、令人徒增烦恼的东方官僚机构的唯一合适方式。

中国人自然更关心中国设在北京的衙门及其他部门里的档案是否还在。根据多方调查询问，可以肯定地推断六部的所有档案以及其他同类部门的档案都已经不在了，总理衙门是个个例。

在众多为了后世而准备历史材料的部门当中，有两个专门的历史机构。一个属于国家，名叫国史馆，坐落在皇城内部东华门后面。皇帝的言行都记录在起居注里，起居注又存放在翰林院，翰林院遭到攻击时起居注被小心地转移到了国史馆。一位参观过那里的中国教师肯定了其目前的状况。他报告说国史馆已经关闭，但起居注的内容早已被风吹到了四面八方。在占领北京后的无政府状态之下，凡有意参观此类地点的人都是为了找手纸，虽然某些档案的某些部分有可能残存，但也不完整，连聊胜于无都谈不上。

1901年6月4日晚上，紫禁城西南角的武英殿毁于火灾。火灾原因很有争议。武英殿里存放着国家档案，法令，文献，书籍，以及大量政府文件，和武英殿相连的是修书处和上书房的一间办公室。这是一系列火灾和破坏的最后一幕，这场火灾的最终影响只能用深远二字形容。

位于城墙东部的观星台安置着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南怀仁和汤若望留下的古老而神奇的造物。法国和德国军队很快就拆除了全套设施并将其运到法国或德国公使馆，在这个过程中不必要的附带损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整个原址留下了一片残骸。中国掠夺者就跟在来自国外的同行身后不远，曾经封闭露台的铁栏杆仅仅因为贪心就被一根根折断，其中许多被盗——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反正这里已经毁了？这完全公正地反映以下事实：欧洲军队在最高命令之下肆意进行的破坏远比董将军麾下的野蛮人攻击翰林院的行为更加恶劣，因为后者的起因是一时头脑发热，而前者则有条不紊且无视一大部分文明世界的抗议。

贡院遭遇了同样毫无顾忌的破坏。考生的单间（略少于8500个）前面敞开，屋顶向后倾斜，两三根纤细的柱子撑在下面，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木结构。然而，为了找火种，数百个这样的单间被人掀倒，入口处的建筑物也未能幸免。

应当提及的是面对寒冬天急需木柴的外国军队一视同仁地拆毁了任何最方便下手的建筑物——衙门，旧粮仓和寺庙。据报道，在冬天结束后，通州几乎一座寺庙都不剩了。

美国军队军事占领北京期间的总部设在先农坛，位于南城一片宽敞的区域。大殿之一成为了医院，另一座大殿成为了供应站，存放着粮食、火腿、成箱烟草、军用豆罐头以及桶装牛肉。

配殿之一成为了阅览室，其他房间成了医院病房。另一间配殿被用于存放镀金上漆的礼器性农具，包括犁，种子钻，耙，刷耙，铁锹，扫帚，草叉和更小的用具，如篮子和草帽。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悄无声息地扔到了外面，美军第9及第14步兵团还拿一部分小一点的物件当了燃料。

将正殿当做指挥部的美军军官刚刚入住就开始在古老的建筑内墙和嵌花玻璃窗上打洞，对于此前一直饱受崇敬的神灵来说，这些举动无异于额外的亵渎和侮辱。

皇帝用来祭祀神农的大理石祭坛很方便骑兵将战马留下由距离最近的苦力照看。皇帝在这里有一片精心挑选过的天地，每年春天他都要来此亲耕，为天下农夫做表率，现在无所不在的杂草覆盖了这里，与其他地方已经毫无区别了。

与先农坛隔着一条大街的是一片一英里见方的开阔地，这里是天坛的所在。多年以来外国人都不得进入这里，在皇帝未成年以前更是不允许任何外人入内。现在这里连一个中国人都没有。英国人刚刚攻入北京就把看守人员都赶跑了，现在人们可以赶着马车在宽阔的石板道上来去，头顶就是象征着三重天界的三层蔚蓝圆顶。天坛各门都有一个黝黑的锡克族士兵把守——象征着这个比全盛时期的罗马还要伟大的帝国已经完全遭到降服——这些士兵在你经过他们身边时只会扫你一眼，或者用印度斯坦语问几个你听不懂的问题，如果你用欧洲语言或汉语回答几句，他就会对你尊重地行礼，以表示你躲不过他的观察。

供奉满清王朝祖先牌位的圆形建筑大门敞开，北侧有一块巨大的牌位，供奉皇天，两边各四个盒子装着的配享牌位，供奉得是过去256年间曾经在位的八个皇帝。全部8个盒子上面沉重的雕花门都已被打破，里面的牌位已经被英国军官运到了大英博物馆——这几乎可以看做对中国人破坏外国墓地行为的合理报复。

皇帝的斋宫成为了英国军队在城市这一部分的总部，每天都挤满了许多装载着战利品的马车——丝绸，皮草，银器和玉器，刺绣服装，等等。这些物资每天转运到英国公使馆并在拍卖会上出售，售出的款项用来供养军队，头一天卖掉多少，第二天就会运来更多。后方的皇帝私人房间成为了军官的卧室。在一次晚餐时他们得知了自己住所的背景，显得稍微有点吃惊，不过也只是目光闪动了一下，好像在说：“哈，这谁知道呢？”

和约第七部分要求中国自此以后为使馆提供保护并拆除附近所有建筑。“使馆区”至少包括南边城墙与北边紫禁城宫墙，东边哈德门街与西边前门中轴线所围成的长方形内的所有面积。但是东交民巷以北，兵部街以西的区域不算在内。这片长约一英里，宽半英里的广大区域刚刚划定，最为彻底的翻修工作就开始了。区域内的住房，衙门，寺庙全都遭到拆毁，原公使馆得到重建并添加了各种设施。

奥地利使馆对面坐落着一座绿瓷瓦盖顶的建筑，其中供奉着满清王朝创始人的创立之前的祖先牌位。这座建筑位于和约要求的区域内并将被清除。中国人和满族人试图保存这座建筑的努力最后胎死腹中。这座建筑的拆除对于试图通过摧毁文明世界代表处来与其绝交的满族政府来说可谓是求仁得仁的结果。

日本人占领了肃王府，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奥地利人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围困事件中的战斗区域，他们分别接收了帝国海关，皇家铸币局与未完工的中国银行。

原来属于六部的一部分陈年建筑也在拆除之列，中国人对此进行了徒劳地抗议。现在新建的要塞直逼紫禁城，他们对此完全无可奈何。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羞辱，但是北京朝廷完全是自取其辱。

朝廷本身就是策划并执行针对在京各国犯罪行为的罪魁祸首。它的一部分爪牙也遭到了应得的下场。十月份军事法庭在保定府宣判直隶布政使廷雍犯有杀害15名英国人与美国人的罪行，并与包括赵舒翘与英年在内的其他从犯一起斩首。到了冬天，两名高阶官员，启秀和徐桐之子徐承煜，被联军移交给中国当局并在北京遭到斩首。

没有哪个中国人比前山东巡抚李秉衡袭击外国人更加出力。他是皇太后手下一员干将。他可能死了，也可能自杀了。他在河南的家乡悼念了他。

圣旨下令并随后确证了庄亲王（载勋）之死（他获准自缢），当时在他的直接授意下45名外国人在他的太原府衙门里被杀。义和团运动的另一位重要推手刚毅据传在山西南部死亡。由于没有外国目击者见证他们的死亡或行刑，许多人认为这些说法的真实性不足，但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官员还会再次现身中国政坛。可能有罪的官员名单可以开列得很长，但如果所有榜上有名的官员都有罪，那么惩罚活动将难以开始更难以停止。

皇太后治下的中国朝廷在40年间居然出逃了两次，一个将这个奇异的故事追随到结局的人对于这件事有着特别的兴趣。以下摘录选自麦美德小姐为《世纪杂志》撰写的文章，文章的整理者是一个开明的中国人，他连同他的亲戚一起因为他与外国人的友谊以及对西方学问的认可而饱尝苦头。可以很肯定的是，西太后当时陷入了一种虚假的信念，即外国军队要么不在北京附近，要么无法进入京城，否则她延误出逃的行为是完全无法解释的。

“在8月14日，步枪和大炮的声音响彻整个白天，传言说外国人和本地基督徒

偷偷从通州发动奇袭并正在攻打东门。傍晚时分，外面纷纷传言说有一大帮身着奇装异服的伊斯兰教徒已经进入了城市，并在天坛扎营。直到第二天人们才知道北京已经落入了‘洋鬼子’手里。所谓的伊斯兰教徒其实是英国军官统御的印度部队。周二中午后不久，拉其普特人和锡克人已经进入了英国公使馆，马将军被传唤到皇宫并得到命令在紫禁城的北门预备马车。太后哭了，并与皇帝，皇后与大阿哥一道焚香祈愿。刚毅入宫力劝他们即刻避难。上谕要求全体王公大臣随行出逃。”

“8月15日上午，联军开始同时攻击紫禁城南门和东门，高阶官员赶紧前往宁寿宫探望皇太后。但是他们入宫前一个太监接见了他们并告诉他们慈禧太后听信了一个关于革命的虚假谣言，因此早已逃走了。”

“从6月14日起，西太后开始扎发髻并穿着平民的服饰。她出逃那天的早晨就是如此伪装的。皇太后，皇帝，皇后以及大阿哥分别乘坐单独的马车，西太后乘坐的是兰公爵的私人马车并摘下了车上的红色遮阳篷。他们从德胜门出城，马将军护送他们。中国人报告说皇帝最喜爱的妃子珍妃已经被勒死并抛入井中。共有30名亲王，贵族与高阶大臣随行，其中有端王，庄亲王，兰公爵与刚毅。”

“第一天晚上逃亡的皇室落脚在在关施，这是个大约位于北京三十英里以北的小村庄，里面有一家清真旅社。在这里他们获得了几顶骡驮轿，并在骡子身体前后绑上杆子把轿幕顶了起来。皇太后一整天都呆在轿子里，几乎没吃饭。第二天晚上他们住宿在岔道，此地位于北京西北50英里，接近长城。地方长官不知圣驾来到，毫无准备。因此皇家餐桌上只有几个玉米，随员全都面有饥色。地方长官只有一乘轿子，就此献给皇太后。皇帝于皇后依然乘坐骡驮轿。”

“8月17日，他们到达怀来。当他们在匆忙和混乱中离开首都时身上还穿着夏装。一过关口天气突然转冷。所以他们在当地清真寺逗留两天赶制冬装。”

“8月20日一行人抵达宣化（距离张家口20英里），发布三份朱砂圣旨，第一份圣旨说明皇室出逃的原因，皇帝自责用人不明，也责备诸大臣未能尽心竭力。第二份圣旨要求诸大臣随行至太原府。第三份圣旨宣布免除圣驾所到之处的税收。他们在宣化呆了5天。”

“从宣化他们起身前往大同并停留两天。前往太原府的途中一行人路过天镇。此地早已被乱民洗劫一空，商铺无存。地方长官正在焦头烂额之际忽听得圣驾来到，这一消息对他来说不啻五雷轰顶，结果他就服毒自尽了。于是圣驾一行人进入了一座空城，晚餐只有几碗汤水。于是御前总管太监被打发回京采办补给。”

“圣驾，随员以及八旗兵到达太原府之后，德将军（音）受命领300余名士兵返京，每人领白银四两。之后肃亲王又带300人回京，每人饷银五两。高级官员中唯有刚毅，王文韶与赵舒翘还在，尽管除他们外还有几位品级较低的大臣。”

“到了九月底，要求皇帝返京的热切呼吁似乎占了上风。但是山西布政使发电报称联军即将攻入山西。于是太后的意愿再一次决定了帝国的走向，也就是继续向西。太原府与西安府之间的距离就相当于北京到太原府的距离。这样看来皇太后是不打算给自己留后路了。西安古都就是她决定坚守的底线。”

这个女人的命运确实十分奇特。在她犯下了国家之间所能犯下的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之后，居然还能恢复她遭到篡夺的王位以及无可争议的权力，她在过去的行为没有遭到批评，她在未来的行为也无法保证。

无论她本人或她下如此大力气加以毁灭的帝国日后命运如何，当代最为栩栩如生的一幕场景都将是北京遭到的惩罚。这座城市如同手套一般被人由里而外地翻了出来，但这只手套最后会戴在谁的手上还有待观察。

XXVIII

北京的惩罚

距离1860年欧洲军队首次攻占中国首都已经过去了40年。当时为了照顾中方的感情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城市没有遭到破坏，进城一个月之后军队就撤到了城外。人们曾热切期待这次短暂的占领对中国国家骄傲的冲击能产生积极的影响，长期以来视外国人为化外蛮夷的陈旧而顽固的傲慢会因此遭遇致命一击，北京也会从一个封闭的城市转而对外界开放。

然而在整整一代人与欧洲交流之后，北京依然是一座排外的城市。

尽管衙门的官员有时会去公使馆参加宴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来不会在自家私宅设宴回请。几年来我们获取邀请的试图全部遭到了失败。这座城市的私宅依然对传教士之外的外人紧闭。

多家医院，尤其是起带头作用的伦敦教会医院，这些年来收治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病人，借此打开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房门。但是就北京城总体来说，依然毫不通融地充斥着针对外国人的蔑视与仇恨。

本地教授外国人说汉语的老师如果在街头遇到自己的学生从来都会装不认识。不管他私下里怎么看待外国人，在街头与外国人打招呼都是丢脸的行为。情况类似的还有商人，他们很乐意接受外国货币但却十分鄙视货币的所有者。劳工阶层——甚至包括苦力——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他们觉得拉车的自己比坐车的洋人更加优越——这与当年巴比伦的犹太人对征服者的态度很有几分相近之处。

南城一直以自己比“鞑子城”更加公开排外而引以为傲。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抵抗着传教士购买土地的任何企图。偶尔的成功虽说不是没有，但毕竟只是个例而已。

这就是都城对第一次外国占领的反应，那一次占领方还严格遵守了宽大仁慈的原则。第二次占领北京的情况与第一次截然不同，造成了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后果。如果说导致这一切的元凶只是单一的暴行，那么对这一切施加的惩罚也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当无数义和团成员蜂拥而入北京时，他们就像城市各处的军队一样（尽管并非总是如此）搜刮老百姓过活。这给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但是情况还在恶化。为了“保卫公使馆”，荣禄的军队与董福祥将军的军队开拔了过来。这些军队全都和义和团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这些人很快就将城市推向了自外国人到京以来从未目睹过的苦境。许多家庭惨遭灭门之祸，其他家庭的幸存人口也不过十之一二。上百栋房屋的屋门都被人用砖头砌死了，通常这意味着这里已经没人住了。跟着董将军从甘肃来的野蛮人说着奇怪的方言，用鲜血写下了自己的大名。如果将北京市民比作古代的犹太人，那么这些人就相当于迦勒底人，一群“残忍暴躁之民”（哈巴谷书1：6——注）。

针对基督徒财产的毁坏只是一系列暴行的开始。在放火的一周里，为数相对有限的外国房屋远远无法满足掳掠与破坏的欲望。有时每天会发生6到8场火灾，破坏力最大的几场都在前门外面，南城最富庶的商铺贸易集中区域。

等到局势稳定了一些，外国人可以上街之后，满目疮痍的惨状令人震惊。士兵的死尸或孤零零倒在地上或堆放成一垛，有时上面还会盖上破席子，这些死尸终究会成为野狗的美食，它们现在可谓三餐无忧。死狗与死马散发的恶臭无处不在，巨大的死水坑里泡满了腐烂的人畜尸首。瘦骨嶙峋的野猫恶狠狠地盯着从商铺门脸的缺口钻进钻出的同类，商铺门前还贴着“年年有余”，“新春吉祥”，“万事大吉”之类的字样，还有《论语》中经常引用的名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家店铺被人抢了三次，现在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可是门上的“一帆风顺”字样还没有脱落。南城与北城最繁华的街道此刻没有一户开门的店铺，街上也看不到行人。

但是八国联军刚刚占领北京并且划分了各自军队的巡防区域，中国人就开始适应这种新的关系，就像水根据容器改变形状一样轻松。日本人由于和中国人使用同一套书写系统，因此率先进入了这一新领域。三天之后整个城市都插满了印着红色圆盘的小旗，无数房门上都出现了“大日本帝国顺民”的字样。有一段时间经常可以看到手拿小旗的中国人，旗子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写着“顺民”，根据个人情况把具体国家的名称填进去——这可谓是对“爱国主义”令人惊讶的补充。街头碰见10个人，8个手里都会拿着各国国旗（只是做工粗劣的模仿品，一下雨图案就会淋得不成样子）。中国人经常建议彼此不要“学外国人”，现在却是这么个结果，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

并不止有旗帜成为了向陌生异国表达忠心的手段，英语本身也惨遭蹂躏。哈德门街头用破布拉出了“归日本”的英语横幅，另一块木牌上写着“好大老爷，不要开枪，我等顺民”。“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就你”（以赛亚书60:14——注），这条预言还从未在比今天更为怪异的条件下成为现实。一座不久前还是义和团总部的庙宇门前现在已经刻上了“上帝基督民”的字样。街巷的剩余部分也插满了请愿的标语：“官老爷留情，我等顺民”。

占领初期北京城没有任何商业活动，就连商业繁荣的根源都被人连根拔起了。北城有四家八大恒票号，“恒”字有永久的含义，这个金融辛迪加（据说幕后老板是宫里的一位太监）对于本地人来说就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在六月的第三周，中国士兵扫荡了八大恒的铺面，这家字号就此停业——一段时间里其他所有银行票号也都是如此。满街飘洒得都是银票，随风飞舞，在尘埃中打卷，又被野狗拱到路边的水沟里。

不过精明的中国人没过几个月就搞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票号系统，并根据此刻大量涌入城市并成为法定通货的外币进行了调整。由于冬天的政局十分不稳定，白银的价格有时会突然上升，有一次三周之内就上升了25%。原因在于白银便于掩埋而铜币过于笨重，在当时的情况下托付财富的最可靠所在还是大地，只要埋藏的时候不被人发现，这几乎是当时帝国唯一安全的银行。

在所有中国人眼中，北京的城门与城市安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城门在围城期间遭受的严重破坏前文已有所提及。义和团在6月13日的放火行为中间接造成了前门外塔的破坏。内塔则因为一队英国士兵占领该地发信号时不小心而遭到焚毁。

哈德门的外塔同样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付之一炬。而西华门则被入城的日本军队破坏。外国军队入城之后城门就一直没有关闭过。城市安全不再由城墙保护，而是由各国哨兵负责。

西方人控制了一座城市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设置出入口。中国的城门全都开在城墙的正中，对于交通极度不便，时间上的浪费也令西方人无法忍受。联军占领北京城不到三天就在皇城的外墙炸开了之前提到的窟窿，从那以后这里就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之后同一堵墙的东侧又开了个口子，足够让马车穿行，为横穿城市节省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最重大的创新发生在鞑子城的西南角。英国人在城墙里开掘了一条隧道，两侧安置拱门，上面用汉语写着“英国门”。这里很快就成为了外国人出门办事的必经之路，尽管毫无疑问一旦中国人重新掌权就会把这条隧道封死。城墙的材质是坚固的混凝土，据说炸药对其都没有太明显的作用，这也使得隧道的开凿极其费力，不过我们也因此得以一窥这堵14又?英里长并最终并没起作用的防御墙的内部结构。

到了春天皇家工兵大费周章地拆除了北城西南角的宝塔，因为塔里的木材可以用来维护通往天津的铁路。见过这些宝塔的人一定都还记得这些塔上面有48个小窗户，每扇窗户上面都画着炮口——用来象征北京的城防倒也合适。

天坛的门前建起了一座京津铁路的新终点站，位于马家埠，距离南城大约1到2英里。南城城墙上开了一个大口子好走火车。这让乘客不由想到了英格兰的约克——对于约克来说这是创新行为，对于义和团来说恐怕还得等很久他们才能接受。在火车站前方装了一溜电灯，发电机是英国人从颐和园抢出来的，这还是这台发电机第一次投入使用。

火车进站时总会有大量马车挤在车站附近，一长串石牌把它们挡在的车站外面，石牌上大都刻着“西南王家”，“东北常家”之类的字样。这些都是从墓地里搬来的石碑，务实的西方士兵们发现这种做法最省事。

卢汉铁路是中国政府第一批自行建设的此类工程项目之一，其终点站位于卢沟桥附近，与首都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占领期间为铁路向北京市区的延伸创造了条件，没人对此提出质疑。于是事情就这么成了，南城的西墙又开了一个大口子，火车站修到了前门外。

英国军队高层则想开通一条通向通州的线路。这样做一点也不难。铁路的路堤穿过了哈德门附近的城墙，通向英国援军进入城市的水门。铁路从哈德门往东直线推进，穿过了南城的城墙。曾经因为拒绝铁路而丧失希望的通州很可能因此而起死回生。

联军在这方面的计划以及其他多项改进措施似乎是想为目前的现状带来切实的改变。各国的压力可以将这些改变维持上几年，再以后就要指望接受这些中国人不至于再改回去了。

当然这绝不是说西方运输模式的扩张回事的亚洲一夜之间放弃自己的过去与传统。这一过去与传统的最恰当象征或许就是耐心、缓慢但是稳健的骆驼，这种动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冬天的君王，夏天的乞丐”，几乎裸露的皮肤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绺驼毛。当年向俄国运送茶叶的漫长驼队如今已经见不到了。但它们依然是从西山往城里运煤所必须的驼兽。中国人说用骆驼运货慢是慢，可是放心。仔细研究一下骆驼那副看似毫无表情的尊容，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个外表忠厚但却另有算盘的人，就好像这一长队从容的牲畜的领队正在镇静地沉思：“哈！我看出来了，你们以为你们用不着我们。哈！你们错了，走着瞧。我强壮有力，我很有耐心，我属于这里，你们这帮人走了以后很久我还会在这里。”

为数众多的黄包车刚刚开始成为北京的一景就被围城事件扼杀了，现在它又一次遍及了街头巷尾，为这个汽车尚未普及的地方提供了充足的交通工具。马车又可以雇佣了，车费多少比以前高了一点。还有街道，包括碎石铺成的几条，在承受了大批军队通行以及其他交通之后，终于得到了军队高层的修缮，尽管只是表面文章。

平时人们经常往街道上泼脏水，从而部分抑制了尘土飞扬。但是现在这一惯例中断了，这些疏松的尘土立刻漫天飞扬起来，此前这一点就已经令人十分难忍了，可依然不能与眼下相比。整个冬天就是一场时断时续的沙尘暴，把所有人畜玄都吹得灰头土脸，尽管天气本身并不算恶劣。

在军管之下，北京前所未有地实施了夜间照明。在许多区域每家每户夜里都要点灯，甚至连皇城的城墙上以及其他一些惯于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也点起了煤油灯，使得行人可以看清道路。甚至连最小的巷子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照明，而在主要街道例如前门外大街，照明程度已经和西方街道不相上下了。联军军队也致力于教导中国人保持街道清洁，这一点之前从未有人要求过。如果联军占领时间再长一些，这座城市的卫生条件一定会得到极大改观。但是恐怕不能指望中国人会自行采取并执行这些卫生规章。正如中国老话所说，“辘轳一停地就旱”。

围城期间人们积累了大量石灰来补路，这些石灰很快就被军队或个人拿去用了，数量如此之大的石灰供应以后是再也不会有了。西山地区大量石灰窑与砖窑将会在重建工作开始后派上用场。

围攻时修筑的工事已经完全拆除了，英国公使馆又一次恢复了整洁的外观。只有最北端马棚的外墙还保留着救援军队到来时的原样。弹痕疮痍，惨不忍睹，残破的沙包盖过墙头，墙体上还用粗体字母写着“以免忘记”。

对于骑兵马棚里垃圾的处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些粪便全都被堆积到了皇城以南的空地上，形成了一片难以涉足的恶土。冬天里骨瘦如柴的野狗都会来到这里找寻温暖而恶臭的粪堆来御寒。军队有个怪习惯，就是喜欢起新地名。所以如果有位美国士兵告诉你他的营房位于“A大道与第五街的交叉口”，你最好找一份新地图来看看。

如此之多的外国人聚集北京为语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有些新来的人很想知道中国人是不是总是说“快了”以及他们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他们只是在搪塞缺乏耐心一口一个“快走”的外国人。另一位有心人发现中国人似乎很熟悉法国最有争议的小说作家之一——“左拉，左拉”（走啦）。

正宗地道北京话里有一个短语的出现频率特别高，“不够本儿”，意思是打算出价的钱数低于某件物品的花费。有人说“不够”是菲律宾语“一点点”的谐音。引入北京方言后这个短语有了全新的含义。一张报废的邮票可以说是“不够本儿”，这个短语同样也可以形容不如同伴们跑得快的小伙子，或者不通气的烟囱。

不久之前外国人在这座城市里还饱受枪炮横扫之苦，现在在这里随处可见汉语告示牌，上面写着学习英、法、俄、日等外语的地点。紫禁城入口外墙上挂着巨大的手写条幅，上面写着“Y.M.C.A读写咖啡室”。西使馆路上也有醒目的标语：“工坊包办所有铁器”。法语和德语的广告满街都是，南城充满了各种主要欧洲语言以及日语的广告，从剃头铺前面的三色柱到天坛门前火车站里口气强硬的告示：“非公勿入”。

冬宫是军队所称的“圣城”的最核心所在。在冬天上千名军人与平民访问了这里，之后又有大量客流涌入。尽管并非所有的建筑都有人进入，其中的绝大部分对我们来说已经像凡尔赛宫一样熟悉了，我们在里面拍摄了无数张照片。自从这些建筑向少数人开放的第一天起，里面的各种古玩就开始不翼而飞，几个礼拜之后凡是能随身带走的东西就一件也看不到了，而且这些东西中真正值钱的恐怕没几件。人们认为在贵族的仓库里还存放着大量的同类器物，皇室的日常供应还很充足。但是对于傲慢排外的满洲贵族来说，恐怕他们一定会认为自己的寓所遭到了化外蛮人好几个月的玷污。

西洋乐器倒是没人动。其中有风琴一台，手风琴一台，钢琴一台，全都走调走得厉害。此外还有御用图书馆里的一堆藏书，丝绸面料内衬棉花的床垫，以及其他不值钱的东西。真正值钱的东西都已经被人顺走了。一段时间以前这里有一头铜质（青铜？）大象，大象身边还有火车模型。不过就像这座城市里的其他动物一样，这头大象也已经消失了。也许某位访客的衣服口袋此刻正鼓起一个大包也未尝可知。

随着准入限制变得越来越严格，贴着一长串规章条例的门也越来越多。一些原本向所有人开放的房间也封闭了。管理人员礼貌地要求参观者不要因为留守的中国人拒绝开门就对他们拳打脚踢。明确作出这项要求很有必要，因为许多军人的作风很粗鲁，他们习惯了为所欲为，要他们听“异教中国佬”的话简直就是忍无可忍。

总体来说，对宫殿的仔细考察令人失望。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里一定和其他高雅中国住宅一样，但内心里却还希望情况能有所不同。首先，冬宫的庭院面积小得惊人，一想到太后和皇帝的喘息空间还赶不上他们的某些臣仆实在令人无语。这座宫殿的布局之逼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就好像在许多村庄里房屋都挤在一起，原本不值一文的土地在那里成了寸土寸金的宝贝。考虑到瓦德西和其他德国军官充当总部的房间远比这里宽敞，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们要逐渐搬到“紫禁城”的更深处，好给别人腾地方。

西苑一直是皇太后与皇帝的御宅所在。此地位于紫禁城以西，可以看做是对紫禁城的补充。皇帝在紫禁城内的住所叫瀛台，是北京最美丽的建筑。入口装饰有精美的乌木木雕（积了很厚的尘土）。附近的庭院里有戏台和莲花池，还有数不清的凉亭，西南方向则有一长溜可能是全中国品质最上乘的假山石。这些假山石通过精妙的摆放将内部空间遮掩起来，形成了类似迷宫的效果，尽管假山时间的过道只有几尺宽。

皇帝寝宫再往南是南海子，他在这里的一座岛上忍受了漫长的软禁，每天在露台上遥望着湖对岸，空守着时来运转的渺茫期待。当他的命运最终发生转折时，也未能改善他的处境。

4月17日夜间，皇太后在瀛台的寝宫遭遇火灾，火势蔓延极快，以致联军统帅不得不跳窗逃生，而他的总参谋长在冲回房间抢救文件时被当场烧死。这一事件以及类似的灾难主要归咎于西方人在原本只能用炭盆或者地砖下面的煤火取暖的脆弱木质建筑里使用大号火炉的举动。西方人首先在房间里用砖头砌出隔断，并且在门廊里砌墙，然后将用最不合适的材料制作的通风管从纤弱的镂空木格窗棂中或高或低、歪七扭八地捅出去。中国仆人为了保证炉火旺盛将炉子里面塞满了燃料，然后敞开炉口以免燃烧过快。有了这些情况，后来的结果几乎就不可避免。

皇帝有一条娱乐用的玩具铁路，从南海子通到到瀛台，向北延伸过莲花池。车厢是由苦力推动的，以免发生铁路事故。与做工考究的车厢配套的还有精美的车棚。但是这些车厢在露天环境置放的时间过久，雨雪不仅将清漆损耗殆尽，还导致了绒布与天鹅绒饰品的脱落。德国骑兵征用了一列敞篷车厢来每天清理马粪。

在此之前不允许接近的煤山成为了广受中国人欢迎的公园，每天游人众多。山脚东边有一棵歪扭斜生的松树，明朝的最后一名皇帝于1644年在这棵树上自缢而死，当时满洲军队已经攻入了北京。

在北京西北几英里处美丽的颐和园内，有一座万寿山，皇太后大多数时间就呆在这里。这里也是她召见宠幸官员并了解外部情况的地点。1860年万寿山遭到了占领军的破坏，作为朝廷逮捕并折磨巴夏礼及其随员的报复。最近几年这里又一次得到了修缮，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旧日的美景以及与东方式奢侈风格密不可分的优美装饰。

这片园林的命运可谓十分曲折。它刚刚从40年前的毁灭中喘过一口气就又一次落入了野蛮人的手中。这一回它虽然没有再次彻底化为废墟，但无情掠夺是免不了的。甚至连寺庙里的金佛也被人粗暴地掀翻在地以便掏取里面的宝物。掠夺者们的战利品往往价值连城，可以追溯到14世纪中期。

山顶的五百罗汉寺是1860年逃过一劫的极少数建筑之一，这次它就没这么幸运了。寺庙遭受了一场原因不明的火灾。尽管寺庙的庞大建筑结构不是一把火就能烧塌的，寺庙内壁依然被火焰熏得乌黑并出现了龟裂。

从寺庙坐落的山丘底部的湖畔一直到山顶是连片的精美建筑，后来民间检查发现这些建筑无不残破不堪，屋内堆满隔断墙的碎片以及打碎的窗户玻璃。吊灯的残枝与破碎的灯泡洒满了地板。不过英国负责的宫殿受到了仔细的看管，所有残留的物品都集中到了安全地点。

落入入侵者之手的紫禁城的命运也和其他王公贵族的宅邸一样，出于“军事需要”的考虑成为了指挥部的所在。醇亲王（载沣）位于城市西南角的宅邸是现任皇帝的出生地（因此现在已经不再作为住宅使用而是改建成了家庙），斯图尔特将军征用了这里。这座宅邸的众多特色之一是水池中央的砖台上摆放着一艘极其逼真的中式舢板模型，人们可以站在上面想象自己正在出海。英国人把这里当成了一家天花医院。

不过更为奇异的景观还要算另一个池塘里的假山上摆放的蒸汽轮船模型。模型的细节十分逼真，上下甲板，舵轮，卧铺船舱，上锁的头等舱等等无不完备。对于为了适应外国人的使用要求而翻修宅邸的木匠来说，这个模型好比施工指南一般。很快舱室地板、锁具、舷梯等等都低调地出现在了将军及其手下的房间里。

据说相邻不远的一处宅邸里面有埋藏的宝物，许多军官都在那里徒劳地挖掘过。最后房主托人走了李鸿章的关系，搞到了路条，连夜派人用马车把自己埋在这里的东西挖出来拉走了。开挖的时候，他们还礼貌地请求住在这里的英国军官（暂时性地）移动一下床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