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雷思海:巴黎恐袭世界要巨变,美国锁定中国的战略就这样意外 -- 渔儿漂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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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胡主政的八十年代是所有中国人的理想年代

            老右、‘精英’和官僚不喜欢毛时代,而老百姓和左派反感河蟹时代。纵观本朝,大家都比较满意,特别是精神上开放、进取,充满理想,充满活力,不至于腐朽糜烂的时期只有胡主政的八十年代。这并不是说胡耀邦有多高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但至少,胡有一颗大公无私、充满激情的热血之心,这是多数在官场厮混的高级官僚所不具备的,更不要说那些躲在幕后指手画脚,以苏派左棍路线打压新生干部,却又用极右走资路线纵容子女经商发财,最后引发路丝,进而引发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倒退的老党棍、老两面派、老不要脸们了。

            八十年代是龙眼心中永远的理想年代,火红年代,永远的精神故乡,那时的老师、班主任、干部、领导、民警、军人、工人、农民,多数都是善良正直,有理想,有良心,让人充满好感的。当时龙眼还小,从电视上看到过几次胡耀邦的报告和演讲,感觉胡公讲话确实有点热情有余,但要领不足,满肚子的话想说又说不全,小小的个子激动得直往起蹦,最后往往以高呼口号收场,使童心的我感觉很好笑。现在想想,其实演讲这东西技术含量很高,而且是童子功,要从娃娃抓起,有时还要看天赋,所以中共干部中能上台演讲的不多,能有精彩演讲的更是凤毛麟角,但至少胡在这方面是敢于尝试的,胡的很多报告很象演讲,虽然有不得要领的一面,但更有激动人心的一面。当时感觉胡的演讲比较一般,但后来再看其他领导人,简直是一窝不如一窝,都使照稿呆念,特别是那个李呆鸟,完全是呆若木鸡的照本宣科,再没人能和胡相提并论了。讲胡说话不得要领,那要看谁讲的,看谁才有资格讲。讲这话的是毛领袖,当然是有绝对资格的,但至于其他领导的讲话风范吗,没一个能和胡相比的。

            胡主政时有些政策确实有一些不求甚解,如非常偏激地反毛,反文革,民族政策过分歧视主体民族,过分放松警惕。但至少,胡公有一颗拳拳的正直之心,没有对个人和对子女的私心贪念,这就比黑猫,比那几大红贵家族强一万倍。说胡要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那也要看如何理解戈尔巴乔夫,得民心者得天下。当年的苏派修正主义路线首先是不得自己的民心,需要改革是必然的出路,关键是怎么改的问题。但不论是怎么改,都需要有胡公那样的正直、公平、有理想、有担当的领袖。有这样的领袖,即使前期政策有些偏差,以后也可以弥补,人民也能谅解,更不会酿成后面的悲剧。

            胡到晚年,面对黑色太子党的猖獗,也反省过自己全面否定毛派群众路线,全面否定文革的政策是否矫枉过正。其实以龙眼之见,八十年代经济的改革开放应该被理解为毛派文化革命在经济领域的扩大延伸。文化革命是通过群众路线来监督政府和官员,使其避免走向官僚垄断,走向官僚资本主义,总之,就是要打破少数人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和世袭。而改革开放也是通过群众路线来挑战少数官僚管控的国营企业,与之展开良性竞争。但竞争不代表要主动而全面地彻底消灭国营企业,而应该促进国营企业更好的发展,发展的好不好全看领导班子,领导班子搞不好就应该全面换领导,而不是全面换工人,让工人下岗。新领导可以开除少数不服管束,效率低下的工人,但让人家全面下岗说明你的管理有问题,要开除的首先应该是领导班子。可实际是恰恰相反,明明是领导自己挖企业墙角,自己搞承包发了财,却把包袱留给企业,把工人全开除了事,这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允许的。现在的加拿大和欧洲的多数国家,还是由国营企业掌控国家命脉,否则,马上就全成几个大财团的买办部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不是由国家招聘和委托经理人来管控,就会自然通过逆向淘汰由少数个人和家族来垄断,这是人性-道家所说: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最后就是土豪劣绅横行,阶级分化严重,在哪国都是如此。这就是改革开放后来走不下去的根本原因。

            认真总结文革,并把文革原理应用到经济领域,是胡的继承者应该思考的新思维-龙眼(2015年11月19日于多伦多)

            • 家园 别逗了

              80年代之所以让你觉得好,其实跟胡没啥太大关系。这种“恩归于上”的心态应该属于封建思想的流毒……

              80年代之所以红火,其实的关键在于左右两派的激烈交锋,在党内民主的体制下大致上能实现能者上。其实这一苗头在70年代就有了,老毛走之前留给华的局面就是左右相互制约,四人帮跟邓小平等分居左右,华居中平衡。可惜这货没读过书,打死了左派然后就被右派逼下台。

              等到90年后左派基本上都被打干净,右派独大的局面导致了国事每况愈下,等河蟹横行左派消声,就开始向深层溃烂发展。

              并不是说左右双方哪个更好更坏,而是如果实现不了平衡,最终的结果就是党同伐异不干正事。

              而对于胡,其实胡乱邦的外号已经很能反应大众评价。砸烂旧有的毛体系容易,但是砸烂后却发现无法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新体系,无法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有砸锅的勇气,却没有继续做饭填饱大家肚子的能力,这才是“乱邦”的由来。

              通宝推:龙眼,
            • 家园 胡就是沽名钓誉之辈,祸国乱邦之徒

              河里有人说他沐猴而冠,一点都不夸张。

              前三十年国内经历了那么多事,也没看见新疆西藏闹起来,乱邦上台,好,五年就出现了动乱,这还不提八平方。

              邓公再怎么失误,没有他果敢决断,八平方这一坎我们就过不去。现在的中国,估计就和现在的前苏联一样。

              不知为什么,现在河里很多人批邓公。但我认为,仅凭八平方一事,邓公就不愧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

              至于乱邦么,不提也罢。

              • 家园 没有邓带头的康华,根本不会有64
                • 家园 也是因为他不愿意哪怕象征性的动一下康华

                  以身作则这个词,对矮子来说,太难了。

                  今天,我们周围充斥着,事到临头就自己打自己小算盘的人。尤其是当老大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 家园 这就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局限性

                    当了一把手之后就知道捞这种小钱,而且还捞得天怒人怨,这种土老财的做派等96年之后马上就被清算,第二代没起来,第三代也就不好接上。

                    再看习王刘薄等,不伸手,反而后面的政治潜力很大。这点其实跟对岸的陈水扁还有马英九一样,当官之后还要贪小钱,最后就是啥都没有。

              • 家园 因果颠倒,是非颠倒

                '邓公再怎么失误,没有他果敢决断,八平方这一坎我们就过不去'---没有'邓公'的公子搞官倒、陈希同、赵紫阳等人的公子搞官倒、没有王震、方毅其他高级干部的子女搞裙带捞肥差狂赚钱,同时老百姓因为'邓公改革过急而政策失误,造成民不聊生,哪来的学生上街、群众支持?

                八十年代初,胡公对敢于挑头触犯刑法的高干子弟动用严打手段,公开和坚决进行镇压,越是高官的子弟越是惩罚严厉,连朱德的孙子都因为流氓罪被枪毙,正是这种严以律己的法治精神和道德风范才保障了整个八十年代社会风气(刑事方面)的良好。同样,只有对八十年代后期触犯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高干子弟动用严打手段,坚决镇压,才能安抚民心,稳定社会风气。可'邓公'干了什么?不但对自己的公子和其他在经济领域胡做非为的高干子弟袒护不问,竟然反过来对上街提意见的人民群众实施军事镇压,导致学生和人民尸横首都、血撒长街,'邓公'的果敢真是北洋军阀不敢为之,日本鬼子不敢为之,人类现代社会不敢有之,所以才导致全球民心基础完全动摇,两年后全球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崩溃,'邓公'的果敢换来的是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国家根据地损失90%,中国也几乎不保。后来的江氏'三代'也真是不容易,既不敢继续与人民为敌,也不敢公开镇压高干子弟的胡做非为。而是背后撤太子党的梯子,把更多公家权力转包给自由派的、平民出身的、团派的'精英',用赎买的方式来稳定人心,但又不加严格约束,因为有太子党横行而未受严惩的恶例,结果造成世风日下、土豪横行、官场败坏、人民抱怨。这从本质上不能过分责难'三代',始做俑者,'邓公'所赐尔。

                现在'邓公'的那个残障公子已经远离中枢,行将老朽,希望以他为代表的当年的黑金太子党们能从良心和理性出发,给当年对他们不满的学生群众一个公开的交代,人皆好财,但取之有道。他们当年为了取财而搞特权、搞官倒,从个人角度也不是罪不可赦,及时收手,公开道歉也就罢了,千不该万不该,不但不去公开谢罪,却竟然唆使自己老爹'以护犊之情'去镇压群众,血洗首都。所以他们至少应该在行将老朽之时,给那些因他们而死难的学生群众一点公开和真诚的忏悔。

                通宝推:海绵,
            • 家园 胡晚年反思群众路线的说法出于何处?
              • 家园 胡临终面对腐败说现在知道毛为什么发动文革了

                文革就是群众路线指引的人民民主运动。有偏差,但可以纠正。后来四人帮过度揽权有独霸政坛的企图,应该受到打压,但斩尽杀绝就失去了政治的平衡力量,向另一个极端慢慢滑去,而八十年代正好处于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最佳平衡点,所以大家都感到是自己的理想年代,可以后就失去控制了。任何稳定和繁荣的国家体系都要靠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加适当的灵活发展来保证,不能全面否定。欧洲文艺复兴曾经极端批判宗教,但后来不还是要依靠基督教、天主教来作为信仰基础?教堂不还是到处都是?只是内容经过了灵活调整吧了。

                49中国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支持。但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及以后很长时间的广大人民群众多数都没有直接管理国家的技能、经验。所以只能委托中共的官员来代为管理,如此时间一长,没有监督,就必然产生各种形式的腐败。毛时代的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所以腐败是以特权、裙带、部属关系、甚至妄图世袭往替(通过特殊学校培养所谓共产主义接班人)等形式表现,这都是很让群众反感的,被毛领袖发现问题,于是发动政治领域的文化革命,通过群众造反来监督官员,效果是十分明显的。现代阅读很多所谓老革命和他们子女的回忆录,完全就是伤痕文学性质,诉苦大会性质,最近的回忆录就是关于那个军中的老流氓加屠夫杨白冰的,把杨氏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写得那叫惨,把杨氏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写得那叫冤,可见毛的文革是触及他们的灵魂了,而从后来他们的倒行逆施看,真是不但一点不冤,而且毛简直是菩萨心肠。这方面认识最好,最客观的是以朱丹华为代表的一批后来没掌权的革命干部。

                当然,后来的文革在毛年老体衰后逐渐被能力不行,嘴皮子、笔竿子工夫不错的四人帮垄断,只许他们造反,不能别人造反。这就又偏离了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的本质。以后的改革开放在初期是有群众基础的。而经济的开放搞活,可以理解为是文化革命倡导的群众路线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和发展,而不应该打出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旗帜,你否定了过去,又拿不出其他路线来更好替代,只能黑猫白猫,而自己家人又都去做硕鼠,黑猫白猫都不敢抓太子硕鼠,结果人家说,那我们干脆走美国的洋猫路线好不好?洋猫路线能抓硕鼠,猫王一听就不干了,只好开枪。可你一开枪,群众一死伤,性质就变了,就丧失民心了,执政基础就被削弱了,全世界的共产运动也因丧失民心而失败了,这个责任必须由猫王来负责,而胡如果执政,凭着自己清廉和正直的威信,应该不至于走到那一步的悲剧的,大不了再来一次对太子党和官倒们的严打,枪毙一批,判刑一批,劳教一批,群众自然拍手称快,民心之战自然就打赢了。

                说到根上还是猫派路线有问题,必须纠正。

                • 家园 没听说胡耀邦临终的时候对文革有什么新想法

                  胡耀邦是89年死的,恐怕他那时也不会对什么腐败与文革道路与群众路线有什么关系产生什么想法。根据他的身边工作人员会议,他主要还是为自己的挨批下台而抑郁。

                  耀邦同志对1987年初中央“生活会”对他的批判,以及他因此被迫辞职下台的事谈的很少,他更关心和忧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他只是觉得中央“生活会”是一个对他进行“揭发批判”的会议,人们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其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不能把这当作中央的正式结论。而对他在中央10年来的这段工作,是非功过,希望中央能有一个正式、公道的说法。他曾坦诚由衷地对我说:关于我的问题,我只希望中央能有个正式的说法,还历史一个公道。应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合纪合法的心愿。

                  在长沙那几天,我将我写的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论文请他看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已发表,但删去了前面分析形势的一部分。他看后说,前面这部分没什么问题嘛!我说可能他们觉得篇幅长了吧?于是我们就谈到少奇同志,我说少奇同志在50年代就有许多非常可贵的改革思想,人们还不大了解。又说到“文革”少奇同志无比悲惨的遭遇和所蒙受的巨大冤屈,现在把这些都归罪于“四人帮”,似乎不能令人信服。他沉吟片刻,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是呵!这个问题总应该有个说法。当时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中央虽然已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但“文革”为什么要那样坚决、彻底地打倒刘少奇,“四人帮”又为什么能那样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恶毒诬陷、残酷迫害刘少奇,似乎还没有个明白的交待和说法。联系到他曾经自责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也违心地举手赞成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当时除陈少敏同志一人表示了无声的反对外,谁都没有也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意见。因此他觉得我们党在打倒刘少奇这件特大冤案上,还有深刻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耀邦同志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仅就他在粉碎“四人帮”后,那么坚定不移、大刀阔斧、不顾一切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平反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系列冤假错案,就足以证明他的大智大勇、有胆有识、无私无畏,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广大干部、中共党员、人民群众的感激、爱戴和敬佩。就在前两年我们去看望李昭同志时,还碰到有从海外归来的游子,带着父母的嘱托,来到耀邦同志遗像面前,鞠躬跪拜,默哀致敬,深深表达他们全家被洗雪冤屈之后的感激心情。但耀邦同志的思想并不只停留于此,从他对“文革”中为什么发生刘少奇这桩最大冤案总应有个说法的思考,说明他认为还要由此进一步深刻总结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上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联系到他自己的政治命运和政治生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遭遇中,他深切感受到,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而这正是当时,也是他在去世前所萦系于心,不能释怀的最大心结。

                  到南宁后不久,1989年2月22日的晚饭后,汉平来说耀邦同志找我。我们三个人就在一个小会议室坐下,由耀邦同志正式同我谈话。

                  这次谈话是从7时半看完新闻联播开始的,直谈到晚上9点多钟。回来后,我马上就在保密本上将耀邦同志谈话的要点追记了下来。为了如实反映那次谈话的内容,现在就把当时追记的全文抄录如下:

                    耀邦同志说:欢迎你来。三件事:

                    一、有些政治性的事情需要处理、商量、研究、答复、解决、办理,如有些来信,政治性的,需要人帮我起草个回信,商量个答复意见;中央有些会议,有些问题,需要有个人商量、议论,我还是政治局委员。总之,政治秘书的任务。这类事不多,一个礼拜一两件。

                    二、我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1987年初下来后,先用3个月清理了我的讲话稿,有几百万字。德平(注:耀邦同志的长子)也帮助看了看,他说没有错误。后来又用5个月翻了马恩全集,以前看了40多卷,做了些记号,这次写了笔记。那8个月是过于劳累,影响了身体。十三大以后就生病了。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同时也不做坏事,不做丑事,从来也不做坏事,基本不做丑事。去年到天津,李瑞环说,你政治上的作用已消失,应找点精神寄托。我就写诗,在山东写了十几首,家里人看了觉得不错,可送给一些专家看了,认为不行,意思可以,但不合韵律。后找了王力的诗词格律看了,再看别人的诗,现在不敢写了。

                    我参加革命至今已60年,想从近到远,即先从下台一段开始,逐步往前,一段一段把一些事情记录下来。需要有人帮助查点材料,排点顺序。我讲,你帮助追记,以备将来查阅,有些事情我不说就没人知道了。不吹嘘自己,不委过于人,如实记录,我从来反对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将是非曲直搞清楚。我还有许多批示。60多年,逐步往前讲,有经历,有风险,有趣闻。

                    回忆录现在不写。

                    这件事也不着急,慢慢来。只是备查性质,也不搞什么东西。但要帮我排排时间。

                    三、我现在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但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有些看法、观点、意见。对这些需有人帮我一起议论,记录下来,如成熟可以写点东西。比如对物价问题的意见,我一直是不主张全面涨价的。周杰告我:紫阳在一次小组会上就说过,耀邦同志一直不同意涨价。十三大政治报告,紫阳要我谈谈意见。我说给写作班子谈不好,我同郑必坚谈。我认真看了几遍,同郑秘书边谈边议了三天半。我问他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同意,他也做了点记录,但后来他说只简单转告了几句。赵后来问我看后意见如何,我说同郑说了,但没说议了三天半。

                  直到这时,耀邦同志仍心有余悸,尚存畏惧,颇多顾忌。本来他最关心的是在中央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觉得他要是不说就没人知道,将来是非曲直就搞不清楚了。可是他却说要记录参加革命60年的经历,从近到远,逐步往前,一段一段展开。自然,耀邦同志也有将他一生经历记录下来的想法,但同时他也有借此以掩人耳目的意思。而且,他又一再声明,现在不写回忆录,只是为了备查,并不想写什么东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来麻烦。正如他所说的“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更明显的是,找我谈话后,他并不急于开始进行这件事,而是不断说不着急,慢慢来。我当时就觉得他还存有顾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迫使他下台的那次生活会的阴影,一直还笼罩在他的脑海里。

                  这次中央生活会,他当然知道,其严重程度,与陕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宽恕和原谅。在他下台前后,小平同志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还说:你总觉得我妨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生活会后,他曾同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很冷淡。在我们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状态下,他并不急于跟我谈他想谈的那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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