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茶余饭后，不可太当真】六七十年代发生的几件NB事情 -- 微风轻行
家园 老毛确实硬气！ 对老美指名道姓，如今也没几个吧！
家园 【文摘】当年人民日报的报道和苏联间谍供词 1974.01.23 第 1 版 苏修间谍落网记
我有关方面掌握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在苏联当局的指使下，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一批人员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滥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猖狂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粗暴地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苏联驻华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和苏联派遣特务分子，自以为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无人知晓。他们太愚蠢了。他们的罪恶活动，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国人民雪亮的眼睛。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夜晚，首都的大街上，行人已渐渐稀少。一辆灰白色的苏制伏尔加牌小轿车，从苏联驻华大使馆匆匆驶出，穿街转巷，往东北郊疾驰，在离市区约九华里的北环东路的一个阴暗处，骤然停下。从车里鬼头鬼脑钻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朝着前面约一百七十米处的西坝河桥走去。高个子手里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旅行包。他们来到这座约十五米宽三十米长的桥的东北角，停了下来，左右张望，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桥下。那辆灰白色的小轿车，车号是“使01―0044”，载着一男两女，继续往西北快速离去。
这五个人就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和武官处翻译科洛索夫。他们在离开苏联大使馆的时候，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伪装。汽车由马尔琴柯亲自驾驶，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掩护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伏在汽车里面。为了在行进途中停车下人时不易被发现，他们还改装了汽车尾灯电路，踩闸时使得尾灯不亮。他们在黑夜的掩护下，匆匆去干着肮脏的间谍勾当！
秘密接头 当场拿获
高个子的谢苗诺夫和矮个子的科洛索夫躲藏在桥下面。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十分。太阳宫人民公社的田野里，一片寂静，除了附近村子里传来几声狗叫声外，只偶尔有几辆汽车从西坝河桥上驶过。
约莫二十五分钟后，桥的西头突然出现两个人影。他们在桥上徘徊了片刻以后，走到东北角的桥头，发出了对暗号的声音。然后，就钻进桥下。这两人就是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和他的同伙。据后来李犯供称，他走下桥后，谢苗诺夫两眼紧紧地望着他。李洪枢重复了接头暗号。于是谢苗诺夫就一把搂住他拥抱起来，一边还用俄语喊着：“亲爱的阿麟！”（“阿麟”是李犯同谢苗诺夫、科洛索夫对暗号时用的名字）。李洪枢随即将一个白口罩交给谢苗诺夫，这里面藏着一份用小塑料口袋密封的密写情报和按照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退回的大头针形密写工具。谢苗诺夫就把那个沉甸甸的手提旅行包交给了李洪枢。这时，敌人以为得计，忘乎所以。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正当这些家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恶勾当的时候，西坝河桥上空出现一道红色的信号弹。接着，升起了照明弹。我英勇的民兵同公安人员一起，从四面八方直奔西坝河桥下，“抓特务”之声响成一片。
桥下的特务、间谍分子，顿时乱成一团。谢苗诺夫见势不妙，随手将他刚才从特务分子李洪枢手中拿到的藏有密写情报的白口罩，扔进旁边的河沟里，妄图毁灭罪证。但是已经太晚了。谢苗诺夫等就在作案现场――西坝河桥下被我公安人员和民兵拿获。当场还缴获了谢苗诺夫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被谢苗诺夫扔掉的白口罩，也为我机智的民兵在河沟里捞起。
人赃俱在 罪证确凿
谢苗诺夫等被当场拿获，惶恐万状，浑身打颤。人们发现，原来这两个苏修间谍分子作贼心虚，在作案前都化了装。谢苗诺夫在他的西服外面罩上了一件蓝色的中国普通棉大衣，科洛索夫则身穿一套蓝色中国制服，头戴一顶蓝色单帽，脚穿一双黑布鞋。两人都戴着大口罩。
愤怒的人群纷纷质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谢苗诺夫慌张地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回答：“我是苏联大使馆的。”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外交官身份证。人们更加愤怒地大声质问：“你们是苏联大使馆的，深更半夜，跑到郊区这个桥下面干什么？”面如土色的苏联间谍分子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在间谍分子面前，打开谢苗诺夫交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里面是一个用深灰色间白色的毛毯裹住的大包。包里有两个长方形的蓝色袋子，袋里有一部由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这部电台分装在两个黄色的金属盒里，盒盖上漆有一个红“十”字和“为人民服务”字样，作为伪装），一张关于如何架设天线的示意图，苏联特务机关为其派遣特务李洪枢规定的一张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及联络方法，一张紧急联络用的频率时间表，苏联特务机关给李洪枢等的一封密写“指示信”，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两封反动信件，两瓶密写显影药，八包用来保护收发报机的防潮粉，一张苏修特务机关伪造的我边境空白通行证和一份指示如何填写伪造通行证的样本，以及特务活动经费人民币五千元，北京市布票和粮票、面票，等等。真是人赃俱在，罪证确凿。（⑴⑵）
苏修间谍分子无可抵赖，不得不低下头来。这一切都被摄入了镜头。
就在这个时候，马尔琴柯驾驶那辆挂着“使01―0044”牌的灰白色伏尔加牌小轿车，带着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又疾驶而来。这是准备接走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的。我公安人员当即将它截住，并将这三个苏联间谍分子拘留起来。
利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
长期以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颠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派遣特务间谍潜入我国，进行搜集情报、建立反革命组织等颠覆破坏活动。这次被捕获的李洪枢就是由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在一九七二年六月派遣来的特务。
据李犯供称，他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从特务电台里收到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按照它的规定，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多钟用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向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出信号，取得联系，并在当天晚上九时半至十时间去西坝河桥下，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人员秘密接头，接收一部新的特务电台和其它间谍用品，同时递交情报。
对特务分子李洪枢的审讯表明，这次在西坝河桥下被我缴获的间谍用品和活动经费等，还只是经由苏联驻华大使馆提供给他进行特务活动的用品和经费中的一部分。
李犯还供称，他除了通过特务电台直接接受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和直接为苏修特务机关提供情报外，还多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秘密转交密写情报和接受苏修特务机关的密写“指示信”。在这些信里，苏修特务机关多次指示他进行各种间谍破坏活动。在这次缴获的“指示信”中，就给李犯规定了在北京同苏联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传递情报和交接特务工具的四处秘密点，对他提出了搜集我党政军等方面情报的具体要求，还要他在领取新的电台后“要保证稳定的通讯联络”，等等。
我有关方面掌握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在苏联当局的指使下，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一批人员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滥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猖狂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粗暴地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苏联当局最近还口口声声要同中国“建立正常而良好的关系”，难道你们就是这样来建立正常而良好的关系的吗？
苏联驻华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和苏联派遣特务分子，自以为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无人知晓。他们太愚蠢了。他们的罪恶活动，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国人民雪亮的眼睛。
事实上，无论是派遣特务李洪枢的反革命活动，还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些人员的间谍活动，都早已为中国人民所觉察。因此，当他们在一月十五日晚上进行肮脏的反革命勾当时，就无一漏网地被我当场拿获。
马尔琴柯、谢苗诺夫、科洛索夫等五名苏联间谍分子，已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被我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于当天被立即驱逐出境。对背叛祖国、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效劳的特务分子李洪枢等，正在继续审讯中。这是对苏联政府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严正警告，如果他们胆敢继续在中国进行这种罪恶活动，他们必将自食其果，绝没有好下场！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讯）
请注意供词中“我们”“指示我和“朋友”一起来北京，”，还有一名间谍同行。
1974.01.23 第 2 版
苏修派遣特务李洪枢的一份供词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讯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晚，在北京东北郊北环东路西坝河桥下被我捕获的苏修派遣特务李洪枢，经我公安机关审讯，交代了他接受苏联特务机关派遣，潜回国内进行特务活动的罪行。这里发表的是他交代的在一月十五日晚与苏联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秘密接头、接收苏修特务机关的特务电台和递交情报等罪行的一份供词。他的供词如下：
我被抓住以后，经过政府交代政策，反复教育，认识到我的罪行是极为严重的。我背叛了祖国，被苏修利用，充当了苏修的间谍，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我万分痛恨自己，深悔走错了路，我要向人民低头认罪，交代自己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我背叛祖国，逃到苏联。一九七○年我被弄到莫斯科，受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机关的特务训练。一九七二年六月，我接受派遣任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越境潜回国内。一年多来，我在莫斯科苏联特务机关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直接指挥、联络下，进行了大量的间谍特务活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收到了莫斯科给我的密电，指示我和“朋友”一起来北京，在一月十五日晚九点三十分至十点，到北环东路西坝河桥下与苏联使馆人员接头，领取“电器”（指电台）。同时，要我当面送交密写的情报。规定的接头暗号是由我先说：“我是阿麟！”对方回答：“我是白桦！”还规定，如当晚有危险，交接不成，改在下一天执行。
我收到莫斯科这次密电后，就着手做接头的准备。我把最近搜集到的东北牡丹江、佳木斯一带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和军事活动情况等写成密信，又在密信中报告了我完成任务的情况。用塑料袋包好，缝在口罩里。
一月十四日，我们乘车来到北京。当晚到接头地点观察了地形和道路。第二天（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我们按苏联特务机关规定的联络办法，到了苏联大使馆的东侧护城河堤上，用苏联大使馆以前转交给我的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发出秘密联络信号，表示“我已安全到京”。发出后，立即收到了苏联使馆回答的信号，表示“已准备就绪”。
一月十五日晚，我们乘十三路公共汽车于九时十五分到达和平街北口下车，沿北环东路步行到接头地点。约九点四十分左右到达西坝河桥上，我说了接头暗语，当听到桥下有人作了回答以后，我们就跑到桥下。这时候，我看到两个穿中国服装的苏联人等候在那里。一个是高个子，穿着中国式棉大衣，站在桥下小河边，一个是小个子年轻人，穿一身中国式蓝制服，戴一顶中国单帽，伏在桥下的斜坡上。当我走到高个子面前，又用俄语重复了暗语：“我是阿麟！”走上前同他握手，他热情地拥抱了我，用俄语连连说：“噢，亲爱的阿麟！”我随即把那个藏有密写情报的口罩交给了他，他回头指了指身边的一个手提旅行包，示意让我拿走。当我拿起手提包时，突然亮起了信号弹，那个小个子苏联人惊惶地跑过来，用俄语对我们喊了两声：“信号弹！信号弹！”我见势不妙，拿着提包赶紧逃跑，跑了十几步，就被民兵抓住了。两个苏联人也和我们一起都被抓住了。
以上是我与苏联间谍接头被捕的情况。我的罪行很多，一定要老老实实继续交代，争取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
（李洪枢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
家园 【建议】老知青这几篇文章应该单独发个专辑。 好详细！好全面！连后来的文艺创作都有介绍。
太NB了！
家园 【文摘】官方证实是反间谍成功案例的资料 谢谢"自我感觉良好"留言，专辑的操作可能是斑竹的权限了。该案由周恩来亲自布置指挥。综合我提供的各种资料，间谍案来龙去脉比较清楚了。
http://www.xasohu.com/enews/news/200410/05/0009_0000021183.shtml 原载《法制日报》
百年北京警察史揭秘:10个惊天大案10个风流人物
破获派遣特务李洪枢案
事件：
1974年1月15日夜晚，苏联驻华一等秘书与苏联派遣在我国的特务李洪枢及其同伙，在交换情报时被公安机关和民兵抓获。
当晚，9时10分，苏联驻华一等秘书谢苗诺夫和科诺索夫与李洪枢以及同伙在西坝河桥头秘密接头时，西坝河桥头上空出现了一发红色信号弹，接着升起了照明弹，民兵和公安人员从四面八方直奔桥下，几个人被当场抓获。
从谢苗诺夫给李洪枢的手提包中查出一台由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一张设置天线的示意图，一张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以及一张伪造的中国边境空白通行证，还有特务活动经费人民币5000元。
中国政府在1974年1月19日召见苏联大使，面交抗议照会，并宣布5名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使馆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予以驱逐出境。
背景与结局：
本案是公安机关在“文革”中遭受重重阻力的情况下破获的。在周总理亲自部署指挥下，公安机关揭露了苏驻华使馆一秘、二秘和武官处翻译等外交人员对我国进行特务颠覆活动的阴谋。
网络上可以查到人民网《时代潮》2001年第3期中还有一篇文章提到该案，证实我转的的传说（1996年）不是无中生有、虚构故事。
但《时代潮》一文时间上有错误，把1974年的事说成是1972年12月27日，也不知道是为了避免敏感外交、保密问题而故意写错，还是写作时根本就没有去查证过历史档案。
中国外使警卫部队大透视 唐建国 张雁飞
我就是界碑（摘录）
裙摆下的间谍
多年来，由于中苏关系出现众所周知的波折，在苏联驻华使馆执勤的官兵更多了几分神秘。
也许有人记得，70年代中期，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叫《苏修间谍落网记》的课文。后来这则故事还被编为连环画，如今在外使警卫支队，官兵们仍对那场神秘斗争津津乐道。
1972年冬，我边防部队在边境森林里抓获了一名身披熊皮伪装越境的苏联间谍。经公安部门审查，假“熊”叫李洪枢，越境后企图与苏联驻华使馆一个叫契克洛夫的外交官联系。为了挖出这个披着外交官合法外衣的间谍，我公安部门悄悄地设计引“蛇”出洞的方案。
1972年12月27日，外使警卫战士袁志国迎着冬日的阳光，坚定有力地走上了苏联驻华使馆的正门哨。他心里清楚，一张巨网已张网以待，而自己的眼睛将决定能否网住“鲨鱼”。看似外表平静，小袁心里着实有点紧张。他睁大了眼睛。
下午4时20分，异常的情况发生了。使馆的大铁门嘎吱吱敞开了，一连开出去14辆小轿车。鱼贯而出的车队一辆接一辆从小袁的眼皮子底下疾驰而过。袁志国敏锐地观察着、捕捉着。突然，44号车内一个女人肥大的裙子下摆动了一下。小袁目光随着车体移动，那名女人臃肿的裙摆和别扭的坐姿告诉他：裙下有鬼。
小袁毫不迟疑地拨通了上级的电话。
接到报告，细心的公安人员反复询问“你能肯定吗?”
“肯定，车号44，朝正西方向开去!”小袁斩钉截铁地回答。 他的视觉和直觉是对的。
根据使馆哨兵提供的情报，我公安人员迅速驱车跟上了44号车，并通知了设伏人员。狡猾的契克洛夫驶出使馆后便从女人的裙子下钻出，他没有直接赴约会地点，而是让司机在北京东城区的大街小巷里兜起了圈子。
绕了几圈后，契克洛夫确信没有“尾巴”，便指令司机掉头开往西坝河。眼见44号车驶来，公安人员将诱饵李洪枢放出去接头。契克洛夫的眼睛亮了，看来情报已准时到手。李洪枢的脚步却有些罐铅一样沉重，他心知肚明背后有黑洞洞的枪口在对着自己。慢慢地，两人走到一起，两人相视一笑，两人伸手相握……
“收网！”我公安人员神兵天降，人赃俱获，苏修间谍不得不低下了头。在欢庆胜利之时，外交部、公安部领导感叹说：“使馆哨兵目光敏锐、判断准确，为整个抓捕行动提供了正确的决策依据，功不可没啊!”
此外东方明《克格勃间谍在中国》（《生活时报》990211）也提到该案。以后有空再转
家园 【纪事】苏联间谍落网的传说 http://geyan.b108.zgsj.com/liuqi/gshpage4.htm
1974年1月1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两名外交官，在北京与一个派遣回来的中国叛逃者接头，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情报活动时被中国方面当场抓获，随后又和其它三名来接应的苏联使馆人员一起被驱逐出境。中国报刊上曾对此事有过详细报导，甚至还有现场电影记录。其实那是苏联情报官员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落入中国反间谍部门圈套的结果。
后来才听说，这个叫李洪枢的黑龙江人于1967年在新疆叛逃，被苏联克格勃多次派遣回中国，毫无失误，深得苏方信任。这次在中国东北大庆油田一个指定地点取到重要情报后，他想从我们下游黑河县附近的江上走回苏联，便买了从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车票。其实中国公安人员早已跟踪上他了，准备放长线吊大鱼，抓和他接头的人，一举破获一个间谍网。第二天，推迟出发的客车里坐的许多老百姓装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员，沿途还有不少公安人员伪装成上下旅客，但他毫无察觉。到了黑河，公安人员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和他接头，便把他暗中逮捕了。当时被苏联派回来取情报的人，都是到一个指定地点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报，一般不和其它潜伏人员碰头，这样可避免长期隐蔽的间谍暴露。李被抓后便想戴罪立功，供认他有个电波发射器（类似现在的手机短信接发功能），曾被告知必要时可用它和苏联大使馆直接联系。北京高层便策划了让苏联外交间谍出丑的计划。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驱逐苏联外交间谍，中国当然不甘落后。谁知这计划差点儿因一个偶发事件而泡汤，黑龙江省公安局已把李洪枢和上月另外一个被抓住的派遣特务的消息通报到下面的县级公安局去了，在这同时，我县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长又带了一个上海女知青跑到苏联去了。北京方面几次给我县直接来电话追问那叛逃的所长是否知道这个通报，在确认那所长最近根本不可能听到这个通报时，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让李洪枢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暗中联络，约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桥下碰头。
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当日从苏联大使馆开出的一辆小汽车七转八拐，天黑后在郊区一座桥上放下两人便开走了，下来的俩人是套着中国老百姓棉袄的苏联外交官，他们在桥下见到李洪枢后，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爱称叫唤他。交接完情报后，突然信号弹升起，中国警察和民兵马上从四处冒出来。两名苏联外交官在李洪枢的带领下，企图逃出包围圈未逞，被当场抓获。过了一会，那辆小汽车又开回来接人，也被中国方面截下来，人赃具在，铁证如山，这五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人民日报当然不会讲李已被捕过，这是个摆好的圈套，等着苏联人钻。但从报纸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破绽，第一是报纸上讲苏联使馆的汽车从一出门就始终处在中国人的监视下。第二是透露了接头地点四处都有电影摄像机监视。苏联外交官被李洪枢带得四处乱逃的狼狈形像都被拍了下来，公布于世，想赖也赖不掉。
苏联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这口气，当然要寻机马上报复。四天之后，1月1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关姓工作人员坐国际列车回国时，途中被苏联边境卫生检疫人员叫下车，和一批旅客呆在一个房间里等待检查，有名苏联女旅客硬塞给关一本画报，边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苏联旅客便一拥而上，将关扭送到警察那里。画报里据说有重要情报，于是关则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官受到苏方审讯，最后也被驱逐出境。
另据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一书称，该案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
家园 【文摘】中苏互逐“间谍”事件， 各国外交上驱逐外交官间谍都是对等的。你抓我驱逐我一个外交管，我也至少宣布你一个外交官从事了与身份不适宜的活动为不受欢迎的人，请你滚蛋。
http://www.sis.pku.edu.cn/kongfanjun/book/book04_10.htm 引自孔凡君
《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第10章
互逐“间谍”事件。[13]
早在1967年，中苏就曾互相驱逐过外交人员，但只说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而70年代初互逐外交人员则大不一样了。1974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苏驻华使馆马尔琴科等人进行间谍活动被当场拿获，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召见苏驻华大使并且宣布马尔琴科5人不受欢迎，立即驱逐出境。根据《人民日报》23日发表的长篇报道，同月15日，苏联5名外交官驾车来到京郊的一座桥上，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与李洪枢等两名中国人进行秘密接头，交换情报和进行间谍活动的工具、材料及经费。就在他们进行交易时，中国警察将他们悉数逮捕。[14]在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的第二天，苏联政府也发表了一份抗议照会。根据这份照会，马尔琴科、谢苗诺夫等人是驾车在大街上行驶时遭到劫持，中国警察人员将他们带走并迫使其承认从事间谍活动。[15]
作为报复，苏联也立即在莫斯科导演了内容几乎一样但角色相反的一幕。1月19日，也就是在马尔琴科等人被中国警方释放并离开中国的当天，中国驻莫斯科使馆人员关恒广在伊尔库斯克被苏联警察逮捕，罪名是他正在从一名苏联妇女那里获得情报。几天之后，关恒广被苏联驱逐出境。23日，关恒广乘飞机离开莫斯科时，刘新权大使亲自送行，到北京后，外交部副部长余湛、苏联东欧司副司长于洪亮等到机场迎接。[16]25日，中国外交官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交了抗议照会。根据这个照会，关恒广是在乘火车返回北京的途中，在伊尔库茨克车站被苏联警察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拘捕并被押送回莫斯科，后又被驱逐出境。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副部长余湛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当面提交了抗议照会，要求苏联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情。[17]
http://www.langsong.net/lstd/wxshk/htm/xiandai/xiandai2/js/dp/167.htm
李同成“冷战时期中苏外交秘闻录”
互逐外交官
１９６９年３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在莫斯科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苏联方面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我驻莫斯科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
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向使馆投去，大使馆主楼和
两侧的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玻璃窗几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被石块击
破，墨水瓶从窗口飞进房间和办公室，地板上洒满墨水。大使馆的墙壁五颜六色，涂
满辱骂中国的口号、漫画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馆门口的院落内扔满了石块、酒瓶和
标语牌。
我们头一天就得到苏方组织游行的消息。大使馆紧锁大门，任凭游行队伍狂呼乱
叫，我们一声不吭，只是有几个人站在八楼，通过窗口拍下当时的场景，留作历史资
料。
事件发生后，我们对现场一直保持原样，石块不清理，窗户不修理，墨迹不擦除，意在给苏方难堪。
１９７０年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苏一直是代办级关系。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
日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会面达成协议互相派出大使。继苏方向北京派
出大使之后，我国大使刘新权于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１日到达莫斯科，从而结束了一
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级的局面。
刘大使到任后，拜访了苏方各部门领导。见面之际，对方向我表示一种愿望，希
望改善两国关系，这当然也是我们的愿望。苏联外交部曾宴请刘大使，礼尚往来，我
们也回请了外交部的官员。在这段时间两国之间未发生意外事件，两国关系虽寒乍暖，
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
谁知这美好的时光就像闪电一般短促，１９７４年１月，因间谍事件，两国关系
又骤然紧张起来。我国外交部急电通知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有５名外交官从事间
谍活动，被我公安部门拘捕。电报要求大使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报复。
果不出所料，当月１９日，我馆随员关恒广乘火车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突
然上来几名苏联特务，直奔关恒广所乘车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将关恒广绑架。
我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宣布，苏联５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们驱逐
出境。
接着苏联把关恒广从伊市押送到莫斯科，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莫斯
科。关恒广离开莫斯科时，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主要官员到机场送行，刘大使把一
朵大红花戴在关恒广胸前，苏联和各国记者“啪啪”拍照，并把话筒对着刘大使，请
他发表讲话。刘大使对着话筒慷慨陈词，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的迫害，赞扬他
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为了防止苏方报复，大使馆采取紧急措施进行了一次防暴大演习，上至大使下至
馆员，全都参加了这一行动。防暴指挥部设在三楼会议室，刘大使挂帅，政务参赞、
商务参赞、武官等组成指挥部。
馆员分编为六个组：对外组，救护组，交通组，后勤组，巡逻组，保卫组。
大演习共进行了一个小时，如同一场实战。
家园 【文摘】关于这次抓获苏联外交官间谍的影片介绍 http://forum.panda123.cn/redirect.php?fid=9&tid=10267&goto=nextoldset
《熊迹》
《熊迹》是以1974年1月发生在北京西坝河（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附近）的苏联驻华使馆一秘马尔琴科间谍案（“苏修间谍落网记”）为基础创作，故事情节跨越北京和哈尔滨两市。文革十年可以说是中苏两国对峙的十年，这期间不仅爆发了边界武装冲突，林彪事件、七十年代初期的全民挖防空洞运动、北京发生的爆炸苏联大使馆未遂事件等重大事件都和苏联有关。文革提出的“反帝反修”，实际上是拿美帝当了个陪衬。然而奇怪的是，这个时期反苏（或者说“反修”）题材的大型文艺作品却少得可怜，小作品倒是有一些，像小歌舞《自卫反击战，痛击新沙皇》、歌曲《七亿人民七亿兵》，还有那首“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的狗头”。这和当时全民“反修”、“打倒新沙皇”同仇敌忾的热浪非常不协调，直到文革后期，银幕上才出现一部动画片《带响的弓箭》和一部故事片《征途》与“反修”有关。当时，中苏关系比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因为这当中有两国、两党关系史上的恩怨，有破裂不久的兄弟般合作，有意识形态的纷争，有两国高层间的关系，有国内对林彪事件以后国家走向的思考等等，这些是是非非可谓“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不像中美关系那样单纯、简单。从中国高层的角度，也许是主张在文艺宣传上保持低调的。
《熊迹》这部电影从思想导向上，还是文革意识形态的延续，片中对文革还是采取赞扬的态度，比如苏方的一个间谍，提醒他狂妄的上级不要轻视我方侦察员时说：“别忘了，他们的侦察员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这无疑和当时的政治背景相吻合。但这部电影还是给了我们一些全新的感受，比如，大段背诵语录的情节没有了，演员生活化的语言多了，电影主题的生活背景（比如滑冰、游园、圆舞曲）比重明显加大。特别是，在一场历史回忆中，表现了沙俄士兵大规模屠杀我江东居民的场景，给了观众极大的震撼。虽然在此前两年的电影《征途》中也有同样的场景，但表现程度极其有限。而《熊迹》所表现的外国侵略者大肆屠杀中国人民的场景，在我国以前的电影表现中是非常罕见的，过去我们宣传的重点，主要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如何打击侵略者，尤其在文革期间，反对“战争残酷论”是江青的一贯立场，即使南京大屠杀，我们也是在后来才普遍知道的。因此说，《熊迹》中这个小的章节，在中国电影史上，开创了描写中国人民惨遭蹂躏的先河。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我东北国境线上，发现敌特入境，一个特务被我打死。另一个潜入江城，化名周英杰，与长期潜伏在江城的特务“紫貂”挂上了钩。“紫貂”通过代号叫“银狐”的某医院内科副主任康一挺，借“八一四”战备工程总工程师夏明非之手，把周英杰安插在该工程中当司机，又通过周英杰与某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谢尔丘克取得了联系。江城公安局侦察科长李欣机智地以特务“上司”身份，从康一挺口中得知其“上司”的代号叫“紫貂”，并了解到敌人已通过夏明非窃听了战备工作会议内容。于是，李欣假扮“紫貂”从康一挺手中追回了带有录音带的“熊钟”；又假扮“银狐”，与阴险狡猾的谢尔丘克等周旋，从而掌握了破案线索。之后，经过调查，终于证实“紫貂”就是前特种物资局局长姚秉章。根据这一情况，我公安人员采取了“欲擒故纵，放貂捉熊”的办法，首先团结夏明非，而后又利用姚秉章急于看到会议纪要的心理，在夏明非等人的配合下，巧妙地为姚秉章安排了作案机会。姚搞到文件后，亲自送去北京，同时命令周英杰去偷拍我战备工程地貌图。早已严阵以待的我公安战士活捉了周英杰，又一举拿获了冒充外交官的间谍谢尔丘克、沃洛诺夫，“紫貂”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十二年前离开我国的间谍彼得洛夫又被派到了北京。
《熊迹》由巩卓编剧，赵心水导演，侦察员李欣由石维坚扮演，在他身上仍没有脱离英雄人物“高大全”的模式。不过这话得两下里说，英国的007不也是“高大全”吗？只不过他比我们的特工多了那么点儿男女关系。石维坚随后和冷眉主演过一部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的影片《并非一个人的故事》，观众反映冷淡，但在后来的《天云山传奇》中，和女主角王馥丽双双成名。此外，李默然、浦克、达奇、刘世龙等著名演员在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说到反面角色，我们不能不提到孙敖，他不是反一号，在片中扮演以不正当男女关系被苏方要挟而成为特务，且历史问题严重的主任医师（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演得非常好。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著名配音演员，但他扮演的几个主要银幕角色，几乎都是那种窝囊废型的坏人，像《三进山城》中的王翻译、《吉鸿昌》中的叛徒、《熊迹》中的康一挺。还有一个派遣特务周英杰（相当于真实案例中中方特务李洪枢）的扮演者刘文治，当时还是一个不知名的演员，后来在《苦恋》中扮演男主角，八十年代因在影片《孙中山》中扮演孙中山而声名鹤立。
和七十年代绝大多数电影歌曲创作模式一样，《熊迹》的歌曲由一首进行曲风格的主题歌，和一首抒情歌曲组成。
《啊祖国！永远为你当哨兵》由吴雁泽领唱，片中背景是，李欣冒充特务“银狐”到北京与苏方间谍周旋，胜利返回后，心情愉快，信心倍增。
女声独唱《英雄捍三江》由邓韵演唱，背景是沙俄军队疯狂屠杀中国居民，把中国居民捆在一条绳子上，用轮船拖入江心，然后射击致死，以及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血洒疆土的可歌可泣的史诗般场景。
家园 现在电影不讲究主题歌了. 可惜.
家园 老毛子真是无耻阿 苏联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这口气，当然要寻机马上报复。四天之后，1月1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关姓工作人员坐国际列车回国时，途中被苏联边境卫生检疫人员叫下车，和一批旅客呆在一个房间里等待检查，有名苏联女旅客硬塞给关一本画报，边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苏联旅客便一拥而上，将关扭送到警察那里。画报里据说有重要情报，于是关则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官受到苏方审讯，最后也被驱逐出境。太无耻了，这样下作的招数也出来了
家园 好贴，鲜花 家园 挑个小刺 主战坦克是不能直接空投伞降的。但是苏军拥有伞兵战车可以直接空投。但是60年代也只能人、车分别空投。人车一体空投的技术一直到苏军第三代伞兵战车BMD-3出现的时候才获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