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逝世 -- 老老狐狸
家园 农民也不满现在农民身份啊,想进城. 家园 【原创】城里人身份没媒体宣传的那么好 理论上，本地农民进城打工是没有任何阻碍的。和城里人一样靠本事找工作，交一样的社保。至于说要去大城市工作生活有户籍障碍，那本地城里人也一样，北京上海对外地人的歧视是没有城乡区别的
。某种程度上，农民比城里人更多一层保障，不打工回家就有地有房（就算在外打工，闲置的土地和房子也能租出去赚钱。多少是一回事，至少有啊）。可城里人要是不打工就会饿死。城市贫民过得比农民惨多了，尤其是没房子的。现在城乡低保水平也要统一，可农民有自留地，产出是不计收入的。至少口粮和蔬菜不用花钱。城市贫民却得把主要收入用于买吃的，而且得承受比农村更贵的物价。就说什么寒门学子吧，统计结果看起来农村人更难上大学，却不想想这些年城市的范围扩大了多少，“城里人”在生育率逐年降低的情况下还增长了三四倍甚至五六倍，很多被列入城市生源的大学生，出生时都是农村户籍。城郊较为富裕的农民集体进城，不仅扩大了城市人口规模，也让城里人收入被增长，动辄几套拆迁房又有集体分红的新市民收入，可不是城市老居民能比的。而农民中最有钱和最容易考上大学的那一部分人（郊区农民相对较为富裕，对子女教育也更重视）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平均收入水平和进大学校门比例必然会下降。如果再考虑到现有农民群体中超生现象严重，贫穷和上大学难（负担不起教育费），恐怕不都是政策原因和城乡剪刀差造成的。现在新闻里举的寒门出贵子例子，也是笑话。三个起码有两个甚至全部出自超生家庭。老老实实守法生育的家庭，没变寒门，不是很正常吗？至于那些一生七八个，从小就让孩子去读经而不是上学的群体，就更不值得同情了。
关键词(Tags): #寒门学子 城乡 超生，
家园 小岗村已经重新搞合作化，回到过去了，你难道不知道？ 家园 大寨所属的县委书记被撤了好几轮，就是因为推不动包产
家园 南街村目前负债累累且不去说它 南街村是靠人民公社富的吗？还不是改革开放后办企业致富的？如果还是原来的那个体制，觉悟再高也不过是勉强填饱肚子。津津乐道于南街村模式的人，问问周边的人，有谁愿意学？（前提是你得保证学了就和南街村一样发，别搞了半天反而更穷了，和菲律宾、利比里亚一个下场）
同样是搞集体经济，南方其他富村的村民过得滋润多了。南街村那种军管式的生活没多少人受得了。
讽刺的是，南街村之所以走出困境（按官方宣传口径），没有破产，靠的是财政扶持和银行低息贷款，加上剥削外来劳动力。如果全国都是南街村一样的模式，哪来的外来劳动力给你剥削？
家园 要象你说的全国村都富了,那就雇外国人干吧 北京现在越来越多外国人,不乏打一些普通工的.
家园 同样的逻辑可以推广到全球 如果全球都是美国一样的模式，哪来的外来劳动力给你剥削？
但是我没见过以此否定美国模式的。
家园 【商榷】美国模式的国外样板是利比里亚和菲律宾 这种样板否不否定都是一回事。
家园 南街村破产的这个南方系搞的谣言河里还有啊。。。 坚持集体经济的又不止南街村一家。
陕西阳山庄，承包单干后长期受穷，直到2000年，除少数矿主，年均收入只有几百元。村主任高民权用身家性命担保，废除承包制，改办集体企业。黑社会要杀他，但是老高坚持用毛泽东思想鼓舞村民，集体贷款买断所有私矿。从此生产和经济连年翻番，现在每家汽车两辆，年收入超过十万元。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官桥：被称为“神州第一组”的湖北官桥村800 余户，坚持创办集体企业，2012 年的集体收入达12.5 亿元，人均纯收入4.2 万元，许多村民都在家门口就业。每个孩子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按月发放1000 元。考上大学，大专每年1.5 万元、本科2 万元、研究生2.5 万元。村民都有社会医疗保险，还有……
黑龙江兴十四村，是著名的“龙江第一村”。坚持集体富裕，1981 年实现了砖瓦房化，82 年成为彩电村，后来发展到“小二楼”。85 年建起乳品厂，现有33家企业。从2002 年始，大部分村民住上了别墅，人均50平米。村子跟城市一样现代化，又位于森林之中。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佳范例"。
1981 年，上级逼迫分田单干。洪林村父老乡亲对党支部书记说：“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压，坐牢我们替你去坐！你坐牢了，我们给你送牢饭。”洪林村坚持集体经济，1985 年就住上了楼房。全村还实现了吃水、用电、医疗、理发等“十不要钱”的福利。现在全村己拥有企业19 家，光是上缴的利税就几千万元。
大寨：坚持集体经济的大寨，经济总收入近20 年增长了近200 倍，500 多人的小山村成了亿元村。家家住二层楼房，享受着现代交通和通讯。老人们按月领养老金。上学不用交费，考上大学给奖学金，建房村里给补贴，全体村民有医疗保险，每人每年还可领取千元公益金。
还有河北周家庄，华西村等等
按孔庆东的话：全国各地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数以千计，都过得比单干要好，汉奸媒体就是不报道。孔和尚只不过报道了几个，你看看汉奸们就疯狂地扑上来啦。
通宝推：bluestarry,strain2,笑任平生,李根,hwd99,C狂飙行者,钟光,年青是福,snark,花大熊,高中三年,岳阳,陈王奋起,白玉老虎,家园 一个靠剥削外地打工的资本主义典型 被这么多人视为社会主义瑰宝，倒也奇葩了。
家园 集体经济可以看成股权分散的资本集团 re: 一个靠剥削外地打工的资本主义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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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可以看成股权分散的资本集团。
美国在华尔街建立股票市场的目的，就是集中分散的小资本，形成大资本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坚持集体经济，也同样可以认为是集中分散的小资本（包产到户的资产），形成大资本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分散的小资本（包产到户的资产）所有者，最终穷途末路，跑到人家集体经济的大资本家里打工，按照“实践（的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正好可以证明集体经济的资本效率，高于包产到户的资本效率吗？
集体经济的成功，其实并不违反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集体经济更进一步，其实就是股权分配更公平合理（老百姓普遍持股）的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
托共产党和土地革命的福，中国的老百姓本来在集体经济体（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有一份股份。可惜世人多愚昧，被“主流”经济学家洗脑，把自己本来拥有的股份都私有化，廉价转移到了某些“私人”的手里。而老百姓自己，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任何资本，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无产阶级。
世界上最滑稽的事情，就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的老百姓普遍拥有资产；而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老百姓普遍丧失了自己的资产。
通宝推：老老狐狸,家园 中国的集体经济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产权这东西要有几个要素，才能称之为产权
1、法律上的产权明晰。比如我拥有一个房子，只有法律上明确了归属权才能称为“我的”，换句话来说，就是房本。
2、交易权，我的产权可以卖给别人，别人也可以卖给我
3、收益权，产权产生的收益为我所得，在股份制里就是股息。
4、处置权，我有权利决定产权如何经营，个体经济体现比较明显，股份制表现为大家按照股权来投票选举经营者。
在毛时代-邓时代，中国的集体经济的参与成员都不享有这个四个要素，所以不能说集体经济是为集体所有。比如村办企业可以算作集体经济，但是产权属于村这个组织的，无论是集体经济的参与者，还是村的社员都没有明确的产权证明，也不能转让股份，收益权也许会分给村社员也许不会分，处置权也谈不上。
说白了，就是少数人借用集体资源办了这样的经济体。有些有良心的，会把收益与村民分享，有些没良心的最后把村办企业纳入自己名下。
南街村算是有良心的，利用村资源办了公司来剥削外来打工人员，然后把利润与村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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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可以说，我说的都是资本主义那套，但是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么？
家园 不看帖就回帖，翻过来打 我的帖子里面有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我说的可都是不分地搞集体经济的典型。
家园 不分地的集体经济不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容么 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有合作社，但是土地产权是个人的。
家园 1982年冬天,昔阳县派遣工作组进入大寨村 宋立英回忆,1982年冬天,昔阳县派遣工作组进入大寨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1979年初，杜润生奉命重新回到农口，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王任重为主任)。
1）华国锋等对包产到户，最初都持反对态度。
华国锋和李先念都是很重视农业的。“惟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一次在向李先念汇报内蒙古自治区搞“口粮田”的问题，杜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先念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会上发言赞成包产到户的占多数。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3月15日。华国锋到会讲话：“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到不要‘一刀切’。”（注：华为大山孤门独户开了口子。）
王任重两次到会讲话，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杜说：“他们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在此后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有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
（2）在1979年那个时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态度也比较谨慎。
杜润生说，一次他带着为中央起草的农村工作安排意见去见胡耀邦，借机谈到“责任制”问题，提出是否可以“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杜评论说：“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
（3）碍于多数的反对意见，邓小平也是到1980年4月才正式表态。
关于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人们见到的是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的一次谈话。事实上在此之前，已含有支持的意思了。杜说，在1979年那次中央会议上，由于华国锋、李先念先后表态不同意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
198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做准备，将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向邓小平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姚依林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提出，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群众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听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这是邓小平就包产到户问题第一次正式表态。
（4）“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尽管有了邓小平的明确表态，但在党内意见远未统一。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次会议形成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正是依据这个精神照顾两方面意见的妥协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