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彭德怀为什么是解放军第一战将? -- 叶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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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旧中国鸦片对人的毒害

          还真是不分贫富。所谓:“烟膏抽不起抽烟土,烟土抽不起抽烟灰,烟灰抽不起去烟馆捡烟膏纸煮水喝。”穷人吸鸦片为节省,还发明了不少窍门,比如“娘送女”、“水打丸”、“抖烟灰”、“吞泡子”等等。 红四方面军入川在通、南、巴禁烟时也拯救了不少“越穷越抽、越抽越穷”的贫苦农民。

          《自述》里,有这样的记载:

          我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旧历九月初十日出生于一个下中农家庭。家有茅房数间,荒土山地八九亩。山地种棕、茶、杉和毛竹,荒土种红薯、棉花。伯祖父、祖母、父母亲并我兄弟四人,八口之家,勤劳节俭,勉强维持最低生活。

            我六岁读私塾,读过《三字经》、《论语》、《大学》、《幼学琼林》、《孟子》,余读杂字--《百家姓》、《增广》。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即废学。伯祖父八十开外,祖母年过七十,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家中无以为生,先卖山林树木,后典押荒土,最后留下不到三分地。家中一切用具,床板门户,一概卖光。几间茅草房亦做抵押,留下两间栖身,晴天可遮太阳,下雨时室内外一样。铁锅漏水,用棉絮扎紧,才能烧水。衣着破烂不堪,严冬时节人着棉衣鞋袜,我们兄弟还是赤足草鞋,身披蓑衣,和原始人同。

            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

          贫苦如彭总,看来也有个家道中落的过程。“勉强维持最低生活”之时,祖母可能抽得起鸦片;到“一切生计全断”后,出门乞讨即别无选择。

          《西行漫记》和《自述》之间的时间跨度很大。两相比较,彭总的地位、处境和心态则判若霄壤。《西行漫记》里打老师、质疑“孝敬父母”、踢烟盘等记述无不凸显彭的叛逆形象;到1962年写自述时,已是忍辱蒙冤、众叛亲离,欲求亲情而不得。于是,续弦的父亲、“憎嫌”他的后母、嗜吸大烟又“把我们统统看做是她的奴隶”的祖母、沉塘事件都一概消隐,选择性记忆呈现的仅仅是一家人孤苦无助、相依为命的凄惨景象。

          对舅舅和祖母,《西行漫记》中还提过一笔:

          “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以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八十多了,身体还很健旺,她听说我回来,走了十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她的态度非常谦恭。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她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发了迹,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一个月挣二百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她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

          仔细对照《西行漫记》和《自述》,还是能发现不少出入。前者所记“富农”,“六岁那年死了母亲”和九岁离家,到《自述》中却变成了“下中农”,“八岁时母死”和“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出门乞讨。

          斯诺赴延安和宁夏预旺堡一方面军司令部采访,由陝甘宁边区政府招待处处长、专职保卫干部胡金魁、保卫局干部李长林、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全程陪同,燕京大学学生王汝梅(黄华)应斯诺邀约为其翻译途中加入。胡金魁负责联系、安排、引导和协助斯诺的采访;吴亮平通晓英、俄、德语,斯诺对毛泽东进行的十多次采访,每次都是斯诺用英文记录,译成中文由毛泽东改正,再由吴亮平协助译回英文。有吴亮平、黄华翻译,《西行漫记》记载彭总的口述,应该不会出现沟通和移译的偏差。因此,与《自述》之间的矛盾很有可能是彭总自己的记忆失准。

          人的记忆不总是可靠的,这一点必须承认。

          通宝推:看得真过瘾,老财迷,老老狐狸,
        • 家园 我怀疑是不是姥姥
          • 家园 英文确实不分这个,不过还是有点问题

            中文是分姥姥奶奶的。

            如果乞讨的是彭的姥姥,那么是彭的自述有问题?彭不可能分不清是奶奶还是姥姥。

            如果是西行漫记写错了,乞讨的是彭的奶奶,然后赶其出家族的是彭的姥姥,那又不对了,且不说按宗族理论,彭是否属于他姥姥的家族管(理论上可能性不大),即便是,即便他姥姥家族有资格把他沉塘或者赶其出家族,这和之前的“婶母”又有冲突了,很明显婶母是父系亲戚。

            即便这个婶母翻译错了,其实是姨,是母系亲戚,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最后彭是因为得罪了继母和“祖母”,如果这个祖母指的是姥姥,那就是说彭的母亲去世后,他父亲又找了个老婆,却住在前任老婆的家族里,而前任老婆的家族有资格处理这个孩子的过错?

            这无论如何和当时的社会伦理不符。

        • 家园 同感,是不是语言沟通问题?

          很多时候,口述史只能作参考,需要甄别。

          • 家园 是啊,现在的问题就是

            太多人把口述史当真了。

            如果一个人记不住上个月3日吃的是什么,那就更不可能记得30年前做了什么。

            所以我不信口述史,这个太有可能被加工了,不管有意无意。

            • 家园 对各人具有特定影响的小事会印象深刻

              我不记得三天前吃的啥菜,但我记得三十年前第一次吃烤鸭的情景和感受。

              我妈还记得她幼年时期一次被抢了饭碗饿一晚上的前因后果,估计60年了吧。

              • 家园 的确如此,而且未必如此

                的确如此的是:对各人具有特定影响的小事会印象深刻

                未必如此的是:“特定影响”

                以我自己为例,小时候的事情绝大多数都忘记了,却记得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比如四岁那年去爷爷家玩,看到他在门口剥老鼠,准备蒸了吃。。又比如,在路上碰到大爷爷,他刚好打猎回来,我问他要看看子弹,他给我看了,是些小钢珠。。。再比如,六七岁时跑人家地里偷番薯,偷的红番薯,很甜,我在路边小溪里洗干净了跑到对面山上,吹着徐徐的山风,咔哧咔哧吃下去了。。。还有不少类似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啥影响,但是我却偏偏记得清清楚楚。反倒是很多有明显影响的事情,都忘记得差不多了。。。所以说啊,人的记忆力是很有意思的。

                • 家园 其实从中共一大开会时间至今无法确定

                  就可以完全否定回忆录在历史记录上的主流价值。当然,否定主流价值,不等于否定其全部价值,只是说明回忆录几乎不可信。

                  看看这个链接,就知道记忆是多么不可靠了——

                  外链出处

                   比如说“一大”召开的时间,我们定的七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0年的时候要搞个纪念,当时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董必武等三个参加者,谁也记不清楚“一大”是哪天开的,那就先定个日子吧,7月1日,反正是7月开的。经过多方面的核对,所有的参加者都记得有一件事:开会的前一天,上海有一个“情杀案”,报上登的都是,第二天开的会,后来就去翻老报纸,最后确定那事儿是22号,“一大”召开那天是23号,这样才确定了“一大”是哪天召开。后来转移到了南湖,南湖的会到底是哪天开的,其实到现在仍然定不下来。还比如,我们原来对遵义会议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会议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开会大家都坐在那儿,当时会开了好几天,开会的过程中人来人往,坐的位置也不固定,讨论的问题也非常多。后人都说不清楚,直到后来找到一份陈云会后不久写的一份报告,许多情况才得到证实,这是80年代党史学界两个引人注目的发现。

                  这么重要的事,这么多人参加的回忆,居然时间没人记得,我想细节也不可能记得清吧。

                  另外,回忆录是可能被篡改的,有的篡改是有意的,有的篡改也许是无意的。

                  说个乐事:我孩子和亲戚的孩子差不多一般大,出生时间只差20天,所以俩孩子关系很好,乐于分享一切——然后,在孩子5、6岁的时候,亲戚孩子去河南玩了一趟,回来把旅游的每个细节都和我孩子分享了,最逗的是,这个细节居然种在我孩子的记忆里,让我孩子以为自己在5、6岁去过河南!一直到孩子很大了,都坚持说自己去过河南,虽然我们和所有亲戚都证明其实没过去,哈。

                  这就是记忆篡改。

                  我现在对采信回忆录非常小心,即便是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是不可信的。

                  通宝推:北纬42度,看得真过瘾,watomi,
                  • 家园 党的一大7月23日召开还是有确切证据

                    不是当事人的回忆录。是从苏联拿回来的中共一大俄文记录稿。那上面有文字记录。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再加上其他旁证,根据最新的研究,可以断定7月23日的说法没错。

                    • 家园 我知道后面确认了

                      现在质疑的是回忆录的真实性。

                      在延安时,毛泽东董必武等人,怎么也想不起开会的时间了,即便到现在,发现了很多文献,依然不能确定南湖开会的具体时间,这说明回忆录里对时间的确定是不可信的。

                      同理,回忆录里对人员的认定也是不可信的,参见遵义会议。

                      在时间、人员都不能靠回忆录确定的情况下,回忆录描绘的毫发毕现的细节,包括对话内容、包括说话者的面部表情等就更不可信了。

                      当然,在回忆录里,可能某人对某事的某一个点的回忆没有太大错误,但是整体来说,回忆录是不可信的。

                      最逗的是,我看过新浪历史板块的一篇文章,里面居然有毛泽东的心理活动描述,这就是笑话了。

                  • 家园 不是找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会议记录了吗?

                    另外,看来八卦新闻真的很让人印象深刻。

                    • 家园 对,是找到这个记录了,而这恰好证明了回忆录的不可靠

                      要是没有这些记录,光靠回忆的话,依然是笔糊涂账。

                      八卦新闻确实很有力量,哈,这几天和几个亲戚朋友聊天,发现这种别人的事种植成自己的事的记忆,好像发生了不止一次,且每个都是非常有趣的八卦故事。

              • 家园 没错,有时候记得的事也许很小,但是真的就记得了

                不过这个记得,依然是缺乏细节的。

                比如说,我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痛苦地坚持是什么时候(在台风来临时,自己一个人拖着一大堆行李,包括被褥,去中学上学),不过这个“记得”只有部分细节,包括当时我自己的心情,包括当时和一个女生的对话,等等,我甚至记得从火车站坐到学校的公交车是哪一路公交车(32年前的事了),不过我依然无法清楚记得所有细节。

                我想你的“记得”应该也是包含某些细节同时漏掉某些细节吧?

                其实我质疑口述历史,是因为这些口述历史的细节都太完整了,以至于不可能是真的。所以口述历史在我看来,最多最多也只能成为真实史实的很不可靠的补充,如果当事人有当年的日记,那么这个可信度会大大提升,不过这依然不是史实,只是史实的折射。

            • 家园 你那个3日吃什么记不住的说法违背对记忆的一般认识,

              人当然可以记住30年前的事情而记不住刚才把手里的剪刀放在哪里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更是如此,记得住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记不住孙子小时候的事情。

              历史的东西,有的可以细看,有的没法细看,就看大的方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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