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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话商君】说秦国(七)南门徙木(上) -- 履虎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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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话商君】说秦国(七)南门徙木(上)

    一根不粗不细的树干戳在南门之外,若是有人能将它送至北门的话,将获得官府悬赏的十斤黄金的酬劳。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将如何处理?这根树干重不过三五十斤,南门到北门远不过三五秦里,而十斤黄金却是一般平民几辈子不吃不喝也积攒不出来的一笔大财……当你正在首鼠两端狐疑不定的时候,官家又有了新命令,重量里程皆不变,但酬劳的数量更改了,已经不是刚才的区区十金了,而是足赤黄金整整五十斤了!!!这笔大财能落入你的腰包吗?呵呵,这便是《商君列传》里传说的那个“南门徙木”的故事。

    对于“南门徙木”,历代史家对此几乎是一致的肯定,其中对此评价最高的是北宋王安石。据传,北邻老人家伊里奇对王安石评价极高,说过“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云云。既然王安石得到列宁的肯定,那么,他的话也应该是不容置疑的。王荆公认为,商鞅最重的是个“信”字,而南门徙木的目的正是取信于民。王介甫有四句诗说得明白:“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君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在政治上有个一时瑜亮的对头,他就是温公司马光。这荆温二公,一个在火里,一个在水里,真所谓处处意见相左,如同针尖对麦芒也。然而,尽管几乎处处作对,但两人却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南门徙木”的评价出人意料的一致。司马温公在《通鉴》中是这样讲的: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南门徙木真的是取信于民、示民以诚信吗?俺履虎尾却以为,非也非也,这根本谈不上什么“信”字与“诚”字,这不过是典型的“愚民政策”而已。

    诚信属于道德的一个内容。伦理道德包括很多内容,又区分为若干层次。处于伦理道德第一个层次的,是忠孝仁义。诚信不居于第一个层次,充其量在第二层次而已,受到第一层次的制约。不讲求忠孝仁义,哪来的诚信可言?有人会反驳,须知“盗亦有道”哇!呵呵,丛林法则,不得不如此而已,怎么会扯到道德上去呢?

    说起愚民政策,有点年纪的人们,头脑里立刻出现会这个名词的限定语——这是“儒家”一派的学说啊!在四十年前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全国人民齐上阵,深揭狠批林彪孔老二,林与孔的一个共同罪状就是蒙蔽群众,大搞愚民政策。孔老二曾经恶狠狠地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第八》中的这句话,便是孔夫子鼓吹愚民政策的如山铁证。

    当时的履虎尾们有些糊涂了,孔老二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难道不是商鞅“南门徙木”的最好注脚吗?把这句话同这件事放到一起,这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然而,当时的评价是:此事商鞅做出,便是取信于民——法家;此话孔夫子说出,便是愚民政策——儒家。

    这,这不公平,有失公道啊。这就是后来网络上出现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吧。当然,这个质疑是在四十年之后做的,如果在四十年前,你敢如此质疑法家人物的话,呵呵,小心你的狗头吧就是六个字。

    这句“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确实出自《论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无法否认。文革结束后,为了给孔夫子辩解,有人采取了迂回战术,采取重新标点、重新解释的方法,他们把孔夫子的这句话重新点断,于是乎就有了两个新的版本。

    其一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其二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些辩解,其实大可不必。我们知道,儒家重视学习,《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儒家主张以学为主,学思并重。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还认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家讲求教育方法,“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与义,儒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在“辩证唯物主义”教材中,整天探讨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研究“一生一世”与“一时一事”的辩证关系。你怎么能根据不知所指的随便一句话,就给一家一派贴标签呢?

    我们知道,《论语》是孔门弟子在老师去世后,追忆孔夫子的言论,东一句西一句拼凑起来的。当然,你也可以美其名曰“集腋成裘”。孔子的每一句言论,都有其发生的特定场合特定背景。如果剥离了这些特定条件,把针对某人某事的特殊判定,推广为普遍性的一般判断,肯定要出大问题。

    譬如,孔夫子曾经非常严厉地批评过几个弟子。

    对昼寝的宰予,孔老夫子骂过:“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对冉有,孔夫子骂得更厉害:“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对樊迟,孔夫子则是无比的蔑视:“小人哉!樊须也。”

    尽管孔老夫子骂得严厉,但却丝毫不影响被骂的这几位的名声,他们依旧被排在七十二贤人之列。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师严厉批评的缘由,大家都知道,老师针对的是某件具体事件,而不是对被批评学生的全盘否定。

    比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夫子还有一句话更为后人弊病。在《阳货第十七》中,孔老夫子居然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好家伙,一句话得罪了全世界二分之一的人口。两千多年来,女同胞们提起这句话,貌似无不愤愤不平——其实,这也是在具体的场合,针对具体的对象,有感而发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断言,这句话绝对不是家祭时候所说的吧!也绝对不是瞻仰閟宫时所讲的吧!否则的话,三千弟子绝对会散去二千九百九十九个!我们后人虽然不知道这句话的具体针对性,但编书的弟子把这句话放在《阳货》篇里,于是俺履虎尾大胆胡乱猜测,这一句感慨,或许是在“子见南子”之后,老夫子有感而发的吧。

    关键词(Tags): #南门徙木#取信于民#愚民政策#商君孔子通宝推:方天化几,小戎,桥上,老光,绿水,
    • 家园 我觉得徙木本来就和立信没有关系

      第一,如果是大钱,正常人的正常反应肯定是要去试一试,反正成本很低,收益很高。基本上是在有足够人气之前就被秒杀,起不到什么广告效应。但是大家都不动弹,这从反面印证了下面有朋友论证这个钱其实是小钱的结论。

      第二,着眼于信用,我倾向于认为是被儒家和司马迁洗脑的结果。一笔小钱不足以起到广告效应。反而会让老百姓觉得政府不务正业,在犯二,逗老百姓玩。理性人也不会拿这个事和新政挂钩。因此这个事应该不是给老百姓和天下人看的。

      我的结论是,他是做给秦王看的。所有的领导人都被一件事困扰,政令不出XX。如何能够指挥偌大的国家如臂使指?商鞅的答案是:利益引导。通过利益引导,可以让指令直接到达具体的个人,这就是新政的好处。我相信秦王当时就在旁边看着这一幕的发生,并由此坚定了变法的决心。

    • 家园 虎兄明鉴,“愚民政策”和“取信于民”属于两个范畴吧!

      在私有社会愚民政策是必然现象,没有必要为儒家开脱。儒家如此,道家也一样,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法家“重农抑商”除鼓励农业生产外,也有防止经商使人机巧善变难于统治的因素。即便今日的所谓西方国家,也用民主、自由、普选的形式掩盖资本统治的事实。

      只有共产党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才指出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实质,把统治阶级的统治术揭示给广大人民群众,有了今天我们的觉悟。

      至于“评法批儒”,不过时强调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法家代表进步的,社会发展的力量,儒家抱残守缺阻碍社会进步。儒家在承平年代有愚弄人民、粉饰太平的作用,但是一经遇到社会矛盾尖锐对立,世事骤变儒教即变为废物,全无解决之道。反之法家在应对这些变革时,能有具体方法,解决问题,这不失是一种清理思想惰性,革除文化积弊,进而培养进取心,树立革命思想的方法。

    • 家园 这个故事里的金是黄金吗?

      这根树干重不过三五十斤,南门到北门远不过三五秦里,而十斤黄金却是一般平民几辈子不吃不喝也积攒不出来的一笔大财……当你正在首鼠两端狐疑不定的时候,官家又有了新命令,重量里程皆不变,但酬劳的数量更改了,已经不是刚才的区区十金了,而是足赤黄金整整五十斤了!!!

      这个好像一直有人争论故事里悬赏的是不是黄金。我一直偏向认为不是黄金而是铜或铜币。

      《史记·游侠列传》云:“及 剧孟 死,家无餘十金之财。”

      《汉书·扬雄传》云:“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

      从上面两条记载看,“十金”是个很小的数字。

      那么“十金”到底有多少呢?

      《史记 索引》对此的解释为“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一镒为二十两,一斤是十六两。所以十金在汉朝是160两,在秦朝则是200两。

      故事里的赏格是五十金,也就是1000两。看着不少,也有六十多斤铜。但折合到钱币上是多少呢?秦从惠文王二年开始正式由国家铸币。商鞅那会儿秦国的钱币比较混乱。所以我们用稍后的秦半两钱为基础。一千两也就是2000钱。合两贯。

      两贯钱看着不少,但也就是一笔小财。对比今天,好比政府发个告示说,谁把木头搬到目的地就给两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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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汉以前古文中的黄金多是指铜。

        中国古代是贵金属匮乏的,铜就是贵金属,用于铸钱,真正的黄金是很少用于做为钱币进行交易的,从考古和文物证据上只发现楚国有真正黄金的钱币“郢爰”。其他国家使用流通的布币、刀币和圆形方孔钱都是铜铸币,只要你铸的含铜量不少于官定比例也不禁民间私铸,所以铜就是钱,古文中金多少多数是指钱多少,金一千一万十万百万,多数都是指钱。譬如汉高祖刘邦给陈平十万黄金去行反间计离间项羽的部下,这时指的就是钱。

        点看全图点看全图

        整张的郢爰和切开便于流通的郢爰

        • 家园 也不尽然。古人金的含义与铜的含义区分得很清楚

          对于西汉以前金与铜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一直以来都有争论。但现在总的来说趋向于认为两者是不同的,即金不等于铜。众所周知,当年(西汉及以前)“家有千金”就是极其富有的象征了(所谓陶朱公范蠡做生意“三致千金”,成为当时首富),如果按照今天某些人认定的金就是铜的说法,那“家有千金”不过是拥有一千斤铜而已,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一个大铜鼎动不动就有几百斤铜,那家有千金又算什么?

          • 家园 正是各种情况需要读者自己判断才说明区分并不清楚。

            你举的例子也是因为“家有千金”是来形容巨富的,如果是千钱,算不得巨富,所以此处当指真正的黄金。所以在西汉以前“金”这个字还是要根据上下文判断其意的。

    • 家园 “南门徙木”是方法,商鞅变法还是帮助提高平民的社会地位滴

      “南门徙木”是加速传播的方法,搞南门徙木只是宣传方法,尽快传播新法,毕竟那时没有广播和电视台和报纸也没有互联网等等等等,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是那时的主要传播方式。

      商鞅变法还是帮助提高平民的社会地位滴,提高平民的社会地位可不是愚民。

      通宝推:方天化几,
    • 家园 百金立木,千金买骨

      “百金立木,千金买骨”其实都是一回事,都是树立一个榜样,广而告之,让大家来追随罢了。

      “百金立木”针对的是平民百姓,“千金买骨”招徕的可都是知识分子。如果前一个是“愚民政策”,后一个难道是“愚知识分子政策”?

      非也,不论“百金立木”还是“千金买骨”的背景都是新政权刚刚上台,还没有建立足够的威信。大家对新政府还没有建立起信任。那么如何才能建立其信任?作为政府就要做到言出必践。商鞅用这个方法来取得大家的信任罢了。

      • 家园 然,用秦史稿的一段话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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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商鞅立法的执行度在他逃亡时没带身份证就不能投宿的事例里表现无遗,如果对zf的法令执行力觉得可以打擦边球,夜深人静无人知晓,商鞅拿钱收买店主就可以了。

    • 家园 商鞅是伟大的商业炒作者

      你有一样新产品上市,最好的广告就是,还没上市前就让产品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比如小米,锤子。现代人生活在信息商业时代,对炒作有免疫力,但生活圈子狭小的古人,认识一个走马灯一样换的丞相不容易。丞相对国人直接发布命令,而不是通过各层中间贵族,候爷,更是革命性的。国人怀疑这种好事,怎么会没被中间人提前捞走是正常的。和清华,北大在大门摆出,围校门跑一圈者,直接入取一样。这样的校长用一个名额换回来的名声,远不是私下批多少名额能得到的。

      • 家园 然,商鞅就是一个炒作者。不过他成功的是--投对了地方。

        长期以来某些“历史学家”一直在夸大商鞅变法。秦国一直是春秋战国中军事最强的国家之一。孙武子,伍子胥的吴国灭楚牛吧? 正在浑浑噩噩中的秦国一出兵,楚国就复国了。兵圣孙武子怎么不敢和秦国掐一掐呢?整个春秋战国秦国的败仗屈指可数,而且这些败仗也无伤其筋骨,还都是和鼎盛时期的晋国和吴起的魏国打输的。春秋战国时秦国是唯一一个没灭国之虞的尚武的国家。要是秦国没这个底子,商鞅能干些什么?这让我想起了那些否定太祖的“改开党”们。以上是个人的一点历史解读,还请河内的历史大家们拍砖。

    • 家园 以理气搞混了,云王搞土地国有,其实是另一王
    • 家园 不禁让人想到百年前的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

      徙木立信并非愚民,而是民愚不得已而为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1912

      通宝推:履虎,方天化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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