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统治西藏的蒙古人——和硕特汗国的兴亡 -- 京华烟云AMIP

固始汗于公元1642年夺取西藏政权，当时五世达赖只有二十五岁，正是青春年少，而当固始汗于公元1755年去世时，早过而立的五世达赖将步入不惑的中年。期间十三四年时间，这位被蒙古人高高供起的西藏神王无所事事，只能埋头于青灯古佛之中，简直要闲出病来。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在固始汗统治期间，五世达赖喇嘛的文学、史学以及佛学水平突飞猛进，似乎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这位达赖喇嘛法名罗桑嘉措，译成汉语就是“善海”，显然是一个标准的僧侣法号。他在公元1617年出生于西藏的山南地区，六岁时被黄教大活佛罗桑曲结（即四世班禅）认定为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前面说过，身为四世、五世两代达赖的老师，罗桑曲结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在罗桑嘉措幼年时给了他很好的教育，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基本著作《菩提道次第论》就是由这位老活佛讲授的。

长大以后，年青的五世达赖又遍访名师，不仅系统学习了黄教历代经典教材，而且还对被黄教视为异端的宁玛派（后世俗称红教）著作颇感兴趣，甚至，他在藏族传统医药以及佛教建筑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是一位不世出的全才。后来，这位神王在明末清初那段波谲云诡的日子里如鱼得水，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显然与他活络的脑子和庞杂的知识不无关系。

五世达赖二十七岁时，他的第一部史学作品横空出世，立即获得了学术界广泛好评，由于该书原名实在太长——《天神王臣下降雪域大地事迹要记——圆满时节青春喜筵之杜鹃歌声》——因而后世往往根据内容，将其简称为《西藏王臣记》。该书叙述了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吐蕃王朝历史，以及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萨迦政权和帕木竹巴政权的历史。此书在汉地早有流传，笔者看过藏学家刘立千的译注本，言词隽永，行文流畅，即使做为一部文学作品来欣赏，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当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内容过于神神道道，凡是不好解释的矛盾冲突，便扯上了佛法报应之类的神秘因素。

也许早年文青生涯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终其一生，五世达赖都保持着笔耕不倦的习惯，写下了《大圆满教法史》、《文殊口授菩提道次第引导文》、《中观论释》、《怖畏金刚常修法》、《现观庄严论释难》、《俱舍论疏》、《羯摩仪轨疏》、《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三世达赖喇嘛福海传》、《四世达赖喇嘛功德海传》、《良药文集》、《诗镜论》、《相性新释》、《菩提道次第论讲议》等佛学、史学、文学和医学书籍，许多都成了今天我们研究西藏的宝贵资料，可谓著作等身。

鉴于固始汗领导的和硕特汗廷将西藏政权视为禁脔，五世达赖只能在其他方面给自己找事做，在这些领域，蒙古人往往并不擅长因而只能依赖藏人。除了文化方面，五世达赖还不忘自己的本职工作，大力发展宗教事业，他与自己的老师班禅一起，在西藏宗教界树立起了黄教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

凡是不合作的教派都遭到无情打压，比如他们直斥与黄教观点对立的觉囊派为异端邪说，下令没收觉囊派寺庙的财产属民，封禁焚毁载有觉囊派教义的典籍与经版。在神王的强大压力下，残存的寺院纷纷被迫改宗黄教，导致在西藏核心的卫藏地区（即拉萨、山南和日喀则），觉囊派几乎绝迹，而原本来藏修习觉囊派经典的蒙古僧人哲布尊丹巴（后来外蒙最大的活佛），则不得不改宗黄教并拜达赖和班禅为师。

打击对手的同时，黄教集团刻意扶持藏传佛教中一些弱小的教派，后世称为红教的宁玛派，就是在五世达赖时期获得大发展的。而纯粹是异教的伊斯兰教，竟然也能在拉萨获得一席之地——五世达赖特意将一块地皮赐予穆斯林，允许他们修建清真寺并按教规祷告，这就是位于拉萨以西三公里的卡基林卡又叫强达康清真寺。刚刚进入拉萨的天主教神父，也获得了在当地传教的许可，他们在西藏活动了近一个世纪，直到藏王颇罗鼐时期，才因为清帝国的禁令而不得不悻悻离开。这些受到支持的宗教势力对黄教并无威胁，反而能带来许多好处，比如拉萨有为数众多的西北穆斯林商贩，他们的持续经营对维持当地市场的稳定意义重大。

公元1651年，表面上又写书又传教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内心其实却闲的发慌的五世达赖喇嘛，做出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决定，他要去遥远的中原，会见东北亚地区最强大的统治者——清朝的顺治皇帝。当时，摄政王多尔衮已在一年前病逝并遭到彻底清算，刚刚亲政的福临迫切需要做出些成绩来，以摆脱以往儿皇帝的名声，会见在蒙古人心目中具有神圣地位的达赖喇嘛，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在西藏政治领域有名无实的罗桑嘉措，也在积极寻找新的靠山，双方自然一拍即合。

其实，西藏与清廷的联系由来已久。早在固始汗夺取政权的公元1642年，他和达赖、班禅就派出了以黄教活佛伊拉古克三为代表的使团，前往当时还是清朝首都的盛京即今天的沈阳，去拜会清帝国的太宗皇帝。得到这个消息，皇太极对苍天三跪九叩，宣称西藏人的到来是天意的安排，这是上天在护佑我大清。

西藏使团于第二年到达，清廷给予其极高规格的接待，皇帝亲自率亲王、贝勒、大臣等出盛京城迎接，入城后又亲自去探望伊拉古克三，当后者呈上西藏各巨头的信时，太宗又起身接受表示尊敬。使团在盛京连吃带玩，整整住了八个多月，才带着大批礼物恋恋不舍地回家。

清军刚刚入关的公元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立刻派人回访西藏，后来又几次派使者发出邀请。其实，皇太极、多尔衮兄弟二人的情报工作搞得相当可以，他俩都给达赖、班禅等黄教高层送了一堆高帽，可没说啥具体的事儿，只是在给西藏实际掌权者固始汗的信中，清廷才提到邀请“圣僧”来中原传法的要求，却没明确说想请哪个“圣僧”，显然至少在表面上，给了固始汗充分的尊重和选择权。

这让固始汗陷入了两难境地。无论他情愿或不情愿，事实上清帝已经成为内蒙古各部的共主，尤其是入关以后，满蒙八旗的铁蹄所向披靡，兵锋已至青海甘肃，与和硕特汗国不可避免地发生接触。尽管汗国疆域辽阔，但与清帝国比起来无疑小巫见大巫，想不理不睬关起门来过日子，显然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和硕特汗国存在着被清帝国吞并的风险，但另一方面，背靠大树好乘凉，如果跟对了老大，以后就不再担心受准噶尔等强邻欺负了。

双方通过外交使团多次往来试探，和硕特汗廷终于确认，清帝只希望能得到汗王名义上的臣服，并没有对汗国辖区实施直接统治的意思，臣服后的汗王仍可以做为帝国的藩属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也就是说，双方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反而在宗教、军事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点。

考虑再三，固始汗痛快地向清廷开诚布公，表示如果想迎请西藏圣僧，唯一的人选只能是达赖喇嘛。除了历史形成的原因，使得达赖喇嘛确实是黄教第一人外，另一尊在和硕特汗廷支持下唯一能与达赖分庭抗礼的大佛——四世班禅已奔着八十去了，显然经不起长途折腾。

但问题是清朝入关时，和硕特汗国也刚刚取得西藏政权不久，各地的动荡还没有完全平定，迫切需要达赖喇嘛这样的大神来充当稳定阀。因此固始汗实在没法让罗桑嘉措离开，只能恳请清廷把此事延后，为此他多次派出使者携带大量礼品，前往北京进行解释。显然睿智的多尔衮充分理解了固始汗的苦衷，此后没有勉为其难。直到四年以后的公元1648年，当清廷再次发出正式邀请时，西藏早已一片太平景象，日渐衰老的固始汗终于决定这事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让等得不耐烦的五世达赖喇嘛复信汗（即顺治皇帝）与阿玛王（即皇父摄政王多尔衮，‘阿玛’是满语的父亲），正式答应了邀请。

经过几年的前期准备，水龙年（公元1652年）三月十五日，五世达赖喇嘛从西藏启程，固始汗（他本来同去，但中途因水土不服而返回）和年迈的班禅也派出各自的代表随团前往。同年秋天，代表团到达长城外的岱噶，也就是今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凉城县。

此时，西藏方面又摆起谱来，要求清帝前往岱噶迎接达赖并在此地会面，一向特立独行的顺治当然不干，清廷于是推说现在南方盗匪太多，皇帝脱不开身，短期内没法去，你们先等着吧。远道而来的达赖他们显然等不起，只得让了一步，请皇帝在呼和浩特或岱噶中选一个地方见面。

顺治仍然不干，来信要达赖别耽误功夫赶紧往前走，同时说自己正往长城外面赶，咱俩就在路上见吧。要说西藏人心眼就是实诚，果然紧赶慢赶着前进，希望能抢在皇帝前面找个地点见面，如果准备充足再加上周围都是信黄教的内蒙古人，就有了半个主场优势。

一直走到了黄河边上，他们才突然又收到顺治的信，皇帝说我公务繁忙，每天要处理的公文太多，实在脱不开身，要不这么着吧，我让哥哥硕塞王爷（顺治同父异母兄长，封承泽亲王）领着内大臣替我去迎接你，咱俩还是在北京会面的好。事情到了这一步，西藏代表团已经没法回头，也只好同意。

五世达赖在十二月初五日到达张家口，然后经由今天的宣化、怀来，十二月十四日进入了北京境内。顺治与达赖会面的场景，肯定相当有意思，因为史料记载说，十二月十六日顺治决定去南苑打猎，结果竟然和达赖喇嘛一行人“不期然”地在猎场碰到了，于是双方才算见了面。有种说法认为，很显然这是清廷刻意安排的，毕竟顺治以九五之尊跑去和一个喇嘛开会，有点儿太跌份儿掉价了，但如果双方只是偶遇的话，就没那么正式，王公大臣和言官们也不好说什么。

虽然西藏壁画将顺治的形像描绘得相当成熟，但其实那一年，黄教教主已经三十六岁，而帝国皇帝只有十四岁，显然他俩是两代人，双方不仅有年龄代沟，在文化习俗等方面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双方究竟谈了什么没有留下详细记载，显然也并不重要，比内容更重要是形式，西藏当局让这么地位高的代表来朝觐皇帝，这无疑是一个表示臣服的姿态。

尤其让后人兴奋的是，顺治当时的座位是比达赖喇嘛高那么一点点的，这点也得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以及保存至今的布达拉宫壁画的证实。而且，会面时活佛显然比皇帝要更累一点儿——达赖是下马步行了“四箭之地”，而顺治则只“由御座起迎十步”。至于引起口水仗最多的部分，也就是双方会面的礼节，后来的汉文史书多咬定达赖跪了，而藏文史书则说双方按照游牧人的规矩，行的是握手礼。

也有说法认为，入关没多久的满洲人还没后世那么多花花肠子，顺治之所以借着“田猎”的名义会见达赖，主要就是为了避免觐见时礼仪上的麻烦，因此双方的会面很可能是在一种宽松随意的环境下进行的，并没太拘束于礼节。

无论怎样，清廷当时对达赖的接待规格是相当高的，专门提前为他在北京建了座行宫，这就是德胜门外保留至今的黄寺，为表重视，顺治还两次在帝国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大殿——太和殿设宴款待西藏客人。

相比起皇太极时在盛京混吃混喝赖了八个多月的伊拉古克三活佛，黄教神王显然矜持得多，尽管受到的招待远超当年的伊拉古克三，但达赖在北京住了不到两个月就要求回家，理由是水土不服，自己和随从们都生病了。这很可能是基于西藏当局的压力，正所谓奇货可居失不再来，黄教政权的实际老板固始汗肯定不想让这尊大佛离自己太久太远，他不停地以自己和班禅的名义，说西藏政教事务积压太多，催促清廷赶紧让达赖回来处理。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二十日，带着清廷赏赐的大量金银珍宝，达赖喇嘛终于从北京启程返藏。四月二十二日，就在达赖回程期间，清帝国宣布，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给他俩颁发了委任状和公章，也就是金册和金印，而且还善解人意地使用了多语种（满、藏、汉三种文字）。

“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里，“普通”指“普遍通晓”，与当年俺答汗赠达赖的“辨识一切”是一个意思，“瓦赤喇怛喇”同“瓦齐尔达喇”，是梵语的“执金刚”，其他词都比较好理解。这个封号基本沿用了明帝国当年册封嘎玛巴法王“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的后半部分，但也有所区别，尤其是“所领天下释教”这几个字很有意思，显然帝国政府是不打算承认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之外的宗教管辖权，因此才在“领”字前加了限定词“所”。

中途收到皇帝派人送来的金册、金印，达赖喇嘛相当高兴，立即给顺治写了篇诗歌体的颂词表示感谢，并在此诗上盖了自己的新公章献给皇帝。达赖显然十分珍视这个印章，后来在其真正执掌黄教政权的日子里，凡颁布重要的命令和告示，他都要启用此印，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西藏神王在临终前留下的遗嘱中，除了按上自己的双手掌印以资证明，还特意加盖了这方金印。

至于固始汗，则欣然笑纳了封号和众多礼物，他随后给顺治复信，表示：“汗统驭万民至大海之滨，今仍念及并赐给金册金印，我等甚为嘉悦。”信中的“汗”指的是清朝皇帝，他不仅是定居者天子，还是游牧人的大汗，蒙古人通常尊其为“博格达汗”，这就意味着固始汗已经正式承认顺治身为大汗的权威。由于该信乃是蒙古文写就，显然比后世的汉文史料更有说服力。

当然了，成为清帝国藩属的和硕特汗国仍具有极大的自主权，汗王更像是朝鲜李朝、安南后黎朝的君主，或者织田帐下德川那样的盟友，而不是皇帝委任的地方官。这种特殊地位，用清廷自己的话说，就是“庶邦君长”——在颁发给固始汗的委任状也就是金册上，顺治写道：“帝王经纶大业，务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庶邦君长，能度势审时，归诚向化，朝廷必加旌异，以示怀柔。”对皇帝来说，只要你能“归诚向化”，剩下的事咱都好商量。

尽管固始汗在的时候，他其实是以小弟的身份来履行对老大的尊敬，但是他离世之后，事情很快就变得不一样了。

获得清廷封号仅三年，这位和硕特汗国的创建者就病死了。固始汗子孙兴旺，他有多个老婆，但具体数目在各种蒙藏史料里说法不一，《安多政教史》说是三个，《蒙古册府》说是两个，《五世达赖喇嘛传》则说是四个，而儿子的数量则相当一致——蒙藏史料都说，他的这些老婆一共生了十个儿子。因此，这位蒙古汗王死后，他那份硕大的产业如何分配，就成了让他的这些老婆、儿子们吵翻天的头等问题。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三、同室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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