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辉煌军史中的小故事 1 -- 侧翼

见小利而忘命。

关键人物：曾希圣

太祖搞不好是穿越过去的，在太祖穿越前的那个平行宇宙，红军因为错误的攻打鼓新场而被包围全歼，中国革命变成另一个结局，凯申短暂的统治了全中国，然后在接下来的日本侵略中又失去了全中国，亚洲成为日本帝国的领土，太祖穿越过来改变了这个时空的历史走向。

在遵义会议上决定周公是军事最高负责者，太祖说服了他也就延缓了计划的执行，之后的毛周王三人团太祖才成为真正的军事最高领导人，至于太祖说服周公的过程已经无法得知，但我推测很可能太祖用了打赣州的例子，那一次也是他一个人反对，其他人同意，结果主战的大家都错了，城没拿下来反而磕了牙，湘江后红军经不起这样的事情了。

　　10日凌晨2时前，已进至苟坝与“前敌司令部”会合的中革军委两电各部，再次作出部署：“我主力作战目标是消灭王（家烈）纵队之犹禹九部队以开拓作战地区，并威胁周敌，求得决战（犹部在西安寨）。规定：一军团应空出长干山，以主力控制平家寨、大王寨地区，并以有力之一营直追罈厂周纵队佯动，并侦察该敌部署及其附近地形工事和通仁怀的路线网及仁怀敌情；三军团除以小部留在梯子岩，向长干山封锁消息外，主力则经太平场，迂回西南的西安寨，切其通泮水的去路，消灭西安寨附近的犹禹九部队，并伪装进攻打鼓新场模样”，“三军团解决西安寨犹（禹才）敌后，三军团主动应准备11号仍回长干山以南适当地区寻求机动”；同时决定，“明11日放弃遵义，主力集结长干山、平家寨、花苗田（今花茂）寻找新的机动”。[《3月10日军委部署电》、《3月10日2时军委电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4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显然，这个部署仍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还是想诱出周浑元，

　　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此刻却另有一番盘算。

　　10日凌晨1时——中革军委作出上述部署的一小时前，林、聂联名向中革军委发了一个“万急”电，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作战方案：

　　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今金沙）、三重堰（今重新镇）之敌，方法如下：

　　⒈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今禹谟）向三重堰前进，以3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今重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⒉三军团另两个团及l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口经洪关坝，13时到达泮水，断西安寨敌退新场之路，3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拌水15里)。11日，以一、三军团之各二个团到达打鼓新场。

　　⒊一军团主力之四个团经永安寺（今云安）、无马口（五马口）、岩孔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佯攻周敌。

　　⒋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11日到达。

　　⒌九军团任务仍旧。[《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建议向打鼓新场前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49～第9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说实话，笔者读完这篇文字并绘出行动详图对比了双方态势和本钱后，也着实吃了一惊也吓了一跳。在林、聂这个充满了“大迂回大包抄”魅力的计划里，进击西安寨、打鼓新场（今金沙）黔军已不是诱敌手段而直接就是目的，为此目的他们设计了两个动作幅度极大的机动：红三军团两个团迂回三重堰断敌后路，红一军团主力4个团经永安寺（今云安）、无马口（今五马口）、岩孔迂回打鼓新场（今金沙）——按林、聂设计，前一个机动的行程是3天，后一个行程至少也得一日。

　　于是问题也就来了：此刻“剿匪军第二纵队司令官”孙渡已得蒋公令箭，正率滇军各部向黔西、打鼓新场集结，其第七旅鲁道源部已在黔西，离三重堰（今重新镇）不到80里路，后续之第二旅安恩溥部、第五旅龚顺壁部亦正向打鼓新场（今金沙）、黔西前进……

　　如果将林、聂建议与“前敌司令部”前几天诱敌击敌部署包括10日当天的部署作一对比，或许就不难看了个中奥妙：毛泽东等这些天虽然屡屡寻敌决战，但动作幅度并不大，大致都在半天一天的行程内，而且始终是集中主力在手，机动或待机时也注意互为犄角，为的是在强敌环伺之下留有充分的进退余地。而林、聂这个建议最大的问题就是主力在3个方向上被分散，且其中在两个方向上行程很长因而危险极大，西安寨、打鼓新场（今金沙）、三重堰（今重新）之敌虽然都是王家烈的“九响棒棒”，但他们一来依托堡垒跟在野地里被人撵鸭子时大不一样，二来他们可以有看家本事抬腿就溜，一起退向三重堰抱成团并向滇军靠拢，三重堰距打鼓新场不足百里，王家烈拿出逃命的劲儿跑到也就大半天儿功夫，而林、聂设计“断敌后路”的红三军团一部要3天后才能到这儿，那功夫滇军主力差不多也在打鼓新场（今金沙）、三重堰（今重新）及其附近了……

　　更重要的，是林、聂计划的模样跟蒋公8日“匪以西窜公算为多”的研判相当相似——虽然无论是“朱毛”还是“林聂”，此间好像并无这般盘算，蒋公除令滇军赶赴黔西堵截外，也饬薛岳作了个“急起夹击”之预案，该预案的前提为：“犯我（指周浑元）者系佯动”，一旦这个前提成立，则立判“匪主力将同时循打草坝、马口、毛坝场之线逃窜”，周将即与孙（渡）、王（家烈）、吴（奇伟）等“急起夹击”，[《3月10日7时30分军委通报敌情》，《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以干部团一团之众“佯攻周敌”，周就是个笨蛋，有个半天儿功夫也能瞅出名堂来了。

　　如此，林、聂既或顺利完成计划，也将失去回旋余地。

　　况且，这回拾掇的是“九响棒棒”，对各路敌军也无法达成预期的震撼作用。

　　那会儿“朱毛”这边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是“党内总负责”张闻天，张是位品行端方的知识分子革命家，加上对博古、李德等此前一年多以来的“乾纲独断”深为憎恶，所以主持工作后也很注意“决策民主化”，每遇作战事宜都要开个范围很大的会来讨论——毛泽东后来不无揶揄而言：“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对于林、聂的这番谋划，这位“总负责”肯定也觉得值得一议，遂于10日白天在中革军委驻地苟坝召集“中央会议”，讨论林、聂建议。

　　这个会议也没有留下什么档案文字，有的只是一些当事人只言片语的回忆，而这些回忆文字至少有一点是没人持有异议的：与会者一边倒地同意林、聂建议，反对者仅毛泽东一人。毛泽东动用其雄辩口才反复陈述理由，然而还是无法说动与会诸公。最后林、聂建议被付诸表决，表决的结果是20余票：1票，林、聂建议被通过。毛泽东无奈之际也冒出很大情绪：身为“前敌政治委员”我无法对此案负责，请中央批准辞去该职。张闻天则称“少数服从多数，你辞就辞吧……”

　　会后毛泽东平复了一下情绪，还是感到事关重大不能听之任之，遂又提着马灯去找“党内委托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而周恩来自己也在辗转反侧寝卧不安，反复盘算着林、聂方案的利害得失。毛泽东一来两人又合计起来：毛泽东说这事儿关系重大，作战命令你还是不要急着下达，等一等看一看再作定夺也不迟，周恩来此前已斟酌一阵也觉得此案确有悬乎之处，对毛泽东所言也就有了同感与共鸣……

　　据悉，两人刚达成共识，军委二局综合这几日敌情的报告也送来了。报告内容与毛泽东所言互为映证：犹禹九已不战而走退向泮水，且见“朱毛”大军扑来之时还要退向打鼓新场，而滇军第七旅鲁道源部已在黔西，12日即可到打鼓新场，紧随其后的还有第二旅安恩溥部、第五旅龚顺壁部……[《总司令朱德下达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周恩来连夜再次召集会议，把这事儿拿出来一说道，大家明白了——当然也被说服了。

　　当晚21时，根据红九军团已在遵义以北的泗渡站与由桐梓南下的川黔军对战等情况，中革军委作出部署，为达“我野战军以放弃遵义、集结主力，准备转移，寻求新的机动”之目的，以红五军团集结于长干山、大王寨之线掩护，全军主力集中于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今花茂）地域[《军委下达3月11日行动部署》，《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1日凌晨1时，中革军委致电林、聂、彭、杨：“……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达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浑元）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总司令朱德下达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另：未查阅到电文中提及的“昨10日21时”电，存疑，疑其为“10日2时”电令。]”

　　事实面前大家不能不服气：毛泽东确有高于众人之卓识！

四

　　在这里笔者不能不暂时跑一下题，就着这事儿来说道说道什么叫做“民主决策”。

　　“民主”这个东西的确是个好东西，但它只是决策手段而不是决策目的，实现民主决策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而投票表决方式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在有合理与充分的监督机制制约下，以民主选举方式或公认权威机构委托方式，将重大决策权交付某个已经通过各种考察考量考验的贤者智者雄才伟略者，也是“民主决策”的一种形式——比如现如今很时兴的“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以笔者陋见，制约机制比个人品行更重要，择人比择事更重要，笔者本人就忒腻味参加各种自己根本就不明就里，或者根本就不感兴趣的会议。同样，笔者被人委托办事儿时，也忒腻味儿什么人都来指手划脚不着边际地点点拔拔：要不你来干？要不俺来立个军令状，办不好事儿你来办俺成不成？

　　客观而言，在转战频繁，敌情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下，动辙就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来讨论某个具体作战计划，既不符合战场指挥规律，也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这当间不是有不少掺和不了这事儿却有其他要紧事儿要掺和的人么？如此“民主决策”，“民主”的目的还上哪儿找去？作战指挥是一种须要高度集权的工作，只要这个集权能得到充分的制约，它也还是被“民主”范畴所包纳。此前博古、李德的“集权”，是一度失去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制约的“专权”，而且他们自己专权却不喜欢下边干活的人临机也专一把权，战略级别的指导者竟然连人家机枪迫击炮放哪个位置都要限得死死的，这当然就跑出了“民主”的范畴。但现在什么事儿都要开大会讨论，跟博、李等把师团甚至营连指挥员的活计都搅揽一把的作为，不说是“五十步与百步”，至少也有“异曲同工”之嫌吧？

　　此时毛泽东可能已经有了束手束脚的掣肘之感，遂提议“不能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审议通过了下一步“野战军战略方针”的同时，也批准成立了一个新的“三人指挥小组”，这个“三人指挥小组”的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任务是“全权处理最紧迫的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主要责任[《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三人军事小组成立时间、地点及会址的考证》（中共遵义地委党史办、中共遵义县委党史办），《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称“三人指挥小组”中毛泽东负主要责任，笔者未查阅到相关文献及其他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