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很快，乾隆的批复下来了。皇帝认为，桀骜不驯本来就是这些蛮夷的天性，如果是偶然的仇杀，他们自己慢慢就能消化掉，咱们不必兴师动众。只要对方不侵犯汉区边界，不骚扰朝廷百姓，不影响进藏的道路和传递信息的驿站，那么对于这些窝里斗，就随他们去吧。

显然，皇帝不想在此事上多费脑筋，他说：如果他们彼此杀上了瘾，把事情闹大了，那你应该派人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他们息事宁人，回家该干嘛干嘛。我们要见机行事，只要朝廷的声威足以让他们肝儿颤，使其俯首听耳，乖乖地臣服，这才是和谐社会嘛。

皇帝告诫纪山，这些蛮族又顽固又无知，咱们和他们打仗，无论胜负都得不偿失，那块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即使征服了，所获得的人口也不值得专门管理，所获得的土地也不养活不了多少人，咱就别和那些蛮夷太计较了。

不过嘛，皇帝话锋一转，如果当地蛮族确实有与朝廷对抗的意思，咱们也就不得不向他们展示皇威，这样才能保全我天朝的国体。一方面，你们应当见机行事，在开始阶段更应小心谨慎，不要轻举妄动。但另一方面，你们也不要教条主义，不能因为刻板地遵守朕的旨意，尤其是在有关天朝国体尊严，而不得不给他们点儿color see see的情况下，你们可别放不开手脚。

皇帝告诉四川巡抚纪山，凡事要和节制四川军事的川陕总督庆复商量着办，你俩要详尽地审时度势，做出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乾隆专门提醒二人，当初的瞻对叛乱，在一开始的时候，对方也并没有冒犯朝廷的意思，而地方官员一经手办理此事，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兴师动众，结果仗打得一塌糊涂，京城不得不连续增派兵将。一直到当时还是宰相（大学士）的庆复亲自前去指挥，才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因此乾隆告诫道，这都是由于事先没有规划好，才导致了这样的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对于如何安抚驾御这些偏远的蛮夷，全在因地制宜灵活处理。

皇帝以严厉的口吻说道，你们这些封疆大吏啊，就喜欢没事找事，而那些具体执行人员更缺乏深远的眼光，往往一有小事就兴师动众，最后导致星星之火竟然燎原。千钧的强弩却用来打老鼠，这不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嘛。你们应该加强自身休养，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文件精神，以建设和谐天朝的赫赫声威，让那些蛮夷们畏惧之下不得不遵章守法，你们要清楚，胡萝卜和大棒都各有各的用处，凡事必须提前计划好，不要临时起意而轻举妄动。

读完圣旨，纪山不敢怠慢，赶紧去找川陕总督庆复，两人一起研究起来。由于担心领会错了领导的意图，为稳妥起见，他们又叫来另一位大员——四川提督武绳谟共同商议，此人不久之前刚刚由广东潮州镇总兵升任该职。

成都城高官众多，除了川陕总督（通常为从一品）和四川巡抚（通常为正二品，但纪山以从一品的都统身份出任此职）这两位封疆大吏之外，一品大官还有四川省军区司令即提督（从一品，初驻打箭炉即康定，后移驻雅安，岳钟琪以后又转驻成都），即所谓“督抚提”三大巨头。后来，清廷又专门设立了从一品的成都将军，这也是清朝设立的最后一个八旗镇守将军职位。

通常情况下，除了河道、漕运等专门职务外，总督主管一至数省的军事，有时也兼管民事，巡抚则主管某省的民事，一般只负责军队的粮饷后勤而没有直接统兵权。督抚的品级与职权虽有大有小，但相互之间并无隶属关系，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在名义上都属于朝廷的特派员。

提督则是一省绿营兵的最高指挥官，名义上直接由皇帝管理，但通常归总督节制——不过后来，四川却有所不同，成都将军设立后，绿营兵改归将军节制，这也是全国唯一特例，因为通常情况下清廷出于分权考虑，是不会让统领八旗兵的将军再兼管绿营汉兵的，这就是《清史稿》所谓“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

鉴于提督武绳谟初来乍到，而当时还没有成都将军这个职位，因此对于是否讨伐金川之事，除了四川巡抚纪山之外，另一个能做主的人就是川陕总督庆复了。此公是满洲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是康熙朝赫赫有名的宰相佟国维，换句话说，庆复是雍正曾极力笼络的那位“舅舅”隆科多的亲兄弟——在真实的历史中，隆科多是佟国维的亲儿子，而并非像某些小说中写的那样是佟国维的侄子。

哥哥隆科多的倒台显然并没有影响弟弟庆复的仕途，恰恰相反，就在隆科多垮掉之后，庆复便马上继承了父亲佟国维的一等公爵位。此后他在雍正年间又陆续担任了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正蓝旗汉军都统、议政大臣、工部、刑部、户部尚书等一系列高官。到了乾隆继位后，庆复更是代替了平郡王福彭，出任定边大将军之职。

乾隆前期，庆复可谓官运亨通——乾隆元年，他代理吏部尚书并兼户部尚书后又兼刑部尚书，乾隆二年出任两江总督并代理苏州巡抚，后调任云南总督并加加太子少保头衔，乾隆六年代理两广总督。乾隆八年，由于上文所说的瞻对叛乱的缘故，四川清军作战不利，做为皇帝的亲信宠臣之一，庆复被乾隆下令与川陕总督马尔泰互调，就这样从广州来到了成都。

那么，这场所谓的叛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瞻对之战是清朝在乾隆年间的第一场军事行动，但由于这场战争与后来的“十全武功”相比规模较小，因而知名度不算很高。但尽管如此，后人认为，瞻对之战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却不小，甚至可以看做是后来那场无比血腥的大小金川之战的预演。

因此，我们不得不暂时停下来，先写写它吧。

所谓“瞻对”，其实指的是四川甘孜州的新龙县，解放后的1952年改为现名，此前那里分为靠北的上瞻对和靠南的下瞻对两部分，各自有土司管理。此地位于川藏南北路之间的雅砻江河谷，向北可通往川藏北路的炉霍县、道孚县、甘孜县和德格县，向南可通往川藏南线的理塘县和雅江县。

现在由于川藏公路的建设发展，远离公路主线的新龙已渐渐被人遗忘，即使是背包的游客，也很少有人去那里转了，但是在清代，由于地处川藏南北路中间的要冲，瞻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当时瞻对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地位，清朝史料写道：

“上下瞻对，在雅砻江东西，夹江而居，各二十余寨。东有大路二条，西南北共有大路三条，俱属要隘。”

与大小金川是嘉绒藏族聚居地不同，新龙县是四川康巴藏族也就是所谓“康区”的核心区域，记得《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曾专门做过一期文章，名为《新龙：康区的圆心》，里面写道：

新龙地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腹心地带的雅砻江河谷中，周边与甘孜、炉霍、道孚、雅江、理塘、白玉、德格等七县交界，面积约9183平方公里，人口4.3万。县治茹龙镇，距康定485公里，距成都847公里。新龙地属沙鲁里山脉，位于横断山系中央。藏传佛教有旧说，称雅砻江河谷实为“地脐”通道，就仿如是康区这个壮汉上的肚脐。

瞻对的藏族属于康巴藏族的一个分支，名为木雅藏族，他们讲木雅藏语，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语言属于古代党项语的遗留，因而木雅藏族很可能与西夏人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这个地方民风彪悍，好勇斗狠，许多人以做“夹坝”也就是打劫的强盗为生，即所谓“性情蛮横，盛行抢夺”。据说当地认为不会做“夹坝”的男人根本就不算男人，会被全村人鄙视和不齿，而且这些“夹坝”们胆子极大，不仅抢劫过往的商旅，就连保障驻藏清朝官兵的军用物资的主意也敢打。

这里多说一句，“夹坝”之风在藏区至今尚存，尤以川藏北线和滇藏线上金沙江边一带为甚，不少司机驴友都深受其害。记得前些年西藏电视台拍了一部名为《达玛拉誓言》的电视剧，讲的就是金沙江边贡觉县，西藏昌都警方与“夹坝”强盗们殊死搏斗的故事，该剧根据真实案件改编，最后经过七个多小时的激战，三名身上背有多条人命的匪徒被击毙，而警方也有三人殉职，由此可见“夹坝”之凶悍。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下瞻对土司策冷工布由于“纵容夹坝”，被清军诱杀，瞻对人还以颜色，设伏消灭清兵二百多人，导致四川提督出兵一万二千前往讨伐。面对围剿，瞻对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退到雅砻江西岸，随即拆毁了江上的所有桥梁，清军无法过江粮草不继，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到了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从川藏南路重地江卡——也就是现在西藏芒康县——回四川换防的清军，竟然在瞻对遭到“夹坝”抢劫，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根据清朝史料，当时一名把总（相当于连长）带领着三十六名全副武装的兵丁由江卡撤回，途中遭遇二三百名“夹坝”的强盗，被抢走了马匹、兵器、行李以及银粮，据说在整个抢劫过程中，那位懦弱的把总竟然没有做任何抵抗，导致所有官兵束手被劫。而这件劫案的主使者，经查就是下瞻对土司班滚，他正是被清军杀死的前土司策冷工布的儿子。

见事情闹大了，四川巡抚纪山赶紧向皇帝报告，他在奏章里写道，“如瞻对即将夹坝首犯献出，另行请旨完结”，就是说如果班滚主动献出肇事者还则罢了，“倘或刁顽不悛，其作何示之以威，并善后之法，以及派委何员前往专办之处，容与督提二臣公同酌筹会奏”，倘若对方冥顽不化对抗到底，咱们该咋办呢，我得和总督、提督三人商量好后，才能给皇上您回话——很显然，巡抚可不愿独自担责，而是想和总督提督分担。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班滚亦惟缴出赃物数件，并不查献贼首”，也就是说下瞻对土司只答应吐出少量财物，却拒绝提供肇事者。于是，川陕总督庆复请示皇帝希望能派兵讨伐，而四川提督李质粹也持同样看法，并认为“其多年来敢于不法，原因在于从前始终未曾大加惩创所致”，乾隆见这两个军事主官达成一致，巡抚纪山也随声附和，终于同意出兵。

就这样，一万五千名官军——包括四川驻防清军以及西藏郡王颇罗鼐、德格土司等派出的藏兵——分为三路，浩浩荡荡杀了过去：南路由夔州协副将马良柱率领，从川藏南路重镇里塘向瞻对进军；北路由松潘镇总兵宋宗璋率领，从川藏北路重镇甘孜向瞻对进军；中路则由建昌镇总兵袁士弼率领，从沙普隆（具体在哪我也不知道，西藏日喀则倒有个叫这名字的地方，但肯定不会是那里）向瞻对进军。另外，除了四川军界最高首脑——提督李质粹坐镇康定的东俄洛居中调度，乾隆同时还要求李的上司川陕总督庆复，从原总督驻地西安转驻到成都“会剿”。

不过，身为清军前线总指挥的李质粹提督，似乎颇有当年宋襄公的仁义之风，就在大军已箭在弦上之际，他竟然先礼后兵，派了个千总“前往晓谕”，以大兵即将压境相威胁，再次要求班滚献出祸首。结果是，本来没有准备的瞻对土司收到“晓谕”后赶紧布防，对各处险要之地都急忙派出守军，清军从而失去了突袭的先机。

除了敌人已经“闻风豫备”之外，清军自己的行动也极为拖沓，朝廷决定开战将近半年过去了，粮草还没准备停当，而就连总司令庆复竟然都没有抵达四川，乾隆非常愤怒，质问他们“兵贵神速，岂有贼已发兵阻挡，而汝等尚无出师之期之理”？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农历九月底，庆复总算抵达了四川，各路人马粮草也终于到位，清军终于开始发动了攻击。初期的进展还算顺利，到十月下旬，本来与这次“夹坝”事件没多大干系的上瞻对土司，率先向中路清军指挥官袁士弼投降，其下属各个山寨也纷纷开门归顺，官军可谓旗开得胜。

袁士弼率军乘胜追击，向着雅砻江杀去。这条大江是金沙江最大的支流，它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南麓，从东南方向流入川西北，到了甘孜以后称为雅砻江，并沿着大雪山西侧流经新龙也就是当年的瞻对。该江宽度通常超过百米以上，而且水流相当湍急，险滩礁石遍布，多数地区很难通航，当地人来往两岸大多依靠有限的几处吊桥。

此前，下瞻对土司已经在雅砻江东岸建造了好几个防御阵地，这几处“卡隘”互为犄角，形成了一套彼此呼应的守卫体系。按照袁上报的战果，中路清军经过一番苦斗，终于将敌军据点一一拔除，一举杀到了雅砻江边。但是，瞻对人早已经故技重施，再次拆毁了雅砻江上的所有桥梁，袁士弼只能望江兴叹，除了等待另两路清军夹攻敌人外毫无办法。

随后，马良柱率领的南路清军传来捷报，号称“连破蛮寨十五处”、“毁贼寨九处”，随后又“毁贼寨二十三处”。宋宗璋所率北路清军也终于出动，与青海西宁派来助战的官军一起，攻破多处敌人据点，战报称“歼贼甚众”。清军形势一片大好，据说就连敌人的总BOSS下瞻对土司班滚，也托德格土司向朝廷转达悔罪之意，但按照清军总司令庆复的说法，这位总督大人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力求一劳永逸，因此根本没有理会对手的求和，而是仍下令加紧进攻。

只不过，在这一纷纷捷报中，后人却发现了不小的问题。要知道，光是南路清军攻克的“寨”——该词通常指一个山寨或村落——就已经超过了一百三十个，而包括上下瞻对在内，瞻对的全部人口大概也就两三万，这样算下来，清军岂不是已经把下瞻对灭门好几遍了？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官员们是在玩场面文章，这个“寨”，大概就是指一所房子、一户人家、一座建筑，弄不好连牛棚马圈都统计在内了。

此后，清军几乎就毫无进展了，一直在雅砻江东岸徘徊。到了年底，甚至连乾隆都纳闷，怎么近一个月时间庆复那边竟然连一点儿消息都没有。不久后，这位川陕总督终于给皇帝又送来奏报，但说的多时鸡毛蒜皮的小胜利，如攻克了几个寨，杀了几十个敌人等等，让乾隆极其不满，不断催促加紧进度。

转过年的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农历一月，见战事仍无什么起色，皇帝终于不耐烦了，于是明令庆复、李质粹等大员必须亲临前线督战。在乾隆的催促下，李质粹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来到冰天雪地的雅砻江边督战，在他的催促下，清军终于彻底荡平了雅砻江东岸的大部分敌军阵地，但由于这条咆哮的大江即使到了冬天也不结冻，因而仍无法打击对岸的敌人。

随后，中路与北路两军兵合一处，继续沿雅砻江东岸猛攻，告捷称“共毁碉五十五座”。这时候，下瞻对土司班滚大概觉得尽管有雅砻江天险挡着，但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江东岸的土地此后怕再也不归自己所有了，于是便想了个茅招——他大概知道李提督颇有宋襄之仁，竟然派出自己的老娘前去清军大营求和，希望双方能恢复战前状态。

对战况判断颇为乐观的李质粹，断然拒绝了土司母亲的请求，不过，正如班滚所料，提督大人也没有为难老太太，反而允许她平安回家。此举令乾隆和庆复都极其恼火，他们认为，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人质放走呢，李质粹办事也太不妥当了！于是，在皇帝的要求下，庆复亲往前线替换李质粹，自任前敌总指挥。

就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怪事。西藏郡王颇罗鼐派出助阵的藏军，一直跟随马良柱的南路清军，见战局艰难，他们的指挥官冷宗鼐突然宣布自己生病需要回西藏治疗，随即便不等马良柱同意便擅自拔营而去。总司令庆复对此极其不爽，于是上奏皇帝，要求对西藏严加惩处，军机处的诸位大员也纷纷嚷嚷要宰了冷宗鼐。但是，乾隆考虑到西藏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藏王颇罗鼐一向恭顺的态度，最后仅仅以冷宗鼐“愚鲁无知”的罪名，让西藏地方政府自己“酌加惩处”了事。

上前线督战前，庆复对乾隆打下了包票，说自己肯定会在五月份最迟六月份，就能彻底解决瞻对问题。但这位总督很快感到事情远不像自己想像中那么容易搞定，比如他发现清军将领们普遍谎报战功，“虚张声势具报不实”，而且由于藏军私自撤回，导致己方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在庆复的请求下，清廷不得不再次“添兵”，川藏南路的巴塘土司以及四川内地绿营兵奉命前往增援，乾隆并下令国防部长也就是兵部尚书班第，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督战。

一直到农历四月初，也就是开春天气变暖，清军的进攻才终于有了起色，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官兵终于强渡雅砻江。天险一克，以后战事的发展终于进入了正轨，四月十三日夜，清军攻克下瞻对土司的官寨，不过班滚却抢先一步逃了出去。次日，钦差大臣班第正好到达，于是他与庆复总督一起，幸运地过了一番受降俘虏检阅部队的干瘾。

收到奏报后，皇帝自然相当高兴，下旨给庆复加太子太保的头衔，并给庆复与纪山二人各自“加三级”。乾隆同时要求诸将再接再厉，不要给敌人喘息之机，官军应一鼓作气彻底荡平瞻对，并且必须除恶务尽，一定要拿下班滚的人头。

据说在此期间，西藏那位有名无实的最高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也想出头露个脸，他很可能受了班滚的厚礼，于是招呼联络另一尊大佛班禅喇嘛，以及西藏的实际掌权者颇罗鼐郡王，一起请驻藏大臣傅清代他们向乾隆上奏，希望朝廷能给班滚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下瞻对土司会献出夹坝的祸首，同时朝廷也撤军。对此，皇帝当即批复不准——你们当初干嘛去了？他要是早答应，何至于大动刀兵，现在想后悔，晚了！

不仅如此，皇帝还严厉地要求自己的小舅子驻藏大臣傅清，认真组织驻藏官军和藏军仔细盘查川藏交界，如果班滚逃到西藏，那就唯你是问，要是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将你小子在西藏当众“正法”，绝不姑息！此时，驻藏大臣手头还有五百多名清军可供调遣，上不像后来傅清与拉布敦两人设计斩杀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时那样，身边除了极少数保安外一无所有，成了真正的光杆司令。傅清得旨后自然不敢怠慢，赶紧安排布防排查不提。

四月二十日，清军团团包围了下瞻对土司班滚最后的据点，并于二十三日发起了总攻。事后，根据庆复给乾隆的奏报，“各兵奋不顾身，直冲碉门，劈开挖孔，施放地雷，连烧大战碉四座，碉楼四十余座。在碉贼番男妇约计七八百人，尽行烧毙，鸡犬无一遗存。”也就是说，敌人男女老幼一共七八百名，统统与碉楼一起被烧得鸡犬不留。

至于班滚本人的结局，庆复报告说：“火起之时，各官兵四面围布，于火光中望见碉顶正中悬溢贼番三名，班滚及伊家口并恶木丁、姜错太等俱一并烧毙。”乾隆感觉这份奏章疑点颇多，批复道：“但据报烧死情形，尚有可疑之处。班滚系众酋头目，危急之际，未必即坐以待毙。其潜逃藏匿，自必有之事。即是烧毙，想其形迹，亦必与众人不同，断无俱成灰烬，不可辨识之理。”也就是说要求庆复严加核实。

不久，皇帝收到了庆复的回复，声称“随传讯各寨番人，均称班滚实系烧毙，并未逃出”。随后，钦差大臣班第也为庆复的说法做了背书，确认“遣官兵四处诘询，土人俱云班滚实系烧死，再四访查无异”。到了这种地步，乾隆也不好继续追查下去了，于是宣布大功告成，清军终于可以班师回朝了。

瞻对之战从开始到结束，折腾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清廷消耗军费五十万两白银，多名高级军官收到处分，期间提督李质粹与总兵袁士弼两人内斗，结果双双被皇帝革职，袁士弼甚至被判斩监候也就是死缓。更为严重的是，清军在战场上碌碌无为损失惨重，最后又虎头蛇尾草草收兵，让此前一直仰慕朝廷的土司们突然看出了纸老虎的本质，他们无疑对这个庞然大物起了轻视之心，仅仅一年之后，离瞻对并不算太远的嘉绒藏区便爆发了血腥的大小金川之战。

还有，下瞻对土司班滚真地葬身火海了吗？如果没有，他又躲到哪里去了呢？正是乾隆皇帝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这个疑问，日后将庆复总督、李质粹提督等一干高官送上了不归路……

（待续）

大渡河与岷江上游这一带的藏族地区，东起雅安，西至甘孜州的炉霍，北达阿坝州的黑水，南到康定，具体包括四川阿坝州的金川、小金、马尔康、理县、黑水和汶川，以及甘孜州的丹巴、道孚、炉霍等地方，在历史上被称为“嘉绒”，这儿的人则相应地被称为“嘉绒哇”，意思是“嘉绒人”。

从地形上看，嘉绒是一大片山区。与湿闷的四川盆地相比，这里绝对可以称得上凉爽，但在普遍高寒的藏区中，它却又无疑让人感到太热了，于是就成了藏区特立独行的热带。正因为嘉绒相对温暖，一些通常无法在其他藏区生长的农作物，比如玉米，在这里却长势喜人，也因此，与许多游牧为业的藏族人不同，嘉绒人大多务农。

至于嘉绒人的来历，则一直是一个谜。尽管考古证据显示，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嘉绒地区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但一般认为，嘉绒人的正式形成，应该开始于公元7到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当时，吐蕃人曾控制了大渡河与岷江以西，大量移民随着向东疯狂扩张的吐蕃军队迁徙到这些新占领的地方，从而逐渐形成了现代嘉绒藏族的祖先。

也有说法认为，其中一些嘉绒人的祖先，有可能是宋朝时生活在中国西北的西夏人，被蒙古灭亡后，一些西夏人长途跋涉迁徙到中国西南的大渡河畔，在此繁衍生息。据说嘉绒藏族常常瞧不起周围的邻居康巴藏族，自己是西夏王的后裔，祖先的血统天生高贵，自非那些动不动就出刀子的康巴能比。又据说，正是由于体内流着西夏王族的血，嘉绒地方的姑娘才会那么漂亮，比如丹巴县的“美人谷”至今艳名远扬。

更有可能的是，所谓的“嘉绒人”并非某个特定族群的后代，而是藏羌汉等多民族共同融合的成果。尤其是，当地方言嘉绒语与普通藏语差别很大，而是属于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羌语支，这种相当原始的语言被称为汉藏语系的活化石，保留了汉语和藏语的许多古音。尽管今天嘉绒人被划入藏族，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他们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在此不做过多讨论，姑且存疑。

与内地由朝廷任命有任期的流动官员相对应，旧时统治这片土地的，是大大小小世袭的当地土官，嘉绒人自己称他们为“嘉绒甲卡却吉”，意思是“嘉绒十八土司”，顾名思义共有十八家之多。我国自古以来人必分三六九等，因而这些土司也是分等级的，他们中最高级的是宣慰司，正三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部级；其次是宣抚司，正四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地司局级；再次是从四品安抚司，以下还有长官司、千户、百户等，不一而足。

按照今天行政区域的划分，嘉绒的这十八家土司分别是：

汶川县的瓦寺土司，理县的杂谷土司，丹巴县的巴底土司和巴旺土司，马尔康县的梭磨土司，宝兴县的木坪土司，以及康定县的明正土司，官衔都是宣慰司；小金县的沃日土司和赞拉土司（也叫小金川土司），金川县的促浸土司（也叫大金川土司），丹巴县的革什咱土司，官衔都是安抚司；金川县的绰斯甲土司官衔是宣抚司；马尔康县的卓克基土司、丹坝土司、松冈土司，泸定县的沈边土司和冷边土司，官衔都是长官司；天全县的六番土司，其官衔比较特殊，是延续自元明时期的招讨司。

乾隆十二年即公元1747年，清朝四川当局接到了一件投诉，原被告都是嘉绒人的土司，一方控告另一方以武力侵占了自己的领地，请求朝廷为自己主持公道，从而，拉开了惨烈的大小金川之战的序幕。

按照《清史稿》中《土司传》的记载，这场日后几乎让乾隆财政破产的战争，竟源于一场普通的家庭纠纷，如同一部最狗血的八卦剧——怕老婆的女婿被强势的老丈人收拾了一顿，从而引起两边亲戚们的一片混战。《清史稿》这样写道：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把女儿嫁给了小金川土司泽旺，但泽旺性情懦弱，整天被老婆欺负。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老丈人莎罗奔不仅劫持了女婿泽旺，竟然还把朝廷颁发给小金川土司的大印给没收了——这其实意味着前者变相吞并了后者的领地。转过年的乾隆十二年，莎罗奔又变本加厉，开始攻打周边的攻革布什札和明正两家土司。

大小金川地区正是嘉绒的核心，它大致包括今天阿坝州的金川县和小金县，以及甘孜州的丹巴县，涉及的有促浸即大金川土司、赞拉即小金川土司、沃日土司、巴底土司、巴旺土司、革什咱土司以及绰斯甲土司等多家嘉绒地方首领。

这次向清廷投诉的，正是遭受损失的革布什札土司，他又有革什札、丹东、革什杂、单东革西杂、革布什咱等多种称呼，“革布什札”据说是嘉绒方言中“学生”的意思，其官职是从四品安抚司，领地包括今天甘孜州丹巴、道孚、炉霍三个县的各一部分区域。

而被投诉的一方即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其实也曾是国家的有功之臣。前面我们说过，当年岳钟琪在四川当提督时，经常利用土司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而莎罗奔年青时正是岳老大手下的小弟们之一。他曾跟着清军讨伐过今天的旅游胜地九寨沟（当时被称为‘羊同’或‘羊峒’），并深得老岳赏识。

在省军区岳司令的推荐下，当时的四川总督、后来不可一世的年大将军向妹夫皇帝上奏，请求嘉奖作战有功人员，莎罗奔因而被朝廷授予安抚司的头衔——《清史稿》写道，“莎罗奔以土舍将兵从将军岳锺琪征西藏羊峒番，雍正元年奏授安抚司，居大金川。”

这里的“土舍”是土司的属官之一，通常为土司的直系亲属，其权力与一般大头人相当，但地位却高于大头人。莎罗奔本来是赞拉即小金川土司家族中的普通一员，官职只能做到土舍为止，而当上安抚司后，就意味着他与本家平起平坐，已经成了一家新的土司。他于是在大金川也就是今天的金川县自立门户，称为“促浸土司”，大小金川从此正式分治。

如果参照其他史料，我们会发现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其实莎罗奔早就与周边其他土司发生过多起领地纠纷，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四川官员们却照例和起了稀泥。怒火中烧的莎罗奔认为朝廷处理不公，干脆自己的事自己解决。他首先派兵囚禁了自己的女婿小金川土司，没想到过程出人意料地顺利，见朝廷压根儿就不管，莎罗奔食髓知味，随后又打起了附近革布什咱土司和明正土司的主意。

莎罗奔的女婿，那个懦弱的小金川泽旺——这个词在藏语是“长寿灌顶”的意思，本为宗教仪式的名称，后来成了藏人常用的一个名字——肯定属于莎罗奔的父系亲属，因为莎本人就是从小金川土司家族分出来的，但据说当时的嘉绒人并没有同姓不婚的禁忌，因而两家土司的联姻被认为是相当正常的事。

而泽旺的老婆即莎罗奔嫁出的那个女儿，则在后世鼎鼎有名，她就是无数稗官野史中津津乐道的大美人阿扣。

据说在嘉绒藏语中，“阿扣”是“最小的女儿”之意，但这个名字并不意味着阿扣真就是莎罗奔的小女儿。因为一方面，这只代表生她出生时候的情况，而即使阿扣出生时确实是老幺，但也并不能保证莎罗奔今后就不再生女儿（除非采取特殊措施，比如给他立刻结扎才行嘛）。

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是，清初有个叫阿济格的亲王很能打仗，在满语中，“阿济格”就是“小儿子”之意，可这厮虽然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个儿子，但即使以一母同胞而论，他下面也还有多尔衮和多铎两个弟弟。类似的情况还有费扬古，清朝叫这个名字的人相当多，比如在昭莫多战胜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的那位抚远大将军，以及被鳌拜诬陷而死的那位内大臣等等，据说该词也是“小儿子”的意思。

另一方面，不仅阿扣姑娘的身份成疑，就连莎罗奔自己，其来历也并不完全确凿——《清史稿》说他因跟随岳钟琪讨伐九寨沟，因功被封为大金川土司，但也有清朝史料——比如同时期四川官员给皇帝的奏章中——说被封为土司的其实是他的哥哥，而莎罗奔只不过是在哥哥去世后继承了土司的位子而已，而阿扣很有可能是他兄长的遗孤，也就是说她是莎罗奔的侄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她其实是一个土舍的女儿。

为避免过多枝杈影响了故事主线，本文姑且按照最通行的说法，认为莎罗奔和阿扣是父女关系，而莎罗奔就是那位因军功而得封的大金川土司好了。据说，这位阿扣姑娘生得绝顶漂亮，人们形容，她晕红的脸颊有如彩霞般鲜艳，娇嫩的皮肤如玉般晶莹洁白，即使在盛产美女的大小金川地区，阿扣也是无可争议地艳冠群芳，甚至得了个“玉观音”的雅号。这样一个美人，自然追求者甚众，她的父亲莎罗奔为女儿的婚事颇伤脑筋，面对着众多的求亲者，考虑再三，大金川土司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了自己的亲戚——小金川土司泽旺身上。

根据后世学者——比如民国时期的民族学家兼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的专门研究，嘉绒藏族严禁近亲通婚，这里的近亲指的是家庭成员，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等，而除了这样的近支血亲之外，其他亲属在原则上都可以通婚，也没有汉人那样族内族外——比如表兄妹可以结婚而堂兄妹则不可——的分别，也就是说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一视同仁，彼此之问都可以婚配。同时，嘉绒土司的婚姻也是土司之间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一个手段，土司们往往通过婚姻的选择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为妻，应该也属于上述的政治联姻。婚后，大概丈夫泽旺长得比较对不起观众，为人处事也不怎么让她满意，出嫁不久，美人阿扣就后悔了，按照民间的说法，她的心愿本来是想嫁个当大官的汉人，没想到一朵鲜花最后插到了牛粪上。于是，她便不停地向自己的父亲抱怨丈夫的种种不是，导致莎罗奔不仅对女婿很有看法，也打起了这个窝囊废的主意。

想当初在雍正年间，经过岳钟琪的推荐，莎罗奔才得到了安抚司官职，从而能够脱离小金川土司家族而自立门户，因而莎对岳感激涕零，也就是可以想像的了。不仅如此，由于四川总督年羹尧强制调整各方领地，导致嘉绒土司们之间爆发争斗，又是岳钟琪出面，做出了有利于莎罗奔的裁决，史载“四川杂谷、金川、沃日诸土司争界，羹尧令金川割美同等寨畀沃日，致仇杀不已。钟琪奏请还金川，而以龙堡三歌地予沃日，上皆许之”，这使得莎对岳更加感激。

稗官野史写道，后来岳钟琪再次来到四川做官，莎罗奔便找机会将老上司请到自己家中，带领整个家族成员隆重叩拜恩人，据说那位怎么看丈夫怎么不顺眼，便借口回家探亲散心的大美人阿扣，当时正好也在其中。

有道是美人爱英雄，见了威武的岳将军，阿扣立即就被震了，一颗芳心顿时暗许，马上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死活想和岳在一起的强烈思想感情。野史中绘声绘色地写道，见突然冒出来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而且还非寻思寻活嫁给自己，岳钟琪的心头当时肯定也是小鹿乱撞，从？还是不从？

如果查一下年谱，就会发现金川战争爆发前，老岳其实已经年近花甲——此公是康熙二十五年即公元1686年生人，当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土舍莎罗奔随他征伐九寨沟的时候，岳已经三十五六岁，而莎应该还是个二十啷当的半大孩子，阿扣很可能还没有出生，否则也就不会用“小女儿”来起名字了。

这样算下来，如果金川战争爆发时阿扣刚刚结婚不久的话，按照嘉绒女子普遍早婚的传统，那么岳钟琪和阿扣起码有四十岁左右的年龄差距。

要知道这位绝代佳人可是位有夫之妇，而老岳不仅仅是位封疆大吏，世人可都知道，他还有另一个无比耀眼的身份——岳武穆的二十一世孙。身为“精忠报国”的血脉传人，老岳不得不拿道德楷模的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生怕一丝一毫出错。

面对绝代佳人的火辣追求，老岳不由得天人交战。最终，还是一咬牙一跺脚，色字头上一把刀，由她去吧！就这样，阿扣孤零零地独自离去，怅然若失返回小金川。失恋后的她越来越不甘心，既然岳将军没法娶有夫之妇，那如果我恢复单身，是不是就......？

于是，阿扣每天找茬闹事，和丈夫泽旺土司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她宣布无法忍受家庭暴力，要和土司老爷离婚！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又丢了面子的泽旺终于发作，盛怒之下派奴才们把老婆狠狠暴打一顿。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只顾出一口恶气的他，考虑到自己老丈人脸往哪儿放吗？

收到女儿的报告后，莎罗奔土司的反应相当干脆，他二话不说，直接派兵把泽旺从小金川抓到大金川关了起来，对女婿的土司大印和领地，老丈人自然也老实不客气地统统笑纳。这场大规模群体事件自然瞒不过四川当局，省里吓了一跳，赶紧派人告诉莎罗奔别惹事生非，马上放人，不要给上级找麻烦。

尚不想和朝廷撕破脸的莎罗奔不情不愿地答应了。泽旺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小金川，但土司夫人阿扣却誓死不愿陪丈夫回去，她不仅宣布和泽旺离婚，还口口声声要去找自己家的恩人岳将军。拗不过女儿的莎罗奔没有办法，只好向省里的督抚大员打听岳钟琪的近况，方才知道这时岳钟琪因“年羹尧叛逆案”的牵连丢了官职，已经是戴罪之身的囚徒了。

野史把故事把威风凛凛的岳大将军描述成金川战争的起因之一，写得确实相当热闹，但很可能，这并不是事实。

在青海平灭罗布藏丹津之变后，大功臣岳钟琪来到老家甘肃担任提督（从一品）兼巡抚（正二品）。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他接替了自己的老上司——突然失势的年大将军，出任川陕总督（此前该职由年兼任），据说这也是清廷起用汉人——不包括汉军八旗——为总督的开始。四年以后的1729年，他又再次出任该职，并一直当到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

再往后，哦，再就没有往后了，岳钟琪被雍正关进了监狱，一直到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才放出来，成了在家闲居的平头百姓。其实早在此前的雍正八年即公元1730年，岳钟琪就已经再次回到西北前线出任宁远大将军，在巴里坤（今新疆哈密的巴里坤县）指挥对准噶尔汗国的战争，川陕总督不过是个兼差而已。

也就是说，此前岳钟琪在四川做官的时间下限，最晚也只能到公元1730年，而此时距离金川战争爆发尚有十七年之久，阿扣最大也不过是个几岁的儿童，是不可能结婚后回家探亲，跟着全家人一起叩拜岳钟琪并对岳产生男女之情的。况且尽管曾经与年过从甚密，但岳钟琪与“年羹尧叛逆案”并无干系，他被罢官是因为与准噶尔汗国作战不利，同僚们又落井下石，最后以“误国负恩”的罪名被雍正革职拿问。

不仅如此，《清史稿》写道：“莎罗奔以女阿扣妻泽旺。泽旺懦，为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罗奔劫泽旺去，夺其印。十二年，又攻革布什札及明正两土司。”看上去似乎是莎罗奔首先挑起事端，主动攻击革布什札和明正两家土司，而野史传说则有另一种看法，反而认为“革布什札及明正两土司”是罪魁祸首。

话说，眼见老恩人变身新女婿业已无望，莎罗奔就劝女儿不如改嫁给四川藏区势力强大的明正土司，无可奈何的阿扣只得同意。所谓“明正土司”，其实就是著名的康定土司，其全称是长长的“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他是清朝川边四大土司（名正、理塘、巴塘和德格）之一，扼守着当年由川入藏的第一军事和商贸要地——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县。

明末清初，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攻下了包括打箭炉在内的大片康区，并将其与西藏一起奉献给五世达赖喇嘛做供养，因此这里在理论上属于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势力范围。后来，西藏当局向这里派出藏军，他们驻扎在康定的跑马山，也就是“跑马溜溜的山上”那个地方，这些家伙对明正土司屡加欺凌，不仅侵占了他大片领地，“盘剥商旅，苛虐土司”，最后竟然把明正土司给打死了。没有办法，继任土司只得向朝廷哭诉告状。

当时恰赶上西藏摄政桑结嘉措隐瞒五世达赖死讯并勾结准噶尔的秘密被揭穿，康熙正在气头，于是立即下旨将藏军的行为定性为叛乱，皇帝派出了以理藩院侍郎——理藩院相当于中央民委兼外交部，是清朝管理蒙古、回部及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也负责处理对俄罗斯的外交事务，侍郎是其副长官——和四川提督为首的大批人马，清军最终攻上跑马山，杀死西藏派来管理打箭炉的地方官，恢复了明正土司的领地。从此以后，打箭炉便纳入了四川当局的势力范围，清朝时多次与西藏有关的战争，比如驱逐准噶尔之战等等，清军都是从这里出兵的。

历史上，打箭炉的明正土司对中央王朝一向服从，康熙皇帝曾说过，“四川各蕃部中，明正一部最为恭顺”，他们甚至被朝廷称为“内土司”，大概是说这家土司尽管在外面把门，但朝廷把他当自家人看待，而他们进京朝觐时，也会享受到王公待遇。明正土司家族甚至还有一个汉人的姓氏——“甲”，这个姓在藏语里与“茶叶”的读音相同，同时也与“汉”或“汉人”的藏语同音。也正因为如此，明正土司在汉藏两边左右逢源，混得简直是如鱼得水，一边称其为“内土司”，另一边则叫他“汉土司”。

身为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商贸中间人，明正土司在藏区富可敌国，在嘉绒十八家土司里是最有钱的，因而莎罗奔想把女儿嫁给这个大阔佬，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了。但就在这时候，大金川附近的革布什札土司也来向这位艳名远扬的金川公主求婚，两家争得不可开交。一边是邻居，另一边是金主，莎罗奔对他俩都不想得罪，阿扣再婚之事也就一再往后推，迟迟无法定下。

仿佛还嫌不够乱似的，另一个竞争者又加入进来，他就是阿扣前夫泽旺的弟弟、也就是她曾经的小叔子良尔吉。民间传说，此人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尽管体态稍微有些偏胖，但这小子却有一个特长：非常善于讨女人的欢心，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个把妹高手。借着近水楼台的便利，他此前时不时就去嫂子那里献殷勤，和阿扣暗地里往来密切，据说两人关系相当隐秘。

见明正和革布什札两个土司争得不可开交，良尔吉突然扬言，阿扣早已经答应当我的老婆，你俩就都别痴心妄想了！两土司大怒，自己得不到的也不能让给别人，他俩计议后决定，干脆帮前辈一把，于是联系上意图复仇的阿扣前夫泽旺，三家派兵一起杀进了大金川土司的领地，试图把水搅得更浑。

久经沙场的莎罗奔哪是好惹的，立即打起保家卫国的大旗，组织人马杀了回来。没想到几场仗下来之后，对面这三个土司都是欺软怕硬的主儿，一来真格儿的就怂了，三家联军节节败退。离大金川更近从而也损失更大的革布什札土司，不得不去省里上访告状，哭诉莎罗奔无缘无故打我，青天大老爷您可要为小的做主啊。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乾隆十二年即公元1747年，清朝四川当局接到的那件投诉。

当时四川省里的一把手是纪山，此公为满洲镶红旗人，曾以正二品的副都统身份去拉萨担任过几年驻藏大臣，回朝后当了国防部第二副部长即兵部右侍郎，后来又陆续升任从一品的镶黄旗汉军都统（清时满蒙可任汉军八旗都统，反之则不可）以及镶蓝旗满洲都统，直到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成为四川巡抚，相当于省委书记兼省长。

尽管《清史稿》中没有他的传记，但从清朝保存下来的皇帝实录以及满汉奏章等史料来看，纪山似乎是个颇为颟顸的满洲官僚，平日里对上面多磕头少做事，早请示晚汇报，遇事很少自己拿主意。这回纪山见四家土司陷入混战，其中还包括嘉绒藏区的核心大小金川以及地处川藏战略要冲的康定，终于感到事情有点儿闹大了，但是否出兵讨伐莎罗奔，他照例不敢做主，便写了份奏章向皇帝请示。

战争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乾隆将会如何批示这位奏章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