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收到乾隆的批复后，督抚提三大巨头计议半天，最后认为皇上应该还是想息事宁人，除非土司们对川藏交通造成不利影响或者侵犯汉区，否则朝廷不愿意过多介入到他们的内斗中去，那咱们就等等吧，看看局势发展再说。

到了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农历三月，四川当局发现，局势的发展比他们事先预料的要严重得多，因为打箭炉也就是康定的明正土司送来急报，说大金川军队已经侵入了鲁密和章谷（今天丹巴县政府的所在地），那里是川藏北路要隘，距离打箭炉只有四日路程，也就是说，今川军已经迫近了内地的西大门，四川当局已经无法坐视不理。

于是，督抚提三官再度商议，以总督衙门的名义下了一道紧急命令，要求莎罗奔立即停止侵蚀别家土司的领地，必须马上撤军，否则将会遭到官军的严厉打击。但大金川土司收到该令后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就在这个月，明正土司再度向成都告急：鲁密与章谷终于失守，当地驻守的少量清军被迫撤退，川藏北路已经不再通畅了。

迫于情况已经无法再继续和稀泥下去，四川当局被迫做出了反应，一名副将即副总兵奉命率兵出征，进剿大金川。前面在准噶尔侵藏战争的内容里我们说过，按照清朝军事制度，副将通常统领一个协的编制，总攻大概几千人马，如果再加上明正土司、革布什札等土司派来的辅助部队，总兵力应该也不会超过一万人。

不愿束手待毙的莎罗奔自然组织抵抗，双方在大渡河沿岸僵持不下，谁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吞掉对方。而时间一长，当初邀请清军讨伐大金川的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又打起了算盘，他们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道理，怀疑起官兵老是磨蹭的原因，并非是对手有多么强，而是这些汉人想赖在自己的地盘不走，甚至没准儿有鸠占鹊巢的危险。

于是，两家土司与莎罗奔暗中达成谅解，然后突然反戈一击，对盟军毫无防备的清兵差点全军覆没。败退后，清军将领为了推卸责任，遂向上级报告战败全是客观原因导致，这个地方道险谷恶、大河环阻、兵少不足以堵截，兵多又易于迷失，真是没法子打啊。

对于这段战事，正史中记载有限，以上基本是稗官野史的说法，姑且看之。而清朝自己的少量史料则说，清军是中了大金川方面的埋伏而惨败，那两家土司并未倒戈。这一战，据事后统计，清军一名千总（大约相当于营长）阵亡，包括一名游击（大致相当于团长）在内的多名军官受伤，并损失牦牛等许多牲畜物资，可谓一败涂地。

见事情闹大了，对于是否继续扩大战争还是就此罢手，庆复、纪山等不敢做主，只能请更大的领导拿主意，就这样层层上报，奏章一直堆到了乾隆的桌子上。

其实，按照庆复的说法，早在一年前瞻对之战进行的时候，莎罗奔就已经蠢蠢欲动了，不过此人既没有帮朝廷也没有助班滚，而是在一旁坐收渔利，向周边拼命扩张地盘，导致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向朝廷投诉，而一直到瞻对被清军攻破，他才派土官前来朝见总督大人。

庆复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当时我就想收拾他，不过我了解到金川地势凶险，后勤运输极为艰难，再考虑到他们毕竟只是土司之间的仇杀，并没有侵犯朝廷利益，因此才放过了莎罗奔。如今大金川又主动挑起事端，是可忍孰不可忍，朝廷一定要好好教训他才行。

得知清军败绩后，乾隆自然十分光火。皇帝对于土司之间的争权夺利并不关心，甚至还有可能暗中鼓励他们这么做，但是，如果这些蛮夷玩过了火，搞出个一方独大的局面，甚至胆敢侵犯“汛地”，那可就是对朝廷的公然挑衅了，真是“猖獗已甚”！这里的“汛”通“讯”，本意是指用烽火传递消息，“汛地”就是官军的驻防区。尤其是，大金川土司的势力已经侵入了川藏北路，干扰到了清廷对西藏的管理，这更是乾隆无法容忍的冒犯。

恼怒的皇帝于是下旨，官军要彻底铲除大金川逆贼，“务令逆酋授首，铲绝根株，永靖边境”！也就是说，清军作战的目标不仅是大金川侵占的那些土地，更重要的是，还有莎罗奔土司本人的脑袋。

虽然乾隆已经下定了将战事扩大化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不过，鉴于庆复等人确实不是打仗的材料——庆复此前虽然代替福彭担任过定边大将军，但并没有经历战事，而此前他所指挥的瞻对之战的情形，人们估计也心知肚明——皇帝决定还是换个靠谱一些的统帅来指挥这场战争。

在这种背景下，在乾隆心中一直还算满意的庆复，被皇帝调回朝廷，升任大学士并兼任礼部尚书，从而进入内阁也就是成为了宰相委员会的常委。而另一方面，乾隆同时下旨，原任云贵总督的张广泗，调为川陕总督并进驻川边，他将担任讨伐金川的清军总司令，会同四川巡抚纪山一起进剿莎罗奔。

此时，金川地区聚集了包括绿营兵和各地土司助战的土兵等两万多清军，数量早已超过了一年前瞻对之战中的一万五千人，可以说是乾隆自继位以来投入兵力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而各路援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向着嘉绒地区挺进，因此对于这场金川之战，清廷显然是势在必得。

那么，清军的新任主帅张广泗到底有何本事，能让乾隆委以如此重任？

前面我们说过，嘉绒地区多为崇山峻岭，地势极其险峻，遍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隘，庆复、纪山等人之所以不敢轻易用兵，除了对己方战力缺乏信心外，地理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而张广泗则不一样，他是帝国当时首屈一指的山地战专家，曾在围剿云贵群山中苗族抵抗组织的战争里屡建军功，因而被皇帝认为是最适合金川战场的统帅人选。

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监生——即明清两代官办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出身，他仕途开始得很早，到康熙末年，已经是贵州思州府的知府了。也就是说，他后来是由文官转为武将的，这与清朝沿袭自明朝的以文制武之国策有关，包括年羹尧、张广泗以及后面要讲的傅恒等人在内，清朝的许多所谓的名将，都是这样由文官半路改行而成才的。

雍正四年也就是公元1726年，张广泗知府迎来了他事业上一个巨大转机。那一年，雍正朝的两大权臣之一的鄂尔泰，以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的身份，开始在自己的总督辖区内的苗疆，也就是云贵两省的苗族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即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黜世袭的土司制度，而改由朝廷任命并有一定任期的流官来管理——从而引发了一场耗时十年的漫长战争。

对阵的双方，一个自然是清廷，而另一个则是不甘心放弃权力的苗疆土司们。这场战争进行得极其残酷，一直到乾隆元年也就是公元1736年才算结束。期间仅在黔东南地区，清军就“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湖南凤凰（今湘西州凤凰县）、永绥（今湘西州花垣县）和乾州（今湘西州吉首市）这三个地方，原本有四千苗寨近四十万人，等到战乱平息之后，减少到只剩下一千二百苗寨和十一万人，也就是说四分之三的人口将近三十万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损失掉了。

在这场战争中，张广泗的表现极其出色，屡建战功，深得清军主帅鄂尔泰的赏识，仅一年时间，他就由知府提升为“署贵州按察使”，相当于代理副省长兼政法委书记。一年之后的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由于张广泗等人的大力镇压，云贵的“苗乱”暂时被清军平息下去，在鄂尔泰的大力举荐下，张广泗因功被雍正破格提升为贵州省的一把手即巡抚，相当于省委书记兼省长，并“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该职相当于中纪委名誉副主任，清代都察院有左右两套官职，其中左职如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等为实职，而右职则通常是给督抚大员们加衔的虚职。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云贵被清军征服的广大苗族地区，被授予了一个专有名词——“新疆”，该词当时与帕米尔高原东部那片广袤土地即西方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毫无关系，而是“新开辟的疆土”之意。直到公元1757年，清军彻底征服准噶尔汗国，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后，在乾隆的命令下，“新疆”这个名词才由云贵苗族地区，转移到现在的那个自治区所在土地的头上，皇帝对其如此命名，据说是取这片汉唐西域之地“故土新归”的意思。

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在宰相张廷玉的建议下，雍正发动了对准噶尔汗国的远征，北路清军主力经由外蒙古方向对敌人本土进攻，名将岳钟琪以宁远大将军的头衔担任西路清军主帅，驻扎在今天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哈密一带，而此前在苗疆战功卓著的张广泗，则在另一位宰相鄂尔泰的推荐下，以正红旗汉军都统的身份担任了西路军副统帅，率领四千清军配合作战。

但没想到的是，随后发生的和通脑儿（在今天蒙古国的科布多附近）之战中，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策零亲自出征，在大小策零两位名将指挥的蒙古铁骑，以及瑞典人训练出的准噶尔“包沁”炮兵团的联合打击下，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率领的北路清军几乎全部覆没。这是清准历次战争中清军损失最惨重的一仗，大批清军将领阵亡，除了一堆将军、都统外，其中还包括一名叫做阿哈硕色的不起眼的佐领，此人就是和珅的爷爷，也就是说，这个大贪官竟然还是烈士子弟。

如果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女婿、外蒙古喀尔喀郡王策凌在额尔德尼昭（位于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西部的蒙古帝国旧都哈拉和林）拼死一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夜袭准噶尔军营并大获全胜的话，很可能整个外蒙古就不再归清朝所有了。史载此役准军败得极其狼狈，完全可以与合同脑儿之战中的清军匹敌，当地的河水都被人血染红，丢弃的辎重和牲畜塞满山谷，汗王噶尔丹策零以及主将小策零仅以身免，要不是周围的清军将领过于谨慎不敢主动出击，准军极有可能“一骑不返”。

在这个紧要关头，与北路清军的大悲大喜相对照，岳钟琪率领的西路清军的表现，却完全可以用碌碌无为来形容。此前，曾在西藏和青海多次上演千里奔袭好戏的岳钟琪，曾向雍正建议趁着准军在北路与傅尔丹纠缠，西路清军应该长驱直入突袭乌鲁木齐，一举杀入准噶尔的腹地，但这个大胆计划被皇帝斥为“轻进”而遭断然否决，胤禛要求岳钟琪“勿贪功前进，勿坐失机宜”，只允许他进行有限的出击。也许已经感觉到雍正对自己存有猜忌之心，岳钟琪此后表现得越发谨小慎微，凡事再不敢做主，所有军事行动都要先请示皇帝才施行。

可是，新疆与北京相距好几千公里，真要有军情急事，来回请示哪来得及，等皇帝批复下来，黄花菜都凉了。也该着岳钟琪倒霉，期间准噶尔人对他的防区发动了好几次袭击，尽管手握将近三万军队，但老岳没有得到皇帝指示，不敢自行决定，西路清军进退失据攻守混乱，结果导致哈密等清军控制区遭受了很大损失，本来就爱鸡蛋里挑骨头的雍正对其越发不满，多次下旨斥责，而这反而又给岳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胤禛的宠臣鄂尔泰敏感地抓住了皇帝情绪的变化，他立即上书弹劾岳钟琪“专制边疆”的种种恶劣罪行，以及他“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的不称职行为。见宰相已经带了头，满朝文武纷纷落井下石，一时间弹劾岳的奏章雪片般堆到雍正的书桌上，而其中表现最活跃的，正是岳钟琪的副手、同时也是鄂尔泰铁杆心腹的张广泗。

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张广泗痛陈“钟琪张皇刚愎，号令不明。题奏奉到谕旨，临时宣传，莫测诚伪”，也就是说，自己的主官性格上执拗，业务上无能，不仅在“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失宜”，而且张还隐隐约约地暗示，岳很可能有“矫诏”也就是假传圣旨的行为，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啊。

尽管最后因这一事件，岳钟琪不仅丢了官而且险些送了命，但如果我仔细琢磨一下，也许会发现情况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鄂尔泰、张广泗等人掀起的这场风波，矛头表面上直指岳钟琪，但实际上真正的目标却很可能不是岳，而是鄂宰相的政治对手、另一位宰相张廷玉。也就是说，此事大概并非单纯的军事分歧，而是一场政治斗争。

要知道，当时对于如何处理与准噶尔汗国的关系，张廷玉是最热心的主战派，而鄂尔泰则是慎重派。这场肯定不能算是成功的远征就是张廷玉向皇帝建议的，而且，担任主攻的北路清军统帅傅尔丹，也是张推荐的，和通脑儿之战败得如此惨，张廷玉似乎责无旁贷。尽管没有证据标明，岳钟琪出任西路主将之事与张廷玉有多密切的关系，但如果两路清军都捅了大娄子，那张宰相肯定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灰头土脸，在鄂宰相面前抬不起头来。

果然此事过后，鄂尔泰明显压倒了张廷玉，不仅如此，他还亲赴西北督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指挥前线的所有清军。而鄂的心腹张广泗也如愿以偿，顺利接管了岳钟琪的西路军，成为代理宁远大将军，他在任上的表现相当不错，尤其是在鄂隆吉大坂取得一场不小的胜利，斩杀了四百多名敌军，让鄂尔泰很有面子。

不久之后的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准议和成功，两个政权从此二十年间相安无事，基本实现了和平，一直到公元1755年，乾隆发动了对准噶尔汗国最后的攻击。无事可做的张广泗率军班师，他被提升为湖广总督，但新官位还没有坐热，就又收到了调令，原来当年被他平定的苗疆发生了大事，苗人们又造反了，官军屡战无功，朝廷不得不让他再次出马平叛。

此时雍正已经驾崩，乾隆刚刚登基，而出自张廷玉系统的刑部尚书、“总理苗疆事务经略大臣”张照，虽然是位大书法家兼大画家，但他在军事上却没多大能耐，面对反抗的苗人束手无策。讨伐的清军“久无功”，而张照竟然有闲心掺合朝廷政斗，还多次参劾宰相鄂尔泰。最后，新皇帝对“挟私误军兴”的张照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将其就地免职，并将平苗专家张广泗调回云贵主持工作。

乾隆对这位宿将给予了充分信任，不仅让涉及苗疆之乱的所有七个省都归其统辖，而且还授他对辖区内所有军政官员的任免大权。张广泗也不负帝望，他上任后，立即将作战不利的扬威将军哈元生和湖广提督董芳两名一品大员撤职，随即亲赴前线重地——今天贵州的旅游名胜凯里——指挥作战，分兵三路“刻期并进”，以犁庭扫穴般的力度步步紧逼。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正月，三路清军终于合围，发起了对苗人抵抗力量的总攻，张广泗以惨烈而血腥的杀戮，成为这场战争的终结者，史载“斩万余级，诸苗悉定”。战后，张广泗再次出任云贵总督，同时兼任贵州巡抚，并“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即为子孙获得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袭权利。

此后，张广泗又陆续平定了辖区内苗人残余势力的一系列小规模骚乱，并因成功审理了几个疑难刑事案件，而被民间称颂为青天大老爷，皇帝更对其欣赏有加。金川战争爆发前一年的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张广泗被授予太子太保的荣誉头衔，从而进入了所谓“三师”的行列，达到了人生事业的顶峰。

现在，眼看金川战事不利，乾隆不由得又想起了张广泗这个救火队员。不知道为什么，皇帝脑子里老是存在着一个奇怪的印象——“大抵番蛮与苗性相近”，也就是说他认为金川的嘉绒人与云贵的苗人是“性相近”的，因而，派“熟悉苗情善于抚驭”的张广泗出马，“以治苗之法治蛮”，想必“自能詟服其心，消弭其衅”。可是，乾隆难道忘了，《三字经》说过“性相近习相远”吗？

就这样，张广泗调任川陕总督，接替升职为大学士的庆复，前往金川前线督战。皇帝下令，“此番进剿一应机宜，专听张广泗调度”，不仅如此，新总督还可以在其参加平苗战争的旧部里，选择几个得力的将领，随其一起入川。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农历四月，张广泗抵达四川，与前任总督庆复交割工作后，正式接管了军队。其实，张广泗此行还肩负着一项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使命——乾隆一直怀疑瞻对土司班滚并没有被烧死，而是逃了出来躲在某处，甚至很可能就藏身于金川地区，“焉知不诡诈免脱，潜往大金川勾通致衅”。

但鉴于庆复一口咬定班滚已死，皇帝又苦于没有证据反驳，因此要求张广泗来四川后一定要认真调查，他相信张由于从来没有经办过此案，也就不必因官官相护而有所顾忌，此前，张因为在云贵总督任上圆满地处理过好几项疑难案件，给乾隆留下的印象颇深，故要其到金川后“详细访察”本案。

张广泗来到金川后，认为这场战争本来由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端，而莎罗奔劫持小金川土司泽旺，又欺压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肯定算罪魁祸首。但另一方面，稗官野史写道，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也不是好鸟，他们恩将仇报，与救援自己的官兵反目成仇，这么看来，蛮夷真是只图利益而不讲信用的家伙。

张广泗又想到，这些蛮夷受惠却不知感恩，如果自己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劳师远征，即使他们暂时归顺，恐怕翻脸就又会不认人，这样的胜利可谓得不偿失。既然如此，还不如仔细研究他们的诉求，让这些人各偿所愿，等喂完胡萝卜后再亮出棒子，这样恩威并施，让蛮夷们对自己既恨又怕，就可以搞定他们了。

鉴于这场战争发端于三角恋爱，张广泗于是决定，首先召见这场恋爱中的三个角：小金川土司泽旺，他的弟弟良尔吉，以及，众土司们所争夺的目标——那位绝色美人阿扣。

一条新的娱乐八卦由此诞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