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民国生活 -- 天煞穆珏

我經常說些實話就被封禁了。這啥世界？？

另外再普及一個常識，中國長期是佛教因果思想主導，遭了災永遠是首先怪自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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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 民国的小官僚即便是有了一些"横财",也不知道到哪里可以安稳的享用,且不用说其它所谓"中产"了,在乡下不行,在城市里如果无权无势,这点外财也早晚要被别人顺走.纯技术推演,如果你处于这样的状态,即便是窜穿越回去的,知道大致的历史进程,你选择如何"保值"?还有这段话"在家庭的跌宕中，父亲认识了家人的尔虞我诈：你得意时他们拍你马屁，失意时就欺负你。",人心不古也不是现在才有,脉脉含情的乡党、族党温情在民国肯定有，也不见得到处都有。

以下是文摘:

前不久，应安徽《江淮文史》之邀写了此文，纪念父亲辞世7周年。

父亲熊向晖，祖籍安徽凤阳。据父亲讲，凤阳熊氏乃明朝初年从江西搬来，后来成为大族，住的是个几代同堂的大院。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按族谱排是“仕”字辈，名熊仕昌。爷爷这一房弟兄三个，还有一个姐姐，从家里大排行排下来，爷爷行九，被称为九爷。

爷爷年轻时，家里不富裕。似乎爷爷爱读书的名声不错，吸引了奶奶的爹，把自己唯一的女儿嫁给了他。

奶奶刘淑仁，在当时的凤阳大概算是家世显赫。奶奶和她爹当然是默默无闻，可他们的祖先却在历史上留了一小笔：凤阳刘氏地主，可是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小时候的东家呢。不过奶奶的直系祖先，却不是那个朱元璋给他放了12年牛的地主刘德，那家伙名字有德，行事不说缺德，也有点没良心。1344年凤阳大旱饥荒，朱元璋的父母亲饿死，刘德却拒绝了朱元璋让他给块地埋了父母的请求，说这和他没关系。

书上说，有好心人看到朱可怜，给了他一块地方埋葬父母。这个“好心人”就是刘德的哥哥刘继祖。

而这刘继祖，便是奶奶的直系先祖。他夫妇见朱元璋“急无阴宅之难”，“慨然惠地”，使他得以将亲人草草安葬。

24年后，当年的小放牛娃成了明朝太祖，感念刘继祖给的那块坟地风光了朱家，对他加倍报偿（也没听说他对那刘德有什么报复）。刘继祖家从此大发，余荫直到几百年后的我奶奶，仍是凤阳的富贵之家。奶奶3岁丧母，她爹视她为掌上明珠，担心后妈会给她气受，直到奶奶13岁，才娶了继室。奶奶是刘家独女，一直唯我独尊，继室娶过来，凡事反要看这小姐的眼色。

不过在刘小姐的婚姻大事上，奶奶她爹好像是独断专行了一把，看我爷爷读书好，也没征求女儿意见，就把自己的独女嫁了过来。奶奶到了熊家，生活水平骤然降低了许多，连用的饭碗在她看来都是粗鄙不堪，心里那个气啊，据说连死的心都有了。

好在奶奶这个人虽没进过学堂，可在家也读了不少书，是个既认命又不服输的主。认命呢，就是嫁了爷爷就从了他；不服输呢，就是绝不甘愿在熊家守穷。她拿自己的陪嫁给爷爷念书，好歹也要爷爷博个功名，出人头地。

想不到爷爷考上了举人，却赶上戊戌变法，大清朝废了科举。金榜题名是没戏了，但毕竟天无绝人之路。慈禧老佛爷建立了京师法律大学堂，亲任校长。爷爷考到了那里，学政治，学法律。毕业之后，就分到山东当县长，当盐官，也当过法院院长。

清末民初，是个混乱不堪的年代。小时候听奶奶讲爷爷的就官经历，懵懵懂懂怎么也听不明白。恍惚是那年月有的地方是新党天下，不许男子再留着满清的大辫子；有的地方又是皇党统治，对不留辫子的就要当成新党砍头。爷爷的行囊里除了官印，好像必须带着个假辫子，以防不虞，在外奔波，总是提心吊胆。

爷爷最初出仕，先后在山东莘县、掖县、济宁、青岛、济南等地做过知事（也就是知县）、盐官或法院院长。他的3个儿子都生在山东。父亲是爷爷在掖县做知事的时候出生的，时为1919年4月。他上面已经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以后下面又有了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是爷爷三个儿子当中唯一兄弟姐妹俱全的一个，所以按家族排行的彚字辈，取名彚荃。他这一辈的兄弟姐妹起名都是三个字，按家谱中间一个字是彚，第三个字则必须是草字头。我这一辈中间应是同字，第三个字要有金字旁。熊彚荃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49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才改名为熊向晖。又因为掖县东临大海，父亲又有个小名叫东海。

如今掖县已经更名莱州，莱州地方志上，在“民国初期县知事、县长更迭表”里，记载了爷爷熊仕昌（字炽民）到任时间是1918年。他的继任者是1920年来的，所以爷爷在掖县为官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年。任期何以如此之短，县志上没有说，但大我父亲6岁的三姑妈熊友臻（熊彚苓）可是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仓皇出逃，很是狼狈。

一县之长弃官举家连夜仓皇出逃，皆因得罪了当时掖县的军阀张宗昌的老娘。

爷爷在掖县时，张宗昌正在拉队伍，气焰嚣张，经常逼着地方官要粮要饷。三姑说，爷爷是个清官，若满足张宗昌的要求，势必要鱼肉百姓，爷爷于心不忍；而若拒绝，就有性命之忧。这让爷爷左右为难。

我不敢肯定爷爷是否清官，但是他不愿意太难为老百姓倒是实情。真不知道爷爷这个县官那两年是怎么捱下来的。但是在1920年的这一天，他终于捱到了头。

那一天，不知道爷爷什么事情没有满足张宗昌老娘的要求——张宗昌这个老娘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常常收人贿赂，干预县政——这个老太婆带了上百号人气势汹汹闯到县衙。

老实胆小的爷爷看了这阵势，吓得躲了起来。

天不怕地不怕的奶奶不干了。看到张宗昌老娘带着人闯入公堂，自己的老公躲起来了，她倒跑到了公堂上，横眉立目一拍公案，大声喝道：都给我滚出去！

7岁的三姑不知厉害，站在一旁还看热闹。她正要看张老太婆还待怎样发威，却不料奶奶大喝一声之后，那老太婆竟蔫了，带着一干人偃旗息鼓而去。

虽然三姑觉得解气，可爷爷却更害怕了：这下是把张宗昌得罪到家啦！人家有枪啊！他要带着枪来，我们一家老小焉得命在？

在枪杆子面前，天不怕地不怕的奶奶也没了底气。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趁着张宗昌还没回掖县，赶紧逃吧！

当天晚上，一家老小五六口人，包括襁褓中的老爹，仓皇逃出了掖县，回到省会济南。

到了济南闲了些时候，爷爷就又有了差事，不知道是去济宁还是青岛当知事或是盐官，总之是肥缺。爷爷能谋得这样的官职，都拜奶奶所赐。爷爷为人或许有些木讷，可奶奶却是能言善道，极有公关能力。她一到山东，就到处交际，攀安徽老乡，一攀就攀到了当时山东省长龚伯恒头上。龚伯恒是安徽合肥人，奶奶不知道怎么就能认了他的母亲做干妈，有了靠山。这个干闺女据说在龚家很吃得开，龚家几房姨太太闹纷争，还要请她去调停。

不敢肯定爷爷是否清官的缘由是，爷爷的银子也没少赚。虽然他在几个地方离任的时候当地百姓都有送“万民伞”，那时家里万民伞有几十把，可是父亲说，大概无非是爷爷地皮刮得比较少而已。爷爷在胶东沿海一带做官，即使他不刮地皮，只盐税这一项收入也不得了。那时家里很有钱，六七个子女，每人都有一个丫鬟或佣人伺候着。父亲还记得在青岛的时候，家里住一幢很漂亮的小洋房。夏天街上有小贩卖葡萄，家里人连楼都不下，就从临街楼上的窗户吊下一个小篮子，甩下一把铜钱，然后吊上一篮葡萄。

有了钱，爷爷就寄钱回家，让哥哥弟弟侄儿帮着在凤阳老家买房子置地，光宗耀祖。据说买了有400多亩，包括200多亩水田。可惜的是，京师法律大学堂毕业、当过县官、盐官、法官的爷爷，竟让自己的堂兄弟们算计了。好多房子土地是用他的钱买的，却没算在他名下，成了哥哥弟弟们的财产。给到他名下的一处房产，是原为旅馆的旧房不说，定了契约之后，人家又来把房上的瓦和房间里的木头地板都拆掉搬走了，让爷爷吃了个大亏。

1925年左右，北伐战争即将开始时，年近50岁的爷爷带着全家老小从山东回到了凤阳老家。爷爷回老家，主要是为了避祸。爷爷当官，一直是在北洋军阀的地盘里，尽管他一介书生，和那些军阀没有什么纠结，但总是在人家手下当的官，可不想被革命党一锅烩了。

可是回家就回家吧，有那么个爱张扬的奶奶，再加上拖家带口一大家子，爷爷还不能低调行事。光是行李就包了60吨的一节车皮，此外还有丫鬟马弁，坐了一节客车，在离凤阳十多里的临淮关站下了车，几十辆大车招摇过市地到了凤阳府城，住进被人拆了瓦和地板的那三进院的府邸。

这下子，熊家就被人惦记上了。1927年的一天半夜，土匪进宅，把家里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一抢而空，还把5岁的三叔绑了票，开了价让家里去赎。不想老太太却跟人家土匪叫板，说绑了她一个儿子她还有俩，不怕。结果人家就放出风来要抓这俩儿子。父亲那时才8岁，奶奶也不敢让他上学去了，让机灵的三姑带着这两个弟弟整天东躲西藏。这两个少爷一下成了土匪的眼中钉，亲戚们也不敢往家里引，父亲那时候可就第一次饱尝了世态炎凉。

好在那股土匪不久就被红枪会给灭了。5岁的三叔告诉人家自己是凤阳府城熊九爷的三儿子，人家把他送回了家。

发生这一切的时候，爷爷都不在家。他去北京、天津了，做什么，也不讲。父亲猜测，他有些存款在天津的银行，大概是去提款。没想到，银行要么倒闭了，要么就诈他说，私存白银是违法，结果爷爷自己的存款一分钱也没拿到，两手空空回到家。想跟兄弟们要地，却是要不回来，因为地契写的都是人家的名字。奶奶好闹歹闹，也就要来100多亩旱地。她虽然表面凶，实际却不会管家，就这样家里出的多进的少，当初衣锦还乡的风光，没两年就败落了。万般无奈之下，爷爷不得不去找过去的同事再谋差使。好在此时北伐战争已经结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爷爷经老友介绍，到湖北法院从录事做起，后来一路做到刑庭庭长。

在家庭的跌宕中，父亲认识了家人的尔虞我诈：你得意时他们拍你马屁，失意时就欺负你。据说那次土匪抢劫，就是家里不知哪一房兄弟引来的。父亲说，家里的这些变故，给家人带来两种思想，一种是以奶奶和他大哥为代表，一心要再度出人头地。一种是以我父亲和三姑为代表，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要铲除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铲除压迫剥削。

奶奶认为出人头地的办法，就是读书。她自己虽没进过学堂，却很重视子女教育，男孩女孩都送学校念书，家里再困难也没有中断子女的教育。她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教育却把她的三姑娘和二少爷，教育成了共产党。

早在山东的时候，父亲4岁就开始上学。搬家回凤阳耽搁了一年，之后又在凤阳上了小学。在凤阳上小学的第一年，就赶上北伐军打孙传芳过凤阳，老百姓摆茶水摊夹道欢迎，“打倒列强”的歌到处流行，还有提灯游行，宣传三民主义，给年幼的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有不少潜伏下来，到农村教书。父亲的学校也来了一些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用微妙的办法宣传共产主义，深入到父亲幼小的心灵。他们选课有意识地加强近代史和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介绍鲁迅等人的书给学生看。父亲说，那时候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不受学生欢迎，鲁迅的书，还有茅盾的《子夜》，大家都抢着看，最受青年欢迎。这些老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但是他们让父亲对共产党产生了一种亲近感，感到共产党员是好人，是有学问的人。加上家庭巨变给他带来的人生感悟，以及看到一些本家欺压交不起租的农民将人打得浑身是血用马拖到城里关起来，这些不平之事给他的社会感受，父亲追求社会进步的人生观已经开始形成。那时他已经开始尽量不花或少花家里的钱，在学校以《大刀队与歌舞团》为题的作文比赛中，以后方歌舞生平和前方长城抗战为对比，引韩愈“战士阵前伴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诗句点题，得全校第一名。

父亲是1931年进入初中的。起初奶奶觉得凤阳教育水平不高，便送父亲到当时的首都南京私立安徽中学读书。但是上海一·二八战事之后，奶奶不放心父亲的安全，又让他回到凤阳在安徽省立第五中学插班，直到初中毕业。

1933年，14岁的父亲初中毕业，考取了江苏省立南京中学高中部，自此离家求学，后来走上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