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村庄的变迁 -- 小戎

我老家在安徽淮北市濉溪县双堆集镇下面的一个村。从小断断续续的听父母和其他长辈说起过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高中时候特意跟我奶奶聊过。据她说我们村全家都饿死的有好几家。有人吃人的，甚至有人家的孩子饿死了，她要吃，村里人不让，等别人把孩子埋起来以后她又挖出来吃的。这在当时给我的震撼特别大。还有另外一件事一直让我忘不了，她说有个妇女带着一个女儿逃荒，经过我们村河边的时候就把自己女儿推了下去，女孩挣扎着往河边扑腾，还不停的喊妈妈，母亲一边哭一边拿土坷垃砸她不让她往岸边来。旁边的人就劝她，你带着她吧，有口饭给她吃就给她，要是没有饭饿死了，那就是她的命。母亲还是没有救自己的孩子，就这样淹死了她。我当时只是印象深刻，等到自己有了女儿以后再想起这件事，心里特别的难受。

那时候我妈六七岁，她能记起来的就是她特别讨厌去红薯地，因为红薯地需要一垄一垄的种，在垄间经常会有死人。她还说她那时候嘴刁，有些带一点毛刺的野菜她不愿意吃。人吃人她没见过也没什么印象。她们村离我们村七八里地。

我姑姑比我妈大个几岁，她说有人吃人，但是只是听人说，没见过。我姑父说的出他们村的有一家人吃过人，他去玩的时候在他们家无意中发现过人腿。他们村离我们两三里地。

我高中有个同学家在安徽宿州市夹沟镇，据他爸说，他没听过人吃人，但是见过死人，主要是逃荒被抓起来人。因为当时不允许逃难，他们那里靠近江苏徐州，当时那里有个点负责抓逃荒的人。抓到的人白天组织干活，晚上关起来，据他说是不给饭吃的，饿死就饿死了。

有个大学同寝室的，家在宿州萧县，据他妈说她们那里没有饿死人，她们也没有粮食，但是山上种的有很多胡萝卜，靠吃胡萝卜熬过来的。

高中另一个同学，她母亲当时在宿州市区，见过成卡车拉的死人尸体。她不知道这些尸体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运到哪里去了，只是见到过。

大学时跟别的同学聊过，有湖北随州、重庆、吉林四平、无锡、石家庄、东莞的，都没听家人说过饿死人的事情，更没听说过人吃人的。

我个人的理解，因为我们那里是平原，粮食主产区，所以粮食被关注的更高，收上去的也更彻底，没有胡萝卜之类的救命。而且位置很偏僻，即使发展到了那么恶劣的情形，也无法引起很高的关注度，自生自灭。

也许这个话题因为种种原因也处于各种研究的极偏僻的位置，即使资料收集整理研究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处于极恶劣的情形，也无法引起很高的关注度，自生自灭。

下河两年多，基本都是在学习，基本没有发过帖。看到你的这句“因为亲历这些事件的老辈人还在，再过几十年就再也说不清了”我特别赞同，因为我奶奶可以说的出每家每户的名字，包括全家饿死的。而我的母亲、姑姑就只能泛泛而谈了。所以写下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记录。而有的人已经没有机会发出他们的声音了，比如那个女孩...

• 我是安徽人，也许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可以给你做参考

（三）父亲的第三个村庄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时代，一个时代即将结束。那一年我两岁，那一年弟弟出生了。那一年父亲村庄进行新规划，由于人口增多，原有聚居区太狭小，生产队决定扩建村庄，新划宅基地。于是父亲的第三个村庄诞生了。

这个新的村庄位于旧村和里湖之间，是原来生产队第一小队的居民搬迁过来，共计24户左右。新址上南北节次建成4排房屋，每两户连栋，东西共3个连栋。第一小队还有4户人家没有搬迁，他们在2005年后才搬迁到一小队。

新房建设模式采取队、民共建模式，生产队拿出积蓄，组织队员集体劳作建设，建成后由队员购买。当然队员购买行为发生在建设之前，先征询队员购买意愿，愿意买的先出部分资金，这也是一队的4户人家当初没有搬迁的原因。

不记得父亲花了多少钱购买了新宅子，100块钱左右吧。当时问过父亲，他说他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倾其所有。这是父亲人生中的重要决定。父亲是爷爷奶奶惟一的孩子，15岁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力，我出生那年他虚岁23，那年我爷爷去世，两年后，他的第二个儿子出世，他随后购买了新房，并搬进了新居。那是我最美好的家，3间亮堂的青砖红瓦房，在村子的最东头，屋旁有棵老柳树，我看着它的叶芽由黄转绿了16次，暖暖的春风吹尽了它的柳絮，也慢慢吹白了父亲和母亲两鬓的黑发。

父亲在这个村庄里呆的时间最久，现在还居住在那里。所以，这个村庄的故事也最多，我的记忆也最清晰，只能说它的变迁深刻地反映着30余年来中国社会和农村的变化。

1，父亲村庄的道路。之所以敬佩杨玉喜是因为他给整个大队带来的建设，单说道路，当时9个庄子由两条大道连接，呈十字形，道路铺设的是沥青，这在当时我们地区都是第一流的。80年代分田到户，单干之后，道路很快遭到破坏，方式很多，如人们去犁田时，将犁铧放在沥青地面上，让牛托着走，原来破碎一块的路面被某些犁铧犁开，破损免扩大；再如小孩子好玩，将破碎的沥青一块块揭起，去水面上比试打水漂。等到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大队的十字大道上没有一块沥青了，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子。小时候光脚行走时常把脚趾头碰破。当时自行车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工具，路的两旁各压出约1米宽的泥沙路，倒也平坦。

20世纪90年代，农村最破败的时期，村庄的道路也更为破败，路中央的石子都被破坏了，出现了大量的坑洼，一下雨就没法行走。农村也没有大规模的村庄建设，阴雨天那泥泞不堪行走的路代表了当时农村的苦不堪言，也代表着农民们无望的心情。上学来回走在那条通往家的泥坑路上，心情是压抑的，我的记忆里没有比90年代更糟糕的农村岁月了！

到了2001年前后，父亲村庄前的东西路由于连接着两个乡政府所在地，修了一条简单的水泥路，但由于当时农村的破败，导致工程被层层盘剥，最后偷工减料的水泥路没有挺过2年，又仅剩一路石子，那条路真正好起来是2007年新修水泥路。现在村村通工程支持下，父亲大队的道路全是水泥路，4米宽，5年过去了，现在路况依然很好。

2，父亲村庄的教育。父亲读书的时候，教育状况很差，方圆10里只有1所小学，父亲当时是到其他大队去上小学。据此估计，一个乡或者公社也就2个小学左右。后来情况改善，父亲所在大队建立了小学和初中，为照顾小孩子，在生产队建立小学一、二年级，三年级之后再集中到队部中心小学。我就是在生产队的茅草房子里上的一、二年级。当时的课桌是泥巴糊起来的，凳子是自己带的，不管怎样，那里都是一个村庄最有生气和最有希望的地方。我们生产队的土坯学校里一个教室走出了1个北大生、1个人大生（当时一个2年级，一个1年级，都在一起上课，共用1个黑板），乡邻生产队的土坯房子里在80年代走出了1个清华生。

队部的中心学校是楼房，我没有上学之前就建成了。当时是跟着邻居家的大哥哥到1公里外的队部，他正在上小学，当时就看到了大楼，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楼啊！那座3层高楼一直矗立在记忆里，那么的伟岸！记忆真是奇幻，那么小的孩子怎么能记住当时的事情呢！我一直纳闷了20余年。

我在队部中心小学上了3年，毕业后考上了乡初中，开始了很艰苦的初中生活。我们队部也有初中，当时我们乡有3个地方有初中，我们大队是其中之一，由此看我们村即原来的大队还是很重视教育的。队部小学在我们那一年只有7个人考上了乡初中，其余的两个班级100余人基本就没有上学的了，因为队部初中几十年了只有不到10个人考上过高中和中专，命运就此出现分野。

队部的初中部保留到了1999年，我妹妹在那里读完了初一，转到了乡初中，队部的初中部从此不再招生，存在了20余年的初中部成为了历史。

我曾经就教育问题问过父亲，父亲反对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认为被推荐上去的人并没有真学问、真本事，还是改开后的分数录取制更好，不然哪有我兄妹三人的大学生身份。我默然。

父亲的大队行政村由9个自然村即过去所谓的生产队组成，（以我成长时期为准）每队有100户左右，每队有500人左右，9个生产队共计有4500人左右。从恢复高考以来，至大学扩招后的2001年，20余年间，有上千名孩子上学，但通过高考改变所谓身份命运的寥寥无几。1991年前，队部小学每年只有10%的学生能够升到教学条件较好的乡初中，而乡初中每年只有15%的学生能够继续深造，高中依然如此。简单说，我们小学时代的同学通过上学改变身份命运者在2%左右，而在1998年之前，上学是农村孩子最主要的出路。

而文革时期推荐工农兵学员相较比例与此持平。父亲的村庄在文革前没有大学生，文革期间通过推荐而出现了3个大学生，恢复高考后直到1992年才出现大学生。大学在1993年后都处于慢慢扩招的状态，1999年的改革只是一步到位而已。高考后至1999年之前，父亲的村庄出来了5个大学生，父亲的儿子都厕身其中。可是我现在没有任何自豪的感觉，反倒心里浸透了悲凉——这个国家和社会几十年来不公平不公正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在教育上给我感触最深最伤心的事情是一个女孩的故事，她是我村的一本家姐姐，在80年代考上了哈工大，她们班绝大多数学生是城市孩子，那些人嘲笑女孩是乡下人、嘲笑她土、嘲笑她穷，女孩自尊心很强，冬天天冷，而她爸妈又没钱，只得给她寄去一条厚棉裤，女孩估计在学校受到嘲笑，慢慢的精神上出现了失常，她辍学回家了，最后家乡的人都说她“疯了”！善良的人们从没有想过也没有指责过当时那个病态的社会体制。

那时候的乡村中学条件极为简陋，所有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字：穷。由于离家远，绝大多数初中学生住校，没有暖瓶也就没人喝开水，大家都喝冷水，拿着碗到校厨房的大储水池子里舀来喝；早上到学校里的池塘里洗脸、刷牙，学校池塘没水了，跑到学校外边的水库边洗漱；一个班级一个大宿舍，大家统统挤在一起，冬天冷的时候，两个人挤在一起睡，互相取暖；早晚自习时没有电灯照明，大家都点蜡烛学习，或者不点蜡烛而闲聊打闹；初中生小男子汉们自己带粮食到学校去换取粮票，没有自行车，孩子们就用自己的肩膀扛米去学校，我就扛了三年米，每次扛20斤左右，走12里路。当时大家卫生条件都差，于是每个孩子都得眼病、长疥疮。

2003年之后，大学扩招的影响显现出来，一方面是毕业生不好找工作，一方面是父亲村庄的孩子们只要愿意都能够上一个“大学”。但是，农村孩子上个好本科还是很难的，这几年村里虽说不断出大学生，但没有一个就读于211大学。

3，父亲村庄的环境。父亲村庄算是山清水秀，但多年来的居住环境一直不是很卫生，主要是生活垃圾和家禽家畜的垃圾污染问题较为严重。

上世纪80、90年代农村役力、畜力主要靠水牛，由此家家户户养耕牛，夏天时水塘里特别脏，而且放养水牛也成为大问题，几十条水牛在一个个田埂上啃光了水草，就偷吃庄稼，有一段时间大家就把牛牵到农科所的田地里，让这些水牛吃个饱，由此闹出不少打架斗殴之事。90年代后期年轻人开始外出务工，村庄里渐渐出现现在这个情况，养牛就成为成本很高的事情，到21世纪初，随着大型农机具的推广使用，现在父亲的村庄里已经没有牛了，水牛生活污染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得到回复的还有田间的生态——野草疯长，田间的路两边草长的有人高。随着生活人群的不端缩减，村庄里的野草也长势袭人。

现在让人比较无奈的是，村里人还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生活垃圾就倾倒在屋旁，没人管理，以前田地很多时，这些垃圾可以充作肥料，运到田间，现在村庄已经没有多少土地了，生活垃圾就失去了一个处理的方法了，大家就那么随意倾倒。而且现在村里人也都用起了餐巾纸和一次性餐具等大量塑料制品，这些东西散落在屋旁和田野中，格外难看，当然污染也格外大和长。

上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单干时，父亲村庄将田间和渠道上所有的树都分了，哈哈，上百号人在田间挖树的场景很是壮观啊，那些树被挖回来之后都变作了烧火棍。现在父亲村庄田间没有一棵树，渠道上后来栽上了杉树，长成后没人管理，结果又被村里人砍回家，不过不再是烧火，而是用来盖房子了。现在父亲他们的燃料已经变成了煤和燃气，2008年左右，村里搞沼气，补助300块钱，实际就是帮你挖好沼气池子和提供专用灶具，当时父亲花了300块钱买了一车大粪做沼气原料，使用了两年，就不太好使。村里人现在基本不再使用沼气了。去年行政村开始装自来水，也是收费，父亲没有装，因为自家水井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兼且用水量少等等缘故。自来水是惠民工程，应该不会如沼气那样虎头蛇尾，最后荒废。

父亲村庄燃料的变化对村庄自然环境很有促进作用，现在父亲村庄到处绿树成荫，田间粮食和杂草齐飞了。

4，父亲村庄的灌溉小水利。我们那里的水利保持的还算较好，因为自80年代以来多次修护过，最主要的是对行政村东西两条南北向灌溉渠道的修护很到位。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两条水渠只有1米深，宽也不过1米，小时候我们经常在渠道两边跨过来跨过去的玩撒。90年代的时候，水渠开始扩建，当时还动用了其他行政村的人来修，在寒假我也曾经代替父亲上过工地，修理渠道，那是义务工。到1993年的时候这两条渠道修理的很大了，深约1.5米，宽约有2。5米，高出周边田地约4、5米，高出父亲的村庄约2米。渠道两边种满了杉树，并雇佣专员进行看护，禁止放牧和砍伐，这个禁止政策一直持续了5、6年的时间，渠道被保护的很好。21世纪初，随着牛的减少和外出务工的增多，渠道看护政策废止，大家已没有牛需要放牧了，但那些杉树就成为大家夜间争相砍伐的对象了。农民贪小利，但也知道遮掩！

2009年，父亲村庄旁紧邻的农科所借发展现代农业和观光农业等口号弄到了很多资金支持，行政村也就借此东风，把自己打扮成县农业育种和种植基地，要求加大投入，这两条渠道又得以修护，现在2公里长的渠道内侧和底部全部硬化，用水泥砌就。

大渠道修护的很好，但通往田间的小沟渠就有很多失修了，2009年的整修只是将村里东西干渠和干渠通往田间的分渠道用水泥砌就了，但更多的田间引水小渠沟就没有修理，而且是我印象中自80年代就没有修理过。

父亲村庄的水利情况算是很不错的了，我们县其他地方很多没有引水渠道，只能靠抽取地下水来灌溉，现在地下水抽取越来越困难，我的大连襟住在离父亲村庄40里远的南部，他现在种了60亩田地，大约有水田40亩，每年抽取地下水来灌溉，抽水成本每年增加1000块，去年说，他夏天天天在抽水，因为抽不上来了，水很小，所以，需要天天抽水。

由于水利搞的好，加上早些年的园田化，父亲村庄的农业生产还是相当先进的，粮食都够吃，且有富余。但由于国家的农业政策问题，父亲他们仍然过的很苦，很累，直到温总的第二个任期。

5，农业生产。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父亲村的农业生产一直搞的很好，前边已经说了原因。80年代的时候，分田到户后农民们开始使用化肥等，以帮助增产增收。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在县城南关大桥上听人讲使用化肥的好处，那人估计是县化肥厂搞销售或宣传的。我对父亲说，这东西没用，父亲说那可不好说，总之是相信科学种田。此后，化肥、尿素开始进入农家，父亲积极使用这些无机肥料，故我家天里的庄稼长势年年都不错，父亲成为村里种田的能手。80年代初开始，父亲开始接触农业良种，主要是杂交水稻，使用良种后，亩产节节高升，现在父亲他们使用超级稻，样本就在村庄旁农科所的杂交试验田里，据说那是袁老主持的，他老人家还亲自来观察和指导过。

在这里向袁老致敬！没有他就没有水稻的丰产，那么在20世纪的90年代可能就撑不起中国的人口和粮食。

再后来，父亲栽种小麦也采用良种，亩产增加不少，以前亩产小麦只有500来斤，现在都在800斤以上。

80年代初期刚分单干时，父亲村庄人均耕地在3亩左右，当时我家5口人，分的田地近15亩。一直到1995年，父亲村庄一直实行均田制，每3年小调整土地，5年一次大调整，父亲参加了村庄历次土地调整工作，所以，记忆较深。调整土地的依据是人口增加和公平，你不能一直耕种交通好、肥力足、灌溉方便的土地，调整的方式是生产队重新分配，写上地亩方位亩数，由村民抓阄。一个原则是计划生育超生的孩子不分配土地，哎，这些孩子自生下来就被歧视，连生产生活的基本资料都被剥夺了。每次土地调整都充满争吵，吵完后又互助的热火朝天。1997年后父亲村庄的田地没有再作调整，21世纪初又提出农村土地30年使用权不变，加上农业产出的劣势和村人大量外出务工，土地调整就更没有动力了。

现在父亲村庄的土地人均只有1.5亩左右，一是公路建设和水利渠道建设占用部分耕地，二是人们在土地上新建房屋，三是乡里搞什么移民新村占用土地，四是承包给外大队的人员搞蔬菜基地。父亲现在只有2亩田地耕种，都是水田，没有旱地，没法种植经济作物。于是，父亲开始开荒，地点选在自家屋子东边的渠道埂上。现在渠道2米多宽的路面上被村里人种上了油菜、棉花、大豆、芝麻等作物。

父亲村庄的农业生产条件很好，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父亲的生活是踏实的。我上初中那年父亲又盖了三间大瓦房，用作厨房、牛房和储物间，加上弟弟出生那年盖的三间瓦房，居住条件在乡间还算可以。在父亲的心里，日子很有盼头。我记得当时父亲存下了一些钱，有一两千元吧，那是1987年，是“小平您好”的时代！两个孩子在学业上也争气，大儿子在乡中学拔得头筹，小儿子也将上于一年后考上乡中学。更可喜的是，父亲的女儿于1988年春天出生了。我妹妹是超生，后来罚款1500元。

1988年物价上涨，父亲拿出积蓄，花800多人民币买了台熊猫牌黑白电视，后来看这绝对是个错误行为。当时就不应该买电视，留下那些钱就更有用处。因为自1989年之后，农业、农村和农民开始成为问题了，父亲开始遭受最难熬的10年，村里人都十分困苦，但父亲尤甚！一是女儿的罚款占去了他不多物质中的大半，二是两个儿子相继上高中、大学，教育成本高昂。

20世纪90年代初，两大事压在农民头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第一件事情是山东搞出来，李铁映推广的，即农民支持办学，国家无耻地将部分教育经费转嫁到农民身上，可以说在兴办教育这件事情上，再没有比共产党近35年来做的更无耻的了！第二件事情是加大农村税收和农民的额外负担，这即是臭名昭著的所谓“三提五统”。当然，第一件事情也可以归结到“三提五统”中去，但我还是义愤填膺，还是把它单独提出来。

这两件事情使得父亲他们的压力大增，年年粮食在增产，年年税收和额外征收在增加，农民幸苦一年根本没有剩余。父亲村庄的“三提五统”是按田亩摊派的，记得最高时每亩征收400块钱，而粮食当时价格很低，一斤米只卖得四、五毛钱，小麦好像是同样的价钱，1亩田收的1500斤粮食，全部卖掉仅得钱700余块，扣除化肥、种子、农药等成本，所剩无几，这还不包括劳动力成本和时间成本。且当时还需要按照田亩数交国家公粮，虽说国家拿钱买公粮，但给农民的都是白条，天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钱。呵呵，现在，“公粮”和“白条”都很有意思了！

当时我们那里不是按人头征收的，那样的话，很快就会免收我的了，那样也能减轻一点家里的负担。当时，我考上大学后转走了户口，但村里分配的土地没有调整。呵呵，想占国家的便宜任何时候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除了国家征收之外，还有大量的摊派，那时候乡镇财政破败，无力支持教育，乡村学校教师都被拖欠工资，于是，学校就摊派给学生，学生回来向家长索要。好在我在90年代初结束高中生涯，那个高中也没有兴建校舍，也没有向学生摊派。后来听小时候的伙伴说，队部小学一年除几百块的学费外，还杂七杂八收百余块钱。

这种乱象，这些农民身上的千钧压力一直持续到2006年。2006年，温总宣布废除农业税，“三提五统”成为历史名词，并补助农业生产；随后又宣布真正落实9年制义务教育，中小学开始不再征收学杂费；随后，他又宣布建立新农合，今年将某些新农合报销比例提高到90%。这些措施无疑对于农民，对于父亲等人来说，不啻于天降甘霖，他们没有负担了，父亲母亲和其他乡亲们的日子过的日渐舒坦了。所以，无论大家如何说，我一直视温总是好总理，我口中的总理只有周总理和温总理！对于父亲母亲来说，谁给了他们今天较为幸福的生活，是温总给的！尽管他们眼中的幸福在别人看来指数很低很低，也就是有所养，有所医而已，但这对中国的农民来说就够了！

6，父亲村庄的照明工程。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父亲村庄就用上了电，当时新农房刚盖起来，大家就使用上了电灯，管几户人家的闸刀就在我家屋檐下。但是，分田到户之后，父亲村庄就不再用电了，大家又使用起煤油灯，豆瓣大小的火苗在夜色里燃烧着，昏黄的灯光温暖了整个屋子。我上小学时很少在灯下做作业，因为自己写的块，总是在天黑前能够做完，我记忆中小学时没有啥作业的，但父亲去年说我小学时作业也很多的，跟我儿子今天的状况差不多，我有些愕然！我那时候的老师会布置课外作业吗？他们都是代课教师啊！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升学啊、评比啊之类的压力的。

我上初中之后，父亲村庄又使用上了电，一直到现在。

7，父亲村庄的宗族情况。农村现在还是有很多宗族的痕迹，但宗法制度的痕迹则很少很少。父亲的村庄基本也是聚族而居，两大姓刘、李人多势众，再次是姜姓，其余杨、陈、尹、汪等是独门独姓，在村庄事务上基本不发挥作用。行政村也是以这两姓人口最多，外加王姓，故此，行政村的领导一直是刘、李、王三姓充任，各自风光数年或十余年。这是村庄的政治生态，它也是民间势力的反映。村庄里的斗殴不断，但没人敢惹刘姓、李姓，当然，这两个宗族之间互有斗殴，不过还是刘姓最狠，李姓则惧之三分。刘姓出过老革命，在朝为官，但这跟其解放前势力相比不可以道里计，1949年前，刘姓雄霸县城，百余年内出过翰林、御史、参将，议员、县长、常公的侍从官，在城西关立宗祠，气势煊赫。新中国建立后，该姓势力遭到镇压，部分跑到了台湾和美国，留在县城的势力代表被枪毙，翻身农民得解放。建国后三十年内，该姓原来的上层势力被打倒，李姓、王姓在行政村政治上也不得志，倒是小宗族如杨姓出了杨玉喜这么个人才。但刘、李宗族人多，其他姓宗族不敢招惹，改开后，刘、李两姓开始掌握行政村的领导权，宗族都比较团结，一直到现在。

现在的乡村，随着经济的发展，村庄的建设也越来越好，但村庄政治有滑向宗族政治的迹象。那些大姓的代表把持乡村越久，得到的好处就越多，就越能与乡级领导，甚至是县级领导搞好联络，在选举时又有宗族支持，所以，他们就更稳定的呆在村领导的位置上；加之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和安居城内，他们不再关心乡村政治，现职村领导都在职位上呆了很久，利用职务便利而成为新农村的富者，隐隐然再现了1949年前的乡村有钱有势的领导者模式。在利益面前、在权力欲望诱惑下、在家族支持之下，他们可能常会有不法行为。因没做调查，不敢说其是否涉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