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鲲鹏展翅九万里 -- adrupal
家园 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 果然是慈不掌兵。。。。
家园 美国打伊拉克 盟军。。。。
家园 尚武，扩张之精神跟政军资源和经济资源之间的结合度成正比 困扰近代中国，使中国陷入亡国灭种危机的，乃至于困扰中国两千年的问题，是国家机器的不完整。不完整导致跛足，跛足导致最后瘫痪，瘫痪导致无力解决各种内外危机，导致腥风血雨，改朝换代。根源在于，在儒家“不与民争利”的仁政意识形态下，政府既不拥有经济资源，也不参与经济的经营和分配，只是收点微薄的税收。是典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源分离的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政府财政不争利便宜了士绅官僚们私底下大争特争，导致国家机器在经济领域的跛足。如果汉唐还能靠削藩抑豪强均田制等维持国家机器的相对完整强大，宋以后国家机器政经越发分离，也就越发没了汉唐时的扩张气概，中国人的命运也越来越倒霉。
如果明朝不是这套政经分离，微薄收税的小政府制度，朝廷就不会没钱赈灾，不用裁撤驿馆，万历朝鲜战争不会胜的那么吃力，李自成和努尔哈赤不会有机会造反成功，朝廷不会对2万明商在菲律宾被西班牙屠杀撒手不管，经营菲律宾甚至全世界就会成为符合明朝官商军民上下利益一致的事，同化菲律宾成另一个台湾也是可能的。
（明朝中央政府连东南工商矿税都收不上来，更何况海外明商的，没有利益联系自然各自为战甚至相互攻奸。英国政府可以有效征税甚至直接参股海盗商人的“事业”，自然有动机为了海盗商人鸦片被烧而千里迢迢出兵海外。）
对比日本封建时代，国家由几百个“藩”组成，但每个藩都是政军经一体的共同体。藩主既是各种经济资源的所有者，经营者，分配者，也是政治管理者，军事组织者，甚至连藩与藩之间的经济交流都只能由藩主指定的特权商人来进行。
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通过废藩置县，也就是把几百个政军经一体的藩整合成一个政军经一体的藩，政治精英和特权商人（三井三菱）高度合作，把资源集中投资于工业建设，最终才走通了工业化之路。
如果说维持几百个相对独立的藩的日本收集不了足够的农业剩余，走不通工业化之路的话，在经济领域有几万个藩的中国就更走不通了。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把分散于各藩的政经军权力收归中央政府，同一时期中国则纠缠于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漂亮名词，不但不在经济上进行集权，还把相对统一的政军权力分散于各军阀。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把皇权捧得比天还高，中国把皇帝彻底打翻在地，但是日本工业化成功了，中国却越改越衰败的原因。因为日本政军经一体高度集权，中国政军经高度分离一盘散沙。
如果说在经济领域不够集中，但起码还有相对统一集中的政治军事架构的清朝还能为中国攒一点点工业底子的话，政治军事架构彻底散架的民国则把那一点工业底子都败光了，投降洋人投降得更彻底。
最终完成民族救亡图存任务的是政治经济军事一体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有的成功发达国家都是政经军一体，只有政经军一体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才能做到工业高投资高积累。政经军一体后权力集中在哪个团体手里是另一个问题。美国有金融军工石油资本联盟，日韩有产经联（军事由美国控制），中国大陆有政党国资委。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工业化时代，一个国家要么以强大的资本为媒介，要么以强大的政党为媒介，聚沙成塔，组建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如果两样都没有，就只能是一盘散沙的loser国家，如海地，菲律宾，埃及...发达国家稍微拿点玉米当油烧你就得闹动乱......
先建立合格的国家机器，然后才是在这样的国家机器下寻求民主。反过来说，追求民主不能以伤害国家机器的健全性为代价。今天，不管是所谓的自由派（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还是军队国家化的鼓吹者，本质上都是寻求在政经军三方面削弱解体中国的国家机器，好让美国资本领导下三位一体的国家机器对中国分而治之，各个击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和声援。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横向对比中国历史，纵向对比中日欧历史，尚武，扩张之精神和政军经资源的结合度成正比，政军经资源越是相互分离，国家越文弱。中国历史上政军经资源高度分离，彼此间不但无法合作，反而相互排斥。皇权和东南官僚资产阶级的相互排斥导致了明朝的崩溃，清朝在明朝制度上小修小补，靠八旗武力和文字狱逼这些资产阶级多交了点税，就拿下了明朝拿不下的新疆西藏蒙古台湾。
中国离传统的“诸侯分封封建制”时间越长，政军资源和经济资源之间就越分离。自宋以后完全分离，甚至彼此间相互排斥。这导致中国在工业化时代的悲剧，工业化需要政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通力合作，而且越是后发的工业国家，政军资源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就越大。日本欧洲在还处于封建制的情况下进入工业化，从贵族领主通过拥有政军资源进而拥有经济资源的模式，进入资产阶级通过拥有经济资源进而控制政军资源的模式，政军经资源之间没有过相互分离并互相排斥的阶段。工业化的发生是偶然事件，但是面对工业化时代到来这个3000年未有之变局时，不同社会体制的适应能力是不一样的。中国在近代的体制很不适应工业化时代，政府征税能力低下，同时因为政军资源和经济资源相互分离和排斥，政府不经营实业，甚至连和资本家合作，保护实业，促进实业的传统都没有。同时期的日本适应得更好，因为其有藩主经营藩产的传统，政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结合度高，没有“（政府，藩主）不得与民争利”的道德说教。
传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秦汉相交时期，因为之前有800年的封建传统，社会上有不少人---尤其是精英阶层，认同封建制才是放之四海皆准，万世皆准的普世制度，拒绝实行封建制的秦朝的短命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到汉朝时中央集权制打了个折扣，局部回到了封建制。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才从此确定了主流地位。
同样，49年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终于补上了跛掉的经济这条腿，但是因为之前有1000多年的恶性资本主义，政军经资源相互排斥的传统，社会上不少人---尤其是精英阶层，认同全面私有化，纯粹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才是最好的经济制度（最好再配上美式“民主”），就连邓小平这样老一辈建国元老都觉得让农民一家一户单干是最好的农业方式。到改革开放时期，东南资产阶级和中央政府相互排斥的局面又回来了。到底是坚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中央集权制，还是在经济层面上回到资本封建制，然后经济层面的资本封建制瓦解中央集权制的上层政治建筑，中国的历史又走到了岔路口。
本来中央集权是比封建更高级的组织方式，可惜的是不论中国还是欧洲，中央集权都是和经济的自由市场化，资本主义化同时进行的。（欧洲的中央集权制从未到达秦国的水平，顶多在处于类似中国商鞅改革之前的战国时期就被大航海时代和工业化转变了方向，从领主封建制过渡到资本封建制。当然，今天欧美的国家体制比起传统领主封建制确实是更“中央集权”了，至少中央政权的政令确实到达了国家每个角落。）
在传统领主封建制下，经济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计划经济，表现方式是受封土地的贵族对这块土地上的一切经济资源进行管制，运营和分配。贵族控制和剥削这块土地上依附于他的庶民，但反过来又对这些人有某种管理和照顾的义务。但在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地主没有这种义务，地主的逻辑是剥削兼并完不管，在自由市场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是饿死还是做流民不是地主这个阶级关心的事。领主的剥削是可持续性剥削，地主的剥削不是。
自由市场导致两极分化，以至于到中国的王朝末期，税收基础崩溃，中央集权制的经济基础被地主封建制的土地兼并掏空，其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反而还不如传统封建制了。
封建者，本意是分封建邦，其实也可以引申为小群体对大部分国家资源的私有和世袭。在美国封建单位从诸侯换成了资本集团，在印度则是地主与种姓贵族。把印度，美国之类的国家称为民主国家是错误的，实质上这些国家都是披着民主皮的封建国家。
日本明治维新的真面目是从落后的诸侯封建制升级到废藩置县的秦汉体制，最终才得以完成工业化，因为中央集权有更强的动员组织能力。早早进步到秦汉体制的中国，在清朝时却又退化到无名有实的封建制，只不过封建单位从诸侯换成地主，连镇压太平天国都要依靠地主阶级的曾国藩招募乡勇私兵。
国家之间的竞争胜负取决于各国所掌握的资源以及运用资源的组织能力。就组织能力而言，工业中央集权制（现中国）>工业资本封建制（美国）>传统中央集权制（秦汉中国）>诸侯大名领主封建制>地主封建制（近代中国）。最终结果一定是中国胜，只不过49年时中美各自掌握的资源相差太多，得花不少时间追赶。
中国现体制比美国离民主更近，民主的“形式”只有在中央集权制之下才有意义。当一个社会的主要经济资源归私人所有的时候，所有的民主形式都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和本质无关。就算你能选周天子，但有实权的是各个诸侯王，你选了周天子又有什么用呢？民主的基础应该是完善的惠及全民的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建立各种民主形式。中央集权和人民民主，封建分权和资本独裁，如硬币之两面，相应相生。中央集权和人民民主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封建分权和资本独裁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
现中国体制的缺点是中央集权下参杂了过多封建因素，比如地产商对国家资源的占有，另一方面也缺乏一个程序正义的民主形式。为了建设民主，也为了维护中央集权，中国需要削藩，需要增加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只要中国坚持政治和经济上的中央集权制，中美间的竞争就一定是中国胜！
通宝推：河江河,喜你,小科,秦波仁者,随性自在,大漠老兔,王铁墩,流云天下,朝雨,廣雅疏證,从北苑到太古,金口玉言,家园 真是高手，十分受教，但有少许商议 就连邓小平这样老一辈建国元老都觉得让农民一家一户单干是最好的农业方式。这话您说的可不对。邓本人不一定觉得农民单干最好，可是当时的中国急于要活下去，急于解决农业问题，而实践证明，毛乌托邦式的人民公社，就其效果，比农民单干都远远不如，因此当然要先让农民单干解决新中国自己的农业问题，甚至还能有所剩余产出。你不可能在温饱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就急于做最优化的改进。一步一步来，建立一个正反馈循环然后在图其它，才是最正确和事实上最优的选择。
何况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指导思想，主要都来自于邓小平建立的体制和规矩，乃至思想。他确实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实现了领导干部任期制和干部的年轻化，这样情况下，共产党在政治上就不可能僵化。而且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句口头禅是什么，答曰“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当然还有“三个代表”，这都是十分深刻和正确的原理。这就意味着即使邓当年的政策是包产到户，现在也可以继续根据形势改革，甚至可以180度大转弯也没有问题——其本质这不就是毛泽东当年说的“反对本本主义”嘛！只不过毛本人后来却空想和僵化了，而没有延续这一建国前的英明神武状态。
当年共产党革命成功，在经济上的主要政策是“消灭剥削”和“土改”，然而时代在共产党执政领导下而飞速的前进，剥削早就恢复和存在，只要它能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益。但是按照前述推理，这样看来“土地流转”也不可避免，也就是在新形势下农业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只要他确实能够高效地经营好土地上农业产出。以后的许多看起来尖锐的问题，也是大抵如此了——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战无不胜的只能是这个党和国家，也许也包括这个国家的人民。
通宝推：笑看风雨,家园 你只说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规模 国家之间的竞争胜负取决于各国所掌握的资源以及运用资源的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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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效率
国家之间的竞争胜负也取决于各国所运用资源 的使用效率
家园 经济上开放的国家都是同台竞技 只有衰败的可能，但没有僵化的可能。然而以中国人的勤奋和变通，首先效率就不会低，何况有这个全球第一组织力的政党作为后台保证，基本上立于不败之地。就目前的形势和结果看，是直奔世界第一的国力去了，人均生活水平也不会差。
家园 现在的外交部，除了敌人卧底，全是阉割过的公公。 傅莹怎么算？人家可是副部长呢。
家园 侃侃TG外交与内政 TG的外交分幼年、青年、壮年和退化四个时期。
幼年时代，TG未掌政权，仰莫斯科之鼻息。在大城市里，王明之流若停发某些人的津贴，则若干党员会陷入生活无着的境地--卢布党并非浪得虚名。朱毛红军打下一片地盘，有地有粮有兵有饷的时候，党中央恰好在大城市彻底混不下去了，就搬家过来接手地盘，顺手排斥了创建根据地的毛泽东。王明躲在莫斯科，遥控博古、李德之流，把红红火火的中央苏区几年弄得冷锅冷灶，而党对其它各根据地红军的领导更是只能靠残暴的肃反来维持，直至长征之后全国各大红军会师陕北，才形成真正团结一致的TG。
长征之后，瞅着博古混不下去了，王明1937年从幕后跳到前台。抗战初期，他负责长江局，奉莫斯科之意，从极左跳到极右，专舔蒋介石之菊，甚至到了盗用毛泽东名义在《新华日报》发表长篇访谈，大肆吹捧蒋公，却不允许该报刊印《论持久战》的地步。毛太祖这时党内地位已经大致稳固，以宽广的胸怀和良好的记忆力，隐忍至希特勒把斯大林打得屁滚尿流之时，立即开展整风运动，启用莫斯科来的康生，以毒攻毒，彻底清除了王明从莫斯科带来的流毒，统一了党内思想，建立了坚强而英明的党中央领导班子，彻底摆脱了莫斯科。之后毛借口党内对整风意见大，把康生顺手冷处理了，直到十几年后，再次需要和莫斯科闹对立的时候，才又重用康生。
而莫斯科，看自己在欧亚拉拢的兄弟共产党各个不成器且脑后有反骨，心灰意冷，遂专门和帝国主义做买卖，到了1943年，把共产国际都关门停业了。
苏联先勾搭德国夹击波兰，后勾搭英美合击德国，买卖做得正爽，人家丘吉尔要拉铁幕了，而苏联发现自己在铁幕之外，很孤单。而毛太祖打了朝鲜战争，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安全的大格局，斯大林很放心，真心开始援助中国。斯大林之后，苏联内部争权，TG携克美帝之威，助赫鲁晓夫即位，顺便勒索了极多好处，连原子弹都要一个样品，赫鲁晓夫居然也答应了（不过后来反悔）。
然而，太祖时刻担心苏联对中国的渗透。早在50年代，就开始借中国内部的亲英美派（如少奇、小平）剪除中国内部的亲苏派（如高岗）。凡是以里通外国（即苏联）名义状告元帅、大将的，稍有证据，毛一律准奏。学苏联军事理论最认真的刘伯承，与苏联总参私下沟通的粟裕，深受苏联崇敬的彭德怀，先后倒霉。这样，中国最能带大兵团打大仗的四个将帅，只剩下深居养病的林彪一人了。
但随着中苏交恶，亲苏的林彪不再是威胁，于是毛启用林彪，清洗势力已经坐大的亲英美派。瞬间，刘灭邓贬。但毛太祖意图与美帝建立长期协作，联美反苏，忠心耿耿的林总是个大障碍。如果林活着且有军权，1976年叶剑英等人联手拿下四人帮是不可能的。然而1971年，反手把林总也灭掉了，重新启用邓公就顺理成章了。潮涨潮落，天塌下来砸死了太多高个子，自然为小平同志复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毛的风格就是：中国的事中国人说了算，外国不要象渗透民国那样渗透新中国政府。不仅联合舰队、长波电台之类的事坚决不允许，军人、官僚，凡有里通外国嫌疑的，一律灭之。
幼年的TG从稚嫩的墙上草，到有了自己主心骨，成为民族的脊梁，一步步都打上了太祖的烙印。从建国开始，TG外交步入青年时代，中苏交恶之后，进入壮年，中国外交得以发扬光大。
所谓青年时代，是周公、陈毅先后任外长的时期。
周公何许人也？总理兼外长，且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一手创建TG情报系统。当时TG排出大量土包子将军做大使。原因？国民党留下的所谓专业外交人员的节操靠不住，而TG的土包子将军们至少不叛逃。
为了管这些将军大使，1958年又安排了陈毅做外长。这帮元帅、将军国际法是压根不懂的，干涉、恐吓、渗透别的国家是习以为常的。比如陈外长答记者问：“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记者们脸也白了。然后陈外长话锋一转，又真诚地声称自己“绝不是好战分子”，300多记者们把自己脸皮厚度与陈外长一比，于是又真诚地脸红了。陈毅时代是中国对外开展攻势外交的时期。
陈毅的继任者是姬鹏飞。何许人也？新四军七纵司令员兼政委。
姬鹏飞的继任者是乔冠华。何许人也？周公在重庆时的亲密助手，TG情报头子李克农与美帝谈判时的左膀右臂。乔冠华时代，中国左脚与苏修协作踹美帝出越南，右手拉美国反击苏修，联络亚非拉的穷哥们，抬轿子恢复中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是中国平衡外交的时代成就的顶点，也是外交部萎靡、退化的开始。姬鹏飞、乔冠华代表的是TG的壮年时代。
通宝推：实事求是,二手玫瑰,山海马甲,金书,家园 笑死人不偿命啊！ 潮涨潮落，天塌下来砸死了太多高个子，自然为小平同志复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家园 俺一直感觉，Shopping多年来对东北比较狠是有原因滴 苏联-高岗-小平……我所遇到的东北人经常骂矮人及其弟子老猪，对东北忒不厚道。前一段时间想了想原因，突然就有点明白了。
家园 外交部就是专业擦屁股的部门，恐吓神马的是国防部的事情 一红一白才好唱戏。
看看希拉里的国务院，公开和五角大楼叫板，让国防部长脸往哪里搁？结果全是放火的，没人灭火，革了不少命，革命果实却都让反美派摘了。
家园 外交部现在的表现是各部门功能细化的结果吧 建国初期的外交部，那可不仅仅是外交部，而是从里到外从骨头到肉到皮一体的。所以那时候外交部表现强悍。
现在的外交部，就是兔子披在外面的那层柔软的白毛的皮，连肉的颜色都未必能显现出来，更不要说骨子里的东西了。你指望外交部强硬，那怎么还会有小白兔的说法？
家园 花“公公”这句 “现在的外交部，除了敌人卧底，全是阉割过的公公。”
家园 中国的扩张与西方的扩张不同。 中国扩张之后，马上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很快就收纳为相同的臣民。
而罗马式的帝国则完全不同，占领之处，是殖民地，剥削收刮用于罗马城的享受。
我以前在博客上发的一篇文章：
今天，当我们简单的把集权和民主加以对立比较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厘清中西不同的发展路径，没有从源头搞清所谓集权的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在中国和欧洲的古代史上，曾经有过两类不同的集权国家，一种是罗马式帝国，另一种就是中国式的天下国家。
在今天中国人的大多数眼中，罗马曾经是一个跨越亚非欧的大国，把地中海当成它的内海，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的记忆中，它都享有无限的荣光。这样的说法既是正确的，又是有问题的。因为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罗马的疆域的问题。罗马确实曾经控制到北非甚至英吉利，当时的北非人和英吉利人并不是“罗马人”，他们只是殖民地人。罗马在共和国时期仅仅指的是坐落在波河边上的这个城市而已，是由几个部落集合起来的联盟，只有这几个部落的人才是罗马人，他们征服了意大利，后来又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北非和一部分西亚地区。这些被征服的地方始终不是罗马人，他们向罗马缴纳贡赋，而罗马人实际上就是被养起来的贵族，他们的职责就是扩张地盘，镇压反抗，收取保护费。后来因为意大利人的起义和反抗无法收拾，才把意大利人纳入罗马之内。因此在我们所理解的罗马疆域之内，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罗马：一个是居于顶端，收保护费的罗马；另一个是被迫缴纳保护费的殖民地，这是一个固化的等级剥削和掠夺秩序。罗马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黑社会，元老院是黑社会老大的会议，后来的皇帝，则是黑社会老大的总老大。
这种模式作为国家形态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中国一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人把这作为专制的罪名来攻击中国传统，实在有些可笑。对于中国的传统，这个世界没有殖民地，一切王地之民，对于王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王臣，需要爱护和管理，这就是中国的大一统伦理。
如果用我在《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下）——文不对题的总结》所勾勒“公私”模式和对封建的理解，欧洲一直是封建模式，也就是说固化的等级剥削和掠夺秩序；而中国在周朝的贵族社会尚没有消除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出了超越贵族等级秩序的大一统伦理观，并且在后来的郡县制皇权制度中加以贯彻。这就是所谓“天下”大一统观念和制度。对于中国来说，天地人是世界的基本要素，人为万物之灵。“做人”是中国之核心要目，只要能够具有礼仪伦理，好好做人，那么都可以纳入到这个天下的秩序之中，如果没有接受教化，就属于这个秩序的边缘，属于“夷”。但是华夷之辨不是一个剥削和掠夺秩序，也不是由血缘固化的。东亚的朝贡体制只是一个贸易和礼仪体系，任何异族只要接受礼仪的教化，同样也能为华夏之一分子。我想不出来，古代哪个地方曾经有过如此“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有哪个文明向中国一样尊重人权！今天那些依然享受殖民主义的残酷剥削带来的利益的西方人要求中国尊重人权，并且把中国视为历来不尊重人权的国家。我不由得想起这样一句话：“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西方伴随着人道主义运动的是无比血腥的殖民主义，美洲大概杀死了几千万人，几乎把一个大洲的人屠杀殆尽；与此同时，上百万非洲人强制当了奴隶。这一切都发生在“人道主义的启蒙世纪”之后，罗马帝国的模式发挥了无情的作用，欧洲成为大罗马，而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都成为可以吸血的殖民地，这里的吸血真的不是暗喻。
“天下”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集权体制极为重要。因为西方人的概念里只有罗马式的帝国集权国家，而今天的中国人过分依赖西方的概念来理解事物，没有看清中国的天下式国家与西方帝国的基本区别：帝国内部一定有一个固化的掠夺和剥削关系；而中国的天下式国家则没有这样一个固化的关系。
很多人会反驳我说，中国同样也是有剥削的，有地主的剥削和官僚的剥削，当然更有皇帝的剥削。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用“公私”和封建模式来讨论。
1，中国古代地主的剥削是不固化的
当中国古代的血缘固化被打破之后，官僚体系建立起来，地主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不可靠的。所谓“三代乘风，方为世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地主家里如果没有当官的作为保护就严厉剥削农民，基本上都属于找死。这一点在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有详细的研究，这里不赘述。
2，中国古代的官僚是不固化的，而中国的官民矛盾是更重要的矛盾。官民之间不是如同殖民地那样的纯粹剥削关系，而更多是一种分工不同。
3，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的政治伦理来说，一切剥削都是不合法的。中国古代的核心政治伦理是“天下为公”。“公家”是官的基本定位，它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法理上都不是作为剥削的工具，而是作为公共管理的工具。虽然贪官污吏从来不乏其人，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官僚绝非当代社会才有的新现象，但是他们始终处于伦理和法理的“非法”状态。一旦这种非法的状态太过分，那么他们可能遭遇皇权自上而下的镇压或者逼上梁山式的造反。而对于西方来说，固化的剥削和掠夺，一直都是“合法的”！这才有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官办殖民公司，也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发放的“海盗许可证”——没错，就是海盗许可证。
Ps：本来英国的海盗行径纯属个人行为，但伊丽莎白女王出于政治的目的，给这些海盗船长们发“私掠许可证”(Privateering Commission)。“私掠许可证”是一国政府授予本国私人船支在战争时期攻击和劫掠敌国商船的权力。“私掠”在国际法上的合法地位一直持续到1856年。当时海盗被抓获是肯定要上绞刑架的，但如果拥有“私掠许可证”，就可以声称自己是奉命行事，享受战俘待遇。西方史学家们有时将私掠船主们称为“绅士海盗”，以区别于纯粹的海盗。对于英国的私掠船主们，现在通称“皇家海盗”，这个称号更为贴切。
4，中国的“天下”与西方的帝国，最主要区别就在于中国的人道主义和人权观念。“天地之性人为贵”，当中国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就把殖民地式的剥削划入了“非法”。
5，罗马式的帝国是一种“封建”帝国，庞大的帝国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罗马（后来包括意大利）和殖民地。而中国的天下是大一统。这两种区别实际上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君主专制国家都还是没有克服“封建”的性质。例如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这个国家的基础是封建部落，卡扎菲以强人的方式给这个部落国家安上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躯壳。现在卡扎菲被杀以后，整个国家迅速面临分裂或者索马里化的危险。我从来就不喜欢卡扎菲，真正了解国际政治的人也绝不会以为他是什么中国的朋友，但是在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就明白，利比亚人没有卡扎菲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军阀混战是无法避免的，老百姓会很苦。
6，中国的政治文明从习惯和传统上提出了很高的伦理要求，“天下”的大一统模式和“天下为公”政治理念从根本上确定了中国政治伦理的核心基础。但是这一理念也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虚伪”。无论是“家天下”与“天下”之间的矛盾，还是官僚的以公肥私，都会挂羊头卖狗肉，在人心之私没有克服的情况下，以“公”的理念治国必然会造成伪君子。中国古代的皇帝这个位置是这个系统最大的软肋，一方面皇帝作为这个系统的最高处，本来承担的是至大至公的伦理要求，但是其家天下的私人特征，使这个本来应当“为公”的位置私人化了。这也是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道统与皇权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朱元璋删改《孟子》，把“民贵君轻”的字句删去，并不能真正解决皇权与道统之间的冲突。无论宋明，儒家知识分子的道统对皇权都是一个很严重很严肃的制约。虽说儒家知识分子必须为皇帝所用才能建功立业，取得功名，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皇帝也必须尊重道统，才能获得伦理和法理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皇帝家天下的弱点是皇帝的个人素质难以得到保证，其他地方我已经说过这个问题，此处不赘述。
而罗马式的殖民掠夺，拳头大小论输赢，丛林法则，无论霍布斯还是马基雅维里，都是真小人。对于社会来说，伪君子和真小人，我们取哪一边？
当然，理论上的推论和思辨必然走向极端，完全的君子和小人都是理论上极端状态。事实上，中国也会认可私人的权利，而西方也强调公共的利益。如果有“度”和“相对”的概念，上面所述应该来说离历史脉络并不太远。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更大的容忍了“私”的方面，但是在国家机器方面，通过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公权本身的私人化问题，现在还想当然的说中国是独裁，完全是读不懂中国而已。西方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暴力机器上面，用多党代议制的方式克服了“一部分对另一部分人固化的掠夺和剥削”，话语之中更君子化，开始学会谈论人权的问题了。但是在国际关系上，还是坚持传统的殖民模式，西方的政治家还没有“天下”的观念和胸怀。
7，无论如何，当我们理解帝国的时候，不要轻易用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观念来理解西方的帝国传统；而西方看中国的时候，也不应当用帝国的模式来理解中国的“天下”。当欧洲人放弃罗马的理想，一心一意搞“民族国家”的时候，并不是他们不喜欢大一统，而是没有能力建立和维持大一统。因为罗马式的帝国是无法真正维系一个稳定的大一统政治的，只有“天下”这种包容性很强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才能建构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八十年代，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心专研中国为什么“超稳定”的时候，他们搞乱了价值体系：稳定是成熟的标志，中华文明的稳定是一项功勋，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包袱。如果中国人不能扛起现代以来落后所造成的屈辱感，因此而抛弃我们的祖先，我们实在是没有脸面做中国人。
8，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天下式文明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形态之下时，建设军事防御设施－－－城池时，是把百姓安危考虑在内的，所以中国自古是连百姓一起保护的城池－－－大而方；而西方文明在帝国形态时，在建筑任何军事防御设施时，从来没有考虑过百姓的安危，只考虑城主自己，所以欧洲自古是只保护城主的城堡－－－小而圆。不要小看城池和城堡的形态差别，它们反映出来的，就是东西方文明 思维方式上最根本的差别，也是东西方文明未来走向的区别所在。看看诸子百家的学说我们再想想：“百姓”在东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中差别在什么地方，这种差别导致的政府体制和国家体制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人文思想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意识形态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大 方”和“圆 滑”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百姓”与“政府”的关系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中华文明历尽劫难却不断的出现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的人物对中华文明续存至今和西方文明的区别在哪里？……. 整个文明体系你就想明白了。
9，其实这就是西方封建贵族社会与古代中华天下大一统社会的区别。在贵族眼里，因为贵族的高贵血统，他们才有真正的价值，所以要用城堡保护起来。没有价值的农奴，当然也就不必保护。在中华传统文化里面，“人命关天”，所以用城池把所有人保护起来。刘皇叔逃难带着老百姓，很多人笑话他迂腐，其实这才是刘皇叔能够从一个逃难的小军阀混到三国鼎立的原因。在中世纪，一个贵族会带着农奴逃难？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些农奴连“初夜权”都是贵族的。这样的历史在西方持续上千年。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过去生活经历的影响，一个文明一定会受到历史的影响。道理都是相通的。不知人，则不知史；不知史，则不知人。
10， 无论是拿破仑和元首心目中的帝国，都是罗马式的。而中国（尤其是汉人政权）从未设想过罗马式的殖民体系。今天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是罗马式的，欧美国家的高福利橄榄形社会实际上就是以世界性的金字塔为基础的，就像当年享受福利的罗马公民，这些福利的基础是殖民收益。一旦失去这些殖民收益，高福利就不可维持。今天的欧债危机，美债危机，表面上看是一个国家内部治理上的问题，实际上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受到挑战之后的结果。南方国家的崛起，将对传统秩序构成严重的挑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的秩序不会一成不变。未来的十年对于世界和中国的走向极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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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外力，就是我国付出的少，收进的多，这样才是“借进”，不是“贷出”------当然大国对铁杆小弟是亏的，总账是赢得。美国一直是这样做的，也就是一种“浅层殖民”，靠跨国集团这个白手套，收割列国。
中国的领导风格，据说是相对仁慈，但是否造福世界人民，要先坐到这个领导位置上，才能施展，才能验证。而要坐上去，不客气说，只能从儒家的尸体上跨过去。
因为很简单，“大一统”就是“宗主国的内地延伸管制法",这要求对小国的原社会结构有巨大的破坏。坦白说，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也就是失败了，如果当地穆斯林驯服点，现在就是“内地延伸管制”阶段了，美国人当初就是这么设计的路线图。
中国如果继续死抠儒家不切实际的伦理，要么走不出去，要么走出去就是强力破坏他国的社会和内政，引来麻烦无数，不如不走出去。
今天我们说的儒，就是宋明以后高度成熟也高度无效化的“理学”。当年不破儒，空有主席之雄，不能救中国；今天不破儒，“一带一路”趁早不要搞了，搞到后来就是“共荣圈”，反而引火烧身。
西方殖民制度，并非一无是处，今天的世界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当年殖民主义快速发展为基础的。殖民主义，仍然多少尊重被殖民地区的本地文化（就是宗主国是宗主国，殖民地是殖民地，不怎么追求同一化），比如港英对香港的一些政策。比起诸位津津乐道的“大一统”，我觉得对失败民族还算温柔一点。
中国要走出去，要继续发展，第一是按主席的意见，破儒；第二是好好研究殖民主义。这说白了有点难听，但这样才接地气。非洲有些地方，觉得中国人无组织无约束地涌来，还不如当年的殖民主义者，这种情况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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