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铁马冰河——清军与准噶尔的雪域之战 -- 京华烟云AMIP

“萨徳匆匆格波，

阿拉萧哉尧当，

何当琼里迷中，

理塘宫里来游……”

藏族歌手容中尔甲的天籁之音，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青藏高原，这首名为《仓央嘉措情歌》的曲子，歌词据说来源于遥远的古代，其大意为：

“天上洁白的仙鹤，

请把翅膀借我，

不会远走高飞，

到了理塘就回……”

似曾相似？您猜的没错，上面就是前面提过的那首“求汝云间鹤，借翼一高翔。飞行不在远，一度到理塘”的另一种翻译，其作者自然也是同一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其实，仓央嘉措并非他的本名，而是其上师五世班禅为他授戒后起的法名。这个后来被称为仓央嘉措的孩子，据考证于公元1683年生在今天已被印度占据的藏南的门隅，如同历史上许多具有神奇故事的人物一样，传说他诞生时出现了许多祥瑞的征兆，小时候也异常聪明，从三岁起就能写字诵读，并自制献给神佛的供品，给派人寻找五世达赖灵童的西藏摄政桑结嘉措，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据说，当时围绕这个被认为是转世灵童的孩子的归属问题，西藏和不丹方面曾争夺得十分激烈，最后迫于桑结嘉措所施加的军事压力，不丹法王不得不放弃了绑架灵童的企图。

被桑结嘉措迎入拉萨后，在家乡自由自在惯了的仓央嘉措，很快便难以忍受木偶般的傀儡生活和无休止的清规戒律，遂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社会游历以及诗歌创作中。做为一名宗教领袖，其作品竟然以情诗为主，自然在西藏僧俗社会引起了巨大争议。

传说，这位年青的神王兼诗人秉性多情，常常偷偷溜出布达拉宫，跑到民间与情人幽会，而民间对他也颇为欢迎，那里不仅有他仰慕的姑娘，而且还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因此佳作频出。

当年，几名欧洲传教士曾来到拉萨传教，从而留下了西方关于仓央嘉措最早的记录。但是，对于这些禁欲到自虐的狂热神父们而言，放浪形骇纵意花丛的仓央嘉措简直就是欲望的化身，一个无可拯救的堕落之人。

在写给教廷的信中，他们以非难的口吻形容这位年轻的异教徒领袖如何酗酒、赌博、举止粗俗，而且似乎还是个男女通吃的双性恋：“少女，已婚妇女或者任何不分性别的容貌姣美之人，都难逃脱他肆无忌惮的淫荡。”

但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也不得不承认：“尽管如此，他还是深受西藏人民的爱戴。他们认为他违反教规是受到神灵的启示，来检验他们的忠诚。”

事实也的确如此，对于仓央嘉措写的那些看上去相当暧昧的诗歌，许多藏族百姓甚至包括不少高级僧侣，都坚持相信它们并非炽热的情歌而是隐晦的道歌，里面深藏着妙不可言的佛学哲理，自己的宗教领袖并非如凡夫俗子般沉浸情欲，更不会破戒，他不过是在花丛中体验“色即是空”的境界而已。

根据一些民俗学者的研究，在传统上，旧时的西藏世俗家庭对女儿与大活佛发生亲密关系其实并不排斥，反而颇为自豪，也许认为这样就可以沾染上活佛的一些神性吧，他们甚至会把自家房子的外墙整个刷成黄颜色以示炫耀——在繁华热闹的拉萨八廓街上，至今还保留着这么一座黄房子，里面是一家藏式餐馆，当看到它的店名“玛吉阿米”，您也许会再次感到似曾相似吧：

“在那东山顶上，

升起皎洁的月亮，

玛吉阿米的面容，

浮现在我的心中……”

关于仓央嘉措的生死之谜，同样众说纷纭，有的说他已经在青海湖畔被政敌杀死，上面那首便是他的绝命诗，有的却说他成功逃脱，最后归隐于五台山或内蒙阿拉善。

姑且按照传统说法，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这位在西藏政治斗争中被剥夺了统治权的上师，年仅23岁的生命终结在青海湖流放途中，客死异乡。在仓央嘉措的最后时刻，派来执行这死亡任务的刽子手问他是否有什么遗言要留下，他于是吟诵了一首生命的绝唱：“求汝云间鹤，借翼一高翔。飞行不在远，一度到理塘。”

后来，藏地僧侣们正是根据他这首绝命诗中的指示，终于在理塘境内找到了其转世灵童，他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噶桑嘉措。

噶桑嘉措，这位达赖喇嘛一生坎坷，其经历甚至可以说波澜壮阔。与许多历史上的大人物一样，据说噶桑嘉措在公元1708年出生时，身边也出现了许多稀有相状和多种神奇景象，比如右臂上长有形如法lun的胎记。因此正在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黄教僧俗信徒坚持认为，他就是仓央嘉措的真正化身，并不承认拉藏汗废黜仓央嘉措后自立的达赖喇嘛。

为防止拉藏汗的迫害，噶桑嘉措从幼年起就随父亲索南达结离开家乡理塘——现在属于四川的理塘当时还在西藏地方政权的管辖范围之内——开始到处东躲西藏，父子两人此后主要在四川青海交界的德格等地生活，并得到了当地强大的德格土司的保护。

后来，当噶桑嘉措执掌了西藏政教权力之后，他厚报了当年帮助过他们父子的人，西藏当局对德格土司大力嘉奖，并颁发给他在藏区内长享特权的凭证。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德格土司并非黄教格鲁派信徒，而是信仰萨迦派即俗称的花教，但这种宗教差别对于土司老爷那个灵活的头脑来说，显然并不构成障碍。

据说，做为一个头脑精明野心勃勃的男人，噶桑嘉措的父亲索南达结在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尽力渲染少年噶桑嘉措的神奇事迹，向世人宣布他的儿子就是仓央嘉措无可争议的转世灵童。事实证明，这场宣传战搞的相当成功，人们渐渐都相信了他的话。

到达青海后，噶桑嘉措父子立即被敌视拉藏汗的和硕特蒙古王公们奉为上宾。以罗布藏丹津和察罕丹津为首的一干青海首领，甚至特意于公元1715年晋京为噶桑嘉措请封，并斥责拉藏汗立的达赖是假货，他们上奏康熙说：“理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其从前班禅呼土克图及拉藏汗题请安置禅榻之胡必尔汗是假。”

“胡必尔汗”在汉文史书中又写做“呼毕勒罕”或“呼必勒罕”，这是一个蒙古语词汇，大意是“转世”或“化身”，清朝史料称“（大活佛）将死则自定托生处，其弟子往奉以归，谓之呼必勒罕，如汉语称转世化生人”。在这里，蒙古王公们所说的“胡必尔汗”，无疑指的就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噶桑嘉措。

拉藏汗得知后，立即向青海派出了刺客，而罗布藏丹津和察罕丹津等人则针锋相对，把噶桑嘉措严密保护起来，同时暗中调兵遣将，打算以护送真正达赖喇嘛复位的名义，发动直指拉藏汗的圣战。最后在清军的武力干涉下，这场预谋中的和硕特内战不得不偃旗息鼓不了了之，此事在前面已经讲过。

尽管为了表示对拉藏汗的坚定支持，康熙皇帝已经册封了其新立的所谓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但这位一代英主心里其实一清二楚，事后他并没有为难噶桑嘉措父子，反而命人将他们迎到青海西宁附近的塔尔寺加以供养保护并赏赐颇丰，事后证明，皇帝未雨绸缪之举真的是非常必要。

噶桑嘉措八岁时，位于准噶尔汗国突然偷袭了拉萨，他们打着复兴黄教的旗号，宣布要为不幸的仓央嘉措复仇，并谎称得到了真正的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的支持，很快杀死了不得人心的拉藏汗并废除了他所立的那位六世达赖，但由于清军事先的周密保护，事先潜入青海的准噶尔小股部队根本无法接近噶桑嘉措，劫持真正的达赖喇嘛的阴谋破产了。

康德不是说过吗：“为了道德的缘故，我们有必要假定上帝的存在。”尽管不可能知道在自己死后才出生的康德是何方神圣，但康熙的行为却证明，他显然有智慧和能力来深刻理解这句名言。皇帝决心将藏族人心目中的上帝——达赖喇嘛所能发挥的价值最大化，为此，他精心制订了一系列措施来尽可能彰显这位年幼神王的号召力，而这些措施事后证明都相当行之有效。

一到达青海，大将军王便代表皇帝向蒙古王公们宣布：“唐古特卫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法教，原系乃祖顾始汗所设。今准噶汗弑拉藏汗，离散番众，尔等前称里塘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为真达赖喇嘛瑚毕勒罕，愿置禅榻，广施教法，今唐古特人民及阿木岛喇嘛如尔言，皇上为安藏汗，遣大兵送往唐古特，尔等宜率所属兵或万，或五六千人从往。”

这里，“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即噶桑嘉措的异译；“瑚毕勒罕”则是“呼毕勒罕”的异写，前面说过，该词说的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也是指噶桑嘉措。“唐古特”在这里指的是安多地区，也就是青海甘南藏区，大将军王这段话的意思，一是呼吁青海和硕特蒙古人为自己的亲戚拉藏汗复仇，二是宣布朝廷已经承认噶桑嘉措的转世灵童身份，三是号召蒙古王公们随清军一起护送达赖喇嘛返藏，而最后这点尤为重要，它直接将清帝国与准噶尔之间的世俗战争，转变为整个黄教社会都必须尽义务参加的喇嘛教圣战。

公元1719年春天，大将军王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子，专程来到青海塔尔寺，拜会了居住在这里的小达赖，胤祯事后在给父亲的奏章中写道：

“臣亲率子弘曙、弘智、弘曦，前往古木布木庙。小呼毕勒罕于五里处支起凉棚，全庙喇嘛来迎，两旁列队，敲击金鼓，吹喇叭唢呐，举伞迎之。臣拜佛完竣，往呼毕勒罕坐之禅房，呼毕勒罕亲迎出大门，叩请皇上安，献哈达。继而大臣等相互问好，谦恭执手，进入其禅房。”

这是说，小达赖对代表皇帝而来的十四阿哥相当恭敬，招待的礼数相当周到，不过，也许是心里没谱，也许是自重身份，噶桑嘉措大概仍在待价而沽，他并没有向胤祯下跪，双方基本上执平礼相见。

“臣向小呼毕勒罕曰：我来之时，皇父命我拜会于尔。我不晓呼毕勒罕本身与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真伪，众既然皆称尔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呼毕勒罕升座，我即以礼会见。呼毕勒罕语：大将军王，乃文殊菩萨大皇帝之子，亦菩萨也。我乃一小儿，岂敢受礼。请王坐床等语后，臣云：尔呼毕勒罕为黄教，披裁袈裟履行佛礼，遵旨向尔致礼，我务以礼待尔。小呼毕勒罕语，大将军王乃主人，我本不应受礼。惟大圣主既有旨，我欲站立而言。”

这是说，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大将军王并没有立即肯定噶桑嘉措的达赖身份是天下独此一份儿，而是说既然大家都认为你是正品行货，那我就先过来瞧瞧。小达赖则不仅放低身段，还让十四阿哥惊喜地发现自己原来也是菩萨。一番互捧之后，大家彼此又谦让了一番，既然双方都是神仙，那接下来就好谈多了。

“臣率子弘曙、弘智、弘曦礼拜，献哈达。小呼毕勒罕合掌躬腰受之。于呼毕勒罕坐床旁陪置一床让坐。小呼毕勒罕询曰：荷蒙文殊菩萨大皇帝之旨，大将军王沿途好行否？抵至西宁，水土适应否？臣云：仰皇父之福，沿途我本人以至兵丁均行走安好，抵至西宁，水土均适宜。呼毕勒罕尔至古木布木庙以来，水土适应否？呼毕勒罕曰，仰赖大圣皇帝之福、三宝佛之恩，身安无恙。”

这段都是客套话，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如此这般。

“臣又询问呼毕勒罕，皇父为弘扬黄教，俾众生安居乐业，命我为大将军遣之。我之来事，如何为之？呼毕勒罕云：我乃一小儿，并无教养，何以知晓？我思之，大将军王蒙大圣主重旨，既临边疆，黄教自此即可速定。众生自此永获安居乐业。”

终于接触主题了，大将军王试探噶桑嘉措的想法，确实有求于人的小达赖终于亮了底牌，他干脆承认，俺就一半大孩子，啥都不知道，一切全凭您安排，您打哪儿我指哪儿，您说往东我决不向西，这个表态显然让胤祯相当满意，他大概就此做了决定，承认对方的唯一合法地位。

“言后，敬茶、果品等物。呼毕勒罕献礼表忠，再三告称：为增大圣皇帝万万岁之寿、大将军王成就大业之喜，献释迦牟尼利玛佛一尊、阿玉希利玛佛一尊，及舍利、额尔德尼利鲁、念珠、马一百匹，驼十峰，献三位阿哥释迦牟尼利玛佛各一尊、舍利、额尔德尼利鲁，马各十匹，以做为礼物等因，臣为增皇父万岁之寿，既已献礼，仅将佛受领之。出来之时，小呼毕勒罕陪同送出。翌日，臣以黄红蟒缎各一匹、绸七匹，著侍卫等赍送小呼毕勒罕。谨此奏闻。”

为了以后有了熟人好办事，临别前，噶桑嘉措搬出一系列干货，殷切盼望十四阿哥笑纳，但胤祯为避嫌疑，仅象征性地收取少许，第二天又回了份礼。这份奏章至此结束。

对儿子写的这封信，老皇帝很快做了批示：“知道了，自西方来叩请此呼毕勒罕之众甚多，勿忘勤奋打昕消息以奏闻。惟恐有欠询问。”显然，这个新灵童深孚众望，而康熙也极其重视他，让胤祯多加注意，生怕有什么闪失。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四月二十日，黄道大吉，大将军王为噶桑嘉措举行了隆重的册封仪式，小达赖的父亲索南达杰（这里写做‘索诺木达尔扎’）、罗布藏丹津为首的青海蒙古王公以及塔尔寺的喇嘛们汇聚一堂，张灯结彩鼓乐喧天好不热闹。胤祯在两天后写给父亲的信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册宝金轿至社刚庙，新呼毕勒罕在大门跪迎，读敕封达赖喇嘛册文，新呼毕勒罕右向站立，青海王台吉等，索诺木达尔扎并大喇嘛向上跪听圣旨，宣读毕。齐册宝大臣亲自恭举，呼毕勒罕接受。”

如果这段记述可靠的话，达赖喇嘛显然对与皇帝圣旨等同的“册宝”也就是达赖委任证，是主动下了跪的。支持者认为，对于达赖这个姿势所代表的臣服含义，显然不用做过多解释；但反对者大概也能从这段文字中找出自己的理由，因为到了正式宣读委任证书内容的时候，达赖又重新站了起来。

“呼毕勒罕跪领寿所赏茶壶等物，将绸子亲枧赏交，达赖禀称：圣主满洲大皇帝推广黄教，以安众生，小人来至库木布木庙住学，我以下小喇嘛等，感受养育厚恩，小人不分昼夜，惟祈瞻仰圣主满洲大皇帝天颜，因我年幼生身，又无才学，未能仰瞻圣颜，实深愧对圣主满洲大皇帝推广黄教，以安众生，先册封大喇嘛印，颁赐金印，册封达赖喇嘛，送往西藏，喻以龙狮名号。圣主满洲大皇帝派遣阿哥王亲领大兵送往，此养育天地高厚恩施，小人实不敢当，惟有至吐伯特地方想喇嘛并平民传布圣主满洲大皇帝仁慈养育之恩，会同大小寺庙喇嘛等，叩祝圣主满洲大皇帝增寿万福，不分昼夜，在三宝佛前唪诵永勉经外，何以言报，呈请具奏唐古忒文一件。”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胤祯的说法，在接受赏赐的时候，新达赖又重新跪了下来。“库木布木庙”即现在的青海塔尔寺，“吐伯特”又写做“土伯特”，是清初对西藏的称呼，很可能来源于西藏的古称“吐蕃”。这段话很容易懂，是小达赖表达自己的感激涕零之情，他声称要带领所有喇嘛，不分昼夜为满洲大皇帝的健康诵经祈祷，否则就“何以言报”，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份藏文奏章。

随后，小达赖的父亲也表示“小人终身不能答报，惟祝大皇帝万万岁，在佛前无昼夜祈祷”，罗布藏丹津等地方实力派则表示：

“我父王在扎什巴图尔时，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奏请大皇帝明鉴，我们同请具奏大皇帝悯恤固什汗子孙，接收爱慕之意，册封达赖喇嘛，厚恩实不敢当，我们不胜喜乐。此次出兵，惟有不惜身命，奋勉以答天恩，呈请具奏蒙文一件。”

就是说，和硕特首脑们已经认同了为达赖喇嘛进行圣战的观点，他们承诺将舍生忘死，并专门写了份蒙文奏章以表决心。

很快，正式获得朝廷认证的噶桑嘉措就向各地藏区颁布了自己的宗教谕令，在这份旨意中，新任达赖喇嘛谴责准噶尔人“背逆无道，混乱佛教”，为了配合神圣的文殊菩萨大皇帝“收复藏地，兴盛黄教”的宗旨，他要求“大军所到之处，凡土伯特人众，皆应一致顺从，妥为辅助，仍旧安居，断勿有所骚动”。

至此，不仅在军事方面，康熙皇帝在宗教方面的部署也终于严丝合缝，他成功地将天下所有黄教徒的剑锋，都引向了窃据西藏的准噶尔人，这就意味着向黄教世界宣布，咱们为达赖喇嘛进行的圣战，已经正式开始！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正月，抚远大将军胤祯率师移驻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统一协调各处人马钱粮，加紧完成对准噶尔开战前的最后准备工作。此时，工布豪族的首领阿尔布巴早已经投奔清军大营，并很快成了大将军王的主要藏族顾问兼参谋，为清军积极出谋划策。他写道：

“在大军未抵通天河之前的二十天里，我每天都在询问有关卫藏和准噶尔的形势。我因时制宜，对部队的行动作凤等等，如何做才好，全都毫不隐瞒地向大将军王直言察告。”

根据阿尔布巴的自述，此时的他似乎已经成了清军的谍报主管，不仅满足大将军王所率清军主力的情报需求，而且还为由四川进藏的噶尔弼一路清军提供服务：“为了西藏百姓的幸福和利乐，我在得到最大的信任之后，派遣一些能干的朋友，前往拉萨作侦探，并赴康区向噶尔弼将军送去南北两路大军的日程安排，他们干得都很出色。”

鉴于掌握的情报显示准噶尔人的战斗兵员此时已下降到只有两千五百名，而清军总数则在十万以上，阿尔布巴认为即使大策零再厉害，胜负也已经毫无悬念：“我对准噶尔里里外外的活动都作了仔细观察，他们的阴谋诡计、诡橘伎俩，对强悍威武的皇帝的将军们又算得了什么。汉蒙大军仅以十分之一兵力，就能战胜对方！”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阿尔布巴认为清军完全没必要去和居于绝对劣势的准噶尔人谈判，以免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现今是否有同对方签订条约之主张，不得而知，假如进行谈判，这是绝对不妥的。”

阿尔布巴这么写，其实是事出有因的。前面我们讲过，清廷曾向大策零派出外交使团，寻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尽管传教士和藏族人的记载都说这场何谈不欢而散，“就这样，满耳充斥着对其皇帝威胁恫吓之言，康熙的使者不得不狼狈告退”，但清廷自己的记录却有些不同。

公元1719年九月，这个清朝使团终于自西藏返回，他们带回消息说，策凌敦多布和西藏僧俗人等，都认为西宁灵童“实系达赖喇嘛之胡必尔汗”，就是说大策零等人已经无法否认噶桑嘉措身在青海的事实。如果此言属实，此前一直扬言自己是护送灵童回藏的准噶尔人，显然已经丧失了道德高地。

使团还转达了大策零对皇帝的执意，说西藏到处时有瘴气，“厄鲁特之子孙不能滋生，多生疾病，有何贪恋之处？惟恳天朝圣主将法教速为广施。”西藏所谓的“瘴气”，古时候其实指的是高原病，来自伊犁河谷的准噶尔人无法适应高寒高海拔的西藏，应该也可以理解。大策零这一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言语，似乎透露出准噶尔人水土不服战斗力严重下降，以及他们陷入孤立、萌生退意的低落情绪。

而大将军王差往西藏的使者则奏称，大策零声称对拉藏汗与青海蒙古认定的两名呼毕勒罕都不能接受，因此并不会择地与其会盟，但同时大策零也表示不敢与清军为敌。按照使者的观察，大策零的处境其实相当艰难，目前在西藏的准军，即使连病人计算在内也只剩下3422名了，由于清廷的经济封锁，他们的补给十分困难，“每人每月仅给银九钱，炒面一盘”，这些人对使者声称“圣上为菩萨，若能振兴黄教，拯救众生，则我等已早回原处”，由此可见准噶尔人的军心早已涣散，只想早日回家。

阿尔布巴显然认为，应该抓住难得的机会，可别迷惑于和谈而放虎归山。同时，尽管清军兵强马壮，但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阿尔布巴仍警告他们，如果打仗就要尽快，否则不如先撤下来修整，不要当断不断熬到秋季才出兵，以免重蹈额伦特的覆辙：“由于夏天就要过去，达木、黑河地处高原，天气渐趋严寒，若是发生意外，汉军难以阻档，应尽速撤离，妥善安置。”

对于自己所提的这些建议，阿尔布巴自夸道：“因我衷心禀报而无取宠畏惧之言，以皇太子为首的将军们，都十分高兴，但究竟如何是好，还需权衡。”

天时地利人和，已经万事俱备，鉴于时机彻底成熟，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四月，对噶尔侵略军的总攻终于开始。随着征尘滚滚，南北两路清军齐头并进，以泰山压顶之势向着西藏杀去：

北方的青海方面，由清军主帅皇十四子大将军王坐镇青海，统一协调各路人马，副帅平逆将军延信则率领数万主力，于农历四月二十二日（阳历5月28日），由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出发，向着西藏挺进，新册封的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也率领众多僧侣，随军前往。

南方的四川方面，定西将军噶尔弼于农历四月十六日（阳历5月22日）从成都出发，四川总督年羹尧则坐镇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为噶尔弼提供坚实的后援，云南丽江的木氏土司等川滇各地少数民族土司也派出地方武装，参与此次军事行动。

为了配合南北两路清军的行动，在直接面对准噶尔本土的新疆方面，清军也采取了必要的牵制措施，靖逆将军富宁安在天山东部的巴里坤驻扎重兵，时刻警惕着准噶尔汗王策妄阿拉布坦对大策零可能的增援。振武将军傅尔丹则率领着八千名清军自布拉罕进抵格尔额尔格，直接威胁到准噶尔本土的安全，让策妄阿拉布坦不敢轻举妄动。

几路清军对外“扬称三十万大兵进剿”，其中自然以大将军王和延信统率的青海主力声势最为浩大，光是保护达赖喇嘛的官兵就达一万两千名之多。史载大将军王的战前准备十分周到，甚至包括“妙药十二斤八两，寻生救苦丹一千丸，保心石二万一千五百小丸，及装匣之六丸药、药方、药引子”。

学者们研究后认为，这些药品主要是为了防范高原反应及并发症，这无疑是科学的胜利，但与此同时，迷信也没有失败，它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除了这些药品之外，竟然还有“神符一万张”——这些道士制作的神符被认为不仅能防瘟疫，还能破除敌方的巫术。

关于大军出发时的情景，阿尔布巴写道：“皇太子大将军和大部分汉满部队驻扎通天河畔，以延信将军为首的约五万名汉蒙大军和各部队的官员们，浩浩荡荡地从通天河出发，七世达赖喇嘛和随从以及全部大军摆渡过江时，皇太子大将军亲临送行。”

阿尔布巴用饱含感情的笔触，描述了大将军王如何与自己依依惜别：“他（指大将军王）紧紧握住我的手，讲道：‘你关心大皇帝和达赖喇嘛，所有这些前前后后的行动，为达赖喇嘛和皇帝忠心耿耿，亦想到庄园百姓们会遭准噶尔的祸患，虽不一定发生好歹，但在关键时刻完成如此之大业，达赖喇嘛坐床是全体西藏众生，特别是实现了你自己的愿望，祝你高兴。我不会忘记你，你也不会忘记我。’”最后，大将军王“临别时赐予我整匹的绸缎等物品，在临上船之前，紧紧握住我的手送别。”

根据清朝官方档案记载，告别大将军王后，延信率领的清军主力在簿克河、齐嫩果尔、错冒拉等地，三次击败了试图截堵的准噶尔与西藏傀儡部队组成的联军，清军“法令森严，步伐整齐，守营肃密，雪夜不眠，轮番更替”，而准军和西藏伪军则兵无斗志，望风而逃，“逆贼丧胆夺魂，远窜遁奔”。

到了农历八月底，延信率大军胜利进抵黑河，与大策零率领的最后一批准噶尔军对峙。这里就是两年前额伦特部队全军覆灭的藏北草原喀喇乌苏河流域，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时候交战双方的优劣势完全颠倒过来，即使对局势最悲观的藏人也能看出，大策零已经四面楚歌，当年额伦特的噩运似乎正在向这位盖世名将招手。

见此情景，跟随延信一起杀来的青海和硕特蒙古王公们无不欢欣鼓舞，皇帝当初承诺的拉藏汗遗产已经在眼前晃来晃去，西藏的大片土地仿佛唾手可得。但就在这时候，一个令他们无比震惊的消息传来：

定西将军噶尔弼部下的一支清军突击队，利用准军主力集中在青海方向的有利时机，大胆切入敌人软腹，一路狂飙突进，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阳历9月24日），率先攻入拉萨，一举解放了圣城！

这支清军部队的指挥官，名字叫做岳钟琪。

请继续期待下篇《九、精忠报国的后裔》

大策零率领的准噶尔军在喀喇乌苏战役大获全胜，但即使连躲在西藏的欧洲传教士也认为，尽管准噶尔人对此胜利得意非凡，但他们深知康熙皇帝会另派一支攻击力更强的军队，为帝国蒙受的奇耻大辱进行报复。

但是，尽管砺兵秣马全国总动员，但经过喀喇乌苏的惨败，康熙无疑相当忌惮大策零麾下的这几千名准噶尔勇士，如果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和平方式把准噶尔人请出西藏，那无疑是最理想的情况。传教士记述道，皇帝试图先礼后兵，首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1719年春，他派信使到准噶尔将军策零敦多布那里，要求他“放弃非正义手段夺来的王位，否则，将很不光彩地被赶下台。”

大策零，这位蒙古首领此时已是西藏的太上皇，他狂妄地提醒使者注意，他是靠武力夺取了西藏，如果必要的话，他也会用武力来保持这一地位。他大肆吹嘘还会有更多的王国倒在他的剑下。

按照传教士记载，就这样，满耳充斥着对其皇帝威胁恫吓之言，康熙的使者不得不狼狈告退。

而西藏的史料也证实了清廷确实曾派过使者去西藏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只不过排除者并非皇帝而是他的儿子胤祯。根据这些记载，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冬，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派五位代表抵达西藏，同来者还有藏族以及青海和硕特蒙古的代表多人，他们携来大将军王给策凌敦多布的信件，说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愿意和准噶尔人进行谈判。

次年七月，大将军王的代表一行到达札什伦布寺，看望了五世班禅喇嘛，受到札什伦布寺的隆重接待。班禅给大将军王写了一封信，为了西藏佛教与众生的安宁，希望不要使用武力，而采取和平商量的办法，解决西藏问题，请求大将军王把他的意见转奏大皇帝。

但是这场谈判的结果不欢而散，藏族史料继续写道，当时占领西藏的准噶尔人并无从西藏撤兵的丝毫迹象，于是康熙决定只有进军西藏，赶走准噶尔人，才能解决西藏问题。

此时，除了交战己别无其它选择。康熙皇帝开始进行进攻拉萨的积极准备。按照一位传教士的记载，这一次，中国人以重金招募了最精良的雇佣军队，他写道：“皇帝下命令召集大批人马，其中有许多是来自帝国边远地区的蒙古人。”

传教士认为，只有蒙古的雇佣军队才可以与占据拉萨而又富于作战经验的准噶尔卫戍部队匹敌，而结合其他史料，我们似乎可以判断，他指的是协助清军进藏的青海和硕特蒙古骑兵。这位耶稣会传教士补充说：“只有了解中华帝国巨大财富的人，才能充分了解为这支庞大的军队所配备的大量的武器、弹药、军事仪器及牲畜。”

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传教士的关注点，常常与强调天命道义的中原史家或者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西藏史家有所不同，他们往往把眼光放在了经济和贸易方面。这些人亲眼目睹了清朝高额报酬招募雇佣兵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后果，其中一人评论说：“中国人进人西藏后不久，银子像潮水那地涌入整个辽阔的王国，银钱大幅度贬值，以致需要采取惩治手段迫使人民接受下来。”

有意思的是，这场通货膨胀中的受益者，既不是手握大把银子却没处花销的清军，也不是尽管货物被扫荡一空但生活用品价格飞涨的当地人，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第三方——尼泊尔人，因为西藏的这种旧银元的大部分是可以与尼泊尔货币直接对换的，而且兑换起来十分方便。由于与以前相比，同样的货物现在可以换来更多的银币，传教士写道，通货膨胀的最终结果，是尼泊尔国王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使得他在与西藏的贸易中变得富有起来。

既然就连传教士都强烈感受到了帝国的雄厚实力和坚定决心，那么对那些坚持反抗准噶尔的藏族战士来说，自然更有理由激动万分，进而欢欣鼓舞，他们于是用比以往更大的热情，积极投入到配合清朝大军进藏的行动中。

按照传教士的说法，在拉萨陷落后，拉藏汗的第司达贡扎西被达孜巴出卖给敌人，但后来在顿珠色仁将军的帮助下，他从准噶尔人的手中脱身，逃往西藏西部的噶达克——即今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的噶尔雅沙，此地扼守着新疆通往西藏的要道，是阿里最重要的集镇，也是货物集散中心之一。

达贡扎西在这一地区搜罗并重新组织依然效忠旧政体的军队。这位异常痛苦，并带有强烈报复心理的弟司的理由是，如果他能够控制住噶达克与准噶尔人家园之间的路线，那么，他就能阻止增援准噶尔部队到拉萨。他想用这种办法帮助中国人击败他的对手。

经过游击战术训练的达贡扎西的军队拦截了西藏低占区来往准噶尔的信使，使得大策零派出的邮递员们统统被一网打尽，与此同时，这些西藏游击队员们再接再厉，打退了由新疆经由阿里前往拉萨进行增援的准噶尔小股部队。传教士写道，这些战术运用得十分成功，致使拉萨与准噶尔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

设想一下身为体制中一员的你，如果和自己的顶头上司突然失去了联系，你所有的请示报告送上去以后如泥牛入海再无音信，你会作何感想？在此，既是盖世名将同时也是卓越官僚的大策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范例。

传教士写道，在开始阶段，策零敦多布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反而认为这是伊犁方面的故意所为，按照官场上通常的规则，他担忧大本营没有任何反应意味着他已失宠，毕竟他长期领兵在外，无法与策妄阿拉布坦直接沟通，没准会有哪个政敌乘虚而入。为了竭力取悦他的君主，以便实现他迫切要求的兵源补充，这位准噶尔指挥官派去了一支庞大护送队，护送从拉萨寺院窃来的大量珍宝回故乡伊犁，以便向自己的汗王讨好。

这支护送队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噶达克。传教士记载道，在护送队到达之前，这个消息就已传开，这给达贡扎西以充裕的时间策划战胜这支占有明显优势的军队。达贡扎西的士兵化装成老百姓假意款待精疲力竭的准噶尔士兵，他们支起了巨大的节日帐篷，在帐篷里款待蒙古军队。

西藏人还举行了一个宴会，劝那些口干舌燥的准噶尔客人喝下一罐罐的青裸酒。当准噶尔人的疑心都淹没在青裸酒里之后，达贡扎西哄骗他们应遵守藏族的习俗，把武器放在一旁以示友谊。醉醺醺的准噶尔人欣然遵命，继续狂喝滥饮，直到一个个失去知觉，晕倒在地。

见此情景，第司马上向手下人发出了攻击的信号，他们毫无怜悯地砍下了一点没有抵抗能力的准噶尔人的头颅，把被盗走的财宝充公，暂存于噶达克，以后将物归原主，送回寺院。

但是对于这件事，如果翻看藏族史书，却会发现不太一样的记载，就连故事里的主人公都完全不同。

还记得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的那位打算对入侵的准噶尔人进行攻击的阿里总管康济鼐吗？康济鼐的全名为康济鼐.索朗杰波，后藏也就是现在西藏日喀则地区人，据说他是拉藏汗的女婿，自然也是这位和硕特蒙古汗王亲信中的亲信，当拉萨和西藏其他地区相继陷落后，康济鼐手中所掌握的这支蒙藏军队，大概是敌后唯一成建制且没有受损失的西藏政府军了。

康济鼐的目标相当明确，那就是切断侵略军与其大本营之间的交通线，让大策零无法从伊犁方面得到援助，从而在敌后战场配合清朝大军的反攻。不久之后，他的运气来了，竟然拿下了一个大单：

藏族史书《噶锡哇世系传》中写道：“慑于大皇帝天兵的到来，准噶尔贵族劫掠各种珠宝装饰品为主的大批物品和供奉在布达拉宫的圣观世音像等，经阿里准备逃回准噶尔部时，被噶本康济鼐.索朗杰波骗进营帐作为贵宾相待，然后使营帐塌陷，除了在营帐外面的62名仆从逃脱外，多数头人被捕获。准噶尔人劫走的圣观音像和珍宝装饰品、地方政府的物品得以物归原主……”

夺回被藏族人视若至尊的圣观音像，其意义尤其重大。经此事件，康济鼐在藏族人心目中的声望大涨，隐隐有成为抵抗运动精神领袖之势。

《噶锡哇世系传》又名《多仁班智达传》或《多仁班智达传——噶锡世家纪实》，其作者是多仁.丹增班觉，他所在的多仁家族（又称噶锡家族）是西藏最显赫的大贵族之一，五代人中竟然有四代都是掌权的噶伦。尽管该书主要写的是自己的家族史，但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十八世纪百余年间西藏的历史，以及活跃于此间的众多人物，康济鼐反击准噶尔的战争也是其中的重点之一——原因很简单，康济鼐和他的侄子南杰次丹，正是多仁家族的创建者。

对照一下前面传教士的说法，可以发现这两段记载看上去很接近，但是主人公却完全不同。考虑到传教士这时候正在东躲西藏，所得消息大概都是道听途说，因此藏族人自己的记录也许可信度更高一些。而做为这一事件第三方的清朝档案也提供了支持后者的证据，尽管其内容与两者都有些差别，也没有提到圣观音像的事。

大将军王在给皇帝的一份奏章中写道，大策零派人将掠夺的一批人口物资押往伊犁，中途在阿里遇到了康济鼐的部队，结果被康济鼐所骗，绝大多数准噶尔人丢了脑袋：“（康济鼐对他们说）尔若缺欠何物，我宜付给，饰词笼络，遂引入城内备宴，皆至饮醉拿获，共杀六十二人，另外三人逃出，禀报车凌端多布。”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效果却是一样的，由于西藏游击队的不懈努力，准噶尔侵略者与他们新疆大本营之间的沟通被彻底切断了，对此，传教士记述说：“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在拉萨的守备部队得不到来自准噶尔地区的新兵增援，蒙古人通过经由拉萨西部的路线与其家园取得联系，而这条路线由于拉藏汗被击溃的军队余部的骚扰再也不安全了。”

前面我们提到，拉藏汗的另一名亲信，秘书官颇罗鼐在拉萨陷落后被准噶尔人俘虏，由于他与傀儡政府首脑达孜巴有姻亲关系，被关了一段后，释放回到了后藏的自家庄园。《颇罗鼐传》记载说，不久他得知额伦特率领的清军已经抵达了藏北的那曲，于是便想带领十二名随从前往投军，好为拉藏汗复仇。

但是颇罗鼐的夫人很犹豫，她要求丈夫去庙里占卜来决定，结果显示时机尚不成熟，颇罗鼐不得不罢休。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幸亏他没去，如果准噶尔人于清军战俘里又发现了他，恐怕其脑袋就再也保不住了。

此后，通过达孜巴的关系，颇罗鼐谋得了聂拉木（今西藏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的宗本一职，相当于坐上了伪政权的县长。不过这位县官老爷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暗地里积极组织抵抗力量，《颇罗鼐传》说他“对当地人实行各种熏陶，作好了向准噶尔复仇的准备，并发誓立约”。

当阿里总管康济鼐打击准噶尔交通线、夺回圣观音像的光荣事迹传播开来时，颇罗鼐非常高兴。由于阿里牧区缺少一种重要的军事物资——铁料，于是颇罗鼐赶制了千多副马蹄铁，派近侍迅速送往阿里。在致康济鼐的信中，颇罗鼐赞扬他说：“您的英勇值得称赞，聂拉木已作好了反击准噶尔的准备，正等待机会配合您。”康济鼐相当满意，按照《颇罗鼐传》的说法，“从此他俩建立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关系”。

很快，不仅藏西北的抵抗运动风起云涌，就连藏东南的工布，也要烈火燎原了。工布就是今天的西藏林芝地区，尽管那里风景如画，但却人烟稀少，而且居民多是藏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自古就被视为蛮荒之地。因此，工布的名门望族自然不多，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阿沛家族。

也许您会对这个名词感到似曾相似，没错，那位经常出现在各种新闻中的已故国家领导人阿沛.阿旺晋美，就是来自于这个家族。阿沛家族自称是吐蕃王室的后裔，传说吐蕃第七代国王止贡赞普被臣下谋杀，三位王子逃到了蛮荒的工布，为了寻找安身之地，一个王子朝天上射了一箭，落在了后来阿沛庄园的所在地，于是他高兴地大喊一声：“阿沛！”意思是“命运的安排”，从此他就在该地定居下来。

古老的传说当然已不可考，现在能确认的是，该家族的兴旺发达大概从公元17世纪开始，当时，阿沛、江中和甲拉这三个地方豪族在今天林芝地区的工布江达建立了领地，从此阿沛家族便作为世袭贵族在工布江达定居。

准噶尔人入侵以后，工布也被他们占领，此时阿沛家族的主人是阿尔布巴，在藏族史料中，他还有好几个名字，比如多吉杰波，或者阿尔布巴.多吉杰布，由于后来他担任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之职，藏史也常常称其为噶伦阿沛。

身为工布首屈一指的望族，为了保全家族的权力地位，阿尔布巴很可能与准噶尔侵略者进行了一定的合作，并接受了达孜巴为首的西藏傀儡政府授予的伪职。对此，阿尔布巴后来在他写的一本书中，这样为自己辩解道：

“自准噶尔占领西藏以来，我虽然心中不高兴，但考虑到西藏事业的全局利害，故利用工作条件，不得不暂时接受担任代本的职务。尽管如此，但我心里一直装着广大人民，为了噶丹颇章的政教事业和全体西藏人民的利益，担任代本职务达十个月之久，并同观察事物不分巨细的公隆布鼐等人亲自进行磋商。”

大致解释一下，“嘎丹颇章”是拉萨哲蚌寺里一座宫殿的名字，五世达赖之前，那里一直是达赖喇嘛的寝宫，因此人们后来常常用“嘎丹颇章”代指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本”为藏语mdav-dpon的音译，是古代西藏地方军政官员的一种职衔。

阿尔布巴提到的隆布鼐，也叫隆布鼐.扎西杰波，他是阿尔布巴的密友和主要谋士，由于此人后来被清廷封为公爵，因此阿尔布巴写这本书时便尊称其为“公隆布鼐”。

面对家园沦陷的悲剧，阿尔布巴的内心很可能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他把恢复故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清朝皇帝身上：“记起准噶尔人先前破坏佛教的全部和个别的行径，还有由五世达赖喇嘛修建的十三座大小寺院和众生们也遭受灾难，想到西藏与康区失散的众生，能从痛苦中拯救之昌盛力量，除了奉天承运曼殊宝利皇帝（即文殊菩萨大皇帝，为西藏人对清帝的尊称）之外，别无他人。”

而身为傀儡政权中的一员，阿尔布巴无疑比其他人更了解敌人的底细，对此，他写道：“我知道已到达康区的准噶尔的全部情况和准噶尔士兵在藏的精确数字”。

按照阿尔布巴的说法，当得知额伦特率领清军挺进西藏的消息后，他立即行动起来，“在取得准噶尔的信任之际，从暂时与长远之利益出发，我这一辈子为文殊菩萨大皇帝为永远的皈依处，我对准噶尔军官策凌敦多布等施以巧妙之手段，了解到汉兵抵达理塘以及先前驻过巴塘的情形，并利用我的职务之便，派遣探子，利用欺骗之手法，以对付派驻这里的蒙古兵二十名，为此我在工布集合了近三百名士兵。”

可惜的是，额伦特的远征军最终在喀喇乌苏全部覆灭，阿尔布巴的内应计划也不得不延缓实施，他不无遗憾地委婉写道：“为了普日西藏百姓从痛苦中得到拯救，皇帝于藏历土狗年派遣额伦特将军精悍的部队，在抵达黑河之际，因为大军分散，先后行动极不统一，后续部队对先遣军援助不得力，又因给养运输道路艰难，在军事上似乎无所建树。”

当清朝再次集结大军，皇十四子挂帅亲临青海前线后，阿尔布巴立刻派人与清军取得了联系，并为大将军王送去了其急需的宝贵情报，他写道：“我心中除了达赖喇嘛和大皇帝之外，再无其他想法，于是派遣忠实使者，将关于准噶尔军的详细情报送至塔尔寺，立刻向皇太子大将军王阁下上奏，皇太子在西宁详细询问差使，将情报译为满文，亲自审阅，急速降发圣旨，并赏赐信差厚礼。”

阿尔布巴做了两手准备，他的情报不仅仅提供给了大将军王：“同时，我又将上述情报内容，向从南路经打箭炉（即康定）进军的噶尔弼将军上奏，请皇帝的大军急速由康区向西藏进发，以便南北两路的大军浩浩荡荡，汇集于拉萨和黑河等地，按照规定的时间，先后保持一定的距离，相互配合。”

阿尔布巴还提醒噶尔弼说：“倘若不周，敌人兵力虽小，也要施以巧妙方法对付，故更需磋商，安排日程，尽速传送口信和盖印函件。”而噶尔弼大概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对此，将军等各官员们心中特别满意，认为如此安排部队进军日程，定会取得效益。”

做完这些以后，阿尔布巴也没忘记给自己脸上搽金，他写道：“我时时刻刻忠诚地将全西藏的幸福和昌盛，牢记在心坎上。”

不久之后，大将军王率领的清军主力，在大批和硕特蒙古骑兵护卫下，浩浩荡荡抵达青海湖畔。得知消息后，阿尔布巴这位工布地方豪强立即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断，他写道：“我多吉杰波不惜牺牲自己全部的庄园和妻室儿女，对驻扎在这里的准噶尔蒙古人制定措施，使其不能返回前藏。一方面在康区各宗（古藏区的县级行政单位）进行秘密活动，一方面派遣信使，指示全工布地区和我自己的庄园及眷属配合行动。”

在阿尔布巴的热情煽动下，工布军民终于揭竿而起，“以文殊菩萨大皇帝的皇太子为首的青海官员和犹如满天繁星的汉蒙部队向西藏挺进，我毫不迟延地把部队将要抵达西藏的喜讯向大家报告，并亲自同工布官兵统一商讨背弃准噶尔事宜，我们决定占据家乡的险要重地，按照汉蒙部队抵达距离的远近，尽可能布置妥善。”他当然也忘不了给自己表功：“为达赖喇嘛和皇帝竭力效劳，我把各项措施都落实了实处。”

不仅如此，阿尔布巴还冒险跑到青海湖，亲自拜见了大将军王。他写道：“我和随从三十人到达青海湖畔，皇太子派出二十名官兵，在行程一日之外的地方去迎接我们。在大军要到达宿营地时，以一些藏族官员官员为代表的五百名骑兵前来迎接我。”

大将军王对这个给自己带来了关键情报的藏族豪族抚慰有加：“当皇太子阁下驾临时，紧紧握住我的手，显示出极为高兴的表情，并隆重设汉族式宴席款待我们。皇太子又将自己的帽子、用哈珠编织的皮袄一套、鞍具一套、白银三百两、黄龙绸缎数匹等赏赐予我，并赏给三十名随从每人黄龙绸缎两匹和白银十五两。”

大将军王对阿尔布巴说：“你不信任贼寇准噶尔，关心大皇帝和达赖喇嘛，并数次上奏情报，早已耳闻你的名字和功绩，约有一年半了。现在你亲自到达此地，你这一生之大业，今天都完成了。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想到我和达赖喇嘛，而牺牲自己的庄园和眷属，作出这件大事，实属可嘉！稍休息两三日，再拜见达赖喇嘛，祝幸福平安！”讲话完毕，胤祯亲自斟酒，表彰慰问，平易近人。

按照阿尔布巴的说法，经过长途远征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战斗损耗，大策零麾下的准噶尔军减员严重，已经下降到不足两千五百名。得知这个重要消息，大将军王无疑松了一口气，要知道清朝进藏大军号称三十万，尽管这是个对外宣传的虚数，但其实际人马一般认为也有十几万，肯定已经构成了对准噶尔人几十比一的压倒性优势。

不仅如此，由于西藏与新疆的联系被康济鼐等领导的西藏抵抗组织切断，大策零再也无法从准噶尔本土获得援军，按照传教士们的说法：“准噶尔人丧失了突破西部路线的任何实力。他们只能以极其有限的兵力抵挡康熙皇帝的军队近在咫尺的攻击。”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强大对手，准噶尔人的失败命运似乎已经注定，老虎再怎么厉害，也搞不过霸王龙啊！而就在这时候，大策零们又得到了一个坏消息：继仓央嘉措和益希嘉措之后，清廷竟然又册封了一个六世达赖喇嘛，算起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请继续期待下篇《八、第三个六世达赖》

（说明：本文关于阿尔布巴的个人记述，主要引自<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的<阿尔布巴阐述平定准噶尔之战>，作者陈金钟，为了阅读便利，文中做了少许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