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叁】 -- 京华烟云AMIP

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王忠嗣扬威突厥的这些日子里，吐蕃战场又发生了哪些事情。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自信满满的唐玄宗郑重向天下宣布，大唐与吐蕃的全面战争已经正式开始！这道名为《讨吐蕃制》的诏书，至今保存在著名的《全唐文》中，从而使得后来的我们能一探千年前那场大战的端倪。

在诏书的第一部分，唐廷自然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向天下昭示自己发动战争的争议性，并给对手扣上一系列大帽子，这样听上去简直人神共愤的敌人，如果我们不消灭他们，不仅对不起老百姓，也对不起老天爷：

“昏迷反道，天地所以制罚，戎狄乱华，帝王所以耀武。吐蕃小丑，频年犯塞，坏我城镇，虏我边人，言念征夫，良深愤惋。”

然后，自然要夸一下己方有多么强大，似乎转瞬间就能将敌人碾为齑粉：

“今北军羽骑，万弩齐发。山西飞将，百道争先。扫荡之期，在於晷刻。”

当然了，皇帝也清楚光喊口号是吵不死敌人的，如果不来点儿实际的，不仅吐蕃灭不了，恐怕自己的手下也没奔头，于是胡萝卜加大棒，一样也不能少：

“然赏罚必信，惩劝在焉。号令不明，忠勇何望？若回避纵敌，则寘国刑；如克隽擒凶，须悬军格。”

因此在诏书的最后一部分，唐玄宗开出了足以令所有唐军将士动心的条件——杀死藏王者，直接封王，宰了敌人其他首领，也各有赏格，总之好好干，皇帝不会亏待你们滴：

“其河西、陇右、安西、剑南等州，节度将士以下，有能斩获吐蕃赞普者，封异姓王；斩获大将军者，授大将军；获次以下者，节级授将军中郎将。不限白身官资，一例酬赏；速令布告，咸使闻知。”

从这幅诏书我们可以看出，凭借几乎已达到中国封建社会顶峰的强盛国力，玄宗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了大唐几十年的吐蕃问题，并以诛杀赞普、彻底吐蕃做为政治目标。

这一年的九月，第一个出头的椽子终于现身了——大唐益州刺史王昱强烈响应皇帝的号召，率领大军猛攻吐蕃占据的安戎城。这座城池的具体位置现在已不能考，但肯定在川滇藏交界处，据推测是向南进攻当年重要战略物资产地——以食盐著称的西藏芒康县盐井乡的军事要塞。安戎城本是唐益州长史李孝逸在仪凤二年（公元677年）所筑，其目的是“绝吐蕃通蛮之道”，也就是说断绝吐蕃和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来往。

到了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吐蕃人攻陷了这里并派兵驻守，安戎城的失陷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云南洱海流域的各部族纷纷归附吐蕃，“由是西洱河诸蛮皆降于吐蕃”。

可惜的是，王昱刺史虽然志在收复，但此人似乎有些志大才疏，造成唐军出师不利，在安戎城下一败涂地，史载“官军大败，士兵死者数千人”，让兴致勃勃的皇帝好没面子，恼羞成怒之下更加坚定了要狠狠教训吐蕃的决心。

一年之后的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蕃之间的最后一丝温情纽带终于彻底断裂——唐太宗名义上的妹妹兼实际上的堂侄女、吐蕃王妃金城公主病逝，享年大概只有四十出头。金城公主嫁入吐蕃后不久，唐蕃这两个亲戚便处在持续战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她身为大唐公主难免遭受吐蕃人的敌视，基本上形同政治人质，即使中原史书中她有限的几次出场，也都是战局不利的吐蕃人借她的名义向唐朝求和。

身份尴尬的公主越来越无法平静。前面说过，金城甚至通过中亚克什米尔地区的两个小国给皇帝哥哥带信，要求通过西域迂回私奔回大唐娘家，尽管玄宗没有批准，但身为吐蕃王妃竟然提出这种要求，想必她一直处于郁郁寡欢的不良心绪之中，几乎已经忍无可忍，这对她的身体无疑极为不利，很可能加速了其健康的恶化。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三月，为报复安戎之败，唐军发动了对吐蕃的大规模进攻，这次他们的准备相当充分，益州司马章仇兼琼事先与安戎城里的内线建立了联系，唐军里应外合一举突入城中，吐蕃驻守部队全部被杀光。到了五月和十月，唐军又在章仇兼琼的率领下两次击败了吐蕃人对安戎城的反攻，高兴的玄宗于是下令改安戎城名为“平戎”以示纪念。

说句题外话，章仇兼琼无疑有着相当卓越的军事才华，后来在主政四川期间也成绩卓著，但此人却在唐史中连篇传记都没有留下，这并非他官职不显——章仇兼琼做到了剑南节度使这样的高官——而是因为他曾向玄宗推荐了一个留下千古骂名的家伙，最后不得不惹了一身骚。被他推荐的那厮，就是安史之乱主要责任人之一的杨国忠（当时名字还叫杨钊），对这段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来看，就不多说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金城公主的死讯终于传到了长安，随之而来的还有吐蕃求和的使者，但他受到了大唐朝廷的刻意冷遇，其请求也被玄宗断然拒绝。李隆基对这位曾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的义妹兼侄女的死显然并太不在意，没准还觉得终于甩掉了一个负担，皇帝在得到消息几个月后才下令正式为公主发丧，并辍朝三日以示形式上的哀悼。随着这位始终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可怜女子的离去，唐蕃这两个亲戚的决裂已无可挽回，甜蜜的和亲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陈迹。

一年后的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玄宗宣布将使用已久的“开元”年号改为“天宝”，其直接原因据说是本年有两个同辈的皇族兄弟先后逝世，迷信的玄宗为避晦气所以改元，但后人们都推测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日渐老迈李隆基此时已经志得意满，打算此后专心享乐，所以才改掉勤政多年的“开元”来讨个好彩头。

天宝年间的唐蕃战争越来越残酷和血腥。就在新年号使用的当年，王忠嗣的老对头皇甫惟明在青海大破吐蕃军，同年吐蕃二十万大军发动报复，大举围攻安戎城，唐军在皇甫惟明率领下坚守了八十多天，终于杀退敌军，吐蕃损失惨重。在这一巨大胜利鼓舞下，吐蕃属部纷纷叛蕃降唐，连“地当四镇通吐火罗孔道”战略要地的护密国也不远千里表示臣服，并得到唐朝“赐铁券”的嘉奖。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四月，皇甫惟明再次率领唐军从今天的青海西宁附近出发，远征千余里，突然袭击了吐蕃军事要塞洪济城（今青海共和县龙羊峡水库附近）并“拔之”。可见唐蕃战局的演变越来越不利于吐蕃而有利于唐朝了。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王忠嗣率领的唐军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内外夹攻，称霸蒙古草原的后突厥汗国彻底覆灭，而此时曾扬威西域的突骑施汗国也已全面衰落，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唐朝决心对吐蕃发动全面反攻，收复河曲、河源失地，而吐蕃也早做好准备，严阵以待。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志得意满的皇甫惟明率唐朝大军发动进攻，他们的目标是我们早已熟悉的一个军事要塞——石堡。唐军当年曾在信安王李玮的率领下占领过此地，但后来又被吐蕃赞普亲率四十万大军夺回，吐蕃人深知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因此再次占据后立即开始巩固工事，准备血战到底。

此前常胜的皇甫惟明显然低估了吐蕃人的战斗意志，唐军在石堡城下大败亏输。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记载道，“唐廷元帅马将军引廓州之唐人斥侯军至，王甥吐谷浑小王、论莽布支二人引军追击来犯之唐廷斥侯军，唐军大半被歼。”很显然，吐蕃指挥官是吐谷浑藩王和一个叫莽布支的部长级高官。

与汉文史料相印证，这里的“唐廷元帅马将军”应该指的就是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册府元龟》记载“褚俐为陇右副将，时皇甫惟明为陇右节度使。天宝四年，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官军不利，俐死之。”就这样，损兵折将的皇甫惟明灰头土脸，立马被皇帝免了官，而过来接任的正是他的老冤家、玄宗的养子、在突厥战场取得辉煌成就的王忠嗣。

前文说过，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三月，吐蕃人大举进攻河西走廊，被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率军击败。与此同时，唐鄯州都督杜希望乘敌人在青海空虚之机发动了进攻，一举攻克吐蕃的新城，后人考证，这个地方就是现在青海的门源县。

在这场战争中，杜希望属下的王忠嗣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不过，还在贬官中的王忠嗣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杜希望的队伍中呢？要知道，王贬官所在的东阳在今天的浙江，离青海的鄯州相隔几千里，根本不可能归杜希望管辖。而我们翻开史书，就会发现此事的过程相当耐人寻味。

《新唐书》写道：“河西节度使杜希望谋拔新城，或言忠嗣之材足以辑事，必欲取胜，非其人不可。希望即奏闻，诏追忠嗣赴河西。”有人向杜希望推荐了王忠嗣，并认为此战如果想要取胜，就必须用王忠嗣不可，杜听了以后立即启奏朝廷要求把王调来，皇帝马上下圣旨要王忠嗣赶赴河西。

这明显是一出预先安排好的双簧啊！前面表演的是鄯州都督杜希望，而藏在后面说话的却是皇帝自己，为的就是找个好借口让自己的干儿子出山。

不过，王忠嗣也确实没有辜负养父的期望，在新城之战中表现相当勇敢。按照史书记载，唐军攻克新城后论功行赏，王忠嗣独得头功，自然被朝廷顺理成章地提升——“忠嗣之功居多，因授左威卫郎将，专知行军兵马”。尽管与他以前曾经担任过的左威卫将军和代州都督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皇帝看来，王忠嗣毕竟又回到了凭军功上进的正轨。

这一年的秋天，吐蕃为了报新城战败的仇，大举向唐军进攻。由于敌众我寡，唐军上下都相当害怕，颇有畏难情绪，“众不敌，举军皆恐”。好个王忠嗣，与他爹王海宾当年一样生猛，见形势危急，自告奋勇挺身而出，一马当先向敌军杀去。要说他的武艺也确实了得，史载“单马进，左右驰突，独杀数百人”，一举鼓舞了整个唐军的士气。

王忠嗣不仅在敌人包围中如入无人之境，“左右驰突，当者无不辟易”，而且似乎杀得不过瘾于是还玩出了花样——“出而复合”，也就是杀出重围以后突然又杀了回去，颇有常山赵子龙在长坂坡七进七出的遗风。敌人遭此突袭阵脚大乱，挤成一团互相践踏。随着“贼众遂乱”，唐军上下趁势发声喊，壮着胆子纷纷掩杀过来，“三军翼而击之”，吐蕃终于大败。

不用说，王忠嗣这次又立下了无可争议的头功。深感养子给自己长脸的玄宗皇帝大喜，于是官职和荣誉自然滚滚而出，“诏拜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寻又兼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副使，兼大同军使”，小王终于成为方面大员。河东节度副使是节度使的副手，这个军区在今天的山西，主要是为了防御北方蒙古高原的突厥人而设立。

到了两年后的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三十四岁的王忠嗣已经是河东节度使兼代州都督，并拥有御史大夫、云麾将军等一堆官衔。一年之后，王忠嗣调任朔方节度使兼灵州都督，按照《旧唐书地理志》所说“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王忠嗣开始主持帝国北部边疆防务，辖区相当今天宁夏全境、内蒙古河套南北地区、陕西北部以及甘肃一部。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朝组织了一场针对奚怒皆的讨伐行动。所谓“奚怒皆”，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是奚族内迁唐朝的酋长，此时在桑干河源头附近也就是山西北部朔州作乱。后人考证，此战发生在朔州马邑县、代州雁门关北一带，由于主战场的关系，担任朔方节度使的王忠嗣自然成为了唐军总指挥。

此战进行得极其惨烈，唐代大诗人李白有一首乐府诗《战城南》，道尽了天宝年间唐王朝发动的几场大战的残酷，而起首头一句，说的就是这场“桑干源”之战：

“去年战，桑干源，

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王忠嗣的部队在这场战争中表现相当出色，史载“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会而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网文看到“奚怒皆”带了个“奚”字，就错误地以为唐军讨伐的是东北的奚人，甚至附会成唐军大破契丹与奚人的联军，这完全是胡乱联想的结果——战场并非在东北而是在山西北部，那里是唐朝与后突厥汗国的边界。

这场战争爆发时，后突厥汗国已经过了它的巅峰期，正逐渐向深渊滑落。公元734年，后突厥最杰出的统治者——毗伽可汗默棘连被大臣毒杀，默棘连在位期间一直与唐朝保持着友好关系，甚至不惜“父事”唐朝皇帝，他的死不仅标识着后突厥汗国繁荣时期的结束，而且也引起了汗国内外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对此，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写道：

默棘连的死引起了一系列动乱，在动乱结束时，突厥帝国崩溃了。不久，默棘连之子伊然可汗也去世，由其弟登利可汗继位，年轻的登利可汗在默棘连遗孀的辅助下进行统治。然而741年登利被其部下左杀处死。人们认为左杀已经宣布自己为乌苏米施可汗。

这一事件标志着突厥帝国的结束，因为乌苏米施可汗立刻就面临着三个主要的臣属突厥部落的反叛，它们分别是居住在今古城周围的拔悉密部，地处科布多和色楞格河之间的回纥部和巴尔喀什湖东端，额敏河附近的葛逻禄部。

身为唐帝国朔方军区最高指挥官的王忠嗣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也许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边境隐患的机会终于到了。他果断地采取了行动，率领大军驻扎在吕梁山中黄河边的碛口，“以威振之”。与此同时，他又派人挑拨上面所说的拔悉密葛逻禄、回纥三部与后突厥的关系，“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落”，导致三大部族进攻并赶跑了乌苏米施可汗。

到了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在三部族之一的拔悉密部的追杀下，乌苏米施可汗死于非命，可汗的人头随即被献给唐朝，“传首京师”。一年之后，后突厥最后一任可汗——白眉可汗被三部族中的回纥部杀死，困扰了唐帝国半个多世纪的后突厥汗国彻底灭亡，以东、西突厥汗国为代表的突厥正统——阿史那部族也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自此，王忠嗣统辖下的帝国北部边疆再也没有敌手，史载“塞外晏然，虏不敢入”。养子立下如此大功，玄宗皇帝自然大喜过望，他下令将王忠嗣调任，回到更舒服一些的河东节度使岗位，同时加封帝国公爵。“徙河东节度使，进封县公”。

到了天宝五年正月，王忠嗣当年的死对头、玄宗皇帝曾经的宠臣皇甫惟明因与李林甫争权失利而罢官，其河西节度使的官职被玄宗转授给自己的养子，不仅如此，王忠嗣又兼任了陇右节度使，“忠嗣以持节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陇右节度使。其月，又权知朔方、河东节度使事”。

此时，王忠嗣身兼河西、陇右节度使，同时还代理朔方、河东节度，他一人担任了四个节度使的职务，而唐朝当时只有十个节度使，也就是说王一个人就占了其中的40％！那么，他究竟掌握着多少军队呢？

按照《资治通鉴》引用的唐朝史书《唐历》记载，唐朝在742年分布于各军镇的兵力是48.69万：安西节度兵24,000，北庭节度兵20,000，河西节度兵73,000，朔方节度兵64,700，河东节度兵55,000，范阳节度兵91,400，平卢节度兵37,500，陇右节度兵75,000，剑南节度兵30,900人，有岭南五府兵15,400。此外又有长乐经略，福州领之，兵1500人。东莱守捉，莱州领之，东牟守捉，登州领之，兵各1000人。合计镇兵约49万人，马8万余匹。

而王忠嗣一个人统率的兵力，就达到了267,700人，占全国所有镇兵数量的55％！或许有人说了，上面的只是唐朝边防军的兵力，并不代表唐朝军队的总数，因此王忠嗣所占的比例其实没有那么高。此说固然有理，那么我就回过头看看当时的唐军总数吧。

在另一部唐朝史料《旧纪》写道：“是岁天下健儿、团结、彍骑等，总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研究者认为，“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这个数字是兵部掌握的在籍军队总数，“彍骑等”指中央宿卫军队，而健儿、团结则是边军，可即使以唐军总兵力而言，王忠嗣所指挥的部队比例仍然高达46.6％！

他一个人占据着各大军区司令中40％的位置，他一个人掌握着帝国将近一半的部队，天啊！与王忠嗣相比，后来那个闯出滔天大祸的安胖子的职责（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和兵力（兵183,900，占帝国总兵力的32％）简直就是浮云，他如果要谋反的话……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因此《旧唐书》不无感慨地写道：“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

可这位控制着倾国之兵的王忠嗣却偏偏是个大忠臣，不仅自己一直毫无特殊的想法，而且还时刻警惕着其他人的异动，比如他对那位安胖子就一直——史书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安禄山意图谋反，他以防御契丹和奚人的入侵为借口，在范阳以北修筑雄武城，对外宣称是防御工事，城内却储存了大量军用物资并窝藏亡命之徒，“内贮兵器，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洛河八千余为己子，又蓄单于获真战马数万匹，牛羊五万余头”。

安胖子还打起了王忠嗣属下那些在与突厥人的厮杀中身经百战的劲旅的主意，于是向朝廷申请让王忠嗣来帮忙，其实是想趁机把王的部队给留下。既然皇帝答应了，王忠嗣也不好推辞，但怎么才能避免对方阴谋得逞呢？

也许是想起了当年孔子见阳虎的故智，王忠嗣也照方抓药，故意提前到了约定的地点，然后不出所料地发现对方没有到场。节度使的时间多么宝贵，自然不能浪费，于是王忠嗣就宣称太遗憾了，既然安节度没有来，那我只好先回去处理公务了。从此以后，王忠嗣彻底看穿了安禄山谋反的野心，于是频频向自己的养父提醒，“数上言禄山必反。”

也许在王忠嗣的心中，自己仍是当年那个“入见帝，伏地号泣”的孩子，但是这时候，他的养父还是那个抚着他说“此去病孤也，须壮而将之”的慈祥皇帝吗？

2、“青蝇之点，几危其身”——盛唐最牛节度使（上）

谁是盛唐最牛的节度使？是那个身兼三镇、统率天下四成兵马、最后终结大唐盛世的可恶安胖子吗？错！

他曾是兵部尚书萧嵩和信安王李祎两位大唐名将的部下，而他的部下里则同样崛起了哥舒翰和李光弼这样的大唐名将；他是真正的御儿干殿下——当朝玄宗皇帝的养子，也是后任肃宗皇帝的发小；他同时兼任着四个节度使，大唐超过一半的兵马都掌握在他手中，但与后来安禄山不同的是，他却从来没有动过谋反的心思；更重要的，他曾是大唐强敌吐蕃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他是谁？

事情还要从玄宗刚掌权不久的开元四年（公元716年）说起。那一年的十月，唐蕃两军在洮河爆发大战，进行得极其惊险和惨烈，当时唐军已经被吐蕃军队分割成两部分，形势十分危急。就在此时，唐军先锋官猛将王海宾率先拔阵，他“盘矛赴敌”，“跃马先其掩袭，挫彼锋锐”。在王将军身先士卒的激励下，唐军一举突破吐蕃军阵地，原来被吐蕃人分割的两支部队则趁机将劣势演化为优势，他们“犄角夹攻之，大破贼众”。

吐蕃残部退到一个叫长城堡（在今甘肃临洮）的地方，再次结阵拒敌，此时他们已经背水一战退无可退，只能拼死向前。王海宾仍纵马横枪，率先领兵冲向敌阵，随即被敌人团团包围，双方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但就在这时候，唐军将领们纷纷展现出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史载“诸将嫉其功，按兵不救”。最后，孤军奋战的王将军血战陨身，吐蕃军亦受重创损失惨重。

见到两败俱伤，唐军将领们知道摘果子的机会终于到了，于是“将士乘势进击，又破之，杀获数万人，擒其将六指乡弥洪”，吐蕃遭到空前惨败，损失战马七万五千匹，牛羊十四万头，最后不得不从河曲退却，唐军则乘胜毁掉了敌人在河曲建立的桥头堡和挺进基地。

战后，玄宗做的一件事让人们感动不已——皇帝宣布，自己将收养洮河之战大英雄王海宾烈士的遗孤、当时年仅九岁的王训，并将孩子改名为“忠嗣”，从此“养于禁中累年”，与李嗣升（后改名李亨，即后来的肃宗皇帝）等皇子一起成长。

按照史料记载，玄宗与王训小朋友的第一次见面相当感人，皇帝甚至当场将其称为霍去病般的孤儿，想必从那时起就对这个孩子寄予了厚望——（王训）入见帝，伏地号泣，帝抚之曰：“此去病孤也，须壮而将之。”

也许真是由于出身将门，小小年纪的王忠嗣就表现出在战争方面具有惊人的天赋，史载“玄宗以其兵家子，与之论兵，应对纵横，皆出意表”，最后养父感慨地说：“尔后必为良将！”当然，这情况可不一定就是好事，正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更何况赵括“纸上谈兵”的殷鉴就在眼前，王忠嗣如果真想成长为皇帝所说的“良将”，光靠动动嘴皮子是不够的。

就这样，在人们疑虑的目光中，少年时的王忠嗣离开宫廷加入唐军，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北，开始与自己的杀父仇敌吐蕃人直接面对面。他先后在两大名将河东副元帅、信安王李祎和河西节度使、兵部尚书萧嵩麾下服役，其职务是兵马使，这个官衔是节度使的属官，并没有固定品级，大概可归于中下级军官。

在此期间，王忠嗣很有可能跟随自己养父的老族兄李祎参加了那场著名的石堡城之战，在这场战争中，尽管吐蕃人因毫无防范而被唐军突袭成功，但军事要塞石堡城险要的地理位置和固若金汤的工事大概给年轻的王忠嗣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对敌人过于深入的了解似乎也注定了他日后的悲剧命运。

根据史料记载，王忠嗣从军后相当低调，并不像赵括那样毛躁，即所谓的“雄毅寡言”。但另一方面，他一旦作战又相当勇敢，其拼命三郎般的精神让养父玄宗十分担心，怕他年轻控制不了为父报仇的情绪而带来人身危险，特意下令不许让他上前线当将军，“诏不得特将”。

后来，他曾短暂离开西北前线，担任过一段帝国北方边疆代州（今山西代县）的别驾，可别小看这个官，唐朝的州别驾与以往不同，从高宗时候起就已经改原来的别驾为长史，另以皇族为别驾，因此这个职位并不经常设置，从中也可以看出，玄宗实际上已经把这个养子当成自己的家族一员了。

在担任代州别驾期间，王忠嗣对那些坏蛋相当严厉，史载“大猾闭门自敛，不敢干法”。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只带几名随从就出塞刺探突厥军情，消息传来，和他一起长大的皇子忠王也就是后来的肃宗皇帝十分担心自己这个小哥哥的安全，于是劝父亲说：“忠嗣敢斗，恐亡之。”皇帝也有着同样的担心，“由是召还”，王忠嗣就这样重新回到了他熟悉的西北战场。

到了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这位御儿干殿下给自己的皇帝养父大大长了一回脸。这一年，功勋赫赫的河西节度使萧嵩被提升入朝当宰相，临别的时候，王忠嗣对自己的老长官抱怨说：“我跟了您三年，还没有机会报答皇帝的恩情呢！”想必他还为养父不许自己上前线而愤愤不平。

于是在萧嵩的默许下，王忠嗣率领着数百名骑兵对吐蕃人发起了突袭，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杀过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正在那里举行大阅兵，见到对方有那么多人，军旗招展战马嘶鸣，跟王忠嗣一起来的部下们都害怕了，纷纷表示还是悄悄撤退的好。

但好个王忠嗣，果然艺高人胆大，他不仅不听部下的收兵建议，反而带头提刀略阵，突然呐喊着杀向对方热热闹闹闹的阅兵队列，毫无防备的吐蕃人大乱，当场被斩杀数千人，藏王不明敌人底细，为保险起见只好草草结束阅兵下令撤退。于是王忠嗣赶着缴获的上万头羊马，风光无限地回到军营。充分了解自己老板心理的萧嵩乘机为皇帝这位勇敢的养子请功，玄宗接到新任宰相带来的奏报后，果然相当高兴——“嵩上其功，帝大悦”。

另一方面，这场遭遇战很可能对成长于深宫之内、一直在祖母赤玛蕾太后羽翼下生活的赤德祖赞造成了相当大的心理阴影，这位年轻的藏王只有26岁，当他突然看到浑身溅满鲜血的王忠嗣凶神恶煞般出现的时候，心中的恐惧可想而知，在参加阅兵式的吐蕃军队这么多，可还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谁知道哪天唐军的那个愣头青又会突然杀来？赞普于是下定了和谈的决心，不久之后唐蕃之间的第二次和平条约即赤岭之盟终于达成。

由于皇帝的关爱，加之他本人也实在争气每每用战功给养父长脸，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4年），年仅二十八岁的王忠嗣已经是帝国男爵（清源男），并拥有了一长串官衔，包括左领军卫郎将、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兼检校代州都督等等。

但就在这一年，厄运降临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首倡唐蕃和平盟约的皇甫惟明此时正红得发紫，他担任了主管监察工作的侍御史，因为王忠嗣曾经抨击过皇甫惟明的结拜兄弟王昱，皇甫御史相当不满，于是就捏造了罪名弹劾他。一方面，此事似乎证明皇甫胆子确实够大，竟然敢陷害皇帝的养子，但另一方面，皇甫其实相当了解皇帝的心理，一直自诩公正的玄宗果然上套，任何为自己养子辩解的行为都会给世人造成袒护的印象，为避嫌疑，皇帝只好下令将王忠嗣贬为东阳府左果毅。

“果毅”是果毅都尉的简称，是当地府兵的指挥官，具体品级根据所在地的重要性，从正五品下到从六品下不等，大概相当于团级干部，而无论左威卫将军还是代州都督都是从三品，品级远在果毅之上，也就是说王忠嗣实际被降了好几级使用。

此时，唐朝和它最强的敌人吐蕃之间已经实现了和平，与后突厥之间也相当和睦，皇帝的主要精力正放在与阿拉伯帝国联手做掉不听话的中亚霸主突骑施汗国，而王忠嗣对西域战场毫无概念，应该也帮不上大忙。皇帝将养子下放到地方锻炼，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避嫌，另一方面未必不是想让一直征战的他休息一下，

干殿下在地方部队并没有蛰伏太久，三年后的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三月，机会终于来了，因为唐朝和吐蕃这对亲戚之间重新爆发了血腥的战争，皇帝可以名正言顺地让自己的养子出山效力了。

谁是盛唐最牛的节度使？是那个身兼三镇，统率天下四成兵马的安胖子吗？错！

他曾是兵部尚书萧嵩和信安王李祎两位大唐名将的部下，而他的部下里则同样崛起了哥舒翰和李光弼这样的大唐名将；他是当朝玄宗皇帝的养子，也是后任肃宗皇帝的发小；他同时兼任着四个节度使，大唐天下超过一半的兵马掌握在他手中......

他是谁？

呵呵，咱也标题党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