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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 坚决拥护党中央搞共富试点,坚决反对少数人搞私有化 -- hwd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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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作为官僚的薄熙来的生命结束了,作为政治家的生命开始了。

        借用铸剑的一句话,就是这样。

      • 家园 【整理】江三吭气了?:zt总书记不能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此文可能预示,薄的命运还有很多变数,后附一位网友的评论:

        江三吭气了?:zt总书记不能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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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国史大纲(梁.岭.赏.槐) [198068:8686], 05:59:12 04/03/2012: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解密:我党最高领导人从何时称"总书记"的

        《北京日报》3月31日

        开栏的话

          今年下半年将召开党的十八大,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本刊从即日起开设“迎接十八大文萃”专栏,主要刊发党的理论、党的组织、党代会、党的历史等方面内容的文章,注重挖掘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展现党代会发展变化的具体脉络,旨在充分认识党代会的重要意义和重大作用,为召开十八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稿件长短不拘,但要有新意和可读性,且具一定史料价值。欢迎投稿!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总书记”虽是中共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 ——3月31日,《北京日报》“迎接十八大文萃”专栏开篇之作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总书记”即“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也称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从党的组织制度发展史来看,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并非一开始就称“总书记”,而且,“总书记”也并非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专称。“总书记”最终确立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他在“一大”上被选举担任最高领导人时的职务并不是“总书记”

        在党的早期历史上,陈独秀无疑是第一位党内最高领导人,而且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是,对于他的领导职务的具体称谓,一般人并不十分清楚。长期以来比较笼统和流行的说法是:陈独秀是“一大”选出的首位“总书记”;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的五任“总书记”。实际上,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陈独秀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的六年中,随着中央领导机构的变化,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谓也发生了多次改变。具体情况如下:

        1921年7月“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党员50多名,鉴于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所以会议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

        1922年7月“二大”时,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7月“三大”仍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选出五人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把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为“总书记”。“四大”党章对“总书记”的职责进行了规定,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中央及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与支部干事会,由总书记或各级书记随时召集之”。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总书记”的职责就是总理全国党务和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7年6月以后,由于“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随后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其中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由此,瞿秋白成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在一些著作中也有把瞿秋白称为“总书记”的说法。但是,至今没有发现有关会议档案资料证明“八七会议”设立“总书记”职务,故称瞿秋白为“总书记”,实际上是一种习惯称谓)。

        ●从“六大”以后到“七大”期间,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多次变化;“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

        1928年7月20日召开了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由此,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主席”这个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实际上,向忠发没有能够起到党内最高领导人应有的作用,实际主持和负责中央工作的另有他人。此后至“七大”,中央领导机构和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许多变化,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是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受到极大威胁,9月间,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第二次是1934年1月临时中央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是,关于博古的职务,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博古从这次会议开始担任的是“中央总书记”。

        第三次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张闻天的职务问题,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出大量的资料证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的是党中央“总书记”。

        第四次是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回国。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在9月1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9月29日召开了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第五次是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自此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都由毛泽东担任。

        ●“十二大”党章关于中央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决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又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1977年8月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选举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样,在一个短时期内就出现了“总书记”和“主席”并存而且由同一人担任的情况。

        1982年9月“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中央组织制度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关于为何出现这个变化的问题,1982年9月13日胡乔木就此回答新华社记者时指出:“总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召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很明显,召集和主持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样,个人过分集权和个人专断的现象就很难再发生。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如果同时存在,在国内外实践的结果表明,往往或者总书记有名无实,或者主席有名无实。因此,同时实行这两种制度是没有必要的;当主席和总书记由一人兼任时,这样就更没有理由了。”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至此,“总书记”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正式确立起来,这一制度延续至今,并不断完善。

        ●我党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从以上我党组织架构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我党实行的“总书记”制度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里特别强调和说明以下几点:

        其一,从历史上看,党的最高领导人基本上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且多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紧密相关。特别是在党的早期历史上,党内最高领导人都由大会直接选举或决定,陈独秀就是这种情况。当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也出现过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关系不大的情况,如瞿秋白、博古、张闻天就是如此。此后,随着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组织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总书记”最终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并都须经过选举产生。对此,党章明确规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其二,1956年9月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样就出现了“主席”与“总书记”并存的状况(后来又曾出现过这种状况),但这时的“总书记”并不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事实上,八届一中全会设立“总书记”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的。毛泽东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建议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说秘书长改当总书记,就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因此,邓小平担任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实际上相当于过去党内的“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其三,“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我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从“十二大”起的历次党章都对“总书记”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即“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党的历史上,由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因此在他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期间,一度出现了个人过分集权、个人专断和个人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状况,产生了个人崇拜的不良风气,给党内民主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鉴于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从“十二大”以后历次党章中都写明:“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本文作者汪云生,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3/31/c_122913127.htm

        作者: 阿甲(齐.宫.香.松) [198069:2118], 08:19:28 04/03/2012: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1, 汪云生 毕业于人大, 工作于人大. 52岁了, 还只是个副教授. 绝不是个成功公知.

        http://www.hudong.com/wiki/%E6%B1%AA%E4%BA%91%E7%94%9F

        2, 他研究党历史, 党人物, 主要是毛思想.

        同样是上边LINK, 看他的书和论文列表, 基本没有科学发展观的.

        如按下边LINK, 其论文列的很有意思, 只列2002年-2003年, 北京日报. <<凌驾>>一文2012, 北京日报.

        http://www.hudong.com/wiki/%E6%B1%AA%E4%BA%91%E7%94%9F

        3, 该人现在是考研辅导老师, 阅卷组什么的

        赚点外快. 也许不少赚, 可还是辛苦钱. 来钱比天责的特邀难多了.

        上边三条印象:

        该人研究毛思不研究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 很不得志.

        4, <<凌驾>>发表在北京日报, 北京市委书记是江系, 很快退休了.

        5, 北京日报把该篇作为18大文粹开栏的话. (见一楼)

        6, 特别要细读作者的结论, 最后一个黑点开始: 我党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7, 这一段很精彩:

        “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从“十二大”起的历次党章都对“总书记”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即“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党的历史上,由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因此在他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期间,一度出现了个人过分集权、个人专断和个人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状况,产生了个人崇拜的不良风气,给党内民主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鉴于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从“十二大”以后历次党章中都写明:“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8, 7这一段特别的耐人寻味. 个人主观解读:

        1)总书记处不是最高机构. 职权特别明确而且有限.

        2)毛因历史地位和作用,权利过于集中,凌驾组织之上,个人崇拜.

        3)所以要禁止个人崇拜.这崇拜显然是抽面瘫和团团的,而不是抽核心3的.因为整篇就是谈总书记的.而不是谈核心的. 

        9, 最后主观结论:

        1)该文的题目未必就是作者原来的,而是编辑故意修改加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总书记不是最高领导机构.不能凌驾.

        2)该文一个小人物的历史研究.但被北日拿来做文章,有定音眼下党内激烈争论.有定论总书记决定重大事情,比如重庆,不行. 

        3)该文还是支出,面瘫和你的团团别想拔高总书记作用, 别想另搞核心.不管你借口是顶层设计什么的.要最高机构决定. 

        4) 同意国史大纲的看法, 凌驾一文应该是抽面瘫和一些人的. 谁敢这么抽春风得意的面瘫? 只能是江核而不是太子.

      • 家园 这个可能比较接近实际情况。而外人的想象普遍格局较小。

        可能是不多的外人想象小于真实格局的情况之一。

    • 家园 【整理】我对重庆事件的二点思考  

      作者认为,薄熙来同志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并且时不时地引用毛主席的话,就犯了某些人的大忌,所以就必须离职!  

      我对重庆事件的二点思考  

      作者:42631146092

      记得数年前,胡总书记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错了,你们提出来,我们就改正。温总理也几次三翻地说过,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工作提意见。还说,要把对政府工作有意见的人,请进中南海,亲自听听。我估计,我这一辈子,是轮不上这样的好事了。但是是作为普通民众中的一份子,作为执政党中的普通一员,我是抱着真诚的态度,试图把我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光明正大地提出来的。通过什么途径呢?既见不着领导人,更进不了中南海,只能主要是通过由中央主办的网站----人民网和新华网来提。但是,非常可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提出的许多意见,都被封杀了。许多恶毒漫骂开国领袖的话,可以在人民网和新华网上畅通无阻,而俺正拉八经的意见,常常无法说出来。只能在民间办的网站----乌有之乡上偶而地说上几句。你看,现在的许多事情,就是这么奇怪。  

      重庆自从王立军出事以后,网络上各种各样版本的说法,可以说是辅天盖地。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哪些是准确的?哪些是谣诼?但是,在人大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不知道是得到受权还是即兴的发挥,他严肃地指出,对于王立军事件肯定会给人民一个经得起历史和法律考验的结论,并且还严肃地指出,重庆的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对此深刻反思。可是,还没等重庆的市委书记反思呐,薄熙来同志离职下课了。按理说,咱既不是重庆市委和市政府的人,甚至还不是重庆人,要反思也轮不上咱嘛。但是,既然这个事情引起了众多不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甚至是重庆人的议论纷纷,许多还是外国人,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我觉得还是坦诚地把自己的若干思考说出来,也作为一种意见,请政府考虑考虑。  

      第一, 关于王立军事件的真相的思考:  

      现在有各种的说法,但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对这些说法,我是统统的不相信。因为,据美国方面说,王立军是应约到美国使馆的,并且是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自动离开的。而我国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第一时间,说这是一个“孤立事件”。所以,我认为知道事件真相,例如,王立军在滞留的一天内都说了点啥,做了点啥?只有两个方面的人,一个是王立军本人,另一个就是美国领事馆的相关人员。因为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方的人在场。那么,要知道事件的真相,要么听王立军自己的说法,要么听美国佬的说法。而我的意见是,美国佬的说法是不是可以作为事实的依据呢?这可能需要非常的慎重,理由非常的简单,美国资本或者政府中人对中国人民来说,不是朋友,而是敌人。他们对伊拉克开战,说是因为伊拉克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但结果怎么样?到现在,过去十多年了,屁杀伤性的武器都没有。对于这种敌人的话,我们可以作为证据吗?那么,余下的,只有王立军自己的交待了。但是, 据说修改后的刑法,规定了不可以用证明自己有罪的办法来定罪。所以,我认为只有让这种交待处于非常公正,非常透明的情况下,才能取信于民。如果王立军,真的在精神上出了问题,那么,我主张一切都等到治疗好了再说。否则,一个精神上出了问题人的话,怎么可以作为证据呢?如果精神上没有问题,那么为了让老百姓搞得明明白白,就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秘,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可以公开让王立军在电视上说话。让老百姓听听说得如何?符合不符合基本的逻辑?不要总以为只有律师们,只有高官们才懂法律,应该相信普通的老百姓的普遍看法,往往更接近于真相,真理。对四人帮那样的大人物,我们的电视都公开审判了,何况一个小小的王立军乎?至于,如果后来实际上又公布了若干此事件前的“真相”,那我只能遗憾地问一句,既然知道“事前”,那么,相关的人员你们事前对此都作了怎么样的“预防”?必须给老百姓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才行嘛。这是我的第一点思考,也是向温总理为代表的中国政府的一点建议   

      第二, 关于薄熙来离职的思考。  

      要反思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看一看薄熙来同志在重庆干了些什么?他在重庆这几年做的事情,得到不得到重庆普通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归纳起来,无非就是做了那么几件事情,唱红打黑,五个重庆的建设,制定和实施了民生问题的几条规定,制定并准备实施法治问题的几条规定,还有就是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紧迫性问题,并且在全国第一个提出了基尼系数降低的具体指标。这些做得怎么样?我想最有发言权的还是重庆的老百姓。他们是亲历者,最有发言权。从以前看到的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公开报道来说,是得到了重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的。为此,我看到的是九个常委同志中的至少六位同志,还有中组部部长同志,通过对重庆的实地考察或者汇报,都正面地肯定了重庆的这些做法。我相信,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同志的一言一行,从来都是负责任的,都不是开玩笑的。如果,重庆事件最后的结论,与以前的表态大相径庭,那么怎么能让七千多万的党员,十几亿的普通群众再相信你们以后的指示呢?这个玩笑是不是开得大了点?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在07年之前是到过重庆的,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重庆这个地方,有点乱套。刚刚住进旅馆,马上就有小姑娘打进来电话,什么“先生啊,需要不需要服务啊?”之类,市里边也有一个与这些配套的“性文化公园”。我想那个性文化公园,汪洋同志肯定也是有所耳闻的。07年之后,我又去过重庆,住在旅馆里,这样的电话是没有了,那个配套的性文化公园,也被拆掉了。老百姓就是看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把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汇合起来,就看出了为政者的水平,为政者的品格的。而对于那些充满了之乎者也的高深道理一般人是没有那个水平看懂的。  

      其次,我至少到现在为止,我是不相信薄熙来同志是有经济问题的。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至今为止,我只看到和听到了薄熙来同志在公开的场合,即在人大的记者招待会基本上公开了自己的家庭财产。(儿子的国外上学,靠的是全额奖学金,夫人以前执业律师,但已经息业近二十年了)。如果其他领导也象他一样的公开了家庭的财产,比如,公开子女,家属的职业和收入信息,我同样会相信他也是非常廉洁的。可惜,大部分领导同志还都没有这样做,这是人民群众非常期盼的。当然,也不能完全说,凡是没有公示这些信息的人,都是不廉洁的,都是有问题的。其中,可能有廉洁的,也可能有非常不廉洁的。为什么我这样的说?因为,对于高级官员来说,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可能这些都属于国家机密之类吧?但是,对于许多的低级官员们的情况,我们还是看得到的。一人升官,全家发财的情况遍地都是嘛!这些低级官员为什么敢于如此妄为?一个老百姓非常相信的说法,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我是相信中国肯定是有某些上梁是歪的,否则就不可能出现那么众多的歪得很不象样了的下梁的。当然,也可能是薄熙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说了假话,如果是说了假话也不要紧,拿出证据来嘛,说明他的财产来路不正嘛。在没有拿出证据之前,到底是应该相信敢公示的呢?还是应该相信不敢公示的呢?就我个人的态度来说,我是肯定更相信前者而不是后者的。  

      弄清楚了薄熙来同志在重庆所干的事情和肯定了他是廉洁的情况下,那么有什么理由让得到重庆和全国老百姓拥护和关注重庆探索的时候突然换帅呢?理由只有二个:一是薄熙来同志干得非常好,让他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担任更重要的工作。但这个可能性有吗?二是受到了王立军事情的牵连,所以必须要深刻的反思。但是就连王立军本人的事情都没有给老百姓讲清楚,更没有告诉老百姓薄与王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牵连关系,就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来,能不让各方面的谣诼四起吗?而这种种的谣诼能不影响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安定吗?从我们党的传统来说,一直主张要重事实,要重教育,要惩前毖后,要治病救人。从毛主席的教导来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搞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所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真的是那么的必要和妥当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样做,对薄熙来同志也缺少公平,因为下级出了问题,而没有追究上级责任的,在当今社会并不少见。何况我说的出了问题是真正的已经出了问题,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至少还没有搞清楚是出了什么问题?许家屯的官比王立军大吧?而且是货真价实地叛国投敌了吧?看看追究了谁的责任?让谁深刻反思了?有多少省长,副省长,部长,副部长出了问题?让谁反思了?即使是同样性质的问题,为什么出在了薄熙来的身上就必须深刻反思?这里边是不是采用了双重的标准?  

      所以,经过我的考虑,我认为党内至少是存在着对重庆的改革开放有不同看法的意见的。什么不同的看法呢?可能是不同意重庆的唱红打黑?可能是不同意重庆的“五个重庆建设”?可能是不同意重庆的民生多少条?可能是不同意重庆的法治多少条?可能是不同意重庆的“共同富裕探索”?可能是不同意重庆降低基尼系数?可能是不同意重庆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可能是其中的一条?几条?但是按照我的看法,最最根本的是不同意重庆按照毛泽东思想来办事!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重庆这些做法,在老百姓看来,都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在办事。而且,更重要的是重庆的主管领导,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时不时地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而对于毛泽东思想,甚至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几个字,是不是有的人,当了多少年的高官,从来都没有提起过??我想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再联系到不是有人大大地遣责“文革余孽”么?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到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了。而毛泽东思想,至少从法理上来说,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宪法》,我们这个执政党的《党章》中所规定的指导思想之一吧?可以如此断章取义地对待《宪法》和《党章》,某些党的高级领导们,你们这样做,让普通党员情何以堪?所以,我的思考的总结论暂时就是:薄熙来同志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并且时不时地引用毛主席的话,就犯了某些人的大忌,所以就必须离职!  

        

    • 家园 也说反思

      来自文学城,列出很多反思问题

      这是为什么? (zt)

      作者:天下公理1983 

      本届政府上任9年来,每年都有平均9.9位省部级以上高官和更多人数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渉罪被查办,

        但是一个地方的一位副省级官员出事后,而且还处在调查阶段,国务院首脑就选择在人大会议这一公开场所,对该地方的领导班子严厉喊话,要求他们反思,并认真吸取教训。这在我的记忆中,是破天荒的。

        陈良宇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上海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刘方仁、刘长贵先后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贵州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丛福奎、程维高先后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河北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张国光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湖北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李嘉廷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云南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韩桂芝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黑龙江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宋平顺涉罪自杀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天津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张凯、陈绍基、许宗衡先后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广东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侯伍杰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山西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王怀忠、王昭耀、何闽旭先后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安徽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潘广田、杜世成先后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山东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王华元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浙江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陈少勇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福建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王军、朱作勇先后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甘肃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徐国健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江苏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王厚宏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海南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米凤君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吉林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王有杰、吕德彬、孙善武先后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河南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孙瑜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广西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刘克田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辽宁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刘志华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北京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李达昌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四川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阿曼?哈吉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新疆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李堂堂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宁夏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庞家钰落马后,好像没人在人大会议上对陕西领导班子公开喊过话。

        上述35位“名人”都是2003年以来落马的副省级以上高官,但是出事地方的领导班子却都没享受到此次重庆市领导班子的独特待遇,这是何故?

        而且王立军出事后,还处在调查阶段,海内外媒体就像吃了兴奋剂和鬣狗闻到了血腥味一样亢奋,连篇累牍地编故事、演义,其乐无穷。这一切似乎都得到了某种默许和纵容。这也是之前其他出事地方的领导班子从未享受过的独特待遇。这又是何故?

        重庆市的一位副市长出事了,因此重庆市领导班子必须反思,并认真从中吸取教训,这本来无可厚非。那么国务院领导班子有没有从下列事件中反思,认真从中吸取教训过?

        王雪冰:建行行长,2003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刘金宝:中行副董事长,2005年被判处死缓。

        张恩照:建行行长,2005年3月因涉嫌犯罪辞职,接受审查。

        田凤山:国土资源部长,2005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邱晓华:原国家统计局局长,2007年涉嫌严重违纪和重婚罪被双开。

        郑筱萸: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2007年7月因受贿、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刑。

        陈同海:中国石化董事长,2007年被双规。

        何洪达:铁道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于2008年11月被“双规”。

        王益: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证监会原副主席,因涉嫌受贿罪于2009年1月22日被批捕。

        康日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2009年7月,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刘志军:铁道部部长。2011年2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其党组书记职务。2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其铁道部部长职务。

        上述11位名人,个个都是部委、央企或者国有银行的头头脑脑,都是副部级以上高官,都接受国务院的领导,都掌管着一国经济的某一重要领域或者某一重要行业。他们或严重违纪,或玩忽职守,或贪污受贿,或生活腐化。作为领导、管理和监督他们的国务院,对任内一起接一起的严重损害全国人民利益的大案,是怎么反思,怎么认真吸取教训的?作为他们的最高长官,有没有在人大会议等公开场合向全国人民道歉谢罪过?

        不管王立军事件调查结果如何,我相信,他为打黑除恶、建设平安重庆所作的贡献,重庆民众是不会淡忘的。而上面那些落马的高官,会有民众怀念他们吗?

        开口闭口谈政改,谈民主法治。可否知道,上述大案要是发生在民主法治国度,政府首脑是要引咎辞职的!

        再把话题引申开去,执政九年来,国务院还应该反思什么,吸取什么教训?

        应不应该反思房地产泡沫?民众买房难、住房难的现象是加剧了还是减轻了?

        应不应该反思贫富差距问题?现在的贫富差距和2002年末相比是缩小了还是拉大了?

        应不应该反思流动性过剩问题?这些年的物价涨幅比2002年末是增大了还是缩小了?什么原因造成的?

        应不应该反思贪污腐败问题?现在的贪腐现象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应不应该反思群众满意度问题?现在的群体事件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

        应不应该反思国富民穷问题?财政税收年均涨幅是GDP增幅的将近3倍,居民相对贫穷,政府却愈加奢侈。既然惧怕文革重演,为何不懂得“苛政无盛世,轻税多太平”这一浅显的真理?

        应不应该反思环境污染问题?当前的环境质量比2002年末是改善了还是进一步恶化了?

        应不应该反思食品安全问题?如今民众对食品安全更加放心还是更加担忧?

        不在人大会议发言中和政府工作报告里向全国代表和全国人民深刻反思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的失误,却对近年来发展经济、美化环境、解决民生、缩小民富差距、改善民生、保障安全等诸多方面成绩突出的本届重庆市领导班子隔空喊话,这算什么呢

      要深入反思看病贵!药价高!两会热议医患矛盾激烈令维稳成本偏高!要反思瘦肉精!人大代表质疑九年管不好一头猪!要反思地沟油!政协委员痛指强烈致癌人民受苦!要反思一次次矿难!小小安全问题为什么你总是管不好!要反思毒牛奶!保护珍贵一孩儿家庭安全!特供也不能忘记人民,要反思股市九年跌跌不休,人民财产落花流水,要反思宝贵稀土廉价出卖,人民的资源被无情出卖,要反思房地产市场乱七八糟调控毫无章法,调来调去不过就是制裁中产阶层房奴!一会支柱产业一会要打压到底!要反思三公消费年年创新高,人民的钱打水漂!要反思我们的多个产业泛泛空谈技术创新,电子技术停滞几年之久!要反思钢铁产业明明过剩!重复建设上千亿投资浪费盲目决策!要反思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却没有一个左派网友在这个帖子里顶你?蜂拥而至的都是九年来疯狂咒骂毛泽东主席的人在滋滋赞美你!要反思转基因技术为什么不慎重产业化,急急火火将转基因主粮产业化改变中国人民饭桌有没有毒健康不健康全世界还是未知数!要反思为什么美国金融危机以“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为口号大肆购买美国国债,至使人民血汗钱大量损失? 要反思两房四千多亿美元的债券,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要反思百年红十字会为什么凋零残破,信誉全失令人心寒!要反思上访人被围追堵截被神经病,维稳的对象都是P民!要反思卖国利益集团做大、贪腐分国企资产故意拉大贫富差距!要反思中国九年腐败猖獗日上,社会矛盾激化菜刀还想实名制。

      通宝推:专业黑哨,
      • 家园 真是失望,失望,失望,失望,失望。。。。。。。。。。。。
      • 家园 影帝说了,他个人已经尽力了。

        知他罪他,唯有春秋了!

      • 家园 哈,我也看到了,推荐!

        哈,我也看到了,推荐!

      • 家园 一言以毕之

        联合绞杀。

        看看最近热炒的英国管家中毒案就知道了,前线的同志需要弹药的时候,后方立刻就支援了。

    • 家园 【整理】重庆分权改革:一把手五不直管

      一种新的分权监督模式,防止腐败的模式

      重庆分权改革:一把手五不直管

      什么是“重庆模式”?我与杨帆、刘士文在合著的《重庆模式》“序论”中,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九点。

      一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确定的“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各项工作的总纲。

      二是以打黑除恶为扭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

      三是以 “唱、读、讲、传”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

      四是以建设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作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

      五是以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战略目标。

      六是以综合配套改革来做好统筹城乡发展的大文章。

      七是以“三驾马车”(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来重组、优化经济结构。

      八是以切实改善民生为归宿,探索一条民生导向、促进共富的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

      九是以创新党的作风建设为灵魂,深入开展“三进三同”、“大下访”、“结穷亲”。

      我 们还总结说:“‘重庆模式’,就是具有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续的片面发展模式;就是行之有效的‘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模式,而不是经济上坡、道德滑坡的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而不是‘市场经济’排斥‘社会主义’、甚至‘吃掉’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就 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而不是越发展党和国家‘为人作嫁’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痛苦指数和卑贱指数越高的 发展模式。”

      《重庆模式》出版之后,“重庆模式”还在继续发展,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突破性的创新。一是在全国31个省级地方党委中,率先召开了以“民主法制建设”为主题的全委会,制定了重庆的“民主法制15条”, 开启了“民主重庆”、“法制重庆”的建设路径。二是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关键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改革步伐。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将“重庆模式”的这又一闪光 点,即这方面的重要内容,作一些研究、介绍。当然,“民主重庆”、“法制重庆”的研究,得在“王立军”事件的最终结论之后才能作出,因此,此处对重庆在政 治体制的一个关键点上的改革,作一介绍、评论。

      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结构,是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权力结构;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机制,是上述权力的运行机制。2010年2月,重庆市很重要的一个区——南川区,实施了“一把手五不直管”分权改革,规定所有乡镇、街道和区级部门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财务、人事、工程项目、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转由副职分管,“一把手”只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一把手”这“五不直管”不是“不管”,相反,“一把手”负有更为重要的领导和监督责任,必要时可使用否决权,能“管”得更好。

      我认为,“一把手五不直管”改革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五不直管”改革有利于革除我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弊端。

      邓小平30多年前就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而“权力过分集中”——就是“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是一切弊端中最主要、最根本,并引起其他弊端的弊端。改革这么多年,在中央以及一些地方层面上,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得到了整体性的解决,但在不少地方,尤其是在基层,这个问题不但未能解决,反而由于其人、财、物、事等权力越来越大,相当长时期来又强调“一把手一支笔”的财务管理制度等原因,而愈来愈严重。重庆南川区“一把手五不直管”改革,很可能成为革除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弊端的破题之举。

      第二,“五不直管”改革有利于实现我国政治体制的重大目标。

      邓小平30多年前还指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令人无法容忍的官僚主义现象。其“总病根”,是各级领导机关尤其是一把手,“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有这个总病根,就难以对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职责权限作出明确的规定,由此导致他们只得成天忙于请示报告,遇事还常常互相推诿,无法负责,也不肯负责。这两方面的情况,又必然导致组织领导和行政管理的效率低下。而重庆南川区“一把手五不直管”改革,既将“一把手”从具体琐事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谋大事、干大事,又将班子其他成员的积极性更充分调动起来,使得组织领导和行政管理的效率大增,有利于实现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三大目标中的第二个目标——“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五不直管”改革有利于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党的十七大要求“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也要求,“切实把防治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各个环节,最大程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重庆南川区“一把手五不直管”改革正好创立了比较科学的制度,来管权、管事、管人,确实能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而且,这一改革将纪检监察机关最想监督、最难监督、最不敢监督的对象——“一把手”,既变成了没有“直管权”因而无法“直接腐败”的廉政主体,又变成了最有效的监督主体,同时,又使有了“直管权”的领导班子成员,在“一把手”的“盯人”制度和“战术”面前,难以腐败。因此,它可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止“以权谋私”,确保“权为民所用”。

      第四,“五不直管”改革有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

      党的十七大还要求“健全行政运行机制,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而在我们现行的行政运行机制中,常常是“一把手”集中权力,而责任却由“领导班子”集体承担,权责不一致;常常是“一把手”直接管得太多,班子成员管得不够,分工不合理;常常是“一把手”直接拍板,决策不科学;常常是决策者不执行,执行者被动执行,执行不顺畅;常常是“一把手”难监督,监督没有力。而重庆南川区“一把手五不直管”改革针对上述弊端建章立制,形成了一套既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又符合党中央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

      上述四条陋见,可能还远未揭示重庆重要政改的意义。但是,以此观之,我也为重庆南川区的这一创新竟然未得到“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优胜奖”,而只得到“提名奖”而抱不平。以下是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优胜奖的目录。

        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大部门体制改革

        陕西省子长县人民政府:公立医院改革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公益服务园

        浙江省慈溪市委市政府: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模式

        河北省环境保护厅:流域断面水质考核生态补偿机制

        辽宁省纪委、省政府监察厅、省政府纠风办:民心网

        江西省万载县委县政府: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新模式

        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三集中”

        四川省遂宁市委政法委: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中心镇权力规制

      我对上述创新也充满尊敬,但就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而言,我认为,重庆南川“一把手五不直管”分权改革的意义,比上述10项,包括著名的“大部制”的意义更大。重庆“一把手五不直管”分权改革的“一步行动”,比空谈“民主、自由、人权”的“一打纲领”,“更为重要”。

      在 我国,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既需要顶层设计,又需要地方创新。地方创新多寡,靠的是地 方能否将中央精神与地方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鼓励创新、激励创新、适合创新的氛围和环境。近些年来,重庆的地方创新,无论是经济方面的“五个重庆”、“内 陆大开放”(其中又有“三大洋”战略创新、“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加工贸易模式创新等)、“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其中又有大规模公租房、大规模户籍改 革、“地票”机制创新、扶贫机制创新等),是文化建设方面的“唱、读、讲、传”,是社会建设方面的“民生10条”、共富12条,是党的建设方面的“三进三同”、大下访、“结穷亲”,还是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民主法制15条”以及本文介绍的“一把手五不直管”分权改革,等等等等,其方面之广泛、内容之深刻、效果之显著、群众之欢迎,都是中国地方所罕见的。这些成功实践所汇聚而的“重庆模式”,岂是二三子书生所能撼动得了的!

    • 家园 贺国强:鞍钢宪法不过时

      转载昨日新闻,说明重庆共富路线将会继续的一个信号。

      新华社长春3月26日电  (记者 周英峰)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到吉林省长春市就学习贯彻全国两会和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等重要会议精神进行调研。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紧紧抓住难得机遇,牢牢把握主题主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推动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瑞雪纷飞兆丰年,东北振兴启新篇。如何促进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是贺国强十分关心关注的一个问题。24日上午,吉林普降大雪,贺国强一下飞机,就驱车来到长春大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大成生物产业园考察。他走进企业中控室和秸秆制糖车间,详细询问工艺流程、技术研发、成本控制、产品销路等情况,当得知该企业立足吉林实际、依托玉米等资源优势,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开发利用秸秆制造化工产品新工艺,目前已发展成为行业综合实力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大型农业产业化集团时,贺国强十分欣慰。他勉励企业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切实带动农民致富增收。谈到企业管理时,贺国强深情回忆起当年工业学大庆、石油化工行业学吉化的情景,他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鞍钢宪法”、“大庆精神”和“吉化经验”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要继续发扬光大,特别是要着力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下大气力解决一些企业管理滑坡、纪律松弛的问题,不断提高企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在东北地区,解决好居民供暖问题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2010年以来,吉林省对全省老旧楼房实施了“暖房子”工程,居民取暖条件和居住环境明显改善。贺国强专程来到长春市朝阳区义和社区实地察看“暖房子”工程实施情况,冒着漫天飞雪在展板前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当得知这个社区通过多种有效措施,使近3000户居民室内温度平均提高3-6℃时,他高兴地称赞这项工程是一项造福群众的民心工程,是一项节能减排的环境工程,也是一项扩大内需的发展工程。贺国强走进退休干部张长滨家,仔细察看供暖改善情况,并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关切地询问全家的工作生活以及社区管理服务等情况,室内暖意融融,不时传出欢快的笑声。他叮嘱随行的地方领导干部,要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支持和投入,让社区干部集中精力搞好服务和管理,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把社区建成文明和谐的幸福家园。

      25日,贺国强出席了在长春市召开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调研座谈会。在认真听取部分省(区、市)纪委书记以及部分市(县)、企业、高校负责同志的意见后,贺国强强调,要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总结党的十七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经验,深入研究反腐倡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深化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贺国强指出,按照中央要求,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纪检监察工作全局,切实加强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持惩治和预防两手抓、整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工作,不断完善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大力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等等,我们要认真总结好这些有效做法,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向前进。

      考察期间,贺国强听取了吉林省委、省政府和省纪委的工作汇报,对吉林近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中央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经过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的共同努力,东北振兴打了一个漂亮仗,应该说目前东北地区已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他希望吉林切实抓住国家实施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支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等宝贵机遇,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奋力谱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杨铁虎)

      通宝推:慧诚,
      • 家园 老贺,小心有人要求你“反思”。

        这时候提鞍钢宪法,看来中央对国企私有化确实还有人存在清醒认识。

        因为鞍钢宪法的意义在于,它代表走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有别于私有化的另一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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