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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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民主与集中本质是决策\组织\执行成本与效率问题 二者同相而异名(公权力?),随时展开,了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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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普世价值观 普世价值的前世今生？
这些年，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普世价值。似乎这是欧美现代文明的最高成果，移植到中国后，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现象，不过如果我们认真翻翻历史书，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话说这个词也曾经把我带到沟里去，如今正在向外爬的过程中，人一生，没有多少年，被各种词语就带到沟里很多次。人，活着真不易啊！
其实普世价值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并不陌生。简单说来，就是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价值判断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普世价值，普世真理。
最早这是基督教的概念，拉丁文的说法是oecumenical，启蒙运动的时候用法语说就是universel。普世价值观念与一神教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世界上神只有一个，唯一的世界就是他的创造，而且人也是他创造物，因此所有人都应该是一样的，他们 都理所当然信仰同一个上帝或者真主。如果不信，那就是背信弃义的恶魔。普世价值，本来就是这么简单。
对于文明来说，这个概念最大的好处是会具有人类统一体的观念，但是它也有一个非常可怕之处。让我们分析普世价值的逻辑：
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观是对的。
我的价值观是对的。
所以：凡是跟我价值观不同的都是错的 。
多么完美的三段论，又是多么可怕的三段论。按照希腊-罗马的形式逻辑，只要承认那个大前提是绝对的（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观是对的），就会推论出，凡是跟我不同的都是错的。普 世价值观的本质就是：“我的结论是对的，而且我是站在普世的人的角度上做出的结论，因此凡是跟我不同的就是错的。”
大麻烦来了……因为我和你都是相对的。我们都在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么到底谁是对的？
这个世界上，除了信上帝的，还有信真主；有人认为信耶稣得永生，有人认为信安拉得永生，还有人根据就不信什么永生。如果每个人都相信只有自己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只有自己相信的才有价值，别人相信的不仅没有价值甚至是罪恶。一切思想的矛盾至此就都变成敌我矛盾，我是善的，你跟我对立，所以是错的；我站在上帝这边，你跟我对立，所以就是恶魔；我是会进天堂永生的，你就是会下地狱受罚的。一切价值都一定会有反价值，任何正题一定会有反题，价值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的。如果以普遍价值观的唯一价值和理念来理解世界，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尖锐的无法化解的人群冲突。
怎么办？信仰这个东西是很难靠说服来解决的。在人类历史的实践上，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比比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真理。普世价值观是一种“赢家通吃”的思维模式，在思想的“敌我”状态中，在实践上常常是通过战争来解决。打赢的全对，进天堂，打输的全错，进地狱。事实上 ，西方长期以来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中世纪贵族的决斗就是用刀剑来证明善恶和对错。因此，当我们听到西方的文明人说：真理就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并不需要过分大惊小怪，这本来就是普世价值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一神教文明长期陷入宗教战争的原因。与很多人想象的相反，普世价值观的结果并不是思想自由，而是野蛮和愚昧（至于现在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印象，请容我在后面慢慢说来）。在欧洲历史上，烧毁图书馆，杀死异端，以刀和剑来解决信仰不统一的问题几乎就是家常便饭。
基督教在掌握了权力以后，一直就是一方面用普世价值观推行武力征服，另一方面，用武力征服推行普世价值观。与基督教同源同宗的一神教伊斯兰教也有类似倾向。从中亚到大西洋，整个地中海周边，为了决出“谁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这就是欧洲历史上长达将近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时期，大量的异端信徒受到酷刑折磨或者被杀死，异教徒更是死得其所。在欧洲的中世纪，物质文明的主旋律是贫困和小农经济，精神文明的主旋律是消灭异端。法国伟大的史诗《罗兰之歌》所讲述的与异教徒的战争，杀死异教徒，这是中世纪骑士最辉煌的荣誉之一。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思想背景。
应当说，欧洲中世纪是西方推行普世价值观最得力的时期，天主教会普世一系，一切思想都必须与罗马教廷保持一致，否则就有被当做异端从肉体上消灭的可能。杀人是不好的，文明人都知道，但是为了消灭“错误”的思想，不得不消灭承载这个错误思想的人，这是骑士和贵族的荣耀。
欧洲文明史上不能抹去的一笔就是：“文明”的欧洲人居然能够在美洲屠杀数千万印第安人，以人权为建国纲领的美国就屠杀了上千万印第安人，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几乎把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杀光，血流成河这个用滥了的成语在此处明显不能准确反映现实，但是汉语中显然还没有为描写这样的场景做好语文上的准备。从杀人的数量上来说，希特勒跟他们比起来，算是非常温柔了。我以前一直有些难以理解这是为什么，殖民者怎么可能如此杀人而没有任何负罪感？其原因就是普世价值观，因为上帝只有一个，他造的人也是一样的，因此不信上帝的根本没有做人的权利。在这种普世的人的观念面前，被屠杀者早就被开除出“人”的范畴。因此杀死一个印第安人就如同杀死一头猪，或者说比猪还不如，他们是恶魔。因此，殖民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屠杀人民，圈占土地，掠夺财富，劫掠奴隶，在尘世上尽享富贵，并且期待上帝在死后接引他们进天堂。手上鲜血，从一个角度看是残忍；从另一个角度看，是荣光。
欧洲因为信仰和思想，或者说以信仰为借口和幌子（给自己的掠夺行为以合法性）而进行屠杀一直延续到二战的犹太人大屠杀。直至今天的欧洲，因普世价值观而导致的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依然还没有结束（让我们想想英国的北爱问题）。
很多人以为欧洲文明的基因就是“思想自由”，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还有另外的一面。很多人以为普世价值观就是人权，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倒在普世价值观这把刀下的冤魂。把所谓普世价值观与“思想自由和宽容”联系起来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将在后面谈到现代文明的时候解释这一问题。
反观中国古代史
中国文明史上从来没有一神教占主体的时期，因此并无所谓普世价值。在中华文明中占有重要影响的思想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互补。是以“和为贵”，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中庸之道。也就是说，正确的说法可能并不全对，错误的说法也并不完全没有道理。所以，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能够包容异己的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纯粹因为思想问题杀人极其罕见，只要不涉及到跟权力相关的政治，权力一般也很少给你找麻烦，你不干涉权力，权力也不干涉你。儒释道，三教九流不仅可以在人群间和平相处（他们之间的战争基本上局限于用嘴和笔），甚至可以在个人的思想内部和平相处，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儒释道三家兼容并蓄的例子太多了。李白、苏轼、朱熹、程家兄弟……尤其唐宋以后，中国传统上，很少有知识分子不是杂糅三家的，甚至更多。就连帝王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以儒家为主，但是也很少排斥其他学说。汉朝以后虽然以儒家为立国之本，但是佛教的大法师也请来给皇帝作老师。即便是基督徒，也可以毫无困难的在朝为官，没有人要求他思想改造，与孔夫子保持一致。可以说，中国古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组织方式是，推行儒家文化，但是并不反对和禁止其他文化和意识形态。
在中国，一提起知识分子和思想的命运，常常会说到“焚书坑儒”，然而秦始皇在历史上既没有烧多少书，更没有杀几个人（查典籍，而不要信传说）。而且这也是秦始皇听方士背后骂他，一时意气报复的行为，并不是广泛推行的政策，更没有大范围杀死过儒生。秦始皇在位时间也比较短，其影响并不是太大。实际上，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焚书坑儒如此耳熟能详，如此著名，并不是因为中华文明的特点是焚书坑儒，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太罕见了，太特殊了，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成为秦始皇身上难以抹去的污点。所以大家言必称“焚书坑儒”。如果这样的事情放在欧洲历史，简直不值一提，相比烧毁西方历史上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历次宗教战争中因为思想而被杀的人，从数量上比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法国一个国家，大规模宗教战争就有八次，仅仅在1572年8月23日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一天时间里，就有将近5万新教徒被杀死，其余新教徒被迫远走德国等地避难。由于新教徒中有很多是手工业者，他们的被杀和逃亡导致法国工业水平显著下降。西班牙在屠杀异教徒方面也不敢示弱，他们屠杀了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因为这些人是优秀的航海家，杀死他们之后，西班牙几乎丧失了航海能力。
以中国古代传统为例来说明欧洲的文明传统是思想自由，以欧洲为例来说明中国的文明传统是钳制思想，不知道这两方面的镜子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中国的文字狱
中国在钳制思想上最臭名昭著而且真正影响中国文明史的是清朝的文字狱。中华文明直到明末中国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一直都是向外开放和学习的好学生，从胡服骑射到徐光启的历法，中华文明保持世界领先的法宝就是兼容并包，有好用的就学，从来不搞那个所谓的僵化的普世价值观。某个人之所以优秀，那一定是因为他会学习，同样的，一个文明之所以优秀，也是因为这个文明会学习。古代中华文明长期以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优秀学生，有好的就学，从不用什么“普世价值观”捆缚自己的思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样的胸怀才是中华文明的传统。
中国和西欧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不少交流，欧洲当时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很快就进入明朝知识分子的视野。（我前面虽然对西方的文明批评颇多，但我绝对无意否定他们的辉煌成就，尤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晚明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交流保持畅通，他们的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羡慕不已，并在欧洲进行政治实践；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学习他们数学和天文知识。这一切都发生在欧洲近代科学大爆炸的前夜，可以想象，如果这个进程不被打断，中国人很早就会知道牛顿，法拉第，帕斯卡等等，等等；也会知道后膛枪和来复线，就不会因为在科技上的远远落后而挨打。
清朝的异族统治打断了这一过程，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文化上迅速认同汉族的文化，但是他们毕竟是一个野蛮而且人数非常少的民族，尤其是统治初期。因为强烈的自卑感和恐惧感使清初的皇帝严厉地对待汉族知识分子，一大批优秀人才被杀，另外的一批噤若寒蝉，只能钻入故纸堆进行考证，这时的中国与西方彻底隔绝。等到18世纪的欧洲人再度与清朝发生文化联系的时候，清朝已经没有知识分子具备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的能力，如同一个学生缺课太多就听不懂课程，距离越拉越大，而且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直到鸦片战争，在坚船利炮的轰鸣中被迫打开国门。
清朝的文字狱的形成并非中华文明本身的基因，而是外来野蛮民族的征服所造成的偶然现象，在冷兵器时代，文明程度高的文明被野蛮民族打败常常会造成文明衰退的现象。只不过，在中国这一现象恰好发生在文明近代化过程的门槛前，使中国在几百年时间都丧失了学习的机会和能力，结果就是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
近代史以来的西方：宗教改革
对于欧洲来说，宗教改革比文艺复兴具有更重要的作用。经过马丁路德的改革，挑战了唯一的真理持有者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在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代价之后，新教（protestant）得以站稳脚跟，并获得了思想上的合法性。我们看新教这个词的本义就是“反对者”，他的存在意味着“正题“和”反题“第一次在欧洲大地上可以和平共处。
这是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两种道理，现实存在的两种世界观和真理观迫使欧洲人开始逐渐采用宽容的眼光看待跟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开始学着使用另一种方式与人打交道：我的观念当然有道理，但是你的观念也不一定错。伏尔泰的名言：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宗教改革的成果就是逐渐树立的宽容的思想，并且弱化了普世价值观，为新思想的发展拓展了可能性。思想自由是普世价值观弱化的成果。很多人以为是欧洲的启蒙思想发明了普世价值观，其实那不过是启蒙思想中残余的传统普世价值观念。从康德到哈贝马斯，依然试图通过言语交流达到“共识”（比起用武力当然是进步多了，所以是光明：启蒙这个词在法语中就是光明lumière）。
欧洲人终于不再完全用刀和剑来维护普世价值和真理的尊严，不过普世价值观只是弱化，并没有彻底消失，它所造成的血与火一直蔓延到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的伊拉克和利比亚。如果没有以普世价值观为基础的傲慢态度，法国人是不会支持萨科奇发动利比亚战争的——这场战争结局将是：把利比亚毁灭，然后他们就走了。
宽容精神和思想自由本来是中华文明两千年来的传统，西方经历了无数惨烈的教训才学会弱化的“普世价值观”怎么变成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用来争取思想自由的武器呢？
这真是复杂的问题。
文革的教训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无数屈辱的教训面前，终于下定决心，当西方人的学生，通过五四运动近乎自虐狂一般的否定传统，为引入西方文化打下基础。在这里，我不准备整理复杂的中国近代史。只是说说普世价值在中国50年代以来的遭遇。
事实上，中国是从50年代以来，才两千年来第一次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确定一种普世价值：共产主义革命理想。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产物，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从来没有以极端思想作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我们没有这种经验。然而国际政治形式使我们全面倒向苏联，并与欧美为敌。中国政治第一次进入了这种思想上的“敌我”模式。事实证明，这种“敌我”模式一旦成为主流思想，而且与集权的形式向结合，其破坏性无与伦比，结果就是文革，此处我就不详述了。
另外一点就是，50年代到80年代是中国把“反传统“发展到极端的程度，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代替了传统的中庸之道，代替了传统的阴阳互渗，阴阳平衡的协调思想。”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代替了传统的”和为贵“。这些外来的极端思想在中华文明的躯体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至今没有痊愈。我有学生写论文说，中华文化的传统是阶级斗争。令人流汗也流泪！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文革恰恰就是“普遍价值观”的产物之一，那么为什么现在不少恐惧文革再来的知识分子以“普遍价值观”为思想资源来保卫思想自由和人权呢？
九十年代以后
首先从西方说起，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传统的以信仰为基础普世价值观被弱化，思想自由成为主流，除了极个别狂热分子，很少有基督徒要求用武力去消灭异端的。然而普世价值观的思维模式并未消除：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理性思维模式，它在文明血液中比具体信仰的观点处于更深的程度（以后有时间再来写相关问题）。西方在弱化和抛弃传统的基督教和异端二元对立模式之后，又在冷战的过程中找到了新的二元对立模式：普选民主和集权，名词不同，但还是相同的模式：对与错；上帝与魔鬼；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当然，他们是把自己放在光明的那一面。当然，与他们的对立的苏联集团的思维模式与他们是一样的，都是二元对立的极端模式。（中国是一个另类，同时与两个集团不对付，也许这是中国的幸运）最终是西方战胜了苏联，因为苏联那种浪漫色彩的理想的共产主义太善于制造痛苦（我也多次说过，在政治领域，没有比理想主义更糟糕的东西）。苏联在经济上的弱势导致其在“普世价值观”下的彻底崩溃，因为苏联自身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是普世价值观。此时，普选民主就作为新的普世价值出现在世界上，取代上帝的信仰，成为西方历史上新一轮区别“正义“与”邪恶“势力，划分敌我，进行二元对立斗争的思想武器。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普通的人性，就是胜利者有理。普世价值观加剧了这种偏向性。根据前文的分析，普世价值观是对强者有利的“赢着通吃”的思路，只要是强者，就什么都有理，而弱者总是无理。很多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逻辑：
因为欧美是普选的，
因为欧美是成功，
所以普选就会成功。
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冷静想想就会发现不对 ：
假如一个人很有钱，但是有支气管炎。
是不是有支气管炎就一定有钱呢？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民主和富强没有必然的联系。
现在的富裕国家有不民主的，民主国家中，穷的一大把。
亚洲四小龙变富裕的时候是民主国家吗？
非洲那些烂国不都是普选民主吗？
站在普通人心理的角度理解文明和政治，这是“天涯国观”的leebamson对我最大的启发。一般而言，同样讨论人生应当怎么过，一位百万富翁的发言总是比打工仔更加有说服力，更加打动人心，政治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舆论会操纵在欧美人的手中，因为它们的富强与成功就是它们的语言正确的保证。普选就是民主和正义，无普选就是独裁和邪恶，普选一定可以造就带来公平，正义和幸福的政府，无普选就一定是邪恶的、欺压百姓的独裁政府。虽然，这种等式根本经不起对现实的认真观察，但是这种简单化的等号加上形象化的宣传在已经深入人心。对于西方文明来说，他们很难处理善恶二元对立的问题，善恶就像光与影一样永远相生相伴，他们就像一位巡夜人，手拿一盏明灯，却试图驱散阴影。
而在中国，经过某事件之后，知识分子的空间被大大压缩，80年代经过思想解放洗礼的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危机感。90年代，中国兴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学习的高潮，再度开放之后，知识分子急需一种能够有效自我保卫的思想武器，掌握某种更有力的叙事话语和意识形态，保证思想自由。关键是这种意识形态具有普遍性，使得他们的权利不能被某种基于特定环境的理由被剥夺，于是保护人权的“普世价值观“被拿来了。
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现阶段居重要地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青春期实际上都是在文革期间成长的。在他们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传统文化的经典是要破除的“四旧“，普世价值观模式形成的极端二元对立的斗争思想才是他们青春成长期的主旋律。加之自然科学技术中本身所蕴藏的普世价值思维模式，缺乏来自另一边的有效平衡，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有时候会比西方知识分子更显得偏激和极端。他们以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就一定能保证思想自由和多元文化，却没有发现“普世价值观”与“多元文化”这两种观念在逻辑上的矛盾，而在西方固有的思想体系内，这种矛盾很难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德国默克尔和英国的卡梅伦先后宣布“多元文化”政策失败，以及各种右翼极端政党在政坛上声音越来越大。
最后在结束这篇博文的时候，我必须补充两句：
1，本文中，我比较多的指出了西方文化的毛病，这并不意味着我彻底否定西方文明的价值，我自己大量的思想和知识来源都来自西方，我对西方文明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只不过，我现在开始逐渐反思过去那种以西方为最高标准的思路，不再把西方作为不可怀疑价值，也不再把西方的今天定义为我们的绝对目标。在本文中，我对西方的批判思考更多是为了平衡我自己过去对西方政治文明的盲目崇拜，同时也希望能平衡国内知识界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崇拜。
2，一个人的精神生命力在于学习，一个文明的精神生命力同样在于学习。中华文明在传统上历来就是好学生，我们有责任继续这一伟大传统，向一切优秀的文明学习，不仅要学习西方（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更应当学习我们老祖宗的伟大传统，这一点非常急迫，因为我们对自己祖先的优秀文化的了解远远少于对西方的了解。融汇中西文明，创造出新文明成果的责任落在我们的肩上。
3，欧洲之所以一直没有办法统一，是因为欧洲文明一直要实现思想的统一，因为欧洲文明的核心是：普世价值，普世真理，达成共识（康德，哈贝马斯）。
而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实现统一，久分必合，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是因为中国很早就放弃了“思想统一”，和而不同。
通宝推：道可道,飞昊,diamond,四条,唵啊吽,青山依旧,七宗罪,az09,wild007,黄花2003,潇洒,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统治阶级灌输给被统治阶级的价值观 是不是真的存在“普世”的价值观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价值观被普遍接受。谁把自己的价值观普及到了全世界，谁就能够统治全世界。
家园 中国自古就有统一的政治理念 以民为本 楼主 举了 1+1=2，1+2=3，得出个1+2+3=5的结论，
家园 中国的发展为什么引起很多人甚至包括中国人的抗议 中国的发展为什么引起很多人甚至包括中国人的抗议，尤其是一部分中国人，他们甚至诅咒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即使这些进步能够帮助他改善生活，为什么？
这是一个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问题，人吃饱饭以后，价值观就很可能是比物质生活条件更重要的问题。
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欧美普选制度，欧美的自由民主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发展，才能实现文明和人的价值，才能领导世界文明，所以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
然而中国的进步并不符合他们的期待，他们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没有普选民主制度的国家能够进步这么快。这一现实严重地挑战和否定了他的世界观，否定了他对文明和人的理解。这一问题可能比他是否买得起汽车还重要，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人是要靠思想来生活的，这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也是高级文明的必需品。
当一个人和具有同一思想的人群，他们的世界观受到现实挑战的时候，可能采取两种态度：
1， 继续坚持传统的世界观，闭上眼睛，或者对大趋势视而不见，专门寻找符合自己价值观的证据。因此，他们才会在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改善的情况下，感慨“哀民生之多艰”，他们会在自己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忧国忧民”，强调社会还有那么多贫困和弱势群体，强调贫富不均。他们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是处于善意，另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尤其是在涉及“自由、民主”这样虚的概念的时候，更是如此。物质条件的改善，这个很难空口白牙来否认。那么就说从自由民主，公平正义这些虚的角度来攻击现实，保卫自己的价值观。
2， 另外的人可能会调整自己以前坚持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持有否定的价值观，否定都是要依凭肯定才能存在的。如果他否定以前的世界观，而找不到新的价值观，就会陷入迷茫。这是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他们的典型反应就是：普选民主是一定要搞的，但是现在可以等等看，等条件成熟再搞。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了，现实上，中国现在的政治相比普选民主利大于弊；但是他们还是相信普选民主从本质上优于现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在没有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代替这一思想之前，他们无法抛弃价值观——人是依存价值观来生活的，这也是文明的基础和标志。
所以我们必须更加清晰的理解世界文明发展，理解政治。
我们现在主流的文明发展史和政治发展史是西方人的话语，是他们用舰船和大炮，用强大的科技物质文明强加给我们的。中国人不得不接受，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受到屈辱，不断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遭受侵略和屠杀。在这种情况，中国人民很难坚持相信我们的文明性质是更加优越的，其实我们落后的是仅仅是科技物质文明。从人性上看，人都是服膺强者的。欧美是世界的强者，于是我们都听从他们的，这是文明的悲哀。
事实上我们在人文文明的性质上远远比欧美更加优越，我们的文明比欧美的希腊-希伯来文明远远高出一筹。我们所欠缺的仅仅是科技文明。而且中华传统的人文文明跟科技文明本身并没有不可协调的矛盾，只需适当调整就可以解决——现实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通宝推：飞昊,夢回漢唐,发了胖的罗密欧,Mtknr20,唵啊吽,风中乱发,从北苑到太古,家园 东风与西风 ——谈谈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 多年前，季羡林先生说了一个“东风西方论”，意思是“三十年东风，三十年西风，风水轮流转”。遭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嘲笑：中国还有很多人揭不开锅呢，您老就想着东风压倒西方了，正好配合上中共的“中华复兴论”，季老在晚年就牢牢戴上了“官方御用”的帽子。当年的我也在私下里的酒桌上参合到笑声中，颇为自己的良心和智慧而感到骄傲。
今天回过头去看季老的东风西风论，似乎并不是没有道理，他老人家走的桥比我走的路多，吃的盐比我吃的米多，读的书比我讲的话多，难道真的就像年少轻狂的我所想的那样糊涂？他是搞历史研究的，尤其是印度和中亚史，那边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势力消长，无有定形，季老看得多了。历史的风向从来不是绝对一边倒，只有我这样的无知之人，把一时的形势当作永恒的定势，既不知时间之长，亦不知空间之广，井底一蛙而已。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用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来说明历史的演变，阴为静，为稳定；阳为动，为变易。历史总在阴阳交替中运行，没有哪个文明总是处于阳，哪个总是处于阴。不过汤因比作为西方人，对阴阳的感觉还是有点偏向于阳，强调历史的变动与进步，多肯定阳的证明价值，对于“静”则似乎不那么看好。这与中国传统的阴阳平衡观不太一样。
以前看布罗代尔的历史学，有两个感觉特别强烈，一是“地理决定论”或者说“地理解释论”。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拉长了考察历史的时段，根据“慢变量决定快变量”的原则，传统历史观中强调的个别英雄事件的重要性急剧降低，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按一句中国的老话说就是“形势比人强”。但是什么能够造成势头的涨落呢？什么东西相比文明体的形势而言是“慢变量”呢？只能是地理因素。因此“东方西方论”在布罗代尔那里以某种不言的方式表现出来：人终究受制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只要摆脱了过于简单的价值判断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标准，我们都能看出来，风向的变化才是更为强大的力量。而这个风向的变化到底是有利于某个地方或者不利于某个地方，是很难事先规划与衡量的，能够予以事后的合理的解释，就算很不错，如果能“窥一斑而览全豹”，观萍之末而察秋风，可谓神人。没有人能够真正规划“风向”，历史的风向与自然界一样，都有蝴蝶效应，没有人知道某个不起眼的变化会演变成惊天变局，沧海桑田。我们个人常常对某些风向和变化耿耿于怀，其实不过是由于个人的偏私和偏好，而历史从来都是“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并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改变，或者说人的好恶本身就是天道循环变易的变量之一，如果还处身在“好恶”之中则无法真正探究这天道变易之理。天不变则人不变，反过来说，人不变则天不变，这两句的道理其实一样的，但是能明白这句话的人也许不是很多。
本来是要谈谈金观涛先生的“超稳定结构”，起个引子，却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一千多字过去还没有提到金先生的名字。
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著作《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七十年代构思，82年出版，我站在今天的角度对他品头论足，是非常不合适的，倘若我能够对他的观点提出某些批评，这绝非因为我更聪明更敏锐更博学，只不过是我处在今天这个时代，看到的东西与当时的金观涛不一样而已。说实话，金观涛能够在七十年代就能够达到如此之高的思想深度，实在令人佩服。
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理论从八十年代提出之后，就引起广泛关注，至今仍然是学术界重要的理论资源，研究者和讨论者众多，我也没有必要就“超稳定”本身说什么。但是我很想讨论的是金观涛和一代知识分子在当时提出问题的方式：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是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从表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有一个命题作为其成立的前提条件：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于这一点，基本上有共识，被看做是历史事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这个世界上的历史事实非常多，既有崇祯自杀，也有宋徽宗喜欢绘画，还有岳飞被杀，清兵入关，等等等等。但是能够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历史问题，并不很多。金观涛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叙事上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历史叙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问题的影响？
金观涛在本书的后记中说：“我们在本书中阐述的基本思想，大约产生于1971年。那时，每逢节假日，一些不同学科的同志凑到一起时，总要热烈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其中，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是最吸引人的。我们深感用现代科学方法进一步研究我们祖国的历史，认识我们民族走过的道路，是时代向我们这一代人提出的一个任务。”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焦虑提问的代表，是因为这个问题蕴含了另外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使西方强大起来，而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就落后挨打，使中国屈辱了一百多年。新中国在1949年的建立使很多知识分子产生了富国强兵的希望，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和折腾，直到1980年代，我们还要担心是不是会被开除“球藉”，丧失在地球上生存的权利。这才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焦虑的原因。金观涛之所以焦虑于中国的“超稳定结构”，是因为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国家的富国强兵，站在了世界秩序的顶端，获得了权力；而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则深受剥削凌辱之惨痛经验，其原因是中国贫弱，而中国之所以贫弱，原因是：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结论和认识才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得以成为焦点的原因。
我前段时间写过一篇博文叫做《知识分子的两道题》，认为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都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题目，就是“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挨打？怎样实现富国强兵？”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在根本上都在回答这一问题，虽然他们具体关注的社会层面不同，关注的点不一样，但是其焦虑处都在于此。从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普世民主或者新左派，都是在回答这一问题。
在社会科学中，事实判断常常隐含着价值判断的前提。常常有人文知识分子说，研究要与生命体验相关。其实这个“生命体验相关”从根本而言就隐藏着个人的立场和感情，而这个立场和感情，既是思考和知识生发的源头，同时又是思考者的局限。我在前面啰啰嗦嗦，说了半天“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中国贫弱”这样看上去老生常谈的废话，其实是想转到另外一个更高的层面，也就是要突破这样一个焦虑：中国这样一个雄立东方五千年的文明，为何就贫弱了，挨打了，受欺负了？一定是哪里不正常？一定是哪里出了极大的毛病，才会产生如此不正常的状态：一个几亿人的大国被撮尔小国欺负，甚至遭遇罄竹难书的大屠杀的惨剧。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放眼这个世界，真的直面真实的历史，拉开看问题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如果我们真的放下中国人的高傲的自豪感（自卑常常源自傲慢）；那么我们就能发现，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常”的秩序，从来不会一成不变，从来就是盛衰相替，从来就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纵观世界历史，像中国文明这样长期保持强势，每次崩溃都能恢复如初，生命力如此旺盛不屈，已经是一个“异数”，而不是常态。中国在清朝的衰弱并且被西方打败（不仅在武力上被打败，更在精神上被打败），我们当然能够在知识层面提供各种各样的假说和理论加以“合理解释”。但是我们更应该在另一个层面上理解：东风和西风的转换，这才是历史的常态。长盛不衰，只能是是一个愿望和期待。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平心静气地客观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审视中国的问题。
金观涛先生的解释就是：中国的衰落因为没有在19世纪之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是由于“超稳定结构”。认为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儒家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相互支撑，由于其内在的相互结构，因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方面顺风顺水的时候，发展很好，但是与此同时，内部矛盾逐渐积累（主要是统治阶层的利益逐渐扩大，造成阶级冲突和皇权之外势力扩张），最终矛盾爆发的时候，系统必然是整体性的脆裂崩塌，而不仅仅局限于局部冲突。我想，这个观察是与欧洲进行比较的结果。中世纪的欧洲，不能成为四分五裂，而是百分千裂，没有一个时候是稳定的，不断有政权在崩溃，又重建。中国人在思考如何解决“治乱循环”的时候，欧洲还没有得到过有效的治理。如何看待这种超稳定结构，显得很有意思。一方面，中国的稳定结构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成功的标志；另一方面，由于这样的成功才使得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使中国遭遇了鸦片战争之后的惨败，而且现在依然还没有摆脱弱势的现状。
如果把历史看成是线性进步史，就像金观涛所运用的“封建社会”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对比，那么中国无疑是因为封建社会的成功才导致的资本主义失败。但是中国古代并不是封建社会，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发展史仅仅适用于欧洲，而不是地球上的普遍线索。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因为技术因素导致的简单的力量对比（西强中弱），而是用文明观来比较中西，就能发现，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国家——超越血缘、种族，并且能够在一个广大的地理范围内集合不同种类的民族，使之成为一个共同的文明体和政治实体。如果仅仅是描述这样的政治实体，恐怕我们更容易想到的是美国。然而，在汉唐之际建立的国家形态就可以进行如此界定，差距只在于两点：皇帝依然是血缘继承，技术力较弱。
金观涛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然而，根据什么标准评判成熟还是早熟？如果是看待一种水果或者一个人的成长，我们所根据的是统计学上的大多数的一般情况。那么我们怎样来衡量文明的大多数情况？实际上，当我们看待文明发展史的时候，基本上只有两个个体之间的比较，东与西，东亚与西欧。把其中任何一种当作“标准和范本”，不可能有统计学的支持，也不存在所谓“一般”情况。让我们把其中的一种作为“一般”、“普遍”或者“正常”的，基本上仅仅只能根据“某一特定时期”这两种文明体的实力和势力之对比。
金观涛的判断也许是过于站在八十年代的说法，只有把欧洲的发展史当作“文明发展范本和标准”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一个17世纪以前的人欧洲人来到中国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他只会说中国是成熟的，而西方是不成熟的。金观涛之所以认为中国早熟，其原因还是如上面所说，中国的历程使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导致了中国的落后，这是他的根本焦虑，也是他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他的这个判断对中国史学界尤其是史学思想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也许不那么准确，应当说，一切历史学都属于同时代的一部分。今天我对金观涛的讨论和批评其实也受到当前时势的影响，同样是时代的产物而已。
通宝推：飞昊,diamond,家园 地域的限制，可以让工业革命以前的中国处于一个半封闭的环境 资源的保障，使中国不需要过分的发展与扩张，这是稳态的一个基础。而工业革命后，西方运输装备的机动性大大提高，以及对资源的需求增加，使得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地理屏障被西方从海上突破，使得稳态结构的基础已经不在。没有武力的自我保护，资本也就无法积累（金生水，金无根则水不生），没有资产阶级自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西方的强大，更多是靠掠夺而发展起来的，如果中国由清末开始的动态回归到稳态，军力开始能保护越来越多本属于自己的资源的时候，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此起彼落，西方的发展必然会步入衰退，这是西方掠夺式发展方式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