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脑残的问一句，为啥非要台湾回归？ -- 海上生月明

八九年我上中学，楼底下就是堵着的军车，一出门就能看见劝当兵的兵变的主儿，听什么鬼自联的宣传车，看街贴。

这还不算完，九十年代末那帮跑国外的货出了一堆回忆录，按说国内是看不到的，多谢他们通过盗贩商，整的地滩上很容易就买到，

就这堆烂玩艺，太熟了。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570566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55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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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here.com/article/3614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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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614430

大把的公知ＪＹ去换。这些公知ＪＹ号称是最懂经济，又最有文化，还最最正确的。

有了他们，台湾一定能早日飞升，如果台湾悍然不换，那我们退而求其次，换点别的也行，给公知ＪＹ比给美元可合算多了，要是他们还不同意，那白送我们也可以考虑。

要是白送也不要，那以后不要他们的水果了，美元照给，只要他们收下这些公知ＪＹ就可以。

如果倒给钱人家都不要，那说明民主的台湾就是好，其码是环保，不象大陆，垃圾处理不好，还进口洋垃圾。

就比如死鱼眼的过气画家从大陆出去，在美国混，然后入台湾籍，再一回大陆，没两天，就已经是一线公知ＪＹ了。

说实在的，进口点水果也就算了，连公知ＪＹ也进口，还他妈是出口转内销的。

不在台湾玩民国范，也不在美国搞民主自由，天天泡在大陆，吃的满口没几个米粒不沾公没官方，或其码官员背景的。

战后台湾史记(卷四) -- 前言 &

许介鳞教授

日本国立东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台大教授兼台大法学院院长

中华民国前国策顾问

前言

我在台大政治学系念书时，仰慕日本尊重人权的宪法精神。 1960年代留学日本，在东京大学攻读宪法，其间有印象极深刻而心情很沉痛的记忆，让我感到日本这个国家为什么这样不尊重人权？

1967年在日的台湾留学生柳文卿，因为参加台湾独立的政治运动，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台。柳君不愿意回台，在东京羽田机场，咬自己的舌头抵抗，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日本官员还是抓住柳文卿，硬把他遣送回台。过了一年的1968年，台湾留学生陈玉玺，从夏威夷转到日本法政大学研究，又被日本政府强制遣送回台。陈君不是独派也不是统派，他只在美国参加反越战运动而已，他被遣送回台之后，坐了四年的冤枉牢，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之时，才被释放出来。日本政府就是这样协助国民党政权，政治迫害台湾留学生，而被政治迫害的台湾人如惊弓之鸟，生涯一直缠绵着不安的情绪。

当时强制遣送台湾留学生的是佐藤政权，他对当时反越战的日本学生运动也命令镇暴警察镇压。但是讽刺得很，「镇压反战」的佐藤荣作，竟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日本不尊重人权，从日本政府把外国人都当罪犯看待，也可以得到左证。居住日本的外国人都必须捺指纹，但是依日本的法规习惯，从古代到今日，只有那些作奸犯科的罪犯才必要捺指纹，因此强迫外国人捺指纹，就是把外国人都当罪犯看待。从我留学的1960年代开始，看到很多外国人和日本的人权主义者，不断的有反对外国人捺指纹运动出现，日本也略加修改办法，但至今强迫外国人捺指纹的原则没有改变。日本国宪法强调尊重基本人权，但是教科书写的是一套，日本的实际情形又是另一套。

日本有一个「新历史教科书制造会」的团体，会长是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这个团体对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不满，特别对记述日军强制征用「从 军慰安妇」提出抗议，说日本应该超越「自虐史观」，又对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记述为侵略战争不满，说这是战胜国美苏的历史观，必须加以修改而制造新历史教科书(1)。

这位西尾干二教授，于2000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前，带着他写的一本厚厚而又廉价的『国民历史』，由新闻局官员陪同来拜访我。我诚恳的告诉他：「台湾没有什么identity（同一性），台湾有的是variety（多样性而富于变化）。」日本的媒体常千篇一律的报导，台湾人都是支持台湾独立，只有少数的外省人才支持中国统一，这种同一的看法是非常偏颇的，台湾的多样性富于变化才是比较健康的。我心里明白，「新历史教科书制造会」的西尾干二、小林善纪这些人，是来台湾寻找日军强制征用台湾慰安妇是「自愿的」证言，用来方便窜改日本历史教科书充当工具，另一方面也在调查李登辉之后的台湾，李登辉路线是否继承下去的问题。

我的论点：「台湾没有什么同一性，台湾有的是多样性而富于变化」，显然的不能让西尾干二教授满意，他回去日本之后，又写了一本『怎么可以容忍击溃国家』，内有一篇他的「台湾纪行」，对我的出身和学问随意捏造窜改。

首先，西尾干二教授说我是属于客家人，在本省人之中是旁流的少数派(2)。这是他对我的出身无知而随便的捏造窜改。我的祖籍是福建省晋江县泉州，我的祖先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就移民来台，要说我是道地的「福佬人」也可以，因为我没有半点客家人血统。我可以用闽南话背诵「总理遗嘱」，但是我也会讲客家话，因为在日本统治末期，我随父母从新竹逃难（疏开）到中坜客家庄居住。就因为我会讲客家话，就可以捏造我是客家人吗？那么我会讲日本话，我就变成日本人了吗？我会讲英语，我就变成美国人英国人不成？ 为什么不赞同他们的主张，我就被捏造为客家人？

西尾教授强调台湾的人口2300万人中，本省人占86％，其中84％是闽南人，14％是客家人，「高砂族」（指原住民）只有2％，西尾教授甚至把外省人完全排除在台湾人之外。我虽然是占多数的闽南人出身，可是我认为把「福佬人」当着主流多数派，客家人看成旁流少数派是一种偏见，更不要说如何的歧视原住民和外省人，这明显是一种「多数暴力」的论法。

其次，西尾教授又捏造说：「许介鳞研究室所摆设的日本书籍，多数是左翼系的社会科学关系的书，最近的亲台湾系而压倒日本媒体的书一本都看不见。(3)」西尾教授其实不是拜访「许介鳞研究室」，他拜访的是「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室」，院长室内所摆放的日本书籍，没有一本是左翼系的社会科学书，都是亲台湾系的台湾专家赠送给我的书，因为当代日本已经没有什么左翼可言，来台湾大学访问的都是保守派学者啊。西尾教授为什么要这样颠倒是非？不赞同他们主张的人，就给贴卷标说是左派？

对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西尾教授不敢正视。他说许介鳞是「留学日本取得学位的人」，却不说许介鳞是留学东京大学取得法学博士的人。他没到过「许介鳞研究室」，我的研究室满墙壁的书柜摆放各类的书籍，他从来都没有机会看过，却不肯老实的说他到的地方是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室，拜访的是许介鳞院长而向他请益。他害怕的是，许介鳞的学术权威压倒了他。然后捏造许介鳞是客家人，台湾人之中旁流的少数派，许介鳞是左派马克斯主义者。对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竟可以这样污蔑，也可见他们窜改的日本教科书是什么货色了。

在台湾总统大选前，的确有很多日本的媒体记者、台湾研究学者、战略专家、政客们，纷纷来台视察，他们忧虑的是选举过后李登辉路线是否继续下去？有些台湾专家和记者，毫不隐瞒的对我透露：「李登辉时代在历史上，是日台关系最好的时代。」「日本人都可以轻易的接见总统，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对日本这么友好的总统。」他们担心「李登辉以后，日本可能就没有这么方便了。」

我曾经是李登辉的外交智囊之一，也是对日工作小组的一员，召集人是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复。我们也做了不少推展对日外交的建议，有的是立即的建议，有的是比较长远的大计。例如我建议，李总统接见日本外宾时，尽量避免直接用日语交谈，最好经由翻译转述，才不会给日本人留下言质把柄。但是李总统听不进去，无论如何屈就都没关系，可能出自一心一意想访问日本的心切。于是，驻日代表处的首要工作，也都是为李总统访日努力不懈，但结果是徒劳无功。

我当过二年的无给职「国策顾问」，实际上国策顾问是没用的东西，对国策只顾而不得问，每个月要参加动员月会，聆听官方枯燥的报告，我感到厌烦而干脆不去。我觉得李总统缺乏历史意识，也不了解日本人称赞他的背后所隐藏的偷笑声，真令人感到心酸可怜！因为毕竟是台湾人吧，总无法体会日本人隐藏在内心的微妙而奇特的的心灵世界。

在李登辉时代，我接触了很多访问总统府的日本人。总之，日本人的嘴巴说「很感谢李总统」，但是从他们的谈吐眼神也露出「瞧不起李登辉」的傲慢。我认识的日本人当中，也有可以直接跟李总统热线通话的，甚至指挥亚洲论坛研讨会的人事，但是可怜的很，本地总统的智囊却不能直接通话，必须经过总统府办公室主任转达。我发现李登辉缺乏独立的人格为什么对自己的国人这么尊大，而对日本人就这么亲切谦卑？没有独立人格和自尊的国家领导人，当然被外国人瞧不起！

我是以「政治学」为学问，教了30多年的书，但是我一辈子从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属于民进党，更不是新党或宋党。我不从党派利益的立场去思考统独问题，这样会失去学问的客观性和自主性。我不愿当「权力的奴仆」，宁愿当「学问的独行侠」，立志做好学问，甘心以「阳春学者」为终生。

我不满意「美国进口的政治学」，正努力确立「为学问的政治学」，适合台湾的「有血有肉的政治学」。我努力从台湾平民的立场，来看台湾的政治，看政治核心的「权力」如何运作，看台湾的掌权者，特别是掌握最大权力的总统，到底为台湾人民做了些什么？并用心留下记录给后人警惕。

然而在我的脑海始终有徘徊不去的疑问，李登辉掌权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来的？李登辉路线又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日本的台湾游说者，这么的担心李登辉路线的后续发展？当然我也很关心日本右翼怎样影响李登辉路线？最后我判断李登辉路线会不会持续下去？这就是我写『台湾史记』第四卷的核心课题，敬请各位批评指教！

第一章 「认识台湾」应从「认识日本」开始

英哲培根（Francis Bacon）说：「历史令人聪明」（Histories make men wise），但是歪曲而窜改的历史又怎么能令人聪明呢？

台湾光复时，中坜客家庄流传这样的客语韵调：「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个个百姓生活真可怜‧‧」。在日本投降之前，生产米糖的宝岛台湾，食用米糖得靠配给，布匹停顿进口，个个百姓民不聊生，就是「改姓名」为日本名的，也仅是多一点点配给，配给又时常间断，除了去当日本兵有得吃穿以外，几乎没有多少家庭吃得饱穿得暖的。然而，现在还有一些「老台湾人」对日本歌功颂德，甚至跟日本右翼唱和，称赞日本殖民地统治者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的政绩。然而，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真可称为「德政」吗？

假戒毒之名，行敛财之实

以日本殖民政府的对台鸦片政策为例，这是假戒毒之名，行敛财之实。当时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在1894～95年甲午战时服务于临时陆军检疫部，得部长儿玉源太郎的知遇，战后就任内务省卫生局长，后藤即提出鸦片问题解决方案，主张台湾总督府享有贩售鸦片的独占权。1898年1月儿玉就任台湾总督，即指派后藤为民政长官掌管鸦片专卖之事。 因此，殖民政府在台贩卖鸦片的收入，在1897年占在台总收入的30.9%，1898年占46.3%，1899年占41.8%，1900年占32.4%。当时殖民政府的说词是「要戒鸦片」，然而领取特许执照吸食鸦片的人数反而增加，1897年领有执照的鸦片吸食者50,597人、1898年增加为95,449人、1899年更增加为130,962人、1900年达到169,064人。

另外，从殖民政府的鸦片销售量与收益多寡，也可以证明日本殖民政府乃假戒毒之名行敛财之实。 鸦片销售量在1897年为87,345钱，收益1,631,887圆； 1898年为166,316钱，收益3,720,733圆； 1899年为204,504钱，收益4,662,604圆； 1900年为197,465钱，收益4,617,626圆。当时鸦片的销售量减少，而政府的收益持续增加，是殖民政府敛财的证据。就是吸鸦片的人口，年年因死亡而减少，政府的获利却有增无减。贩卖鸦片的利润，并没有像后藤所言，用在健康福利事业上，建设医院也没有给吸毒者应有的治疗。贩卖鸦片的收入，用最多的是警察费来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

台湾总督府历年鸦片之贩卖收入与支出

专卖局鸦片收入 台湾省岁入决算 警察费 医院 社会事业费

1897 1,865,354 11,283,292

1898 3,438,834 11,619,038

1899 4,222,321 17,426,618 1,388,871 233,297 0

1900 4,236,689 22,269,695 1,387,928 265,169 0

1901 2,802,390 19,766,334 1,485,748 275,292 0

1902 3,011,440 19,497,579 1,664,168 251,505 0

1903 3,614,327 20,037,533 1,672,805 254,070 0

1904 3,721,570 22,333,115 1,681,250 252,117 0

1905 4,146,023 25,414,146 268,017 256,129 0

1906 4,402,959 30,692,173 310,020 276,393 0

1907 4,366,397 35,295,772 350,080 297,371 0

1908 4,638,115 37,005,764 381,463 325,533 0

1909 4,661,234 40,409,108 391,110 367,247 0

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页1040，页983，页987。

日本殖民政府专卖局历年的贩卖鸦片烟膏收入可观，在辛亥年1911年增为5,231,856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6年更增为6,123,614圆，战后的1920年达高峰6,956,790圆，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1,802,848圆，爆发太平洋战争的1941年1,614,568圆，就是日本投降的1945年也还有509,256圆的贩卖鸦片烟膏收入(1)。以毒枭的贩毒途径来说，台湾总督府专卖局是合法的大盘商，交付给地方厅是中盘商，地方厅销售给贩卖人是零售商，再由这些领有特许「执照」的贩卖人卖给吸食鸦片烟膏的人。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吸食鸦片而死亡者众多，但台湾总督府贩卖鸦片烟膏的「贩毒利润」从未间断过。

请军入瓮，格杀勿论

在儿玉总督与后藤民政长官的殖民统治时代，有所谓「归顺式场惨案」，「即对于虽表示投降各领袖，表面上善用甘言，许他归顺， 内心则企图彻底剿灭，所以订定是年（1902）年5月25日，约张大猷以下243人抗日分子， 分别6处， 声言举行归顺式。 即；一、斗六式场60人， 二、林杞埔式场62人， 三、嵌头厝式场38人， 四、西螺式场30人，五、他里雾式场14人， 六、林内式场38人」，然后用机关枪，于6个地方同时全部杀戮（2）。 这种诱降， 欺骗杀戮的事迹， 日人制造口实， 仅说明为：「5月25日，在归顺式场妄动，所以一齐杀戮。（3）」 但从这短短的一句，亦可以反证日方的杀戮记录。

又如1915年余清芳抗日运动的时候，日军警以诱杀诡计，将焦吧年附近的后厝，竹围、番仔厝、新化、内庄、左镇、茶寮等二十多村落居民3千2百余人，不分老幼，依次杀戮（4）。 日人对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凶杀，极尽隐密的能事， 例如秋泽乌川着『台湾匪志』，除了喋喋不休的叙述「匪徒的暴动」和「圣恩的洪大无边」以外，就没有把前述的骗杀事实提起，但是从其文中，亦可以窥视骗杀的蛛丝马迹。 例如书中说：「如此，残匪的诱出终了以后，总督府认为他们之中罪状最重，不能浴及大正4年11月的大赦恩典者，纵使是投降，如全免刑责则有枉国法，有伤国家威信，所以对他们必要严肃的处刑。」（5），抗日领袖江定等，就是这样被诱降，然后处死的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隔离政策

自从1912年中国革命同盟会的罗福星在台抗日革命，和1915年余清芳的抗日革命运动以后，日本的台湾统治，除了施行匪徒刑罚令、治安警察法、治安维持法等镇压以外，还坚决的采用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隔离政策。例如1904年9月24日制定「支那劳动者取缔规则」，取缔来台的大陆工人；1917年台湾总督派遣警察特务4人到厦门各地，收集住在当地台湾人的情报资料；1921年3月30日制定「有关南部支那领事官之裁判法律」，以取缔住在中国南部的台湾人；1923年1月30日制定「有关加入外国之政治结社之件」，禁止台湾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及其它政党；1938年9月16日制定「满洲国及中华民国渡航证明规则」，限制台湾人到中国东北以及大陆各地参加抗日运动（6）。

援助中国革命背后的阴谋

殖民统治者后儿玉总督与后藤民政长官，也曾有援助中国辛亥革命之事。 不过这完全是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利益出发，利用1900年义和团事变之际，日本策画派兵进攻台湾对岸的福建为其势力范围，敦促革命党起事，然而阴谋未能得逞，就背叛中国革命。

孙文为了革命打倒满清政府，依1900年7月17日在香港的军事会议的决定计画攻取广州， 与日本浪人共赴台北向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请教，日方即指导革命军应趁义和团事变在广东省惠州起兵，儿玉并约定会派遣日本陆军将官以及运送枪弹补给来援助中国革命。

其实，日方趁义和团事变中国危难的时机，另图阴谋。依8月10日日本内阁会议的决定，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在8月14日向二只军舰的舰长电训：「必要时在厦门，为保护居留的帝国臣民，不可逸时机，将若干兵员登陆」。8月22日参谋总长大山岩获得裁可，训令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有趁机占领厦门的必要。8月23日，陆军大臣桂太郎再以奉敕命令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准备派遣驻台士兵到厦门。

日本的厦门占领计画

如此，日方的厦门占领计画，即由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当日派遣到厦门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绵密地策画。 8月24日，后藤新平命在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的日本僧侣放火，而伪称这是清国人暴徒所，这时停泊在该地的日本军舰和泉号上的海军陆战队先行登陆。然而厦门的英国领事，知悉事件的背后有日方重大的军事谋略，于是联合英、美、法三国领事，向日本政府严重抗议。当时英美各派一军舰至厦门示威。 因为日本向厦门动兵，违反了英美列强把义和团战争限定在华北的战略。8月27日，从台湾派遣的混成部队，乘船开往厦门， 企图从台湾出兵占领厦门。8月28日，伊藤博文忧虑英美列强出面干涉的事态发展，即推动海相山本权兵卫和外相青木周藏，决定中止日方的出兵计画。8月29日，英国代理公使向青木外相质询日军登陆的理由，日本政府即命令中止派兵。从台湾派去的军队就在厦门港外折回，海军陆战队也在9月7日撤出。日本占领厦门的军事谋略，因此挫折而未能得逞（7）。

另一方面，孙文不觉日方有占领厦门的阴谋与挫折，依先前跟儿玉、后藤之约，命郑士良在惠州起义。郑士良指挥在广东惠州的三洲田山塞潜伏的80名革命军，于10月8日起兵。革命军在序战大破清军，兵士也增加到二万人，起先占了优势。然而，孙文在东京筹措的武器竟是废枪，以为可以得到儿玉总督、后藤民政长官的援助，全部落空。革命军不久即陷入清军重围，史坚如等革命烈士饮恨殉难。

儿玉与后藤不履行约定援助中国革命，乃因日方企图占领厦门的谋略受挫，哪里还有什么援助中国革命的「道义」呢？ 因此，厦门事件过后，台湾总督府即放弃行使武力占领厦门的计画，改变以经济侵略的型态，组织「三五公司」对福建省经济进出了。

义和团事变日本又分得赔款

在义和团事变时，日本加入欧美列强的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日本派兵最多，但所得到的赔款名列后面。当时估计中国的人口4亿5千万人，每一个人赔一两，中国共付4亿5千万两赔款给列强，俄国分得130,371,120两（占28.97％），德国90,070,515两（20.02％），法国70,878,240两（15.75％）， 英国50,620,545两（11.25％），日本34,793,100两（7.73％），美国32,939,055两（7.32％），意大利26,617,005两（5.92％）。列强之中，只有美国对中国示好，扣除美国军民所遭受的损害赔偿额，退还中国1078万余美元，充当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奖助金。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就是用这一笔钱去美国留学的，追根究底还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中国命运真是苦难！

雾社事件日军警放毒气

对于日本的无情殖民统治，台湾的原住民在1930年10月27日兴起震惊世界的「雾社抗暴事件」，日本军警无法镇压，即进行毒瓦斯和活体实验镇压。日本的统治者掩盖投下毒气的事实，说你能够拿出证据吗？台湾原住民是被毒杀被宰杀的人，怎么叫死人拿出证据呢？但是逃过死亡线的原住民证言说，日本是如何卑怯的放毒气，还解剖原住民的躯体取出肝脏来烘烤（8）。当时也有日本人拍照而留下照片，现在照片保存在东京大学中央图书馆特藏室，有原住民忍受不了毒气之苦而上吊自杀的，还有日军解剖原住民的照片等，惨不忍睹。日本对其统治的子民，竟如此残酷的对待。而且，雾社事件的残酷实验，成为日本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在中国大陆进行活体实验和毒瓦斯作战的残酷行为的先鞭（9）。

歧视台湾人的教育政策

日本的殖民统治，完全的歧视台湾人，而没有培养殖民地台湾的人才。以日据时期的高等大学教育来说，日本人与本省人学生的比率悬殊。就是日本统治末期，台北帝国大学的在学生，1940年本省人85名、日本人235名；1941年本省人61名、日本人196名；1942年本省人69名、日本人388名；1943年本省人69名、日本人384名；1944年本省人85名、日本人268名。其中，文政学部的学生本省人更少，1940年本省人只有5名(日本人81名)、1941年只有3名(日本人68名)、1942年3名(日本人166名)、1943年3名(日本人164名)、1944年只有2名(日本人30名)。（10）台北帝国大学等台湾的高等教育，皆以台湾人的税金经营的，却大部分收日本学生，而严格限制本省学生入学。 说蒋介石独裁，也没有像日本那样在高等教育采歧视政策的。

依1940年10月1日户口调查，当时台湾总人口数未达六百万乃5,872,084人。本省人占绝大多数5,510,259人，日本人不到一成312,386人，其它为外省人46,944人，韩国人2,376人，外国人119人(11)。当时台湾的高等教育，从统计可以看出，是专为人口少的日本人而设立。并且不设法律学部，怕台湾人学了法律，会依法来抵抗日本统治，当时台湾学生要学法律的，不得不出国留学去。

日据时期大学教育本省人与日本人学生之比率

台北帝国大学 台中农林专校 台南工业专校 台北经济专校

本省人 日本人 本省人 日本人 本省人 日本人 本省人 日本人

1940 85 235 4 204 49 305 31 288

1941 61 196 1 160 51 319 73 284

1942 69 388 3 180 51 359 82 408

1943 69 384 6 274 68 566 108 399

1944 85 268 14 249 109 643 123 313

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页1214～1217。

日据时期的初等教育比较普及，但这是「奴才教育」也是差别待遇，日本人念小学校，台湾人念公学校，后来改为国民学校，教材内容不同。台湾人的国民学校，每天在上课之前，先要背诵「私大日本帝国臣民心感谢」（我们为大日本帝国之臣民，诚心感谢）之类的奴化教育，还有「鬼畜米英」一类的思想教育，说美、英有如鬼畜那样不人道。

战前的日本帝国，称美国为米国，德国为独国，法国为佛国，俄国为露国，不像中国给外国「美丽之国」「有德之国」「法治之国」的美称，而给「食米之国」「孤独之国」「佛教之国」「露宿之国」的错误印象。日式教育，教学生肚子痛吃「征露丸」最有效，说这是日军征服俄国必备的药丸。日本投降后，药名改为「正露丸」，去掉边旁，尚留下日本侵略的影子。

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设在南京，日本式教育指着花生说，这是「南京豆」，只要攻进南京，就可以尽量吃了。又指着挂图的臭虫说，这是「南京虫」，在南京最多，必须赶尽杀绝。的确日军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把中国人赶尽杀绝。日本人学生仗着统治者心态，时常欺负台湾人学生，动口就骂台湾人学生是「支那人」「清国奴」（chankoro），如果打架，不分青红皂白，一定痛痛地修理台湾人一番。

日本以中国赔款「殖产兴业」

其实日本近代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是从中国夺取庞大的赔款而来。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2亿３千万两（３千万两是归还辽东半岛所追加的），必须在马关条约后三年内以金元支付，其值超过中国全年岁收的两倍，强迫战败的中国在民穷财尽、举借外债的情况下支付。此笔赔款，换算成日币为3亿6千451万圆(12)。在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日本的国家预算只不过9千万圆，可见这笔赔款的数目是多么的大，对日本的「殖产兴业」有莫大的帮助。

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的期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企业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设立的。日本著名的「八幡制铁所」就是从赔款中抽出58万圆创立的，其原料的铁矿也是长期仰赖中国与朝鲜的进口，在卢沟桥事变后的1938年转变为「日本制铁」，战后再转变为「新日铁」而称霸世界了。

以中国赔款「富国强兵」

赔款的半数是用在日本海军与陆军的扩张费，这也是日本能够「富国强兵」的本钱。其它赔款多方面利用为发展实业，充实运输通信等建设费用。因此，日本帝国的兴起，是靠「一将功成万骨枯」，中国大陆人民的血泪钱而来。

日本在当时能确立金本位制，跻身于列强之林，也应该拜中国赔款之赐。在1870年代，英、美、法等经济先进国建立了金本位制，不以白银而以黄金做为国际间商品与资金的计算标准。这时亚洲各国仍然采用银本位制，随时因银价波动而冒汇率差价之险。日本即要求中国以金元（pounds sterling in gold）偿付赔款，以此钜额黄金为准备金，才能够实施金本位制。日本从此跳出亚洲国家，进入世界核心经济体系，在商品与资金的交易上，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13）。然而日本人感激提供赔款的弱邻吗？

台湾经营补足费1千2百万圆

赔款之中，有「台湾经营费补足费」1千2百万圆，换言之，日本据台后的经营，除了在台的税收之外，还要靠从中国来的赔款补助。受日本教育的「老台湾人」，有人在感激日本中央政府对台湾经营给予补助，而不知这些钱是来自中国的赔款，跟日本右翼同调羞辱中国，真是悲哀。日本经营台湾，就算是投资，也是在殖民地「养鸡取蛋」，被取蛋的老母鸡，难道还要感激吗？

其实日本近代的工业化，如果没有殖民地台湾和朝鲜的提供米粮，也是很难迅速达成。日本山多田少，历代都曾经发生缺乏米粮而引起大众骚动的所谓「米骚动」事件。江户时代的德川吉宗将军，为了防「米骚动」，苦心于调节米价，增产米谷，被称为「米将军」。明治维新以后，「米骚动」不止，米价暴涨，生活困苦的大众，要求廉价米粮，群起袭击米店、富豪邸、警察等，时有所闻。

台湾的米糖援助日本工业化

明治政府实行「殖产兴业」的工业化政策之后，产业人口移动，农业人口大量移入都市充当劳工，造成粮食更形短少，如果仰赖粮食进口，当时又没有足够的外汇购买。这时殖民地台湾和朝鲜的米，解救了日本实行工业化时粮食短缺的危机，并节省了日本不少的外汇。台湾产蔗糖从一八九六年起九五％以上输往日本，台湾产米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一九三五到三八年达五O ％以上输往日本（14）。只台湾产砂糖一项，在日本销售所课征的消费税，在一九一O年代初期，每年对日本中央政府有四千五百万圆的税收贡献（15）。

日本因为拥有殖民地台湾来供应廉价米粮，才可以抑低国内的工资和劳动所得，加速资本的累积与工业的扩充，以较低的国际行销价格，形成外销工业的竞争优势(16)。日本帝国的工业化，跟其殖民地经营息息相关，日本殖民台湾的目的，在于掠夺台湾的财富。受日本教育的「老台湾人」，如果对台湾的历史认识不清，而一味的歌颂日本帝国统治，才真正是民族的悲哀。

台史公曰：台湾人之民族气节何在？台湾受日本统治五十年，而不认识日本之统治实态，岂能大言不惭「认识台湾」，台湾人之民族气节亏损矣！何来「独立精神」？

（1）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室编『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台北：同统计室，1947年，页1040。

（2） 台湾新生报社丛书编纂委员汇编『台湾年鉴』，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47年，第28章，页7。

（3） 鹤见佑辅着『后藤新平传：台湾统治篇上』，东京：太平洋协会出版部，1943年，页159。

（4） 汤子炳编着『台湾史纲』，台北：自印，1946年，页183~184。

（5） 秋泽次郎着『台湾匪志』，台北：杉田书店，1923年，页295。

（6） 台湾总督府编纂『台湾法令辑览』，东京：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23年。

（7） 故谷美子「厦门事件一考察﹍日本南清进出计画失败」，『历史教育』第6卷3号。葛生能久着『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黑龙会出版部，1933年，页647 -673。

（8） 阿威赫拔哈口述『阿威赫拔哈的雾社事件证言』， 台北：台原出版社，2000年，页131。

（9） 藤井志津枝着『七三一部队 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

（10） 『台湾省51年来统计提要』，页1214～1217。

（11） 同上，页102。

（12） 安藤良雄编『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页68。

（13） Tobata Seiichi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I, Tokyo: The Institute of Asian Economic Affairs, 1966, pp.104-107.

（14） 台湾省政府主计处『台湾贸易五十三年表』，台北：台湾省政府主计处、一九四九年、页一八O、页一九八

（15） 『台湾糖业概观』第四九O号，台北：台湾总督府殖产局、一九二七年、页二五四。

筱原三代平「经济发展贸易关系」，小岛清编『论争 经济成长日本贸易』，东京：弘文堂，1960年，页3-27。

戰後台灣史記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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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給臺灣的工業化遺產

戰後台灣史記目錄

　　日本工業化的資金來自中國。

　　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的賠款為二億三千萬兩〔註一〕（其中三千萬兩為日本放棄

遼東半島的補償金），約合當時日幣三億六千萬圓。日本政府在一八九四年開戰時的

年度預算為九千一百一十四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圓〔註二〕，故日本從中國獲得的賠款，

為當時日本歲收的四倍。日本「殖產興業」工業化的資金，就是如此來自中國。例如

日本著名的八幡製鐵所（後來的「日本製鐵」）就是在日本政府培植軍需工業政策下，

從賠款項目下撥出五十八萬圓創立的〔註三〕。

　　臺灣殖民地對日本工業化的貢獻，首先在提供日本工業化後所短缺的糧食，以節

省外匯支出〔註四〕。其次，日本靠從臺灣殖民地輸入廉價的米糖，平抑物價，壓低

工資，加速資本的累積與工業的擴充。因此日本能以較低的國際行銷價格，形成其外

銷工業的競爭力〔註五〕。

　　臺灣曾為日本之殖民地五十年，臺灣是否工業化取決於日本帝國發展的需要與設

計。起初臺灣在 「工業日本 、 農業臺灣」 的分工下，被迫從事米、糖的單一耕作

（monoculture ）農產品〔註六〕，因此主要建設重點置於交通運輸及水利等方面，

當時之工業也以食品工業及其附屬工業為主。這種情形到了一九三○年代有相當重大

的轉變，臺灣的工業化與日本帝國的戰時體制同時推進。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爆發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聲勢日盛，對內企圖打倒政黨政

治，對外主張改採積極武力進攻路線。在此情況下，臺灣乃成為日本向大陸華南及東

南亞推進的主要基地。為便於就近提供此區域內日軍的軍需補給品，以增加其戰鬥

力，乃有「臺灣工業化」之舉〔註七〕。

　　一九三○年日本統治當局鎮壓了臺中地帶原住民的「霧社事件」之後，一九三一

年臺中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恢復施工，臺灣工業化於是開始。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之設

立意旨即指出：「今後電氣事業之目的在供給廉價豐富電力，振興大工業，為歷來僅

以農業為中心之臺灣產業界，劃一革新時代，增進其財力而成為南進之真正基地〔註

八〕。」一九三四年，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完工，從此帶動製鋁、矽鐵、化學肥料、

蔗渣利用工業（製紙及蔗板）、及火柴工業。此外，酒精、製麻等新興農業加工業也

於此時興起。臺灣的工業化於此時粗具雛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以後，臺灣更形編入日本的總體戰體制。九月海

軍預備役大將小林躋造出任臺灣總督，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項治

臺灣方針，為建設臺灣為日本南進跳板，積極推行臺灣工業化〔註九〕。

　　從一九三七年起，總督府援引日本本土之「臨時資金調整法」〔註一○〕，規定

金融機關之貸款必須依照政府指示投資用途，優先貸款給直接與軍需工業有關的事業。

一九三八年日本政府依據戰時總動員法，制定「生產力擴充計劃」，全面擴充日本本

土、中國東北、臺灣等地的生產力。依此計劃，臺灣應擴充工業、農業、礦業三個部

門。

　　工業部門包括鋼鐵、輕金屬、硫酸錏、鋁、苧麻布、黃麻布、瓊麻製品、硝酸鈣

、鹼、火柴、洋紙、機械等項目，其中大多為新設立之工業。農業部門應擴充生產棉

花、黃麻、苧麻、甘薯、砂糖等項目。礦業則應擴充生產煤炭及人造石油原料等項目

【表一】。

　　為了有效擴充以上各部門的生產力，臺灣總督府不但在資金、就是勞力、物資皆

實施統制政策。十六歲以上，五十歲以下，凡曾入學學習特定技術者，均須向政府申

請登記，由政府制定勞工手冊統籌管理，防止勞力任意流動。勞工每日工作時數不得

少於十二小時，工資依工資統制令規定付給。總督府設企劃部，負責物資統制與配

給，抑制民生事業發展，並要求其減產至最低限度，而將重要設備、原料優先配給軍

需事業。此外，尚大量合併各種企業，例如臺灣原有許多製糖會社，此時合併成為日

本製糖、臺灣製糖、明治製糖、鹽水港製糖的四大會社（日人稱公司為會社）。到了

一九四一年，臺灣工業化之基礎大體上已經奠定完成【表二】。

　　這些新設立的工業，大多由日本人（日本本土及在臺日本人）出資，臺灣人的資

金除了一九三八年外，均未超過百分之十【表三】。當時臺灣本地地主及資本家，因

二○年代末期米價大幅滑落及世界經濟大恐慌所導致的股票大崩盤，均遭受極其重大

的打擊，其事業多遭日資併吞。如本地資本「新高銀行」於一九二三年被日資「臺灣

商工銀行」合併、臺灣首富板橋林家的「林本源製糖會社」於一九二七年被日資「鹽

水港製糖會社」所合併。臺灣資本家，不但未隨臺灣工業化而獲利，反而日趨萎縮：

一九三五年，林獻堂、林熊徵、顏國年被逐出「南洋倉庫」；一九三六年臺灣銀行派

日本人至基隆顏家「臺陽公司」擔任總務與商務兩部部長，實際控制顏家所有產業；

一九四一年，三井財團所擁有的「臺灣製糖」也併吞了高雄陳家的「新興製糖」。當

時臺灣資本家中最殷實者，況且如此不堪，其他中小業主就不言而喻了。

　　爆發太平洋戰爭後的一九四二年，臺灣工業化的腳步與日本軍事的勝敗關係愈加

密切〔註一一〕。起初日軍節節獲勝，日本政府乃將其本土剩餘或老舊的民間工業機

械運來臺灣設廠生產，再將成品銷售到東南亞，並將東南亞的工業原料運來臺灣生產。

一時甚至有「工業臺灣、農業南洋」的說法。此時經濟統制措施更形加強，總督府以

「臺灣鐵工業統制會」為起點，將各種企業依類別編入各種統制會之中，藉此直接控

制各種工業的資金、原料、動力、與勞動力的供應與配給，以行政「指導」各種工業

的發展計劃，並統一產品價格和規格〔註一二〕。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以後，日軍戰勢轉為守勢，臺灣成為戰爭前線的補給基地，重

點生產鋼鐵、輕金屬、電力、水泥及化學肥料。總督府直接派員介入各項重大軍需事

業的經營管理，並制定「臺灣戰力增強企業整備要綱」，將其他事業的設備和人力盡

量集中到軍需工業〔註一三〕。

　　此時日軍節節敗退，情勢日益緊迫，「明日百噸不若今日十噸」，只求應付前線

戰事，整體計劃失控。到了一九四四下半年，盟軍開始轟炸臺灣，各生產事業大多宣

告停頓〔註一四〕。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日本將其在臺灣的資產全部遺留下來。如果日本沒

有戰敗，臺灣的資本家恐怕也沒有出頭天的機會。日本留給臺灣的工業化遺產，是戰

敗國不得已的放棄，不是善意的贈與。

　　戰爭結束後，國府資源委員會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將這些工業化的成果列為日

產，收歸公營【表四】。其中較賺錢的產業由資源委員會接收，成為國營企業；剩下

來的部份則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成為省營企業。這就是國府擁有極其龐大的

公營事業的由來。

　　臺史公曰：日人帶不走殘羹，美稱「現代化」，豈不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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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安藤良雄編『近代日本經濟史要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

　　　 八三年），頁六八。中日甲午戰爭，日本的賠償收入為三億六千四百

五十一萬圓。

註 二︰東洋經濟新報社『明治大正財政詳覽』（東京：同社，一九二七年），

頁四四六。

註 三：安藤良雄，前揭書，頁六八。又日本製鐵所的原料是來自中國湖北漢

陽鐵政局的大冶鐵礦。同書，頁六九。

註 四︰井上晴丸?宇佐美誠次郎『危機????日本資本主義的構造』（東

京：岩波書店，一九六五年），頁七五。

註 五︰小島清編『論爭?經濟成長?日本貿易』（東京：弘文堂，一九六○

年），頁三～二七。

註 六：隅谷三喜男?劉進慶?涂照彥著『台灣?經濟──典型ＮＩＥＳ?光

?影』（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九二年 ），頁一三～二○。

註七： 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一九三○～一九四五）戰爭動員體系之研

究』（臺北：稻鄉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一○八～一○九。

註 八︰張宗漢『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

○年)，頁七五。

註 九：宗代策『小林躋造傳』（東京：帝國軍事教育會?日滿聯合通信社，

一九三九年），頁三一～三七。

註一○：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臺灣經濟年報（昭和十六年版）』第四部

（東京：國際日本協會，一九四一年）。頁一九。

註一一：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三

年），頁一四八。

註一二：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臺灣經濟年報（昭和十八年版）』（東京：

國際日本協會，一九四三年），頁七五。

註一三：『臺灣年鑑（昭和十九年版）』（臺北：臺灣通信社，一九四四

年），頁一三五。

註一四：小林英夫『大東亞共榮圈?形成?崩壞』（東京：御茶?水書房，

一九七五年），頁四三五。

表一 臺灣生產力擴充計劃中一九四一年應生產之目標

（請參考 http://aff.law.ntu.edu.tw/after_war/his01.html ）

表二 海外資源利用及其有關工業概況（一九三七～一九四一）

（請參考 http://aff.law.ntu.edu.tw/after_war/his01.html ）

表三 歷年日臺人投資工業比較（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年）

（請參考 http://aff.law.ntu.edu.tw/after_war/his01.html ）

表四 主要自日人企業改編之官營企業一覽表（一九四五~~四六年）

（請參考 http://aff.law.ntu.edu.tw/after_war/his01.html

戰後台灣史記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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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遺留臺灣的殖民地傷痕

戰後台灣史記目錄

　　肉體的傷痕容易辨識，心理的傷痕不易理解。

　　在日本帝國崩潰前兩年的一九四三年，有臺中鹿港人陳火泉改名為「高山凡

石」，出版一本小說『道』，成為皇民叢書第一本，同時得當時的「臺灣文學賞」

[註一]。

『道』的主人翁是一名臺北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畢業的工程師，為追求皇國日本

的臣道，不倦不撓的持續修煉，以便超越任何障礙，變成真正的日本人。他說：「本

島人在肉體上未能繼承享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國語（日本語）為精神的血液，以國

語為教育訓練，將心理培養磨練成日本人是可能的[註二]。」

　　一九三○年代中期，日本積極侵略中國，軍人勢力抬頭，臺灣總督又再改由武官

擔任，並實施「皇民化」運動。臺灣的「皇民化」和「工業化」、「南進基地化」是

三位一體進行的。因為日本推行戰爭體制和臺灣的工業化，而對臺灣人要求協力合作

是一體的，故皇民化也是不可避免的[註三]。然而皇民化運動，企圖摧毀臺灣原有文

化，以日本文化徹底改造臺灣社會，其介入臺灣人民生活之深，手段的激烈，造成的

影響可以稱得上是一場臺灣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三六年九月 ， 日本海軍預備役大將小林躋造正式被任命為第十七任臺灣總

督，結束以往由文官出任總督的時代。十二月，中國發生「西安事變」，戰爭一觸即

發。小林總督乃於翌年（一九三七年）四月，下令限制臺灣各族群人民使用母語、廢

止報紙漢文欄，並推行國語（日語）普及運動。於是不稱父親為「阿爸」，而改稱為

「多桑（????）」，同時還強制臺灣人民祀奉日本神道教的天照大神。一九四○

年四月，臺灣的寺廟遭到日本當局的所謂「整理」，孔廟、關廟及漢民族原有的一切

寺廟均廢止，燒卻神壇、神像、牌位，為了污辱中國文化，還刻意將祖宗牌位與馬桶

一道焚毀[註四]。更進一步強迫民眾改參拜日本神道神社，並規定所有家庭供奉日本

伊勢神宮的大麻。除了宗教生活外，連日常娛樂也遭到嚴重破壞，傳統的歌仔戲、木

偶戲、皮猴戲等民俗技藝都被強迫禁演。 總督府又定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 日本

「皇紀紀元二六六○年紀念日」為改姓名運動實施日。一九四○年八月十一日，改姓

名運動實施半年，朝鮮約有二千萬人響應；臺灣的漢人則僅有一百六十八人配合 [註

五]。

　　一九四○年七月日本中央政界成立第二次近衛內閣，十月十二日成立「大政翼贊

會」，並公佈「國民精神總動員令」，展開「舉國一致」體制。朝鮮、滿洲、南樺太

（庫頁島）紛紛效尤，臺灣也不例外。於是，皇民化運動在臺灣如火如荼地展開，臺

灣人皆必須變成恭順的「皇民」。

　　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本海軍大將長谷川清出任第十八任臺灣總督。一

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臺灣總督府組織「皇民奉公會」，由長谷川總督兼任總裁，總

務長官齋藤樹兼任中央本部部長。該會中央組織與臺灣總督府相結合，地方組織與地

方官廳結合，州、廳設支部，市、郡設支會，街設分會，區、部落設區會及部落會，

最基層則為奉公班。各級地方首長兼任各層級「皇民奉公會」組織首長。除此之外，

還組織「奉公壯年團」、「產業奉公團」、「挺身奉公隊」、「文學奉公隊」以及由

未婚女性所組成的「桔梗俱樂部」等作為外圍團體。

臺灣各地士紳都被收編進該組織當中，如辜振甫（臺灣皇民奉公會實踐部長）、

林呈祿（改姓名為林貞六，皇民奉公會文化部長）、何傳（改姓名為永野德，皇民奉

公會中央本部委員）、羅萬硨（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委員）、林獻堂（皇民奉公會中

央委員）、洪元煌（皇民奉公會委員）、黃媽典（改姓名為廣田正典，皇民奉公會中

央本部奉公委員）、洪火煉（改姓名為芳澤煉平，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奉公委員）、

杜聰明（皇民奉公會臺北州支部生活部長）、蔡式穀（皇民奉公會臺北州支部奉公委

員）、黃純青（皇民奉公會臺北州支部奉公委員）、戴炎輝（改姓名為田井輝雄，皇

民奉公會高雄州支部總務班主事）、黃金火（奉公醫師團臺南分團副團長）、吳石麟

（奉公青年隊總務部長）等，被迫為「皇民化」搖旗吶喊[註六]。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皇民奉公會」成為驅策總動員的機關。奉公

會中有些成員還兼地方公醫，負責軍伕身體檢查，不肖者便借機上下其手，使富豪子

弟得以免徵，而貧困者即使久病，也不得倖免[註七]。「皇民奉公會」還設置「拓南

農業戰士訓練所」、「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海洋訓練所」、「高砂青年隊」等

組織，訓練臺灣青年，投入戰爭，擔任軍伕。臺灣民謠「雨夜花」改歌詞為「榮譽的

軍伕」，將近二十一萬人被動員到東南亞及華南戰線，其中約有兩萬八千多人充當炮

灰戰死。戰後，僥倖免於一死的臺灣軍伕都淪為戰俘，被關在集中營，受盡種種折磨

後，才得以重返家園。

　　臺灣原住民史倪育唔，改日本姓名為中村輝夫，一九四三年充當皇軍一士兵，被

遷送南洋戰線而在印尼摩若泰島森林躲避三十一年，不知日本投降而「皇軍」滅亡，

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才被發現，先遣送日本，一九七五年一月始回到臺灣，依

光復後其家族所報戶口稱為「李光輝」[註八]。這位臺灣原住民在森林中三十多年的

肉體折磨，令人驚奇，但是又有誰理解其深層的心裡傷痕呢？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臺灣正式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一九四二年六

月，日本海軍在中途島遭受致命打擊，戰局情勢惡化。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日本軍

方徵召三千名臺灣青年擔任海軍特別志願兵。此後日軍在太平洋節節潰敗，到一九四

四年初臺灣已經成為前線。於是在該年五月至七月，臺灣總督府又徵召八千餘名海軍

志願兵。

　　一九四四年十月，日軍於菲律賓雷特灣（Leite Bay）戰敗，臺灣成為日軍要與

美軍決一死戰，避免美國大軍順利進攻日本本土之決戰戰場。新任臺灣總督兼日本陸

軍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索性在臺灣實施徵兵制。

　　徵兵制實施後，有一個臺灣人在一九四四年徵兵為「皇軍」的一等兵，並改日本

姓名，向日本天皇宣示盡忠。當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裕仁天皇宣佈日本無條

件投降時，當天晚上這名可憐的日本「皇軍」，即舉起自己的刺刀自殺[註九]。到底

他是羞於繼續生存下去，還是決心與日本敗戰共命運，不得而知。但亦可窺見日本在

臺推行皇民化運動的慘烈！

　　皇民化運動在破壞臺灣寺廟、焚燒神像，摧殘漢人民俗文化，可以稱為在臺灣的

「文化大革命」，自然激起臺灣人民的憤慨。戰爭末期，日本神社炸燬時，臺灣人民

私底下的興奮心情，就是一個心裡深層的發露。日本當局動員臺灣人民投入「大東亞

戰爭」，對兩岸的漢人之間也產生很大的隔膜。戰後來臺統治的國府官僚，不反省自

己的貪污腐敗，只認定臺灣人民不諳祖國語言，經皇民化運動被日本人「奴化」，而

排除臺灣知識分子的參政。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所屬各機關中所任命的臺灣籍人士，多半只能充任基層公務

員【表一】，而各生產單位因長期的戰爭統制經濟，也幾乎全部由日本人擔任管理人

員，臺灣人只能擔任下層技術人員。皇民化並沒有實質的讓臺灣人就任管理者職位。

如果在戰爭末期，日本當局大量起用臺灣高級知識分子為管理人員，則光復後這些人

能繼續管理生產機構，而不會釀成生產停頓，遍地失業的現象。

　　戰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各接收單位，正利用日本排除臺灣人的結構，又以外

省籍人士取代日本人以往所佔職位，甚至留用日籍管理人員協助統治。臺灣人在回歸

祖國後依然陞遷無望、生活未能改善、尊嚴未能提升，未免多有怨言。再加上來臺接

收官吏貪贓枉法，軍隊橫行、無紀律，與往昔日本官兵有天壤之別，省籍仇恨日益加

深。但始作俑者，實為日本殖民政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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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史公曰：焚我神主、毀我祠堂，復遺禍我兄弟鬩牆，傷痕何時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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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東京：勁草書房，一九七一年），頁三～

一五。

註 二：高山凡石『道』（臺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一九四三年），頁一七七。

註 三：伊原吉之助「台灣?皇民化運動」，中村孝志編『日本?南方關与?台灣』

（奈良縣天理市：天理教道友社，一九八八年 ），頁二七八、三六八。

註 四：林衡道『臺灣歷史百講』（臺北：青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二四七

註 五：『臺灣全記錄』（臺北：錦鏽出版社，一九九○年），頁二六二。

註 六：參考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一九四三年）各人事項。

註 七：林衡道，前揭書，頁二四九。

註 八：參考中村輝夫（陳浩洋聞記）『中村輝夫：????島三一年?記錄』（東京：

????書房，一九七五年）。

註 九：特集．終戰秘話『台灣?八月十五日』，月刊沖繩??????，第二期（那

霸市：月刊沖繩，一九八九年六月），頁二六～二七。

【表一】 臺灣總督府與行政長官公署文官籍貫配比表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關　　　　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及所屬機關

特任官　　　日籍100%, 台籍 0% 外省籍100%, 台籍 0%

簡任官 日籍 99.08% 台籍 0.92% 外省籍 92.99% 台籍 7.01%

薦任官 日籍 97.71% 台籍 2.29% 外省籍 72.68% 台籍 27.32%

委任官 日籍 62.94% 台籍 37.06% 外省籍 30.52% 台籍 69.48%

聘雇或徵用 日籍 25.81% 台籍 74.19% 外省籍 5.84% 台籍 63.93% 日籍30.23%

引自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台北：時報，'95年），

頁77。

戰後台灣史記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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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也有臺灣佔領計劃

戰後台灣史記目錄

　　不但日本垂涎臺灣，美國也覬覦臺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海軍及國務院部分人士一度計畫佔領並軍管臺灣，但

此議終究沒有獲得其最高決策者的同意，否則戰後臺灣歸屬，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爆發，日本同時攻擊美國殖民地菲律賓等地。

轟炸菲律賓的日本轟炸機，乃是由臺灣岡山起飛，迅速將呂宋島的美軍設施破壞殆盡。

一個月後，美國駐菲陸軍統帥麥克阿瑟倉皇逃離。於是，美國人開始注意到被日本稱

為「靜止的航空母艦」臺灣的戰略地位[註一]，從此開始蒐集有關臺灣的情報。

　　珍珠港事變後，英美立即對日宣戰，翌日中國也趕緊對日、德、義三國宣戰，加

入同盟國抗日的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與日本的作戰區域，主要有太平洋

戰區和中國戰區的兩大戰區。

　　美國太平洋艦隊，在珍珠港事變中受到嚴重的打擊，在日軍前後兩梯次各一百八

十架軍機的轟炸攻擊下，只有極少數在受損後能逃回美國西海岸。美日開戰後的太平

洋戰區，日軍快速而順利進佔中、西南太平洋區重要島嶼，美國海軍只能退守，靜待

耗時近兩年的太平洋艦隊之重建。在美國海軍的重建期間，中國戰區就成為同盟國抗

日最重要的戰區，其重要性在於牽制日軍主力，並充當將來轟炸日本本土的基地。

　　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美日海軍在中途島會戰，日軍喪失四艘航空母艦而受到重

創，珍珠港事變以來半年多的攻擊作戰劃下休止符，成為戰局的轉捩點，美日海軍軍

力也扳回均衡[註二]。

　　從這年（一九四二年）起，美國內部開始出現佔領或託管臺灣的聲音。該年七月，

美國軍事情報局遠東部主管，發表佔領臺灣的意見。從這個月底到一九四四年十月，

美國軍事情報局提出一連串備忘錄，大意為：戰後美國應以「開明的自我利益」為依

歸，對臺灣應予以特別的考慮，並由臨時託管機構掌握，但也要給中國有參與的機會

[註三]。

　　一九四二年八月，美國雜誌『財富』、『生活』、『時代』發表了戰後和平方案，

主張臺灣應由國際共管。該年底，美國軍事情報局將各情報單位年來對臺工作成果彙

整，此即『第一期情報摘要』(The First Intelligence Briefs )。一九四三年九月，

首次在華盛頓傳開有關奪取並佔領臺灣的高層計畫[註四]。十二月，美國政府在哥倫

比亞大學海軍軍政學院設立一個研究中心，內設「臺灣組」。該組草擬了一套資料，

教導美國佔領軍如何在臺灣遂行統治[註五]。美方也找來臺灣人替他們工作。一九四

三年夏，美國情報網與張邦傑及謝南光合作[註六]。

　　對於是否要攻打臺灣，在美軍整體戰略設計上，海軍和陸軍之間存有相當的歧見。

太平洋戰區的美國海軍積極策劃奪取臺灣。因為臺灣島地處險要，掌握日本對外的生

命線，又可以控制中國沿海各港，一旦佔領該島，日本對外交通將告斷絕，亦無法自

東南亞取得物資補給。

　　一九四二年七月，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Chester W.Nimitz ）等人，

和陸軍指揮官麥克阿瑟，就對美國的太平洋反攻計畫有不同的戰略構想。海軍主張由

中部太平洋橫斷進攻，提出一個包含中國南海岸、臺灣、呂宋島的戰略三角計畫。陸

軍麥克阿瑟元帥則主張以打回菲律賓為目標的戰略計畫[註七]。

　　儘管美國海軍積極地為攻佔臺灣做準備，然而此一構想不僅遭遇陸軍麥克阿瑟的

反對，也離不開詭譎多變的國際政治及軍事情勢的影響。因為中國戰區價值的滑落，

深深地影響了臺灣的戰略角色。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美、英、蘇召開雅爾達會議，史達林明確地表示願意參加

對日戰爭，因此中國牽制日軍的地位陡降為次要。至於中國戰區在轟炸日本本土上的

戰略地位，也因該年夏天美國海軍ESSEX級航空母艦開始服役，Ｂ─２９遠程轟炸機

亦已大量生產，急於一試「跳島戰略」而降低[註八]。

　　一九四三年十月，美國作戰部呈報馬歇爾：「對日作戰即將擴大，雖最後方案猶

未確定，但大勢所趨，已然浮現。打擊日本之戰略基地，將在太平洋而不在中國大陸

[註九]。」同年十一月，美國海軍已有把握打下馬里安納群島。若奪取該群島，B-29

便可以直接起飛，轟炸日本本土。

　　一九四四年二月，海軍指揮官尼米茲與麥克阿瑟就領導權的歸屬，以及下一步的

戰略─究竟要先攻打臺灣還是菲律賓─發生衝突。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國總

統羅斯福在火奴魯魯島，聽取尼米茲和麥克阿瑟「臺灣ｖｓ呂宋」的辯論。會中，麥

克阿瑟強調美國不可不顧慮集中營內數千美國軍民，也不可失信於菲律賓一千七百萬

忠誠的基督徒[註一○]。羅斯福總統對此爭辯雖未立即裁決，且後來戰爭情勢的變化

與補給上的問題，都對最後的決策產生相當影響，但政治上的考慮佔有很大比重卻是

事實。

　　美國海軍不但計劃要攻佔臺灣，更準備進一步軍管臺灣。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國

海軍提出在臺灣建立軍政府的方案，喬治．柯爾（G.H.Kerr ）提出第二號研究案（

Research Unit Number Two ）以及第二套民政手冊。一九四四年秋，臺籍軍統份子劉

啟光與美軍簽訂契約：劉提供幹員受美國訓練，一旦美軍登陸臺灣，劉將負責宣傳美

國佔領軍政策，並動員、組織、訓練群眾，以建立一個有秩序的政府[註一一]。

　　一九四四年九月，美、英兩國會談，研究進攻日本本土策略。英國方面沒有意見；

美國方面則陸軍與海軍再次對立。海軍提案於一九四五年三月佔領臺灣、廈門；陸軍

方面麥克阿瑟元帥力主奪取呂宋，反對海軍的臺灣佔領計劃[註一二]，認為該計畫會

與駐臺日軍及大陸來援的日軍激戰，犧牲太大；而且臺灣與菲律賓不同，並非美國殖

民地，美國在此並無友好人士可資利用，從而獲得戰鬥與設施上的援助。武器專家也

認為，歐戰結束前，不可對臺灣、廈門用兵[註一三]。麥帥更力主絕不可放棄菲律賓，

否則將會影響美國威信。由於這年是總統大選年，美國民間支持麥克阿瑟先收復美國

在亞洲唯一的殖民地菲律賓的態度，足以影響選情，羅斯福為求順利連任，乃裁定採

取麥克阿瑟的方案[註一四]。

美國內部對於究竟要先攻擊臺灣或呂宋島的爭議，最後的決定關鍵為中國戰線中

國軍隊的敗退。日本為破壞美軍登陸華南並以Ｂ─２９轟炸日本的計畫，而在一九四

四年五月發動湘桂作戰，八月，日軍已佔領長沙、衡陽並繼續向桂林、柳州進擊 [註

一五] 。日軍發動此大陸打通作戰相當成功，日軍於一年之內，將在華美國第十四空

軍戰力全數殲滅。結果，美國放棄由中國起飛Ｂ─２９轟炸日本的計劃。五月二十七

日，馬歇爾電告史迪威：「今後中國戰場之作戰工作，均以支援太平洋及西太平洋作

戰為主[註一六]。」因而，美國海軍攻佔臺灣進而控制中國沿海的理由就更加薄弱。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日，尼米茲奉命迂迴臺灣，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之前攫取琉球。

一九四五年六月，美軍登陸琉球。由於琉球比臺灣更逼近日本，在戰略上已經沒有攻

佔臺灣的必要了。

　　如果美軍攻佔臺灣，臺灣的命運或許將會有很大的不同。美軍與十六萬精銳日軍

相互廝殺的後果，就算不及登陸琉球時所造成的「玉碎」，對臺灣人民的生活也必然

會造成極大的傷害。更重要的是，一旦臺灣被美軍佔領，美國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

在戰後未必會依開羅宣言將臺灣歸還中國。即使歸還中國，其過程也將頗為複雜。而

國共內戰情勢的演變，也是影響美國處理臺灣問題的重要因素。若美國刻意延遲臺灣

歸屬的決定而觀望戰情，並持續對臺灣的軍管，直到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大陸兵敗如

山倒時，臺灣或許會在美國設計下經由公民投票而獨立，並由親美人士組成傀儡政

府，甚至直接併入美國，成為其第五十一州也說不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臺史公曰：戰爭之挺進路線，常決定戰後政治地圖。臺灣人有幾人，寧願當美國人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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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George H. Kerr著、佚名譯『被出賣的臺灣』，頁五、一一。

註 二：E.B. Potter & Chester W. Nimitz,The Great Sea War (New Jerse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1960),p.246.

註 三：George H. Kerr，前揭書，頁二○～二一。

註 四：Douglas L. Fix , "U.S. Worldtime Intelligence Regarding Taiwan"，

臺大歷史系主辦「臺灣史料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一九九三年九月十日

至十一日 )，頁五～九。

註 五：George H. Kerr，前揭書，頁三○～三一。

註 六：Douglas L. Fix，前引文，頁一二～二○。

註 七：每日新聞社譯編『太平洋戰爭秘史』（東京：每日新聞社，一九六五年），

頁一七三。

註 八：梁敬錞著『開羅會議』（臺北：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八年），頁二一二。

註 九：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U.S. Army

in the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Army),

p.53.

註一○：Samuel Eliot Morison , American Contribution to the Strategy of

World War II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61.

註一一：Douglas L. Fix，前引文，頁一二～二○。

註一二：伊藤正德『帝國陸軍?最後 』特攻篇（東京：文藝春秋社，一九六一年），

頁一一七。

註一三：Samuel Eliot Morison,op.cit.,p.4.

註一四：George H. Kerr，前揭書，頁三二～三三。

註一五：董顯光『蔣總統傳』（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一九六七年），頁三七○。

註一六：同上，頁三六三～三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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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史記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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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羅會議決定了臺灣命運

戰後台灣史記目錄

　　開羅會議也是中國躍昇四強之一的關鍵。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即被西洋列強判定為「東亞病夫」。然而，第二次世界

大戰之後，中國居然能夠躍昇為世界四強之一，在聯合國享有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的地位，此來龍去脈值得深入推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強共舉行十四次高峰會議，而中國僅參加一次開羅會

議〔註一〕。此次會議不但決定了臺灣澎湖歸屬中國，同時也為中國躍升四強之一布

陣。

　　中國能夠參加開羅會議，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相當煞費苦心對美活動得來

的。當對日抗戰初期的一九三七︱三八年，國民政府即派遣留美逸才胡適為特使遊歷

歐美宣傳對日抗戰，胡適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以後就任駐美大使，從事對美佈建工作。

一九四○年六月，蔣介石再委派宋子文赴美從事爭取美援活動。宋即利用其哈佛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以及紐約銀行界的人脈，建立起後來人稱「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 ）的關係網〔註二〕。

　　此關係網包括羅斯福總統的親信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財政部長摩根索

（ Henry Morgenthau ）、『時代』及『生活』雜誌社長亨利．露斯（Henry Luce ）

、霍華德報系老闆霍華德（Roy Howard ）、名評論家艾索普（ Joseph Alsop ），以

及聯邦債務署長瓊斯(Jesse Jones )、進出口銀行總經理皮爾遜(Hesketh Pearson )

、陳納德將軍（Claire L.Chennault ）等。一九四一年初，宋子文在美國成立「國防

物資供應公司」，並請關係網的一些人掛名，還請羅斯福總統的母舅德拉諾

(Frederick A. Delano )當董事長，於是得到美國政府一億美元的借款。這些人脈與

媒體，為國民政府在美國營造出相當有利的情勢。宋子文甚至對美國國務院官員誇

口：「事實上，你們政府裡面發生的任何事情，我在三天以內沒有不知道的〔註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爆發珍珠港事變，翌日中國追隨美英之後對日宣戰。於是

國府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任命宋子文為外交部長，代表中國於一九四二年元旦在華盛頓

簽署中美英蘇等二十六國「聯合宣言」，聲明對德、義、日軸心國作戰，絕不單獨與

敵人媾和。從此，中國為盟國之一，盟國即於兩天後的一月三日宣布蔣介石為盟軍中

國戰區最高統帥。

　　當時，盟國對抗軸心國有「重歐輕亞」的傾向，亦即美軍配合英軍將進攻目標放

在柏林的歐洲戰線，而疏忽亞洲戰線的重要性。一九四二年四月，羅斯福對陸軍參謀

總長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 ）及大西洋艦隊總司令金上將（Ernest J. King）

蔣介石對美活動的目的，就是如何將美軍的主力從歐洲戰線轉向亞洲，並爭取較多美

援。蔣見機電傳宋子文，對美國推薦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 ）將軍為中國戰區

參謀長，表示歡迎。史迪威到中國的任務，在於監督美國援華物資之撥配與使用，以

及擔任蔣之參謀長。於是羅斯福向國會提出對華貸款五億美元案，美國參眾兩院也先

後通過此案，而由外長宋子文與美國簽訂五億美元的中美租借協定。表示：「我認為

集中全力進攻日本，無異添加德國控制歐非兩洲的機會〔註四〕。」

　　蔣對美活動的最大成功，就是促成蔣夫人宋美齡的訪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日，

宋子文經由羅斯福總統的親近霍普金斯，傳達宋美齡患重病想到美國治療的消息，請

調派一架專機。羅斯福總統非常擔心，即同意提供專機，宋美齡乃於十一月十七日赴

美。

　　蔣夫人的病為慢性皮膚炎，痊癒之後的一九四三年二月，訪問白宮。羅斯福總統

見了宋美齡，即願意提供給她在國會演講、無線電播送等一切機會對美宣傳。她在參

眾兩院共同會議的演講，掀起旋風般的興奮；她在紐約麥迪遜廣場的演講，吸引了一

萬七千名聽眾，讓美國朝野相信在重慶的蔣政權才是亞洲的民主鬥士，而獲得美國傳

播界絕佳的讚賞〔註五〕。

　　其後，宋美齡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赴美，五月三日再度訪問白宮，與羅斯福商

量反攻緬甸，加強中國戰區空軍、以及中印空運等問題。六月二十四日，宋美齡第三

次訪問白宮，就戰後遠東和平與戰後處理問題與羅斯福商量。在一九四三年的前半年，

蔣夫人的三次訪問白宮與精心部署，是蔣介石能夠在十一月參加開羅會議的一大關鍵。

　　本來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美總統羅斯福與英首相邱吉爾在摩洛哥港都「卡

薩布蘭加會談」(Casablanca conference )，當時也邀請蘇聯史達林參加，但史以歐

洲東部戰線吃緊而未參加。會議內容為要求軸心國無條件投降，以及檢討各戰區的情

勢和對策。英美以歐洲戰區為主，中國緬甸戰區其次，而根本未邀請中國的蔣委員長

參加〔註六〕，因此蔣必須對羅斯福下功夫。因為英國對緬甸作戰消極，而美國援華

物資被英國緬督查扣，致使對重慶的補給一再延擱〔註七〕。史迪威也建議展開緬甸

作戰以推展對中國的陸上輸送路線，陳納德將軍建議增強空軍部隊轟炸日本本土，但

都未被採納。

　經過「中國遊說團」的一再努力，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在華盛頓召開聯合參謀

團（ＣＣＳ）會議，面對著羅斯福與邱吉爾，宋子文代理蔣介石首次參加，這是中國

第一次對盟國戰略取得發言機會。宋子文說：「如果盟國不依約援助，中國可能單獨

與日本媾和」，而要求尊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意見，即增強補給與重視中國

戰線，而使羅斯福不得不承諾蔣之要求〔註八〕。

　　其實，自一九四○年九月德軍攻入波蘭而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重慶政權即

積極地與日軍接觸。蔣派遣「藍衣社」的曾廣，冒稱為「宋子良」展開對日和談的諜

報活動〔註九〕，另外孔祥熙也由其部下蕭振瀛與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和知鷹二等

接洽註〔一○〕，孔氏駐香港聯絡人喬輔三則與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聯繫〔註

一一〕。這些對日和談的情報不能讓中共等反對派知曉，但透露給美國反而可以藉此

要挾美國支持。

　　在蔣介石有屈服於日本「誘和」的敲詐（blackmail ）之下，羅斯福為了報復珍

珠港事變之仇，也不得不應諾蔣的要求，於七月四日同意蔣參加高峰會談。同日宋美

齡自美飛回重慶。七月七日蔣介石在重慶接受美總統羅斯福贈與的最高統帥勳章，這

是美國給外國人的最高勳章，而使蔣委員長與中國的國際地位達到最高峰。當時，美

國正希望中國提供Ｂ－２９基地以空襲日本，並要求蔣在中國的軍隊能夠吸引住日軍

的大部分，使之無法轉移到太平洋作戰。美國海軍上將李海（W.D. Leahy ）指出：

「如果中國離開戰場，麥克阿瑟與尼米茲在太平洋已經十分困難的任務，此後將益形

艱鉅。 日本大量的人力， 將從中國戰場解放出來，轉而抵抗我們對日本本土的前進

〔註一二〕。」八月一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蔣委員長為黨總裁、行政院長、

再兼國府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八月十九日羅斯福與邱吉爾在加拿大的魁

北克會談時，宋子文即得以蔣之代表參加，討論太平洋與中國戰區的對日作戰。

　　蔣介石夫婦之參加十一月下旬的開羅會議，絕不是偶然的，是經由宋氏兄妹在華

府利用關係網遊說的成果。當時邱吉爾與英軍統帥，不願蔣參加開羅會議，因為美國

如果給中國太多援助將會減弱其歐洲戰線〔註一三〕。但是美國不願蔣與日本單獨媾

和，需要中國繼續與日本作戰，牽制日本大軍於中國戰線，因此羅斯福不顧邱吉爾的

意向，決心與蔣在開羅會談。?

　　開羅會議主要討論對緬作戰案及戰後處理案兩個議題。雖然美英對緬甸作戰案食

言，在不到十天之後的德黑蘭會議中，史達林力爭不可放棄歐洲戰線〔註一四〕。但

是戰後處理案，則明確規定：「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

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註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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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史公曰：拉攏美國、望美抗日、擁美自重，蔣之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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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共召開十四次高峰會議，分別在大西洋、

華盛頓（兩次）、紐約、莫斯科（兩次）、卡薩布蘭加、魁北克（兩

次）、開羅（兩次）、德黑蘭、雅爾達及波茨坦舉行。中國元首僅獲

邀參加第一次開羅會議。

註 二：宋子文曾於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五年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一九

一五年畢業後，於紐約花旗銀行工作，並至哥倫比亞大學旁聽。

註 三：Ross Y. Koen,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Inc., 1974)，張曉貝等譯（北京：商務印

書館，一九八四年），頁四二。

註 四：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New York:Harper

Brothers, 1948), p.605.

註 五：James C. Thomson, Peter W. Stanley and John C. Perry, Senti-

mental Imperialist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

1981, p.221.

註 六：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 (Taipei,1964),pp.189-190。

註 七：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pp.57-63.

註 八：吉田一彥『????｜???????．???｜?』（東京：德間

書店），頁一九九～二○○。

註 九：藤井志津枝「日本對宋子良的誘和活動」，『國史館館刊』第十五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頁一四五、一六四。

註一○：譚光「孔祥熙集團及令侃令偉兄妹」，『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四

　　　　期，頁一七。

註一一：今井武夫『中國事變之回憶』，天津市政協編委會譯（北京：中國

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一六四｜一六七。

註一二：W.D.Leahy, I Was There (New York:McGraw Hill,1945), pp.213-214.

註一三：H.Feis, The China Tangl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105.

註一四：Winston Churchill, Closing the Ring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52), pp.379-380.

註一五：梁敬錞『開羅會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三年），頁

一四七。

戰後台灣史記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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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外蒙者收復臺灣

戰後台灣史記目錄

　　如果蔣介石的功績在收復臺灣，那麼他的過錯在出賣蒙古。

　　外蒙的面積有中國東北的二倍之大。雖然於一九二一年在俄共煽動下，蒙古人民

革命黨宣稱樹立革命政權，但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國代表顧維鈞與蘇聯代表加

拉罕（Lev M. Karakhan ）正式簽訂「中俄協定」，根據該協定第五條的規定，蘇聯

「承認外蒙為中華民國之一部分，該地俄國駐軍俟與中國議妥辦法後，即撤退」〔註

一〕。如此，儘管在該年十一月宣稱成立外蒙古人民共和國，說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之外第二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此為蘇聯的傀儡，並未得世界各國的承認。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力圖勸誘蘇聯對日參戰，以減少美軍在太平

洋戰爭的死傷，乃協助蘇聯向中國要求簽訂不平等條約。首先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召開的德黑蘭會議中，羅斯福向史達林表示希望蘇聯參戰，史達

林即提出要以中國大連為條件〔註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史達林提出對日

參戰的三條件：

一、租借旅順和大連及其周圍之區域；

二、租借從大連到哈爾濱的中東鐵路，以及從哈爾濱往東到海參崴，往北到滿洲里之

　　一段；

三、承認外蒙古現勢─即維持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為一獨立國家〔註三〕。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在克里米亞的雅爾達召

開高峰會議，並於二月十一日秘密簽訂「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協議書」〔註四〕，此即

「雅爾達密約」，全文如下：

===========================

三強領袖─蘇聯、美利堅合眾國、大不列顛─獲致協議，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事結束

後之二或三個月內，在下列條件下，蘇俄應即參與盟國方面，對日本作戰：

一、外蒙古現狀（蒙古人民共和國）將予保持。

二、因日本在一九○四年之侵攻而被攫奪之俄國原享權益，將予恢復，其中包括：

　　(一)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島嶼將交還蘇聯。

　　(二)大連商業港應列為國際港，蘇俄在該海港內之特別權益，將予保障。蘇俄並

得恢復租借旅順港為其海軍基地。

(三)中東鐵路以及通往大連之南滿鐵路，將由中國及蘇聯合組之機構共同經管。

三國同意，蘇聯之特別權益應予保障，中國繼續保持在東北之完整主權。

三、千島群島將割交蘇聯。三國並確認，對上列外蒙古、海港及鐵路之各項協議，須

徵求蔣介石委員長之同意。羅斯福總統，在史達林元帥之建議下， 將設法獲取蔣委員

長之同意……

==============================

　　此密約關係到中國的很多利益，須取得中國的同意，亦即必須締結中蘇條約才能算

數。問題是國民政府為何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皇錄音投降當天，簽訂了中蘇友

好同盟條約而出賣了外蒙？

　　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亡故，原副總統杜魯門繼任後，依然遵守雅爾達密

約末尾條款的規定，採取種種措施要求中國同意該密約有關蘇聯特權的規定。美國政

府對這個祕密隱而不宣，於六月九日才正式將密約全文傳達給在美的宋子文外長，六

月十五日經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 ）通告蔣委員長，要求中國

採取措施同意。

　　當中國知道雅爾達密約的存在時，認為此密約違反一九一四年的大西洋憲章，以

及違反開羅宣言中「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制止及懲罰日本的侵略，盟國絕不

為自己圖利，亦無拓展疆土之意思」，也違反美國傳統中國政策的原則。但蔣介石僅

要求，中蘇締約時美英為當事國之一參加，盼望 「以美英制俄」 ，但美英加以拒絕

〔註五〕。於是，蔣不得已派遣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為其個人代表，率外交部

次長胡世澤，於六月三十日抵達莫斯科，從七月一日開始與蘇聯政府交涉締結條約之

事。

　　在談判過程中，中國代表拒絕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宋子文說，承認外蒙獨立將

導致西藏問題複雜化，引起國內反對而使蔣介石垮臺，並經由美駐蘇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要求杜魯門總統在外蒙問題上給予支持〔註六〕。蔣經國也向

蘇聯大使彼得洛夫（Apollon K.Petrov）聲稱，國民政府不會同意承認外蒙獨立，談

判將由此走向絕路，而以談判破裂威脅。

　　其他關於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蘇聯優先利益，大連與旅順的管轄權等問題，中

國代表不敢喪權辱國，須請示中央。七月十三日蘇聯領導人赴波茨坦開會（七月十七

日至八月二日），宋子文也趁機飛回重慶，向蔣介石報告請示，並堅決辭去外交部長

兼職，由王世杰接任。

　然而，在波茨坦會議開會前夕的七月十六日，美國在新墨西哥沙漠的原子彈試驗

成功，史達林即在開會的開頭報告「參加對日戰爭已經準備好了」，並要求美方督促

中國政府重開交涉締約。當時的美國杜魯門政權，雖然在代理國務卿格魯（Joseph C.

Grew ）以及駐蘇大使哈里曼的建議下，採取對蘇強硬立場，但是不敢跟蘇聯破裂關係

而否定雅爾達密約。誠如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 ）元帥的報告，美軍在太平洋

戰場的傷亡不斷增加，就是有了原子彈，戰勝日本也是不可能的，而艾森豪與伊克爾

將軍也同意此看法〔註七〕。因為日軍可能把基地遷到滿洲和華北，此時美英不能利用

海軍艦隊，戰爭將持久拖下去，而蘇聯參戰才能擺脫此一局面〔註八〕。七月二十三日，

杜魯門電告蔣介石：「我希望您讓宋子文回莫斯科去，繼續您的努力，以達成一項完全

的諒解〔註九〕。」

　　蔣介石未能參加波茨坦會議，乃於七月二十日向華盛頓發了一封電報，請轉交去

波茨坦赴會的杜魯門，闡明蔣在莫斯科談判所持的一貫立場為：蘇聯完全承認中國在

滿洲之主權，明確保證停止對中共和叛亂集團進行任何道義和物資援助，在此交換條

件下，他（蔣介石）同意維持蒙古的現狀直至戰爭結束，屆時舉行公民投票〔註一○〕。

同一天（七月二十日），蔣介石給史達林的信中說：「您堅持要中國承認外蒙獨立是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這將是我政府成員所最不希望的事〔註一一〕。」但是蔣還是

提出讓步的條件：蘇聯不幫助中共、蘇聯幫助國府平定新疆〔註一二〕。總之，蔣以

蘇聯不幫助中共為條件，出賣了外蒙。

　　儘管史達林說，為參加對日戰爭必須先跟中國締約，然而蘇聯在締結中蘇友好同

盟條約之前，亦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對日宣戰了。而國府代表在日本正式投降的前

一天，八月十四日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相關協定，並就外蒙獨立換文。宋子文

為了逃避歷史譴責不肯簽字，而由外交部長王世杰代表國府簽字。國府最大的收獲就

是，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第五條規定，蘇聯的援助全部給代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國民

政府，以及第十三條約定蘇聯軍在日本投降三週之內開始自東北撤退〔註一三〕。

　　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中國依開羅會議與波茨坦宣言，收復了東北與臺灣。如

果蔣介石知道日本在八月十五日投降，是否會在八月十四日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出賣蒙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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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史公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不得已而簽耶？然則蔣介石同意抑不同意，操之在我而

非在彼也。出賣外蒙姑且不論，允許日本在中國東北權益轉讓蘇聯，豈不謬哉。當政

者焉可見利而忘其真，為謀一人一黨之私而出賣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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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外交學會編『外交大辭典』（大陸版，一九三七年），頁一四一。中俄協定又

　　　 稱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Agreement on General Principles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Question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May 31,1924。

註 二：U.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

matic Papers: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era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pp.565 - 568.

註 三：Telegram, Harriman to President, Dec. 15, 1944. 轉引自 H.Feis,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233.

註 四：『雅爾達會議記錄全文』（臺北：聯合報社，一九五五年），頁二九四。

註 五：H. Feis, The China Tang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314 -

315.

註 六：Henry S. Truman, Truman Memoir ,Vol.1,pp.315 - 316.

註 七：U.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stdam Conference , Vol.1, p.906.

註 八：庫茲涅夫『從珍珠港到波茨坦』（莫斯科，一九七○年），頁二七五。

註 九：U.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stdam Conference , Vol.2, p.1241.

註一○：Ibid., p.1225 - 1226.

註一一：Ibid., p.1225.

註一二：Ibid., p.1226.

註一三：關於旅順、大連、中東鐵路等不平等條約，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赴莫斯

科，經過兩個月的交涉，在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

條約 」，限期的恢復了中國東北的主權。但是外蒙古的主權則如黃河流水一

去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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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史記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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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慘敗ｖｓ臺灣成功

戰後台灣史記目錄

　　國府在大陸的失敗，始自東北。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中國應取回昔日失去的領土，其中以東北和臺灣

最為特殊。東北長期為俄、日勢力範圍，九一八事變後被強佔十四年。臺灣則是日

本第一個殖民地，受該國統治長達五十年。日本奪取兩地最久，經營最深，也都留

下相當可觀的建設與資產。然而在戰後，兩地在中華民國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卻截

然不同：國民政府因無法順利接收東北，而在內戰中失去優勢；卻因成功地收回臺

灣，而在淪亡之際得一逃生之地，延續「中華民國」而展開另一段歷史。

　　國民政府之所以無法順利接收東北，固然與蘇聯在大戰結束前夕揮軍南下，擊

潰日本關東軍，駐紮該地，並未對國府接收人員多加配合有關；而國府本身接收計

畫之錯誤設計，更難辭其咎。

　　早在戰爭結束前，蔣介石私人政治顧問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即建議蔣

挑選東北人訓練並派東北籍官兵前往接收，以收地利之便，但未被蔣所採用，因此

蔣周圍沒有代表東北的聲音[註一]。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四日，蔣介石在中央設計局

之下設立「東北調查委員會」，由沈鴻烈擔任主委，張群、吳鼎昌、熊式輝等政學

系主要成員擔任委員，皆非東北籍人士。至於馬占山等東北耆宿，只能在原駐防地

「待命」，並未受到重用[註二]。軍事接收則由黃埔一期，原駐防於雲南的杜聿明

部隊，千里迢迢北上負責。這些久處南方溫暖地帶的軍士，不慣冰天雪地的氣候，

在東北未能發揮戰力，而且運送過程曠日廢時，終至貽誤戎機，可謂蔣之一大失策。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國民政府頒布收復東北各省處理辦法，在長春設立軍

事委員會東北行轅指揮一切，行轅設政治委員會與經濟委員會；劃東北為遼寧、安

東、遼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興安九省；在長春設外交部東北特

派員公署。九月四日，蔣介石任命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熊式輝兼任東北行轅主任暨政

治委員會主委，張嘉璈為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中國長春鐵路理事長，蔣經國為外

交部東北特派員。張嘉璈遲至任命前三天才知道將被派往東北[註三]，根本不可能

充分籌劃方略，種下東北經營失敗的前因。

國府外交部對東北接收問題也是毫無準備。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張嘉璈赴

外交部詢問中蘇友好條約簽訂後，有無與蘇俄討論具體接收程序。「據告僅有蘇方

撤兵及我軍接防問題有交換文件。而對我軍如何進入東北，行政人員如何接收政權，

及經濟事業如何移交，並無協議。良以我政府認為我軍一到東北，一切可以迎刃而

解[註四]。」

　　熊式輝、張嘉璈、蔣經國等遲至十月十二日才抵達長春，與蘇聯紅軍總司令馬

林諾夫斯基（Ro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接洽接收事宜。此時共軍早已趕赴

東北，準備就緒[註五]，而杜聿明所率部隊尚在關內。馬林諾夫斯基堅持不准國府

軍登陸大連，並要求由山海關沿鐵路線進入，在熊式輝等人屢次協調下，亦只同意

開放營口及葫蘆島兩個港口。由於山海關、營口、葫蘆島均有中共軍隊出沒，國府

軍遲遲不能進入東北。十一月六日，蔣介石召熊式輝返回重慶。十一月十五日，軍

事委員會東北行轅由長春撤至山海關，僅留張嘉璈在長春與俄國人周旋。

　　蘇聯紅軍滯留中國東北，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才開始撤退。撤退之前

先行拆遷電廠機器及各工廠設備。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拆取豐滿大電廠發電機

六組、撫順煉鋼廠煉鋼爐兩具。十四日，將偽滿鈔票全數提走，封閉印鈔局，哈爾

濱以北鐵路改為蘇式寬軌，以便將劫掠所奪之工廠機組運回蘇聯（由戰術眼光來看，

可能也有便於將來向中國用兵的考量）。十月二十日，張嘉璈致函蔣介石：「蘇軍

已將各工廠及電廠機器拆卸遷走[註六]。」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蘇聯駐華大

使彼得羅夫照會外交部，東北境內一切個人企業，均為蘇聯戰利品。到了一九四六

年二月二十七日，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報導，瀋陽工廠僅剩二十餘家仍舊開工，其

餘均遭焚燬，機械劫掠一空。依據美國賠償代表鮑萊(E. W. Pauley)於一九四六年

七月二十四日宣稱，蘇聯自中國東北搬走之工業設備價值超過二十億元美金。蘇聯

不僅搶運機械，並擄走所有工程師與技術人員，以及五十九萬四千名關東軍俘虜。

日本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以來所作建設，至此獨肥蘇聯。至於軍事要

地及日本關東軍武器則移交中共。共軍得到這批精銳武器，聲勢愈發浩大。待國府

面臨接收時，已是一片殘破不堪。其後國府失去東北，即兵敗如山倒，退守臺灣。

　相較之下，國府接收臺灣的工作則顯得順利許多。以新任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

為首的接收官員所面臨的對象，是前臺灣總督兼臺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所率領的文

武官員。臺灣省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率隊抵臺北時，由於

畏懼日軍的威勢，曾躲在飛機上，不敢露面[註七]。隨後，國府第七十軍及第一○

七師也「在美海空軍掩護下於基隆附近順利登陸[註八]。」

日本天皇既然宣佈無條件投降，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

二日率同西浦、杉浦兩名參謀及總督府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攜帶第一次軍需品接

收目錄，赴南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會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灣省警備

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聽候差遣。同年九月九日，「支那派遣軍」總司

令岡村寧次在南京投降，諫山參謀長再次渡海，與前進指揮所聯繫。日方選任五名

參謀為接收委員：杉浦成孝負責總務、西浦節三負責軍事及運輸、澀谷正成負責航

空、安藤正負責接收及後勤、中村正經負責對美軍聯絡及俘虜關係[註九]。在國府

進駐前，做成確實詳密之全目錄。日方相當合作，負責接收的各單位只要按圖索驥

即可，因此頗為迅速。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十一月一日起開始各項行政接收。十二月底，除軍事之

外，各單位悉數接收完畢。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軍事接收完畢。前後僅三個

月的時間即告完竣，在國府各接收地區，臺灣顯得最有效率。

臺灣與東北一樣，有外國勢力干擾。蘇聯在東北強硬阻擋國府接收；美國則在

臺灣暗中活動。美國的軍事及外交人員，一方面協助陳儀接收臺灣，另一方面也開

始積極滲透臺灣社會。大戰期間美國海軍曾企圖佔領臺灣；戰後臺灣雖交給中國，

美方仍繼續對臺工作。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美國戰略情報部（ＯＳＳ，ＣＩＡ的前身）派員來台從

事情報工作[註一○]，暗號為Canary（黃鶯計畫），任務是蒐集佔領軍政府所將面

臨各種問題的情報[註一一]。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四月，ＯＳＳ幹員在街頭訪問各階

層的人對以下三個問題的意見：?臺灣人是否應繼續接受中國人統治？?是否要接

受日本再次統治？?將來是否願意在聯合國的安排下，接受美國託管？調查結果，

臺灣人不願接受中國統治，情願接受美國託管。這個舉動引起臺灣長官公署向美軍

駐華總司令魏德邁將軍（General Wedemeyer ）抗議[註一二]。四月一日，美軍聯

絡組（American Liaison Group ）撤離臺灣只留下領事館人員。

　美國駐臺灣領事館所扮演的角色，絲毫不亞於ＯＳＳ。副領事喬治．柯爾

（George E.Kerr ）曾服務於美國海軍，對臺灣佔領與託管的計劃相當熱衷。由於

他曾經在臺灣工作，人脈頗熟，對於鼓吹託管運動，甚為方便。一九四六年初，柯

爾說服黃紀男，說臺灣先民離鄉背井來臺墾殖，其意義與「美國人移民新大陸之脫

離英國而獨立一樣」，臺灣人的素質比中國大陸的人民高，並告知「目前臺灣有兩

派嚮往獨立的人士，一為陳逸松所領導的『託管論』，一為楊肇嘉領導的『臺獨派』

[註一三]。」黃紀男終成為柯爾的信徒，為美國託管臺灣到處奔走。一九四六年六

月，黃紀男以「臺灣青年同盟」名義提出一份請願書，要求柯爾轉交美國政府及聯

合國，倡議臺灣獨立，並由聯合國舉行公民投票，成立如瑞士一般的永久中立國。

二二八事件後，黃紀男與廖文奎、廖文毅兄弟等，在香港成立「臺灣再解放同盟」，

並說服原本傾向聯省自治的廖文毅搞臺獨[註一四]。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美國

外交領事人員與「臺灣再解放同盟」關係相當密切[註一五]。

　　然而美國在臺灣所扮演的角色與蘇聯在東北的角色並不相同。首先，美國並未

佔領臺灣，而蘇聯駐軍東北，交涉難易程度有如天壤之別。其次，在臺活動的美國

官方人士層級甚低，不能與蘇聯紅軍總司令直接受命於史達林相比。因此，前者對

國府的困擾不如後者嚴重。

　　除了美國與蘇聯之外，身為戰敗國的日本政府也利用國府接收東北與臺灣之前

的空檔，奪取兩地的經濟利益。根據「滿洲國」皇太弟溥傑之妻「愛新覺羅浩」的

傳記記載，「滿洲國的金塊（約四億圓），由滿洲國中央銀行總裁，利用飛機，在

蘇聯進入之前，運到日本[註一六]。」而前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則於一

九四五年九月將日本銀行所印刷之鉅額臺灣銀行券，運送來臺灣。由於飛機上裝滿

紙幣，鹽見只能匍匐於鈔票之上，數量之大，由此可見。鹽見發給在臺日本公務人

員至翌年三月份的薪水及退休金，以及戰爭末期建造要塞工事人員的薪水，及其他

一切必要經費，全數付清[註一七]。其濫發鈔票所造成的通貨膨脹，也是促成二二

八事件的原因之一。

了外國因素外，東北與臺灣一如其他淪陷區，都爆發了各股勢力的接收爭奪。

所不同的是，在東北的熊式輝、張嘉璈、杜聿明，政、經、軍三巨頭勢均力敵，一

齊下手競賽接收；行政院各部會均有所轄；遼瀋地方政府取其主管；軍方乘時爭奪

其間；而「黨營事業」亦不甘示弱；行轅本身，當仁不讓，又成立了「統一接收委

員會」，亂成一氣[註一八]。然而在臺灣則由陳儀統一接收，除經濟部資源委員會

將最賺錢的企業奪走外，其他派系並無可觀之分沾，導致日後各派系聯合起來鬥垮

陳儀，並在二二八事變中煽風點火。

其實在戰爭結束之初，國民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東北等富饒地區，對於小小的

臺灣並未多加重視。這也是負責接收東北者為熊式輝、張嘉璈、杜聿明、蔣經國等

重量級人物；而來臺灣的官員中，並無足以和陳儀抗衡者。這種人事上的差異，對

於接收工作的進行有相當大的影響。然而熊式輝等人對東北的了解與掌握，遠不如

陳儀之於臺灣。加上蘇聯與美國所採取的策略不同，以及戰後中國共產黨的主力往

北方發展等因素，致使國民政府在東北灰頭土臉，相較之下，在臺灣的接收工作堪

稱成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臺史公曰：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失去東北，收復臺灣，為國民黨政權

　　在臺復興之契機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一]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磯野富士子編譯 （東京：???書房，一九九二年 ），頁一二七～

一二八。

[註二]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大陸一角初陷自省錄（四）」，『傳記文

學』第三十六卷第三期，頁九九。

[註三]姚崧齡輯「張公權日記中有關東北接收交涉經過（一）」，『傳記文學』第

三十六卷第二期，頁二八。

[註四]同上，頁八○。九月二十八日的張嘉璈日記又說：「自九月十九日送呈蔣主

席節略後，至十月十日離渝赴東北止，此三星期中，曾有兩次政務經濟兩委

員會聯席會議：一為九月二十二日，一為九月二十八日，均討論接收辦法，

而從未聞外交當局對蘇聯，如何交還政權，如何交還佔領之經濟事業，有何

指示。大致我外交當局及熊（式輝）主任均認為蘇方撤兵，絕無問題。」同

上，頁三一。

[註五]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成立東北局，以彭真為書記，並抽調一

百團之班、排、連、營、團各級幹部及政治幹部，隨彭真等剋日馳赴東北。

九月十九日，劉少奇在請示過毛澤東及周恩來後，令林彪部隊取道熱河，急

驅遼寧；羅榮桓及蕭華率部自山東煙臺渡過渤海，登陸旅、大。

[註六]姚崧齡，前引文，頁三六-三七。

[註七]葉明勳「後世忠邪自有評」，『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五期，頁四七。

[註八]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施政報告』（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一九四六年 ），頁七。

[註九]台灣會（代表安藤正）編『??台灣軍－??想?出?記錄』（福島縣＝本

松市：台灣會，一九八三年），頁二三。

[註一○]George E. Kerr 著，佚名譯『被出賣的臺灣』，頁六四～六五。

[註一一]Douglas L. Fix ,"U.S.Wartime Intelligence Regarding Taiwan"，一

九九三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臺大歷史系主辦「臺灣史料國際學術研討

會」發表論文，頁二一～二三。

[註一二]George E. Kerr ,前揭書，頁八八。

[註一三]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黃紀男泣血夢迴路』（臺北：獨家出版社，一

九九一年），頁一三九。

[註一四]李世傑『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投降始末』（臺北：自由時代

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五四～五五。

[註一五]美國外交人員與「臺灣再解放同盟」的關聯可以從以下兩份美國國務院解

密檔案獲得證據。柯爾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曾致函美國國務院遠東司長

巴特沃斯（W. W. Butterworth ），主張以廖文奎、廖文毅等人組織傀儡

政權。詳見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5-1949. "894A.00/1-749 CSBM.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三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向國務卿艾契遜（Dean Achison ）提出「臺灣意見」，表示「現

在情勢分明，欲使臺澎不為共產黨佔據，並與中國大陸隔絕，首須排除國

民政府在臺之統治行為，而代之以暫時性國際或美國之管理……國務院在

聽取軍事單位意見前應……宣傳『臺灣再解放同盟』運動之資料，以為本

問題討論之背景。」 詳見F.R. 1949, Vol. 9, pp.346-350。

[註一六]愛新覺羅浩『流轉?王妃－滿洲宮廷?悲劇』（東京：文藝春秋社，一九

五八年），頁二三二。

[註一七]鹽見俊二『秘錄終戰直後?台灣－私?終戰日記』（高知：高知新聞社，

一九七九年），頁三七、四二、一七○～一七三。

[註一八]田雨時，前引文，頁九七～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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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史記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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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獨」的始作俑者

戰後台灣史記目錄

　　國府在大陸的失敗，始自東北。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中國應取回昔日失去的領土，其中以東北和臺灣

最為特殊。東北長期為俄、日勢力範圍，九一八事變後被強佔十四年。臺灣則是日

本第一個殖民地，受該國統治長達五十年。日本奪取兩地最久，經營最深，也都留

下相當可觀的建設與資產。然而在戰後，兩地在中華民國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卻截

然不同：國民政府因無法順利接收東北，而在內戰中失去優勢；卻因成功地收回臺

灣，而在淪亡之際得一逃生之地，延續「中華民國」而展開另一段歷史。

　　國民政府之所以無法順利接收東北，固然與蘇聯在大戰結束前夕揮軍南下，擊

潰日本關東軍，駐紮該地，並未對國府接收人員多加配合有關；而國府本身接收計

畫之錯誤設計，更難辭其咎。

　　早在戰爭結束前，蔣介石私人政治顧問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即建議蔣

挑選東北人訓練並派東北籍官兵前往接收，以收地利之便，但未被蔣所採用，因此

蔣周圍沒有代表東北的聲音[註一]。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四日，蔣介石在中央設計局

之下設立「東北調查委員會」，由沈鴻烈擔任主委，張群、吳鼎昌、熊式輝等政學

系主要成員擔任委員，皆非東北籍人士。至於馬占山等東北耆宿，只能在原駐防地

「待命」，並未受到重用[註二]。軍事接收則由黃埔一期，原駐防於雲南的杜聿明

部隊，千里迢迢北上負責。這些久處南方溫暖地帶的軍士，不慣冰天雪地的氣候，

在東北未能發揮戰力，而且運送過程曠日廢時，終至貽誤戎機，可謂蔣之一大失策。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國民政府頒布收復東北各省處理辦法，在長春設立軍

事委員會東北行轅指揮一切，行轅設政治委員會與經濟委員會；劃東北為遼寧、安

東、遼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興安九省；在長春設外交部東北特

派員公署。九月四日，蔣介石任命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熊式輝兼任東北行轅主任暨政

治委員會主委，張嘉璈為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中國長春鐵路理事長，蔣經國為外

交部東北特派員。張嘉璈遲至任命前三天才知道將被派往東北[註三]，根本不可能

充分籌劃方略，種下東北經營失敗的前因。

國府外交部對東北接收問題也是毫無準備。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張嘉璈赴

外交部詢問中蘇友好條約簽訂後，有無與蘇俄討論具體接收程序。「據告僅有蘇方

撤兵及我軍接防問題有交換文件。而對我軍如何進入東北，行政人員如何接收政權，

及經濟事業如何移交，並無協議。良以我政府認為我軍一到東北，一切可以迎刃而

解[註四]。」

　　熊式輝、張嘉璈、蔣經國等遲至十月十二日才抵達長春，與蘇聯紅軍總司令馬

林諾夫斯基（Ro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接洽接收事宜。此時共軍早已趕赴

東北，準備就緒[註五]，而杜聿明所率部隊尚在關內。馬林諾夫斯基堅持不准國府

軍登陸大連，並要求由山海關沿鐵路線進入，在熊式輝等人屢次協調下，亦只同意

開放營口及葫蘆島兩個港口。由於山海關、營口、葫蘆島均有中共軍隊出沒，國府

軍遲遲不能進入東北。十一月六日，蔣介石召熊式輝返回重慶。十一月十五日，軍

事委員會東北行轅由長春撤至山海關，僅留張嘉璈在長春與俄國人周旋。

　　蘇聯紅軍滯留中國東北，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才開始撤退。撤退之前

先行拆遷電廠機器及各工廠設備。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拆取豐滿大電廠發電機

六組、撫順煉鋼廠煉鋼爐兩具。十四日，將偽滿鈔票全數提走，封閉印鈔局，哈爾

濱以北鐵路改為蘇式寬軌，以便將劫掠所奪之工廠機組運回蘇聯（由戰術眼光來看，

可能也有便於將來向中國用兵的考量）。十月二十日，張嘉璈致函蔣介石：「蘇軍

已將各工廠及電廠機器拆卸遷走[註六]。」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蘇聯駐華大

使彼得羅夫照會外交部，東北境內一切個人企業，均為蘇聯戰利品。到了一九四六

年二月二十七日，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報導，瀋陽工廠僅剩二十餘家仍舊開工，其

餘均遭焚燬，機械劫掠一空。依據美國賠償代表鮑萊(E. W. Pauley)於一九四六年

七月二十四日宣稱，蘇聯自中國東北搬走之工業設備價值超過二十億元美金。蘇聯

不僅搶運機械，並擄走所有工程師與技術人員，以及五十九萬四千名關東軍俘虜。

日本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以來所作建設，至此獨肥蘇聯。至於軍事要

地及日本關東軍武器則移交中共。共軍得到這批精銳武器，聲勢愈發浩大。待國府

面臨接收時，已是一片殘破不堪。其後國府失去東北，即兵敗如山倒，退守臺灣。

　相較之下，國府接收臺灣的工作則顯得順利許多。以新任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

為首的接收官員所面臨的對象，是前臺灣總督兼臺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所率領的文

武官員。臺灣省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率隊抵臺北時，由於

畏懼日軍的威勢，曾躲在飛機上，不敢露面[註七]。隨後，國府第七十軍及第一○

七師也「在美海空軍掩護下於基隆附近順利登陸[註八]。」

日本天皇既然宣佈無條件投降，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

二日率同西浦、杉浦兩名參謀及總督府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攜帶第一次軍需品接

收目錄，赴南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會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灣省警備

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聽候差遣。同年九月九日，「支那派遣軍」總司

令岡村寧次在南京投降，諫山參謀長再次渡海，與前進指揮所聯繫。日方選任五名

參謀為接收委員：杉浦成孝負責總務、西浦節三負責軍事及運輸、澀谷正成負責航

空、安藤正負責接收及後勤、中村正經負責對美軍聯絡及俘虜關係[註九]。在國府

進駐前，做成確實詳密之全目錄。日方相當合作，負責接收的各單位只要按圖索驥

即可，因此頗為迅速。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十一月一日起開始各項行政接收。十二月底，除軍事之

外，各單位悉數接收完畢。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軍事接收完畢。前後僅三個

月的時間即告完竣，在國府各接收地區，臺灣顯得最有效率。

臺灣與東北一樣，有外國勢力干擾。蘇聯在東北強硬阻擋國府接收；美國則在

臺灣暗中活動。美國的軍事及外交人員，一方面協助陳儀接收臺灣，另一方面也開

始積極滲透臺灣社會。大戰期間美國海軍曾企圖佔領臺灣；戰後臺灣雖交給中國，

美方仍繼續對臺工作。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美國戰略情報部（ＯＳＳ，ＣＩＡ的前身）派員來台從

事情報工作[註一○]，暗號為Canary（黃鶯計畫），任務是蒐集佔領軍政府所將面

臨各種問題的情報[註一一]。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四月，ＯＳＳ幹員在街頭訪問各階

層的人對以下三個問題的意見：?臺灣人是否應繼續接受中國人統治？?是否要接

受日本再次統治？?將來是否願意在聯合國的安排下，接受美國託管？調查結果，

臺灣人不願接受中國統治，情願接受美國託管。這個舉動引起臺灣長官公署向美軍

駐華總司令魏德邁將軍（General Wedemeyer ）抗議[註一二]。四月一日，美軍聯

絡組（American Liaison Group ）撤離臺灣只留下領事館人員。

　美國駐臺灣領事館所扮演的角色，絲毫不亞於ＯＳＳ。副領事喬治．柯爾

（George E.Kerr ）曾服務於美國海軍，對臺灣佔領與託管的計劃相當熱衷。由於

他曾經在臺灣工作，人脈頗熟，對於鼓吹託管運動，甚為方便。一九四六年初，柯

爾說服黃紀男，說臺灣先民離鄉背井來臺墾殖，其意義與「美國人移民新大陸之脫

離英國而獨立一樣」，臺灣人的素質比中國大陸的人民高，並告知「目前臺灣有兩

派嚮往獨立的人士，一為陳逸松所領導的『託管論』，一為楊肇嘉領導的『臺獨派』

[註一三]。」黃紀男終成為柯爾的信徒，為美國託管臺灣到處奔走。一九四六年六

月，黃紀男以「臺灣青年同盟」名義提出一份請願書，要求柯爾轉交美國政府及聯

合國，倡議臺灣獨立，並由聯合國舉行公民投票，成立如瑞士一般的永久中立國。

二二八事件後，黃紀男與廖文奎、廖文毅兄弟等，在香港成立「臺灣再解放同盟」，

並說服原本傾向聯省自治的廖文毅搞臺獨[註一四]。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美國

外交領事人員與「臺灣再解放同盟」關係相當密切[註一五]。

　　然而美國在臺灣所扮演的角色與蘇聯在東北的角色並不相同。首先，美國並未

佔領臺灣，而蘇聯駐軍東北，交涉難易程度有如天壤之別。其次，在臺活動的美國

官方人士層級甚低，不能與蘇聯紅軍總司令直接受命於史達林相比。因此，前者對

國府的困擾不如後者嚴重。

　　除了美國與蘇聯之外，身為戰敗國的日本政府也利用國府接收東北與臺灣之前

的空檔，奪取兩地的經濟利益。根據「滿洲國」皇太弟溥傑之妻「愛新覺羅浩」的

傳記記載，「滿洲國的金塊（約四億圓），由滿洲國中央銀行總裁，利用飛機，在

蘇聯進入之前，運到日本[註一六]。」而前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則於一

九四五年九月將日本銀行所印刷之鉅額臺灣銀行券，運送來臺灣。由於飛機上裝滿

紙幣，鹽見只能匍匐於鈔票之上，數量之大，由此可見。鹽見發給在臺日本公務人

員至翌年三月份的薪水及退休金，以及戰爭末期建造要塞工事人員的薪水，及其他

一切必要經費，全數付清[註一七]。其濫發鈔票所造成的通貨膨脹，也是促成二二

八事件的原因之一。

了外國因素外，東北與臺灣一如其他淪陷區，都爆發了各股勢力的接收爭奪。

所不同的是，在東北的熊式輝、張嘉璈、杜聿明，政、經、軍三巨頭勢均力敵，一

齊下手競賽接收；行政院各部會均有所轄；遼瀋地方政府取其主管；軍方乘時爭奪

其間；而「黨營事業」亦不甘示弱；行轅本身，當仁不讓，又成立了「統一接收委

員會」，亂成一氣[註一八]。然而在臺灣則由陳儀統一接收，除經濟部資源委員會

將最賺錢的企業奪走外，其他派系並無可觀之分沾，導致日後各派系聯合起來鬥垮

陳儀，並在二二八事變中煽風點火。

其實在戰爭結束之初，國民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東北等富饒地區，對於小小的

臺灣並未多加重視。這也是負責接收東北者為熊式輝、張嘉璈、杜聿明、蔣經國等

重量級人物；而來臺灣的官員中，並無足以和陳儀抗衡者。這種人事上的差異，對

於接收工作的進行有相當大的影響。然而熊式輝等人對東北的了解與掌握，遠不如

陳儀之於臺灣。加上蘇聯與美國所採取的策略不同，以及戰後中國共產黨的主力往

北方發展等因素，致使國民政府在東北灰頭土臉，相較之下，在臺灣的接收工作堪

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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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史公曰：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失去東北，收復臺灣，為國民黨政權

　　在臺復興之契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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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磯野富士子編譯 （東京：???書房，一九九二年 ），頁一二七～

一二八。

[註二]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大陸一角初陷自省錄（四）」，『傳記文

學』第三十六卷第三期，頁九九。

[註三]姚崧齡輯「張公權日記中有關東北接收交涉經過（一）」，『傳記文學』第

三十六卷第二期，頁二八。

[註四]同上，頁八○。九月二十八日的張嘉璈日記又說：「自九月十九日送呈蔣主

席節略後，至十月十日離渝赴東北止，此三星期中，曾有兩次政務經濟兩委

員會聯席會議：一為九月二十二日，一為九月二十八日，均討論接收辦法，

而從未聞外交當局對蘇聯，如何交還政權，如何交還佔領之經濟事業，有何

指示。大致我外交當局及熊（式輝）主任均認為蘇方撤兵，絕無問題。」同

上，頁三一。

[註五]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成立東北局，以彭真為書記，並抽調一

百團之班、排、連、營、團各級幹部及政治幹部，隨彭真等剋日馳赴東北。

九月十九日，劉少奇在請示過毛澤東及周恩來後，令林彪部隊取道熱河，急

驅遼寧；羅榮桓及蕭華率部自山東煙臺渡過渤海，登陸旅、大。

[註六]姚崧齡，前引文，頁三六-三七。

[註七]葉明勳「後世忠邪自有評」，『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五期，頁四七。

[註八]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施政報告』（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一九四六年 ），頁七。

[註九]台灣會（代表安藤正）編『??台灣軍－??想?出?記錄』（福島縣＝本

松市：台灣會，一九八三年），頁二三。

[註一○]George E. Kerr 著，佚名譯『被出賣的臺灣』，頁六四～六五。

[註一一]Douglas L. Fix ,"U.S.Wartime Intelligence Regarding Taiwan"，一

九九三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臺大歷史系主辦「臺灣史料國際學術研討

會」發表論文，頁二一～二三。

[註一二]George E. Kerr ,前揭書，頁八八。

[註一三]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黃紀男泣血夢迴路』（臺北：獨家出版社，一

九九一年），頁一三九。

[註一四]李世傑『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投降始末』（臺北：自由時代

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五四～五五。

[註一五]美國外交人員與「臺灣再解放同盟」的關聯可以從以下兩份美國國務院解

密檔案獲得證據。柯爾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曾致函美國國務院遠東司長

巴特沃斯（W. W. Butterworth ），主張以廖文奎、廖文毅等人組織傀儡

政權。詳見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5-1949. "894A.00/1-749 CSBM.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三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向國務卿艾契遜（Dean Achison ）提出「臺灣意見」，表示「現

在情勢分明，欲使臺澎不為共產黨佔據，並與中國大陸隔絕，首須排除國

民政府在臺之統治行為，而代之以暫時性國際或美國之管理……國務院在

聽取軍事單位意見前應……宣傳『臺灣再解放同盟』運動之資料，以為本

問題討論之背景。」 詳見F.R. 1949, Vol. 9, pp.346-350。

[註一六]愛新覺羅浩『流轉?王妃－滿洲宮廷?悲劇』（東京：文藝春秋社，一九

五八年），頁二三二。

[註一七]鹽見俊二『秘錄終戰直後?台灣－私?終戰日記』（高知：高知新聞社，

一九七九年），頁三七、四二、一七○～一七三。

[註一八]田雨時，前引文，頁九七～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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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史記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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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調查委員會與接收臺灣

戰後台灣史記目錄

　　「接收臺灣」為何變成「劫收臺灣」？

　　戰爭末期中華民國因即早策劃及準備，最成功而順利地接收臺灣。然而接收後的

紛紛擾擾，也在籌劃階段即已醞釀，最後落得「劫收」的惡名。可謂成亦蕭何、敗亦

蕭何。此始作俑者為陳儀及其所控制的「臺灣調查委員會」。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確定戰後臺灣、澎湖列島將歸還中國。

蔣氏返國後，乃下令行政院秘書長張厲生及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

負責研擬收復臺灣的政治準備、組織及人事等辦法[註一]。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張厲生及王芃生提出報告，建議收復臺灣成立省政府之

前，先行設計成立「臺灣設省籌備委員會」，作為復臺政治準備的總機關。兩天後，

蔣介石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之下設立「臺灣調查委員會」[註二]，並任命陳

儀為主任委員，負責籌劃接收臺灣。

　　陳儀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五期和陸軍大學，是蔣介石留日的學長，蔣

氏「對陳儀的軍事學識、行政才幹和思想作風一向器重[註三]。」陳儀在國府中是有

名的「知日派」，與日本軍政界關係頗深。蔣介石遇到對日外交重大事件時，常密電

徵詢其意見[註四]。一九三○年代，日本積極侵略中國，陳儀被任命為福建省主席

（一九三四～四一），奉蔣介石密諭「對日應採緩衝態度」，充當戰爭期間中日兩國

的「窗口」[註五]，與海峽對岸的臺灣總督府往來甚為密切[註六]，因此對臺灣事務

頗為熟悉。陳儀曾於一九三五年親自率團赴臺參觀臺灣總督府所舉辦「始政四十週年

紀念博覽會」，而對臺灣經濟建設的進步情況印象深刻。翌年再派福建省政府建設廳

長陳體誠等人赴臺考察，一九三七年出版『臺灣考察報告』，提出「福建經濟學習臺

灣」的口號。陳儀的這些經驗與條件，在當時國府各派系人士中，可謂無出其右者。

　　「臺灣調查委員會」初設主任委員陳儀一人，委員五人分別為沈仲九、王芃生、

錢宗起、周一鶚、夏濤聲。這些人馬大部份是陳儀當福建省主席時的部屬：沈為省府

顧問、周為省府委員及糧食局長、夏為莆田縣長。陳儀的意志乃得以在臺灣調查委員

會中貫徹。

　　就省籍分佈而言，陳儀是浙江紹興人、沈仲九是陳儀元配沈蕙的堂弟，也是浙江

紹興人、王芃生是湖南人、錢宗起是浙江人、周一鶚是福建人、夏濤聲是安徽人，竟

無一人出自臺灣，對臺灣情況未免膈膜。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始加派黃朝琴、

游彌堅、丘念臺、謝南光、李友邦等臺籍人士為臺灣調查委員會委員。然而這些臺籍

人士都另有要公，大多不曾與會。黃朝琴任職於外交部，丘念臺在廣東從事敵後工作，

謝南光任職於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李友邦則在浙江金華山區組訓「臺灣義勇

隊」，都很難分身參與臺調會事務[註七]。授與他們委員的職務，其實只是虛應故事

而已。

　　雖然黃朝琴、丘念臺、謝南光等均曾力爭戰後應擢用戰前在臺灣各機關服務的臺

胞，並舉辦高考，甄拔臺籍人才充當幹部，但卻被懷疑是要「爭權奪利」而與以駁回

[註八]。以致戰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一級主管中，只有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一人為臺

灣籍，而各單位人事均由其他省籍人士主導。臺灣人除了具有大陸經驗者（即所謂

「半山」）外，大多未能在行政機關謀得一官半職。而絕大部分企業被政府接收後，

在人事上也一樣排斥臺灣人。這種差別待遇可謂省籍衝突之肇始。

　　另一位委員王泉笙的聘任，則牽涉政治派系之爭。陳儀本人隸屬政學系[註九]，

主導接收臺灣也表示該系擴張地盤，對其他派系形成威脅。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負責國民黨組織工作的ＣＣ派首領陳果夫致函陳儀，要求讓臺灣省黨部主管人員參加

臺灣調查委員會[註一○]。陳儀回函表示已請示蔣介石，「請俟該黨部主任委員正式

派定後再請增加本委員會名額派充委員」婉拒[註一一]。國民黨乃派定王泉笙為臺灣

省黨部主委。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臺灣調查委員會即聘任王泉笙兼任臺灣調查

委員會委員。或許是因派系上的芥蒂，王泉笙並未發揮什麼作用，僅參加一次黨政軍

聯席會議。

　　這些後來添上的委員，鮮少參加臺灣調查委員會的會議，委員會的實權即落在陳

儀集團手中，而這群人又以陳儀的意旨為依歸。陳儀醉心統制經濟[註一二]，有心在

臺灣推行社會主義式計劃經濟，以開創國府與中共之外的第三條路。此想法在臺灣調

查委員會所提「臺灣接管計畫綱要」以及「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可以窺見。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蔣介石核准臺灣調查委員會所提「臺灣接管計畫綱要」，

比較重要的內容為：接管時正式成立省政府（第八條）。接管後之省政府，應由中央

政府以委託形式賦以較大之權力（第十二條）。警察機關改組後，應注重警保組織，

並加強其力量（第十六條）。敵國人民在臺灣之所有工礦、交通、農林牧、商業等公

司之資產權益一律接收，分別予以清理或改組（第三十二條）。日本佔領時代之官有、

公有土地……一律收歸國有（第八十二條）。

　　第十二條，擴大了接收後省級政府的權力，是日後成立臺灣長官公署的張本；第

十六條，保留了荼毒臺灣民眾的保甲制度，加強警察力量；三十二條和八十二兩條則

不考慮這些財產中，頗多原屬臺灣人民所有，而被日本人巧立名目奪取者，規定「一

律接收」、「一律收歸國有」，以備其發展統制經濟。

　　為日後順利接收臺灣，臺灣調查委員會主委陳儀以兼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之

便，於該團設置「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招考各機關人員一百二十餘名，施予四個

月的訓練，但只招收一期即因終戰而停止[註一三]。「該班之主要工作為搜集並翻譯

日人接管臺灣之法規資料，了解臺灣當時之社會狀況，藉以研擬政府日後收復臺灣之

步驟與重建方案[註一四]。」該班學員於光復後成為接收主力，其中最突出的是連橫

之子連震東。他是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手下第一組少將組長，因王

芃生同時也是臺灣調查委員會最主要的幾個委員之一，再加上連父與黨國元老張繼交

好等因素，使其得以在眾多學員中脫穎而出，光復後擔任臺北州（包括內湖、南港、

北投等六區及宜蘭全部地區）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隨即正式接管臺北州[註一五]。

　　除了「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外，陳儀還在福建永安設立「臺灣警察幹部訓練班」，

由胡福相主持。光復後，胡隨陳儀來臺接收，擔任警務處長，率領其所訓練人員負責

臺灣治安。來臺觀察接收的邵毓麟說他「一團和氣，滿面福相，厚道忠實有餘，但於

撥亂處危，似應多予注意[註一六]。」證諸臺灣接收後秩序大亂，確非撥亂良材。

　　此外，臺灣調查委員會還從四聯總處訓練班挑出四十名學員，組織銀行訓練班，

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受訓，以備接收臺灣金融財政。

　　陳儀本來對接收幹部的素質與數量並不樂觀。首先臺灣情況特殊，在語言文字上

與大陸其他地區相當膈閡；其次日據時期臺灣委任以上的官吏皆以日人為主，一旦撤

退數萬名日人時，行政人員如何補充？再者臺灣憲警水準比內地高，以此標準何處選

拔大量之優秀幹部來接管？這些都令其感到憂心[註一七]。陳儀的擔憂，在光復後一

語成讖，各地頻傳接收人員貪污橫行，一開始就留下極其惡劣的印象。

　　平心而論，臺灣調查委員會並非一事無成；至少在編譯臺灣資料方面的成就不容

抹殺。從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該會共編印『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行政制度』等，

介紹臺灣概況的資料四十萬餘字，選譯臺灣法規四十三巨冊，並從事戰後臺灣行政區

劃、土地問題及公營事業等專題研究。這些工作成果，對於戰後國府迅速接收臺灣資

產，應有相當的貢獻。

　　臺灣調查委員會在陳儀的主導下，為接收後的統制經濟體制做準備。然而中央最

高統治者蔣介石卻另有盤算與安排，終將臺灣的資源大量汲取至中國大陸支援內戰，

使陳儀的理想成為南柯一夢，而徒然背上種種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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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史公曰：陳儀稱霸臺灣，不知天外有天，甯不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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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張秘書長上蔣委員長呈文』（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黨史會特藏），轉引

自鄭梓『戰後臺灣的接收與重建--臺灣現代史研究論集』（臺北：新化圖書有

限公司，一九九四年），頁四八。

註 二：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八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委員會

決議，組織「國防最高委員會」，取代國防最高會議及中央政治會議兩機構之

職權，並統一指揮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會、國民政府暨五院所屬機構、軍事委

員會暨所屬機構，集黨、政、軍於一體，為最高權力機構。同年二月一日，國

防最高委員會開始工作，蔣介石為委員長，張群為秘書長。該組織可謂因應戰

爭狀態而生的戰爭體制，調度全國力量從事總體戰的工作。一九四○年七月，

蔣介石於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提議於國防最高委員會之下設置「中央設計局」，

　　　 為國防最高委員會之幕僚單位，代表該會主持全國性政治經濟建設計劃之設計

與審議工作。依該局組織大綱第一條：「國防最高委員會為主持政治經濟建設

計劃之設計及審核，設中央設計局。」蔣介石表示：「設計的主要範圍，除了

軍事設計部份以外，其他大概行政及經濟範圍所管轄的各部門，都包括在內，

黨務有關部份，亦應一併設計。」（見張希哲『記抗戰時期中央設計局的人與

事』，傳記文學第二十七期第四卷，頁三九～四○）一言以蔽之，國防最高委

員會乃是總體戰的大本營，而中央設計局則是大本營的參謀本部，為其運籌帷

幄，由上而下，統籌大政方針，地位高於各部會。

註 三：何漢文『臺灣二二八起義見聞略記』，收錄於李敖編『二二八研究』（臺北：

李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一○四。

註 四：例如日本提出「廣田三原則」時，陳儀即接獲蔣介石徵詢電文，並覆電建議：

「外交之門，既尚未閉，仍應針鋒相對，折衝樽俎。」參見錢履周『陳儀主閩

事略』，收錄於李敖編『二二八研究三集』（臺北：李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頁四六。

註 五：胡允恭『地下十五年與陳儀』，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六期，頁六一。

註 六：臺灣總督府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組織福大公司統制在華

南活動之日方企業，以佈署日本及福建省政府間之經濟合作。

註 七：鄭梓「戰後臺灣行政體系的接收與重建」，『思與言』第二十九卷第四期，一

九九一年十二月，頁二二一。

註 八：黃朝琴『臺灣收回後之設計』（重慶：中央訓練團，一九四四年），頁一一五～

　　　 一一六。丘念臺「治臺針箴」，收錄於 『臺灣問題言論集』（重慶：國際問題

研究所，一九四三年），頁六六～六七。謝南光「應該如何準備接收臺灣 」，

轉引自『瓦解的帝國』（臺北：博觀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七一～七二。

以上轉引自鄭梓『戰後臺灣的接收與重建--臺灣現代史研究論集 』（臺北：新

化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頁六一～六五。

註 九：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北洋政府國會議員谷鐘秀、張耀曾等人於北京組織

「政學會」，成為國會內的一個政團。張勳復辟之後，段祺瑞解散舊國會，舊

國會議員乃南下廣州，組織「非常國會」。一九二七年原政學系成員張群出任

北伐軍總司令部總參議（總司令蔣介石）。隨後，楊永泰在黃郛的引介下任國

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議，一九三二年晉升為「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秘書長

（總司令為蔣介石）。一九三三年蔣介石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

仍以楊永泰為秘書長兼政治廳廳長，辦公廳主任由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兼任。

當時國民黨勢力僅及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山

東及陝西。這些省分的用人行政都直接聽命於南昌行營，南昌行營第二廳儼然

成為實際上的行政院。熊、楊二氏便於此際奠定政學系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

抗戰初期政學系在封疆大吏中佔了三分之一。在中央的人脈為行政院副院長兼

外交部長張群、鐵道部長張嘉璈、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資源委員會主委）、

糧食部長徐堪等。有人說何應欽也是準政學系。政務處長何廉也是其中一分子。

此外，張治中、王世杰、蔣廷黼也都與該系關係密切。勝利前夕，政學系勢力

如日中天：張群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吳鐵城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王世杰任外交部長，翁文灝任行政院副院長、經濟部長，張嘉璈任交通部長，

俞鴻鈞任中央銀行總裁，吳鼎昌任貴州省主席，熊式輝接收東北，陳儀接收臺

灣，張治中到西北。政學系與國民黨其他派系不同，是一個鬆散的組織，既沒

有登記，也沒有名單。參見王又庸「楊永泰與熊式輝」，『傳記文學』六十四

卷第二期。郭緒印『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臺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

九三年）。何廉「簡述國民黨的派系--何廉回憶錄之七」，『傳記文學』六十

二卷第二期。唐德剛「政學系探源」，『傳記文學』六十三卷第六期。

註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命陳果夫、丁惟汾祕密成立「中央俱樂

部」，進行反桂系活動，以為其東山再起的張本。「中央俱樂部」英文寫作

Central Club，簡稱ＣＣ。亦有人認為ＣＣ是二陳的代號（Chen Chen）。直到

一九四九年，該系始終在陳果夫和陳立夫兩兄弟的控制之下。一九二八年二月，

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於組織部之下設立調查科，以陳立夫為主任，調查黨內各派

系的動態，這就是「中統」的前身。該組織幾經變革，陳立夫、朱家驊、徐恩

曾、葉秀峰先後主其事。於全國各省、市、公路、鐵路設置調查統計室，以各

種名目發展特務組織，全盛時期成員達二十餘萬。一九二八年，陳果夫代理國

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長，從此ＣＣ派控制全國各省、市黨部，到了一九三○年

代已有「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說法。一九三八年，陳立夫任教育部長，此後幾

年內各省教育廳長大多換成ＣＣ派的人馬。因為陳立夫也任職於國民政府委員

長侍從室人事處，在國府控制的省份中，各省廳長的人選通常由其選定，於是

ＣＣ派又控制了各省民政廳。陳果夫為中央政治學校的教育長，該校是外交人

員最主要的輸送管道，於是ＣＣ派的力量也滲透到外交界。

註一一：「陳果夫關於臺灣省黨部參加臺灣調查委員會之工作與陳儀往來函」，收錄於

陳鳴鐘、陳興唐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 』上（南京：南京出版社，一

九八九年），頁三六。

註一二：陳儀早在福建省主席任內即大力推行統制經濟，於臺灣失敗後，擔任浙江省主

席時也計劃再度施行，但因密謀投共被幽禁而未及推動。

註一三：戴國煇、葉芸芸『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臺北：遠流

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頁九三。

註一四：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十二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頁二○七。

註一五：『臺灣民政第一輯』（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一九四六年），頁

四六。

註一六：邵毓麟『勝利前後』（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一一四。

註一七：陳儀「臺灣調查委員會黨政軍聯席第一次會議」發言記錄，油印原件，轉引自

鄭梓『戰後臺灣的接收與重建--臺灣現代史研究論集』（臺北：新化圖書有限

公司，一九九四年），頁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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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史記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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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營企業的源起

戰後台灣史記目錄

　　公營企業是「統制經濟」的基礎，與「市場經濟」反其道。

　中國共產黨提倡「社會主義經濟」，採取企業的社會主義化，即國有化或公有化

政策。其實這也是一種中央集權制，乃繼承中國國民黨在一九三○年代抗戰以來，強

力推行中央集權化的結果[註一]。

　　國民黨政府統制經濟的主角為資源委員會[註二]。在抗戰開始的一九三七年，資

源委員會有二十三個單位，但到一九四五年增加為一百三十個單位。在國防建設的名

目下，合併吸收民間企業，以及各省地方公營企業等，而控制了大後方的大部份重工

業生產【表一】。

　　一九四三年四月，國民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邀集相關黨政人員檢討「戰後經濟

計畫初步實施計劃」。預備發展金屬、燃料、電力、機械、化工等重工業，交通業，

以及十一項輕工業。該計畫涵蓋三百多家重工業廠，三千多家輕工業廠[註三]。根據

該計劃，戰後政府對經濟部門的控制將愈形擴大，國營企業將更加膨脹，並積極向戰

前以來不受政府控制的輕工業部門擴張。一九四五年三月，資源委員會擬定「淪陷區

工礦事業整理計劃」，計劃戰後如何沒收日產，以發展國營企業[註四]。行政院於戰

後頒發「收復區敵偽產業處理辦法」，更進一步規定「日產與資源委員會所辦國營事

業性質相同者交該會接辦[註五]。」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礦處（該處處長由資源委員會工

業處處長包可永兼任）開始接收日本在臺灣所遺留下來的工業，並成立糖業、電業、

電冶業、石油業、肥料業、水泥業、製鹼業、煤業、金銅礦業、電工業、機械業、紙

業、紡織業、化學製品、油脂業、玻璃業、窯業、印刷業、工礦器材等十九個委員會，

將隸屬於各項工業的日產全部合併於各個委員會之下，準備組織公司[註六]。十二月

一日，資源委員會派員到臺灣考察一個月。翌年（一九四六年）二月，資源委員會發

表「臺灣工礦事業考察總報告」，表示臺灣經濟應在國家指導下，大規模國有化。

　　依照資源委員會的計劃，臺灣的電力、石油、銅金冶煉、煉鋁、造船、機械，由

該會獨辦；其中造船、機械兩項，可以考慮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合辦。食鹽、肥料、

水泥、造紙，由該會獨辦，並指定部份盈餘歸省；若省方要求合辦，可以「會六省四」

方式合辦。製糖業，由該會獨辦[註七]。這項計劃幾乎將臺灣最重要的事業悉數囊括，

將使省方無利可圖。雙方協調的結果，於一九四六年四月簽訂「合辦臺灣省工礦事業

合作大綱」，石油、金銅礦、鋁業三項由資源委員會獨辦；糖業、電力、紙業、肥料、

水泥、機械、製鹼等七項以「國六省四」的控股比率合營，「國」即以資源委員會為

代表。五月一日，即將所接收之單位改組為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臺灣金銅礦、

臺灣鋁廠、臺灣糖業有限公司、臺灣電力有限公司、臺灣紙業有限公司、臺灣肥料有

限公司、臺灣水泥有限公司、臺灣機械造船有限公司、臺灣製鹼有限公司等十家國營

企業[註八]。

　　當時負責接收臺灣的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篤信三民主義是社會主義，在臺灣推崇

計劃經濟即「統制經濟」。在中央的資源委員會奪走十項最重要的工業控制權後，乃

將剩下來的日產單位組織為工礦股份有限公司（下轄煤礦、鐵工、鋼鐵、油脂、紡織、

窯業、電工、玻璃、化學製品、印刷紙業、工程、工礦器材等十二家子公司）、農林

股份有限公司（下轄鳳梨、水產、林產、畜產、茶葉等五個子公司）、交通股份有限

公司（下轄鐵路、汽車、港務、通運、旅行五個子公司）、人壽保險公司、產物保險

公司、醫療物品股份有限公司、煙草公司、酒公司、樟腦公司、火柴公司、營建公司

、臺灣書店、臺灣銀行、彰化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臺灣工商銀行、臺灣土地銀

行、臺灣合作金庫、合會儲蓄公司、臺灣省貿易局等省營企業。

　　由於資源委員會以及省長官公署所組織的這些公司，都是將當年日產的同業單位

加以集合的，因此每一家公司都變成獨佔企業。在這些公營企業之外，別無多少民營

企業，而且創設時便已享有特權。

　　臺灣的公營企業，戰後僅在土地改革時開放臺泥、臺紙、工礦、農林四大公司為

民營，此後一直獨佔而與民爭利，直到一九八九年行政院長李煥宣布將推動公營事業

民營化。這些長期享受特權的單位，由於缺乏企業精神、效率不彰，頗受詬病。

　　目前，臺灣公營企業甚為龐大，有直屬於中央部會管轄的國營企業，也有臺灣省

政府轄下的省營企業；此外，在黨國不分體制下，尚有中國國民黨所控制的黨營企業。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一九八七年臺灣公營事業資本形成毛額佔國內資本形成毛額的百

分之二○?八，在非共產國家中僅次於印度和挪威[註九]。扣除黨營企業，一九九○

年代初期臺灣共有一百零四個公營事業單位[註一○]，這些單位中有不少另設轉投資

企業，枝枒蔓延地掌握臺灣的金融、能源、交通運輸等各部門，對臺灣民間企業的活

動息息相關。而其源起，則與當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政策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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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史公曰：接收敵產，豈可假公濟私，獨肥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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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濱下武志「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野村浩等編『???知???中國１--

政治?經濟篇』（東京：弘文堂，一九九一年 ），頁一九八。

註 二：「資源委員會」是國民政府中統籌經濟建設事務的核心單位。其前身為一九

三二年十一月，蔣介石於參謀本部下所設之「國防設計委員會」，負責從事

有關國防經濟之調查研究。一九三五年，該機構與兵工署資源司合併，改隸

於軍事委員會，易名為「資源委員會」。由靜態之調查、研究、設計，進而

為動態之建設。一九三八年，該會接管軍事委員會之第三部（主管國防工業）、

第四部（主管國防經濟），以及建設委員會，改隸新近成立的經濟部。一九

四六年起，直屬行政院。一九四九年六月，其在臺灣業務由「臺灣區生產事

業管理委員會」取代。一九五二年，該會撤銷。

註 三：William C. Kirby, "The Retrocession of Taiwan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Planning and the Provincial Economy",一九九四年十一

月十九日至二三日，國民黨黨史會 「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發

表論文，頁五，引南京第二檔案館檔案 SHA28(2)934 「戰後經濟計畫初步實

施計劃」。

註 四：鄭友揆『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史料與評價』（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頁一三四。

註 五：『財政金融資料輯要』（臺北：中華民國政府官方出版品，一九五三年），頁

四八。

註 六：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提出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

大會施政報告』（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一九四六年 ），頁一五三～

一五八。

註 七：鄭友揆，前揭書，頁二一四。

註 八：程玉凰『資源委員會資料檔案史料初編』上冊（臺北：國史館，一九八四年），

頁一三三～一三四。

註 九：United Nations, National Accounts Statistics: Main Aggregates & Detail

Tables (New York: U.N.,1991.)

註一○：吳若予『戰後臺灣公營事業之政經分析』（臺北：業強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頁四～六，參考中央銀行經研處『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民營企業資金狀況調查

結果報告』（臺北：中央銀行經研處，一九九○年），頁四四～四六；行政院

主計處『一九九一年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臺灣省政府『一九九一年

臺灣省政府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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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史記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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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是土皇帝嗎？

戰後台灣史記目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儀即向蔣介石提出「臺灣

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依據該組織大綱，臺灣省不採大陸各省通行之「省主席

制」，而單獨採用「行政長官制」。行政長官不僅可以綜理臺灣全省政務，又可以

發布署令，制定單行條例及規程；受中央委託時，還得以辦理中央行政，對於在臺

灣省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必要時得設置專管機關或委員會[註一]。如

此一來，其權力已遠超過各省省主席。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蔣介石任命陳儀

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九月七日，再賦予「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兼銜，為本省最高軍

事指揮官。如此一來，陳儀在表面上集行政與軍事大權於一身。這種特殊安排不免

讓臺灣人民聯想到昔日代理日本政府在臺灣殖民的「臺灣總督府」，而普遍稱之為

「新總督府」[註二]。因此，許多人戲稱陳儀為「土皇帝」。然而事實如何，卻值

得推敲。

陳儀來臺接收之後，各單位主管多委派其福建省主席任內的人馬接任〔註三〕，

不讓其他派系分一杯羹；又不准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到臺灣設立分行，

並且禁止法幣在臺灣流通，規定繼續使用臺灣銀行所發行的臺幣，於是許多人批評

他搞特殊化、搞獨立王國〔註四〕。然而陳儀以一個省級首長的身分，能否與中央

相抗拮呢？

　　陳儀最初任用張延哲為財政處長，卻在行政院長宋子文的壓力下，不得不改以

宋氏所屬意的嚴家淦出任斯職，為此陳還於午夜十二時電召民政處長周一鶚，表示

「痛心」、「委屈」、「冤枉」〔註五〕。嚴家淦以財政處長兼任臺灣銀行董事長，

則臺灣與大陸的金融一脈相通，陳儀的隔離政策也就形同虛設。此外，陳儀本欲安

排其好友許壽裳出任臺灣大學校長，亦遭教育部長陳立夫否決。

　　陳儀最令人詬病的地方，是他不顧臺籍士紳的反對，執意推行統制經濟。一九

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將日據末期控制物資的「臺灣戰時物資團」改組為臺灣省貿

易公司，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再改為臺灣省貿易局。包括米、鹽、糖、煤油、漁產

等商品的製造商，都必須把商品按規定的價格賣給貿易局，由貿易局統籌運銷至中

國大陸及本島各市場〔註六〕。與民爭利，莫此為甚。

　　日據時期的專賣制度也被延續下來，而且控制程度變本加厲。在日據時期尚有

十家私人公司領有執照可以代銷專賣局的產品，而殖民政府也只負責製造與加工；

相對的在陳儀的統治下，連專賣品的分配和銷售都收歸行政長官公署控制〔註七〕。

一九四六年元旦，專賣局改變專賣品販賣制，廢除承銷商，由零售商組織配銷會，

煙、酒、火柴、樟腦、度量衡等物資全由政府專賣，私人不得經營或販賣。此外，

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八二二個日產企業，僅將其中一○九個單位標售給民間經營，其

餘全數收歸省營〔註八〕，而企圖在臺灣建立以「生產、交通、貿易、金融」四大

公營支柱為主軸的公營經濟體系〔註九〕。至於這些日產企業的資產是否日據末期

向民間強徵得來，應如何處理，就未加考慮。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中央政府對臺灣的經濟控制更是棋高一著。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所接收的單位，其實是行政院資源委員會所撿剩的，最賺錢的單位幾乎都

被該會所接收了，其中鍊鋁、銅金、石油三項由資源委員會獨辦，糖業、電力、造

紙、肥料、水泥、機械等項以「會六省四」的方式國省合辦。所有一級主管悉由資

源委員會任命，長官公署根本無緣置喙〔註一○〕。一來，資源委員會是中央主管

機關，長官公署是地方，本來就難以抗衡；二來，陳儀統治臺灣期間，恰好也是資

源委員會勢力最強大的時期，該會主委錢昌照的背後有行政院長宋子文；而前任主

委翁文灝此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兼經濟部長，此政界人脈也迫使陳儀不得不低頭。

行政長官公署所接收的企業，與資源委員會在臺事業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而且，

長官公署工礦處處長包可永是借調來的，其本職為資源委員會工業處處長，又是經

濟部臺灣區特派員，一面幫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另一面也幫中央的資源委員會接收。

　　至於臺灣省的金融，也為資源委員會服務。該會在臺企業，完全依賴臺灣銀行

供給資金，一九四六年向該行所借款金額佔該行借款總額的三○％，一九四七年為

二○％〔註一一〕。蔣介石命資源委員會將大量的糖免費運送至大陸，致使臺糖無

經費可用時，臺灣銀行只得採取加印鈔票的方式借款給臺糖對應〔註一二〕。這些

措施都促使臺灣通貨膨脹極度惡化，而其後果則要行政長官公署承擔。

　　至於陳儀身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名為本島最高軍事指揮官，其實也只是虛名

而已。當時來臺接收的軍隊有陸軍第六十二軍、九十五師以及第七十軍。一九四六

年六月，第六十二軍和九十五師都被調回中國大陸參與國共內戰。十二月，第七十

軍也被召回。全臺只剩五二五一名官兵〔註一三〕。而警總實權握在參謀長柯遠芬

手中，重要職位全由「軍統」之人士出任。警總曾藉口偵查「異黨活動份子」，逮

捕陳儀親信民政處長周一鶚胞姪周錚〔註一四〕，無視周與總司令陳儀的關係。二

二八事變爆發後四天，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電憲兵司令張

鎮，指責「陳長官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翌日張鎮即將此報告呈

給蔣介石〔註一五〕。當大陸派來的軍隊登陸時，陳儀於三月十日公佈「臺灣省警

備總司令部命令」，指示「各官兵……不許曾因外省人被害而對本省人有使氣報復

行為」〔註一六〕，結果殺戮之慘重，令人髮指。

　　陳儀與當時把持國民黨組織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頗有芥蒂。早在陳儀擔任福

建省主席時，二陳即在蔣介石同意下，派福建省黨部主委陳肇英予以監視〔註一七〕。

陳儀來臺後，二陳又建議蔣介石命陳儀同意二陳心腹李翼中擔任臺灣省黨部主委，

以便監視〔註一八〕。李翼中乃組織「中共特別小組」，將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

宋斐如、臺南縣長袁國欽、臺東縣長謝真等人打入「異黨活動份子」〔註一九〕。

　　在種種的牽制與監視下，陳儀還夢想要在臺灣開創國府與中共之外的第三條路，

推行社會主義式的五年經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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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史公曰：土皇帝者，真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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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公佈。

註 二：鄭一禾「臺灣的祕密」，『新聞天地』第十八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

日，頁三。

註 三：陳儀曾於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一年擔任福建省主席。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

後，其民政處長、教育處長、財政處長、農林處長、工礦處長、交通處長、

警務處長等首長皆為其治閩時幹部。

註 四：章英「臺灣鱗爪」，『觀察』第一卷第九期，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六日。

註 五：周一鶚「陳儀在臺灣」，收錄於李敖編著『二二八研究三集』（臺北：

李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一五九～一六○。

註 六：George H. Kerr 著、佚名譯『被出賣的臺灣』，頁一二五。

註 七：佚名『陳公恰與臺灣』（臺北：南瀛出版社，一九四七年），頁二七～三二。

註 八：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臺灣統計要覽』第三期（臺北：臺灣行政長官

　　　 公署，一九四七年），頁一三四、一三七。

註 九：C.K.Hsu ,The Political Base of Changing Strategy toward Private

Enterprise in Taiwan, 1945 - 1955.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註一○：嚴演存『早年之臺灣』（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頁一四。

註一一：Zheng Youkui, Cheng Linsun and Zhang Chuanghong,Jiu Zhongguode

Ziyuan weiyuaahui(Shanghai:Shanghai shehui kexueyuan, 1991 ), p.236.

註一二：潘志奇『光復初期臺灣通貨膨脹的分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

年），頁七二。

註一三：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臺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收錄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印『二二八事變文獻續錄』（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二年 ），

頁三九一～三九七。

註一四：周一鶚「陳儀在臺灣」，收錄於李敖編著『二二八研究三集』（臺北：李敖

　　　　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一五九～一六○。

註一五：「張鎮呈蔣主席三月五日報告」，『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收錄於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資料選輯（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一九九二年），頁六七。

註一六：「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命令」，『警總資料（二）』，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二二八資料選輯（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九九二年），頁三九一～三九二。

註一七：戴國煇、葉芸芸『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臺北：遠

　　　　流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頁八九。

註一八：賴澤涵、馬孟若、魏萼著，羅珞珈譯 『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 ），頁一一三。

註一九：戴國煇、葉芸芸，前揭書，頁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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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