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忙总新作：毛主席会怎么干 -- 月树

参照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方法，中国目前社会由四种人组成：正在坐椅子的人，自以为将要坐椅子的人，以前坐椅子而丢掉的人和从来没坐过椅子的人。当然这四种人这并不包括不关心政治，只关心赚钱，当好房奴车奴的普通百姓，尽管这是最多数。

前两类人希望政治体制改革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后两类人希望政治体制改革以建设民主政治体制为目标。这是利益使然，前者希望优势地位长期化，稳定化，后者要夺权，要搞事，不然没法乱中取胜。

显然根据前面分析，未来的政改是TG内部的事情，是权力改革权力，所以基本没有后两类人任何事情，他们的愿望和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或者幻想。我们不必讨论，因为不可行（我们不讨论道德的合理性）。

前两类人的设想是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

中国要想重回世界巅峰地位，参照美国发家的模式来看，目前可行的道路仍然是经济实力支撑下的军事实力。所以继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选择。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应当放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将目前全能政府转变成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公共管理型政府，大幅度地减少政府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同时在目前欧美日遏制和攻击的环境下，保证国家政治和社会环境的高度稳定。

所以在政治体制选择上，必然选择一党执政的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因为抛开意识形态不讲，中国在三十年内，甚至更长时间内，都不可能有可以跟TG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相提并论的组织。

选择民主化结构，虽然可以防止政府权力过大，垄断、寻租、腐败，但却可能降低机构和运作的效率。因为任何一种政治体制运行都需要成本，集中体制要支付垄断权力导致权力寻租和官僚阶层恶性膨胀的成本，民主也要支付因为事事要协商、事事要投票，意见统一困难，决策缓慢，错失良机的成本高昂成本。

而改革的目的是尽可能减少目前的巨额运营成本，并找到稳定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权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利益之分。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农村劳动力转移隐患和后遗症巨多；全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和完善；潜在金融风险咄咄逼人；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形势严峻；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导致民怨沸腾；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政治上不适当集中，就将出现日本软弱无能政府在福岛核事故和海啸地震中的不作为一幕。

同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大部分生产要素如果按收益率将往东部流动，地区发展差距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可能还会拉大，将直接导致边疆的不稳定，甚至分裂。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实行一些特殊的政策，使一部分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尽可能逆市场收益取向而流动，促进西部的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我们将可能真的成为别人七块论的试验品。

而且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更关注能不能就业、孩子能否上学、大病能否治疗、冬天能否取暖、居住条件如何、食品安全质量、出行是否方便、老是否有所养、环境安全如何。如果这些基本的消费和生活需要还没有满足，许多人就不了业，孩子上不了学，大病治不了。这都不是民主能够解决的，不然希腊人就不用上街，英国人也不用烧房子了。民主能够干什么？看看奥巴马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在三十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还是要Tg一党领导和执政制度。

这就意味着要选择政治上更为集中的体制与经济上更自由的市场体制相搭配的模式。

Tg90年历史就是一个集体理想与利益集团矛盾运动的历史，党内总是有一部分坚持集体理想的人，现在这部分力量在党内是存在的，在位的不在位的、台上的台下的都有，这就是所谓理想主义派或危机派。这我是亲身感受过的。

这些Tg内部理想主义者或危机感极强的人对中国目前的看法与286在1980年就说的：“Tg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认为，政府公权必然带来管理成本，如果不限制，必然象癌症一样无限膨胀，最终必将导致国家无力承担而瓦解。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权力问题，是政府公权的边界与人民、国民、公民人权、事权、物权的边界问题。所以政改必须第一步解决政府事权与国民事权的边界问题。

也即按照现代宪法政治与共和制度的基本原则----权责对称原则来限定政府权力：对政府事权而言，法许之内的事才能做（《行政许可法》就是这个意思）；对国民事权而言，法禁之外的事都可以做。

这是对政府一切特权的限制原则。

这是符合毛主席在59年前就提出的：“权力民授”原则的。（他提出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了，人民就可以组织起来，将他们打倒”）。这个原则是对传统“君权神授”和世俗“打天下坐江山”观念的颠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直到今天我们执政者也未必真的接受并理解。

　　

那么限制政府权力从何入手？我认为应该从拆庙赶和尚入手：也即先把组织机构精简，简化。

例如，目前县乡村组织机构导致税费供养的吃皇粮人员规模过大且愈演愈烈，如果不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加以抑制和化解，任其下去，必将财政破产、经济崩溃，人民与吃皇粮阶层形成对立，导致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使国家和民族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晚明国家财政破产导致动乱的一幕我们并不会忘记。

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避免国家和民族长远的经济和政治陷于危机。

现在的争论是取消地级政权，还是取消乡级政权。两种方案的成本、风险、收益和难易程度都在试点评估。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我估计会取消地区一级政权，并同时取消乡镇一级政权设置，进行乡镇合并，对镇派出镇公所。

但是关键的是怎样消肿。当然参照东北国企处理下岗人员办法：自然退休法和自然淘汰法最安全，最稳当，虽然时间长一点，成本高一点，当然我们等得起。

Tg现在的政府是一个计划集中管理、生产建设取向、行政命令式的万能政府。而为了加强管理，政府的部门和机构越来越多，政府吃皇粮的也越来越多，社会管理的成本越来越高，效率也越来越低。政府实际已经成了阻碍经济正常发展的障碍。

因此政府体制的改革就是要将将行政命令型的政府、将审批收费型的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

按照杰克威尔奇的说法：你重视什么，就考核什么，不考核，不重视。

所以Tg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和政府体制，取决于建立什么样的考核体系。

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方式和程序有许多问题，注意力放在GDP上，GDP增长、GDP总量排位、人均GDP指标、农民人均收入等等，成为一个官员们的政绩主要指标，实际鼓励数字当官。

于是虚报数字情况很严重，数字中水分很大。各省的GDP增长速度要比全国的高，各地市的增长速度要比全省的速度高，各县的增长速度要比全地市的高，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农民纯收入，更是全国性的大规模造假。假的小城镇、假的农业科技基地、假的养牛大户等等屡见不鲜。办公大楼、培训中心、大厦、广场、草地等等政绩工程全国到处都是，而且经常挪用社会保障资金和教育资金之类要命钱。借债搞政绩工程更是官员的生活方式。

而目前考核体制又主要考核党委，结果导致党成为十项全能党，代替政府行政。结果反而没有人来执行。经常出现说了=做了情况。

而且现在是对集体领导班子考核，考核集体，成绩是集体的，但是出了问题也是集体的，谁都找不到。而且目前的组织原则是掺沙子，故意在组织程序上就制造班子不合，互相牵制，以免尾大不掉。结果是有人花钱，没人负责。

再说现在官员业绩考核方法和指标也实在扯淡，中央和省的各部门都要求自己部门的工作是一把手负责制，各个上级部门下达的目标太多，而各种目标之间相互冲突，甚至一些目标根本是达不到的。这样由一些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书生闭门造车制造出来的考核指标和考核办法，不但太繁杂，无法实行，指标也脑残到不做假肯定达不到的地步，结果法不责众。

同时目前考核并不与使用和赏罚结合起来。目前使用主要是看跑官的情况如何。

当然要制造出符合国情，不易造假，简单可行，易于操作，成本较低的考核指标体系非常不容易。例如以失业率、社会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率、社会治安发案率等等为考核内容就十分容易造假。

目前国税和地税两套税收系统，在企业重复收税，并且200多万近300万税收人员收了10万多亿税收，收税的成本很大，税收效率太低。如果每年税务系统相关人员全国平均按10万元的工资、保障、奖金、办公、办公设施和收税运营费用等计算，仅税务系统就可能要花去2000多亿近3000亿税收成本。

按现在的分税制，中央财政集中过多，省里财政基本满意，地级财政过得去，县级财政很困难，乡级财政基本上依靠向农民收费或欠债度日。中央经常出台增加工资政策，许多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又要由地方承担费用，但是在财力的划分上没有以钱定事；中央和省级财政依靠税收，地级以下财政依靠收费维持，使得企业交了税以后，还要承担很多的费，以养活基层政权，从而抑制了投资和企业的扩大，中小企业很难存活。

同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的财政税收和事权关系不顺（例如较好的税收来源、效益好的企业、一些能收费的项目，一级一级上收，而收税麻烦且税少的税项、微利和亏损企业、各种需要拿钱办的事业，都一级一级下放），现在是收入与事情不挂钩，责任与权力不对等，收钱不干事和干事没有钱，出现挂羊头卖狗肉的各种巧立名目收钱剪羊毛事情，例如卖地炒作房地产，大面积制造房奴，导致民怨沸腾。而且这种以企业项下征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使销售环节的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比重不大，特别是消费税也在企业项下征收，导致各地重复建设、市场封锁、地方保护等等问题久治不愈。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企业项下税收过多，而投资又不能抵扣税收，产品全面过剩，税收不能应价转移，企业的税负更加沉重。

所以优先考虑的司中央地方财政分蛋糕比例，特别是要考虑基层财力需要的分税体制，加大地方政府对一些地方税种的增税和免税权力，允许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实行自己财政范围内的退税政策。

同时要划分中央、省、地、县各级的事权范围，界定清楚各级应负的事权责任，在此基础上核定各级政府在财政税收总盘子中分配的比例和规模。如国防安全、社会治安、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城市建设、公益性公路建设等等，哪些应当由哪一级政府承担，都应当责任明确、落实到级。否则，有人收钱，但无人管事。现在的现实就是上级将税收走了，要办的事全部下推给下一级财政，下一级政权没有税收保证的财力，只好向企业和农民增加收费，导致政府与企业和农民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也要调整税收机构，加大销售环节税的征收，使税源大部分从企业项下征收改变为从消费环节、销售环节、个人方面和所得方面征收。从而使地方政府不仅重视企业发展，还要重视市场发育和发展，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中央和地方财税和事权体制改革要想成功，必须同时与政权机构和人员的精简，特别是县和县以下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要将养人的钱，逐步地转向为民办事上来。不然将是越改革成本越高。

当然这种改革也要避免中央财力分散而没有权威的情况发生。中国目前现实是如果中央财政在分蛋糕中所占的比重很低，中央政治上的集中度就没有财力的保证，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国防安全、外交事务、大的全国性的工程等等就不能正常进行。而中央向地方借款，中央的权威就会受到威胁。

现在的TG对国企管理模式已经导致企业举步维艰。所以改革Tg目前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领导方式，使Tg对企业的领导成本最小、效率提高和磨擦减少也可能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目前，国有和国有控股资产占到整个社会经营性资产的70%以上。Tg在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之间多次徘徊，又搞了什么国有企业资产多元化的改革方针，又提出建立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相统一，中央和地方两级分别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但是，从效果来看，Tg还没有找到一种最佳的方式。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内部党务系统和企业经营班子形成严重冲突，使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复杂化，加大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党务系统和企业经营系统之间相互形成内耗，磨擦成本极高，甚至出人命。党来任命企业中层以上干部，经营班子无人权却要来领导中层干部经营企业；党要对企业的重大事项进行干预和决策，但是干预和决策的责任按照公司法要由经营班子来负责。结果是杀人的不偿命，偿命的不杀人；表扬A，奖励B，提拔C，羊毛出在狗身上。

所以未来的改革可能是为了真正实现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统一，在实际运营的企业一级，终将放弃党管干部原则和党委参与经营决策原则。

经济发展就是人口、生产要素、市场、基础设施等等在地理上集中的过程，城市化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所以人口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农村人口减少导致的衰败就是不可避免。

所以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必然趋势。

而土地制度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宪法、法律、政权结构、国家控制方式、土地所有制结构的政治问题。

从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上讲，土地制度涉及到土地资产的所有和财产保护问题，因此，土地所有和分配方式，几乎是一个国家宪法必及的重要内容。

土地制度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之基础。如土地农业集体所有，就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基础；而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就是目前摊费入亩、向农民收费、村乡县政治体制生存和膨胀的重要原因。

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包括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两种。国家拥有高度集中分配土地资源的权力，国家规定和管制城乡土地的用途，建设用地绝大部分只能用国有土地，集体不可购买国有土地，国家强制征用集体土地。

这种土地制度带来许多问题。一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无性导致实际上农村集体土地实际上是村长所有，导致农村里恶霸的衍生土壤（这个可看胡鞍钢关于农村宗法大家族利用人口优势形成村霸，剥削压榨普通农民的调查报告）。二是集体土地被强制征用为国有土地的不平等性及其衍生出对农民补偿太少、形成越来越多的无耕地无就业无保障的三无农民。三是承包期短使土地无法向规模化农场集中。

由于在相当时间内，我国二元经济还难以完全消除，农村仍然是国家的安全缓冲器，所以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必须合理合法保障，并长期化。不能打着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和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口号，兼并农村土地。否则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所以国家必须一直拥有所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土地私有化。要将农民承包的土地作为保障财产基础，使进城务工和脱离土地的农民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养老、失业等保障。

同时可能会在法律上保障将衰败农村的宅基地和村公共用地通过复垦变成为耕地，对城镇土地受让和购买后不用或利用率不高的采取无条件没收的做法。

防止政府土地管理中的腐败，降低政府土地管理的成本，减少土地制度中部门和工作人员权力寻租的设置仍然依靠进一步设计土地管理公开、公平、公正的流程和制度，并依靠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