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最近突然就文革开始论战了？这算什么信号？ -- foursea
家园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9/05/8943203_0.shtml
习近平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史、苦难史。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侵略和欺凌过中国。他们凭借坚船利炮，对中国发动一系列军事侵略，制造众多惨案，屠杀中国人民；他们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司法、关税、贸易、交通运输等主权；他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租界，强行驻军，扶植和收买代理人，培植亲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中国政府；他们勒索赔款，抢劫财富，盗窃文物，控制交通口岸，对华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破坏。中国遭受如此欺凌，陷入如此境况，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就要了解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屈辱历史，深刻汲取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负的教训，增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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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坚决反对任何歪曲丑化中共历史的错误倾向
习近平强调，中共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要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中共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7/21/1811502_0.shtml?_from_ra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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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个人觉得，这是给党内极右普世派，自由主义右派的最后一次规劝。
家园 这些一个劲儿的宣讲我党早期历史的，意图很明确嘛 你看看，这么多“历史必然性”，啥意思？就是告诉我等老百姓，他们掌权，天经地义，天命所归。
他打死不说，现在掌权的这批人和过去夺取政权的那批人，根本就是两回事。他要跟他的父辈爷爷辈学习，学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都不用他教育“历史必然性”，俺举双手支持他。
家园 哈哈，有钱花啦！谢谢 送花成功。有效送花赞扬。恭喜：你意外获得 8 铢钱。1通宝=16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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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整理】两次历史决议若干背景 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上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8月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一致通過該決議。《決議》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對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
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了正式結論。
《決議》獲得了普遍的認同和擁護，就連在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也是如此。博古在六屆七中全會上發言，真誠擁護這個決議，並向那些曾經受過錯誤路線迫害的同志道歉。王明在給七中全會的聲明書中，也對歷史決議及其對第三次“左”傾路線所犯嚴重錯誤的分析和估計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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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建党90周年，也是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30周年。胡乔木作为决议起草的负责人在对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决议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分析评价及解决方案的提出上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里只列举几点。
邓小平从起草历史决议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也是当时“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为落实邓小平的指示，胡乔木对坚持毛泽东思想究竟坚持什么，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作了深入的探讨。胡乔木把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三个方面。他认为，这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的新发展、新贡献。而这些原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历史决议从第三稿开始，直到六中全会通过，胡乔木概括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一直为大家所肯定。
历史决议的第24节着重分析了“文革”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指出：原因之一，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并把它作为“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加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
决议中的上述这段话，是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写的。邓小平完全赞成。邓小平在1981年6月22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说：“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段话在“文革”中曾被当作抓阶级斗争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经常被引用和宣传。胡乔木认为：“列宁所说的小生产……在合作化多年后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已不存在。现在开始有一些小生产，在严格管理的条件下也不会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他还认为，《哥达纲领批判》有它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法权。而所谓资产阶级权利（或法权）“并非真的资产阶级的权利，只是劳动者平等互换劳动的权利的形式（马克思说是原则）与资产阶级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有某种类似罢了，更说不上政治上的等级制等等……而且资产阶级权利即平等交换权利正是与等级制完全相反的”。但在“资产阶级权利”和小生产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和很多其他同志确是把这两句话误解了”。结果导致我们破除或限制了社会主义某些方面的关系，损害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今天我们无论如何再不能教条地对待了”。
评价“文化大革命”，是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整个“文化大革命”部分由胡乔木亲自起草。他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特定内涵的阐释，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界定，都被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所采纳和认可。
在给“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上，当时党内外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对立。有人称之为反革命，有人说十年动乱，也有人认为是一场政变，还有的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一个革命。但也不是反革命。也不能称为动乱。他也不赞成政变说。经过反复分析和推敲，最终，他把“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定为“内乱”。邓小平也赞成“内乱”这个提法。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维持了胡乔木的提法，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准确的定性，为我党在新时期实现拨乱反正奠定了理论的支撑。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反复宣传，并作为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中共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在起草决议时，针对有的同志担心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会不会导致否定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的疑惑，胡乔木指出：“革命本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l、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是革命的原义……2、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这是……革命的转义”。胡乔木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有特定的内涵，即在无产阶级既已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再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证明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危险的，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谬行为。为此，他主张这个口号“不但不宜再用，而且必须加以批判，以便统一党内外思想，使想再利用这一口号造反的人们陷入孤立”。
长期以来，党史上在对待党内斗争、党的历史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模式，即党内斗争就是路线斗争，党的历史就是路线斗争史。谁犯了路线错误，谁就等于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这也是导致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错误从而最终爆发“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原因之一。在负责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胡乔木坚决主张否定这一不符合实际且给党的政治生活带来严重危害的思维模式。
他认为“路线斗争”一词不能任意滥用，而党的历史也“决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但对“文化大革命”，决议起草之初他认为，不提“路线错误”有点麻烦。后来，胡乔木经过深入思考，并取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从第七稿（1981年5月16日）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也不再使用路线、路线斗争的提法。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全局性的、长期的左倾严重错误”。
胡乔木对路线、路线斗争的主张，今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在路线斗争满天飞的年代，确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通过这种改变，确立了对历史是非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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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第三次历史决议吗？
家园 胡乔木认错了 胡乔木后来认识到自己在＜决议＞中的观点是错误的。见邓力群２０００年的讲话
第十点。《历史决议》中有两段论及“文革”的话。
一段是，《历史决议》第（24）：“……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这一段，是由胡乔木定稿的，当时我和参加起草的同志都是同意的。胡乔木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用语特别反感，一定要把“法权”两字改为“权利”。他认为，这是列宁多事。现在看，胡乔木的观点站不住，我们同意也不对。但是，在国史书中不要去批评《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
对于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点，在不长的时间里，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胡乔木也改正了自己原来的认识。
1986年，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我向中央提出书面的补充修改意见。胡乔木同意我的意见，并在我的书面意见上加了几句话：“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100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的。”这说明，经过实践的教育，胡乔木已经改正了、否定了前述的观点。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全党的认识就更加明确了。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讲，“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挨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同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邓小平明确地讲：“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陈云同志说得很清楚：“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而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这样的认识，在政治风波以后，除了“动乱精英”和受他们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可以说，已经成为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共识。
对于《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不要批评，我们按照自己的思路正面写就行了。
另一个地方是，《历史决议》第（35）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后来的实践，特别是我国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东演变的事实证明，这个表述不符合实际。1989年政治风波后，胡乔木讲，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于《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我们的国史书，也不必去写它，而是写我们自己应该写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剥削阶级还在改造，小生产和商品制度广泛存在，由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紧张、缓和的局面将多次反复出现，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家园 不会，想想老将们及其家人当年在造反派手里受的苦 估计其中出身好，入党早的，会很后悔自己当年为什么选择了共产党。这样的人民，解放他们作甚？
毛在世时，没人敢说什么。毛去世之后，再让他们冒着受二茬罪的风险来把左派组织起来，是万万不可能的了。文革失败的一个后果就是官僚从此视“人民”为敌人了。
长远看，接轨是他们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只是需要建立互信，彼此融入。这么多红三代四代出国留学，入精英学校，应该也有融入“主流”的任务在身。等为8平方的负责的那代人都过世之后，也就可以天下一家了。
家园 我告诉你怎么融成一家，先明确国家和民族，这样就有一个 基本的外形，这就象你们家的墙。
然后在内部，理论上确立共性为主，差异性为辅，再在实际的利害上，建立从政府补贴到个人慈善在内的，内部实际的利益协调体系。
说白了吧，就是我经常说的中间偏左。
按右派那套，外部淡化国家民族，内部强调差异性为主，不但不发展，还刻意排斥，内部实际利益的协调机制。
只会人各相仇，皆思损害。
通宝推：南渝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