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悲哉，壮哉 ─ 苏联、南斯拉夫、还有利比亚 -- seasonsyan

【丑闻聚焦】

哈 佛 欲 爆 王 丹 丑 闻 ， 学 历 打 假 声 浪 骤 起

“美国之音”电台在“六四”十四周年纪念日安排王丹同志与听众对话。有听众问王丹同志是如何上美国哈佛大学的，王丹一听就急了，慌忙把问题扯开，谈起自己当年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前言不搭后语。接着他又冒出一句，称自己并不稀罕上什么哈佛大学。能上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名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荣耀，有什么不能正大光明承认的呢？何况王丹同志经常是以“哈佛博士生”头衔招摇过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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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其实很简单，王丹同志进入哈佛大学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他连托福都考不了三百分，进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都是不可能的。台北的“国安局”及另外一个机构替王丹同志向哈佛大学交付了二十多万美元的昂贵学费，然后再由哈佛大学以奖学金的名义赠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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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王丹同志在哈佛大学基本上没有上过什么课，也从不参加考试，主要精力都放在做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政治评论员、台湾《北京之春》社长、“天安门一代”基金会召集人，频繁地跑台北、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澳洲等地，加与民运有关的各种会议，另外，几乎每个月要写七八篇抨击中国大陆、颂赞台湾及美国的评论文章，由“自由亚洲电台”、“多维新闻网”、《北京之春》、《大纪元时报》负责定期发表，然后再凑合成集子，在台湾发行《王丹观点》一书。除了上述政治活动之外，王丹同志还经常出入台湾及美国的同性恋酒吧寻欢，有时还写一些多愁善感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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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同志虽是名义上的“哈佛博士生”，可是却不会阅读美国的学术书籍，更不会以英文写作，所以，他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的“研究课题”选的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攻读博士”的“研究课题”则选的是台湾社会和知识分子。他以中文“完成”的毕业论文很可能是抄袭的，或者由别人代笔，哈佛大学也不会加以翻译、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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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同志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工子弟，在北京大学附中就读。中学快毕业时，王丹同志靠着父母的关系，被评上市级“优秀团干部”，然后报送上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才读了一年，就学不下去了。因学习成绩太差，差点被留级，于是又通过父母的关系，转到了历史系，不到数月，就爆发了“六四血案”。此后，王丹同志两度入狱，总共在狱中蹲了八年，最后谎称自己“罹患脑瘤”，呼吁国际捐款和营救。在美国向中国施压之下，一九九八年四月王丹同志获得“

保外就医”，飞抵美国底特律一家医院“医治”。医院的检查结果是，王丹同志有轻微的咽喉炎，但绝对没有脑瘤，不必入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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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王丹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假学历是政治产物，同“文革”年代的张铁生上大学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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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王丹同志近年来发表过的部分评论文章及演讲的题目，供读者参考。水平如何？不敢恭维，跟大字报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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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丹： 民进党为什么会大胜

● 王 丹： 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

● 王 丹： 民进党已放弃台独

● 王 丹： 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

● 王 丹： 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

● 王 丹： “两国论”分析

● 王 丹： 评新一轮两岸紧张关系

● 王 丹： 施放善意而已，并非实质性政策改变----评中共对台立场

● 王 丹： 解决台湾问题“三通”不如人心通

● 王 丹： 台湾大选给中共带来的教训

● 王 丹： 美丽岛事件与台湾的民主运动

● 王 丹： 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典礼的感想

● 王 丹： 我为什么赴台参加陈水扁的就职典礼

● 王 丹： 台湾政治复杂，中共对策模糊

● 王 丹： 台湾经验给我的启示

● 王 丹： 台湾民主制度见闻

● 王 丹： 江泽民的台湾情结

● 王 丹： 南北韩高峰会谈对台海两岸问题的启示

● 王 丹： 反批美国人权状况实为黔驴技穷之表现

● 王 丹： 对北京学生抗议北约的三点意见

● 王 丹： 幸灾乐祸无异于恐怖主义心态

● 王 丹： 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

● 王 丹： 钱钟书不是知识分子

● 王 丹： 港府无耻

● 王 丹： 海外民运已经失败

● 王 丹： 台湾大选断想

● 王 丹： 李远哲的启示----如何看独立知识分子李远哲在台湾选战中挺扁的影响

● 王 丹： 从国民党在台湾政治转型中的作用看台湾经验在大陆的前景

● 王 丹： 如果美国出兵伊拉克

● 王 丹： 反战不应被当作时尚----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专制导致一夜间垮台----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一场天使与魔鬼结合的战争----评美国解放伊拉克

● 王 丹： 亲美情结与高调反美的矛盾

● 王 丹： 中国仍在隐瞒SARS疫情

　　　　　　　　　　　　 王丹悲剧的历史教训

● 张汉音（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

　　作者从王丹在“六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深入分析导致这起

悲剧的前因后果，以及各有关方面应负起的责任。他并强调中国有必

要从中汲取教训，为未来的稳健发展继续努力。

　　王丹是一名富有理想追求的北大历史系学生，但是由于陷入了

1989年“六四风波”的旋涡，结果两次被捕，在饱尝了牢狱之苦以后

，才于数日前获准去美，得以在半流亡的条件之下求学发展，王丹的

铁窗经历，连同整个“六四事件”一起，是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发生

的震撼过千百万人心灵的悲剧。

　　从本质上说，王丹悲剧的起因就是“六四事件”的起因。关于“

六四事件”的起因，王丹在纽约记者招待会上这样说过：“我们都是

年轻人，在某些方面有点幼稚，因此犯了错误，导致这场悲剧。不过

我们不应负起最大责任，最大的责任必须由政府负起，因为是政府下

令杀人的。”这是王丹第一次公开承认学运组织者的责任，他的勇气

令人赞许，看起来，他对这一事件的见解已经超越了一般民主激进派

的狭隘。

　　不过，王丹的认识还是有待深化，对于一个有志推动中国民主事

业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正确认识“六四事件”以及他本人悲剧的真正

原因，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较有把握地防止悲剧的重

演，才有可能理性地参与推进民主，去促进而不是去妨碍中华民族的

健康发展。

　　笔者认为，导致“六四”大悲剧和王丹小悲剧的主因有三：一、

王丹和其他学运组织者在“九八”民运后期的行为极端化；二、海外

势力、尤其是西方传媒的误导；三、执政党在“八九”民运之前和之

中的错误。

物极必反导致强烈回应

　　“物极必反”是中国古代发现的一条哲理。物极之所以必反，是

因为“万物皆有其度”，超出限度的行为自然会导致与愿相违的结果

，对于中国的民运来说，这个“度”就是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

就是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1989年学运初起时，一大批热血沸腾的

北京大专学生，在胡耀邦淡然离世的刺激下，走上街头，提出了“为

胡耀邦平反”和反对贪官污吏、制止通货膨胀、实行民主选举的要求

。在这几项要求之中，中间两项是合理的，执政党作出了正面的回应

；第一项和第四项在当时和现在都没有实现的可行条件，不过作为学

生的要求，提出来，反映他们的心愿，也是无可指责的。

　　如果王丹和其他学运组织者懂得民主运动的实质和正常做法，循

西方民运组织者之常道，把群众示威当作向决策者施压的暂时性手段

，在表达心愿之后立即停止示威，如同当年几十万美国黑人“进军”

华盛顿要求种族平等那样，那么，他们的学运就不会威胁国家的安全

与稳定，不会搞乱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句话，就会局限在限度之下，

起到震动执政党和促进改革的作用，这样也就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六

四事件”。

　　遗憾的是，他们却采用了非常极端的策略，不断提高要求，直至

喊出“李鹏下台”和“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并且把数十万人参加的

示威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不达要求，誓不罢休，从四月中旬开始，直

到6月4日执政党决定镇压为止，一直不愿作出任何妥协。这样一来，

就超出了限度，因为他们的做法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其他地区辐射，开

始严重动摇中共的执政地位，而且他们的要求一旦得到满足，把中国

改革的总舵手邓小平拉下马，再撤换李鹏内阁，实行全国性各级选举

，由各派政治力量尽情发展和互相倾轧，同时允许种族分裂主义分子

和其他黑暗力量利用民主的借口，大行其道，这样，中国很快就会陷

入比文化大革命更加黑暗的一片混乱之中，葬送刚刚有所起色的经济

改革，而且很有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内战和流血。在当时，这样的推

断会被很多人笑为“天方夜谭”，但是在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内战发

生之后，除了非常天真幼稚和钻牛角尖的人以外，恐怕很难找到什么

人会反对这样的见解了。

　　邓小平毕竟不是凡人之辈，他及时洞察了这一风险，下定了阻止

激进民运的决心。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和执政党在呼吁不灵、对话

失败之后决定镇压激进民运，乃是针对学运组织者的极端策略所作出

的反应，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复兴的大局、迫不得已而采取的

回应。

海外误导的诱惑

　　王丹及其伙伴的策略立场在“八九民运”后期之所以转向极端化

，在相对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海外的支持、煽动和鼓励，受到了西方

传媒的暗示和误导。

　　海外的支持来自不同社会势力，其中有一部分人是真心实意地希

望中国好，认为欧美式的民主制度是中国应该实行的理想制度，所以

竭力声援北京民运，他们是不大懂得中国国情的理想主义者。另外一

些人的兴奋点是促成中国执政党的下台，至于当时中共垮台对中国局

势所可能造成的破坏，他们并不在意，他们是不了解中共变化和不关

心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反共保守派。第三部分人是处心积虑地推波助

澜，试图借机导出中国的分裂，混乱和再衰败，以便防止中国有朝一

日会挑战西方在全球的支配地位，这是以种族沙文主义者和狭隘民族

利己主义者为主体的唯西方支配派。他们殊愿同归，通过大众传媒、

集会声援和提供资助等手段，对北京学运进行了大规模的支持，使学

运组织者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觉：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伟大的，可以

得到全世界的鼎力支持，必然会取得辉煌胜利！

　　从心理学的行为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来自海外的支持，对学运

组织者的行为构成了持续不断的强化，致使他们陶醉在一片受赞美、

自感英雄无比的喜悦之中，丧失了冷静分析形势和理性批评“主义”

、信息的能力，飘飘然，盲盲然，不由自主地模仿着西人的“V”字

型显示胜利的手势，在极端化的险道上越走越远……

　　“六四事件”之后，西方的政府和传媒纷纷谴责中国当局，实际

上，他们在“六四”之前对北京学运的支持和误导恰恰是导致王丹/

“六四”悲剧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执政党的疏忽

　　客观地说，对于王丹/“六四”悲剧的发生，中国执政党也负有

相当的责任，虽然不像王丹所说的那样要负主要责任。首先，执政党

在领导经济改革的初期和中前期，忽略了廉政建设，结果，在全社会

抓经济、向钱看的狂潮袭击下，一批又一批的党政干部及其子女陷入

了利用权利谋取私利的泥沼之中。如果用新加坡肃贪局的标准去界定

贪污腐败，中国党政机关之中算得上一尘不染的清廉公务员很有可能

已经不占多数，至少，从几次大规模抽样调查所反映的民众估计来看

是这样的。这一状况引起了强烈的民愤，这是1989年北京学运要求民

主选举和惩治腐败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他们立即得到北京各界人士

的广泛同情、支持的基本原因之一。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学生的要求

自然得不到社会上的强大支持，这样，学运组织者采用极端策略与中

央政府对抗的可能性就会减低，如是，导致暴力镇压的概率也便会随

之减小。

　　执政党的第二个错误是，在阻止学运的激进化方面过于犹豫、迟

缓。

　　执政党的第三个错误是，至1989年为止，没有预料到在某些情况

下自己有可能会面临来自人民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没有研制应付

此种场面的设备；在决定制止“八九”学运时，也不懂得去国外购买

不会杀害示威群众、却又可以驱散他们的现代防暴设备，如塑胶子弹

和催泪弹，不懂得传统逮捕和现代防暴设备相结合的作用，在此种条

件之下命令军队向示威人士开火，是非常令人悲痛和遗憾的，是应该

受到非议的。

心良亦可为孽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为了避免王丹/“六四”悲剧的重演，中

国的民运组织者，海外的民运同情者以及中国的执政党，每一方都必

须谨防前述错误的重复发生。王丹在记者会上声称，他准备“把这一

生献给中国的民主化事业”。他的努力究竟会导致悲剧以某种形式重

演，还是会有助于中国的安定与发展？现在还难以定论。

　　从原则上讲，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没有错。但是推进什么样的

民主？何时推进？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推进？如何推进？对这几个问题

究竟如何处理才是决定行为性质的关键。关于这一点，王丹没有提及

，也许他还没有认真地思考过。

　　心良亦可为孽，仅有美好的心愿，不一定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福音

。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之中，从领袖人物到普通党员，追求美好理想

的人不计其数，他们要建立的社会是近乎某些宗教理想的社会：没有

剥削和穷困，没有阶级和压迫，人人平等，自主自由，凡人皆可摆脱

异化和愚昧的桎梏、带着尊严和智慧而复归于自然，这就是他们所憧

憬的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他们前仆后继，死而后已。

　　公正地说，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理想和真诚。然而，就中国

改革之前的状况而言，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被认

为在实现理想社会之前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生产力相

对低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种专政让千千万万的人，包括共产党

人自己（如刘少奇、邓小平、朱（金容）基），毫无必要地遭到残酷

迫害，美其名曰：为了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为了走向理想的

共产主义，与亚洲四小龙相比，中国改革之前的经济体制也使中国大

陆的经济发展滞慢了许多宝贵的年头。

　　追求民主与此同理。戈尔巴乔夫和耶尔辛所追求的那种民主以及

他们的追求方式，中国要不得。“八九民运”中，后期所采用的那一

类追求方式，中国也要不得。中国所需要的是真正有利于中华民族振

兴的民主及其追求方式，这种民主及其追求方式必须是“适度”的，

是与生搬硬套主义和极端行为划清了界限的。

　　在尚难了解王丹真实想法的现在，为了防止物极而反的悲剧再现

，希望他（也希望其他有志于促进中国民主的人士）能够注意以下几

点：

　　一、中国不宜全盘抄录欧美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的民主模式应

该兼容强势仁政和理性民主的两类长处，超越西方的现有模式。

　　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循序渐进。中国大陆正值百弱待举，弊疾

重重之际，尚未建成最佳而又稳定的经济制度，更有国土分裂主义势

力在多个地区的蠢蠢欲动，不适宜马上着手推动中央和省级的全民普

选，也不适宜鼓吹西方式的人权。现在的中国执政党虽然抱病在身，

但是从整体上看，仍然不愧是力求改革、奋进的党，也是目前唯一有

能力引导中国大陆健康地走向振兴和强大的政党。目前的当务之急是

辅助这个党完成经济改革，迅速发展经济，同时敦促它做好廉政反贪

，整顿好社会秩序。

　　在不适宜鼓吹西式或准西式的民主、人权时，偏偏去做，那不是

勇敢，也不是大智大慧，而是超越了限度的愚莽，只会招致强烈的反

弹，推之越急，拒之越烈，求之愈甚，失之愈多。

　　三、中国国大、人多，国情复杂，为了防止社会混乱，也为了发

挥西方没有充分重视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作用，在将来条件成熟、可以

对国家主席实行全民普选、对国会议员（人大代表）实行分域普选之

后，对各省的省长似乎仍应实行任命制或有限选举制（香港、台湾例

外）。在国土分裂主义倾向没有解决之前，在有关省份和自治区对省

和自治区的首脑绝对不宜采用民选制度（台湾例外）。

　　四、在中国大陆尚未具备建立民主选举制度的条件之前，不应鼓

动西方政府和其他人士纠缠民主和人权的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千

万不可充当那些口唱民主、人权高调、实际上意在干扰和破坏中国发

展的伪君子的棋下卒子。

　　但愿王丹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真正作出贡献。

我 的 六 四

作者：高山

八年了，很多事情都遗忘了，但六四在精神上给人以巨大的冲击，在世界观上给人

以惊变，在结论上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使很多很多的人永远难忘但又不忍回顾．

历史永远是一个立体的东西，如同一座山，“横看成峰侧成岭，远近高低各不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著眼点和侧重，所以每个人对历史的感受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作

为六四的过来人，重新迈上那一段心路历程，揭开沉痛的伤疤，剖析难忘的历史，

寻求历史的规律，为的也仅仅是沟通两岸网友的理解、消除歧见、寻求认同．但

由于本文主要是想告诉朋友们自己的感受，不可避免的有著局限性，仅供大家参考．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文革后期，读书基本未受文革影响，也可说是幸福的一代．

79年以后，随著邓公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的文化随著工业品也渐

渐进入大陆，从各个方面影响大陆人民的思维和生活．

从初中开始，我们就是一边听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边听著BBC、VOA等长大的．

对于我们来说，美欧日尤其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化身，外台的广播总是那么的吸引人、

有特色．当时的大陆也是从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原来的蓝绿色的服装再也不能

满足人们的审美欲望，原来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单一思维也不怎么行得通了，人

们用各种各样的西方思维来浇灌自己干涸的精神世界，萨特、尼采、人本主义、弗罗

伊德、第三次浪潮等等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总的来说，思维也处于一种转变无序的

过程中，人们也处于一种激动甚至激昂的状态，象中国女排夺冠也使国人激动得上街

游行，彻夜狂欢．

“春江水暖鸭先知＂，回顾历史和研究现实，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往往是新思维最敏感

的听众、最投入的学习者、最虔诚的信奉者、最义无反顾的执行者．这时候，在大学

生里面也出现了许多的新思潮，这也就是所谓民运的源头和基础．

我也曾是一名留学生，只是不在美欧等发达国家，由于八七年左右已经出国，并不在

北京，这些情况也是听人说的，不是很具体和详细．但八七年以前我亲眼见到一次大

学生的游行，在凛冽的寒风中，一二百人排成长队走著，前面的两人打著一张用白床

单做的标语，上写“抵制日货＂的口号，似乎并不怎样受欢迎．

在八九年六四之前，就有一场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学运，那次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定的

性和处理的，有些人不服，有些人不理解．但敏锐的学者这时已发出社会可能出现动

乱的预言，许多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问题开始复杂．

对于六四的过程，我也不用再多述，许多的报道和文章已经向大家作了不能再详尽的

描述了，何况有的网友当时就身在北京，在这里我只想说几点给我较深印象的事情．

在学生开始游行的时候，正好李鹏总理送赵紫阳出访北朝鲜，李问赵如何处理，赵说

“学运不象工运，没有具体的目标，不会长久，拖一拖就过去了＂．当四二六公告以

后，有一段时间事态开始平息下来，但突然中央电视台报道北京百万示威游行，报道

百名老教授慰问学生，报道民主党派的表态，事态开始激化．从此开始中央电视台全

面追踪报道绝食学生的情况，报道袁木和学生的对话，赵出面谈“掌舵＂问题，外电

记者入驻天安门广场，各届媒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六四全面升温．赵到广场

慰问学生，突然说出“我老了＂，全国人民忧心如焚，连我们在海外也日夜难安，随

时收听外台广播......．突然，外电报道解放军开枪了，中央电视台报道北京干部代

表大会的新闻......．

另一方面，当时北京已经基本没有有效的公安警察力量了，公安人员上街不敢穿警服，

同时防暴方面才开始起步，防暴人员没有正规的训练、没有合适的装备，关键是面对

上百万的绝食、游行队伍没有足够的人员，甚至连武警部队都远不敷用．当时江泽民

书记在上海组织了三十万工人纠查队维持秩序，很快控制了形势，而北京由于情况复

杂，无法采用相同的方式．当时邓公除了中央军委主席以外，没有其它实质性的职务

了．

我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听到北京开枪的消息，我们两百多留学生是悲愤难忍，大家互相联络，制作白花，准备

发言稿，写标语，同心协力准备在国外游行示威，声援国内民运、声讨开枪者．六四时，

国内的许多机关基本处于瘫痪，外交部也不例外，大使馆也只好成立大使为首的紧急党

委，处理各项事宜．学生请求游行示威的报告上报使馆后，经讨论使馆同意了，但局限

于使馆内部，不得出外，我们虽然不太满意但还是表示了服从．

大家三三两两来到使馆，来齐后开始宣布示威开始，大家轮流发言，我也是其中的一名，

在座的人们都是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觉得政府的作法是对民意完全的践踏，是一种罪

行．发言后大家围使馆一周游行，举著标语、喊著反对政府、反对党的口号．使馆的工

作人员没有参加进来，但他们都对我们怀著深深的同情和理解，给我们准备饭食．游行

完以后，大家坐在使馆大厅的台阶上，前面放著从文化处搬来的大录音机，拉长天线，

大家开始收听当时觉得代表公理和正义的声音　　VOA的声音......．

夜深了，仍然激动不已的人们带著愤慨和失望慢慢散去......．

那以后的几天，是我最难受的日子，每天就是抽烟喝酒、愁肠满怀．六四以后的那次学

年考试，也成为我学生生涯最差的考试．

但我们还是密切关注著事态的发展，开始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这个节目就叫“六四

真相＂．在节目中我看到了被人点“天灯＂的解放军战士刘长庚烈士的遗体，这也是在

中国电视上看到的最恐怖的镜头，虽然现在看过《世界恐怖写真》等记录片，但和那个

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没有任何掩饰，让人的心都抽紧了．还有是刘长庚烈士的身边有他

的五六式冲锋枪，弹匣里是满满的的一匣子弹．我还看见了有几个路人向路过的军车投

掷石头的镜头，突然有一辆军车出问题停下了，那几个小子顿时冲上，毫不留情地向驾

驶室里猛砸石块，一面白旗伸出来（这也是我看见的解放军第一次打白旗），没有用，

直至里面的两名驾驶员被活活打死．还有，可能是退伍军人的人抢夺过解放军的装甲车

操纵车上的机枪射击的镜头，以及诸如此类触目惊心的镜头．

我不讳言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解放军枪击无辜人们的镜头，我也绝对相信有这样的摄影、

录像和详细的文章记录著此类事件．但当时在中央电视台看到的“六四真相＂已足以让

我感到困惑和不解，看来六四远远不象想象的那样简单，即一方是好人，一方是坏人．

在困惑和疑虑中又度过了几天，突然听说上面来要材料了，我已经作为发言者被列入了

重点对象的名单，这时候大使馆要求全体学生到使馆开会．

怀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来到了会场，大家来得很准时、很齐，虽然彼此打著招呼但心中

的不安是掩饰不住的．文化参赞简单介绍了国内情况后请大使发言，这次大使不象平常

那样坐在会场中，只见身材矮小但不失风度的大使从门口穿过人群疾步走上主席台．

“同学们，大家好！＂大使用浙江口音简单致意，随后说：“我才从北京述职回来，关

于这里的情况,......＂下面鸦雀无声、一片寂静，“我没有向上面报告．＂话一至此，

整个大厅爆发出迅雷般的掌声，全场沸腾了，三分多钟啊，我们的手就没有停过，这是

对于和人民、和学生心心相印、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具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大使发自内

心的感谢和敬佩的掌声啊！

又过了一段时间，江泽民主席给大家讲话，江主席那亲切的目光似乎看到我们的心灵深

处，他缓缓地说：“这次事件，责任不在学生......*（大意），大家也是热烈地鼓掌，

表示发自内心的喜悦和高兴．

透过时空的迷雾，我仿佛看见下面的一个景象...... ．

在大地上，在电闪雷鸣中，有两位侠客相对而立，一位手执一根巨棒，一位手握一柄短

剑，巨棒气势夺人，短剑寒光冽冽，持棒的那位缓缓转动，握剑的稳如泰山，这更象是

一场定力和意志的考验．正如古龙小说中那样，成败就是一瞬间的事，持棒的愤然一击，

握剑的突然出手，只见持棒的伧然倒地，巨棒也随之碎裂开来......．

军队是一种国家工具这是从古到今的一条定律，而人民以自己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和

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受西方和国内舆论的左右而成为一种工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这也同时反映出国人人格中的弱点，即非理性、缺乏自己的判断力和标准、相信人多就

是真理、人云亦云而非更多地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行动等等．

六四后两个月，我开始谈恋爱，而有幸的是这位女友成为我现在的妻子．

六四后的一年，是我人生中最阴郁、最困惑的一年，开始喜欢喝酒，“一醉解千愁＂．

六四后的一年以后，我开始振作起来，在朋友、老师们的关怀和帮助下，从新认识自

我，认识中国共产党．我深深认识到，历尽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的中国共产

党，是一个知错就改、吐故纳新、不断进步的党，是一个有希望的伟大的党，在党内

虽然还存在一些差强人意的地方，但还是有许多理智的、有头脑的、关心人民的、历

经考验的老党员和新同志．

认识到在未来的五十年里，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建设中国、发展中国．作为

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青年，也唯有投身于党才能对自己负责、实现自我，同时对党的

进步和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六四后一年半，我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六四后两年半，我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六四后，我很少再听BBC、VOA等外台广播．

六四后，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理，东方没有、

西方也没有，我更多地听取多方意见，以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来判断，由此走上了一

条较为中庸之道．

六四是死了将近一千人，对于离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这种损失

都是巨大的和不可弥补的．但在一场上百万人和几十万军队的直接对抗，数百万人间

接参与，一千多万人直接目击，海内外十二亿华人密切关注，全世界人们都在看著的

这样浩大的事件中，这样的损失又是轻微的．关键是六四以后，中国很快确定了新的

领导核心，走上了一条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不幸中之万幸．

当邓公的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时，当时六四中走在前面的北大师生又打出了“再道一

声小平您好＂的标语，看著神州大地人们自发张贴的数不清的邓公的遗相，看著人们

内心涌出的泪水，我深深地感到，人民已经理解和原谅了小平同志在六四中的决定，

对于这位为中国大地以及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人，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当然，六四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人们对政治的热情一落千丈，世俗主义、拜金主

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开始象瘟疫一样蔓延开来，人们更多地关心钱而非其他，法

制败弛、吏治腐败，人们的精神生活出现了空虚和贫乏，失望甚至绝望的经历在人们

心灵投下的浓密阴影直到现在还未完全散去

听一个被六四牵连的人谈谈对蒲江文章的看法

作 者： 战友

我六四时在部队院校任教，当时特别同情学生，部队进城时我非常激动，我

和许多战友为学生们募捐，六四打响后我异常悲愤，一个人关在家里痛哭了

一场，然后戴着白花上课堂讲了最后一课，内容就是“军人有权拒绝违背人

类基本道德准则的命令”，“军人不得以平民为攻击目标”。为此，我被开

除党籍，被迫离开我深深热爱的部队和我的深深热爱的岗位。当时我对当局

真是恨得要死，还写下了几首“反”诗

记得其中两首是：

学子涕呼忧国觞，

青春血气荡饥肠。

为迎德赛拥黄胄，

敢以卑微殉盛邦。

滥开杀戒肆疯狂，

祸首当悬耻辱桩，

十里长街飞血雨，

千秋史笔记昭彰。

我至今仍认为，那些学生们很可爱的，是真心爱国的，是盼望国家好的，他

们太可惜啦！他们一腔热血洒得太可惜啦！他们被摆上了政治的祭坛是国家

的悲哀是民族的悲哀也是他们自己的悲哀。我到现在都认为，当时的领导层

缺乏足够的人格魅力和政治风度，把本来一件不难解决的事情弄到了不可收

拾而又不得不收拾的程度！六四的灾难，他们无论如何是难辞其咎的。

但是，我们必须冷静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爱国不等于不误国！

正如蒲江说的，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这些亲历者也应该站在另外角度来对

当的情况进行一下反思。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换一种角度来考虑：假如当时的局面不结束，中国

将会是一个什么局面？谁都觉的民主好，可当时真让共产党下台让大家民主

（实际上是民运精英们民主，老百姓还顾不上享受这个）起来会是什么样？

很可能的局面就是：大家说了都算，大家说了都不算！那才真正是一场灾难

哩！

大家不妨看看当今民运人士的表现（演），你能想象他们能孚全国人民之望

吗？昨天我接到的《大参考》（民主斗士们怎么不先问一下人家愿不愿意要

？）中居然有号召炸李鹏祖坟的煽动？到了祭起这种连当年的蒋先生都不耻

的法宝来，你说你还能指望他们用科学民主的方法来管理国家？不要说共产

党，就是我个人都不会把这等角色视为平等的对手！你要跟共产党斗，怎么

不先学学共产党当年是怎么把那么多的山头统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来的？瞧

瞧他们那窝里斗狗咬狗一嘴毛的德行，连自己都团不拢，还想跟共产党斗？

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把国家交给他们？

更可气的是，他们居然还和藏独和台独混在一起，这更让人不屑啦（达懒什

么人物，农奴制度的代表人物，居然敢奢谈民主。号称民主之邦的美利坚合

众国专捧这类角色也让人实在不敢恭维。），还没登基呢，就敢把的家里的

东西往外倒——这坑蒙拐骗也够到家的了！就这，思维正常的中国人谁还愿

沾他们？谁还敢沾他们？

所以我建议关心此事的人不妨认真读读蒲文！

以我个人来说，我受处分被迫离开部队的同时我妻子也遇车祸残疾，为她治

病也自身的生计，我四处奔波，到过沿海和其它很多地方，干过最底层的活

儿，接触过最底层群众，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民运那些东西离他们的

生活确实太远太远。西式民主的东西确实很让人羡慕，可立刻搬到当年毛泽

东就指出过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独轮车和汽车并存”的中国来恐怕

真还行不通！不说别的，现今中国有两个问题西式民主的方法拿过恐怕就要

碰壁。而不管是谁，用什么方法能把它解决了，谁就配当中国的家！谁就配

享受全国人民的香火祭祀！一、解决让政府让全体人民都头痛不已的计划生

育人口控制问题？二、解决学龄男女儿童入学的问题。真要试试，祭起西式

民主法宝的人还未必敢接这个招！就说全民直接选举，倘真要立马实行起来

，那偏僻山乡小道上出现大量夹皮包的选票倒爷就能把你天使般纯洁的愿望

立马打得粉碎！

所以真正说起来，真正已经和正在为民主创造发展基础的，是邓公领导的中

共，他们才脚踏实地的为中国人民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问题。

至于六四，我认为，肯定会有重新评价的一天，但决不是现在。我因六四牵

连而受到伤害，但真正超越自己的磨难从稳定发展这个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

，我还觉得不宜马上来重新议论这件事。六四后，邓公就曾说，不争论，把

经济搞上去最重要。等经济搞上去了，国家稳定了，强大了，大家也冷静了

，再来谈这中间的是非曲直和得失，可能要客观公正得多。政治斗争，得失

标准要大于是非标准，这是铁律！有时为了三万个人的利益，要把三百个哪

怕是无辜的灵魂送上祭坛，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书生们认死理，耿

耿于一时之是非，故很难真正地从客观来认识历史——不跳出这个局限，不

可能公正地评价历史，也不配从事政治斗争。

为国家计，我宁愿和伤害过我个人却让中国大多数人得到实惠的中共站在一

起，而绝不与我曾经同情过的民运人士合污——当时有朋友劝我象他们一样

到国外去，并愿提供渠道，我说：我绝不当白华！今天，经过比较，我更瞧

不起他们啦！

致自称懂法治的某帮主

作 者： 杨将军

请这位动不动就指责旁人“也是不懂什么叫法治”的某帮主来回答：

“嘿嘿，我说‘子弟兵’不如日本鬼子，不是说人民拥护鬼子。别理解错了。再说

我只是讲事实。”

请问有什么事实根据？您的逻辑推证是什么？如果没有，那么您要么是不顾历史事

实地信口开河，要么就是自己戴汉奸帽。这可别怨我给您乱扣帽子。

“正当防卫？正当不正当应该法庭来决定。死难者家属应当有权提出控告然后法律

决定杀人是否正当。”

那么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该怎么办呢？比如您看见有个比您强壮的人强奸妇女，您

手上正好有根棒子，上去把那小子打懵，可不小心打死了，这叫正当防卫。或者您

还打算现场开庭，让法官来判决一下您该不该揍这小子以制止强奸罪行，您再下手？

恐怕强奸犯施暴后早跑了吧？

您开口法律，闭口法治，那么我来问您，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境戒严由全国人大批准，

在某一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部分地区戒严由国务院总理决定，而有人至今仍说戒

严违宪，请问造谣者遵守的是哪家的法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哪条法律规定可以无限期、无限制地游行示威，干扰社会生产

生活秩序？外国所谓“民主国家”又有哪家有这种法律？

三、世界上有哪条法律规定，公民可以散布谣言、制造骚乱、致使政府倒台而不受

制裁的？又有哪条法律规定，公民可以藐视政府法令，甚至随意违反政府法令，而

不是通过合法途径修改或废止自己不喜欢的法令呢？

四、在1989年5月底殴打非武装军警人员的人，依据的是哪条法律？6月2日抢劫枪

支的人依据的是哪条法律？

五、3日晚戒严部队开进前，政府颁布法令让市民学生不要上街，通过电视、广播电

台反复宣读，那些听到了仍跑去围观甚或参与堵截军队的人，依据的是哪条法律？

六、3日夜在军队开进时，第一排枪响之前，成立“当代黄埔”民主大学和飞虎队，

要用摩托车对中南海实施自杀冲击，向开进和驻扎的部队打黑枪，拦阻部队开进，

殴打部队官兵，依据的是哪国法律？要驾驶一面包车的燃烧瓶纵火焚烧天安门城楼，

又是依据哪国法律？

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一直是政府管制人民的，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渐社会契约

化，出现了制约政府的法律。但同时又有人产生误解，认为人民作为群体可以不受

法律限制；政府必须遵守法律，而群众团体如不喜欢政府法令就可以不遵守。请问

这是法治原则还是无政府主义原则？

“你也不用为杀人辩护了，想让我们同意你们杀人是正当的吗？不可能的。”

我并不奢望您会同意。您的逻辑无非是：“64有人流血了=》所以军队屠杀了人民=》

所以杀人者偿命。”

以及：

“这个政府自称是人民政府我是人民的一员=》政府听我的话才叫人民政府=》现在

政府没听我的，所以它不是人民政府。”

任何一个学过正常逻辑思维的人都会推出您第二条逻辑思维的谬误，我就不多说了。

我要问，当有人向开进和驻扎的军队袭击时，军人有没有反击的权利？倘若您说没

有，请问您这是哪家的法律？

我想请教您，当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被破坏时，当某些敌对势力利用失去理智

的群众持续并企图扩大这种破坏时，当失控的人群不知道也不愿思考自己是否被人

利用来损害自身的长远利益时，当政府知道有人组织暴力活动时，政府应不应该采

取相应措施？在实施这些措施时发生了流血事件，作为政府和军人，要检讨自己今

后怎样尽量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作为示威者和围观者就一点责任没有吗？当您听任

敌对势力拿自己当挡箭牌时，您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如果您没想过，那么我们现

在就可以分析一下。

一、中共解体，沙文主义掌权，中国实现军阀法西斯化。

不要以为这是胡说八道。1988至89年有不少人说，放手私有化，反对的通统枪毙。

请问这也叫民主、法治或廉政吗？

二、中共解体，掌权的自由化人士无力控制局面，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都分

裂出去了。不要吹嘘自由化人士的能耐有多大。再大能大过叶利钦吗？叶利钦没法

让其余14个加盟共和国不分裂出去，凭什么要我们相信自由化人士能使台湾西藏新

疆内蒙古不分裂出去？昔日的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已不存在，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

的大部分国际权利，但已经由发达国家萎缩成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本身就是发展中

国家，一旦解体，中国人民将面临什么样的悲惨境地？中国的国际地位将要跌落到

什么地步？

三、中共下台，军队分裂，中国陷入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混战之中。

有人也说：中国应再做200年殖民地。或曰：不乱他100年，死上几亿人，中国就摆

脱不了人口包袱。我的回答是，那样太让中国大伤元气了，有个简便易行的减少人

口的方法，那就是请这些鼓吹消灭人口论的吹鼓手们以身作则，消灭自己以减少人

口。否则凭什么别人

该死你们活着？

四、李鹏政府下台，邓小平隐居，赵紫阳独揽大权。

可我想提醒善良的人们，赵政委的儿子是当年的头号官倒！赵政委身为总理多年，

又兼任总书记两年多，对自己儿子的行径就一点察觉没有？直到戒严前才知道？你

们信吗？假如他知道又听之任之，怎么能希望他独揽大权后会廉政呢？

五、实施军事管制或准军事管制，恢复社会秩序。

我比较欣赏江泽民、朱熔基在上海动用工人纠察队平息学潮的办法。但1989年6月

初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北京的示威者和部分围观者已丧失理智，或是坐等邓小平、

李鹏下台，而拒绝其他任何考虑；或是期待发生流血事件，可自己要脱身。5月底，

邓政委默许长子邓朴方通过残联告知高自联，只要撤出天安门广场，就保证不秋后

算帐。结果高自联一口回绝，吾尔开希还因此丢了高自联主席之职。“残联算什么

？政府算什么？共产党算什么？同学们又算什么？不答应我们几个的要求就是不撤！”

而且变本加厉地拦劫殴打军人、抢劫枪械、散布谣言，直到今日还没有对此有一丝

一毫的检讨。应该指出，在64之前有不少和平解决危机的机会，但都被耽误了。为

什么要撤销4.26社论呢？难道社论没有说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好的、民主、法治

和廉政要求和中央是一致的吗？是否要中央说，这次风波中完全没有敌对势力参与，

同学们和市民群众也没有被敌对势力当枪使，才令人满意？然而这不过是美丽的谎

言，而绝非严酷的事实。失去理智的人群要求得到一个不顾事实的答案，除了得到

拒绝，还能指望什么？

另外，赵紫阳为什么摆出同情学生的姿态？因为无论风波结果如何，除非中国陷入

全面内战，否则都要反腐肃贪，或由中共来进行，或由新上台者来实施，首选目标

就是赵政委的公子。赵紫阳只有独揽大权，才能保住政治生命；所以他要摆出同情

学生的姿态，凭自己的威信在党内制造分裂，尽量拖延和平解决，直到邓小平隐退、

李鹏下台为止。但邓政委识破了他的伎俩，尽管他成功地阻挠了和平解决政治风波。

所以我才要分析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六四已经写进中国历史。历史会有公证平价的。”

通篇您只有还象人话，可还写了别字--是“公正评价”。

“顺便告诉你，历史上好像还没有赞扬杀人的一章。也许你们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没有吗？看来无论是历史书还是法律案例您都读得太少。我说过多次，今天再重复

一遍，戒严部队既没有以学生屠杀目标，也没有以普通市民为屠杀目标，否则以当

夜百万流动人员计伤亡就会过万，示威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也不会没流血。在中南海

附近和军事博物馆周围公开半公开的军事单位流血最多，您还有什么其它解释？为

什么除15军、27军和38军外，其他各军的战士都未配发实弹？武警总队甚至连枪都

没带。各部直到实在无法开进时才开枪，并且以对空鸣枪和对地面射击为主。请问

有这样的屠杀吗？！

如果您硬要让自己和敌对势力站在一起，那么我就不必多说；如果您听任敌对势力

拿您做挡箭牌，那又怎么能责怪箭射在靶子上呢？我说尽量多用钝头箭代替、利箭

留给神箭手用，这您都反对，难道要我们向敌对势力缴械投降不成？

回网络文章

重新评价“六四”

作者： 浦江

关于重新评价“六四”, 从十五大到江泽民访美, 一直是海外舆论抄

作的热点。“六四”是海外民主人士手中最有利、最煽情的中共暴政

的铁证。“六四”也是海外大多数关心, 热爱祖国的中国人的一块心

病。可是, 让中共重新评价“六四”, 看来是不可能的, 而且随着民

主人士的表演, 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八年多过去, 想起当时上海市长

朱（金容）基的话：让历史去给这个事件一个公正的评价吧（大意）。

在这里, 我就想重新评价一下“六四”。诸位不必紧张, 我不代表历

史, 评价也不见得公正, 所谓“重新评价”只是针对我以前对“六四

”的看法而言。事过八年, 现在来“评价”可能相对客观一些。也许

个人经历不同，认识也有局限, 我只是一家之言, 大家尽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一, 六四

我何许人也：当年“六四“, 我是大一的学生, 在上海读书。和各位

多数人一样, 是生在红旗下的一代, 从小受的是中共马列主义的熏陶。

也许是因为赶上了那个时代：刚上小学就是粉碎“四人帮”, 小学没

毕业就开始了改革开放, 中学时期是苏联的“新思维”还经历了一次

学潮；特别是当我最喜欢小说的时候, 正是描写“上山下乡”“文化

大革命”的“伤痕”文学的高潮。 所以, 课上学马列, 课下我

(残缺一行)

“六四”那时, 年少气盛的我怎能不热血沸腾, 慷慨激昂呢。我和我

的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 到“世界经济导报”楼下声援, 到人民广场

静坐, 也很是轰轰烈烈了一把。起初, 最气不过的是, 明明大家希望

的是惩治腐败, 加强法制, 保障人民生活, 但中共硬说这是反党反政

府的反革命事件。为了澄清我们的态度，很快游行队伍里就出现了“

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标语。可没多久，北京戒

严, 势态进一步恶化, 政府和群众的敌对情绪也不断升级。可那时,

还是有不少同学去了北京, 回来时个个兴奋不已。而从他们的口中听

到的多是：学生证如何吃香, 坐火车不要钱, 到了北京有人接待, 到

天安门广场吃住也都不要钱, 人是那么的多，场面是那么的大等等。

这使我开始想起了“文化大革命”, 想起了学生大串联, 虽然我并没

经历过那段历史。等到许多校园的大门口, 学生用高音喇叭播放“美

国之音”和BBC, 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时候, 当我看到

街上有一批学生（？）头带安全帽骑着自行车东蹿西蹿的时候, 我突

然感到造成现在这种局面似乎并不是我们的初衷。

“六四”枪声一响, 各种消息铺天盖而来（事后想想, 其中大部分是

由市面上的小道消息和“美国之音”混合出来的）, 上海也立刻陷入

了混乱。 我的几个同学被鼓动了去公交停车厂戳轮胎, 他们想造成

事实上的罢工罢市的局面。 可是混乱并没持续几天, 市长朱（金容）

基发表电视讲话, 市政府出动工人纠察由辖治持秩序。上海的局面就

迅速的, 轻而易举的被搞定了。

相对北京的“深入持久”和“兴师动众”, 上海的局势平息之快确实

令我吃惊。事后细想, 我个人总结了两点：一是市政府措施得力, 派

工人纠察队协助警察维护秩序, 大多数市民并不想乱, 这一点更重要。

因为在平息事态的过程中, 赤手空拳只是多带了个袖标的工纠队员们

似乎很轻松, 并没有遭到什么反抗, 在有些地方还受到群众鼓掌欢迎。

可见上海的局势平息之快, 倒是可以看出一点民心的向背。我之所以

这么认为, 还得益于我的同学讲给我听的两个戳轮胎的故事。

故事一：某同学找了身边最大的一把水果刀参加戳轮胎, 可到了现场

却发现面对厚重的大轮胎, 那刀根本不顶用。这时一位年轻的公交司

机象及时雨一样递过来一把锋利的锥子，并教他戳轮胎不要戳它正面,

戳侧面比较容易。当他谢过那位小师傅,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干掉了

一辆公共汽车的所有轮胎后, 却赫然听到那位小师傅正和几个哥们讨

论搓麻将的事, 说看样子至少一个礼拜不用上班了, 哈哈, 过年了,

可以大干一场了。看着他们高高兴兴扬长而去, 那个同学顿时觉得自

己被人耍了, 高昂的斗志就象被戳破的轮胎很快没了气。

故事二：某同学去戳轮胎, 和大家一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便分头

行动。不巧碰上一老工人, 拉住他罗哩罗嗦地劝, 什么一个轮胎多少

钱了, 有多少人要坐他的车了, 市民等久了上车怎么骂了, 现在车少

人多车上怎么挤了, 机修工修一个轮胎要化多少时间了。就这样喋喋

不休, 他去哪老工人跟到哪, 过了半天楞是一个轮胎也没戳到。而且

老工人讲的全是些琐碎而又实在的小事, 倒是搞得他满肚子大道理不

知该怎么说。望着年纪和自己父亲相仿的老工人和他那愁容满面的神

态，他开始觉得自己象小孩子作了坏事一样的理亏。 后来索性放弃,

一个人去大门口等他的同学们了。

其实, “六四”事发当时我可不象现在讲故事这么轻松平静, 脑子里

顿时出现的是打倒中共, 斗争到底之类的念头。即便事态平息后, 静

下来细想时, 虽然觉得学生这方也有错, 但我还是一屁股坐在了当事

者的一方：学生的立场上, 仍对中共进行彻底的否定。提前开学后,

各大学荚学生进行了洗脑, 可大家根本没当回事。心里依然充满着强

烈的逆反情绪, 还不时私下揭揭中共的伤疤：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枪口却对着人民,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却下令镇压自己的人民。 一

个月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 大家被要求作出深刻的反思, 以致“反思”

一词突然热了起来。 经过大家的活学活用倒是发现了很多妙处。 例

如在学校里下“四国大战”, 出动了假炸弹把对方的司令吓回营, 有

人就常常捎上一句：“好好回营反思反思！”

可是不久, 真正的反思就不得不进行了。 那是因为苏联的垮台。

二 反思

“六四”前不久, 戈尔巴乔夫访华, 北京之后去了上海, 还去了我家

住的那个区参观。据我父亲讲, 他也在人丛中看见了戈氏那留着胎记

的光脑壳。可是这位充满新思维的大人物在完成这次访问后, 不出两

年就丢了权。又是他, 在苏联散伙后马上下令解散了苏共, 急不可待

的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 最近又听说他在帮毕萨馅饼拍广告赚钱。

苏联的垮台之初, 我相信, 大多数学生和我一样都报着幸灾乐祸的心

情。同学当中也不时的听到有人高兴地说：苏共完蛋了, 中共还远吗？

但随着苏联解体, 休克疗法出台, 前苏联的老百姓却真正的倒了大霉,

国家实力也一落千丈。英美等国出而反尔, 袖手旁观, 甚至落井下石。

这使我首先想到了中共的那句名言“自力更生”。象苏联这样的大国

不论谁上台, 把指望寄托在别国援助上都是不现实的（同理, 中国也

一样）。今天, 俄罗斯总算摆脱了多年的倒退, 艰难的重新起步, 回

想起来, 靠的也是俄国人自己的努力。但不要忘记, 俄罗斯毕竟还有

一个中国所没有的优势, 那就是前苏联留下的家当。俄罗斯虽然已经

沦为了一个二流国家, 在多数人的眼里, 它甚至还不如一贯自称发展

中国家的中国。但就是这么个二流国家目前还拥有着一批世界上顶尖

的科学家, 拥有世界一流的太空科技和一流的兵器工业, 以及雄厚的

重工业基础。而且，它国土面积辽阔, 资源丰富, 人口较少且文化素

质高。就在两年前, 我的一位在俄罗斯住了五年多的朋友亲口对我说，

别看俄罗斯倒退了好几年, 中国发展了好几年, 单就城市的基础设施

而言，中国现在还远不及俄罗斯呢。 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中共有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有点言过其实, 但也不无道理。

俄罗斯的这个榜样使我想到了中国。 假设“六四”时中共被推翻,

中国又是一个什么局面呢？也来个经济休克, 内战四起, 议会和总统

刀兵相见, 请问谁能应付这种局面呢？从美国请个总统来？恐怕没人

会支持刘晓波的这个主张。或是民运人士？算了吧, 他们吵吵架架还

行。赵紫阳？可惜那赵总书记也不过是个戈尔巴乔夫, 中国到现在还

没找到叶利钦呢。 看今天的俄国,叶利钦的身体一有不适, 举国上下

担惊受怕的样子, 诸位又有何感想？俄国人都乱不起, 更何况我们这

个人口多, 底子薄, 又已经乱了一百多年的中国呢？

俄国的事能引起我认真的反思, 其实也得益于中共。“六四”后, 中

共当局认为, 大学生之所以容易被人煽动了去闹事是因为不了解中国

的国情。因此大力倡导大学生假期社会调查活动，又恢复了学生在校

期间的学工学农。这一招够狠的, 别人不说, 至少是打中了我的要害。

九一年夏天, 我参加了学校赴内地的一个社会调查团。我们三十几个

人历时二十余天走了江西、湖南两省大小十几个城市（地方）。其中

自然有捎带着看风景的活动，但确实也有货真价实的为当地群众义务

服务和考察当地民情的内容。这一趟让我大开眼界。除了大好山河之

外, 让我感受最深的是, 中国各地发展水平差异之大和许多内地农村

的贫穷落后。另外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是发生在从江西去湖

南的长途汽车上。车上有俩人为了点小事吵了起来, 几个湖南人就一

哄而上, 帮助同乡把那个吵架的江西人修理了一顿。他们出手很重,

江西人很快就被打的鼻青脸肿, 口吐鲜血, 连救命也喊不出来了。这

突如其来的血腥的一幕让我们这帮上海学生看得目瞪可呆, 哑然失色

, 连大气也不敢出。下车时, 一个书生模样的江西人悄悄告诉我：这

一带江西人和湖南人素来不和, 斗殴事件时有发生。 车上湖南人多，

江西人就得少说话为妙。那人竟敢跟别人吵, 要不是后来司机提议把

他赶下车, 真不知该怎么收场。 那司机也是怕他车上出人命啊。

(残缺一行)

重要性。在中国, 村民械斗，宗族火拼的事件到现在仍未杜绝。文革

时期, 民间发生的许多骇人听闻的悲剧, 后来证明也多是因为有人趁

机徇私报复。 五十年代前, 中国大规模的战争连年不, 八十年代前

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 饱经风雨的中国人实在是太需要“稳定”了。

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 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都是不可能的。际从这个

角度来看, 八九民运很难讲到底拥有多少民意基础, 而中共的镇压却

似乎代表了更多的民意。

大学毕业后, 我留校执教。九二年秋天, 因为系里二年级的学生辅导

员生病, 我作为年轻教师被临时抓差, 带了一批学生下乡学农。我们

在上海郊区的松江县参加了当地的秋收, 后来还参观了乡镇企业, 走

访了许多农户。这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上海郊区农民的富裕。那

几间小有规模的村办企业吸纳了很多劳力, 村里每户都有一两个壮劳

力在厂里作工, 只有农忙时才下地帮忙。农民们都建起了自己的小楼

房, 有两层的有三层的, 其住房条件让我们城里人望尘莫及。家里的

摆设也日趋现代化, 电视冰箱不必说, 有的家里还买了摩托车, 装了

液化气。液化气！那可是九二年哪, 当时许多上海人还在烧煤炉呢。

我不禁感叹：想当初, 中共起家靠的就是农民；建国后, 分到土地作

了主人的也是农民；改革开放后, 最早尝到甜头得了实惠的又是农民

。上海的农民虽不能代表全部, 但全国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已经从改革

开放前的二亿多减少到了五千万, 农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早已是不

铮的事实。中国是个农业国, 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 得农民者得天

下,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民主人士在这一点上还要向中共多学习学习。

他们不去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不去分析中国的

国情, 自以为从西天取回了真经, 便想指点江山, 甚至改造江山。可

殊不知, 那种夸张和带有诬蔑性的指责, 空洞不切实际的高调已经吓

跑了曾在一条战壕里的知识分子，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凭什么去推翻中

共, 难道凭美国人？要我说, 当中国的城市人口大于农村人口的时候,

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数多于文盲, 半文盲人数的时候, 他们所谓民主

的伟大事业或许会有所转机。如果民主人士们等不及的话, 何不停止

在海外无聊的呐喊, 干脆回去作一些实事。

三 发展是硬道理

在学校教了不到一年的书, 我终于耐不住寂寞, 跳槽了。一旦踏上了

社会, “六四”也就从我关心的热点中让了位。正所谓“人在江湖身

不由己”。但我对社会, 对国情的了解却加深了许多。经过一番挣扎

和苦斗，体味了许多不如意之后, 我才明白这社会其实充满了无奈。

理想主义的热情, 自以为是的清高终于被磨炼成了务实的态度。这确

实是我当初所未曾料到的。

如果诸位熟悉上海的话, 可能都知道，从虹桥机场去市中心有一条干

道, 叫虹桥路。 这条路在虹桥开发区附近有一个岔路口。 车到路口,

右前方仍是虹桥路, 左前方接延安路, 正前方则是一个广告牌。因为

这里车流量极大, 这个广告牌可说是身价百倍。然而，就是这么个黄

金广告牌, 不知何时起, 上面只写了一句中共标语“发展是硬道理”。

为这句话撑腰的则是它身后虹桥开发区里林立的现代化大厦。

虹桥开发区曾是上海的骄傲。它是上海面积最小的一个开发区, 吸引

的外资却一直排名第一。由于近些年全市普遍的发展, 特别是浦东的

开发, 虹桥开发区已不象以前那么一枝独秀了。可它仍是上海目前最

高档的办公楼, 公寓楼林立的地区之一。

我曾在虹桥开发区里的一家外资公司工作了两年, 上下班常经过那个

广告牌。开始我不屑一顾, 中共的口号实在太多了。但随着两年来自

己生活水平的提高, 看着虹桥开发区里一幢又一幢漂亮的高楼拔地

起, 市民也越来越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时, 我开始体会到了这句口

号的深刻内涵。是啊, 中国存在着一大堆的问题：经济基础差, 文化

教育落后, 法制不健全, 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一些固疾, 如

：环保问题, 贫困问题, 失业问题, 社会保障问题等等, 甚至包括民

主制度的不完善, 归根到底际都是要靠“发展”来解决的。人民的信

心，国家的实力, 政府的威信也要靠“发展”来建立。中共要想保住

执政地位, 要想取信于民, 其实别的不用多讲, 发展才是硬道理。

记得有个同事，我曾去过他家两次。第一次去, 他还住在旧式的里弄

里, 一大家子挤在一幢三层木结构小楼的顶楼。尽管他衣着时髦, 人

也很有派头, 可他的家实在不敢恭维房子老旧, 家具陈旧, 周围环

境也很差。时隔一年, 他又请我们去他家作客。那时因市政府的旧城

改造计划, 他家已拆迁去了近郊的一个绿化很漂亮的小区。根据政策

他家分了大小两套房, 他们小夫妻单独住一套小两室一厅。化了十几

万装修的房子象宾馆的套房一样豪华, 令我们赞叹不已。 可他却说,

不算啥，我一个朋友, 在什么什么花园买了一套公寓, 那个厅有多大，

都可以开舞会。相比之下, 我家的厅实在是太小了, 云云。满嘴的依

然还是不满, 脸上却分明是喜气洋洋。

象他这种情况在上海不算少数, 住房条件的大幅度改善可以说是上海

人这几年得到的最大实惠。同时，上海人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

化。比如大批职工下岗的事, 要是在以前, 早就闹的不可开交了。估

计最常听到的应该是“凭什么让我下岗”之类的话, 俨然一幅理所当

然吃大锅饭的样子。可现在, 人们已经实际多了，因企业效益不好或

产业结构调整而下岗的工人们, 怨天尤人, 等靠要的少了, 大部分能

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实, 甚至不少人还在下岗后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随着城市的发展, 上海人更有活力了。 市政府的口号“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几乎成了市民们近年来形容上海变化的口头禅。从跨越

黄浦江的四座大桥, 到地铁, 内环线, 南北高架, 东方明珠电视塔,

新外滩, 新浦东，新的人民广场, 上海变得越来越新了, 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亮了, 也越来越快了。 华灯初上, 霓虹闪烁, 滚滚的车流,

繁华的商店, 优雅的居室, 这确确实实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硬道理。

后来, 上海为了建设从机场到外滩的高架路, 把那个广告牌给拆了。

九六年底, 在我来新加坡之前, 从机场经虹桥开发区连接内环线的一

段宽阔的高架路,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开通了。车开在平坦的高

架路上, 人们再也看不到那句口号了, 但这句话早已深深的烙在了我

的心里。

四 出国

出国前, 我对于“六四”还是持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学生固然有错,

稳定固然重要, 但中共就不能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吗。 由于在国内很

少听到海外民主人士的声音, 我对他们少还有点同情, 甚至还寄托

了一丝希望。 然而出国后, 这剩下的一点点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反倒是被西方媒体和民主人士一起给狠狠教育了一顿，这教育却象是

中共常讲的所谓“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钱宁的“留学美国”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 或许是因为国内的发展,

对外交流的增多, 也或许是因为我没去美国, 反正我出国后并没有

体会到钱宁在书里描写的那种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冲击。但其他种类的

冲击还是有的, 而且相当剧烈。那就是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和民主人

士妖魔化中共所带来的, 对我心中那片圣洁的民主自由理念的冲击。

于是, “六四”的话题又重新成了我关心的热点。其实它也不可能不

成为热点。“六四”已过去了八年, 但你听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新闻,

时不时还在最后捎上一句：六四, 中国在北京镇压了民运。 如果碰

到什么大事, 象邓小平去逝, 中共十五大, 江泽民访美等等, 那更是

要作一个精彩的回顾。每年的六四, 也一定会把镇压的火爆镜头搬上

电视重播一遍, 颇有点永世不忘的意思。

我有一位在英国的朋友就曾经笑谈过“六四”五周年的事。那年, 当

地媒体早早的就开始作“六四”的文章了。又是学者访谈, 又是专家

评论, 轰轰烈烈地研究了一番，最后得出一结论：六四, 北京必定出

事。于是, 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向北京增派记者和摄影印队。他们刚到

北京时, 真的很兴奋, 因为天安门广场上到处都是人，特别是还有很

的警察。看来大戏随时就要开演了, 英国老百姓也都等着看好戏呢。

但随着日子的临近, 使他们奇怪的是, 人群并没有增加, 甚至连警察

也没增加, 天安门广场平静依旧。他们开始急了, 一看到三五成群的

人围在一起, 就立刻扛着摄像机往上凑, 结果却常常令他们失望。到

了六四那天, 他们快要绝望了, 采访别人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心里话

给说了出去：今天是什么日子？难道你们忘了吗？对，是六四。那你

们来这里干什么？来游玩？难道就没有其他活动了吗？说到这儿，我

的朋友加了句旁白：你们咂还不闹事啊！真是唯恐天下不乱贼子之心

昭彰。直到最后确实什么事也没发生, 但他们回去还是发了一条新闻

：据可靠消息, 民主人士遭到了中共的严密控制, 北京纪念“六四”

的活动又一次胎死腹中。

也许有人要说了：既然你有错误, 干吗怕人家批评, 言论自由嘛。其

实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所谓言论自由只是控制言论

工具的人的自由。就象在中国, 中共控制言论工具一样, 在西方, 言

论工具则是由金钱来控制的。西方媒体的背后也有黑手, 并非全是群

众的心声。所谓“舆论导向”, 西方媒体做的一点也不比中共差（至

少对中国的报道是如此）。只是他们更聪明, 同时把言论自由喊得震

天响罢了。既然如此, 听批评也是要看批评者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

善意地指出你的错误, 那我们就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即便暂时看法

不一致也可以展开讨论。而另一些人却是为了贬低你, 打倒你而故意

揪住你的错误不放, 甚至添油加醋, 无中生有。对于这种批评, 我相

信善良的中国人会以豪不妥协的倘给予他们针锋相对的回答。

暂时撇开西方舆论不谈, 其实我和我的朋友们也常讨论“六四”的事,

我就认为中共还是有错, 为什么当时就不能用上海式的和平方式解决

问题呢？而我的观点当即遭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朋友的反驳：北京

不是上海, 当时根本就没有其他办法。那时候, 我周围的人几乎没人

相信新华社, 全在听美国之音。政府也没人了, 警察也不干事了, 大

家真以为要变天了。 那街上天天都有上百万的人。你要么继续僵着,

僵到政府下台, 要么就得镇压。你要镇压, 不用能军队行吗？听到这

我还是不服气：退上一万步, 也没必要开着坦克, 装甲车进城吧。朋

友说：镇压方式是有问题, 即激化敌对情绪又授人以柄, 而且当兵的

不敢随便开枪, 使解放军自己也伤亡惨重。要不然, 面对赤手空拳的

群众, 解放军怎么能搞出十几号烈士来, 而且还死伤了几百号人。有

个战士直到被活活烧死，手里的冲锋枪都没打过一发子弹。反过来讲,

出现这种情况不也是因为我们国家没经验、没准备吗？中国当时有防

暴用的装甲车吗？中国当时连防暴警察也没有。

我不禁哑然, 这使我想起一位中学同学所讲的事, 当时他在北京读公

安大学。某一天, 他们班被派到某路口协助武警设防, 防线就是武警

战士搭起的人墙, 赤手空拳的战士连块防护盾牌也没有。游行人群汹

涌而来，在人墙前推推攘攘, 手挽着手的战士们所面临的危险是可想

而知的。 我的同学就亲眼看见一个学生（？）在一番谩骂挑衅之后,

以隐蔽的动作扇了前面那位战士一个耳光。战士的脸被打红了, 脖子

也涨红了, 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跳了出来。要不是事前有打不还手, 骂

不还口的死命令, 要不是部队的首长就站在后面, 我同学说, 他不知

道那位十八九岁的小战士会做出什么事来。他们也是父母所养, 血肉

之躯, 也同样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可能长这么大就没受过这样的辱。

通过再次反思这件事, 我感到, 要想对“六四”有一个公正的看法,

就要先跳出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立场, 以便更全面的看问题。在八年后

的今天, 让我们一起心平气和地来回顾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吧。

八九之前, 中共的改革开放总的来说是一帆风顺。于是中共开始着手

政治体制改革, 并下决心摸经济体制改革的老虎屁股, 即进行物价

体制改革。考虑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及全面放开物价对经济带来的冲

击, 中共不得不采取渐进的, 逐步放开物价的办法, 导致了价格双轨

制的产生。面对出现的新问题, 中共的宣传机器不断强调：问题必须

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现在看来, 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但有时老百

姓是等不及你去深化改革的。由于习惯了被政府财政所保护的低物价,

老百姓对物价放开后的价格上涨缺乏必要的心理承受能力。于是物

价改革一开始, 各地一时间形成了抢购风潮, 造成严重的供不应求,

又进一步推动了物价的上涨。与此同时，价格的双轨制却造就了大批

的官倒一夜暴富。在这种大背景下, 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滋

生蔓延起来。另一方面, 由于中共放宽了对新闻, 文化界的控制, 西

方民主思潮当时在中国盛行一时, 越来越多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开始崇

尚和追求西方式的民主。

胡耀邦的死成了导火索, 民主人士趁机发难, 学生开始上街游行。起

初, 老百姓对学生给予支持和同情的态度，主要也是发泄对物价飞涨,

官倒横行的不满。 民运本身似乎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也许是

我无法摆脱学生的幼稚）。 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西方敌势力一起

不断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美国之音的报道甚至比小道消息更离谱。

而关键时刻, 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却不知在打什么算盘, 导致中央发出

了另一种声音, 使中共丧失了时间和时机。矛盾不断升级，局势愈发

不可收拾。待到民运的矛头明确指向中共和邓小平, 指向中国的国家

体制, 军队的镇压也就成了局势发展的必然。

回顾“六四”的后果, 我不得不承认, 那场民运的主角, 天真善良的

学生确实是被利用了。“六四”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没有。受冲击的

是国家和政府, 流血牺牲的是北京的市民, 随之而来的西方制裁, 受

打击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真正得到了一些实惠的, 却只有威风一时

的民主人士, 和六四后可以滞留西方并换到了身份的留学生（这是个

副产品）。 那么“六四”是否给中国带来了民主呢？也没有。 由于

“六四”, 中共推迟了政治体制改革, 重新加强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

而对普通百姓来说, 他们对民主的印象就是可以肆意骂政府, 可以随

便上街游行, 以及天安门广场上的一片狼藉。这种印象不但没有提高

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反而使普通百姓产生了对对西方民主的反感。而

现在, 民主人士一股脑地把这一切后果归咎于中共的镇压, 我倒想问

一句, 如果不镇压, 他们当时会解散回家吗？不会, 因为他们已经把

群众煽动了起来并誓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那么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呢？现在看的很清楚了, 那就是推翻中共, 推翻中国现行的国家体制。

这就怪不得中共要镇压了, 至少这样还能保持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的前提：社会稳定。

邓小平死后, 我记得有人写文章说：邓一生功过参半, 一大功是使中

国开始改革开放, 一大过是镇压了“六四”。我却不以为然, 甚至还

认为, 镇压“六四”可说是邓的又一大功劳, 不论是对中共, 对中国，

还是对中国人民来说, 当然对民主人士除外。 八年多来的事实一再

说明, 中共目前确实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越

作越好, 倒是那些民主人士正在离中国人民越走越远。

五、西方的民主（一）

现在, 我们再来看看“八九民运”时, 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崇尚的西方

民主又是什么。

我想先从一篇有趣的文章谈起。从今年上半年开始, 东南亚发生了严

重的货币危机, 在国际外汇抄家的攻击下, 泰国铢首先大幅度贬值,

接着东亚各国就象多米诺骨牌一样望风而到。几轮下来, 区域内各国

货币全都度贬值, 泰国铢更是贬了近一半。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危

机便也接踵而来, 东亚经济笼罩在层层乌云之中。这期间, 各种分析

这场危机的文章我也看了不少, 其中有一篇观点独树一帜, 令人记忆

犹新。文章指出：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证明, 许多东亚领袖所倡导的

亚洲价值观并不是好东西, 而只有民主自由才是避免和挽救危机的保

障；这次危机使人们不再被所谓东亚经济奇迹所迷惑, 而开始重新尊

重和认同民主印度的价值了。

类似这种观点的文章和报道最近又看到了一些, 甚至还有香港的中国

人也发出了这种声音。在他们看来, 几千年的亚洲文明似乎一钱不值,

不可能找出有别于西方观念的更优秀的东西；而区区几百年西方文

明所孕育的民主自由, 倒是光芒万丈、放之四海皆准。亚洲经济迅猛

发展时, 这些人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对于亚

洲人忽略西方民主, 崇尚传统价值观的作法, 他们早就心存不满, 但

批评起来总嫌底气不足。这次东南亚发生了货币危机, 终于让他们出

了口闷气。他们就象是迎到了一个美丽的春天, 脸色红晕了, 精神焕

发了, 连说的话声音也不知不觉地响亮了。

那篇文章的结论真是精彩, 只可惜作者是盲人骑瞎马, 最终落了个贻

笑大方。这次危机, 原因错综复杂, 可金融专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既有深层次原因（内因）：东亚各国的泡沫经济现象严重, 也有触

发原因（外因）：国际抄家的货币投机行为。

那么, 什么是泡沫经济呢？通俗的讲, 是由于经济过热的带动，使银

行信贷膨胀过萨且结构不合理, 大量的资金被投入房地产及股票市

场。因为这些领域的价格很容易被哄抬, 整个经济也就象在吹泡泡一

样了。以泰国为例, 前几年的经济高增长使房地产成为最有利可图的

行业, 投资股票也能获利匪浅, 于是吸引外资大量流入。但离开了脚

踏实地的进步, 泡泡总是要吹破的。当房屋大量兴建, 房产价格不升

反跌时, 房地产业就将陷入危机。接着, 银行大笔借给房产业的贷款

变成了收不回的呆帐, 金融业随之面临困境。这时,投资人对经济的

信心开始动摇了, 在货币投机商大量卖低泰铢时（触发）, 外资为了

避免损失立刻夺路而逃, 泰国汇市、股市也就必然暴跌。这种暴跌进

一步打击了人们的信心, 房地产价格更是一落千丈, 于是恶性循环,

呆帐成了死帐, 大批企业和银行面临倒闭。

其实不难看出, 无论是货币投机还是泡沫经济, 这些都是自由市场经

济的弊端。马克思生活在西方工业化时代, 对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不

可能料得那么准, 但实质还是被他看透了。这弊端的实质就是资本家

为追求最大利润而造成的整个社会经济的无序。从当今世界来看, 要

解决这个弊端并不需要实行计划经济, 因为有一条现成的出路, 就是

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以避免和消除这种经济无序现象。不论是用

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或用经济手段间接调控, 最终还是要看谁把经济控

制的更好, 这对美国政府也不例外。回想九三、九四年的中国, 经济

过热, 房地产业发展失控, 要不是中共泼一盆凉水, 紧收了银根, 难

保中国这次不会栽进去。

再回到那篇文章, 作者立论的依据是某些东亚国家政治腐败和制度不

完善在这次危机中的负面作用。可就此指责亚洲价值观, 是站不住脚

的。腐败和制度不完善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通病, 还没有一个国家只

因提倡西方民主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先例。反倒是提倡亚洲价值观的

国家做的还更好些, 如新加坡、香港。其次, 我们知道这次危机的罪

魁祸首是泡沫经济, 但腐败和制度不完善并不是导致泡沫经济的根本

原因。诸位不妨观察一下那些南美和非洲国家, 在腐败和制度不完善

方面, 比东亚更利害, 可他们连产生泡沫经济的资格都不够。相反,

政治不算太腐败, 制度也很完善的日本, 同样也发生了泡沫经济, 并

导致了长期的经济不振。而为了消除经济泡沫, 挽救货币危机, 紧缩

的经济政策势在必行。那么, 亚洲价值观中如人民克勤克俭, 富有社

会责任感, 强调社会及家庭的和谐, 尊重政府的权威, 个人储蓄率偏

高, 甚至包括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等内容倒是值得大力地提倡了。

反观西方民主, 又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还是来看泰

国的例子。

其实, 泡沫经济并非无据可寻。世界银行早在九一年就开始警告泰国,

经济已经过热了。然而，从九一年起, 泰国的议会一直由多个党派

同时控制，由于党派之争, 总理和内阁更迭频繁。这样一来, 无论谁

上台都无暇顾及甚至也不敢碰泡沫经济的问题, 因为消除泡沫就要实

行紧缩政策, 这势必引起民怨, 那政府就自身难保了。于是, 泡沫问

题积重难返, 泰国经济也就不堪一击了。由于泰国是区内第一个受冲

击的国家, 为了防止骨牌效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刻协同区内许多

国家的中央银行给予其一百七十二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援助。但这种贷

款是带有严格条件的, 那就是政府必须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 以消除

经济泡沫。可这种政策一实行, 立竿见影的效果却首先发生在了政治

领域。危机之初, 对总理宝座虎视眈眈的人就开始在议会里发难, 在

实行紧缩政策后老百姓愈来愈不满, 开始上街游行。终于, 在舆论的

一片指责声中, 在人民强烈的呼吁下, 总理提交了辞呈。经过又一番

你争我夺，新总理不久选出来了, 但紧缩政策不得不继续执行, 政府

仍坚持关闭了一半以上有问题的金融公司, 大批员工失业。最终, 泰

国人民还是要无奈的承受, 只是形势随着时间的推延变得更糟了。区

域货币已全线崩溃, 恶性循环、相互影响, 泰国铢也在一次又一

次的风浪中屡创新低。

可见, 民主制度不但救不了经济, 在泰国甚至还起了反作用。同样，

民主制度在解决腐败和制度不完善的问题时, 也不神丹妙药。除了泰

国, 我们还能看到韩国和菲律宾许多生动的例证。相反, 崇尚亚洲价

值观的新加坡一直被西方国家认为并不民主, 也缺乏个人自由, 可它

高效廉洁的政府却是公认的。这也是新加坡能安全渡过这次危机的保

障之一。

五 西方的民主(二）

也许, 有人认为泰国的议会斗争还不算民主, 那我们就再来看看亚洲

的民主制度典范－－印度。它能得到这个头衔, 可见西方国家对其在

实行民主自由方面的满意程度。可这种西方民主为这个东方古国又带

来了什么呢？我所在的组里, 印度人绝对是第一大种族, 这让我有机

会能够更了解印度。可让我吃惊的是, 每当说到他们祖国的前途, 印

度同事们普遍都有种灰心丧气的感觉, 这个话题也最能引发满腹的牢

骚。用他们的话来说, 印度有那么多的民主, 可全国范围内贪污腐败

依然猖獗, 中北部民族宗教冲突延绵不息。这使得整个国家陷入长期

荡, 人民依然贫穷落后。他们认为, 至少百分之九十的印度人是老老

实实、安分守己的, 并不需要太多的民主自由。真正需要这些舶来品，

并利用它付予的权力去煽动闹事、争权夺利的只是少数人。那么,

为什么要为少数人的自由而牺牲大多数人和整个国家呢？有些印度同

事甚至还羡慕的对我说：印度真正需要的是象中国那样一个强大的政

府。

(残缺一行)

也算良好。然而，就在看到那篇文章后不久, 印度的联合政府垮台了。

原因是联合政府中的一个党派被怀疑参与了刺杀前总理、国大党主

席拉甘地的阴谋, 国大党愤而退出联合政府。这导致议会中再也没有

任何一股势力能得到多数票的支持而进行组阁, 印度出现了无政府状

态，连南部也开始发生暴乱了。这时, 我终于体会到了, 为什么印度

人那么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

说来也巧, 就在这段混乱时期, 我的一位同事回印度南部某城参加他

妹妹的婚礼。十几天后回来, 他惊魂未定的连声说ＬＵＫＹ。他逢人

就说, 那些天暴乱如何激烈, 该地有三列火车接连被炸。他离开那天,

坐在火车上, 整节车厢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商店全关门了, 他妹妹

的婚礼连鲜花也没买到。更恐怖的是, 报上还不时的传来死人的消息。

在他口中, 一次高高兴兴的回国探亲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恐怖历险。

在这种局势下, 印度经济又如何发展呢？无怪乎他会黯然伤神的得出

一个结论, 印度ＨＯＰＥＬＥＳＳ。

这就是民主的印度？我真不知道, 西方的民主人士想推销给我们的是

个什么样的民主。

要我说, 他们之所以对民主那么推崇, 这跟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

是分不开的。在他们的理论中, 民主和共产主义势不两立。于是, 这

种理论或信念就通过媒体和大众文化的渲染逐渐深入人心。这种例子

在美国的报纸和好莱坞的电影中俯拾皆是。就这样, 民主成了攻击敌

人的武器。冷战结束, 苏联倒台, 民主作为武器不但没有失去意义,

它的作用反而扩大了。民主成了西方文明的象征, 所有非西方和反西

方的东西都是它打击的对象。但是, 当民主不再被作为崇高的理念,

而是被作为整人的工具时, 人们对民主偏激和狂热的执着反而会影响

他们去理解民主的真谛。

这使我又想起一件趣闻。在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 自认为经济基础

还不错的马来西亚也在劫难逃, 损失惨重。首相马哈迪气不过, 在许

多公开场合严词指责美国尤太货币投机巨商索罗斯, 认为他是这次危

机的罪魁祸首。可是, 言多必失, 有些话就讲的过了火。索罗斯不买

帐, 不时的也回敬几句。我觉得, 作为一国的首相, 进行这样的指责,

陷入这样的争吵实在有失身份, 也于事无补, 并不明智。可突然,

美国议会也不甘寂寞, 跑来插上一脚, 部分议员提出一项动议：马哈

迪公然发表反美、反尤太言论, 应该为此作出道歉并引咎辞职。消息

传出, 马来西亚举国哗然。首先, 全国各工商团体、政治组织纷纷发

表声明, 谴责美国议会的这一动议, 并表示坚决支持马哈迪, 就连反

对党也表态拥护首相；接着就有极端组织打电话给美国大使馆, 扬言

要杀美国人泄愤, 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马国各派舆论也一致对外,

向美国议会开火。他们认为, 马来西亚是民主国家, 马哈迪是民选首

相, 美国议会竟然蛮横地要求马国首相辞职, 这不但是对马国主权的

侵犯, 也是对马国人民的污辱, 更是对民主的亵渎。

这件事让我突然感到, 原来自以为老子民主第一的, 美国议会里的某

些大爷们其实也并不懂得什么是民主。然而, 人类的悲哀就在于此。

当有些人自己还没搞清楚什么是民主的时候, 却在真心诚意、实心实

意、一心一意地向别人推销着他们那套并不见得完美的民主。不要还

不行, 甚至稍有保留、稍有怀疑、稍有修正都会引起强烈的不满。

六 民主和中国

说了这么些对民主不敬的话, 可能有人要骂我了。其实, 我对民主还

是有追求的。我对西方民主发展, 民主建设中许多优秀的人和事充满

了尊敬。我也始终认为, 在西方, 特别是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与民主实

践中, 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关键是看你怎么学。不能全盘照

搬, 更不能别人给啥就学啥。因为有些西方政治家就象是卖强力大补

丸的, 药是好药, 只可惜, 推销错了对象。他们不知道, 对于虚火上

升急需调理的人是不能吃大补丸的。这里讲究的是对症下药。

有位民主人士针对俄国的倒退和中国的发展写了片文章, 想消除这个

事实对他们的不利影响。他提出一个说法, 大意是：民主是人类社会

的终极目标, 民主可能不会马上带来经济的发展, 不能给人民带来直

接的好处, 但民主的进步标志了社会的进步。为了这个进步有时是要

做出点牺牲的。看完, 我不尽笑出声来。这让我想起了“宁要社会主

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没想到这句文革的流行语竟在二十多

年后的今天从民主人士口中换汤不换药的说了出来：“宁要民主的草,

不要中共的苗”。

长在红旗下的一代, 对马克思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并不陌生。

其基本论述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时, 它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反之将

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其中, 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详细的定义,

我们不妨简单的将其理解成国家经济和社会制度（这应该不违反马

克思的本义）。可见, 从马克思的理论来讲：社会制度的好坏不是由

人说了算的, 而是要看它是否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经济得不到发展,

这个制度不管是用选票决定的, 还是用武力强加的, 迟早都一样要

破产。纵观古今中外, 这个结论可算得上是真理了。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虽不能说明当时的人是

么的愚不可及, 但至少说明人们从上到下对社会主义的狂热。但不论

这狂热有多利害，却总抵挡不住经济倒退所带来的打击。所以邓小平

上台后, 拨乱反正（这词中共用的十分恰当）, 各种改革措施相继出

台。所有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解放生产力, 即推动经济的发展。

在我看来, 这就是正路。同样，我认为, 民主只是人类社会需求的

一部分。民主作为理念, 它属人类精神文明的范畴；作为制度则是社

会上层建筑的范畴。毫无疑问, 精神文明要由物质文明作保障, 上层

建筑要由经济基础来支撑。从这一点出发, 得出民主的相对论，是科

学的。说白了, 民主是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如果民主不

能促进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 这种民主又有何用？可惜, 民主人

士却不懂这些, 把民主上纲上线成了终极目标, 用它来作为判断是非

的唯一标准。坚持这种绝对化的民主，岂不是又在重蹈中共文革错误

的覆辙吗。可笑的是, 那段历史正是民主人士最喜欢拿来攻击中共的

材料。

所以, 要真正想在中国发展民主, 要想通过发展民主来促进经济的发

展, 那么民主就必须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也是中共的一句老话了

（可能是我中毒太深）。其实，为了把马列带进中国, 中共一直在讲

马列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种结合也确实有两大成功的例子。第一

次是他们所谓的毛泽东思想, 帮助中共夺了天下；这一次是邓小平理

论, 使中国经济开始出现稳步增长。既然有史为证, 那么民主为什么

就不能与中国的国情结合一下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符合中国国情

的民主（中国特色的民主）拌随着中国的发展、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

而一起进步呢？

对于这个观点, 民主人士肯定不能接收。同样, 我对他们也早就失去

了信心。别人暂且不提, 就说说最近被中国释放而突然成为美国的新

闻人物, 被誉为中国民主之父的魏京生（部分民主人士对此有异意）。

魏京生刚到美国之初, 在记者问及有何打算时答了一句话：暂时还

没什么打算, 主要是先看看。听完, 我暗暗吃了一惊。心想民主人士

中也算有明白人了, 知道在打算说什么、作什么之前, 应该先看一看

实际情况, 单凭这点就该刮目相看了。可惜好景不长, 老魏看了才不

到一个月就开始语出惊四座, 断言一国两制不适合香港。结果是引来

董建华和香港传媒的一致批评：魏京生并不了解香港的情况。不久,

老魏有幸会见克林顿，他又进了一言：不要被中共欺骗, 要先收货后

付钱。但不知对这句话，赖着联合国一大笔会费的克林顿作何感想。

没准他会微笑不语, 心里暗骂：这老魏也太不了解美国国情了, 收了

货不付钱乃我美国之绝招也。没多久, 又听见老魏大声疾呼, 中国目

前内部矛盾激化, 危机重重, 正是西方施压的好时机, 云云。呜呼,

可怜的魏京生, 你又何尝了解中国的国情呢？可就是这么个除了所谓

的民主而其他什么都不懂的魏京生, 还有人指望他整合海外民运, 重

振民主大业。由此, 也可见海外民运的没落。

这并不奇怪, 在民主人士热衷于关心监狱里的罪犯, 追着江泽民示威

的时候, 他们早已离真正的民主越走越远了。他们打着民主的幌子,

行的是推翻中共之实, 却全然忘记了去了解中国的国情, 去考察中国

人的民心之向背。于是, 当他们在海外到处煽风点火的时候, 当他们

与藏独、台独眉来眼去的时候, 当他们为虎作伥, 为国外反华势力摇

旗呐喊的时候, 被所有善良的中国人轻蔑的骂上一句“汉奸”, 倒也

是当之无愧。而中国的民主又怎么能指望这种人呢？

那么, 中国的民主希望何在？

记得有一次, 在旅馆的卫星电视里我收到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节

目。他们的“中国报道”栏目正在播放一个新闻及评论。新闻讲的是

中国乡村正在推广财务公开制度, 并取得了多么好的效果。评论时则

请来了中共中央党校的农村问题专家。

主持人问, 财务公开制度既然这么好那为什么现在才实行呢？

答, 一是因为, 以前农村经济是以村为单位的, 钱是村里大家的, 化

钱也就由村领导说了算, 农民并不关心。而现在农村经济以户为单位,

村里化钱要向农户要, 那么农民就开始越来越关心我的钱用到那里

去了。第二，自九一年颁布“乡村政权组织法”以来, 村级政权开始

由村民投票选举。在选举制度的推广过程中, 人们体会到选举制度必

须要由监督制度作保障, 因为有些地方选出的干部素质并不高, 而且

既使是好干部, 没有监督也有可能变坏。所以, 财务公开作为一项监

督措施也就势在必行了。

问, 你们在推广财务公开制度时遇到些什么问题呢？

答, 主要是制度化、规范化的问题。开始时出现了各种假公开, 有的

公开的是假数据, 有的把它公开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有的则干脆不

公开而谎称公开。针对这些现象, 通过大家群策群力, 对财务公开进

行了制度化、规范化。如在乡一级成立财务小组, 公开的帐目必须先

经过他们审计, 另外详细规定公开的地点时间等并使其固定下来, 对

公开帐目的黑板大小, 悬挂的天数, 版面形式及内容等等都有详细的

规定。而且还要告诉所有村民他们的权力, 以及发现问题后去那里投

诉等等。

问, 你觉得推行这样的制度有什么意义呢？

答, 意义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这种制度保证了乡村政权的质量, 理顺

了干群关系, 并通过这种参与监督管理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如兴修水利, 开筑公路等, 农民干劲怎么怎么高。二是通过

这种制度的推行, 农民们得到了民主意识的培养与锻炼。民主的发展

既包括民主制度的建立, 也包括民主意识的提高。对中国来说, 推行

这种制度能够大大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我认为这个意义要更大一些。

看完这段节目, 特别是听完最后这些话, 我不尽感慨万千。我知道中

央台是中共的喉舌, 口号繁多、形式呆板, 但基本事实却很少搞错,

不象西方媒体那样听风便是雨。而且中共推行乡村民主制度我也早有

耳闻，再通过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实实在在的例子, 我真真切切地感

受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缔造这个希望的是中共和中国人民, 这个希

望在中国。

结束语

“六四”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中的又一个悲剧。谁是谁非自有后人评说。

但“六四”和文革一样, 对国家经济甚至民主发展的冲击, 给人民

造成的损失却都是铁板定定的。如果当事者及其后人不能进行深刻的

反思, 不能以史为鉴,只是义气用事, 而把它拿来当枪使, 那么“六四”

的血就真的白流了。

此文谨献给所有对“六四”给予过关心的朋友们。也希望情系“六四”

的海外华人们能够多掌握事实、多运用智慧对这件八年前发生在中国

的惊心动魄的大事, 重新作一次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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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臂残刀疲败兵（原创）

这六四很热，我也凑个数说两句

（一）我的八九年

本人当年上初一，不算小，但初时对所有的一切都不大在意，直到有一天早起发现楼下堵了很多军车。我父母和接触的邻居对军队介入都很不满，我也受了些感染，记得当年还管一个临桌的女生叫保皇派。

我住在石景山，闲时曾沿着被堵的军车一路闲逛，那些军人整天挤站在车上（特别是晚上），白天则有一些在车旁或蹲或坐（整队的），有一次还见到围车的大学生请一队在车下的部队喝汽水（当然包扩带队的军官），搞的有点象军民联欢看上去很亲切，军官和学生头也有说有笑。

但这种和缓气纷并不多，特别是晚上，军队全挤在车上，很紧张，车下人很多象赶集，有人在说笑有人在骂街砸瓶子，更多的人是看热闹。

白天的人反到少些（大约是要上班），但目地性显然强的多。我曾看到这样一幕，一个中年妇女对几个在车下的兵搞策反，要他们反戈一击，当兵的只是听边听边笑但不回话，过一会来了个大学生，戴着眼镜，身上衣服很脏象是好几天没脱的样子，他的嗓子有点哑，先是骂当官的，后来还要大家注意说晚上的美国之音有他的讲话，看来是接受过美国之音的采访（我没听美国之音也不知是否真有他的讲话），有过了一会来了个很瘦的中年人（看这象个文化人），拿了张纸以某个名义宣布禁止一切武装人员入城（好象是全体市民也可能是某个组织），当兵的始终都没说几句话，到是常笑（只是善意的笑不象是嘲笑）。

还有一次一辆大客车停在我们楼下，是高自联的宣传车，在楼下播了几个有关中央领导的丑闻，只记得两个，一个是说某中央领导在国外出访时慌称丢了珍贵项链并要求当地赔，但后来项链被找到而且是假的。另一个是说该领导的儿子和人打架。后一个咱没地查去，但前一个显然过于儿戏，以其地位就算要贪也断不会跑到外国去讹什么项链。不过当年连该领导是干什么的都不太明白（只知道是个不小的官），听这也只是笑其蠢态，并未多想。

后来六四我都是从电视上看的，但六五就在街上看到了一些街贴，说死了几千人而且被就地烧了。

以上是我在六四中的见闻。

（二）六四后

六四后官方出了不少相关的书，我大多买了，但对其关点也并未全信，只是手段有限难以见到另类资料，过了几年，我设法搞到一批港台的有关书籍，看过之后不禁大失所望，相对来说，官方一些说法虽尚有值得存疑之处，但港台版则可信度更低些，许多说发根本不合逻辑，如说当天在广场死了几千人，为灭迹，军方把尸体用装甲车撵碎，装在袋子里用直升机运出，似这等说法根本不合情理。不信你试，把几千只鸡撵成肉饼再扫走看看有多费事（那血还不流成河）。

那些当事人特别是作过牢的，特别是后者写的东西倒有点谱平时的多，添补了一些官方资料的不足，但这些文章叙事性还成，说理上，特别是在大理上并没太多令人信服的东西。

六四有些人被捕，但有头有脸的没多久就都放了，且大多出了国，这些人加上早先跑出去那些人，这些人的作为对外越来越朝走狗的方向发展，对内朝狗咬狗的方象向发展，叫中共看的好不高兴，最后一古脑连魏京生这个老包袱也一把扔了出去，而这帮人也真听话，照咬不误。如此我对六四的失败成彻底的庆幸态度。

老邓曾说，六四成功后，精英们一定会一人抓一些部队对打的，想来并非虚言，在国外寸利微权尚如此，如以国权为目标，不打个天混地暗才怪，海外那些老民运反共反了几十年老共倒了他们能不回来吗？回来了能甘心在二线待着吗？国内着批人起步虽晚但冲锋在前，能眼看这别人摘桃吗？何况从海外这些年的情况看，其门派之多远不是如此简单。

（三）我的看法

（1）八九前已经暴发过多次针对社会不公的民间运动，只是规模没那么大，多是地区性的，八九则是这一系列运动的总暴发，总的来说八九的暴发官方的责任远大于民间，发生问题，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发生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出现后没能及时化解并使之失控，其码是失职。对此邓赵该各负一半，邓作为全国的真正领导是怎么也躲不了的，而赵在此事一年前曾得到社科院有关可能出现动乱的报告却认为是耸人听闻（可同时又想把报告起草人拉入他的智囊团）。

（2）八九暴发之初，根以前暴发的多次运动一样，但之所以得以发展，并最终壮的，和中央分裂及新闻的正面报导是分不开的。

（3）那个社论是导火索，但我看主要也是迫于内部的分裂，当时越僵持中共人心越散，如不马上打出旗号分清敌我，那日子一久，叫赵和地方上乃至军方联系紧了，那他就能把老邓架空，动乱当然可平息，但而后就只能步苏东坡后尘了。社论一出，学生虽急了，但也逼得军队和地方上必须立刻选择，当时赵的根基尚浅，于是大多站在了邓的一边，可如再拖些日子，叫赵把李鹏之类的以顺应民意之由一个个搞掉，那老邓也就孤掌难鸣了。（当年毛要不是提早几天找各地方军政大员谈话，林那折戟沉沙的怕就不信林了）。刚开头赵会象戈在苏那样享受几天万众敬仰，但不久就会遭到和戈一样的下场（以反腐和肃清保守派为名的大清算会造成人事上的大变动，而大批没有行政经验的新人，不可能马上适应工作，特别是高层的，很可能出现一位多争，上下频繁，更糟的是新人并不一定不贪，改革也不一定改的都对），一旦其下台，运气好的化会出现叶那样的强人和几个经挤寡头把持国家，虽可能丢西藏和新疆，但还能有点底子，运气不好就照七块八块走吧。

（4）内部的整合成功了，但外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却不可必免了，此时军队的介入也同样不可避免了，而介入后的诸多问题，则主要源于中国对敌对的群众运动的认识和准备不足。

大字报看没看，有没有你写的。于硕说的，学生们头几天该上阅览室的上阅览室，该玩的玩，参与活动的也相互打闹，是不是真的。

我当年是中学生，亲眼看到有人在鼓动堵在那里的士兵反戈一击，亲眼看到堵军车的同时，宣传车在到处跑播一些现在看明显不靠谱的政府领导的丑闻。

亲眼看到第二天街上贴的说死人，当场烧之类的街贴。

不叫你白贴，我早前写过我当时的事，而且手上也有一些其它人的回忆。

另外搞无保下之类那帮人，和给八八叫好的人，根本就是一帮人，十年前我就骂无保下，跳出来对阵的，一水私有化右派。

您发现这个胡家卖国集团的惊天大阴谋是很重要的，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但是你在西西河发帖时没用的，西西河是被墙的，国内看不到。

所以您应该马上向有关部门反映，不要再河里浪费时间！

挽救党国的重任就靠您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