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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改革——兼论民主(塞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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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塞翁

1.民主和君权

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谈起毛泽东先生，有人问毛先生对中国的思想有什么贡献。笔者说他把民主和帝王术结合起来，利用民主使自己当上了皇帝。他搞的文化革命并非革命，却可以说是文化试验：试验的内容就是用民主建立绝对君权。民主是西方传统，源自古希腊，绝对君权是东方传统。用西方的民主建立东方的绝对君权，不能不说是个发明。而且，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民主和和皇帝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件事，但是毛先生在文革中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而且相当成功。毛先生不是很有创造性？

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毛泽东的试验，对我们是个警示：毛先生已经发明了用民主建立君权的成熟技术。

这技术人人可用。以后还会有人发动民主建立君权。所以要想在中国建立民主废除君权。必须搞清楚民主和君权的内在联系，让人在建立民主之时，小心君权的出现。

我们如今在网上还可以看到一些文章，说文革是民主的体现，而且还有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向往这种民主，以为有了这种民主，群众不就能很方便地把贪官污吏和不法干部，统统打倒？也有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在中国实行民主，打击官僚体制；如今的中国就缺少类似的运动。所以这文革式的民主，对现在的年轻人一定有引诱力。因为当时群众的确是可以揭发干部，并打倒一些坏干部。看看如今的现实，这种民主不正是人民需要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历史事实是，毛泽东正是利用这种民主，很快很顺利地建立了自己的绝对君权。这种绝对君权对中国人不是好事，中国人民因此遭了大难。如果不是毛先生死后几天就搞了个“一举粉碎”，把他的绝对君权和他一起埋葬，中国人如今过的日子，比北朝鲜还糟糕。

用有限民主换绝对君权，实在得不偿失。对我们来说文革得不偿失。这是我们的亲身体验。但是我们不能指望没经过文革的年轻人，和我们一样对文革有亲身体会。年轻人没这个机会，我们的后代也没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光靠讲述文革时期的事情，不足以使他们理解文革。他们想象不到民主和绝对君权，会是互成因果的两件事。这事毛泽东知道，年轻人不知道。

不知道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当年我们还年轻，就受了大大的一骗。如果不把这事说清楚，以后还是会有人受骗，在讨论毛先生的文革思路之前，我们应该认识到，毛先生搞经济是外行，但是对社会政治事务，确实有其独特的眼光和胆识。他能看出在民主和君权之间，有其特有的内在的规律性的联系，利用民主可以建立绝对君权。虽然在历史上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英国革命的科伦威尔，就靠民主革命（推翻英国国王），给自己争得了相当于国王的地位。法国大革命的诸位领袖，就用民主使自己有想杀谁就杀谁的权利。斯大林也有利用苏联的革命——那也是民主革命，使自己当上皇帝。但是在学术界，并没有人论述民主和君权之间，有什么规律性的关系。

利用民主建立君权，是毛先生的一大发现，他不但发现了这个规律，而且还进行了试验。文革就是试验，我们这些经历了试验全过程的人，还没有把这场试验研究透彻，这是一代人的失职。

要讨论民主和君权之间的规律性关系，首先要把民主这个概念解释一下。

2.民主中的矛盾

民主这个词，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互相矛盾的意思。

意思1：多数人的权利。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可以牺牲少数人，为自己获得权益。

意思2：所有人的权利。或者叫作普遍权利。也就是人人都有的有限度的权利。

这两个意思是完全矛盾的。从基本道理来说，一旦多数人否定少数人的权利，普遍权利就被破坏。因为普遍权利包括少数人的权利。我们用投票作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假设某一村子投票表决，题目是谁应该被赶出村去。每人都有投票权。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一个村的大姓，可以用全民投票的办法，把小姓赶出村去。因为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大姓的人多票也多。小姓在投票表决中失败。就必须走。

小姓以为获得了一个普遍权利——投票权，实际上他们没看出来，给他们这个权利的目的，就是要把“谁可以住在这里”这个问题，纳入多数权利的领域。以前在这里的居住权是普遍权利。人人都住在这里。居住权属于普遍权利领域，如今给你投票权了，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领域移交给多数权利，把普遍权利赶到爪洼国。结果小姓就被赶走了。剩下的大姓，又可以进行内部串连，拉帮结派。继续用表决的办法，把其中的小支旁支赶出去。然后这个程序还可以继续进行。直到这个村只剩下两个人。

所以这个多数权利，或称多数民主，是个侵犯人人权利（普遍权利）的东西。

以前村里的人都可以在村里住，一旦居住权由多数决定，普遍权利马上完蛋。少数就被多数赶走。在任何领域里，只要实行多数权利或多数民主，普遍权利马上就完蛋。

为了保证普遍权利，人们只能实行“一票否决制”。比如在联合国安理会和欧洲议会。这一票是否决制的特点是能够保护普遍权利，但不能侵犯他人的普遍权利。

因为你要提议侵犯他人的权利，人家也否决你。比如那个村要表决谁该走人，99％的人投票说，张三该走，但是如果有一票否决制，张三一票就把他们的投票结果否决了，他们只好干瞪眼。但是如果张三提议把李四赶走，那李四也一票就把张三的提议否决掉，尽管有多数人赞成张三的意见。所以一旦使用一票否决，别人，不管多少，都不能剥夺张三的的权利，而张三，尽管联合了多数人，也不能剥夺别人的权利。普遍权利从而得到保障。

一旦一个领域里实行一票否决，那少数服从多数就完蛋。

多数权利被一票否决赶到爪洼国里。这个领域就变成普遍权利的领域。所以在保证普遍权利的地方，多数民主没有生存空间。

所以这普遍权利和多数权利，是两个互相矛盾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同时在一个领域存在。任何一个领域（比如居住权），实行了多数权利，一定破坏普遍权利。一旦实行普遍权利，一定破坏多数权利。

3.多数民主和少数极权

多数权利和少数极权好像是对立面。多数权利是多数人说了算。少数权利是少数人或者一个人说了算。这两件事不是截然相反？但是实际上他们互成因果。多数权利必然导致少数极权。因为一旦多数人剥夺了少数人的权利。这伙多数人自己就害怕了。多数人中的所有成员，都害怕自己的遭遇，和少数人的一样。少数人的悲惨遭遇告诉他们：你们可别当少数人，一旦当了就被迫害；你生存的机会，就大大减少。结果这多数集团的成员，个个都努力当多数。多数集团也一定有个领袖，所有的集团都会有个领袖。这时候这个领袖就获得了无限的权利，也就是极权。因为谁敢反对他，他就可以把这人踢出多数阵营，把他划为少数，并动用多数的力量，将其消灭。由于所有人都不想被当作少数消灭，所有人都不敢反对领袖，这个领袖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利。多数权利马上变化成少数极权。

所以这多数权利是少数极权之母。

这少数极权，也会变成多数权利之母。因为领袖的大权独揽，最终会搞得让人不能忍受。领袖的权力会任意地地扩大，因为没人敢反对他，他的权力就越用越不像话，并越来越严重地侵犯别人的权利。他的家属和亲信也会利用他的权力，谋取私利。直到群众受不了：忍受极权领袖，也是死，反对他的极权，也是死，但是反对他的极权比忍受他的极权，还多几分生存的希望。如果把这领袖赶下台。人还是能有活路。但是如果无限期地忍受，生存机会越来越少。这时候人们就会铤而走险，就会造反。如果造反得到多数人的响应，就能成功。这种成功，就是多数权利战胜少数极权，少数人的权利被剥夺，多数人的权利得到建立。多数人把少数人杀掉或赶走。

所以这少数极权最终会导致多数权利的建立，而多数权利又会导致少数极权的建立。他们之间互成因果。中国的历史就是这种过程的反复。农民起义导致新王朝的建立，王朝的极权导致腐败，腐败导致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了皇帝，他的后代在被农民起义推翻。如此周而复始，是中国历史的典型的恶性循环。

因为多数权利和少数极权互成因果，所以他们必然存在于一个领域。凡是多数权利横行的地方，必然导致少数极权横行。我们可以把他称为“多数—少数极权循环”。

我们刚说过，多数权利和普遍权利，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领域。如今又知道多数权利实际上还有一个密不可分的伙伴——少数极权，所以这普遍权利和“少数极权”也是互相矛盾的事情。他们俩不可能在同一个领域同时存在。

3.民主的迷惑

近代的革命战争，都有“民主”在其中扇风点火。中国的五四之前的农民战争，叫作“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之后的农民战争，叫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革命也叫作发扬民主。为什么“民主”有如此巨大的扇风点火的能力？因为“民主”

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战争。它比战争还糟糕。战争是冲突。

冲突的特点是双方可在一个领域中同时存在，而民主的两个内容（多数权利和普遍权利）从逻辑上来说是有你没它。这叫作矛盾。

毛泽东先生信奉的民主，就是多数民主。这多数民主并不是毛先生的发明。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它。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它和新时代的实践相结合。怎么结合的？

就是让占多数的穷人，消灭少数的富人。让多数穷人，把少数的富人的权利否定掉：从理论上建立了一个“剩余价值理论”，证明有钱人的钱是非道德和非法所得。

所以理所应该把钱抢过来，同时也应该把政权抢过来。因为有钱人的政权是用钱建立和维持的。还要把房子抢过来，衣服和家庭用具都抢过来。有的干脆把命也抢了。

有的地方把富人从村子里赶出去，有的地方把他们从地球上赶出去。因为马列二人都很喜欢多数民主，也就没给这多数民主限定领域。我们已经证明，在施行多数民主的领域中，普遍权利就被赶走。所以在发生马列主义式的革命的领域，普遍权利是没有生存空间的。首先是富人的普遍权利被剥夺。他们什么权利也没有了。连命都被人拿走。而且，我们已经证明，多数权利必然导致少数权利的建立，凡是实行马列主义的地方，都从多数权利横行变成少数极权横行。这个变化过程，我们也已经说过，是由领袖整肃反对他的人，把他们踢出多数阵营。然后消灭之。也就是在革命者中，开始拉帮结派。最高领袖那一帮，势力最大，把别的小支旁支逐一消灭。

这在苏联这叫作清洗。在中国的花样当然更多。比如三反五反，反右，文革。最后连国家主席都失去了最基本的权利，没经过任何的法律的程序，就被关起来整死了。

因为他和最高领袖毛先生不是一伙的，毛先生对多数民主的信仰，并不完全来自马列主义。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民主思想就渗入中国。这民主多来自英法，而非马列。但是这民主也包含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含义，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个内部矛盾搞明白，以为民主里面没有矛盾。非但没有矛盾。还很和谐：他们以为有了其一，比有其二。也就是说，有了多数民主，就必然发展出普遍权利。这是个大错误。这个错误使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4.矛盾论中的冲突

在这里我们要说说毛先生的哲学。因为毛的哲学是毛的思想的中心部分。毛先生写了个“矛盾论”。实际上他论述的不是矛盾。而是冲突。罗素说过，矛盾是逻辑问题。大家都知道“矛盾”这个典故：有人说他的矛无坚不摧。

而他的盾坚不可摧。这两句话不可能同时成立。这叫作矛盾。矛盾的双方是他的两句话，它们在逻辑上不可能同时成立。但是冲突和矛盾不同。冲突的双方可以同时存在或成立。比如你成立一个国民党，他成立一个共产党。两个党发生冲突。毛先生的矛盾论，论述的不是矛盾而是冲突。真正有大矛盾的地方，就是民主这个他最喜欢和最常用的概念，他倒是没发现其中的矛盾。

5.五四一代的民主幼稚病

毛先生信奉多数民主，并大致地认为，只要有了多数民主，普遍权利就可以顺利实现。应该说，这不是毛公一个人的认识错误。而是一代人的错误。他们犯这个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五四一代人，只是刚刚接触到民主（德先生）这个概念，对他的理解非常肤浅。他们不可能从历史上和长期实践中认识民主的内部矛盾。因为他没经历过这样的历史，也没有这样的实践。西方人有两千多年的民主的历史，从伯拉图开始，两千年来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民主，也都对民主有过论述和批判。近代的这种论述更是多得看不完。

近代最重大的事，就是英国和法国大革命。那都是民主的大表现。所以亲身经历这些事的欧洲人，知道民主的里面有个大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他们把生活的分成一个个小的领域，在某些领域中，实行多数民主（和少数权利）。在某些领域中，实行普遍权利。这种安排不是一天就能学会。也不是一个理论就能说清楚的。这里面有大量的智慧，来自实际生活中的磨合。有些领域至今还在磨合之中。

但是总的来说，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扩大普遍权利的领域，压缩多数权利的领域。

我们知道，矛盾不可以解决但是可以分离。可用矛盾的典故说明：如果那个卖武器的人说，这是在河南无坚不摧的矛，这是在山东坚不可摧的盾。他的两个命题就都可以成立了。所以如果把人的生活划成许多界限明确的领域，就像河南山东的界限那么清楚，那么就可以在这个领域中实0行多数民主，而在另外一个领域中实行普遍权利。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矛盾了。

五四运动的一代人爱上了民主，好比一个青年爱上了一个姑娘（民主在西方和现代，都是以漂亮姑娘为其象征。五四时期把她叫“德先生”，是老道学作怪）。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姑娘有先天性精神分裂症（多数权利和普遍权利的矛盾），外带反复无常（多数权利和少数权利反复）。说实在的，就连现在的青年对此也不清楚。结婚之后，青年们以为姑娘怪异而强大的破坏性行为，是她天才和魅力的表现。因为民主的内部矛盾性，能煽起大量民众的暴力性狂热，大量民众的狂热来自对普遍权利的向往，而大规模暴力来自多数镇压少数。除了民主，谁也没力量煽起这么大的暴烈场面。所以可怜的没经验的青年人，会不可自拔地迷恋上民主小姐。

结果有两个：1，民主把他也暴力掉。2，他也得了这病。

6.暴力与激动

毛先生从一开始，就被民主的大规模的暴力所迷住。毛先生有艺术细胞。他是个不错的诗人。艺术细胞驱使人追求激动性的体验。民主运动或群众运动最能提供这种体验。当然激动性体验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二泉映月”给你的感受，没有大规模暴力的内容。但是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的浪漫主义，最喜欢最提倡的，就是大规模暴力的激动性体验。我们听听贝多芬就知道。拜仑先生为了追求这体验而死于希腊。至于柴科夫斯基，他的“1812”里，更有大炮轰鸣。天鹅湖以暴力结束，胡桃夹子这种儿童剧，也有激烈的战争场面。诗人死于决斗的，更是数也数不清，就连维特和绿蒂的乡村爱情，也以双枪轰脑收场（歌德所领导的新文学运动，叫作“狂飙运动”。从名字知内容）在这种时代的感召之下，毛先生的艺术倾向，必然是喜欢大规模暴力。值得欣慰的是，成长在扬州上海的江总书记，和毛先生不同，他更喜欢京戏和杜牧，京戏慢得让人出汗。杜牧也不暴力。我们这些在一连串大规模暴力中劫后余生，心怀余悸中国人，当然也就更喜欢江书记而非毛主席。有些没经历过战争和文革的年轻人，这辈子过得挺舒服，没体验过那种事情，而且正处于少年维特的状态。这种人最喜欢的，就是大规模暴力。没有大规模的，也要制造小规模的。所以有些青年人喜欢文革，喜欢闹事，也是生理特征和时代的造就。

毛对大规模暴力的欣赏，表现在他的几乎所有诗词之中，比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振荡风雷激”“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类句子多不胜数。

这和他的哲学有关系？

有很大关系，他的哲学，也就是所谓矛盾论实为冲突论，变成了“泛暴力冲突论”。也就是认为冲突无处不在，也无时不在，而且无消解的可能，冲突的结果只能是一个吃掉另外一个，一旦吃完了，必然有新的冲突出现。而这新冲突的结果，仍然还是一个吃掉另外一个，如此这般，大规模的暴力不停地发生。

因为吃掉就是消灭，就是暴力冲突过程，而且无人可以置身于冲突之外。所有人必然必须必应参与，如此这般，这冲突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不是绝后，也必属空前。

7.暴力和民主的结合

我们已经说过，矛盾论应该叫作冲突论。“有差别的地方，就有矛盾”（矛盾论），意思是有差别的地方就有冲突，而差别无处不在，所以冲突也无处不在。这种哲学和对民主的迷恋，正好合成一股，因为民主是制造冲突和大规模暴力的法宝。只要发动民主，不愁掀不起大规模暴力。一旦民主和泛冲突论合流，这二者就互成对方成立的理由：民主可以制造冲突（多数吃掉少数），泛冲突论能发动民主（挑起多数反对少数）。所以一旦他俩结合，就像原子弹里面的两块铀235碰在一起，发生世界性大爆炸。我们常奇怪何以马列主义能搞得天翻地复，其原因就是在物理学家没发现核聚变之前，社会学家就已经发现了泛冲突论和民主的聚变。

这种民主和泛冲突沦的合流，并非始于毛先生，而是始于马克思先生。马先生的老师是黑格尔先生，黑先生或许是泛冲突论的发起人，他的辩证法内容杂乱，但是其中有一条特别明确，就是他认为冲突充斥于历史，冲突结束就是历史结束。冲突对历史和理性的发展，贡献最大（他的理论是理性的发展就是历史的发展）。比如他说战争比和平对道德更有好处。当然，对历史发展也更有好处，马克思理论继承了对冲突的崇拜，毛泽东也继承了这一点。所以毛先生对冲突或斗争，有特别的偏好，不但认为暴力冲突遍布天地，还对斗争别人锲而不舍。还说“与天（地、人）

奋斗，其乐无穷“。对他是其乐无穷，对被斗的人就是苦不堪言。但是他只管自己的乐不管别人的苦，因为他认为他的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而别人的苦是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当然也源自黑格尔的历史观。

黑格尔没有把他的混乱的辩证法和民主结合在一起，而是和大日尔曼主义结合在一起。他的理论是日尔曼人将在世界大冲突中，战胜所有其他人，成为世界的统治力量。因为日尔曼人是理性发展的先锋。这种思想，孕育了后来的法西斯（把大日尔曼变成大亚利安）。马克思把黑先生的泛冲突论，和民主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在新一轮的世界大冲突中，无产阶级（多数）将吃掉所有的其他阶级。毛先生把这个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所不同的是，黑先生和马先生都没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只建立了理论而没有实践。但是毛先生的实践成功了。所以毛先生有机会把他的泛冲突和民主相结合，使巨大广泛的暴力斗争持续地进行下去，也就是把发动多数吃掉少数运动，一次次地进行下去。不但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搞了“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和以后的“路线斗争”和文化革命。

7.毛先生的具体问题

毛先生的具体问题是在大跃进之后，他被迫退居二线，领导权受到威胁。在行政和经济问题上，失去发言权。而刘少奇的地位上升很快，64、65两年国庆节游行队伍同时喊毛万岁和刘万岁，万岁这个称呼在中国有特殊意义，50年代初高岗在东北让人喊高主席万岁，很快就被整肃。刘少奇在国内的工作作得很比毛先生好得多。在农村搞的“三自一包”，和如今的联产承包制类似，对农村经济的恢复有很大的作用，我们这些经历过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人，对毛的领导和刘的领导，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刘的领导让我们能吃上饭。不再担心自己、孩子和老人挨饿。而毛的领导不是让我们饿死，就是让我们打仗打死，或斗争斗死。所以在毛刘二人的之间，更多人喜欢刘先生的领导。

刘先生的威望因此而直线上升。刘先生也很会宣传自己，他到国外作了一连连串的访问，回来放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拍得不错，在没有电视的时代，纪录片观众很多。那时候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要看异国风光，就得看这些纪录片。刘少奇到印尼访问的时候，有一个下飞机横挥礼帽的姿势，被广大女青年传诵。男青年也十分向往。结果刘先生的高大形象，深入人心，而毛先生的曝光次数和质量，相对低下。可能最刺激性的事，是刘先生让太太王女士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人大会堂作大报告，然后全国的干部都要听录音。在京的中级干部要到大会堂听录音。

当时就有人说，如果到大会堂听王女士自己作报告，那还有点意思。到那里也还是听录音，那就完全没必要了。因为可以在单位听录音。从很远的郊区，到大会堂听录音，跟着录音机里的掌声鼓掌，实在有建立个人崇拜的意思。刘先生自己也出席王女士的报告会，还说：她的水平比我高（这是文革的揭发材料）。这些举动，都给毛先生一个信号，就是刘先生是真皇帝而他是个太上皇。如今电视中上演太平天国。大家都知道洪杨之乱的原因，就是东王杨秀清要当万岁，让天王洪秀全当万万岁。实权在万岁而非万万岁。万万岁只是被打入冷宫的老头子。毛先生怎么能受得了这个？连文笔不通的洪秀全都受不了，雄才大略的毛先生还受得了？

和刘先生争天下，是大跃进以后毛先生的当务之急。毛先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就是我们马上要讨论的事。

10.多数民主的发动

毛泽东知道学生是最容易发动的，而且学生对民主也最为向往。最近香港有个“港大民调事件”，学生闹得最欢。昨天看电视，学生会主席提出要民主选举校长。如果真的选举校长，学生会主席可能就是校长。学生人多师长人少，如果实行多数权利，就是学生领导老师。这在文革中已经出现过。结果是搞的乱七八糟，课也上不成，桌椅也被烧了取暖。这种情况当然是不能继续，然后是派军（工）宣队军管，天天让学生作队形操练。那时候学生的齐步走，比现在的特种部队不差。这时的学生被当作少年犯管理，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监视。

这就是多数民主的必然结果——导致少数极权。军队是典型的少数集权的集团。

军事化的学校也是，学校从大造反到到全面军管，不过是一年多的时间，这就是多数民主转化为少数极权的实例。香港从来没有多数民主的经验，学生当然也就不知道这些事情。

话归正题：毛先生如何发动民主。毛先生知道学生最想闹事，最喜欢民主。如何发动学生？这对毛泽东来说实在轻而易举，他老先生当年也是学生会主席，也搞过学生运动。在编“湘江评论”的时候，就写过一片文章“论民众的大联合”，其中就写到学生之苦。说是学生的课业负担沉重。考试压力极大，教学质量低劣。而劣质的老师，却拥有无上的尊严和权利。这些事情，到了现代，还是一点没变。实际上在文革之前问题更为严重。因为有很多好的老师，有知识的老师都被打成右派。

也是由于人口爆炸，学校发展太快，好的老师太少。师范教育也相当落后。教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经过三反五反和反右，社会科学全面沙漠化，教学质量每况愈下，这类问题到现在也还是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学生反对老师，应该十拿九稳。所以毛泽东和江青二位，从64年开始，突然关心教育问题而且变得十分开明。他们关心教学质量，和学生的苦境。毛泽东先后找侄子毛远新和内侄女王海容谈了两次话，谈话的内容都被广泛传达。这两次谈话都是对当时教育的批判。

一方面对学生的负担表示同情，一方面比评教学质量。江青有次讲话说，老师教她的孩子，苏联有本书叫作“顿顿的静河”。

江青纠正说，这书叫作“静静的顿河”。她说，这老师在误人子弟。毛泽东对王海容的讲话中，问王：英文中的“知识分子”

怎么说，王回答不出来。毛说王的英语教育不好。毛对毛远新的讲话中提到当时的分数制度，很不科学，学生为了追求分数，没有学到真本领。反而失去了提高真正的能力的机会，凡是考试成绩好的，都没真本事。古代的状元文章都写不好，著名诗人和文学家没有一个科举高中。当时学生听到毛的这些讲话，心里当然高兴。

就是现在的学生听到这些讲话，也会高兴。

不管是中国的学生还是美国或冰岛的。哪个学生不受分数的压迫？所以毛的这些讲话，为他在学生中赢得相当大的支持。

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父母是工人农民的孩子，学习成绩相对不好，和知识分子的孩子的成绩相比，差了不少。如果高中和大学按成绩录取学生，工农家庭的孩子能上学的必然比较少。毛提出“阶级路线”，很能迎合工农家庭，这阶级路线在学校里的意思，就是让成绩不好的但出身好的孩子有上学的优先权，因为这些孩子被假设政治表现好。这就叫突出政治和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从1963年就开始实行，对出身良好的学生开始在入学方面给予照顾，对家庭出身不好的给予反照顾，到了1965—66年到达高峰。出身好的学生当然立即察觉这对他们有特别大的好处，所以积极地支持“阶级路线”。

这好处当然是牺牲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而得到的。我们从普遍权利和多数权利角度来分析这件事：参加考试竞争入学，本来是普遍权利。能否入学只和自己的成绩有关，和自己是多数还是是少数无关。所以参加入学竞争，是个普遍权利。阶级路线实行之后，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考得再好也上不了大学。他们实际上丧失了参与入学竞争的机会。这机会（权利）

只给予家庭出身好的学生。也就是说，竞争入学这个领域，从普遍权利变成多数权利的领域。

我们说过，毛最拿手的就是发现冲突和激化冲突。然后利用冲突的多数方打击少数方，因此获得多数一方的拥护和支持。有一个例子：如果张李两家打架，张家说地界应该往李家那边移动30米，李家说应该向张家那边移动30米。如果村长说应保持原状，结果是双方对他都不满意。他的支持率为零。如果村长说李家说的对，那李家会坚决地支持他。如果李家人多，那这村长就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当时的学生中的问题和这类似。学生中有所谓的家庭出身的好坏之分，毛偏向多数的好的一边。于是，马上得到多数人对他的坚决支持，毛先生因此得到了支持的力量。这力量就是文革造反的先锋队。

学生只是造反先锋队，毛泽东想要打倒刘少奇，必须在各地区各部门发动造反，这造反靠谁来作？毛泽东也不用担心。

因为他最清楚，群众和干部，基层人员和高层领导之间，存在着冲突。问题是如何激发和激化这些冲突。说起来这些冲突本来是毛先生自己造成的。因为他在解放后的各次运动之中，把有能力的人整肃了。把敢提意见的人整肃了，共产党的干部队伍质量下降，相当多的干部比五十年代反右的时候，更加专横无知。下级对上级敢怒不敢言。特别是他本人的愚蠢的领导，培养提拔了大批欺下媚上，专攻拍马之徒。群众对这类干部，当然十分不满。毛泽东比谁都清楚这些不满的存在和强烈程度。要激发这些不满以形成造反，唯一的困难，是所有人都在历次运动中被整怕了，所以敢不满但是不敢造反。所以毛先生特别重视学生中的勇敢分子。因为学生们什么也不知道，前几次运动的时候，他们还不懂事。一旦学生起头，又得到支持，其他人才敢造反。如果有人现在想发动文化革命，一定不会找我们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一定会发动学生。

毛江夫妇在发动学生方面，真是下了相当大的功夫。由于他的两篇讲话（对毛远新和王海容的讲话），使他在学生当中获得很大的支持力量。当然这并不是毛刘之争，毛能获胜的主要原因。毛获胜的基础早就已经奠定。刘少奇是这个基础的建设者和包工头。这个基础就是对毛本人的个人崇拜。在延安时期这个基础就已经建成并通过验收。当年是刘少奇率领全体干部，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奋勇前进”的口号。这个口号一直悬挂在延安的大会堂中。有了这样的口号，就知道毛在延安就已确立了多数领袖的地位。有了这样的地位，毛先生以后想整谁就整谁。

我们在前面说过，多数集团的人很怕自己变成少数，所以没有人敢于挑战领袖的地位，也不敢反对领袖的意见。所以不管是谁一旦当上多数领袖，就可以很轻易把他不喜欢的人打成少数，并发动多数将其镇压。

在64、65年，刘少奇和毛先生都当了“万岁”，刘企图挑战毛的至尊地位。他也看到了群众对干部的不满。他想通过四清运动，发动群众整肃干部，这样就可以利用这种不满，建立自己的威信。为了使群众知道四清是他刘少奇发动的，特别让太太王女士亲自出马，总结出“桃园经验”。当年四清的时候，让农民忆苦思甜，却大多回忆三年困难（60—62），而不回忆解放前的苦难。特别是老农民，让他们回忆解放前（49年以前）的事情，说着说着，就说到三年困难。这也可以理解，三年困难确实比解放前更困难。而这困难是毛泽东一手造就的，是大跃进的直接后果。也正是在大跃进时代，基层干部最为专横，最为不讲理。原因是他们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先生最为专横无知。基层干部当时的强迫农民多交粮食，谎报虚报产量，并发动干部挨家挨户搜缴粮食，那是因为上级压下来了任务，而布置任务的最高领导，是毛先生。省领导不谎报虚报，收缴粮食，他自己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下面的干部也都是这样。所以这种对基层干部的整肃，实际上就包含对毛泽东大跃进的错误的清算。只要在适当的时候，把基层干部的错误的根源点明：是毛泽东的领导的错误，迫使你们犯错误，那四清的矛头马上指向毛先生，也就是说，刘少奇先生也在用发动群众的办法，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利。以获得多数领袖的地位，可惜的是，他在七大的时候，已经让毛先生坐上了这个位子。谁占这个位子谁占大便宜。他发动多数很困难，而毛发动多数很容易，所以刘用这种办法夺权，实在不聪明。林彪元帅就没用这种办法，而是用暗杀。为什么？因为林彪先生知道，用发动群众之法，推翻多数领袖，是行不通的。

所以最让多数领袖头痛的，不是明枪而是暗箭。多数领袖个个都疑神疑鬼，少有例外。为了防止暗算，必然依靠自己的情报机构。可是这情报机构的可靠性却无法保证，所以多数领袖的不安全感必然与日俱增。其迫害别人的行为也会与日俱增。

当然，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就需要加强自己的多数领袖的地位，防止别人把这位子夺走，所以他们一定要搞个人崇拜。

而且其程度也必然与日俱增。这是科学规律。用这个规律很容易解释毛泽东的行为。

11，普遍权利对多数民主——邓小平的改革

毛泽东整死了刘少奇，并利用多数民主巩固了自己的绝对君权。这些事实都证明多数民主并非好东西，在多数剥夺少数人权利的时候，多数人也在剥夺自己的将来的权利。文革开始之后，人民的普遍权利越来越少。挨整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普遍权利却是个好东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内容，就是大幅度地提高中国人的普遍权利。他解放了黑九类，使他们和红五类一样，有上学、工作、在城市中居住（文革时把很多人赶出城市）和出国留学的权利和机会。

如今你上学找工作的时候，没人问你是什么家庭出身，也几乎不管你的“政治面貌”。连这个词人们都很陌生了。但是以前这两件事决定你的命运。如今人们可以随便领取护照，到外国领事馆申请出国。在20年前领个护照也不知道要过多少关卡。如今人们也可以自由地旅行。以前插队学生过年回家也是难事。我的朋友就因为没有公社开的回家证明，被查户口的警察和民兵半夜里从家里抓走，打得牙掉嘴裂。如今情侣也可以在公园里拥抱接吻，在以前这会被民兵和公安抓住，当作流氓治罪。如今人们也有作生意的权利，以前就是拿着自己家的鸡蛋到集市上卖，也会被没收。农民也有自己的承包土地，自己决定种什么和怎么种的权利，发动群众斗争某人的事情，也几乎绝迹。

确实，中国人的这点普遍权利，还是少得可怜。中国人还没有竞选的权利，也没有民办报纸的权利。干部横行霸道，公安法院执法犯法。贪污腐败已经制度化。

人民群众对这些事一点办法也没有，人民的法定权利，也就是普遍权利，得不到保障。这是事实。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普遍权利方面也是这样。

但是应该承认，改革开放是个转折点，在那之前，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扩大“多数—少数极权”的范围。压缩普遍权利。改革开放之后是扩大普遍权利的领域，压缩“多数—少数极权”。

由于普遍权利增加了。中国人的能力才发挥出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才有了巨大的进步。

由于邓小平和其继承人江先生，向提高普遍权利的方向努力，他们用不着搞个人崇拜，其地位也相当巩固。邓江二人可能是这一百年来中国最安全的领袖。就是被免职的赵紫阳先生，比起以前被整肃的领导，也算非常安全。因为普遍权利使人的安全。在邓江二人当政期间，其他干部不用担心被当作少数镇压，所以也就不会下毒手暗杀他们。他们对情报部门的依赖也就减少，疑神疑鬼也就不会与日俱增。

邓江二位自己也是普遍权利的受惠者。

当年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你们美国政治真如儿戏，一个水门事件就把总统搞掉了，在中国这根本不算回事，他没考虑到，美国副总统不会利用空军暗杀总统。尼克松下了台也和能活命，还能写书挣钱，出国访问，享受一个国民的普遍权利。

但是毛老先生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元帅，互相之间有你没我，一个活命另外一个就得死。毛林二位难道不羡慕尼克松的安全？至少林彪一家会羡慕，12.普遍权利从那里来我们知道多数权利是从哪里来的：从少数人手里抢过来的，那么普遍权利从哪里来？

普遍权利有两种。一为“责任权利”。一为“能力权利”。

我们先说这“责任权利”或称“责任普权”。我们已经说过，权利来自责任。

你的权利来自别人的责任。别人尊重你的权利，你才能享受到这种权利。别人的权利来自你的责任。你尊重别人的权利，别人才能享用这权利。

一般来说，公民的“责任权利”，在宪法中规定。宪法一开头就说明国民的普遍权利。宪法是基本法，所有其他法律应符合宪法。所有其他法律应保障宪法中规定的人的普遍权利。

如果谁侵犯了这些权利，就是违法。违法之人应该法办；那条法律破坏普遍权利，就是违宪，违宪之法应该被废除——在法制的国家是这样。

但是总是有人侵犯别人的普遍权利。一般来说当权者最危险。因为他们有力量。

他们可以依仗自己的力量，把别人的普遍权利拿走。这些侵犯普遍权利的人，没有承担他们的社会责任。他们本来有责任尊重别人的法定权利，但是他们为追求自己的特权，践踏别人的法定权利。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得到的普遍权利，大多是从当权者手中“让”出来的，以前所有权利都在他们手里。如今让出来一部分。这种让权行为，是自上而下的，最先让权的是最高领导，就是邓小平先生，他要解放黑九类。他也要放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结果这些黑九类和被斗争的对象，突然有了相当多的权利。对土地的使用权也是从最高领导手里让出来，交给农民的。以前土地的使用权在政府手里。也就是在公社手里。而公社是政府部门。中央推行联产承包制，农民才从公社或大队手里，获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以前作生意的权利也垄断在政府手里，后来让出一部分给了国民，个体户才有了生存空间。以前办企业的权利也被政府垄断，后来让出来一部分，如今很多类型的企业，可以由个人兴办。但是很多类型的还不行。如今还有很多宪法规定的普遍权利，还在当权者手里，我们只能希望他们再让出来一些。

事实证明，这普遍权利的提高，对当权者也有好处。他们是丧失了一些权利，但也获得了更多更有用的权利：他们自己的普遍权利也提高了。特权使他们能作威作福，但是普遍权利能使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更安全地生存。特权的好处，不如普遍权利大。上一代干部，包括毛泽东和刘少奇，和他们家属的遭遇，都证明这一点。

我们再接着说这普遍权利，因为你的权利就是别人的责任，反之亦然。所以扩大普遍权利就是增加普遍责任。人的普遍权利的多少，和人的对普遍责任的承担能力有关。最简单的例子：我住的地方旁边有个水库，以前我经常在大坝上散步。

两年前大坝关闭，不让散步了。我和所有居民，都失去了在大坝上散步的权利。

为什么要关闭大坝？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他们又喜欢往水里攘扔垃圾。结果是使水质恶化。出水口也经常被堵塞。水库只好关闭大坝，我们也就失去了散步的权利。

这个损失是谁造成的？游客的不良行为应是主要原因。他们有责任保持游览地的清洁。他们不承担这个责任，也就失去了在大坝上散步的权利。中国人的普遍权利有多少，在相当程度上看我们的能承担的普遍责任有多少。

我们知道如今发达国家的国民，有很多普遍权利。他们享受社会保障，享受好的医疗条件和教育机会，享受干净的水和空气。得到这些权利有一个前提，就是人口不能太多。人口增长也不能太快。中国人要想得到这些权利，也必须相应地承担责任，就是计划生育，减少人口，谁都知道，中国的这点资源，不足以让十几亿国民都享受发达国家国民的权利。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加起来还不如中国的多。而他们的资源加起来比中国多不知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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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由于毛所使用的江张姚王一流皆属下下流品人物。此辈既缺乏政治智慧与才能，其人格形态又至为猬琐卑劣，唯以诌佞毛泽东为能事（于二十四史中可入《倖臣传》）。

仔细研究毛泽东1964—1966年3月前的书信、批示和言论，可以看出他对于究竟是否要发动文革运动，是并非不存在犹豫的。① 尽管自八大以来，毛与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彭之间确实存在理念分歧和政治分歧，但这种分歧并未发展到必须走向公开决裂以至兵戎相见的地步。事实上，无论刘、周、邓、彭（以至包括彭德怀）或彭、陆、罗、杨，党内当时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会公开反对毛。在文化大革命成立专案组对毛所认为的“政敌”作了全面审查后，真实的结论正是如此，没有什么“反党集团”，也没有什么“反毛阴谋”。其中许多人，如罗瑞卿、彭真，于文革平反后，至死对毛没有怨言，忠心耿耿。

因此，正是江青、张春桥、康生在这里起了挑唆和离间性的政治作用。他们夸大了毛与政治局的矛盾和对立，使毛一度认为中央内部已组成一个以刘邓彭为核心，还掌控了部分军事力量（通过贺、罗）的反毛政治体系，以至使毛认为必须以最激烈的群众造反和革命的形式推翻这个“黑色”司令部。

这是一个历史性和悲剧性的政治误判！尽管有无数种可以为文革作辩护的理由，这个历史性的误判却是无法掩饰和辩护的。

而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显然在内心深处也已经日益深沉地意识到这一错误。这可能正是使他在1974年后日益疏远江、张、康的原因，也正是使他晚年对文革有所愧怍和失悔，以至最终对邓小平的“复辟”不为已甚的根本原因。

虽然文化革命以雄壮的悲剧开始，其最终结局却是1980年对四人帮的审判，从而以一种没有丝毫悲剧气氛也没有丝毫英雄色彩的喜剧形式落下暗淡的一幕。

与江张姚王等文革的激进拥护者相比，在对文革与毛泽东持不同政见的对手阵营中，汇聚了数十年中国革命所锻造出来的一批政治精英，包括其领袖人物如周、邓、彭、陈等，甚至也包括林彪。其才能智慧，政治意志与品格，皆是无论被置于任何时代都会闪光耀目的人中俊杰与政治英材。②

塑成毛领导的中国革命使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个时代，是中国史上一个英才辈出的时代。百年间中国人才之盛，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战国秦汉之际、武帝时代、两汉三国魏晋及盛唐、宋初、明清之际。③ 但是，相当数量的一批人杰及俊秀，竟纷纷在这场运动中凋零殒灭。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与他们的伟大领袖逐渐离心离德，以至某些政治精英终于在1976年10月以后最终背离了毛泽东。

①　1964年8月6日　，毛给江青一个批件称：“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所说“我的行动”，有认为是指毛原有计划骑马寻找黄河源。但也可能是指酝酿中的某种政治行动。

②邓小平与法拉奇谈话：“毛声称要打击党内的走资派，却把矛头指向一大群老革命家。（1980.9）

③参阅赵翼《廿二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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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曾经追随他多年的党内多数元老的分歧具有深刻的原因，这是一个坚定追求共产主义理念的理想主义者与着眼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实认为民主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更适用于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后者，也就是毛所说的“党内民主派”或“走资派。”这种分歧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渊源，甚至可以远溯五四时代的抽象民主理想，贯穿到延安时代毛泽东与彭德怀关于民主政治体制的争论，以及抗战胜利后党内多数高层领导对“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和平议会道路的向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将党的奋斗目标划分为两期：认为党的近期奋斗目标是新民主义的政治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远期目标才是社会主义；终极目标才是共产主义。实际上，对于多数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远不可及，并不准备为之真正奋斗，他们真正钟情的社会理念乃是允许个人及家庭富裕以及个性得到自由张扬的自由资本主义。但是自五十年代中期的合作化运动开始，毛泽东却大大加快了转向社会主义的步伐。由此开始，党内民主派与毛泽东的政治分歧不断加大。正是这种政治分歧，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①

在文革结束后，党内民主派主导了中国的政治方向。但是，面对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国，人们看到，在毛时代被认为不会发生和可以避免的一系列警告，在当今都已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毛泽东在临终前曾指出，他与邓小平的最大分歧，是在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于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不是一个偶然的话语分歧，它关连着政策的方向及国内外政策的一系列重大选择。②

在革命年代中，共产党成功取得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依靠共产党领导下党与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在毛泽东时代，包括文化革命中，也正是这一稳固的联盟的存在支持了毛与党内官僚阶层的斗争。而在新的时代，当国家为了经济发展而走向资本主义时，共产党为了寻求与外部资产阶级合作的同时，似乎也在寻求自身角色向资产阶级的转换，同时又在国内培育着一个新生资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作为取得政治支持的社会基础。

但是，如果共产党彻底放弃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基础，共产党就将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失去其统治的合法性，国内外资产阶级必然会要求它不再作为共产党而存在（即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党将失去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意义。而在共产党放弃政治统治（即“一党专制”）的同时，整个国家也将由于利益体系的分化而必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今天的共产党正面临着历史性的阶级选择。③

①冯友兰从一个文人的角度，深刻地表述了刘派“守成”及“建设”的思路与毛的“不断革命”思路的差别。1973年冯友兰说：

“当时我的思想是，无产阶级也不能老是革命，革命成功以后，总还要维持现状，稳定秩序。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哲学，革命成功后它就过时了，还得用像我解放前所讲的儒家哲学。我当时的思想同陆贾、贾谊差不多。这种思想就是用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来歪曲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思想认为，我们必须继续革命，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直至国家自行消亡，进入共产主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地主、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这个道理是具有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人所绝对不能理解的。”

②毛泽东1963年在一个批示中曾经说：“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视和承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存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试金石。”

③毛泽东　1963年4月17日　的批语：“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无产阶级其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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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目标，是试图维护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即追求社会正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社会主义就是谋求社会公正的制度和主义，即寻求社会正义的主义。）因此，毛泽东始终追求经济政治的相对平等，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反对官僚特权制度，反对国内外、党内外一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对私有制与人压迫人的制度。

在探讨文化革命的发生原因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必须考虑到的，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真诚信念和试图建立共产主义的宏伟社会理想。他认真地试图在中国土地上首先实现“大同”——共产主义的理想。虽然我们目前无法直接找到毛泽东对他憧憬的“大同”社会蓝图的全景描绘，但是从他1958年至1965年的文论和所倡导的政策中，我们大体可以察出他的如下一些构思：

毛泽东所构想的“大同社会”，这是一个具有行政管理中心（例如“革命委员会”）的工农兵联合组织。（也许应该被命名为“公社”？毛泽东欣赏这个名称。所以他在文革初期一度同意使用“北京公社”、“上海人民公社”的称号——显然以其类比于巴黎公社。只是后来由于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现实，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才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名称）。在这种联合体中，这个社会的分配方式将由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实行直接供给制（各取所需）。在这个理想社会内，不允许管理者作为一个独立分工阶层而固定存在；相反，社会内担任各种不同职务分工的人们应当经常流动和交换职业。若干这种工农联合体组合成一个国家。这种工农兵的联合体，毛泽东认为首先出现在中国农村（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其次是军队组织（　1966年5月7日　批示）和若干大企业（如大庆油田）中。

与马克思相比，毛更重视贫苦农民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主要社会政治力量的意义。因为工人阶级当时在中国人数较少，同时毛认为资本主义的保垒可能从其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1960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就中国国情来说，这一环节当然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不发达、长期保持封闭的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状态的农村。

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与农村在组织、经济和社会上的趋同，并且在这一意义上消除城乡差别。但这并不是使农村通过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演进到城市化，而是抑制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其退化为农业乡镇。他甚至相信这一乌托邦模式最终将可以应用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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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勾勒的草图，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于五十年代后期直到他临终前的著作言论中找到根据。

就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　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称为“5·7指示”。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勾画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轮廊，即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以一种职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文、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

这一年的　8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5·7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说的去做，“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学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从“五·七指示”引申出这样的论断是合乎逻辑的。社论认为，这样的“大学校”一旦建成，“三大差别”就会自然消灭，人人都能成为“多面手”，“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大家都能务工、务农，商品交换也就不必要了。这似乎就是经典作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很明显，“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社会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空想共产主义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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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建立在落后的小型工业和村社经济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不可能不是一种粗陋原始的共产主义，它在现实中是必然行不通的。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念，显示了毛政治思想中依附于手工农业经济这种落后生产力的历史局限性的一面。

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对于六十年代中国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乃是一种历史进步而不是“倒退”或“复辟”。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近代化的工业革命尚未完成，新兴城市中心尚在萌生。社会成员的80%是公社中的农民，虽然已被组织在公社中，其生产方式却仍处在粗放人力与畜力农业阶段，他们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而仍然是近乎古典形态的村社农民。公社那种集体务动、集体分配的形式也并不是什么新的生产方式，相反，却与古代的农村宗法公社和编户村社农民有诸多相似之点。

知识分子除极少数精英分子之外，就其群体而言尚未形成独立思考的个性思想人格和觉醒的自我意识。之所以出现社论及大字报政治语言程式极其贫乏，全民抄“社论”千篇一律，万众一声，正是这种文化个性缺乏的表征。

在这种经济的和社会文化的背景上，根本不可能形成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更高极的生产力和经济组织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型社会体制。

因此，文革必然只能是一场不成熟的革命，革命所造成的社会混乱被自称为“造反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所利用。从根本上看，江、张、王、姚及上海陈阿大一类正是社会中流氓无产者的政治代表，① 他们的真正目标并不是实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念，而是“推翻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让自己取而代之，以乘机窃取权力、特权和私利。因此，这一革命由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文革激进分子的浅薄私欲与权力欲，最终蜕变成一场宫闱权力之争，变成一场以少数人反对多数人的伪革命，并不是以95%反对5%，而是以5%反对95%。革命的敌人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增多，革命的人道目标本身乃至最终竟淹没在大规模群众性暴力和暴行中（极端事件是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这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这场革命之初绝对始料所不及的，也是使他晚年不能不为之深感痛苦和困惑直到抱恨终天的。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历史悖谬？这个问题也许涉及到人类的道德本性和历史中的非人可控性，颇为引人深思。但是，如果不理解毛泽东对于中国和世界未来所真诚追求的共产主义远景草图，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在文革中发动的大规模自下而上的“造反”运动，无法理解他的一系列政策思想，因而根本无法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

①马克思《波拿巴政变记》深刻论述过在近代革命中流氓无产阶级的作用，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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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文革运动是中国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

新中国建国后，中国政治中渗透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马列毛主义）被置于不适当的过高政治地位。对人的评价甚至阶级属性都以意识形态（即“政治思想”）作为第一标准分类和评价，从而意识形态成为支配现实评价现实至高无上的宗教性神圣准则。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体制。文革的大批判运动使中国全部社会生活政治意识形态化达到了极点。①

但矛盾的是，毛在文革中又提倡人民关心国事，勇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鼓励造反和“反潮流”，倡导“四大”和“大民主”，把权威的标准由迷信党组织、社会的集体理性而下放于个人理性。② 这恰恰是启蒙精神的标志！

当外在的权威随造反浪潮被冲垮之后，仅剩下抽象的马列毛思想。但从此之后，马列毛的著作已不再成为只能被盲目诵读和信奉的“圣经”。面对着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惊人反差，觉醒的人们睁开了眼睛，有人要求将意识形态落实于现实，有人则指出意识形态与现实相背离而抛弃了意识形态，如何理解和选择乃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身。（遇罗克、张志新等殉道者及李一哲等都正是这种启蒙精神的最初代表，他们从个人的角度试图对马列毛主义作出新的独立解释。）思想终于冲破了牢笼！而毛本身，又恰恰是这种启蒙与自觉的首倡者！（参看毛1964年与毛远新、王海蓉等的谈话）。在这一意义上，毛是中国的马丁·路德。

在文化革命中，他几乎要求人们破除一切迷信：对党的机构的迷信，对长官（当权派）的迷信，对文化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迷信，以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迷信，甚至包括对毛本身的迷信——他嘲弄林对他的吹捧不过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反对树立对他的“绝对权威”，他认为自己早晚有一天也会“被打得粉碎” ： “那又如何？不过粉碎而已。” 至于文革，他也知道人们“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究竟如何？只有天知道。”

事实是，当这两个最后的迷信也受到动摇之日，一个启蒙的新时代也就呼之欲出了。

①　1966年4月14日　，毛泽东曾对一个文件作出如下批示：“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臂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浦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全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此信对于理解毛在发动文革前夜的文化思想是极其重要的。］

②1966年来正是陶铸提出了“可以怀疑一切”的口号，陶当时的意图是把造反之火引向发动造反的中央文革。有趣的事，毛并不反对“怀疑一切。”从政治上，他认为“搞一点个人崇拜有时是需要的。”但从理性上，他又嘲讽这种对他的崇拜和迷信，说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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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事件后，毛本人永远正确和战无不胜的神话事实上已被打破。林氏“571工程纪要”中对毛及中国政治现实的尖锐批判，尽管当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是作为“反面教材”即作为一种政治靶子提供给全国，但在相当一部分人（包括笔者本人）心中所产生的效果恰恰相反，它唤起许多人对文革运动的梦醒反思和内心呼应。

外在的政治权威和神圣偶象从此开始从神坛上陨落。林彪事件后，一种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新精神（思想解放），正是从这时在一部分政治家和知识界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中涌动萌生。

毛驾驭文革的方向是矛盾的，心情一直是极其复杂而痛苦的，他始终没有找到文革为何必然会失败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在他生前的最后年代中，面对纷纷要求平反的旧部、旧友、旧识、旧交遗孀及子女们的请愿信，面对逐渐一一被揭开的政治性冤假错案，他的感情和内心无疑也在承受着煎熬。

现实逼迫他做痛苦的反省，① 他疏远了江、张、康三人。而对文革中其他直接政敌，只有刘（少奇）、彭（德怀）、陶（铸）三人被置之死地。但对在文革风暴刮起的第一轮中就被打倒的彭、陆、罗、杨，他均网开一面，保留一线生机，不为已甚，于1975年前后均批准释放出狱，予以安置。②（当时他也已在考虑为陶铸平反）1975年初毛亲命对前国民党关押战犯作一次性大赦，又亲命章士钊衰年赴港寻求重开与蒋的和平谈判。试图与生前宿敌和解。③ （此举未果而章氏死于香港）

但反之，对陈伯达王关戚及林派军人，投入囹圄后，毛却始终关押不赦，不闻不问。

批邓后毛命叶剑英退出军委工作赋闲家居，但仍保留其军委副主席职务，以至临终弥留之际乃召唤叶似欲有所托付。他的暮年心态可谓极其矛盾而悲凉。

①毛的这种失悔可通过1974-1975年间的以下批示看出：“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对杨成武案的批示）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信上批：“纪、汪处理。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对刘建章夫人来信批：“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对傅连暲案批示：“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②1973年11月，毛命解除对罗瑞卿的监护。毛说：“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

③毛对此的批示如下：“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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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毛经常因内心苦痛而流泪，他可能在问自己，失误究竟是在哪里？他最终拒绝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尽管他明知邓在“搞复辟”，但仍在某种程度上纵容邓小平纠正文革后果的政策。在文革的后期进程中，毛泽东经历了最深刻的内心感情冲突。

毛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运动的斗争过程（“大风大浪”），观察一批人，考验一批人，审察一批人，选拔出符合他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条件的新的接班人。（在“九评”中毛已提出了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在他的心目中，刘不是这样的人，林不是这样的人，周不是这样的人，邓不是这样的人，江、张以及他一度寄予期望的王洪文最终证明也不是这样的人。在文革最后阶段，在选拔接班人这个问题上，他意识到自己失败了，以至不得不匆匆地在临终前选择一个貌似忠厚老成而且较能为各派所接受的华国锋。但是历史证明这个人选也并不理想。

事实上，对于文革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系统的计划或“伟大战略部署”。他开启了造反的闸门，点燃了火种，然后坐山观斗因势利导，试图将运动一步一步引向他所追求的方向。但在1971年后，他自己也已日益感到困惑和迷失了。

文化大革命积极的一面是摧毁了解放后效仿斯大林模式而建立的官僚主义体制，把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平等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文化启蒙因素深深地播种到民族的精神中。在林彪事件后，怀疑毛而敌视江张王姚激进派小集团的思潮暗流汹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到1976年清明节事变，由于周的逝世，邓的贬黜，被压抑多年的民怨终于在全国范围爆发而起，一个启蒙、寻求改革的新时代至此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毛及其发动的这一文化大革命，以最深刻的历史悲剧的形式，为中国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伟大文化解放的火种！

［毛泽东　1967年3月30日　说：“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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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霍兰·罗斯论拿破仑曾说：

“综观他的一生，这样断言似乎是公正的：他垮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法国人民有什么缺点，因为他们对他效忠始终不渝，连阴曹的判官拉达曼瑟斯也会为之感动流泪；也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将军或政客叛变出卖，因为既有四千万人忠心耿耿，这种叛卖就无足轻重；根本原因在于这个人的性格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泽东的个人创为，没有毛泽东，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巨人中的超级巨人，但毛的反对者或者为毛所反对的刘、林，以及后来的周、邓，也都是一代巨人。在后者的政治主张中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合理性。这种现实主义的合理性就历史发展的逻辑而言，实际是一种难以逆转的现实必然性，甚至强大如毛泽东也无法逆转之。

但是，毛却是一位天才！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洞彻以至试图掌握更遥远的历史未来的神灵。他的洞察与痛苦，他所奋斗的目标，是远远超越于现实之上的。

因此，在尘埃落定的三十六年之后，我们惊讶地看到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转变。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所有这些当时仅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作为一种政治语词出现（没有人真正理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发动文革所欲在历史中加以遏止的东西，而对大多数人在当时则似乎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似乎强不可摧的铁一般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正面与负面的一切效应。

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也许，它的发生的确是一次历史性的错误。但是，尽管资本主义对于现实中的中国已经是一种必然，但它并不意味着一种公正，更不是一种历史正义，也绝不是一种永恒与合理！历史并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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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充满传奇戏剧性的一个伟大世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这个世纪中卓越拔立的三位真正的传奇英雄。这个世纪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最终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达到一个震撼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高潮。但随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乃以九十年代全球社会主义体制的全面崩解，从而转向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动。

但是，历史远未终结。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留下的精神和政治遗产，包括文化大革命，仍然会被人们思索和研究下去。

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根本之点在于，“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静止无矛盾只需要向前发展经济的平静社会。这个社会作为一种中性的过渡形态，它既存在着向前，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进步的可能，也存在着向后复辟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可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存在着极其深刻复杂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中既包涵着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内容，也包涵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对这种矛盾，如果统治阶级、执政党处理不好，则发生动乱、暴动或革命是随时可能的。因此，历史绝不终结。①

①毛泽东已看到这一点。但是他说：“中国(将来)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毛泽东已经把他的革命精神深深地熔铸进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政治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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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在他那部论拿破仑战争包括滑铁卢失败的杰出著作中曾指出：

“尽管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他在治理国家，焕发人民才智和运用战争艺术等方面，完全是超群绝伦，伟大之极。

“他的伟大，不但在于他那些最出色的业绩具有永恒的重要性，而更在于他的始创性以至在完成所有这些业绩中投入了雄伟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遍布他后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纪念碑，虽然饱受狂风暴雨的摧残，却还是宏奇壮丽！

“屈处奴役之下的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人类毕竟不以最高的荣誉授予那些谨小慎微、知难而退、毫无建树传于后世的庸碌之辈，而是把它授予胸怀大志、敢作敢为、功勋卓著、甚至在自己和千百万人同遭大祸之际还主宰着千百万人之心的人。”

这些话似乎更适用于评论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失败了。但是，毛泽东——这个驾驭中国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之人性和生活的人；这个以人民战争的形式领导了二十世纪历史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席卷了数亿人口的伟大国内战争和群众运动的人；这个动员了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伟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营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终极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国的人；这个打破了雅尔塔三强瓜分世界协议、打破了冷战的两极格局，从而使中国屹立而起成为世界之第三极的人；这个导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改变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行动、使西方势力被逐出于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千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作为在青年时代曾身历文革全过程者，此文写就，百感交集，不胜唏嘘。读毛泽东生前所书古咏史诗，乃集其成句为赋三首曰：

（一）

雕阴无树雨难留① ①雕阴，陕西绥州古地名。此借喻陕甘宁。

雉堞连云古帝州

芳草有情皆碍马

好云无处不遮楼

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英雄不自由

唯余岩下无情水

犹解年年傍驿流② ②用毛泽东生前所书韦庄罗隐成句。

（二）

大树无枝向北风

十年遗泣说英雄

浮世到头皆是梦

男儿何必尽成功③ ③用毛泽东生前所书高启罗隐成句。

（三）

朝真暮伪谁人辨

古往今来底事空

忽然搁笔无言说

重礼天台九卷经④ ④用毛泽东生前所书白居易、龚自珍成句。

　2002年10月3日　记于上海竹园

　12月26日　改定于京华秋澄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