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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历史上的官员选拔与培养 -- 种植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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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历史上的官员选拔与培养

    1、春秋战国

    春秋之前,职位以世袭为主。春秋时渐渐出现“士”的阶层。什么是士?就是聘任制的非世袭职业人:读几本书,舞几把剑,有些想法,四处推销自己。春秋时代,士找工作还不太容易,所以有豫让“众人国士”之论。豫让本人的情况是,主公失败了,可以跳槽,但感觉知遇之恩不跳槽,宁肯以死报答。

    到了战国时代,出于竞争因素,游士推销得好可以跨六国相印,推销得不好,只能去做小吏(比如,威名赫赫的马服君赵奢就是小吏出身)。一句话:中国战国时代而非春秋时代大致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士可以直销(游说君主)。比如苏秦,前几次推销失败,就回家头悬梁锥刺骨,刻苦攻读,直到弄清了大战略。也可以投奔贵族,成为门客,门客一般被分配些具体任务,得以锻炼和显现。毛遂,因为没有得到锻炼机会,就很不满意,转而自我推荐,最终证明了实力。战国的游士横行,君主被迫拥彗折节,礼贤下士,和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愚民政策有些因果关系,又构成鲜明对比。

    2、秦汉

    秦是过渡阶段。汉的特点是推荐制(察孝廉)。士在获得高位之前,一般要经过游学和在高级官员府中做吏两个阶段,获得实际能力,后再由高官推荐成为普通乃至高级官员。名士一般会拒绝普通高官的招聘,自显身价。这种人物要么是大人才,成为朝廷的栋梁,要么在实践中漏馅。

    3、两晋南北朝

    九品中正制,根据血统定职位。这时候高级士族一般有自己的土地、亲族、部曲(部曲平时是生产力量,战时是军队的来源),平日管理这些部曲即可获得实践能力。

    但随着时间推移,高级士族不愿参与管理具体事务,忙于饮酒、吸毒、淫乱、玄谈,所以政权逐步落在刘裕这样出身寒门士族的军阀手中。

    北方政权的贵族一般要带兵和管理民政(晚至隋代,陇西李氏-李世民的家族-仍可通过府兵制握有军权),这个过程中可以获得实践机会。北方门阀受了打击(比如崔氏在北方试图评定门阀等级,就搞不成),但仍有一定影响力。寒门知识分子要依附于贵族。

    4、唐代。

    唐代是科举制,广开取士门路。但这个科举制并不是完全公平的考试。要想考试成绩优良,一般还要获得高级官员的认同。所以就要把考完后要把试卷拿给高官们看(行卷),获得他们的认同才有希望录取。这实质上一种变相的考试+荐举制。这个行卷制对于李白之类的人物是个很大折磨(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但比九品中正来得合理些。首先,能通过考试的人,必然具备了相应的文化修养和基本治国理念--也就是基本素质合格了;其次,迫使你去获得高官推荐--那时的高官都是具备实践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至少筛掉了许多高分低能和情商低的人。

    是不是这个方式就完全合理呢?显然不是。毕竟出身寒门的人才要多些,荐举制的残余使得最核心职位仍集中在若干士族阀阅之家--它的优点是,士族阀阅之家的优秀子弟是从小就具备一定行政及社交实践机会的,但坏处是普通人家的优秀子弟很不服气。所以有党争。党争加上宦官、藩镇之祸,直至唐朝灭亡。

    如果混不进科举怎么办?只好进地方官员的幕府。所以韩愈发出“董生怀抱利器,勉之哉”的慨叹。

    5、宋代。宋代之初,军阀战乱持续了许多年,人民不乐读书,读书者不乐仕进,仕进者不乐忠诚。宋朝(尤其是宋仁宗开始)决意尊重读书人,施恩于读书人(整个宋代号称未杀一个读书人),给读书人权力和地位,授权给读书人去管理行政乃至军事体系。慢慢地,一个庞大、成熟的官僚体系形成了。为了给这个官僚体系输送合格人才,许多书院应运而生。在野的学者讲读于书院(朱熹之流在书院教书,而范仲淹之辈在书院苦读),或从事学术著作,其影响力直达朝廷。比如,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整个朝廷谁不知道洛阳有个“司马相公”?读书人的价值观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所以陈寅恪说宋代是中国文治最鼎盛的时代。如果一定用一个词形容宋朝的人才培养机制,那就是朝野一体。

    但是成熟意味着失去锐意进取的动力。军事方面,唐末由于征发灵州等西北各郡汉族壮丁,西北沦陷为蛮夷膻腥之地。宋代因此一直无法收回西北--结果马匹严重不足,导致须以步兵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另外,幽云十六州归于契丹,导致少数民族获得了汉族的持续后勤能力。所以宋朝一直在收缩,直至灭亡。

    6、蒙古灭宋之后,第一次见到文天祥之类的人物,大感震惊。在游牧民族看来,有奶就是娘,有打劫就一起去,打劫不成就四散逃跑--此乃天经地义的事。居然有人要“取义成仁”--放着高官不做,非要自寻死路--整个金国、西夏、花剌子模、阿拉伯都不曾遇到一个类似人物。这种震惊让蒙古人产生了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深深不信任乃至敌视感。所以决定从中亚引来穆斯林(色目人)管理汉人,把汉族儒生打到八娼九儒十丐的最底层--这是臭老九一词的来源,也是元曲发展的外部动力。

    7、明代

    从未见到一个朝代,知识分子象元末那样痛快、彻底、义无反顾地加入农民反抗斗争--象李善长之类的厉害角色,安安静静地在朱元璋帐下做文书。朱元璋偶尔发了句牢骚:“四方战斗,何时定乎?”这个文书居然对出了以下有水平的话:“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朱升之类的“广积粮”老儒,刘基之类的“卖柑者”望族兼神童,如雨胼集。甚至还有元朝为了招降朱元璋,派来了户部尚书张昶做使节,朱元璋动员了一番,张昶居然也就把体制内的财政部长辞了,安心从事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道尽了明朝政权的合法性。但鞑虏好驱逐,如何恢复中华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

    九十多年屈辱匍匐于蒙古铁蹄和穆斯林官员的敲诈勒索之下,宋代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阶层已不复存在。九十多年失去政权,读书人的行政经验也基本失去。相反,色目官员在中华大地那种完全没有廉耻、不顾明天的疯狂贪污却巍然成风。为了扭转这股色目官吏带来的贪污歪风,朱元璋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对抗腐败,超过60两就剥皮之类的不是奇谈。其结果就是人们不乐仕进,官员很缺,上朝如诀别一般。由于官员太缺,甚至不得不用判了死刑的官员判决案件,判完案件,官员和被判决的囚犯一起押赴刑场一并斩迄的奇闻(但相对应的是洪武时代没有一起民变,同时政府财政收入稳步提高)。

    虽然彻底恢复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已经不太可能,但恢复科举制度是必须要做的。朱元璋推行了标准化的科举考试,即八股文。八股的特点是公平,从教材、参考书、考试范围、答卷、考场规则到阅卷评分都超级公平。寒门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几率更大了。副作用是明代的士大夫多数成了只会八股、但“钱谷瞠目不知、刑名瞠目不知、兵事瞠目不知”的高分低能书呆子,许多还性情偏激(有如海瑞风格的愤青),酿成了“大礼议”这种无聊事件,君臣之间的关系僵得无法收场--在汉代,早有若干大儒轻轻松松从《春秋》中解释出一番道理,让各方面的面子都保住了。这些八股出身的书呆子派到地方去,无非是收收公粮,判判案子,但置于朝堂之上决策帝国大政方针就太危险了。于是不得已,翰林院就充当了八股优等生再教育的机构。

    翰林有几个优势:(1)没有具体职责,有的是时间观察和学习(当然有些时候承担些修史和监考职责,但修史本身就是高度政治性的职责,监考只是短期出差而已);(2)能够接触大量档案资料,了解行政、财政、国防的历史和发展动向;(3)熟悉朝廷人事关系(上至天子、内阁,下至中低级官员),象张居正,还担任了国子监祭酒--这是个相当于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所以明代的翰院是内阁的备选机构。

    8、清代

    清代大体继续了明代的方式,把翰院当作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就像忙总刚刚提到的曾国藩,他在翰林院干了那些事呢?简而言之就是拜了倭仁和唐鉴两位老师。倭仁讲的是理学道德修养,唐鉴讲的经世济民的实用之学。除了经过河南话(倭仁是开封籍的蒙古人)和湖南话(唐鉴是湖南善化人)的洗礼,曾国藩还通过了道光帝的记忆力测验。道光帝觉得这个人靠谱,就连续提拔他,十年之间七次升迁,级别升了十级,37岁就做到礼部侍郎(那时候中央政府才有6个部)。道光准备把他作为留给太子(即咸丰)的高级储备人才。所以曾国藩嘴上不说,内心以咸丰帝的社稷臣自期。于是,咸丰登基之初,曾国藩同学以从二品大员之身,就连上几道言辞尖锐的奏折,从皇帝私生活到用兵之道到官场流弊统统指责了一遍(看了曾国藩的奏折,我认为当时的他可以定性为专业级愤青),其中《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气得咸丰没读完就把折子摔在地上,当众说要杀他,众人力保才保住脑袋,从此曾国藩吓得再也愤青了。但是,清朝的江山确是由这个曾经愤青过的翰林保下来的。

    清代又和明代不同。明代重内阁,所以翰林备选内阁;清代重封疆,因此翰林备选督抚。林则徐、陶澍、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沈葆桢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全是翰林出身,其余数不胜数。

    但是,到了曾胡李的时代,翰林威望到了顶点,也就免不了走下坡路了。随着京师风气的败坏,翰院也不能免俗。翰院成立清流横议朝政的基地。张之洞和张佩纶都是其中有名的清流翰林。在朝廷的局域网上,这两人发帖最多,骂人最凶。偏偏慈禧这个网管,很相信这两个热血沸腾的清流翰林,觉得这样的人才是新生代的曾胡李。她哪里想到同样是翰林,但曾胡李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光曾国藩就兵败试图自裁过两次,其余的没两把刷子也早殉国了。于是张之洞和张佩纶都很轻松得到了高位。事实证明,老太太对了50%,错了50%。张之洞不光笔头来得,实践也来得,眼光更是来得,成了清末名臣。张佩纶却在马尾目睹南洋水师被法军“点名”,吓得屁滚尿流,逃跑而归,成了清廷永不录用的弃臣(李鸿章居然不嫌弃他,把小女儿嫁给了他。张的孙女就是张爱玲--其天才、颓废、细腻的文笔和亡国贵族堕落、自恋的心态将征服无数不懂历史的文学女青年)。

    中法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清流派的彻底破产,翰院作为其大本营,威望急剧下跌,再也未能恢复,为百日维新中废除翰院埋下伏笔。但可怜的慈禧老太太还在继续犯错。她从信任清流,转向清算清流。她对康、梁这样的半瓶子醋维新派半信半疑,就纵容小皇帝试了试,发现不好使,随即又发动政变,杀了戊戌六君子。由于西方公然支持光绪皇帝的维新派,她转而信任极端保守派,极端保守派就祭出了义和团这个大杀器,激起庚子之祸。她看到义和团又不好使,就转而把屠刀对准义和团。庚子事变,慈禧西狩归来,由于朝廷的威信已荡然无存,1905年,她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但宪政变成了一场闹剧。结果,在这个能干的家庭妇女顽固试错过程中,清朝的末日不知不觉到来了。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取才用才之道,大致来说价值观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儒家最看重的,也是儒家的强项。熟读了儒家经典和二十四史,不可能不接受中华的价值观。只有元代和两晋、南北朝一度对价值观抓得不严,这两个朝代政局烂得一塌糊涂。

    但除了价值观之外,实践机会和取才范围之间是个矛盾(其实用tension这个词更准确些)。过于强调实践机会,就往往把选才范围限制在贵族或者官僚小圈子内;过于强调考试公平,则须放些高分低能进来。

    具体朝代来看,春秋战国重自我推销,可谓游士横行;汉朝通过察孝廉(孝和廉都是价值观),又通过游学和充当小吏的实践培养;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唐的科举辅以行卷(有一定的门第残余色彩);宋代优待读书人,讲究制度化(即韦伯所说的国家官僚主义),形成社会重文化、尚读书的风气和朝野一体的人才培养机制;蒙古引入外族人才;明、清八股科举+翰院制。上述都是人才选拔之道。

    假如要给各朝代的选才制度排个优劣次序(春秋战国不算统一朝代,更类似于近代欧洲),我会选:

    汉代(重价值观,重社会性教育,重实践)>宋代(重价值观,重社会性教育,重制度化,但缺点是轻军事)>唐代(重价值观,重实践,重野无遗才,但还有重门第思想的残余,人才多是“救时之相”,党争也比较厉害)>明清(重价值观,重考试公平性,在翰院小范围培养高级人才,但考试和实践脱节)>晋、南北朝(重门第,价值观口头说说而已,道德沦丧,有实践机会而拒绝实践)>元(引入色目人管理汉人,拒绝汉化)。

    民国以来及当代,在此就不多说了,只引用一段高阳先生小说中对清末皇族内阁一事的侧面描写:

    由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为韩国志士安重根被刺殒命的消息,占了报上许多篇幅,以致张(之洞)府丧事的风光,就显得逊色了(注:据说载沣去探病,张之洞说怕激起民变,载沣随口答了一句“有兵在”,张遂不治)。

    开吊那天,自摄政王载沣以下,叫得出名字的王公大臣,无不亲临致祭,磕完头、吃完素面,不想走的吊客尽可找熟人聊天,或者欣赏挽联,令人赞赏不绝的,不知凡几,但令人瞩目的,却是荣庆的一副:“生有自来,死而后已;斯文未丧,吾道益孤。”

    “我看,最后一句要改两个字。”有人说道:“汉人益孤。”

    “何以见得?”另有人问。

    “你看,戴红顶子而掌国政的,尽是旗人。”

    果然,数一数十二个部中,汉人只得四个尚书,宗人府、内阁、军咨处、筹办海军处这些衙门,更是旗人的天下。

    “两位老兄,”有第三者插口:“不是汉人益孤,是旗人益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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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汉代制度就是开放性太强,所以被董仲舒祸祸了

      汉代察举制度也包含了后来科举制的内容,他们不固定的也会举行一些考试。

      郎官选拔标准一个是有钱,一个是有势,一个是有才,还有一个是家世清白。

      这个标准十分开放。

      能挣钱,是本事。

      有势力,也是本事。

      有才,更是本事。

      家世清白,一方面是可以信用,另一方面,这说明世代都有点本事,可以在社会规则范围内生活。

      开放度非常高,结果到了董仲舒,来了个以儒学考核,表面上是一下实现了官员后备军思想与皇帝思想的统一,实际上是曲线救国,使门人操纵了国政。

      从董仲舒之后,历代都有人尝试用各种导向性极强的标准来选拔和教育人才。好处是产品质量统一,坏处也是产品质量过分统一。

      从董仲舒以后,察举制里的考试内容逐渐加强,最终形成科举制,逐渐形成的是工业时代标准化流水线式的人才选拔培育机制。

    • 家园 我以为,还是唐朝选任制度更牛一些

      唐代有的是有才之士(尽管有些无德),而且注实践,同时一定程度上向门阀倾斜,也让门阀子弟有盼头,否则老子辛苦一生又是为了什么?

    • 家园 共青团与翰林院

      共青团早期不是翰林院,因为打天下的老家伙太多,都没办法安排.

      后来就成了翰林院.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有一种传统延续性,中国人的民族性和政治文化,内部斗来斗去,最后必然会形成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有时放到几百年或上千年的视野中,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是没有改变的.

      比如共青团与翰林院

      比如皇相之争,与,党政关系.

      比如军机处,与,书记处.

      内府 与 外相.

      督抚制度.

      说实话,我觉得除了中央以外,中国现在的基层包括省及以下的制度设计,还比不上明朝以前政治制度设计.

      我们现在的省市县乡,完全是按照军队军师团营管理方式设计的,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地方上需要分权制衡.

      如果考虑到现在的党内民主,中央委员们的重要作用,现在封疆大吏们可能是中国地方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权在握.

      尽管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 家园 这个比例贴切但也不完全相同

        科举进翰林院可不容易。首先要通过秀才、举人、进士三级考试。一甲进士(3人)直入翰林,状元授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编修(正七品)。

        还有庶吉士,就是在新科进士中再行选拔,以《尚书·立政》篇中所云“庶常吉士”之简称名之,在院学习三年后再试,合格者留院,称留馆,余者外委为他官。但因曾就学于翰林院,世人对不能留馆之庶吉士也以翰林视之。

        二三甲进士则通过考选庶吉士才得入翰林,称为朝考。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合格者由皇帝亲笔勾定,称“钦点翰林”。为了防止冒滥现象,还在会试与殿试间增设复试,复试合格者方准参加殿试。另外,对已经跻身翰林者,创立大考制度加以监督和激励。制度之严格、措施之细密可知一斑。

    • 家园 请问这个“官”是指朝廷命官吗?

      因为我个人的印象,一直到唐朝,幕府的行政权力还是很大的,到宋朝开始“开幕”逐渐成为仪式性的。而有权力的幕府可以实授官职,这些人是官,但是因为是为幕府直接服务的,又承担了很多吏的职责。这样的官吏不分也成为了有效的行政实践的培养手段。

      例如汉朝的大将军和东晋的北府那样的。这也是我喜欢汉朝选官制度甚于明朝的原因之一。当然教育普及上明朝更优,不过我也许更应当感谢造纸术+印刷术而非科举?

    • 家园 先生大才,但结论好像有点问题

      问题在哪里,一时想不清。先想到的一点是:您把事物静止化了。

      一个人当了领导,可以在工作中学会工作。我觉得你没有考虑一个官员的“全(政治)寿命监督成本”,选了谁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啊。

      这个监督,我个人意见,一个靠“考试(铨叙)”(就是组织部每年评鉴+民间风评,我在《李锅》里说过),一个靠舆论。这个方面不管,一味聚焦于第一步,意义不大。只执着于第一步,正常年景,可以尽量搞个四平八稳的选官方法出来(中外没有任何一种体系是完美的),一旦兵慌马乱急就章,没有后面的实事求是体系,李云龙也得推出去毙了啊。

    • 家园 八股文也没那么差吧,感觉和今天的申论比也差不多

      第一场,史论5篇: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这是最后一次科举的试题,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不一定能答好。

      • 家园 能通过八股考试智商是不低的,问题在于实务和情商

        有个笑话,北大两名新文化运动旗手蒋梦麟(著名教育家,师从杜威)和陈独秀见面。蒋说,我可是清朝秀才。陈问,你是什么秀才?蒋说,我是策论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陈说,我是八股秀才。蒋赶快说:失敬失敬,我这个秀才不如你那个八股秀才值钱。

        八股考试照样选出了很多很优秀的人才--象张居正这样的神童,和左宗棠(举人)这样大器晚成的人物.....但问题是,明清没有汉代那样的实习制度,儒生考试成功就做官--胥吏,即世袭的书办把握基层政权的数据和具体执行,和官员关系犹如竞争对手。

        八股又把考试和参考书范围限制得很死板,不允许妄自发挥,不像宋代那样文治鼎盛,在书院中学习可以得到许多大思想家的熏陶。

        也不像唐代那样保留了些士族的参与,阀阅之家的子弟,自幼即见习政务处理和社会交往,个性不会被束缚那么死。

        • 家园 明朝前期监生与科举并举

          监生是有实习的,读书与实践并重,出过一批名臣。但是监生不如科举官员能抱团,后来渐渐没落了。

          印象中宋朝似乎有宰相必须有外放经历的规定,到了明朝就成了只有翰林才能入阁。窃以为这是一种倒退。

        • 家园 问一下,历史上,全国考试八股只是一部分。不能说完全限制把

          印象中,明朝考试,除了八股,还会考一些公文什么的,没有一些实际经验的,是考不过的。全国考试单凭八股就能过关的似乎没有吧。

          而且考分优秀的是进翰林,这个实际类似参谋部。也可以算见习期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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