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工党在其他领域也在加紧行动。托尼.克罗斯兰是一位干劲十足的前伞兵，休.盖斯克的崇拜者，在这段历史的早期他曾发动过针对社会清教徒主义的反叛，还写过《社会主义的未来》这本著作。他在书中号召广大左派接受消费社会与混合经济。在1965年，他这位格林斯比的议员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工党新星，他为人富有魅力，抽的是平头雪茄，言语粗犷，当然最出名的特点还是他对公共教育体系毫不留情的抨击。他最近刚刚迎娶了十分美貌的离异美国记者苏珊.凯特琳，添了两位继女并搬到了诺丁山居住。此时这里早已不再是暴乱之所，而是成了言情电影的拍摄地点。威尔逊任命他为教育局长，此前威尔逊曾邀请克罗斯兰的朋友与竞争对手罗伊.金肯斯做这份工作，他的孩子上的是私立学校。接下来的两年克罗斯兰将会成为英国教育史上最有争议、最受人辱骂与崇拜的大臣。他的妻子苏珊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笔法之细腻流畅在所有描写二十世纪大臣的书里面无出其右。但是她在书中也留下了克罗斯兰说过的几句话，从此以后这些话就和他的名声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令后世读者感到庆幸的是，她身为记者的习惯压过了她身为回忆录作者为传主讳的本能。这番对话发生在他们家的某天深夜，克罗斯兰刚刚和教师工会的人吃了一顿大耗心神的晚餐。饭后他踏着令人不安的步伐上了二楼。

“他在我们的卧室门前停下了。”

“‘晚上好，你最好到我们的书房来一下。’”

“我放下小说，知趣地下了床，心里琢磨着他这么晚了究竟生的是哪门子气。”

“‘就算我再干不了别的，我也要把英格兰每一家欠操的语法学校废掉，’他说，‘还有威尔士，还有北爱尔兰。’”

“‘怎么没有苏格兰的事？’出于纯粹的好奇我这么问道。”

“‘他们的学校归苏格兰事务大臣管，’然后他就开始嘲笑事务大臣在清除语法学校方面有多么无能。”

到了1965年，战后将儿童分为未来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与苦力——黄金、白银与生铅——的做法已经彻底破产了。私立学校或‘公学’依然繁荣，将全国大约5%的拔尖儿童吸纳进它们排斥大众的校门之内。至于剩下那95%的孩子，自1944年起公立学校就在理论上分成了三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只有两等。大约四分之一的学生进的是提供传统学术教学的语法学校，以死记硬背与纪律严格著称。其中最富盛名的是179所直接拨款的学校，这些学校完全独立于中央政府，而且通常有着各自的强大传统——例如曼城语法学校，哈伯戴什的阿斯科学校与艾利斯特里学校，还有伯明翰的爱德华国王学校。这些学校都有着悠久的校史，在当地根深蒂固，搭配有全套的制服、校徽与校歌。聪明一些的孩子一般就会进入扩张中的大学，日后成为专业人士。与这些学校并列，氛围同样传统但在独立性与社会地位上逊色一筹的是1500座普通语法学校，由地方政府维持。

对于剩下的四分之三接受国家教育的儿童，等着他们的是二等现代学校。二等一词可谓名副其实，经常在建筑物质量以及社会地位上得到显现。正如一名作家在1965年注意到的那样，所谓“现代”已经成了“不够聪明”一词饶有趣味的委婉语。此类学校中有相当一部分条件十分恶劣，教职员工人手不足，建筑陈旧老化，除了考试的时候之外校内基本没有学生，而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都会在15岁的时候离校就业。1964年的大学入学考试中（1），学生总量占英国儿童数量72%的现代学校共通过318人，而占儿童总量5%的语法学校共通过9838人。第三类学校是自1944年起步的技术学校，教授各种支援对德前线所需的具体实用技术。但是此类学校很快就遭到了遗忘。因此全国所有在11岁时参加“11+”升学考试（2）的儿童都会面临一条一刀切式的、公开存在的两分法鸿沟。当时的升学考试还是以IQ测试为基础，人们相信这样能科学地测量学生的智力。那些成功进入语法学校的孩子们当中有很多都极不情愿地与昔日的小伙伴们就此别过——例如乔治.贝斯特（3）与尼尔.基诺克（4）就是无数此类儿童中的代表，他们出于逆反心理将自己的学校时光花在了逃学与捣乱上面。大多数未能通过测试因此只能就读于二等现代学校的孩子中有许多人一辈子也没能从失败与拒绝的打击中缓过来。约翰.普雷斯科特（5）永远都无法忘记自己的兄弟通过了考试并且得到了一辆自行车做奖励，没能通过考试的自己只得两手空空。家庭出现了裂痕，兄弟姐妹成了仇人。

任何教育体系都有自己的问题，大多数问题都与某一阶段的不公平有关。学术选择与考试既要求学生失败也要求他们成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末期，不满意见越发高涨起来。IQ测试的可靠性远不如一开始的预期，每年都会有相当可观的60000名左右少数学生进入错误的学校，不得不向上一级或下一级学校转学。不同的教育当局在语法学校与二级现代学校的比例上差异极大——主要是由于地理因素而非考试因素。战后婴儿潮当中出生的儿童已经到了适龄阶段，需要教师队伍的扩编以及教学建筑的扩建来加以应对。英国上下到处都是陈旧不堪的教学楼，教师队伍也存在着60000人的缺口。急着到处找经费的教育当局认为综合学校可能会省钱。追求公平的社会主义者们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反对“11+”升学考试，克罗斯兰就是他们当中久负盛名的一员。不过许多立场明确、从未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中产阶级家长们也同样反对“11+”制度，因为他们的孩子没能进入语法学校。伴随着如此巨大的压力，教育当局——即各个地方政府的议员，而不是国家级的政客——早在保守党执政时期就开始推进无差别入学体系或者综合性学校的建设。托利党与工党的市政府都这么做过。保守党教育大臣，党内左派分子爱德华.鲍耶爵士（5）发现到了1962年英格兰与威尔士总共146家教育当局中共有90家正在向综合学校转向。*8*

所以当克罗斯兰接手后，从那时起就争议不断的教育体制大改革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了。已经出现了以瑞典为模板的综合学校。这些学校规模庞大，建筑透亮，设施现代化，十分为人所称道。第一家此类学校是伦敦东南布莱克希斯的基德布鲁克学校，该校早在1954年就接收了2200名女生。全国各地的语法学校纷纷发动了反击，尤其是在布里斯托与诺丁汉这样历史感厚重的城市。但是就全国而言语法学校正在一路丢城失地。克罗斯兰的做法加速了这些学校的毁灭。在教育部历史上最著名的传阅文件10/65号训令中，他并未强行要求各地教育当局建设综合学校，而是邀请他们这么做。他并没有给出硬性的综合学校建设指标或者语法学校关停指标，而是只向综合学校提供政府新建学校拨款，从而大大加速了改变的进程。

到了1970年威尔逊选战选战落败之时，三分之一的儿童在综合学校就读，全国只有8家地方教育当局还在固守着老式教育体制。教育改革继续大张旗鼓地推进着。爱德华.希斯对自己出身的语法学校抱有很深的感情，承诺终止欺压地方当局破坏语法学校的行径。10/65号训令得到了理所应当的撤销，希斯还任命了语法学校最热情的支持者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教育大臣。她及时地放话反对未来的进一步变革。但是接下来呢？撒切尔女士在职期间一共收到3612份兴建综合学校的请求，她仅仅拒绝了326项，入学综合学校的儿童比例翻了几乎一番。工党掌权时这一数字是32%，而在这位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官员手下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2%。她的一位传记作家直白地指出，“尽管她本人成见深重……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任期间批准综合学校以及关闭语法学校的数量都是之前或之后任何一位教育大臣所比不了的。”*9* 身为首相的希斯为了保住他曾经就读的贝克斯利语法学校进行了艰苦的抗争，他指责托利党地方当局为了省钱用联合综合学校取代男生语法学校与女生语法学校的做法。他也承认，“这股潮流极其强大，但是事后回顾起来我还是希望当初选择性学校的众多支持者们能够在事态无法挽回之前再斗争得更有干劲一些。”*10*

推销综合学校的方式总是充满了矛盾，威尔逊对此总结得很精辟，他承诺要提供“面向所有人的语法学校教育”。考虑到语法学校的本质就是只招收最聪明的孩子，上述说法可谓搞笑之极。但是威尔逊的话反映了深深植根于家长与众多工党选民心里的想法，也就是对“优秀教育”的热情，换句话说就是在纪律良好的环境中进行的传统教学，而这种教育方式又被普遍与语法学校联系在一起。毕竟许多其他国家都有传统式的、甚至是死记硬背式的单一政府教学体系而非基于学术能力的分校制度。如果德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以及瑞典人都能成功，那英国人怎么就不行呢？

对于综合办学实验来说最为不幸的是，这一运动恰好赶上了从传统教育向所谓儿童至上教学的转型。长期看来这可能比任何教学体系的结构重组更为重要。传统教育理论将儿童视为空罐子，有些大得令人满意，也有些小得令人失望，教育的目的就是向每个罐子里倾注一定量的事实与价值观。而新式教育观则将儿童视作魔术盒子，里面塞满了各种惊喜，需要仔细地除去包装纸。也许另一个更富有生命力的比喻用在这里更合适：小树苗需要浇水松土，而不是捆在棍子上剪枝。这两种观点在看待人性与社会秩序方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哲学层面上来说两者的分歧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那里，但现在却在这一时期的英国教室里以有形的方式爆发出来。传统的面向黑板成排摆放的课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贴心地围成半圆的椅子。学力不同的儿童在同一房间接受教育以便他们互相学习，这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与无聊。讨论主题取代了清单，语法节节后撤，创造力步步推进。教师开始穿着非正式服装并鼓励学生直呼其名而非尊称先生女士。体罚在公立学校以及七十年代宽敞透亮的综合学校中彻底消失了。校规在现代化的气息中放松了下来。精英学生们依然主要在私立学校就读，接受着父母以及祖父母曾经接受过的教育。但是全国上下上百万家长对此大摇其头并有了别的想法。八九十年代针对综合学校的高涨敌意大多数情况下真正针对的是跟风式教育，在几十家师范院校中整理成形的六十年代精神。

克罗斯兰的遗产远不止综合学校。就像撒切尔一样，他很舍得在教育上花钱。早在托尼.布莱尔上台之前很久这两人就认为投资税收的最好方式是“教育，教育，教育”。他尤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扩张，兴建了30所综合工艺学校来作为大学的补充。这样做是为了发展技术以及实用方面的高等教育，德国与法国的学生们都能享受到这种教育，但更为陈腐而学术化的英国大学在这方面则很不幸地有所欠缺。他的做法自然令大学十分不满，因为他们也想扩建。罗宾斯报告（6）提醒整个国家，目前英国只有5%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相比之下美国是25%，法国是12%。扩建大潮已经开始涌动，从最时髦的苏塞克斯大学到实际用料多为混凝土、花岗岩或玻璃幕墙的所谓“红砖”大学，从利物浦到布里斯托，从阿伯丁到南汉普顿。但是克罗斯兰坚持着当时十分流行的观点，即英国需要以德国为榜样兴建更多技术与工业学院，这远比开办大学更重要。英国必须摆脱“对大学地位势利逼人、等级森严的迷恋。”*11* 最后风水轮流转，综合工艺学校与其他学院都将获准自称为大学。但是当时克罗斯兰的意识形态看来正好与他推进综合学校的运动不相上下，这是对陈旧传统的激烈攻击，为的是迎来一个更为高效而平等的新英国。

或许威尔逊执政时期最值得令人骄傲的教育成就就是开放大学。这一做法前所未有，最早于1962年由曾参与起草工党1945年宣言的麦克.扬（7）提出倡议。最终成形则要归功于珍妮.李（8），一位苏格兰矿工的女儿，比万的遗孀。开放大学一开始也被人称为“空中大学”，其目的是向无数没有机会走进校园的人提供大学教育。李坚持开放大学要提供严肃而有分量的学位课程，由声名显赫的学术专家讲授。这一被当时保守党斥之为“一派胡言”的做法意在利用电视与邮政服务提供从科学到历史再到法律各个领域的学位课程。这是战后政府最成功也最自由化的举措。批评者们一开始说这种做法不够精英化，后来又说它勾引了太多的中产阶级妇女。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中期，开放大学在英国所有大学教育质量排名中名列第5，英国总共已有2百万人接受了开放大学课程，其中60万人得到了学位。人们都说这是威尔逊执政期间取得的最大成就，他对此也的确十分支持，但是珍妮.李才是那个与无数委员会奋力较量使其成真的女英雄。

至于克罗斯兰，他接下来还会担任环境大臣并在1975年警告开支过高的地方当局“派对已经结束了”。但是工党的高开支本能在七十年代的经济风暴中遭到了毁灭，他政治哲学中的轻松与乐观也一去不复返。1977年时他依然想担任财长，某天晚上他在一场晚宴中与身边的女宾就欧共体问题进行了一场据他事后声称几乎令他气绝的谈话，之后不久克罗斯兰就因为中风去世了，终年58岁。

（1） http://baike.baidu.com/view/88669.htm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11-plus

（3）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439.htm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il_Kinnock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Boyle,_Baron_Boyle_of_Handsworth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bins_Report

（7） 外链出处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nnie_Lee,_Baroness_Lee_of_Asheridge

工党上台后面临着困难的经济策略选择，在工党执政期间这些选择将会把工党折磨得苦不堪言，到了70年代末工党再次让位的时候已经基本上被这些选择压垮了。威尔逊，财长卡拉汉以及其他高级大臣在1964年10月的第一个周末拿到他们上任以来的第一份简报时就意识到了面前棘手的两难处境。仅仅看表面文章的话，英国经济表现还不错。通货膨胀率依然低下，尽管还在不断上升。失业率相对较低。生产力相当可观，尽管已经落在了竞争者身后。罢工的确是个问题，英国在世界市场份额的萎缩也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所有的选民都希望看到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目光长远的新政府拿出手段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官方简报里面披露的问题则要严重得多。托利治下的英国花费过度，不得不依靠借贷度日。在广大债权国尤其是美国眼中，英国的收支平衡正在越来越让人无法放心。长期看来，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振兴英国经济，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抵消通货膨胀效应。工党已经有了主意——进一步加强中央计划并且通过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但是这副药方需要时间才能见效，而时间并不在工党这一边。

选举结束后卡拉汉在一个周五的晚上来到了唐宁街，半路碰见了他的前任，性情随和的托利财长里奇.毛德林（1）。据说当时毛德林胳膊上挂着大衣道歉道：“给你留下这么个烂摊子真是不好意思，老伙计。”他指的不是办公室的陈设。财政部的官员向卡拉汉递交了一本500页的打印材料，总共49小节。材料显示托利党遗留的赤字问题远比预想的要严重，大约有8亿英镑，材料还建议他马上下狠手削减支出并提高税收，哪怕这样做将会给当时依然充当着“世界储备货币”的英镑带来持续的压力。这个消息可谓坏得无以复加。工党在选举时就承诺要建立更为慷慨的福利体系，提高养老金，增加教育拨款等等。眼看这堆豪言壮语就要打水漂。广受瞩目的国家级项目，例如与法国共同开发的协和式超音速客机项目，也面临着下马的危险。英格兰国家银行行长克罗默勋爵（2）一直被工党大臣视为反动分子，他坚持必须加大通货紧缩的力度，钢铁行业重新国有化之类无关紧要的工党计划必须马上放弃。威尔逊不得不放出狠话，说他不妨立刻进行选举，题目就是“英国谁说了算”，这才把他压制下去——这一论调日后人们还会有所耳闻，但是在1964年这句话的意思是民选政客与银行家谁在英国说了算。这一切都让新官上任的执政班子大为震惊，甚至还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多年以前就已经放弃浸礼教的卡拉汉现在又开始了祈祷。

削减支出与增税的问题暂且不论，眼下工党还面临着另一个无法回避的抉择，即是否将英镑贬值从而为英国赢得从头再来的机会。1964年选举后的周六威尔逊、卡拉汉与布朗私下碰头时完全不考虑英镑贬值的可能性，他们视其为英国的国耻，对持有英镑的穷国来说过于残忍，对于依然被人们与1949年贬值风波联系在一起的工党来说更是找死。英镑保值、开支削减以及增加税收各方面的压力令工党疲于招架，而他们唯一的应对就是——进一步的计划。正如我们所见，保守党早已接受了这个想法。毕清对铁路系统大刀阔斧的改造就是这种铁腕手段的早期事例。与此同时，“蠢驴会”也在工党上台3年前就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工业家与工会领袖团聚一堂，成立工作组并达成解决方案以促进增长——在出口、个人消费、政府开支以及资本投资等等方面都是如此。在毛德林手下，托利党也尝试了价格与收入的自愿限制以及国家计划。

简而言之，就是一切向法国看齐。六十年代初期的巴黎是政客们眼中的时尚中心，正如同那些穿着黑色高领毛衣、整天都在威斯敏斯特以北一英里的咖啡吧里泡着的垮掉一代将巴黎的哲学家、电影工作者以及歌手当作时尚的代名词一样。法国的社会体系并不像苏联那样借助生产定额与指标，而是采用“指示性计划”的方法，即国家为特定的行业、地区与产品提供经费与原材料供应，同时责成银行为新工厂与新技术投资。这一切开始于战后满目疮痍的1947年，发起人是一位白兰地商人的儿子，日后的欧盟之父简.莫奈（3）。15年后，法国拥有了全新的铁路及道路系统，激进而高效的城市规划令乱七八糟的英国城市相形见绌。从喷气战斗机到汽车，从工程设计到塑料制品，法国在科技方面看起来比自己的老对头要成功得多。但是英国搞不了法国政治精英那样干脆痛快的集中制，也没有一个年轻而自信的技术官僚集体，而戴高乐总统战后改革所创造的精英教育体系则可以为法国批量培养此类人才。英国有得是相互猜忌的产业巨头与工会领袖，寥寥几位经济学家，还有一个高度独立、相当反制造业的股票市场。保守党执政时期美滋滋的增长数字一经面世就得到认可，然后就与实际情况八竿子打不着了。政府完全无能为力。

有人也许会认为工党在为掌权做准备的时候会注意到这方面的情况。乔治.布朗刚刚吞下工党领袖竞争失利带来的苦涩失望就立刻又做起了新的美梦，梦想自己能担当一副全新的重任，成为英国经济的统帅。他在工党党代会上称，托利党大麻烦在于他们并不真心相信统筹计划，这已是为什么托利党的计划不成功的原因。根据乔老大的说法，不信则不灵。如今信仰还能不能令高山动窝暂且不论，但至少能令工厂与产量数字活动一下。战时统筹者哈罗德.威尔逊明确表达的也正是这种对科学与专业主义模糊、欢乐而又天真烂漫的信仰。悲剧的是，专业主义——更别提科学——正是此刻所缺少的要素。布朗希望掌管一个管理一切的部门，就连财政部也要听他调遣。正如许多工党人士一样，他相信财政部保守到了僵化的地步，必须要为经济失败负责。正如他本人日后所写的那样，“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是扩张主义者。”想要对付自信的财政部，英格兰银行以及难免牵连在内的股市算得上是莽撞之举。如果想要成功，一定要有老谋深算的周密筹划。但是工党的内政委员会却在1963年急三火四、毛手毛脚地拼凑出来一个成立新部门以管理经济的计划。人们对这个这个部门的称谓不一，例如经济扩展部、生产部以及最后公认的经济事务部或者DEA。DEA的工作细节，它与财政部的关系，甚或这个部门的具体职权等信息在任何一份单独的文件里都找不到。最终布朗与威尔逊两个人在一辆出租车的后座上就成立这个部门达成了最终一致意见，车子此时正在深夜里行驶于伦敦某饭店与下院之间不长的一段道路上。布朗日后一反常态地承认，“真可惜我们没有先设计个精确的‘蓝图’来确定我们究竟想要什么。”*3

与此同时在财政部那边，几颗最聪明的头脑正在计划如何挫败布朗的蓄意政变。接下来的情节简直就是从《是，大臣》的场景里直接搬出来的，大楼里面画了一条分割线，布朗和他的DEA只分到了几间凌乱的空房，一个职员也没有。为了了解经济近况，布朗新任命的私人秘书汤姆.考科特不得不把重要的经济文件偷出来送到布朗家里供他研究。布朗原本打算招募的许多关键职员在他还没能伸手之前就被一阵风似的调任到了唐宁街或者财政部。要人没人，要信息没信息，要设施没设施，总之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文质彬彬的抵制，考科特甚至被迫偷着拿了台打字机好办公。不过尽管遭到种种欺凌打压，布朗最终还是拉扯起来一套班子并开始运作。凭着一腔热情他很快又拿出一个细节更丰富的国家计划。但是没有财政部势力操作下对税收与支出控制的全面监管，他除了抖一抖个人威风之外也基本没什么别的手段。越来越气急败坏的布朗祭出了突袭战术，时常令人猝不及防地造访白厅，而且往往摆出一副气势汹汹黑云压城之势。他打破白厅条例，坚持要求为他扯一条私人电话线直接通到他的办公桌上，绕开办公室转接这一步。不过公务员集团可没这么好对付。考科特给邮局打了声招呼之后就在布朗的专线上安了窃听器。为了确保办公室知道他什么时候出门，他们还在他的门上偷偷连了一个报警器，以便在他出门的时候派人跟着。

毫无提防的布朗又把原来那帮工业家、工会领导以及公务员拉到一起来打造英国经济奇迹的新提案，这个提案比托利党的版本更详细，但同样缺乏发力点。他的第一招是编排了一份“意象声明”，要求产业双方自愿接受工资与价格控制，在他上任头一年就拿出了一整套国家计划，在英国各地都建立了经济计划理事会。一位满怀同情心的传记作家称其为“一项了不起的个人成就，为了这个结果他付出了超长的工作时间，打破了所有的规矩，为了获取必须的支持，他持续不断的对别人软硬兼施，最终拖垮了他们。”*4* 无数次对着官员大吼大叫，无数次搜寻着财政部藏起来的重要文件，此时的财政部将DEA这位可能的竞争对手称作“到处找事部”。问题在于布朗完成这场交易马拉松之时经济状况已经十分糟糕，根本无法进行自愿控制。财政部就这样在DEA还没起步之前就将其挤入了冷宫。

内阁大臣兼日记作家克劳斯曼早在1964年12月就因为英镑在缺乏经济战略的情况下遭受持续增长的压力而忧心忡忡。卡拉汉与布朗都在私下里表示当前局势已经无望。工党对包括退休老人在内的支持者做出的承诺早已没钱兑现。克劳斯曼记述道，“英镑依然遭到蚕食，我感到内阁既不坚定也不稳定，因为我们缺乏中央领导，缺乏优先意识，缺乏必须的掌控感。的确，我们有威尔逊这样了不起的人，也有布朗这样的好人……但我们依然缺乏连贯一致的强大控制，也就是真正的政策。”*5* 日后自己也成为财长的罗伊.金肯斯记录下了类似的评价。只要英镑与美元相比还算贵，“世界上随便一点什么事就能造成英镑危机，应对危机的唯一方法就是急匆匆推出新的一揽子通货紧缩措施，看上去毫无战略章法可言。”*6*在开支削减摧毁了原来的增长目标后，DEA就这样沦落到了孤立无援、随波逐流的地步。布朗在1966年调到了外交部，DEA在经历了一番击鼓传花以后最终落到了威尔逊的直接个人控制之下，他在某天半夜被自己心爱而淘气的金毛犬帕蒂吵醒后突然想到了这个主意。这一招也没用，DEA最终还是寿终正寝了。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ginald_Maudling#Bloody_Sunday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Rowland_Stanley_Baring,_3rd_Earl_of_Cromer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an_Monnet

老张与老邱

画外音：尼玛坑爹的希特勒啊……

艾德礼

竞选中的艾德礼

选举得胜的艾德礼

新三巨头

艾德礼夫妇和那辆为艾德礼保住首相之位立下头功的小车

英国议会史上还没有哪个时间段得到过1964-70年威尔逊执政时期那样翔实的记述。当时两位最重要大臣罗伊.金肯斯与丹尼斯.希利的自传在同类作品中堪称佼佼者。此外政府里还有三位既有文采又能秉笔直书的日记作者。理查德.克劳斯曼（1）掀开了内阁保密制度的盖子，芭芭拉.卡斯特成为了工党历史上最有能力的女性政客，而托尼.本的日记对大时代的描述更是出乎其类。威尔逊本人算不上了不起的作家，但是他也留下了一部关于政府的长篇巨著，充满了繁杂的细节。卡拉汉也如法炮制。当代政治史上最优秀的两名传记作家本.皮姆洛特（2）与菲利普.齐格勒（3）都曾以威尔逊为题材。当时的所有重要政治人物都有质量上乘的传记，至于曾与他们打过交道的助理、文宣人员、律师、报业人员、外交官与后座议员们的回忆录更可以摆满一个书架。此外还有大量理论书籍，内容大多是讨论威尔逊是不是苏联间谍，以及包括军情五处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极端团体为了逼他下台都做了哪些图谋与尝试。所以与之前任何一届政府相比，我们对单个大臣们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彼此的矛盾纠葛有着更细致的了解。而在那之后的各届政府当中，只有撒切尔政府曾得到过如此详尽的记录，尽管当时的日记作家远远算不得一流。

但是在这片言语之海的潮涨潮落中，起伏不定的主人公们看上去依然十分模糊。人们常说斯大林在苏联权力斗争中上位的轨迹是一片灰色的空白。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威尔逊。他出身于哈德斯菲尔德一个古板的底层中产阶级家庭，少年时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了学习与童子军活动，在牛津不声不响地做了几年扎实学问，获得了奖学金但是一直与光彩照人的政治圈子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后来他成了一名学术派经济学家以及战时政府的公务员。信件与同代人描述中的他面色苍白，小心翼翼，一本正经——很有能力同时很不招人待见。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为许多人当过私人文秘，包括贝弗里奇，克里普斯与道尔顿，收集数据，整理论据，每晚负责给办公室锁门。他作风老成，二十几岁就留起了八字胡，希望能看上去成熟一点。但是正如我们所见，他很少得到信任。他早年曾吹牛说自己小时候上的学校里孩子们穷的连鞋都买不起，这也为他带来了滑头的美誉。

当他与比万于1951年一起辞职的时候，许多人都认为他不过是在投机而已——他已经看清了艾德礼大势已去，并认为工党要向左转。人们贬损他为“比万的小狗”，但是他在自己的辞职演说中足够精明地为自己留下了日后重返内阁的后门。在惹恼了右翼之后，他又因为时隔不久就施施然地重返政府而遭到了比万一派的记恨。后来左派逼他与休.盖斯克作对，这下他完全被恐惧淹没了。克劳斯曼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对威尔逊极尽威胁，连推带拉，这个可怜的琉璃球只得在原地滴溜溜的打转……”。六十年代早期他在威斯敏斯特形单影只，右翼厌恶他，左翼鄙视他。但是他天生的数字能力以及不断提高的语言能力使他一直保有竞争力。盖斯克突然死亡之后，没有了比万的左派也只得将威尔逊推出来。

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之所以能当上首相是因为哈洛德.麦克米伦疾病缠身并且满腹心机。哈洛德.威尔逊之所以能当上首相是因为乔治.布朗（4）是个酒鬼而且全无心机。布朗满心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他是个极有才华的工人阶级子弟，出身于伦敦南部一个卡车司机的家庭，通过工会运动崭露头角，趁着1945年艾德礼选战大胜的势头进入了内阁。两道黑粗眉，一张红圆脸，双眼冒杀气，他很快就成功奠定了自己少壮派大臣以及杰出演说家的形象。他有时十分粗鲁，但也可以展现富有魅力的一面。在盖斯克去世之后他看上去成为了党内中右派眼中理所当然的继任者。根据托尼.克洛斯兰（5）的说法，问题在于布朗同时也是个“神经质的酒鬼”。换句话说工党现在不得不在“恶棍与酒鬼之间”做出选择。布朗不光饮酒无度而且还性情多变，日后他自顾自怜的咆哮，爱玩突然消失的习惯，可歌可泣的坏脾气以及频繁到令人瞠目的辞职威胁都令他获得了传奇式的名声。有一则关于他酒后出丑的故事（很可能是编的）称他有一次在秘鲁参加招待会，已然不胜酒力的他走向一个全身红装的修长身影要求与其共舞。他的要求遭到了当场回绝。于是他义正词严地抗议道，自己是大英帝国及英联邦事务国务秘书，凭什么不能有幸与您共舞一曲？红衣人答曰原因有三：其一，你喝得不省人事，酒气令人作呕；其二，此刻播放的音乐不是舞曲而是秘鲁国歌；其三，我是利马的红衣主教。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布朗在威斯敏斯特那边是个什么形象。但是酒鬼本来很可能战胜恶棍，要不是卡拉汉也决定参选的话。他参选主要是受了威尔逊一派的鼓动，结果则是分散了反对威尔逊的选票并遏制了布朗的势头。最终威尔逊以144票对103票轻松战胜布朗——此时工会与党内活动家在这种问题上还没有发言权。

获胜之后，威尔逊的声誉以今天难以理解的方式迅速攀升。之前所有的软弱动摇，两边下注，机会主义与欺骗伪装此刻都得到了原谅或者至少是遗忘。报纸高呼他是政治新星，专业领域的年轻专家，机智超群的演讲师，趁势而起的英才。这些年来威尔逊的演讲能力的确有了很大进步，他应对倒彩的手段尤其为人称道，这门本事在公开会议与倒彩横行的年代很有用武之地。他编排了一整套攻击麦克米伦与休姆之类低难度目标的刻薄演讲词，而且随便一张嘴就是一段模棱两可但却振奋人心的语录。“工党运动要么是一场圣战要么就什么都不是。”“我们需要腹中有烈火、心中有人性的人。”但是他的政治理念以及策略依然因循守旧地坚持着传统路线。他相信英国管理不善，落后于时代，但是也相信中央计划可以解决问题，最好是由他这样语法学校出身的技术官僚制定的计划。56岁的他此时已经算不得年轻了，因此他经常摆出一副有道长者的做派。他一直声称自己偏爱啤酒而非香槟，三文鱼罐头而非熏三文鱼，HP牌调味酱而非其他任何品牌（6），而且为人也比较安静内向。他在性问题上似乎很拘谨，内心里依然是个卫理会童子军，在很多方面都与这个时尚的、乐于冒险的年轻英国扯不上关系。那么他究竟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呢？

一部分原因可以简单归结于阶级。他的孩子上的是私立学校，他们家也的确住在汉普斯特。但是威尔逊的外在形象是个普通人，伊顿子弟长期掌权之后他的出现无异于一股清新的空气。他就是那些在社会其他领域出人头地之辈的政治代表——例如那些穿着粗呢夹克，讲解金斯莱.艾米斯（7）小说的讲师，在银屏上挤着鼻音讲笑话的大卫.弗罗斯特，还有在“查特莱夫人”听证会上慷慨陈词的讲师理查德.霍格特（8）。他没有架子。他冷静的无理作风令无数人为之解颐。在一个依然由老一批人掌权的世界里，他是个聪明的新人，而且打心眼里相信自己比老一辈要强。自然，威尔逊不是政治圈子的局外人。他也是白厅里的一把老手，当年还陪同贝弗里奇一起前往莫斯科与华盛顿进行贸易谈判。到了上位的时候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成为了另一路局内人。但是他甚至把这一点都转化成了自己的优势。英国之前经历过一段自我怀疑的时期，部分原因是因为腌臜不堪的普罗富莫丑闻以及人们对于旧统治阶级道德水准的不信任，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经济衰退。威尔逊在宣传方面的高招在于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这个国家需要将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权阶级一扫而清，并以坚决而“目的明确”的现代化统筹取而代之。威尔逊面前摆着两条路，一边是极左社会主义者，另一边是上游社会的资本家。如同30年后的布莱尔一样，他走上了第三条道路，一条听上去无可辩驳，振奋人心但同时也有些含糊不清的的道路。这条路的名字叫科学。

威尔逊在1963年工党党代会上进行了自己最著名的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承诺要发动一场科学革命，要达成这一点首先要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即将在这场革命的白热烈火中锻造而成的英国将不再是过时方法与束缚原则的容身之地……那些一心想要控制我们生活的人们将不得不学习与使用科学时代的新语言。”当时苏联的旅伴一号卫星刚刚升空，共产主义俄国展现出来的科学实力令西方世界既着迷又戒惧。威尔逊说他认真研究了“苏联在科学家与技术人员教育方面，尤其是科技的工业应用方面对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身为民主的追随者他拒绝接受苏联人的具体做法，但是“我们必须将民主制度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调动英国人民所有尚未发掘的潜能与未经利用过的能力，来确保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果把针对苏联的过时恐惧替换成针对中国或印度经济发展的当代恐惧，那么威尔逊的这番说辞，以及其中对于荒废而缺乏教育的劳动力的强调，与21世纪新工党政府的口径惊人地相似。

对于威尔逊来说，问题的答案早在艾德礼政府时期就得到了尝试。国有制与国家统筹可以终结私有制的效率低下。大学将会得到扩建，国家主导下的研发项目将在规模上大为提升，甚至还出现了一家国家扶持的化工财团。他对托利执政时期停停走走的需求管理政策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工党将要对供应端进行改革，包括提升教育质量与增加科研投资。威尔逊在战时加入过煤炭部，被煤炭业设计过一整套合理化方案，40年代末他还是英国商会的主席。这是一位老式公务员的愿景，但是这套设想与工党内部旷日持久的左右之争不乏暗合之处，而且听上去十分现代化。自17世纪晚期以来，“科学”二字总能马到成功。

威尔逊不久即将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实现计划经济。尽管他对托利党一贯口诛笔伐，但是托利党在这方面早已进行了自己的尝试。1962年，邓禄普（9）、费伦蒂（10）之类现代化、科学化的企业与工会代表和白厅官僚们坐到的同一张桌子边上，召开了第一届国家经济发展理事会（又被人戏称为“蠢驴会”）。工党很快就会发现，乐观言论与预测本身一点用处也没有。60年代初托利党在工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研究学习的经验，例如他们曾试图达成价格与收入方面的自愿协议并失败（？），还为了解决地区性失业问题而对整个行业进行调控。但是对于威尔逊来说，将托利政权嘲讽至死的战术乐趣要比仔细研究唐宁街上的制胜之道更为重要。

威尔逊在工党内部夹缝中左右逢源的身段看来算不上什么英雄事迹，但是他的确因此养成了下手无情的作风。他把这一作风毫无保留地用在了保守党头上，编排了许多不甚公道但十分搞笑的段子来攻击休姆，说他理解不了经济问题，除非用火柴棒摆着看，还说他家是过气的贵族，休姆本人是家里的第十四代侯爵（不过首相大人当场温和地回击道，他认为——要是仔细想想的话——威尔逊先生也是威尔逊家族的第十四代威尔逊）。威尔逊胆大妄为与越发自信的风格被许多人归因于他的秘书玛莎.威廉姆斯（11），日后她的名字会成为派系与丑闻的代名词，但是在威尔逊的团队里她是一位忠诚且才华横溢的手下，尽管有时有点难以捉摸。团队里的另一位成员新闻秘书乔.海因斯（12）认为她拥有“极其优异的政治头脑——同一代妇女中找不到比她在这方面更出色的人。”她经常对威尔逊大吼大叫，好像他只是个淘气的小学生。许多人都相信她与威尔逊有染。“威尔逊这人真逗，”麦克米伦有一次评论道，“居然把二奶养在唐宁街10号里面，我的二奶都安顿在圣乔治森林那边。”还有人说她有一次见到威尔逊的夫人玛丽，并直言不讳地告诉第一夫人自己多年以前和首相大人上过床，“而且我很不尽兴。”她本人一直否认这种说法并且多次聘请反诽谤律师（成功地）起诉重复这些故事的记者。（13）尽管如此，自从威尔逊去世后许多人依然变本加厉，断言俄国人用他与玛莎的婚外情来勒索他提俄国办事。这一点很不可能。米特罗欣档案（14）看来还了他一个清白。可以确信的是，正是玛莎为他鼓舞士气，鞭策他再接再厉，在他欺负人的脾气恶化到无法忍受之前，很可能正是她使威尔逊成为了一个比没有她的情况下更优秀的政客。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Crossman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Ben_Pimlott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Philip_Ziegler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Brown,_Baron_George-Brown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Crosland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HP_sauce

（7） http://www.ilf.cn/Appr/17378_1.html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Hoggart

（9） http://baike.baidu.com/view/186128.htm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Ferranti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cia_Falkender,_Baroness_Falkender

（12） 外链出处

（13） 最近一次是在2006年，玛莎奶奶起诉BBC并胜诉，获得赔偿金75000英镑。外链出处 此外据说《是，大臣》当中有一集就是根据她的真人真事改编的。（自己猜是哪一集）

（14） http://www.dzs.cc/c146662--5

十三年的托利党统治——在哈罗德.威尔逊看来是一段荒废的时光——结束后的十五年里，现代英国经历了一场崛起与衰落。“现代”二字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个国家在1964-79年之间所形成的外在事物，这些事物中有很多今天还丝毫未改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高速公路与大规模汽车经济，混凝土建筑，摇滚乐与商业街。这两个字还意味着对规划与管理的信仰。这是实干家的时代，这些人出身语法学校，自信于自己的智力，卷着袖管从不听废话。他们要把陈腐的老一套一扫而空，不管是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来的庞大铁路网还是爱德华时期白厅的豪华政府办公楼，战史悠久的军团还是联排住宅，戏剧审查制度还是反同性恋与堕胎的法案，旧式硬币还是拗口的乡间地名。一般来说大就是好。与分别接受优等生与劣等生的学院制相比，大型综合学校效率更高。几百家工会将要融合成若干头庞然巨兽，人们只能记住它们名称的首字母。小公司将纷纷萎缩合并，留下的空间将被大型集团公司占据，这些大家伙们作风无情，运用得是最先进的科技与美国的生产线。英国将不再是一个小而独立的贸易国，而是要加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集团——欧共体。这就是当时管理层的自信，这股自信将会在七十年代摔个粉碎，永远无法复原。

这一时期只有7个人曾真正掌控过英国政坛。其中有3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爱德华.希斯（1）与詹姆斯.卡拉汉（2）；还有两位重要工党政客足可以与首相并列，丹尼斯.希利（3）与罗伊.金肯斯；还有两个越发身居管理层之外的批评家，分属左右两翼，艾诺.鲍威尔与安东尼.韦奇伍德.本，也就是托尼.本。这几位之前都曾上场露过脸，但是接下来这十几年才是他们真正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前5位圈内人里面没有哪个出生于富贵人家，其中4个——威尔逊、希斯、金肯斯与希利——是语法学校出身，至于卡拉汉的出身还要艰苦。除了威尔逊是公务员出身以外，剩下几个人都有过参军经历。这几位都是见过大世面的聪明人，浑身洋溢着受训行使权力、而非生来身居高位之人所特有的活力。尽管他们的观点多有出入，但是总体来说他们都认同马克思主义会摧毁自由，日后多遭非议的自由化自由市场则会带来混乱与不平等。对他们来说，开明的政府管理是最后的崇高理想。

这些人的作风更加强硬粗犷，和日后更加如履薄冰的政客们相比，他们对取悦媒体没有这么大的兴趣。他们都是风风火火的人，随时准备动粗，尤其是对彼此动粗。他们的语言在私下里往往过于直接，有时在公开场合也会冒出几句。希斯将要公开谴责“资本主义不可接受的狰狞面目”，而希利则要让最富有的人群“在痛苦中哀嚎”。这些人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当时的英国社会。这是社会流动性大为增加的时代，整个国家都充满了小哈罗德与小泰迪（4），出身中产阶级下层或者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凭借经商、上大学与搞专业迅速出人头地，他们对这样的领袖充满敬佩。威尔逊谈到要用科学技术改造英国的时候，他的听众包括成千上万名全都穿着统一流水款式粗呢西装与法兰绒裤子的工程师与经理。希利许诺欧洲大陆将为英国工业开启一片新天地时，董事会与办公室里早已挤满了白手起家的人们，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卡拉汉的工人阶级爱国主义以及保守派本能与上百万工党选民相一致，他们一方面支持工会，另一方面也认同皇室。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人已经过时了。六七十年代的英国正在向一个更加女性化、性感化、逆反化以及消费成瘾的社会转变。政治人物普遍年事已高，跟不上潮流，只能通过自己的子女来勉强与时代保持一点接触。最终他们也许也会扎上一条褐色调的休闲领带（5）或者穿一件大翻领西装，但是他们的言谈举止依然会暴露他们的本质，一群更为传统而保守年代的过来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六十年代早期就是五十年代的延续。英国依然是一个工业国家，明面上也还是世界强国，英国的未来取决于工厂中大量出产并出口的汽车，引擎，洗衣机与其他电器，英国的重要城市都遍布着工业革命留下的遗迹。当权者的代表例如警察，教师，法官以及所有的家长，这些人依然保有从战时流传下来的半军事心态。因此他们也就成为了喜闻乐见的嘲讽对象，频繁出现在阿兰.本奈特的戏剧，《每日快讯》上吉尔斯（6）的漫画，以及约翰.克里斯与大卫.弗罗斯特反映从公交司机到外交官员等各色人物的电视小品里面。这些一脸严肃，留小胡子与的人们正在丧失阵地，但是看上去他们依然大权在握。这个小小岛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改变，移民改变了例如约克郡与伦敦西部这样的纺织业城镇，尽管这对一般人的生活尚未造成什么显著影响。从服装到汽车的设计风格越发明快活泼，人们的审美观开始逃离战后不久的严肃古板风格，年年都有新气象，但是这并非革命，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国家正在变得越发孩子气，越发尊严扫地。战前欧洲知识分子们发起的高雅而纯粹的现代主义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影响力。T. S. 艾略特的英国天主教式的肃穆以及芭芭拉.赫普沃斯（7）庄严凝重的雕塑风格已经过时了。在电台的驱动下，震耳欲聋的摇滚与流行音乐将古典音乐逼得步步后退。尽管这一说法有点大而化之，但是还是可以比较靠谱地说，更简单且更易于接受、更适合大众市场消费的艺术形式正在取代精英艺术，后者的听众、观众与读者都受过教育且更为集中。在这些年里也还会有人自觉地发起塑造新精英，将大众隔绝在外的运动。这种事从来都有，从奇特而自大的现代艺术理论到法国与美国出口过来的超高难度无调式音乐。但这一切不过是主流中的一点涟漪，只有在大城市与大学里才能得见的小小水涡，而主流则朝着更容易、更明快、更甜蜜的方向前进着。

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两位叛逆，艾诺.鲍威尔与托尼.本，可是既不容易也不甜蜜。他们与剩下的5位圈内人士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自己也在这一时期的圈子里混过几天。鲍威尔在1968年发表了反移民演讲之后被驱逐出了托利影子内阁，本不断加强的激进主义则使他在七十年代后期成为了傻了吧唧的社会主义大魔王。这两个人都反对围绕在身边不断壮大的消费主义社会，并有着更高的追求。鲍威尔的浪漫梦想是一个更老派，更粗犷，更大鸣大放，独立于欧洲大陆与帝国框架纠缠之外的英国。本则追求一个平等共和的社会主义英联邦，由毫不利己、一心为公、富有科学精神的人们所领导。

这两个愿景都需要以英国的独立与自给自足为前提，这一点完全与当时的大势背道而驰。两个愿景都十分怀旧。鲍威尔倾听得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回声，本则梦想着清教徒革命。两个人都从围绕在自己身边，不见容于主流政治的人群中汲取营养。对于鲍威尔来说这些人是伍尔弗汉普顿无可奈何地看着外国移民在身边落户的选民以及被红头文件与税收淹没的小店主。对于本来说，这些人是克莱德或米德兰工厂里的激进工人代表委员会成员以及他的子女的同龄人们，反对越战游行中的抗议者。从舰队街或者广播电台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都无关紧要，走得都是死路。但是鲍威尔实际上是日后撒切尔掌权时代的先知，而本所代表的激进左翼主义差一点就彻底控制了工党。

（1） http://baike.baidu.com/view/353052.htm

（2） 外链出处

（3） http://baike.baidu.com/view/5382368.htm

（4） 泰迪是爱德华.希斯的绰号

（5） [URL=]http://www.google.com/search?um=1&hl=en&q=kipper+tie&bav=on.2,or.r_gc.r_pw.&biw=839&bih=565&ie=UTF-8&tbm=isch&source=og&sa=N&tab=wi

[/URL]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l_Giles

（7） http://zixun1.blog.163.com/blog/static/11516105201010222362332/

艾德礼的新耶路撒冷沦陷之后与六十年代正式开始之前，英国的故事基本上就是各色小帮派与内部团体彼此争权的戏码，有远见的个人说话基本没人听，公众的声音就更别提了。理解了这些人脉网络，就等于理解了当时的英国政治。对于托利党来说，公立学校与牛剑大学的校友录就是掌控权力的电闸。战后的经济发展使得派系政治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个英国最终还是垮了下来。从苏伊士事件到不断增多的经济危机信号，从效仿法国集中经济的不成功尝试到面对社会文化发展动向的无能为力，从间谍丑闻，普罗富莫事件到讽刺幽默的兴起，等等。最后麦克米伦在“长刀之夜”中彻底结果了这个英国。在这场大屠杀之前，依然有人认为赛马会成员，拥有整条河流、可以垂钓大马哈鱼的世家大族，伊顿校友录上的名字们，这诸色人等可以维持英国的权威与自信，尽管帝国正在解体，经济也不景气，他们总能团结在一起共同进退。很明显他们不能。

旧权威彻底崩溃的标志是麦克米伦的因病辞职，以及骨瘦如柴，和蔼可亲并且稍微有点秀逗的休谟勋爵接任首相之职成为连续第四位托利首相。英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亲不亲阶级分，因此造成了许多笑料。这次的戏码是一场漫长且最终取得成功的法律大战，开战者是一位左翼工党份子斯坦戈特勋爵，人称安东尼.韦奇伍德.本，今天我们都叫他托尼.本。他宣布放弃贵族头衔。他在法庭上取得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托利党。下院很有几位托利党人是公认的取代麦克米伦的热门人选，首先是拉博.巴特勒。但是放弃贵族头衔成为平民进而成为下院议员的可能性意味着另外两名声名显赫的保守党人士现在也可以加入到首相宝座的竞争当中。一位是黑尔什姆勋爵（1），此人既聪明又受欢迎，而且没有架子，麦克米伦对他很有好感。另一位就是休姆勋爵。麦克米伦的病情比他自己以为的要轻许多，但是他即将卸任的消息还是将一贯彬彬有礼、沉闷乏味的托利党代会搅成了一锅歇斯底里的开水。黑尔什姆勋爵宣称自己将放弃爵位参选，但是接下来又用一场粗鄙而露骨的自吹自擂彻底毁掉了自己的形象。麦克米伦很快就将他排除到了考虑范围之外。有人说他不希望看到一个在任时间太长的继任者，因为他还有杀回来的打算。拉博.巴特勒的演讲十分糟糕，以致有人怀疑他究竟想不想竞选首相。他有着了不起的头脑，在托利党内人望甚高，但是他就是缺乏所谓的杀手本能。他的众多支持者之一艾诺.鲍威尔曾经说过他是那种拿着枪也不会扣扳机的人。麦克米伦则毫不留情地称他“没有刺刀见红的胆色”。在伦敦，依然卧病在床麦克米伦派遣了众多党内要员前往两院议员，党内职员以及选区主席那里“探听口风”。这种极其不科学的调查方式最后将休姆勋爵的名字推到了麦克米伦的面前，麦克米伦又将这个名字呈交女王御览并得到了女王的首肯。休谟勋爵随即放弃了贵族头衔，在当时还算听话的苏格兰托利选区赢得了递补选举并顺理成章的搬进了唐宁街10号。

一直担任麦克米伦外交大臣的休姆勋爵是一位广受欢迎但处事低调的人，他的政治生涯可以一直追溯到张伯伦与慕尼黑协定时期。当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将他全盘否定。巴特勒当年也是一位绥靖主义者，黑尔什姆勋爵有一段时间也未能免俗。实际上这是当时托利党内的主流意见。不过休姆与新时代的精神似乎完全相悖，他是典型的松鸡狩猎式托利党人，但同时又缺乏麦克米伦那种狡猾的强硬手腕。他不仅是个大老爷，更糟糕的是还是个和气的大老爷。这一招激怒了许多托利党人，尤其是黑尔什姆与倾向自由派的麦克劳德。同样怒火冲天的还有鲍威尔。这几位都拒绝在休姆手下工作，报纸称他为“呆小症患者”。在《观察家报》的一篇著名文章里，身为编辑的麦克劳德对保守党“魔法圈子”缝补将就的行为大加抨击。他以毁灭性的笔触指出，麦克米伦及其手下，包括笛霍尔勋爵（2），珀勒男爵（3）以及圣埃德温侯爵（4）在内，“9个人里有8个都是伊顿出身。”

随着事态的发展，休姆成为了一名比哈洛德.威尔逊预期中更为难缠的对手。一位与他同届的伊顿校友西里尔.康纳利（5）曾经这样描写过这位新任首相：“他为人优雅慵懒，生来享尽顺境与赞美……要是在18世纪他在30岁以前就会成为首相，他看上去完全不谙生活的种种艰辛。” 休姆证明了康纳利的错误，至少在通向首相宝座的这一路上以及上位后的权力斗争中他的表现都颇为不俗。他还将在1970-74年重返政府担任希斯的外交大臣，最终得享高寿，成为托利党内广受爱戴的庄严老人。但是作为60年代初期的首相他已经落后于时代，成了一尊完美无暇但不合时宜的老古董。麦克米伦在他递交给女王的辞职信草稿里不经意地指出了这一点，文中他喜滋滋地将休姆称为“旧式统治阶级精华的代表人物”。到了1964年，这个阶级已经完蛋了。正如威尔逊所说，“我们生活在喷气式飞机的时代，但是统治我们的政治理念却停留在爱德华时期。”

不过从理论上来说，在这个小团体驾驭的、霉腐不堪的世界对面，在所有的言语与着装之后，工党与托利的区别并没有他们一向鼓吹的这么大。工党内部也充斥着彼此竞争的帮派与网络，经常因为利益而耍些连横合纵的手段，日后很是令工党出丑。工会还是由老一批右翼份子把持，他们为了保住权力经常花样百出。白厅的掌权者是寥寥几位精英俱乐部成员，受过超一流牛剑大学教育的阶级主义者，穿着条纹长裤，竖着笔挺的领子，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精英人士都更加精英。自由党在他们富有魅力的领袖乔.格里蒙德（6）领导下一直置身于五十年代权力小圈子之外，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在托利执政末期的递补选举中能取得如此令人侧目的成果，尤其是在康沃尔、威尔士以及苏格兰地区。他们给人以现代感，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阶级的痕迹，尽管格里蒙德本人也是伊顿出身，与曾经一度气派不凡现在却无故寿终正寝的老派自由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苏格兰与威尔士，国家主义政党正在向家长主义者们发起挑战。不过当安东尼.桑普森出版他的《解剖英国》一书时，他在书里插入了大量图表来向读者揭示这个国家封闭而裙带纠结的组织建构。这本书是他漫长职业生涯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足可以与同时期的另一位记者亨利.费尔利（7）创造出的“既得阶级”一词在力度上一较高下。

当然，社会发展到相应程度就一定会出现当权阶级。法国搞掉了自己的天主教世家，迎来的戴高乐时代知识精英的统治；德国企业家们同气连枝，共同开拓着世界市场；甚至美国都有常春藤联盟以及与华尔街和华盛顿联系紧密的大家族。但是在民主社会精英需要名望才能生存，他们要在各行各业取得尽可能大的成功来维持自己的权力。英国精英们很明显未能通过这一考验。尽管新式大亨与众多大型创新公司的出现，英国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还是远远落在了其他国家后面，她在国际市场所占的份额也在急剧缩水。尽管遭受了一系列的外部冲击，从印度独立到苏伊士危机，从英镑贬值到武器系统的失败，再到法国拒绝共同市场加入申请，这种种打击都未能使这个国家从根本上偏离其原有的前进方向。在私下里，公务员与政客都承认问题很严重，一个个忧心忡忡。在公开场合，在麦克米伦与休姆治下，人人都摆出一副志得意满的架子，正所谓天下太平。

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乐土消逝的年代比其他国家过的好一点呢？英国人购买新车与涌入新兴超级市场的势头没有遭到革命、入侵以及战争失利的打断；英国的政治丑闻不过是一出轻喜剧，而意大利、法国以及东欧此刻都深陷在更为黑暗的政治漩涡当中。当英国最终做出改变的时候，其力度之轻柔与结果之无谓都令人诧异。在政经圈子之外，一个崭新的国家正呼之欲出——一个色彩明快，时尚流行，不再如此五大三粗的国家。一瞬之间，似乎一个配得上这个新兴国家的新政府也出现在了人们面前。不过理查德.克劳斯曼在1965年1月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参加丘吉尔葬礼的时候却有另外的想法。“啊，我身边围绕着怎样一群行将就木的上流人士。高龄的将军，鸡皮鹤发的老妪，来日无多的贵族。这群人全都大限临头，我恐怕工党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感觉就像一个时代的结束，或许还是一个国家的结束。”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uglas_Hogg,_1st_Viscount_Hailsham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ginald_Manningham-Buller,_1st_Viscount_Dilhorne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Oliver_Poole,_1st_Baron_Poole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Hicks_Beach,_2nd_Earl_St_Aldwyn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Cyril_Connolly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_Grimond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Fairlie

政治讽刺在乔治时代曾经大为流行，也曾在帝国的全盛时期失去锋芒，现在它又全副武装地杀了回来，从鞭辟入里的报纸漫画与舞台剧到追求一时轰动的《侦探》小报等等形式不一而足。人们很容易就会将喜剧视为一场英式橄榄球赛中的球，穿越底线就是这个球唯一的目的。五十年代《狗腿子》节目的两百万固定听众是下一代喜剧演员得以发展的关键。他们的表演风格越来越刁钻，诸如乔纳森.米勒（1）与彼得.库克（2）之类的新人走上了前台。《狗腿子》将球传给了《出格秀》（3），《出格秀》传给了巨蟒剧团的《飞天马戏团》，巨蟒又传给了《小不列颠》，直到裁判员举起旗子宣布过线得分为止。每一代的喜剧都继承并发扬了上一代的特色。在当时，唯一能与斯派克.米利根一较高下的是彼得.库克，他还在上学的时候曾经将自己创作的剧本寄到BBC，米利根看过后还请他来伦敦一起吃午饭。将来将会创作出《飞天马戏团》的喜剧演员们此时也都是库克一伙的铁杆粉丝。但是喜剧的本源一直在不停变化，米利根以及其他众多亲历战火的老一代喜剧演员与下一代的真正区别在于年轻一代的创作源泉将会是公立学校。假如当年拉博.巴特勒遵从本能废除了教育体系中的阶级结构，这个国家的喜剧面貌将会大为不同。到了六十年代，蜂拥进大学校园的中产阶级下层与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将会对国家的氛围造成极大的影响，但是眼下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私立学校。这些学校的条件一般来说都比较凄惨。战后的紧缩年份意味着没有暖气，难吃的食物以及匮乏的现代化设施，生活中充斥着生硬的惯例与恼人的等级制度，其中大多数都能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

彼得.库克的学校是牛津郡的莱德利，这里基本就是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家常便饭的体罚，冷水淋浴，层出不穷的校规连衣服扣子怎么系都有规定，强制性的集体体育活动，一点小错就会招致曲棍球棒伺候，校园暴力屡见不鲜，教师们根本不加制止。这一切逼迫着像库克这样聪明但好欺负的孩子苦练模仿与吐槽来转移校霸们的注意力——就库克来说，日后的英格兰曲棍球队队长泰德.德克斯特（4）也是欺负他的人之一。库克的传记作家，同样身为知名喜剧演员的哈利.汤普森（5）记录下了库克关于如何通过引人发笑的方式来避免挨打的解释。用汤普森的话来说，“这么多年来，英国喜剧一直受惠良多于一代代公立学校的校霸们。”*58* 《侦探》杂志的主编理查.英格拉姆（6）最早在斯托波利中学磨练自己的喜剧才能。在这里新生被称作“douls”，也就是希腊语中的“奴隶”。每天早上都要先洗个冷水澡。穿衣规则同样繁琐，仅仅是围巾、领带与马甲的颜色搭配与扣子的系法就足以令人头晕脑胀。全全体学生都要参加越野长跑，学生在前面跑老师在后面拿着鞭子追。英格拉姆的幽默并非基于模仿，他的长项是与日后加盟《侦探》杂志的保罗.富特（7）以及威利.拉什顿（8）一起撰写吐槽式的伪校园刊物。

在莱德利与斯托波利，以及例其他众多类似学校里面，例如在约翰.克里斯（9）就读的布里斯托克里夫顿中学以及查尔斯王子就读的苏格兰戈登斯通中学里面，男生们发展了一套切口来应对封闭而伤人的生活环境。他们对女性所知甚少，这意味着他们编的笑话往往充斥着低龄幼稚的性内容。他们很少持有极端的政治立场，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精英集团出身。库克的父亲曾经在尼日利亚与直布罗陀担任公务员，英格拉姆的父亲是个神经质的银行家，还曾经当过特工，并加入过亲纳粹的英德友好协会（10）。他的母亲是个天主教徒，姥爷曾经为维多利亚女王担任过御医。两人从小受到的教育使他们轻视并嘲笑工人阶级，尽管英格拉姆在朝鲜服役的经历使他改变了这一看法。他们的讽刺牙尖嘴利，掩饰着愤怒与伤害，但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学校男生的风格，总是充满了吃吃的窃笑与势利眼的作风。

这些男生中最聪明的一部分人日后都成为了牛剑大学的学生，当时这两所学校依然基本见不到女生。此外当时两校学生的评论对伦敦西区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些终日打成一片的学生当中既有日后的讽刺幽默大师，也有日后的政界商界要人。汤普森指出这一点将会决定即将横扫英国中产阶级的喜剧究竟会是怎样的风格。1957年与彼得.库克同届的剑桥学生当中包括日后的保守党内阁大臣迈克尔.霍华德（11），还有诸多演艺界名人。“之所以牛剑大学会成为政治讽刺作家的摇篮，是因为他们在校时曾经亲眼目睹未来的政治领袖们在年少时如何拙于社交，只能通过加入辩论社团来认识新朋友。”（不过说句公道话，那些加入表演或者喜剧社团的学生大约也是这个德行） 库克在剑桥将原先吐槽雷德利公学仆役长的段子改头换面一番后用在了眼下的新环境上，很快超过一半的学生就开始模仿他的风格并且学习他的段子。有时喜剧演员的成功全看他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库克找到了自己作为公学男生的声音并再也没有丢掉。他那不动声色挖坑陷人的哲学显示席卷了公学与剑桥，然后是爱丁堡的《出格秀》，再然后一路走红伦敦与纽约，直至最终流传不朽。与之类似的是英格拉姆与拉什顿，他们两个将中学校刊上的漫画与笑话移植到了大学校刊，并最终与他人一起创办了《侦探》杂志。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不同背景的人也对英国喜剧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例如约克郡语法学校出身的阿兰.本奈特（12），达格南的工人阶级子弟达利.摩尔（13），肯特卫理会牧师的儿子大卫.弗罗斯特（14），等等。但是库克与英格拉姆压倒式的人格力量使得他们在这股讽刺大潮中具有了特别的地位。

1962年2月28日，传统的英国政治上层阶级决定拜访一下自己满嘴怪话的喜剧上层阶级表兄。女王御驾亲临伦敦幸运剧场来观看《出格秀》究竟要如何拿自己的首相来开涮。库克在剑桥上学时就模仿过麦克米伦，还在爱丁堡艺术节上露过脸。从之前一年的5月他就在伦敦开始了表演。女王陛下的首席大臣竟然在公共场合遭到如此嘲讽使得一部分观众愤怒退场或者在场外进行抗议。但是当天女王本人却和广大观众们一起笑得前仰后合。之后麦克米伦为了显示自己大肚能容的首相做派决定也去现场与民同乐一把。这实在是一步昏招。其他托利大臣早已看出了这一点，但是首相依然坐进了观众席并被库克一眼认了出来。他立刻抛开剧本摆出一副爱德华时代的腔调开始砸现挂，“我晚上要是没事干，特别喜欢溜达到剧场里听一帮年轻活跃混不吝的讽刺演员拿我开刀，同时还得豁出这张老脸硬挤出一副傻笑来。”

政治讽刺戏剧下手越狠就越成功。库克不久就在Soho创办了名动一时的“既得利益”俱乐部并成为了新讽刺运动的大本营。每晚在这里都会进行戏剧与音乐表演，还有时兴美食与酒水供应。似乎人人都想亲身体验一把新式喜剧，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算不得有趣的人物。弗罗斯特在一家分店表演自己的麦克米伦模仿时就接待了当时伦敦势力最大的帮派份子克里双胞胎（15）。女王造访几个月之后，库克买下了羽翼未满的《侦探》杂志并很快请来英格拉姆当编辑。BBC正聚精会神的关注着新式喜剧的发展以期将其搬上荧幕。最终结果就是弗罗斯特主笔编写的《本周就这样》（16）。这个节目播出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最后因为1964年大选临近而停播。有那么两三年，一小群大学喜剧演员似乎真的创造了一个能够改变国家面貌的欢笑共和国。

这不过是幻觉而已。几位主要当事人对此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库克早在俱乐部开业多年前一次西德之行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讽刺地地称之为“喜剧俱乐部的伟大传统——别忘了它们曾在三十年代阻止希特勒上台的活动中出过大力。”他在不同场合发表过许多关于麦克米伦的言论，右翼份子与社会主义者都觉得他是自己人。但是如果说库克真有政治立场，那也是三天两头变来变去，对他来说抖包袱才是第一位的。英格拉姆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思想独立的托利党立场使他可以全面抨击党内官僚并使他获得了与19世纪著名激进托利党员威廉.科贝特（17）齐名的赞誉。威尔逊在麦克米伦与道格拉斯-休谟惨遭讽刺的时候一直兴致十足地隔岸观火，后来他就任首相后还打算拉拢《侦探》杂志，邀请英格拉姆到唐宁街10号做客并坦承自己是讽刺艺术的铁杆粉丝。于是在工党执政期间他就成了杂志下手最狠的主要靶子之一。

60年代初讽刺运动的前沿也有些心怀政治抱负的人，其中很多都在核裁军运动中变得激进起来。日后将会推出乳胶木偶剧《一模一样》（18）的弗拉克与罗（19），是库克的社会主义朋友。英格拉姆的密友保罗.富特（20）则是迈克尔.富特的侄子，后来成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以及一位敬业的记者。但是英国左翼政治与在战争结束15年后撕碎托利党面皮的喜剧运动之间并不存在有机联系。绝大多数喜剧演员都是公立学校出身，他们攻击当权者的行为只是当年在学校里嘲讽教师与校霸行为的延续。本质上来说，麦克米伦对于这帮人只是一位活该倒霉的校长而已。工党内部全都是下层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口音可笑，生活可鄙。如果双方真的曾经结盟，那也不过是为了一时方便罢了。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nathan_Miller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Cook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Beyond_the_fringe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Ted_Dexter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ry_Thompson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Ingrams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Foot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e_Rushton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Cleese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glo-German_Fellowship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Howard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Bennett

（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Dudley_Moore

（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Frost

（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Kray_twins 外链出处

（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at_Was_The_Week_That_Was

（17） http://baike.baidu.com/view/682983.htm

（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Spitting_image 外链出处

（19）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Fluck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ger_Law

（20）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Foot

喜欢BBC拍的人文记录片系列啊。感觉BBC这类纪录片有个特点，就是学者自己写、自己主持。好处是有深度。

在冷战的最高峰时期，英国当权者与他们的华盛顿盟友之间这种爱恨交加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描述呢？拿什么来打比方最合适呢？他们就好比两个赌徒，一方面都想胜过邪恶的苏联，但同时彼此也在勾心斗角。这位蛋定自信、在上游社会与间谍世界都游刃有余的英国人此时正打算冒险赌一把大的，但是他已经快输光了。他对美国人的态度倨傲与钦佩兼而有之，此时他们正半带轻蔑地坐在一旁，随时准备在最后一刻拉英国小兄弟一把。这位英国特工出身名门，教育良好，风流倜傥，但是却只能给美国人打下手。在政治立场方面他就是个刺头。他极其投入地辩称，英国尽管看上去虚弱，但是在本质上依然强大。对于他这种人来说，眼下这一切无异于一场折磨。最后他被人扒光衣服，绑在一张没有底的藤椅上，自然下垂的睾丸成了鞭打的目标——这是一幅不堪入目但同时又极具表现力的画面，完美地表现了英国受辱的窘态。这一幕看上去眼熟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上述描写的来源是1953年出版的007系列小说的第一部，《皇家赌场》。

本书作者伊恩.弗莱明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英美关系评论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影响能力不亚于任何政客。他的故事很好地反映了英国上游社会的内部联系究竟有多么紧密而纠结。他也是伊顿出身，穿梭在新闻界、情报界以及上游社会之间。他家在苏格兰做银行业，他本人上过军校——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当过驻外记者——去过斯大林时期的莫斯科，炒过股票——赔了，最后在战争期间加入了海军情报部。他在敌后破坏与下三路招数方面的想象力过于天马行空，以致同事们都认为这些想法更适合拿来写小说。战后他经营了一张驻外记者网络，和许多其他英国人一样，一心想要离开枯燥无味的伦敦。他最终在当时还是英属殖民地的牙买加盖了一套房子，起名叫做黄金眼。

其实，真正最能让人感受到五十年代英国政治与社交生活紧密联系的人物是伊恩.弗莱明的妻子安.弗莱明，她的朋友们都夸她“犀利，坚定，毫不掩饰”*54* 安最早嫁给了一位报业巨头，艾斯蒙.罗斯米尔（2），《每日邮报》与伦敦《旗帜晚报》的拥有者。她在战后的上层社会交际圈里很有势力，就像一位旧式的社交女主人，随便说句话就能将某位编辑或者记者捧上来或者打下去——她手下的一位记者最早报道了伊丽莎白公主与菲利普.蒙巴顿订婚的消息。不过她与弗莱明的婚外情由来已久，最终离开了罗斯米尔并嫁给了弗莱明，这使得她在政治与性生活两个方面都找到了新的开始。她与艾登的妻子克莱瑞莎（3）关系紧密，而后者又是小说家伊夫林.沃（4）的爱慕对象。这二位都十分长于写信，正是通过这些信件我们才能想象克莱瑞莎.艾登在唐宁街10号练习使用潜水软管的景象——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艾登夫妇疗伤的地方正是弗莱明的黄金眼别墅。

安对于这一想法很不以为然。她在1956年11月给沃的信中说。首相的妻子“听到我说在那里想洗澡必须提前两天预约时有些心神不定，我告诉她岛上没有牙医，所有的医生也都是黑人。我警告她洗澡的时候必须穿鞋，因为珊瑚礁里满是鲉鱼、梭子鱼和海胆。我还忘了告诉她如果艾登让鱼身上的毒刺扎了他必须马上往伤口上撒尿……我觉得去托基度假更安静，也更爱国。”牙买加总督也十分担心，但是艾登本人，正如包括诺尔.考沃德在内的许多其他人那样，最后还是来到了弗莱明的小岛上并住进了他那座充满异域风情的别墅。受伤的时候你总会去寻求自己人的保护，而这些人组成的小圈子尤其紧密。例如，弗莱明夫妇是英国最早得知盖.伯吉斯与唐纳德.麦林恩叛逃事件的人，当时他们正与艾登夫妇在财政部聊天。这件事令他们印象深刻，弗莱明当时写小说的主要动机就是在英国秘密战线遭到叛变行为玷污之时挺身而出，捍卫这一行的尊严。

安.弗莱明不仅仅把报纸、托利党以及写作撮合在了一起。艾登夫妇造访几年后，岛上又来了一位从政的客人，此人成了她最好的舞伴与情人之一。她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工党领袖休.盖斯克游泳的姿态，他经常潜入水下，时间长得令人担心，然后突然冒出头来，“好像一头可爱的河马”。她在与朋友的信中对她与盖斯克的婚外恋关系绝口不提，但是这些憨态可掬的动物比喻多多少少还是泄露了一点天机——“他是一个很好奇的人，有一个长长的、像食蚁兽一样的鼻子。”盖斯克是上层阶级社会主义者中的一员，不受工党左翼的信任。即便如此，一位托利党女主人招待这样一位客人依然会使她的朋友们大惊失色。只不过英国的上游社交圈子太小了，也太纠结了。稍微有头有脸的人物彼此没有不认识的。

五十年代的英国历史就是一部无意识阴谋的历史。上层社会日记与信件中充满了嘲讽却又不安的私密言语。战前的饮酒俱乐部留存了下来，但是华丽的大宅相继关门，美国人开始接管。所有这些人，从考沃德到报纸巨头，从盖斯克到弗莱明，都不得不挣扎着应对饱受冲击的时代以及面临挑战的爱国主义。道德变得越来越灵活，新式的娱乐开始冒头。这个工党领袖的一位传记作者这样写道：“英国正在改变，越发富裕，开始享受和平，而盖斯克和别人一样多少放松了一点点。”*55* 与此同时，盖斯克本人对弗莱明夫妇也颇有好感。他在《新政治家》上谈到了007小说，“我是弗莱明的铁杆书迷——不如说我上了瘾更合适。性、暴力、酒精以及时而出现的美食与高档服装对于像我这样生活逼仄的人来说有着无法抵挡的魅力。”*56* 这寥寥几句话近乎完美地解释了艰苦朴素的四五十年代是如何在放任享乐的六十年代面前低下了头。盖斯克是当时英国政治界最为爱国的人之一，对美国始终心存介意，但就连他在这股社会潮流面前也未能免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系列电影的上映，詹姆斯.邦德将会成为反映不羁大英尊严的最成功标志，尽管多多少少含有一点讽刺的因素。全身高科技的阿斯顿-马丁跑车，永远处变不惊而精明干练的白厅官员，印有米字旗的降落伞，尤其还有邦德本人，以及他对从鸡尾酒到床上功夫再到潜水与滑雪等等一切事物的自信态度——对于一个麻烦缠身的国家来说，这一切的确是宛如梦幻般美好。美国人的形象友好而强大，可就是每每都慢半拍。在早期作品里，弗莱明一直努力迎合着英国读者对于大西洋彼岸更加富足而又多姿多彩的消费文化近乎发情一般的需求——也就是盖斯克所说的“美食与高档服装”，美国雪茄，尼龙衬衫等等。对美国食品的描写尤其令人食指大动：在《黑魔党》一书中， “压抑的天色下……沉闷的浓雾掩盖着伦敦”，邦德从英国动身前往纽约，并在下榻的饭店里享用了螃蟹与蛋黄沙司以及“牛肉饼汉堡，五成熟，炭火烤制，配法式炸土豆，椰菜，什锦沙拉配千岛酱，甜点是用奶糖点缀的冰激凌”，还开了一瓶莱茵白葡萄酒。这种汉堡薯条配蓝仙姑酒的菜单很快就会在英国遍地开花。不过在1954年，这段描写依然令人垂涎地富有异域情调，因此自有其打动人心之处。尽管弗莱明本人是精英集团的一员，但是要想向英国大众推广詹姆斯.邦德还得采取更通俗的手段。按照弗莱明的想法，邦德应该是他的伊顿校友，结果第一任邦德演员却找上了肖恩.康纳利，一个苏格兰蓝领健美运动员，之前还送过牛奶。接下来的几任邦德演员在口音上也是五花八门，其中还有一个爱尔兰人（5）。这似乎是对观众们暗示邦德是个上游圈子的局外人（6），这进一步增强了影片的吸引力。此外还有一点，邦德电影之所以能够投入拍摄完全是因为美国艺术家联合会（7）以及前好莱坞制片人艾伯特. “小胖”布洛柯里（8）投资的结果。和他的合伙人一样，他当时正在伦敦，他的合伙人是一位名叫哈利.萨尔兹曼（9）的加拿大人。此人曾与约翰.奥斯本合作拍摄过《少妇怨》这样见棱见角的影片。相比之下邦德电影的利润回报自然要高出许多。

这一切是不是太过分了？这倒不见得。在托利党聊胜于无的最后几年执政期间发生的政治丑闻远比伊恩.弗莱明的任何作品更加令人眼花缭乱，难以置信。

（1） http://baike.baidu.com/view/973816.htm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Esmond_Harmsworth,_2nd_Viscount_Rothermere

（3） 老太太至今健在，现年91岁。

（4） http://baike.baidu.com/view/2633238.htm

（5） 即皮尔斯.布鲁斯南

（6） 这一点在丹尼尔.克雷格的第一部邦德电影《皇家赌场》中首次得到了提及，参看他与伊娃.格林在火车上初次见面时的台词。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Artists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bert_R._Broccoli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ry_Saltz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