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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李秀成自供原稿》部分乱议/chain4141 《李秀成自供原稿》部分乱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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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李秀成自供原稿》是否真迹的问题，说一下个人看法。终结版影印本的部分内容，与第三版抄补本同期照片内容一致，可以证实其为同一物，也就是说，曾家后人影印出版的自供稿就是当年出示与人的文稿。但假设曾家保存的文稿原来就非真迹，而是个模仿忠王笔迹的誊抄稿本呢？这种假设同样满足上述事实对照的条件，那么将此对照作为真迹论断的推理依据就没严密可说了。
目前证明《李秀成自供原稿》是真手迹的唯一笔迹鉴定证据乃是罗老进行的笔迹鉴定及其对笔迹比较的相关论证，同一人笔迹在不同时期不同情绪都可以大异，况且存在模仿摩写的主观可能呢？鉴定时按书写习惯，用词习惯，运笔习惯等多重考量去论证真伪的。而鉴定结果的可靠性还需要同期样本大于检材本，检材必须是原件等多重有利条件方能提高――注意是提高可靠性，不是确定可靠。如果检材笔迹的书写水平明显超过同时期的样本笔迹，那么模仿的可能性就较大。――这里还是说的可能。
从司法要求的笔迹鉴定标准角度去评判，应该说《李秀成自供原稿》（下简称《自供》）的鉴定条件是相当不利判断的，与《自供》作对比的样本是李秀成手答字条原件一，《谕李昭寿书》影印件一，用以比较的文字样本数量远小于检材数量。手答字条寥寥二十八字，能拆出的运笔和连笔习惯是有限的，怎么说足以证明数万字的文稿呢？只有当这数万字个个都能符合手答字条这一原件能反映的书写习惯时，这个结论才是相对可靠的。第二证据《谕李昭寿书》是影印本，连原件性和同期性的要求都不能满足了。最重要的是，检本《自供》本身又是影印件，而不是原件。要确保鉴定有效的关键条件，无法满足。
罗老的笔迹鉴定虽然比当时的考伪者更严谨科学，但不能说已经百分百排除《自供》为摩写本的可能。由于用词习惯等考量也用于李秀成笔迹鉴定作为重要判断依据，只能排除措辞伪造，那么罗老在论证中使用这一手段的同时，一旦真迹说的论证可能性提高，誊抄摩本说论证可能性也会得到提高――誊抄摩本措辞用语习惯当然是和原本一致的啊！
归根结底，笔迹不同于指纹、视网膜投影、基因等生命生理记号，即便后者被认可具有不可重复的特质。但按概率理论说，也是可重复的，只是概率相当低，低到按地球人口压根不足以实现重复而已。所以在现实应用上，这些鉴定手段可以被认同，承认它们对应每个人具有识别唯一性。
而今鉴定科技又发达多了，对于那份自供稿的鉴定却仍停留在六十年代的水平，怎么能令人信服地接受六十年代的结论呢。没有用新的更科学严谨的笔迹鉴定技术再次验证，总觉得不够确凿。何况笔迹之外的疑点颇多。这些疑点在终结版出现的时候就有不少史学者提出过，后来还进行过讨论。至今尚不能有力驳辩《自供》为“誊写摹本说”的疑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疑点是全稿从无间隔，既不符合行文习惯，也不符合当时曾国藩每日遣人调阅的情况。曾令人来收取文稿时，李秀成不可能每天都正好写满最后一张纸。而后在第二日又能接上句词尾续笔，语意文络圆顺自如。反方驳论为：曾国藩未必每日把未写完稿纸收走，李秀成也未必如当今作家一样有每日的写作章节计划。
个人看法，李秀成每写一部分，习惯说些不相干的感慨奉承之类的话，比较象隔日重新续篇的开场白，从回顾状态而进入实质内容描述状态。这与人的思维习惯相符，不是作家才有认识专利的章节标准。何况就看现有的李秀成书信史料，也能看到类似痕迹，他不惯开门见山，总要从些有关时局或者大义的议论感慨开始，铺个基调，然后才会书及实质内容。可见忠王对撰文最基本的章法还是有所知，且经常运用。所以《自供》行文无间隔，张张相联的特征，与其说符合原稿，不如说更象誊写本。不过正反两种观点都没有推理必然结论的基础，可以继续商榷。
第二疑点是字数问题，李秀成写自供时隔一段就会数一下前面写的字数，记在自供上面，然而和实际字数出入很大，《自供》件字数总是少于李秀成统计数。驳方认为：“这些差数的产生，不是由于曾国藩的撕毁就是李秀成的错记。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自供》不是誊抄本，如果是誊抄本，曾国藩就会将这些自相矛盾的数字去掉。”
这次驳论就太没道理了，连牵强都不能说了。
倘若少字是由于曾国藩撕毁，那么余下的未撕部分，文字上何以每页首位衔接得那么平顺呢？这种现象正是只有誊抄摹本才能解释的。
打个比方，文件复印排版时，每页内容都按序排列。若抽去其中部分页面，而想让剩下的页面内容做到语句通顺章节流畅，丝毫不受缺页干扰，几乎很难一次实现。即便用现在的科技，也要经过精密排版才行。而这种排版也要依赖于原文本身章节的连贯性和模块性（缺一不可），以保证抽走若干页之后上下句通顺，上下文连贯。抽页之前的最后一页最好是完整的段落末尾，至少用完整的句子结尾。抽页后续的第一页，至少头一句也须是完整的句子开头。
由于抽取撕毁的内容还未必在一处，那么要每处都做到这么圆满，难度无疑又要增加。就算撕毁内容集中在一起，只有一处，暂不管文字难度，技术上要让这个假设实现，就必须使用页面空行进行调整。由于现在《自供》的每页都是不间隔一气连着，这样就产生了极大的矛盾，要么彻底推翻第一疑点驳词的依据，要么推翻“少字因曾国藩撕毁”的假设，二者只能取一，取一的结果就只能推出《自供》是誊抄摹本。
综合上面的推理，用曾国藩撕毁的假说解释疑点，只能证明《自供》是原文经删改誊抄的摹本，而且综合那时的条件，也是唯一的可能。以誊抄摹本说代替真迹说，就很容易实现这个效果。
倘若把字数差别归咎于李秀成数错，让我们来看看这种说法能否成立。
自供第一次记数位于31页书口，李记18000字，实际数字和他计算相近。
自供第二次记数位于40页书口，李记28500字，实际数字不满23000。
自供第三次记数位于50页正文，李记37000～38000,实际数字28000左右。
自供总页数――――74页――，估计50000余字，实际字数36100。
写自供时不忘记录计数，可见忠王正如给人一贯的印象，是比较认真细致的人，按他第一次记数， 31页数下来能与实际字数大致不差的精确程度，何以之后每10页能数错5000字之多？未免太离谱。
而后关于《自供》非誊抄本的推理，也有些草率。驳论意思是如果是誊抄本，曾国藩就会将这些自相矛盾的数字去掉，以免交付刻印的时候为人察觉。事实上九如堂本刊印的内容本就非《自供》全文，与《自供》不光字数有出入，内容也有出入，按曾国藩的行为来分析，他是不愿意外人看见《自供》真实情况的，不愿意让人看见删改的痕迹，那么怎么会把这份有篡改痕迹的《自供》直接交人刻印呢？既然不用直接交出，刻印人看见的就应该是已经彻底修改完毕的复抄文稿，而非此《自供》。
以上为对《自供》鉴定疑点学术讨论的看法。
下面说的是个人补充的疑点。
曾国藩在李秀成被杀的当天，在日记中写道：“阅李秀成之供，约四万余字。”第二日又在给儿子里的信中提道：“伪忠王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如果曾国藩要欺骗儿子，只会往少里说，不会在日记里写的少，在给儿子书信里写的反多。对此字数出入，有一种假说是曾国藩第一次对字数估计错误，第二次估计接近事实。我则倾向这样去认为，即：当日曾国藩才看到四万余字的地方，后面的还没看。
他能大约确认字数，是因为在正文中看见了第三处字数记录：“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所以留下印象了（不可能没印象，道理后面补充。），又翻了几页后，据此估摸出了当日读到字数四万余字。倘若他已经全部看完了，那么从李秀成记字数的地方开始直到末尾，总也要20多页（《自供》显示是24页），掂量一下文稿厚度，也当有直观感觉，绝不至于会把一万多字的页数估算成两、三千字的，怎么可能会得出总数四万余字的评估呢？
这应该是常识，发工资的时候如果张张是百元大钞，二十多张和寥寥几张的感觉差异，绝对可以引起暴乱的。
曾国藩不圈除字数记录，非但是合理的，而且也和之后的一系列情况符合。由于他当李秀成被杀的当天还没通读全文， 又要赶时间篡改，命人分段复抄，所以来不及挨个逐字逐句检查。据史料记载得出的日程表，曾国藩做刻本印刷是在旬日间短期快速完成的。前两个字数记录位于书口，明显不是正文，所以即使他不圈去，复抄文稿也并未录入，第三个记录位于正文，所以复抄本录入了。正因为如此仓卒，无法对照字数把帐面一一做平，否认、掩盖毁改李秀成自供的情况，所以曾国藩之后对于字数问题总是含糊其词，和各个私件记载的内容大相矛盾，也就在情理之中。
由此生出另外一个问题，为何他会在李秀成被杀的当日还没看完，我还是只能推测他是边看边改边叫人誊写的。
如果这时候誊抄本不存在，那么曾国藩赶着在1天内做抄本送交军机处的自供时，给八九个小师爷对照着分头抄的内容就会是原稿，这既不利于他统揽指挥删改操作，也不利就原稿内容保密，倘若在给人分工之前已经完成重要删改，而且给人分头去抄的是誊抄本，那么上面所说的两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只要誊抄者守口如瓶即可。
据《自供》现状，31页之前每页平均580字，31～50页平均为520字左右， 50页之后到74页，每页平均350字不到，字密度越写越疏了，这和写字越匆忙越潦草，单字占的位置越多是一个道理。另外，自供31页前字数基本没动，可能是修改少，也可能是初期时间宽裕，帐面做得圆满，31～51页统计字数和实际出入最大，可见删改得相当多，是个删改重点。而74页之后干脆就没了，看来时间实在紧迫，一个誊写者的工作量太大，如等曾国藩指点，最后半日要摹写万字以上，那肯定赶不上分抄人进度了。
曾国藩也很现实，自己校对都来不及，莫说作更多变更。后面的索性不改了，不要人誊写了，直接不给就完了。虽然这个结尾断得很难看，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即便誊抄本并非真迹，同样是他改毁李秀成自供的事实证据，所以曾国藩对誊抄摹写本的也要守秘，不光自己守，后辈的人也当宝一样藏，捂了快100年。
按罗老的判断，《自供》为真迹，无撕毁内容，74后被撕毁，被撕毁字数估计在4000左右，假设罗老观点成立，那么目前《自供》为36100字，自供全貌总数也就40100字左右。
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的信说：“伪忠王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
曾国藩在安庆刻本的批记中说：“李秀成在囚笼中，亲笔所写，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约写七千字。”（按此进度，不难得出总计五万言以上的结论。）
赵烈文日记中说：“伪忠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
综合上述资料判断，原自供全貌当以五万字为底数，不能再少了。如果拿罗老观点成立的演算结果与之相比，会构成一万余字的差额空白。
之前按李秀成字数统计可知，在31～50页的供书内容里，曾经减少了9000~10000字。两下一对比，恰好能对上这个空缺，所以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自供》为原供删改摹本。且在50页前删了万字左右，在50页后总计删毁了4000字以上。
至于这4000字以上的内容原本处于50~74页，还是74页之后，删毁各自为多少，没有进一步判断的确凿依据。
对于罗老我是很尊敬的，不过观点还是要按实话实说。至少在解释清上述疑点前，把《自供》定论为真迹有待进一步证实。话说回来，《自供》即便是誊抄摹本，因为摹本的特殊性，不能随意添改，错别字也须依葫芦画瓢，何况文字内容和措辞。所以就内容而言，它会是最接近原稿的一份记录，要大幅度伪造是不现实的。另外对于没有大改动的部分，从操作性而言，完全摹写重抄似乎没有必要，也不够满足时间条件。誊抄摹写的部分，应该是用于重大修改部分上下文的衔接。由于李秀成自供的内容，我们目前只能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无论它是真迹还是含有部分摹本的真迹，其文字的史料价值不会受到根本否定，而之前建立在《李秀成自供原稿》基础上的一些观点，考证，也不见得就要推翻，毕竟它是《李秀成自供原稿》在世间最后的痕迹了。
另外要补充的一个疑点。
《自供》李秀成三次记数的书写位置并不一致，前面两次都是记在书口上的，第三次是出现在正文之中，位于50页后一面第16行。（按《自供》74双页印刷，每页32行，这个记数位置是居中的。）前文提到曾国藩翻阅自供，必然对这次字数记录留有印象，原因在于它太出格，是镶嵌在一堆并非恭呈玉览的文字里。
据常理，在进行大量文字撰写之后，计算字数时应该有一定规律，一般是按自然章节段落，或者按页统计。记录位置也应该符合某习惯，如果一会写眉批这，一会写正文那，就变成一草稿了，而作为草稿考虑的话，一来李秀成撰供没这个时间条件，二者《自供》正文态度还是相当认真的，三个字数记录反做不规矩么？
把《自供》当真迹看待的话，这一记数标记位置，临近文字内容，都非常不合情理，既不符合常人的统计习惯，也不符合之前所显示的李秀成记数习惯位置。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所出现的方式。它所处的正文内容是写给师爷的话，而补注给师爷幕僚者看的文字，和给曾氏兄弟这样官僚看的自供正文，断没有混写的道理。另外这整段内字数，恰好和50页之后的单页字数平均值是近似。结合段落开头语气，以及段落内容判断，这一段文字应该是单独占据一页的，这样便于抽交给师爷，而不作正文处理。可现在的情况是这段文字没有处于《自供》单独一页，令人不得不怀疑――那是因为送呈时未抽走，誊抄者不敢改动，就按葫芦画瓢抄入正文了。其全部内容如下：
“纸尽情长，言不了完，烦列位师爷交簿一本，又好笔一枝，此笔破坏了，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笔坏不能，烦各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丞大人宽限，我亦赶写。业今前簿已呈，而今由此凑上合章，恐有言语在昨日所呈之簿，语句两不合章，烦各师爷劳心，将前簿鉴对，凑合成全，好呈中堂玉鉴，中丞大人惠览，恐有违忌字样，亦烦改除。成自幼本未读书，认字不周，不知忌避。现今所呈之前后，不过在国日久而知，成生之在世，见过而知，不知不及。今呈前后之大概，记得而自陈，自成知情之事，俱一全登，少何失漏，不知者不便及也。此之言语，是我秉直之心，应言之事，不问自详，今自愿所呈此书，实见中堂之恩情义厚，中丞恩容，佩服良谋，我深足愿。所作之书供，定由列位师爷手过，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
这个错误是独一无二的，曾国藩这种老案牍棍子看了怎么会没印象？第三次字数记录不但出现在正文内容里面，嵌在完句里，《自供》显示这记录也位于稿纸的中间。并非独呈一页，这也是证明“誊抄摹本说”成立的又一个证据。
另外，就这部分内容所透露的信息看，李秀成手供上缴之后，校对批改另有其人，而且参与的人还不是一个师爷。经手这么多人，这段文字居然会被堂而皇之抄入正供，且保存下来了，实在令人费解。
和师爷招呼需要这样费劲笔谈么？要纸要笔说一声就是，何必恳请他们去做本来就要做的事情。既然是写给师爷的，做好奉承师爷这一很有前途的职业不就行啦？没事改什么造型，东拉西扯反来复去，顺便又把中堂中丞的屁股捋了一遍。太让我失望了！知不知道好好一张尾页生生凑了那么多垃圾字，一点性格也没有啦！
为何？为何？为何？为何？……
面对这个疑问转悠心思，反复读上面那段自供，一旦把注意力转个方向，答案很快就浮现出来了――有为！
“纸尽情长，言不了完，烦列位师爷交簿一本”,当是忠王指目前手头无簿可写，没纸了。观下段文字之首为“今凑前簿入写。”可判定上面这段文字是在前簿的尾页。而这页除了“换簿，换笔，记字数，求宽限”这三行即可了帐的实际内容之外，李秀成唠唠叨叨写满了一页废话，可这段文字恰恰是李秀成自供中最精彩的一页！
忠王在一堆委委琐琐的句子里，透露了自供真意，也点出了自供始终在被人篡毁。唯恐前两次字数记录写在正文之外，悉被改略，所以这次特地把一个关键的数据“三万七八千字”在对方的眼皮底下混进了该进的位置，以便“将前簿鉴对，凑合成全。”除此之外，他在提醒后人读自供的技巧，以明其真意 :“恐有违忌字样，亦烦改除。”在段尾又重申了一遍:“所作之书供，定由列位师爷手过，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
那么按照这个提示，这页只有这些话是真心言：“成自幼本未读书，认字不周，不知忌避。现今所呈之前后，不过在国日久而知，成生之在世，见过而知，不知不及。今呈前后之大概，记得而自陈，自成知情之事，俱一全登，少何失漏，不知者不便及也。此之言语，是我秉直之心，应言之事，不问自详。”
看来所谓“曾国藩以怀柔政策诱骗李秀成信任，李秀成上了当，从而同意写自供。”的说法不攻自破了，就看他最后那句，明白说了：“应该说的事，就算没人问，我也会仔仔细细写清楚。” 所有这些曲笔，都隐藏了忠王拳拳之心，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谋取机会告诉世人一些真相，一些纵使再撕再抄也无法修改的事实。
李秀成把身边这些人的心思都摸透了。字数少了难免被师爷们当便笺，一瞥间随手扯去，字数写满后，此页文字总要看罢才决定撕与不撕。昏昏迷魂药，捧得师爷满身舒坦如坐春风，一旦自我感觉文化很高，便疏于察觉他谋，心寻思：“扯去尾页后，最后那页正文容易散失，如今正可把尾页当封底用……何况那页还写了对大人的恭维字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撕不如不撕，要撕也得老板撕。”总之师爷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觉这页没必要刻意扯去，于是连同正文一并交给了誊抄人。誊抄人早抄得混混僵僵，昏头昏脑大笔一挥，尾页的那段就混成正文。
誊写簿送到了曾国荃手上，他翘着腿随手翻看，目光落到这段开头，忍不住一口茶水便喷了出去：“纸尽情长，言不了完，烦列位师爷交簿一本，又好笔一枝，此笔破坏了，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笔坏不能，烦各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丞大人宽限，我亦赶写……” 曾国荃哈哈大笑：乡巴佬就是乡巴佬，浅俗鄙陋不懂规矩，居然把给师爷的条子缠在自供里了。哼哼，伪忠酋你也有今日，就算在我府里师爷面前，你也得做孙子！至于后面的内容，其实没什么内容，所以他也懒得多看，这种阿谀奉承反正通篇满目可见，曾国荃打个哈欠便放下了。
唯一个会觉得不妥的是曾国藩，可他正忙着篡改前文，直到忠王就义那日之后才看见这段文字（此说在前面论证过了）。
你说这是断章取义，哪有这么解读的！
君不见那段真言里，忠王以何自称？单字“成”。
李秀成的文书中，大多用 “我”字来平指，总量大概和富有忠王特色的“尔”字差不多了。此外也在特殊场合以“本王”等代表身份，以“弟”代表同胞之情，也有为加强语气，姓名全写，以“李秀成”自指等等不一而足。然而纵观所有李秀成现存手书，只有在这一段，他用了“成”。这是非常罕见的！
按通俗的用语习惯，拿自己名字来自指的时候，暗含无欺之意。李秀成原名李以文，秀成之名是洪秀全替他改取的。看自供全篇，当可知他对天王并无多少感情，那么何以念念不忘这“成”字，却不记“以文”旧名呢？因为当初他在改名李秀成的同时，受封了王位，“忠王”二字从此与李秀成比肩并立，密不可分。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是谁，虽然有煎熬的苦涩，可那种炙热是他引以为傲的荣耀，燃尽了他的血，也熔尽了他的一生。
七月初六日晚，曾国藩在轿里颠晃：“再也不用见此人了……”心腹大患一去多少歇了口气，但总感哪里有些不对头。据李鸿裔说，当他奉命去见李秀成，告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时，那人只是微微一笑：“知道了。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烦劳回禀一声。” 不慌不忙又研起墨来，好像那自供还没写够。
咦，怎么变写小说了？打住。内心很期望这是真的，虽然无法证实，但终究是一个可能。
八月七日（七月初六日）李秀成写完供词被杀，曾国藩日记说：“阅李秀成之供，约四万余字”。
八月八日（七月初七日）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的信说：“伪忠王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
同日，曾国藩派八、九个人缮抄，送呈军机处备查。
八月十一日（七月初十日）赵烈文的日记说：“中堂嘱予看李秀成供，并分段，将付梓。”
八月十二日（七月十一日）曾国藩的日记说：“将李秀成供及两道恩旨寄皖刊刻”，
供词的最初刊本――安庆本约在当年的八、九月间出世，约二万八千余字。
曾国藩在安庆刻本的批记中说：“李秀成在囚笼中，亲笔所写，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约写七千字。”赵烈文日记中说：“伪忠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
曾国藩一闭上眼，便见那人扶着笼，一步一步吃力地挪回原位，而后躬身按在几上，和往常一样，曲起一膝缓缓坐倒。曾国藩踌躇着要不要进去和他说什么，刚一迈步，那笼门却无端落了下来，把他拦住了。那人抬眼看来，曾国藩便似给灼到了一样，忙垂下眼睑。虽然明知他的目光最是温润，可不期被他看着总有哪里在疼……是良心么？也许，否则有些事为何要打发别人去呢？
“出来么？”那人问。
“我？出来？”曾国藩迷惑地看了看四周，确定自己没错，是那人在笼子里，不大的笼子，五尺，倒下刚能容身。
“要么？”那人又问一次，很诚恳的样子。曾国藩不知如何答他，心有点酸，原来人可以这样安安静静疯掉，全没一点征兆的。
那人定着不动，目不转睛等了一会：“可惜，你是出不来了。”
曾国藩透过条栏看他，有些恍惚，不晓得是谁在探谁。
那人有些怜悯地看他，低声说：“够你转身，便不知内外……也怪笼子大了。”话音一逝，人遂淡去了，没什么道理言说。
曾国藩悚然一惊，忽觉悲愤铺天盖地而来，大恸只想哭一场，本欲刚硬起心肠，不作这丢丑的事，被别人瞧去，干咳一下却是失声，随即再也忍不住，握着那条栏叫起来：“我岂不知……只怪笼子大了啊！太大了啊！”
呼呼，过瘾咯～
家园 有够乱。 看不太明白也。
姜涛有一篇《重读李自成自述》，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5期。我认为他说的最为明白：目前所见自述，即是全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家园 【评论】说点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看法 原作者的具体考证细节这里就不多加评述，只说一点自己读太平天国史以后对李秀成的一些浅见。
李秀成和石达开一样，对于洪秀全的那一套天父天兄上主皇上帝的理论并不相信，用清方的话说就是“不甚附会邪说”。李秀成本人虽说是农民出身，但是，很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在石达开离京以后他给洪秀全上书所阐明的那些道理看，此人算得上太平天国后期军事统帅中的翘楚。也是清军最大的劲敌之一。然则这是李秀成的能力，当然是不能抹杀的，可是，如果用能力来抹杀他的失误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晚节不终也是一种偏见。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李秀成接到洪秀全给李秀成的题词“万古忠义”以后的感觉是八个字：“乐我之心，防我之变。”这八个字写在他的自述中，然而也是当时他的真实想法，而且从自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来，李秀成对洪秀全的忠诚程度也是打着折扣的，如果说李秀成不见得十分盲目的忠诚于洪秀全而实际百分之百的忠诚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话，那么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一个人对于一场政治运动的忠诚程度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这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具体领导者的观感、看法。特别是在封建时代里，忠就是一种涵义。
对比同时期的其他领导人的自述，比如陈玉成、比如洪仁?\，他们所受到的委屈以及洪秀全对他们的无理指责未必会在李秀成之下，但是，他们是怎么对待的呢？而且，李秀成对于这场太平天国运动的看法在他的后期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他对徐少邃等人的态度，对郜永宽等人的态度，包括在镇守天京的时候的态度等。有人据此提出李秀成的让城别走的建言以及他后来把良马让给洪天贵福的举动来辩护，我以为像让城别走的这种建议，一则因为历史不容假设，二则历史不会重演，所以，它的可行性究竟如何已经很难作出最完整的判断，今天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者也对此持有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我个人的意见是李秀成之所以提出这种建议，和他不愿意坐以待毙有关，假如提升到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展望似乎有些机械的拔高。而让马给洪天贵福也是一种多年以来的对于太平天国感情的自然流露，我一直以来有一个比较私人的推测，我感觉从换马的那时候起，李秀成可能已经不愿意再为这场运动作出进一步的牺牲了。用歌手张宇在《雨一直下》里面的歌词解释就是“谁还陪他玩耍？”自然这是我个人的不成熟推断。
罗尔纲提出的观点是李秀成所谓的招降一说或实为假降，我在以前的一篇旧贴子中已经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曾国藩和李秀成一部所打的交道虽说比较多，可是，李秀成对于曾国藩是何如人也毕竟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倒是曾氏兄弟对李秀成有过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那就是都比较轻视李秀成所部的战斗能力，至少在同陈玉成相比较的时候，他们更看重陈玉成所部。而且这种看法还是在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纵横江浙的时候形成的，而今李秀成已经成为阶下囚，凭他的一句招降就能达到目的吗？岂不知败军之将何敢言勇？假如曾国藩想做皇帝也不会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内流露给一位败将的，更何况兵者凶器也，曾国藩那么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即便造反也不会借重于一位他们自己都未必完全看的上的前太平天国将领。
还有一点，曾国藩等人素来讲求气节二字，不管他们是真的讲求还是装模做样，总之湘军淮军中这种风气是有的，李秀成在他的自述中字里行间中透露出对其故主洪秀全的贬低不能不让曾国藩动容的，假设曾国藩真的想起兵造反，借助一位这样在故主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公开评价其是非的人物来给自己打天下，焉知此人日后对自己不会生出其他的念头来？李秀成的所谓的先秦后楚只能是一种乞活的变通说法。
所以，《太平天国通史》作者采用曾国藩后代的说法指出李秀成曾经劝进曾国藩，而曾国藩没有回应，我以为这比较符合历史真相。李秀成对于太平天国运动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他被俘之后的种种表现看，他已经丧失了对这场运动的信心转而开始考虑其个人的出路，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是，对于一个太平天国的高级领导人来说，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这在气节上是难以抹去的污点，重大污点。毛泽东说他大节有亏、不足为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家园 请伯牛兄、numzero、温相等达人来看看 兄弟偶对太平天国史实在不大在行。
不过偶觉得CHAIN4141说得挺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