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原创】西路军历史再考辩(简略版)㈠ -- 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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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俺的史料有问题有遗漏有选择性么?

          如果有,请指示,俺改正,好么?

          至于感情这类问题,从来都是有来有往有互动滴!人都不是活在真空中的!正确和错误之间,是没有中立的,中立的立场也未必是客观的立场!请问,天平上的砝码份量不一样,平衡点能居于当间么?

          另外,先生这句话是否有自相矛盾之嫌——

          从组织原则说不应该有这种事的。西路军的行动不论是得到命令、默认、追认的也不能说违反组织原则的

          那么从党性从组织原则上来说,究竟应不应该有这种事儿哩?

          先生能否指教指教?

          • 家园 这句话是有点矛盾

            先生什么的我实不敢当,太严肃了。我的意思是,宗派情绪不应该有,但事实上有。行动应该听命令,也确实是听命令的,不能说违令。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思想的,一个是行动的 。既然有宗派情绪,双方就有不信任的情绪,在这个层次上你只侧重西路军一个方面的分析。其实我看现在的砝码并不是很偏,大多数人是沉默旁观的,原因很耐人寻味。人心都有自己的称,路见不平才发声。既承认有宗派情绪,又承认服从命令,才是平衡的。

            • 家园 历史问题如何搞清

              "其实我看现在的砝码并不是很偏,大多数人是沉默旁观的,原因很耐人寻味。人心都有自己的称,路见不平才发声。"

              搞清楚一个历史问题用这种“我看”的方式好还是双石的举证方式好其实不难判断。

              西路军战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理应受到尊重,当年他们的委屈确实应该弥补。现在双石展现给大家的电报更多是在说领导层的事。可对于领导层,徐帅有没有因为西路军而受委屈呢,还有李主席,他们一直都在最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倒是八十年代西路军问题被拿出来讨论以后,开始有一种毛借刀杀人除掉四方面军的说法越来越成为对西路军命运的“解释”,砝码是不是偏还是看看百度搜出的有关西路军的讨论吧,那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谩骂是“路见不平”吗?

              • 家园 回到延安的西路军人员,从未因曾在西路军受到过清算!

                陆续返回延安的有4000多人,援西军专门成立了一个审查小组,都是互证旁证,几天就能恢复党籍恢复工作——除了极个别一时查不清的人员外,而这些查不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西路军。

                至于西路军流落失散人员的问题,跟其他在长征或其他革命历史时期的流失人员一样,并没有单单因为他们是西路军就被打入另册。

                57年到59年,《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出版,在《星》第3辑,《红》第10辑上,都有西路军将士的回忆文字。《星》第3辑和《红》第10辑是长征专辑,《星》收入回忆文字41篇,其中西路军占了6篇,有秦基伟的《苦战临泽》、肖永银的《走出祁连山》、李天焕的《悲壮的历程——红西路军远征记》、程世才的《历史的结论》等……

                最有意思的是戴克林的《回到党的怀抱》,转过来各位一阅——

                回到党的怀抱

                戴克林

                向东走,向东走,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险,摸了多少黑路,从河西走廊的永昌,走到黄河东岸,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部队,真是千言万语也道不出自己悲喜交集的感情。一到石家周口,援西军的同志听说我是从西路军回来的,立刻给安置住处,叫我理发、洗操、换衣服。休息过后,便把我送到了镇原―援西军的招待处。

                一进门,碰到了原来同我一个团工作过的一位同志。他抢着接过我的背包,说:“啊,老戴,你回来了!看你穿的这一身新……”我说:“这都是党的关怀啊!”两个人手拉着手,坐在一条凳子上,倾述着这半年多的艰苦经历。我告诉他,自从在永昌负伤以后,脱离了部队,一直在深山里养伤。后来伤好了,估计党中央在陕北,才一路讨着饭过了黄河,几乎有半年多没吃过一顿饱饭,睡着了做梦都在找部队、找党中央。

                说到西路军失败,两个人只是感慨。他沉思了一会儿,吞吞吐吐地说:“听说,咱们西路军失败,全是张国焘的罪过,现在正在批判他的错误。唉!恐怕我们……”看到他的表情,我已经明白他要说什么,同时又想到自己这几个月,一直是单独行动,离开了组织,党还信任吗?心情开始沉重起来。但又一考虑:如果真会那样,为什么党中央还组织援西军接应我们呢?为什么现在又对我们的生活这般照顾呢?

                一脑袋的问题,找不到答案。

                第二天,组织上找我谈话,问我的伤情,问我失散后的经历,安慰我,鼓励我。更使我感动的是,第三天通知我去参加支部大会,并宣布恢复我的党籍。听到这个决定,我流出了眼泪,真如同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可是,由于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对张国焘的错误认识不足,因此,对于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这场严肃的斗争,我竟抱着怀疑的态度,特别当组织上发下学习文件时,我不仅不好好看,仔细深思,反而把四方面军干部和中央红军干部对立起来。领导上谈话,听不进去,总是这么想:党中央对西路军回来的干部怎样处理呢?我们真的吃不开了吗?

                一天,几个曾在四军、三十一军工作的同志也来找我们谈话。从谈话中,我才发觉:同是四方面军的干部,但他对张国焘的认识,有些地方和我截然不同。他们能以许多事实说明张国焘的错误导致了四方面军的受挫,我却说不出。

                谈不下去了,我说:“你们去参加斗争吧,我只管自己干革命,不管什么路线不路线!”

                “这就不对了,”一个同志说,“一个共产党员,只知做工作,不关心党的路线,那还行啊!咱们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曾经发展很大,打过许多胜仗,同志们流血牺牲,结果怎么样呢?"

                这话又把我问住了。是啊,这些事,过去从来没有细细想过:在鄂豫皖根据地,一至三次反围攻,都打了胜仗,特别是第三次反围攻歼灭了敌人三万多,可是第四次反围攻却失败了;在川陕根据地,也曾发展到几十个县,不到三年,又丢掉了!过草地,三番两次的走回头路,吃了苦,流了血,部队遭受损失,西路军两万多人,也曾经浴血苦战,又获得如此结局……

                铁的事实,沉痛的教训,不能不令人深思。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教导下,四方面军一些同志开始觉悟了。此时此刻,我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想不透,弄不清,但对自己过去的想法开始怀疑起来,有时想得睡不着觉,苦恼之余,往往拍着脑袋对自己说:算了吧,赶快到前方去吧!

                “同志啊,你们很累了,还是学习一个时期再工作吧!”负责同志了解到我的思想情绪之后,劝说道:“现在组织上希望你到延安去!”

                我到了延安,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思想、生活,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招待所一住下,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就来问候,给我们谈话,讲革命形势,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我住在一块的,还有红二方面军的一位团参谋长,他也姓戴。

                我们时常谈到深夜,从甘孜会师到中央北上抗日的政策,从张国焘的错误,谈到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很健谈,给了我不少帮助。

                一些负责同志,几乎每天都来给我们谈话,讲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讲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方针。每一次谈话,对我都是最实际的马列主义教育。一天夜晚,我醒来时,听到隔壁还有人说话,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有时高,有时低:“……比方吃饭用的筷子吧,拿一支,一折就断了,如果拿一把,绑紧它,任你多大的力气,也是折不断的。……”

                他的讲话,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我披好衣服,坐在炕上倾听,那湖南口音又传过来了:

                “……四方面军的干部,是党的干部。把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说成是反四方面军的干部,这是阴谋。……正象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的决定中指出的那样: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红军有害,对敌人有利的。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责任维护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党的事业大得很啦!全党要团结得象一个人。在共产党内没有谁吃得开谁吃不开……”

                下边的话,我听不清楚了。只觉得头脑发热,汗从额角上流了下来。

                在招待所里住了十多天,组织上决定介绍我到抗大去学习。但由于真理的启示,内心的谴责,思想斗争正在加剧,觉得自己正需要认真考虑一些问题,哪有心思去学习啊!然而组织上却找来了抗大的教员来给我们介绍情况。那些教员原来都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劝慰再三,我来到了抗大。

                这时,有更多的四方面军的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团结教育的方针下觉悟过来了,他们以自己的认识和感受引导我们去看待一些问题。不久,召开了反张国焘路线大会。中央团以上干部出席,四方面军的连以上干部都参加了。会上,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在长征途中,他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强迫四方面军向西康、青海退却,并非法地组织了另一个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致使西路军彻底失败等罪恶行为。原来一些不明真象的同志,听了都大为震惊。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同志,一且搞清了事情的真象,无比激愤,纷纷要求党中央把张国焘撤职,开除他的党籍,有的还要求枪毙他。

                毛主席给大家讲话。他说: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到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听到这番话,我们深深地认识到毛主席伟大的胸怀,对同志孜孜不倦地教诲的精神。开完会回去,一个同志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真是一言难尽啊!毛主席才真正是最爱护干部、最爱护党内团结、最能以理服人的啊!”

                那个同志说:“按张国焘犯的罪,真该杀,可是毛主席还要等待他改过呢!”

                “是呀,要是按张国焘的办法来处理,不用说今天的他,就是今天的我们,如果不枪毙,也得一撤到底,当挑夫、罚劳役。那真是军阀主义呀!”

                他听了我的话,也沉痛地说:“可惜我们过去的认识太差了,革命理论懂得太少了!”

                “是啊,今后我们可要好好学习,按毛主席指示的路走!”

                这一晚上,我们又谈到深夜,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尽的收获,心情愉快了,一切顾虑都烟消云散了。前些时候,只是人进了抗大,心还未进,现在迫切地想读书,想学习了。特别幸运的是,毛主席时常亲自来给我们作报告。《实践论》、《矛盾论》都是那时讲的。他用马列主义的真理,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从理论上武装了我们。这时,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全党全军空前巩固地困结起来,全国广大人民拥护我党抗口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气势,正如怒海狂涛,在这样的形势和条件下,我们的学习劲头一天比一天高。直到第二年春天,江南抗日前线要干部,我才离开了党中央,离开了毛主席。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的光辉思想,随时随刻和我们在一起,指导我们的工作,鼓舞我们前进。

                戴后来以师长之身率部参加过长津湖战役,授衔时为大校,60年晋少将。

                • 家园 看了这位戴克林的回忆文章可知,西路军干部知道来龙去脉

                  戴克林,是西路军红九军的副营长。回到陕北后,也是从想不通、公开表示同情张国涛,到与红四的干部、红二的干部广泛深入交谈、在抗大上学听报告,最后弄明白了西路军从渡河命令到最后失败的前因后果。

                  如果有什么阴谋史学的可能,戴克林这样的干部是能被蒙骗住吗?

                  更甭说军级干部李先念、程世才、王建安、许世友这些人了。整个西路军全过程的中央、朱张、徐陈的互动,这些人回到延安后应该都很清楚。

                  就例如中央说是张国涛违抗中央意图擅自命令西路军渡河这件事。想让从西路军的军级一直到副营级、连级干部们相信,就必须把36年10月下旬三军会师后整个西北战场态势、中央要打《宁夏战役计划》的前因后果、西路军的3个军是奉哪个命令渡河,与宁夏战役计划有什么违背,为什么中央自始至终坚决不同意红4军、红31军渡河,都得给红四与西路军干部们说清楚。

                • 家园 骑兵团里的况玉纯政委也是

                  他讨饭回延安途中曾经被敌人抓住过,后来设法脱逃,也没影响他后来在抗战中的职务。他这段经历写成的文章也被收入了《星火燎原》。

            • 家园 我希望先生具体举证举例说明问题,泛泛之论还是免了吧!

              就着证据说话,这应该是最起码的要求,是吧?

              俺就纳了闷儿了,俺跟这儿,说过一句“宗派情绪”么?先生找找看?要不,拿把放大镜找找?至于“服从命令”什么的,是一句话说得清楚闹得明白的么?再者说啦,俺这儿不是列出了诸多证据么?比如命令是咋来的,怎么个来龙怎么个去脉,如果先生觉得俺哪个证据是选择性取舍的,可以提出来呀?

              至于先生这句话——

              其实我看现在的砝码并不是很偏,大多数人是沉默旁观的,原因很耐人寻味。人心都有自己的称,路见不平才发声。

              是怎么个一回事儿哩?先生准备用先生想象中的多数,来压迫俺?介不是个学术问题么?俺介不也是“路见不平才发了一声儿”么?而且还是一边倒的声儿响了三十年后才发的声儿!怎么先生你就可以,俺就不可以哩?这是哪家的道理?

              俺引颈固待先生说点具体滴,就事论事,甭老来宏观,成么?

              俺最后想说的是:俺码这些文字,不是来讨人喜欢的!而是要说真话的,哪怕是很不愿意接受甚至很残酷的真话滴!更何况,这个话题并不是俺挑起的,俺是应战而不是挑战!

        • 家园 近代历史研究没有绝对客观中立公正的

          如果说文革前文革中的党史研究有不客观的地方,文革后这一段特殊时期的研究也不能说绝对是客观的。唯一的希望在于时间,随着老一代的逝去,相关材料的解密,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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