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给力的李敖！ -- 天白

春节将至看到的一篇好文章！早就对龙应台的垃圾文章大江大河不以为是，奈何看到国内不少论坛上有小资之流深受其影响，也没有看到有力的反驳文章。今天终于看到李大侠的文章，说的透彻，说得痛快，深深佩服李大侠的功夫，事实说明，宣传阵地确实是无形的战场，奈何大陆这样有功底而又明白的人没有看到，何新算一个，但新作似乎一般，文史功底也欠缺，北大孔教授也算敢说，但功夫也差不少！李敖应该多活几年，否则没有人能够这么深刻的揭穿这些“人妖”的画皮！河里的萨苏可惜了，可惜在于没有战斗性，有时候看过去似乎写的最适合的题材是“感动中国”，可惜了这么好的写字的功夫！赞成这段文字的建议推荐给更多的人看，让那些善良纯真的受感动的可怜人醒醒！如果出书，我一定买一本！

链接：李敖秘密谈话录：龙应台的《大江大海》骗了你

外链出处

摘要

　　龙应台的不幸

　　■看来龙应台有点不幸，她踩了你的线。她如果只写写什么文艺批评，还算恰如其分。她不自量力，扩大来谈“一九四九”的问题，恰恰那是你一步步踩过的线，她跑来乱踩，就闹笑话了。你从十四岁起看“一九四九”长大，而龙应台呢？“一九四九”时她还没穿上开襠裤，实际还没出生。

　　□“一九四九”对我是目击、是身历、是焦距清楚的见闻、是文件累积的印证，但对龙应台都不是，龙应台只想对大题目速成，那是速成不来的，既不够真实，也容易闹笑话，搞什么大题目啊，连小细节都弄不清楚。像台北的紫藤庐，全不是那么回事。

　　■谈到教训，先举个例，做个示范吧。龙应台好像也有用功的一面，她跑到美国，去看蒋介石的日记呢，满辛苦的。

　　□龙应台跑到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看“蒋介石日记手稿”，又抄又引蒋介石日记。她的辛苦，发生了两个问题，第一、蒋介石的日记，龙应台可以一网兜收吗？第二、要兜收，就不能不对蒋的另一面，视若无睹吧？如蒋私下骂叶公超是秦檜、张邦昌卖国贼，但蒋自己干的，不正是同一勾当吗？蒋口口声声“汉贼不两立”，结果是求在联合国汉贼两立而不可得，真相不正如此吗？别以为那是以后的事，那才真正是“一九四九”埋下的伏机呢。

　　■美国档案后来公布了，原来蒋介石并没有“汉贼不两立”，他偷偷转告美国人，我们赞成在联合国两个中国、两立出两个中国，当时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就是老布希（George Bush）操盘，可是没有成功，蒋介石给赶出联合国了。

　　□可是这“汉贼不两立”的把戏还一直掛著，不但国民党的笨蛋们相信，民进党的笨蛋们也相信，笨蛋林浊水还抱怨因为蒋介石坚守“汉贼不两立”原则，害得台湾被赶出联合国呢，这笨蛋。

　　■叶公超当然看不到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诬蔑他，但是龙应台看到了。看到了却逃避不写，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龙应台的大问题。龙应台这种知识分子，没有真的切肤之痛，不像叶公超。四十多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他如看得到蒋介石日记里这样诬蔑他，他连头都要埋在泥里了。

　　■叶公超也可统称“叶公超之流”吧？这些凤毛麟角的知识分子，“一九四九”年靠错了边，最后被蒋介石耍、被蒋介石羞辱，多懊恼啊、多悔恨啊。龙应台写了一大堆，却不知道为“叶公超之流”的懊恼与悔恨留点笔墨，她的均衡感一塌胡涂。

　　□一塌胡涂的不只写不出“叶公超之流”，而在她竟写出“钱穆之流”。她写“冷眼素书楼”，就是叫人哭笑不得的一例。

　　■蒋介石日记也有问题吗？

　　□问题可多著呢。日记是档案中第一线真偽搀杂的，然后才衍生出别的。我在沉亦云“亦云回忆”中，发现蒋介石的把兄黄郛的一则秘密电报，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发给义弟蒋介石的。那时黄郛正在北方与日本人谈判，电报中有一段如下：

　　至尊电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黄郛自称）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迄未就职，弟（指蒋介石）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惟吾弟其谅之！并盼电覆。郛感印。

　　黄郛与蒋介石拜过把子，在一九一一年。二十二年后，他打这样的电报给蒋介石，内心之沉痛可知。他显然不满蒋介石以白纸黑字来跟自己人演戏，使后世之人，看了电报内容，以为爱国的是你、误国的是我。这种沉痛之言，岂不正令我们了然于心么？可见白纸黑字的，处处玄机，何况日记呢？

　　蒋介石的“专立文字”骗术

　　■这种专门以白纸黑字来作弄你的干法，可说是“专立文字”而非“不立文字”。

　　□正因为蒋介石“专立文字”是给人看的，所以，很多文字我们就不可认真。詹特芳在“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一文中，透露吴嵩庆怎么演政治双簧的事，颇为有趣。詹特芳说：“撤退到广州后，有一次蒋批给马鸿逵二万块银元，条子已经亲笔批了，可是就在马手下来领钱之前，蒋经国由黄埔来了一个电话，叫不要发。这真是一副难吃的苦口药，蒋亲自批发的条子，怎能不给钱呢？又不敢明言，吴只好一个劲地说好话，准备挨骂，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的反动军人，而吴嵩庆又是个文人，真有些对付不过来。又有一次，财政部长徐堪到蒋处说，广东的金圆券实在对付不下去了，必须拋五万两黄金压一压涨风，蒋同意并亲笔批发五万两黄金。可是也跟上次情况一样，在财政部领钱人还未来时，黄埔俞济时（他的侍从长）的电话已经来了，一句话，不要发。这一次更难对付了，徐堪是吴的恩人，吴之所以能当上财政署长，是当初徐做主计长时向蒋推荐的，怎么办呢？只好硬著头皮顶。记得那天徐因未领到黄金在电话内骂吴时，吴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个劲地喊『可公可公』（徐堪又名徐可亭，旧社会下属对顶头上司最尊敬的称呼是公，故喊可公），要求可公原谅，然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更不敢说明得了蒋介石不发的电话。”这个有趣的回忆，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蒋介石笔下“批给”“批发”的钱，其实不一定拿得到，蒋介石只是“专立文字”给人看而已，你是不能认真的。

　　当事人根本没看到

　　■依此类推，其他的也一样？

　　□依此类推，其他的也一样。例如蒋介石关了蒋百里，一年以后，李根源、张仲仁等人跑去找蒋介石，说“外侮日亟，将才苦少”，希望当局为国家保全人才。蒋介石当面批了“照准”字样，下令放蒋百里，可是事实上却仍旧关著，事见曹聚仁“蒋百里评传”。可见这种“专立文字”，你是不能认真的。又如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兵败退却，对蒋介石甩都不甩，只叫他在重庆的手下做间接报告，蒋介石在文件上批示：“史蒂华脱离我军擅赴印度时，只来此电文，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事见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增订版。但是，这种“专立文字”，史迪威（史蒂华）当事人却根本没看到。你若以为蒋介石有种这样责备他的洋参谋长，你就错了。──蒋介石的威武，原来只是给“龙应台之流”看的啊！

　　蒋介石的“不立文字”骗术

　　■蒋介石的“专立文字”以外，还有什么花样？

　　□他还会玩“不立文字”。蒋介石的习惯是，口头上可以答应许多事，但拒绝立成书面。当时没有发明录音机，空口无凭，只要不形诸文字，就没有把柄在人手中，一切就好办。蒋介石这一作风，表现在西安事变上，最为高段。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等提出八条件，蒋介石口头答应，可是“不立文字”；对张学良等不咎既往，蒋介石也口头答应，可是也“不立文字”，口头答应之承诺，且经宋美龄、宋子文、洋顾问“背书”，但事后或认帐或不认帐，全凭他高兴。这种“不立文字”的禪门功夫，表现在对外关係上，也有一手。蒋介石跟日本人办外交，怕卖国事洩，就尽量以“不立文字”偷关漏税，纵立文字也避免条约或协定的形式，以掩人耳目。例如与满洲国谈判通邮，最后约定“双方均用记录，不签字、不换文，以避免条约之形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外交部致各驻外使署电）；又如“何梅协定”，何应钦一直不承认有所谓协定存在，但是，这只能骗中国人，骗不了日本人的。胡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记说：“所以不发表此项文件之故，他们说是『不愿把此件做成外交文件』。然而日本人早已把此件认作『外交文件』了！”可见日本鬼子才不跟你一厢情愿呢！有的时候，纵立了文字，也动手脚，达到“不立文字”的效果。例如“塘沽协定”，第四条第二项与日本人约定不予公开，并且在签字之协定外，另有口头约诺之日方希望事件四项，也没公布。这种立如不立的绝技，更不是禪门人物想像所及了。

　　档案里根本找不到

　　■沉醉在“军统内幕”，有这样一段：“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那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諭速办』和『奉諭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諭』，档案里完全找不到。”可见蒋介石的禪门功夫，真不是盖的。

　　□清朝皇帝在臣下奏摺上有硃批，上立文字，但规定臣下看过后须将原摺交还，那时没照相机影印机，纵立文字，不虞外洩。蒋介石当科学昌明时代，“不立文字”，更形正本清源。看到他这些禪门功夫，谁还相信他是基督徒哟！

　　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在那里？

　　■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当然不止这一项。

　　□龙应台的另一个根本毛病，在她没资格谈问题却又喜欢谈问题。结果书一本一本出、笑话一本一本闹。谈问题，要有训练才成，尤其谈历史问题，更得先有“史学训练”才成，并且这种训练，也不能跟眼前这些学术班子接龙，因为这些学术班子也不及格。儘管他们有中央研究院、各大学、“联合报”、“中国时报”专栏报纸吹捧炒作，但这都属于龙应台“现象”的衍生部分。不管这批学阀如何巧立名目，美化自己、美化蒋介石，说什么他们写的是“大历史”。那个历史不大呀，蒋介石的御用学者黄仁宇真臭狗屎。

　　■臭狗屎？

　　□看看给大汉奸舐痔之作──“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国史释论”吧（执行编辑可有杜正胜呢），看看那篇黄仁宇马屁的“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通篇肉麻已极，说它是臭狗屎，不是骂这票国民党文人，而是据实陈述。

　　■你说吃臭狗屎，会不会太愤世嫉俗了？

　　□何必闪躲呢？我们一直在吃臭狗屎。几十年前是老K牌臭狗屎，几十年后在吃老K徒子徒孙牌臭狗屎。具体的说，几十年前我们吃的是蒋介石臭狗屎，几十年后我们吃的是换了精美包装的，不论包装纸上是“野火”，还是“大江大海”，都一样。

　　■一般人看了龙应台的书，没想到竟是这样分级的。

　　□那是因为一般人程度不够。读国民党领导人的“遗教”“遗训”，像吃臭狗屎；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像吃从臭狗屎堆中捡起来的烂苹果。烂苹果的特色之一是，你无法吃下它，转来转去，你找不到下口的地方。它浑身不对劲，对了，毛病就出在它浑身不对劲，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换句话说，龙应台即使写“现象”，也出了问题，因为她程度不够，对“现象”只是瞎子摸象，摸到了一条腿，就说象是那个样子。

　　可以这样“二二八”吗？

　　■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这个范畴下，“二二八”太重要了。龙应台明明在闪躲这个大题目。

　　□不止于闪躲，而在扭曲。龙应台不断闪出一种氛围，就是台湾的文化处处高于大陆的，搬出高高在上的学术名词，要你说服她。她把“二二八”定位成“两个文化的剧烈衝突”、“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衝突”，说得太玄了吧？“二二八”是多么“一九四九”的题目，“二二八”后两年就是“一九四九”，龙应台显然闪躲了这个大题目，如果全部闪躲，也就罢了，她特别根据彭明敏的“记得”，来了彭爸的一段往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衝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著“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龙应台不画龙，却点出血淋淋的眼睛，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说是“流血衝突”，“衝突”总有双方面吧，为什么看来只是单方面的呢？

　　■这就是龙应台的手法，她只掏出一段血淋淋切片，别的都不管了，这叫什么“文化”啊？这不是在恶意挑拨吗？谈“二二八”，只谈外省人杀本省人，不谈本省人杀外省人，单方面挑起本省人的仇恨，这是什么意思呢？龙应台谈“二二八”，只根据彭明敏的“文化”，谈到的本省人暴行只是打了菸酒公卖局职员，“职员被痛打”、“几个公卖局职员被殴打重伤而致死亡”。事实上，这么简单吗？这么仁慈吗？

　　“台湾菁英”怎样奸杀外省女人

　　□根据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又名“台湾事变面面观”）第九十一页、九十二页、九十五页：

　　一、二十八日早上十一时许，在台北新公园中，除了打死十几个外省人，殴伤二十几个公务员外，更有一个年轻的少妇，搀了她底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中跑回家时，却被几个流氓们拦住了，他们对她尽情的调戏后，便一刀将她的嘴巴剖开，一直割裂到耳朵边，后将她的衣服剥得精光，横加殴打，打得半死半活时，便将她的手脚捆起来，拋到阴溼的水沟中，该妇人惨叫良久后即身死。当该小孩正在旁边哭喊妈妈时，另一残暴的台湾人，便用手抓住该小孩之头，用力一扭，即将该小孩之头倒转背后，登时气绝。

　　二、又在万华附近，一小孩被民众将双脚捆起，将头倒置地上，用力猛击，直至脑浆流出时方将其拋于路旁。

　　三、又在台北桥附近有两个小学生，路遇民众，因逃跑不及，即被民众捉住，民众一手执一学生，将他们两个人的头猛力互撞，等到该两小学生撞得脑血横流时，旁观之民众犹拍手叫好。

　　四、又当天下午，在台北太平町，有一开旅馆之孕妇，被民众将其衣服剥光，迫令其赤裸裸地游街示众，该孕妇羞愤无已，坚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军刀之台湾人，从头部一刀下去，将该孕妇暨一即将临盆之婴孩，劈为两段，血流如注，当场身死。

　　五、又在台湾银行门前，有一个小职员，当他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即被一个台湾人当头一棒，打得他脑浆迸流，随即殞命。

　　六、这时，适有一对青年夫妇路过此地，又被群众围住，吆喝喊打，吓得他们跪在地上求饶，时有很多台湾的小学生挤进人丛中，一看原来是“阿山”，便连忙你一脚、他一脚，将他们两人踢在地上滚成一团，这时民众更拳脚交加，棍棒齐挥，不一会，他们便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两具破烂的孤魂。

　　七、在新竹县政府的桃园，被羈囚于大庙、警察局官舍与忠烈祠后山三地之外省人，内有五个女眷被台湾一群流氓浪人强行奸污后，那五位女眷于羞辱之餘，均愤极自縊殉难。

　　八、而该县大溪镇国民小学女教员林兆熙被流氓吕春松等轮奸后，衣服尽被剥去，裸体彻夜，冻得要死，后被高山族女县参议员李月娇救护始脱险。

　　若说以上唐贤龙的书不可信，那么李登辉主持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为何一再引证？该报告全书中，在这一章有註释五百九十七个，其中光唐贤龙的书就引了十九个，可见倚之甚殷，只是奸杀外省人之事，一概不引，其他行凶，加上但书而已，如“打杀”“砍杀”就要给加上“据闻”并予以消音？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学术？把同一作者、同一书予以前言不对后语，这是什么唐贤龙？

　　龙应台的奸杀文化论

　　■龙应台口口声声把“二二八”定位在台湾人与大陆人的文化高低上，有一条史料，倒跟龙应台不谋而合。据“台湾警察”第二卷第十、十一期转载“台湾『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当二十八日下午开始焚燬专卖局时，全市各街巷到处皆有暴徒集团寻找来自国内之外省人施以殴打，名之曰“阿山”，是以“阿山”若为彼辈所瞥见，皆不能逃过“打”的劫数，重时毙命，轻亦在残废之列，虽妇孺孕妇亦无一幸免，据记者所知：一数岁之儿童随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将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将衣服剥光痛殴垂毙拋之于水沟，其子被用力扭转面部倒置背后即时气绝毙命；又一小孩被其双足扠起倒吊，将头部猛向地上碰击，至头破血流而甘心；又一将两小孩之头互为相碰，至脑血横流，而引为快事；又一孕妇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对腹部插入，即时两命呜呼。此种狠毒手段，不胜枚举，惨绝人寰之事，不意竟发生在此号为文化水准高于国内任何一省之台湾，闻者毛骨悚然，何况目睹其状者。

　　这是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以外的另一报导，其中特别提到“文化水准高于国内任何一省之台湾”，不正是龙应台文化优劣论的先驱吗？从残杀小孩到奸杀妇女，重重暴行，岂能以“文化”一笔带过吗？有这些残暴行径的人，还有什么“文化”？

　　台俄奸杀大比赛

　　□什么例子能跟“二二八”时的“文化”高于外省人的“台湾菁英”相比？奇怪的是，居然在龙应台的书里，可以找到“文化”的答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书中绝口不提“台湾菁英”强奸、轮奸又残杀外省妇女的事，但却看见俄国大兵强奸、轮奸又残杀中国妇女的事，在她书中，特别有这么一大段：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瀋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瀋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龙应台的视野，到了中国东北，但我奇怪，她为什么到不了台湾？就在“那一年冬天”后的两三个月里，“二二八”的场面岂不出现了俄国大兵的暴行，光天化日、强奸轮暴、杀死妇孺，试问那一样少了？龙应台为什么提都不提？当然俄国人的暴行要振笔直书，可是，台湾人的呢？今天自李筱峰以次，都把“二二八”的台湾人供成“台湾菁英”，但怎么掩饰那有俄国大兵行径的“菁英”呢？他们不是“台湾人”吗？

　　龙应台只写俄国大兵在强奸

　　■他们当然是台湾人，尤其是手执武士刀的台湾人。但在“二二八”时候，与俄国人有什么不同呢？

　　□俄国人是白种人、台湾人是黄种人。并且，俄国人暴行的对象是外国人，大陆人对台湾人说来，是外国人吗？

　　■他们是台独分子吧？当然把大陆人看成外国人。

　　□台独分子吗？先成立“台湾独立国”再说吧。民进党执政了八年，连个所谓“中华民国国歌”都不敢改，还吹牛什么台湾独立呢？

　　■他们说改国歌要修宪，有困难。

　　□他们胡扯。所谓“中华民国宪法”中，根本没有国歌条款，改国歌，一道命令就改了。可是当政八年的民进党政府命令都不敢下，谁相信他们真搞台独啊。

　　■别扯远了吧，还是比较比较“台湾菁英”与俄国大兵吧。

　　□看了龙应台的文字，对照起“二二八”时“台湾菁英”轮奸外省人的记录，一何酷似啊，我们能无惊心的对比吗？“台湾菁英”奸杀中国人，与俄国大兵奸杀中国人，大同小异之处，该是俄国兵在残忍上，恐怕甘拜下风呢！试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记事”（一九四七年）中记录：“其最残忍者，为将妇女裸体殴打，甚至以刀刺其腹，以石塞其阴户，令其行走，拒者即刺杀之。”看来俄国兵还干不出“以石塞其阴户”吧？再看曾今可“台湾别记”（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的记录：“还有些妇孺是被暴徒把双脚拉开拉死的！”看来俄国兵还干不出把“妇孺双脚拉开拉死”吧？

　　何须走一趟才知道

　　■结论呼之欲出了，“台俄奸杀大比赛”，裁判结果，台湾人胜了老毛子。龙应台去了一趟长春，回来写出了俄国大兵，又引伸写道：

　　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砲兵连上尉，跟著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过她──一个排？一个连？

　　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

　　然后女人变成尸体……

　　这首诗其实写得满烂的，但是，它的价值在于，索忍尼辛是个现场目击者。

　　可是你说，你从来就没听说过苏联红军对战败德国的“暴行”；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样子，说，还是要回到德国人的“集体赎罪心理学”来理解啊，因为施暴者自认没权利谈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

　　我好奇怪，一比较就知道的事、一翻查就知道的事，对龙应台说来，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一九九○年，吕秀莲去了一趟大陆，回来说：她发现，大陆十一亿人口对“台湾是我们的”的观念，加上军事力量，对台湾是相当大的威胁，而独派人士若不能摆脱闭门造车的作法，非常可能刺激中共，若因此造成对我方人民利益的伤害，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吕秀莲的觉悟，自然令人高兴。不过，我总觉得，作为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了解一个地区，若一定得靠“走一趟”为必要条件，才知道什么、才觉悟什么、才猛醒什么，似乎又未免太直接了、太浪费了、太迟钝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本领像中国大哲学家老子那样“不出户，知天下”，才算功夫。对大陆对台湾的态度、对台独绝不可行的认知，还需要靠“走一趟”才清醒吗？这样子的求知方式，太笨了一点吧？

　　龙应台去了一趟长春，令我想起吕秀莲。不过，龙应台还不如笨蛋吕秀莲。龙应台说她“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僕僕风尘的，她回来了，其实她连这件事也没搞懂。哎呀，她还是做点文艺批评吧，国家大事、思想趋向，不是她搞得懂的。

　　是谁引来俄国大兵？

　　■龙应台大谈俄国大兵在东方的暴行，并比照他们在西方的，同样是只谈“现象”，不谈“原因”。记录上说，一个俄国大兵强奸了德国女人，从女人身上爬起来，说：“你们的德国大兵在我们苏联，就这样。”嫁到德国的龙应台，从来不谈这一因果。不是说被强奸的是应该的，而是说“原因”也该同时摊出来，并且要区分出来。德国对苏联是侵略者、苏联对中国却是加害者，中国还是战胜国耶，战胜国的女人还要被强奸、被奸杀，这是什么道理？要问谁啊？

　　□要问蒋介石啊、要问蒋经国啊、要问王世杰啊。是谁引来俄国大兵，看看记录吧。一般说法是“雅尔达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FDR）逼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从“顾维钧回忆录”里，明明看到：不论从美国总统的回信里，还是从英国外相、美国国务卿的谈话里，还是从中国老外交家的失望里，都证实出在外蒙问题上，蒋介石及蒋经国、王世杰之流做了不该做出的让步。──美国主子要你蒋介石卖国，没有错，但没要你卖那么多！事实上，可以不卖那么多！可以不卖那么多却要卖那么多，这就是怪事了。“要五毛，给一块”式的加码卖国，也是美国逼你的吗？

　　在蒋经国的回忆中，我们得到了答案：

　　史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併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史大林就接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写得多清楚啊，因为是“你要我来帮忙”，所以我才要你的外蒙古。不过，所谓要苏联帮忙，不论人家盟国的目的也好、自己卖国的目的也罢，都在使苏联出兵、请苏联“来帮忙”。但是，八月八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向王世杰的宣布，证实中苏关係尚未达成协议前，它已出兵了，那么国还要不要卖，就该从长计议才是。但是，妙的是，这些卖国者，却仍要照卖不误，这不是贱种吗？更妙的，八月十四日日本都投降了，八月十五日蒋介石以下卖国者还向苏联签约大卖。王世杰八月十五日日记上说：

　　中俄文约稿书写需时，签字手续直至今晨六时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但苏联已于数小时前广播，谓已签字。盖日本接受投降条件之答覆适于今晨二时到达此间也。

　　为什么苏联方面要捏造签字时间，提前“数小时”呢？因为日本已在“今晨二时”投降了，连苏联都不好意思在日本投降后向战胜国要土地了，只好捏造说外蒙古是在日本还没投降前就独立了。多气人啊！日本投了降，战胜国的中国还要签约卖国。蒋介石、蒋经国、王世杰之流多莫名其妙啊！

　　引来俄国大兵以后

　　按照卖国者与苏联订的“中苏友好条约”，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的，但是，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又三个月又三个月，老毛子犹在东北奸淫掳掠中。到了第二年（一九四六）三月六日，“王世杰日记”写著：

　　中苏交涉，如利用民众反苏游行，及本党公开之攻击，纵能促使苏联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与东北共產党及其他反政府武力勾结，造成更不利于国家之形势。予不主张与苏联公开决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后予以外交部部长名义，致正式照会于苏联大使，促苏联即行撤兵。蒋先生尚拟缓发此照会。予因恐未来局势或使我政府不能诉诸国际会议，故断然决定发出，但仍未在报纸发表。晚间予面向蒋先生辞外交部长职，蒋先生不允。

　　看到了吧，俄国大兵不撤退，一方面固是苏联原因，另一方面，却是蒋介石挽留，“尚拟缓发”“照会”呢。

　　当时在东北第一线与苏联打交道的董彦平将军，写了一本“苏俄据东北”送给我，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他家里，我与他长谈，我彷彿知道了什么，蒋介石被斯大林（Stalin）耍成白痴，最后还要求俄国大兵帮他在东北防共產党呢！

　　蒋介石引来俄国大兵，下面才是龙应台片段又断片的故事。龙应台照旧只写“现象”，她不写“原因”、不写俄国大兵奸杀中国女人的“原因”，她开脱了美国人罗斯福、开脱了中国人蒋介石、也开脱了苏联人斯大林，她的视野只是一根管子，管中窥见了豹斑。龙应台的读者跟她窥见了豹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但是，对长春街上的“原因”，龙应台永远闭目以窥豹斑。

　　蒋夫人还慰劳俄军呢！

　　■龙应台在字里行间，明示斯大林如何如何、感谢俄军如何如何，在在均为共產党杰作，在她笔下，引狼入室的祸首国民党是不见媚骨的。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看看刘毅夫少将的回忆吧。刘毅夫在“我亲历国军拒绝收编偽军的一幕──随侍蒋夫人赴长春慰劳俄军的回忆”（“传记文学”第六十七卷第一期）中说：

　　蒋夫人到长春的第二天，就立即前往俄国军营拜会马林诺夫斯基。当时天寒地冻，遍地冰雪，蒋夫人仍然豪气干云的昂然进入俄国兵营，当时由会讲俄语的经国先生在前领路，我与孔二小姐紧随夫人身后，以防不测。当时看了蒋夫人的神情，心中无限钦佩，同时想到了历史上郭子仪独踏番营的英勇故事。

　　夫人进入俄国军营时，首先检阅了列队欢迎的俄军。当夫人走过之后，俄军都对神采飞扬的蒋夫人，万分钦仰，有些人小声说：“马达姆倭钦克拉细微”（俄语：夫人好漂亮），我听了之后，立即回头用俄语小声说：“不要乱讲！”当时我穿的是国军将官制服，他们听了我的话，便不再讲了。

　　夫人见了马林诺夫斯基时，晓以大义，俄军乃于夫人离去之后，立即撤离长春。

　　事实上，这位女郭子仪不论“施以顏色”或“晓以大义”，都无助于苏联撤军。对照一下董彦平书中写的吧：

　　苏俄军部自一月十日美国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共匪纠纷，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停战命令以还，态度突转恶化。对我方接收表示不能协力，二月一日第二次撤兵之约，显亦无意履行。主席夫人适于此时冒恶劣天候，在零下二十度之严冬，万里冰天中飞蒞长春，代表国家劳问苏军，存眷父老；并向苏军阐明中苏友好同盟之真諦，获致热烈反响。但苏方并未因此改变其预定计画。

　　龙应台为什么不想想呢？中央政府第一夫人蒋宋美龄可是“代表国家劳问苏军”呢，长春市政府一条“斯大林大街”又算老几啊！“长春各界人士”的一座“战机、坦克纪念碑”又算老几啊！

　　被人强奸也是“国家利益”？

　　■看来龙应台谈了半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却谈不出大事。蒋介石卖国签下“中苏友好条约”是何等攸关“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事，龙应台侈谈“大江大海”、侈谈“一九四九”，却对大事隻字不提。只提俄国大兵在瀋阳强奸中国女人，为什么不追究谁是引狼入室的祸首呢？

　　□从头目言，是罗斯福与蒋介石，从细部作业言，是王世杰与蒋经国。最后，龙应台的“一九四九”到了，蒋介石王世杰之流给赶出大陆了，退守到只有外蒙古四十四分之一大的台湾岛上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秘密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负其全责”。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但是，王世杰这边呢，却仍旧一言不发，但却不断放出风声，他是“为国家利益”，以致如此。我在“蒋介石研究四集”有“蒋介石、王世杰卖国”一文，收有张九如影印给我的一封王世杰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致他的信，谈到“中苏谈判”之事，“惟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

　　■什么“国家利益”呢，让人强奸也是吗？

　　□“王世杰日记”在王世杰死后出版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十二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锋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

　　“他人之过”的“他人”是谁呢？龙应台到美国看蒋介石日记，忘了找这一段了吧？在日记里、在“国家利益”之下，应该看到一个名字吧？

　　“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

　　王世杰听命于蒋介石，签了“中苏友好条约”，卖了国。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向党中央报告，日记中说：

　　……外蒙，不能不承认其独立，但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依约不能不自东三省撤退！……东三省之主权可以收回……蒋先生请大家起立表决，结果全体一致起立。

　　由此可见，国民党不但主事者是卖国贼，它的团体也是卖国集团。在蒋介石面前，对卖国成果，无人敢于拒绝“起立通过”！

　　讽刺的对比是，一九一二年，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警告“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一九一九年，“军阀”徐树錚收回了动摇中的外蒙。谁想得到，二十六年后，外蒙却在国民党手中失去。一九四九年，在“中华民国”亡国前夜，戴传贤自杀了，真应了一九一二年的预言：“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

　　戴传贤死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他二十一岁办“天鐸报”，惹出文字狱。二十二岁亡命日本，革起命来。二十三岁辛亥革命成功后，做孙文机要秘书。此后青云直上，二十八岁做大元帅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又兼帅府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三十五岁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宣传部长。三十七岁做中山大学委员长后改为校长。三十九岁做考试院长，长达二十年。最后做的是国史馆馆长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以这种显赫的履历，可知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热的。但这个炙手可热的党国元老，却随“中华民国”之将亡，自己先死了。

　　龙应台书中写了一个小军官的殉死，但那一死，只是鸿毛之轻，象徵的意义有限；戴传贤却不然，他的自杀，有太多象徵的意义。他的一生，随“中华民国”而兴、随“中华民国”而亡。但他在国民党中，是少有的颇有“纯纯的信仰”的一位，他关怀国民党的前途，总是真诚的、情见乎辞的。一九四四年，他在重庆曾家岩发豪语：“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一千年。”这种“纯纯的信仰”，在国民党中，又有谁比得上呢？结果呢，“一九四九”到了，一千年的豪语，遭到挑战，戴传贤五十九岁，一死了之。象徵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象徵一个信仰的结束。多么可爱的“一九四九”，卖国的“中华民国”统治者，使“中华民国”沦为死尸；而统治者呢，却沦为守灵人，戴传贤死了，他留下了一个孽种，“过继”给蒋介石，孽种不是别人，就是“蒋纬国”。

　　龙应台只见一彭

　　“原因”越来越大了、头绪越来越多了。解答龙应台没搞懂的一件事，好奇怪，答案原来不在东北，却在台湾。还是回头从“二二八”来追踪吧。

　　□这叫环环相扣。一九四六在东北的事，竟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得到索隐。还是回头看看“二二八”。

　　■龙应台只引彭明敏的“二二八”，是不是犯了孤证的毛病？

　　□当然是。据“高雄市『二二八』事件报告书”：“……有案可据者，计伤公教人员三十一人，死八人，暴徒除拘获正法者外，死亡七人，民众伤五四人，死八六人，其餘不详身分者，死二四人，合计死一二五人，伤八五人。”足证外省人有死亡；再据陈桐“杀戮起源蓄意煽动”（“自由时报”，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暴徒流氓）甚至挟持外省人集体软禁在高雄中学内，每天只供给一粒饭糰，境遇也相当凄惨……”足证外省人有被拘禁。可见彭明敏所述，是一面之词，他置外省人在高雄被杀被关于不闻，只记彭孟缉怎样怎样，其实，照彭孟缉“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回忆录”、“彭孟缉访问纪录”，是会议席上涂光明先掏枪。彭孟缉固非善类，但此彭非彼彭，也别有说词，龙应台也该知道。至于龙应台引彭明敏“『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云云，简直替彭孟缉搽胭脂抹粉了，那来“审判”啊？兵荒马乱之际，彭孟缉这种恶棍还给你“审判”吗？

　　■看来龙应台扯出“二二八”，是上了彭明敏的当。

　　□她自己太不用功，才会上当；彭明敏他们太偏执，才会只看单方面的历史。其实这是一种“弱者的偏执狂”。谈“二二八”，众口一声，把悲剧定位在外省人的不是上，说破了，这就是“弱者的偏执狂”。人一变成“偏执狂”，则虽遭苦难，不能反省。“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眼中，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但我怀疑，到底有没有一个小数点──百分之百怪外省人中的一个小数点，本省人也不妨反省反省呢？例如事件之起，是缉私人员惊慌中开枪误杀了一名看热闹者，这种缉私人员应予严办，是对的，但群众包围警察局，要求立刻“就地正法”，这种不懂事的要求，任何官员都做不到。做不到就起暴动，把外省人中的无辜者予以打、砸、抢、杀，妇女予以强奸、婴儿予以摔死，这种行为，不该反省反省吗？由这种暴民滥杀行为招致来的暴君派部队登陆滥杀，能够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吗？我绝对不是说国民党政府惹起民变、处理民变是对的，但相对方面，本省人的肆虐与招祸反应，也不无反省之处。但是，直到六十四年后的今天，又有几位反省了呢？

　　事件之起，陈仪答应“惩凶赔款”、“不秋后算帐”，本已息事宁人、本已屈服，但是，本省人价码节节升高，答应了三十二条，又来了四十二条，不懂事的要求，使任何官员都做不到，最后只好兵戎相见，进一步造成悲剧。这种没有底价似的讨价还价，活像六四天安门前的学生，最后乱开价，逼得对方忍无可忍，只好动粗。如今一家哭引发一路哭、一路哭引发全岛哭，说不该动粗，你看你把我打成这样子，动粗的确不该，但不动粗，又该怎么做才能平息四处蜂起的暴乱呢？六十四年了，谁又假设假设，如果你设身处地，你怎么想？如果你是二十一师的抗战老兵，老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八年仗，光復了台湾，台湾人居然戴起日本人军帽、唱起日本人军歌、拿起日本人军刀军枪，沿街打杀外省人，这种亡国奴习性，老子还不教训教训你吗？──如果你是那种老兵，你会有更理性的表现吗？

　　　来源: 台湾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