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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陕西回民战争史料之梳理

同治回民战争是发生在陕西、甘肃一带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不但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构成，对中亚一带的政治局势也有所影响。在阶级斗争观的影响下，此事被定义为“回民起义”，一定程度上拔高了其历史地位；而因当局的讳言，导致许多人对此事只能听得一些只言片语，并与当代穆斯林恐怖主义组织联系起来，使得对此事的评价有向民族仇恨的方向发展。

限于学力和材料，我不能对这样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作出独立的研究，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现有资料做一些梳理。我所依据的材料是韩敏《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宁夏社科院《西北回民起义研究资料汇编》，复旦大学《中国人口史》。总的来说，回族学者对此事研究占据了主要地位，出于民族感情原因，他们对回民战争有所回护在所难免，但他们所作的研究资料仍给我们以学习这段历史极大的便利。例如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作于1956-1957年，其时许多故老尚存，该书中汇集了陕西各县故老的亲口实录，是一部珍贵的史料。而其中所表达处的历史观，虽不必认同，但我们可以加以自己的判断。

我在梳理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尽量采取公平的态度，以求符合历史事实。然而人情之故，有表露情绪之处也在所难免。

材料整理如下：

一,起事原因：

首先，其内部原因是回汉之间长期积怨。常常提及的“羊头会”，即因回民所蓄养之羊常到汉人之田地内毁坏青苗，导致渭南、大荔一带的汉族士绅组织起了专门宰杀越界回民之羊的机构，只是众多积怨中的一个。由于族群隔阂的缘故，“睚眦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不可否认，因为汉族在政府、军方都拥有广泛的人脉，且人多势众，财力雄厚，对回族的抱以排挤的态度是肯定存在的。例如泾阳县之富商曾排挤回族的牛羊肉生意，致使回商另立新市，而市井无赖竟至新市宰猪以辱回；再如传说在二华县府，有“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的判决，倒也很可能有事实依据。

早在乾隆初年，毕沅任陕西巡抚时，就已经“长安回汉械斗案颇多”。道光十年，云南监察御史徐法绩（泾阳县人）在《奏陈陕西回汉械斗情形疏》中说：“陕西西安府属之临潼、渭南，同州府属之大荔、蒲城、朝邑一带毗连之处名羌白镇，地面寥廓，回汉杂居，因事械斗，无岁无之。”长期的族群割裂和不信任，导致汉族对回族的猜疑心颇重，轻视之心也颇重，双方龃龉日益严重。

其次，这种情况如果在经济状况较好、政治较为安定的时代或许可以保持相对稳定，一旦外部原因发生了变化，则非出事不可。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割地赔款，财政负担加重，开始加剧了赋税和徭役。自太平天国蹂躏江南以来，清廷丧失了最大的财政来源，财政压力就被转移到了北方五省。随着咸丰末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直隶遭受威胁，河南山东捻军的爆发以及云南贵州等地回民战争的加重，其财赋之压力更转移到了西北及山西等地。陕西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被视为饷源所在，成为清政府以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主要基地之一。《清实录》记载：“此时京饷及各军饷粮，均赖山、陕西省接济。”湖北巡抚严树森说：“陕西为财赋之邦，西、同、凤三府又为精华荟萃，近年用兵各省，皆借陕西协饷聊以支持，即京饷巨款亦多取盈于此。”

在这样的重压之下，陕西民间的赋税徭役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清廷为了缓解各地战争压力，鼓励地方武装的发展，陕西的回民也在组织团练之列，例如“砍竹事件”中的回勇，即是回民团练。这就为回民战争提供了组织基础。

第四，发生在道咸中衰时期的太平天国战争，给了各地武装分子以成功的信心。在席卷了江南的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北方有捻军，四川有李蓝起义。清廷所控制的完备之省，仅有陕西山西等寥寥数个。而到了同治元年，陕西早就不能完备，二月，四川的太平军领导人蓝二顺进入陕南，四月，围攻汉中府城，荼毒西乡、石泉、汉阴、镇安等地。回民战争爆发后，李蓝军队仍然没有停止，五月，攻陷西乡县，六月，洋县沦陷，蓝朝柱自称“汉显王”镌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

另一方面，河南湖北一带的太平军也开始向陕西远征。被封为扶王的陈德才在同治元年三月围攻河南南阳，旋即进入陕西，三月十九日围攻商南，后攻克山阳、镇安、孝义厅。太平军翻越秦岭，出大峪口，四月十四日到达长安县尹家卫（今引镇），直逼西安。

第五，驻扎在陕西的军队被大量调往南方镇压太平天国，导致秦中防务空虚。例如咸丰八年十二月袁甲三在徐州、宿州一带围攻捻军，河南巡抚恒福奏请陕西拨兵助剿，时陕西清军绝大部分应调出征，已不能凑足一千数目，出现了无兵可调的局面。

在以上五大原因的影响之下，回民战争几乎一触即发。只差一个导火索了。

二。回民战争之过程：

广为人所提及的事件起因，乃是“砍竹子”。不过华阴县的汉族士绅李启讷《忧愤疾书》所言似乎更为明确：太平军到达渭南赤水镇之后，华州团练集当地包括汉族和回族在内的乡勇前往秦岭山口围堵，正在此时，不知为何出现了回民和太平军勾结的流言，本就人心惶惶的华州，随即认定此说，寻至华州回族村落秦家村，并将秦家村烧毁抢劫，正如回民歌谣所唱“事由先赶秦家起，火烧秦川八百里”，此为造衅之开始。

无论真相如何，有几点是肯定的：1。在事件最初，东府各地乡勇无论回汉都在围堵太平军，此时尚相安无事。2。过程中出现了回民和太平军勾结的流言，3。汉勇首先对回族村落进行了攻击。

虽然据秦家村回民辩解，和太平军勾结乃是谣言和污蔑。但另一点巧合也让我们生疑。当太平军兵临西安的时候，渭南回族领袖洪兴、禹祥即派人“赴尹家卫输款”，主动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并作为向导，引太平军东进。绕过省城，直逼渭南，攻陷县城，知县曹士鹤殉难。回民对此事大加称颂：“四月二十三，长毛到渭南，先破城，后杀官，乡勇死了一大滩”，其中透露出的欣悦之情让今人毛骨悚然。所以，我们很难断然否认回勇确实与太平军事先有所联系。具体到秦家村这个回村，也很大可能是遭受到了误解。但从大处来讲，回民和太平军勾结倒很可能并非空穴来风。

据说当时汉族士绅曾传帖“陕不留回”，然而现存史料各执一词，有指为事实，有指为谣言，莫衷一是。但我们大可以想见，其中必不会少了部分野心家的身影。

回民带领太平军攻克渭南县之后，顺势东进，二十七日华州沦陷，至五月三日，太平军东出潼关，进入河南。

太平军虽然在关中所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却犹如鲶鱼一般将关中搅得天翻地覆。无论事实真相如何，总之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对于太平军的来临回勇是非常高兴的，大有如释重负之感。回勇帮助太平军扫荡东府之后，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乘此空虚，揭竿起事，东自同州（今大荔县），西至华州（今华县）、渭南，所在骚动矣”。

在太平军于二十三日攻克渭南之后，二十五日，大荔县发生了回民攻破汉村八女井的事件，当时八女井村民正在饮宴，碗碟堆积如山，“王阁村回民纠众猝攻井民，井民无备，聚族栽者甚伙，遂烧八女井。”回民所持的攻击理由是八女井村民正犒劳乡勇，准备杀光回民。然而《回民起义调查记录》第122页所记载的一段传说又透露出了另一番消息：咸丰末年（回民战争前几年），一位木匠到南王阁村做活，见回回家请铁匠做一些刀矛之类的兵器，问其缘故，答曰：“是杀你们的呆迷（回回对汉人的称呼）的。”除八女井外，其它汉人对此事颇为麻痹，并未防备。故回民起事，首先攻击八女井。

回民占领八女井后，又占领了羌白镇，后羌白、王阁村成为回民战争的根据地。二十七日，渭南县城被太平军所攻陷之后四天，回民报复性烧毁渭南县孝义镇（此镇之乡勇，即肇衅劫掠回村秦家村之乡勇），杀死团练首领赵权中。一时间，蒲城、大荔、华州各地风起云涌。东府各县的回乱是突然同时爆发的，当时的汉族团练甚至来不及防备，显示出回民事先的组织性。

因关中防卫空虚，西安城内清兵仅三千余人，而且事态蔓延非常严重，陕西巡抚只好采取安抚的政策，派曾为帝师、颇有乡望的张芾至临潼招抚。张芾曾为江西巡抚，出身泾阳县的豪门巨族，因丁母忧在家，张芾对他们说：“汝等皆良回，起衅者任老五耳。只诛渠魁。”

任武，此人曾参与云南回民战争，后流窜至陕西，如果说没有问题，恐怕令人难以相信。此人后来也确实成了回民战争早期最重要的首领。可以说张芾的眼光是不错的。

但任武本人躲在回民之中，大加鼓动，后来回民又在张芾轿子中发现了“秦不留回”的字帖，遂哗变，张芾被回民押至渭河滩大卸八块。

一些回族学者曾引用这样一则故事来证明张芾仇回：

汉族团练头子张芾，在当时以仇回、剿回为己任。这使得他的老母亲深感不安。当母亲劝告儿子不要和回民结仇时，张芾伸手从簸箩里抓了一把麦粒，说：“簸箩里的麦，好比是汉民；我手里的麦，好比是回民——它不单是少，还在我手心里抓着哩！”

张芾从簸箩里抓麦粒这种事，显然系民间好事者想象，作为豪门巨族，怎么可能在家里摆一簸箩麦子。而且他刚好在家的原因，正是因为丁母忧，也即母亲早已亡故，这里怎么又来了一个母亲！

这种谣言能够流传至今，可以想象当时的谣言会有多少。除了这个明显的谣言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任何一则材料能够证明张芾仇回。而“秦不留回”的帖子，也早在张芾到渭南之前，就已经是渭华一带回民起事的借口，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把戏。东府早就到处流传着“秦不留回”的帖子，致使回民含愤。从后来事态发展的过程看，究竟是谁准备的更充分也不用多说。只是，这样一脉相承的把戏，显然是野心家参与其中的挑拨。

据说杀了张芾之后，有四十车镖银刚好运送到渭南，这笔镖银成了回民起事者事先没有料到的飞来横财。自此，回民战争完全不可收拾，例如在临潼的回村八里坤村，当地回回头目声称全村回民都要参战，否则以回奸论处。为免家属遭受汉人报复，他们还携带家眷向大荔聚集。

张芾本为招抚，招抚不成反而遇难。此时战争还局限于东府，西安及以西地区尚未波及，以下的状况惨烈更令人扼腕。

当张芾被杀，东府变乱的消息传到西安后，陕西巡抚以回民“攻城戕官，劫日官绅”，已属叛逆行为，遂决定求朝廷派兵入陕镇压。五月十二日，高陵沦陷，西安郊区形势陡然严峻。此时汉族团练也开始了正式行动。据于西安西关金胜寺的汉族团练首领梅锦堂等人决定对当地回族进行清洗：“五月十五日，新庄回汉打仗。”十六日，“东留村回众被乡团杀尽，东北一带烟气冲天，浦桥河一带及米家崖、新庄、水窑、阎家市各处，俱被团练烧杀”。十八日，城西“西铺上，皂河上、老鸦寨、曹吕村、北石桥、八家滩、河湾、里叶家二三十处回村被梅五（梅锦堂）、石仓团练烧杀，鲜有免者。津河以西回民被柏景伟、梁翼之乡团烧杀，及户县所属南乡各处回村屠杀净尽”。二十三日，“团练将西南乡一带回村尽洗”。二十六日，“梅五乘虚往沙河破回巢小胜”。二十九日，“白店民众被团练杀尽，又闻柏景伟、梁翼之带团将户县、周至回民尽杀无遗”。五月十九日，泾阳知县莫元赓惧城内回民将作塔底回民内应，指使“武生靳殿魁率城乡团练即将城内回民搜杀无遗，而塔底下回民接应来迟，官民固守，该逆恨恨而去，从此积忿在心”。户县回民仅城西灰渠一村，团练为除“内患”, “先发歼之”。这种不加区分的清洗必然遭到激烈反抗，待东府以成气候的回民军扑至西安时，梅锦堂及他所率领的团练全部战死。清钦差大臣胜保给皇帝的奏折里也直言不讳地说：“查陕省绅士梅锦堂、冯元佐等，率领团练为数逾万…… 是时王阁村等处虽有回巢，而西安各属回村甚多，尚无蠢动。诅料梅锦堂乘间纠合汉团二千余人，先将长安境内各回村肆行焚杀，复到户县之辉（灰）渠堡回村围攻烧杀，回村数百家立成灰烬，惨不可言。其余未经起事地方，妄杀无辜回民或数十人，或数百人不等，并将其庐舍一律焚毁。该回老弱被杀，精壮悉归渭北，结为死党前来报复……抗拒官兵，径扑省城。”此后西安本地乡土团练大规模溃败，至西安西北拥有万余人口的六村堡失陷，人口全被屠杀之后，西安郊区遂为回民军所控制。汉族武装势力只能以村堡、县州城为据点据守。而省城西安被严密封锁，邮政不通，粮食不济，柴炭油盐日渐短缺。其它地方也异常糟糕，泾阳县城在回民军的长期围困下，完全与外界隔绝，邮递不通，外援断绝，城内粮食缺乏，先宰杀牛马犬羊充饥，牛马犬羊食尽，又以皮屑、槐豆、药物、牛马皮等煮熟疗饥。

到同治元年八月，回民军竟然已经发展到三十万之众，远非数千规模、各自为战的汉族团练可以抵挡。

鉴于陕西情况不可控制，清廷派直隶提督成明率京兵2000人，由山西渡河进剿。又令胜保等拨马步兵三四千人，派得力员弃管带赶紧人关，归成明节制。成明率军驻山西蒲州严家庄，却不敢贸然过河。七月十九日，清廷第二次派大兵人陕围剿回民起义，改命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由洛阳驰往关中。胜保以记名总兵成禄、太原镇总兵马升、王致祥等为先锋，自率大队共约8000 多人，八月十日，由潼关向西进剿。八月十六日，胜保率军进入西安，驻节南院门公署。胜保进驻省城以后，向清廷以败奏胜，谎报他在临撞一带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并“攻破渭桥、杜曲及景阳、长条、六堡寨（六村堡）回巢，省城解严” 骗取了清帝的嘉奖。事实上，胜保“不得已率师出队，亦不过朝去暮返，今日去，明日归，借以掩饰众人耳目，其中间获小胜，所歼灭者亦仅数十人、或数百人。若遇大队掩至。先行望风退避。逆回知其无能也，屡次攻杀，我兵伤折不计其数，胜帅回辕，匿不敢出。”时同州府学教授李学镰题诗讽之曰：“将军天上人，拥众坐云里。”八月二十七日，回民攻西安东关，烧毁山西会馆、八仙庵。

《 咸京被难述略》 记载：“胜帅未来，马提军守防，逆回距城尚在二三十里外，不敢近城。”胜保入城后，回民起义军直逼城关，屡次攻击马德昭大营（马德昭扎营北关）。

此时陕南的情况也急剧恶化，八月二十日，与回民军同气连枝的太平军攻入汉中府城，二十四日，又占领城固。发展到20多万人。

不得已，清廷值得再派人马。十一月十七日，清廷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命令他火速人陕。二十七日，多隆阿率马步数千由商南驰抵同州，扎营府城外八里铺。多隆阿凭借精良武器，又吸取了胜保失败的教训，采取步步为营，“更番层递移进”的滚营法战术，由东向西，对回民军进行围剿。

同治二年正月初二日，多隆阿进攻回民重要据点，即曾经屠杀了八女井的回村王阁村，“回民以数万死拒，屹立不动，相持至日暮”。多隆阿一时无法取胜，又采取诱降办法，王阁村交出白银30万两，军械十余车，投降多隆阿。二十九日，多隆阿亲督各军进攻。二月一日，清军攻陷回民的另一个重要据点渭南羌白镇，“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接着清军又攻破王阁村，屠其村，“积尸成阜，流血盈川”。羌白镇和王阁村失陷后，回民军“自庞谷、沙窝至末化、乔店，东北西三面长壕，绵亘30 余里，深涧数丈，西东两面另有小沟二道，木城一道，梅花签桩森严密列，负隅婴守”。从三月十八日起，清军连日对庞谷、来化、乔店发动围攻，清军“每军前进，皆以枪队护之”，又用大炮轰击。十八日至二十日，清军用大炮轮番轰击回民营垒。五月十五日，清军穆图善14 营及常星阿马队抵临潼。各路回民军约10万多人会集交口，誓死堵截清军。七月二十二日，多隆阿进驻省城，宣称“只分良荞，不分回汉”。西安以东回民军基本被清扫一空，省城以西大部分州县仍旧在回民军的控制之下。回民军“自渭达泾，纵横十余里，排列族戟若林，严阵以待”，主力分防在咸阳苏家沟、渭城。攻破渭城之后，清军杀死回民军一万七八千人，由于回军惧怕汉人报复，都带家眷随行，渭城破后，回民老人妇女小孩被推入渭河淹死，冲出逃生的仅有1000 多人。此后，回军经礼泉、乾州、永寿、长武，进人甘肃境内。

除西安、同州遭受回军蹂躏外，凤翔府城自同治元年八月初起至二年十月中旬，被回民军围困长达16个月之久，人多以糠粉菜食充饥。自夏至秋，疫病流行，死亡的人很多，甚至全家皆亡，人心惶惶。守城营勇响匾粮缺，哗变不时发生。五月初，城外从四川驰援凤翔的川勇千余人，“不遵领签牌，竟自攀援上城，众勇鼓噪从之，蜂拥至府，闯人署门… … 直进抢掠”。 六月二十二日夜，营勇2000多人溃散出城。七月十七日，回民军在东城下挖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二丈余，凤翔府城形势岌岌可危，几次险些被攻破。八月，多隆阿派署汉中镇总兵陶茂林率军3500人，驰援凤翔。经过艰苦的战斗，十月，凤翔之围才解。回民军北撤甘肃，与平凉、固原回军联成一气。

至此，陕西回乱最严峻的形势已经基本结束，但川滇的李蓝农民军却趁清军不备，攻陷周至县城，杀死知县庆麟、把总张德禄等。同治三年正月，陈得才接到天王洪秀全解救天京的诏令，立即分三路东下。接任陕西巡抚的刘蓉率1.2万川军由宁陕进人汉中府城，并收复城固。在收复被川滇蓝大顺军占领的周至时，多隆阿被击中头眼，不日殉难。二月二十四日，周至收复。川滇军首领蓝大顺窜逃至安康，遭当地团练伏击，终于毙命。

在陕西形势稍稍安定两年后，同治五年，捻军蔓延至陕西，到年底，西安城东门外火神庙、西门外火神庙、南门外小雁塔、北门外红庙坡，距城四五里内尽皆西捻军营垒。团团围困省城，四面环攻，势极危急。陕西巡抚刘蓉被革职。十二月三十日，刘松山率老湘军12 营及寿春镇李祥和、编修张锡镰五营，驰抵西安，扎营雨花寨（今鱼化寨）。

此时甘肃大饥，已窜入甘肃的陕回无所得食，且思念故土，并和甘回爆发了矛盾，趁清军镇压捻军之际，纷纷返回陕西，他们和捻军合流，在渭北一带来回活动，同治六年四月，回军与捻军围攻西安，血战终日，伤亡惨重。

与此同时，本与回乱无关的陕北地区也遭到了蹂躏。部分陕回从宁夏进入陕北，大部屯扎在宜君、洛川之间，分队向北活动在延安、榆林各属县，向南至韩城。此时清军全力镇压关中的回军和捻军，无暇顾及陕北，后来回军还攻破了陕北重镇绥德。

从整体上看，捻军和回军是互相配合作战的，捻军采取了流动方式，多游窜而不攻城，而怀有桑梓之情的回军极欲占领据点，例如绥德州即为回军所攻破，因怕左宗棠报复，回军便邀请捻军共同距守绥德。

同治六年（1867 年）正月十日授左宗棠钦差大臣头衔，督办陕甘军务，责令他火速入陕，围剿回、捻军。左宗棠进行了一系列的入陕准备，奏请以刘典帮办军务，并调广东陆路提督高连升随剿。根据捻军流动作战的特点，筹购战马3000 多匹，炮手2500 余名，建立了一支马队和炮队。先后向洋商借银1200 万两，在上海设采运局，购买新式武器。要求清廷确定各省协甘实响数目，并在湖北省城内设陕甘后路粮台，以保证军火和粮铜供给。同治六年正月十日，他给皇帝的奏折中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睡，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无中梗之患。”

在左宗棠的打击下，到九月，关中回乱即解，到同治七年，陕西回军已基本扫空。

三，对这场战争的评价

这场战争对于回族而言，似乎是全民性战争，除西安城内外，几乎所有关中的回民都参与其中，并且携带家眷转徙。同治元年回民战争开始，到同治二年陕回败入甘肃之后，陕西已经基本没有回民。而战争结束后，左宗棠所采取迁徙政策时，说陕回“安插甘境者不过六万余众而已。”

能不能因为回民军中有部分汉族参加，且与捻军、太平军互相勾结，就认为这是一场起义？笔者以为不能。

首先，尽管咸丰年间陕西赋税加重，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同样承担赋税的汉族更应当揭竿造反才对，但此时并没有任何稍具规模的汉族农民起义；

第二，尽管确实回民军中有部分汉族参与，并且他们与捻军、太平军、川滇农民军互相勾结，但仍然不改这场战争由上层回民所领导的本质，而所参与其中的汉族，不仅限于贫苦大众，也有部分官吏，我们无法分辨他们是主动参与其中，还是受胁迫而行的。同治二年（1863 年）七月，某官员说“自上年滋事以来，四乡卡垒连络，其最大者为沙窝（沙河），匪众万余，马贼居半。其余各处，多则数千，少亦数百，裹胁汉民尤多”。正如日军控制了大量伪军为其服务，却不能改变侵华战争的性质一样。

第三，回军的领导者是上层回民，很多军队领导者正是宗教首领阿訇以及回民富商。而他们所针对的显系全体汉族而非官僚阶级。尤其在战争初期，到处都有整个汉村部分老幼被杀尽的现象。当然，并非所有地区回汉冲突一样严峻，如渭南仓头镇的回汉民族平日相处融洽，其它地方的回民起事，而此地居民尚不知道消息。当羌白镇回民攻入此地时，本村回民还竭力回护汉人，然而哪里护的住？该地也终于成了一片焦土。当地老人还将回军和太平军做过对比，“长毛只掳人，不杀人，回回则否”。事实上，太平军在陕西所过之处也有整村屠杀的现象，但是和回军比起来，显然是轻多了。再如朝邑县，回军刚刚起事时，扬言“只杀大荔，不杀朝邑”，然而回军进入此县后，却一直杀到黄河岸上。

第四，在起事过程中，也发生了汉族武装对回民村落屠杀的事件，如前所言西安梅锦堂剿灭十数回村即是。

第五，从整个事件的起因来看，显然是由民族矛盾所引起的。既包括汉族地主和回族地主的矛盾，也包括汉族官僚和回族平民的矛盾。而如“羊头会”之类的组织，也可看作是汉族平民和回族平民之间的矛盾。最值得注意的是，广泛激怒回民的导火索，是莫名其妙“陕不留回”的帖子（张芾即因此罹难），某些野心家反复利用这种挑拨手段来激化民族矛盾，这也是这场战争起因之根源。

所以，此事绝不是起义，而定义为民族矛盾导致的仇杀却大抵不错。

同样让人困惑的是，当时陕西的回民和汉人都以务农和经商为主要经济方式，且汉族在政府、军方都有大量人脉，人数众多，财力雄厚，为什么竟为所败，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于中央军？翻阅材料，回民军的发展非常迅速，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开始起事，到八月竟然已经发展到三十万人。考虑到当时关中回民总共不到二百万，排除老弱妇孺，整个关中的回民已经全民皆兵。而其集结能力也非常强，在临潼交口抵抗多隆阿时，竟然可以聚集十万之众。变乱之初，省城西安所驻扎的清军也不过三千余人，与汉族团练几千数百人的规模相比，更是声势浩大的多了。有人说回民都骑马，汉人抽大烟，实在是无稽之谈。

或许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当时回民军和太平军、捻军、川滇农民军相勾结，同气连声。太平军逼近西安时，即有回民与其联络，接应太平军的渭南县吏洪兴，据推测可能是太平天国的间谍。渭南县城、华州州城后又为回民所引导的太平军所攻破，同治元年八月，太平天国扶王陈德才入汉中府，遂以汉中为基地，对回军进行支援。同治二年末，尽管回军大势已去，陈德才还是派蓝大顺攻下周至县城。陕西回民战争第二次高潮在同治五年捻军入陕之后，其时回捻合流，互相协同作战，甚至还发生了回军攻下绥德城，邀请捻军共同驻守之事。在左宗棠定下“先捻后回”的政策下，回捻二军被分裂，捻军退入山西，回军也旋告覆灭。另外，让张芾遇难的任武，曾经参加过云南回民动乱，此人在流窜至陕西活动并成为后来回民军的首领，也必然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

关于回民战争中陕西人口损失问题。

网络上流言有汉死一千回死八百之说，也有陕西汉族共被杀戮六百万人之说。这些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在回民战争同时，还有太平军、捻军两支部队入陕，回民战争被平定后，又紧接着发生了光绪大旱灾。根据复旦大学《中国人口史（清代卷）》所考证，战争及灾荒之中，陕西人口损失710万，其中因战争而损失的人口为466万，因旱灾饥荒瘟疫导致的人口减少为244万。即使是这466万，也并非全由回民战争所导致，例如秦岭以南的陕南地区并非回民军活动范围，也损失了100多万人口，这是由于太平军及川滇农民军的活动所导致的。回军、捻军战争的重灾区，关中地区所损失的人口为311万。这一数字是通计回汉两族所言。乱前回族人数诸家说法不等，最少者为100万，如果以“民七回三”的比例计算，则乱前关中780多万的总人口中，回民占230万。取其中间值，约为165万，以此推算，关中地区的汉族在回民战争中所损失的人口约为146万。而回族此役之后几乎绝迹，仅余二三万。汉族损失人口较回族略小，这也显示出在战争中呈现出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绝非回族可以强悍到“以一敌十”的程度。如果以比例言之，则回族所受创伤更为严重。如果以乱后陕回被从富庶的关中平原迁到苦绝天下的宁夏西海固来看，更是可以看出这一点。更可悲的是，此事之后陕西汉族对回族产生了永远无法磨灭的仇恨，贺瑞麟在《 拟上三大宪论时事书》 中说：“回逆杀官屠城，天地所不容，是盖自取灭亡，无路可生。圣朝纵尚宽大，亦何至养虎贻患。今日之事，惟有君臣上下始终一心，有进无退，有剿无抚，有除恶未尽之志，无缓寇中已之谋”, “万不得已，而始免其死… … 陕西则万万无可容留之理”。

此役对汉族的打击也异常严重。首先，部分回民军曾打出“杀汉兴回”的口号，导致对汉族百姓无差别对待，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记录》中记录，当时回军攻破汉族村寨之后，四处寻人杀人，有汉人躲入地窖中，回军就用辣椒面燃熏，窖中老少熏死大半。这种残忍的手段使得陕西人口锐减，田地、灌溉渠等基础设施被破坏，乱后关中不少地区千里赤地，一片残破景象。直到光绪年间，“长安、咸宁、华阴等县多狼，三五成群，路人多有戒心，且鼠害尤甚，一猫贵至千钱”。其次，曾经闻名天下的秦商就此一蹶不振，例如大荔县，严、赵两家都是“盖省的财东”，不仅广置田产，拥有大量土地，而且兼营商业，在陕西、山西、四川等省都有商号，赵渡镇属朝邑县，该镇阎家是闻名全国的大财东，阎家出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这些秦省的精英阶层损失严重，例如大荔县的赵权中在村堡被攻破后，被回民军杀害。西安六村堡在遭受回民军围攻时，曾向外大量撒放金银元宝等物以求解围，然而回民军不为所动，六村堡终于被攻破，居民遭受屠戮，财货亦为所掠。泾阳县号为西北汉口，本为关中经济之重心，商路之枢纽，后被回民军先后攻破两次，一蹶不振。受此役打击，至今陕西仍未恢复其应有的经济地位。

同时，当时的国家大环境也让这场战争显示出无可饶恕的错误。同治三年年底，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占领新疆的大片中国领土，奴役那里的中国各族人民，阿古柏不断扩张，在中国领土上立国称王。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进入陕西，阿古柏则在此之前已经在新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国”，自称“洪福之王”，在他侵占的土地上，实行极其残暴的统治，并且，新疆的形势还在急剧恶化。回民战争阻挡了内地向新疆派送兵力物资的道路，致使新疆孤悬，倘若新疆为人窃据，则国家分裂之祸不免。

可以说，这场战争无论对于汉族还是回族而言，均是毫无意义的大破坏、大灾难，丝毫不见有任何进步之处，两族人民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场悲剧的产生原因让人在大惊之后颇为疑惑，网络流言所云“在黄河以西建立穆斯林国家”似属受现代西方意识形态影响而产生的误解，因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一点。事实上，回民战争没有提出任何纲领，也没有什么目标，所进行的仅仅是仇杀而已。我们必须认清的事实是，造成这场悲剧的首要根源是回汉两族积怨太深，若非如此，断不可能出现遍布关中各地的回汉互相仇杀。而其积怨，则来自于族群的分裂和互相不信任。举一例子，至今陕西仍有人认为回民不吃猪肉是尊敬猪，甚至传为猪救了回民的祖先。事实上，穆斯林对猪肉的禁忌，乃是因为其教义中认为猪是不洁之物。连这样一个突出的风俗的原因都能搞颠倒，且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者，可见族群之间的隔阂有多严重。其中因误解而导致的摩擦也就在所难免，倘若辅以经济或政治方面的怨恨，积怨日久就很容易想象了。

在梳理这些材料中，我觉得从两件事中应该得到启示，其一，尽管关中各地赤地千里，但是西安城内的回民却并没有参与叛乱，而且在同州、凤翔、泾阳等地报复性仇杀城中回民之时，西安城内的汉人却对回民报以较宽容的态度，使得这一部分回族至今保留了下来。其二，甘肃镇番县知县哈国礼是回族人，他在面对回军来袭的情况下，积极组织当地绅商防守，并且以回族的身份请求回民军“缓攻”，虽然该县周边遭受了蹂躏，但是县城内部的士民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这是为什么呢？尽管有些回族学者认为，西安城内回民幸免于难，乃是因统治阶级以“良回”的借口妄图分化回族的丑恶用心，惧怕一时杀不尽成为城外回军的内应，否则西安城被“义军”可旦夕攻下。事实上，在泾阳、大荔、凤翔这些地区，府城、县城内的回回早在战争初期就以“惧为内应”的借口赶尽杀绝。在同治元年五月中旬，当梅锦堂等汉族团练以同样的理由扫荡西安郊区回族村落的时候，为什么城内没有先斩之而后快？

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解释，西安城内的回民主要从事商业，和汉族相处融洽，乡里之情为人之常有，故汉不疑回，回不疑汉。而乡村的居民，则是一村一堡分散聚居，族群割裂严重，积怨一深，自然容易导致仇杀。

至于甘肃镇番县知县哈国礼，此人既然为知县，必然属科举入仕，是受汉族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士大夫，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对汉族比较认同，正是因为如此，赖他之力，一县生口才得以保护。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仇杀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杀来杀去谁也杀不赢。只有基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才是和平共处的正道。

另外一个可能让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是，网络上流传着陕西汉人应该感谢左宗棠的说法。事实是，回民战争的高潮分两次，早在左宗棠进入陕西之前，在清军将领多隆阿的带领下，回军就已经退入甘肃。左宗棠所平定的是第二次高潮。如果要感谢左宗棠，那么要不要感谢多隆阿？材料中显示，大荔县许多地方都有多公祠，有民间歌谣歌颂多公的功绩，后来多隆阿阵亡于周至，还成了周至县的城隍。倘若一定要感谢左宗棠，那么多隆阿也必在感谢之列，尽管他是满族人。

同时，回族对左宗棠应该怎么评价？尽管有些回族学者将左宗棠污蔑为“左屠夫”，但左宗棠剿抚并用的方式确实受到了一些回族的赞同，据说宁夏某些回族称左宗棠为“左阿訇”。事实上，左宗棠在同治六年入陕时，陕回仅剩二十余万，大量人口已在之前的仇杀和战争中损失了。而且左宗棠为保全回族确实出了不少的力。在回民战争之后，陕西的汉族士大夫对回族恨之入骨，以为必杀尽而后快。左宗棠力排众议，采取了迁徙的政策，将投降的陕回安置在甘肃宁夏一带，保留了回族一脉。某种程度上说，左宗棠也是回族的救星。

究竟该怎么平判，还是要看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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