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4） -- 森林鹿

（为啥这些天老是打不开河里的网页？开始还以为又被墙了……）

森林鹿:【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1）

森林鹿:【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2）

森林鹿:【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3）

在翻看李靖同志战史的过程中，热爱狗血八卦的鹿不止一次感叹：不好玩！不好看！不吸引人！没有想象空间！没办法编故事！怒！

也难怪后世人要YY李战神，只能往陈塘关、托塔、哪吒那路子上走，几乎没办法依托他的史迹去附会故事——因为那实在太缺乏曲折宛转的发挥余地了。

要对比同时代同水平将领事迹的话，李世民的几次大战役，至少还有些先败后胜、扭转危局、以及个人冲锋陷阵遇险之类的八卦材料，英公李世勣则有在瓦岗寨落草、险些被杀、河北几次败仗被俘等等。反观卫公的生平几大战，除了前面我们已经交代过的、不被史官们重视的一些山南地区战斗，剩下的，都是在李唐占据绝对战略优势的情况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红旗一举哗啦啦秋风扫落叶——完结。

后世的卫公粉丝们大概会觉得有些遗憾。大家都信奉“烈火出真金”，卫公他老人家如果能在更艰苦的条件下（大战略局面劣势、敌人强大、战斗过程艰苦拉锯）打赢一场重大战役，会更加凸显个人能力的优秀。不过当然，这种说法八成会被卫公本人一脚踹趴下——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为俺那几战容易打？小样的有种自己来试试！

作为一个优秀的前线指挥将领，应该做到：1.在战略大局劣势的情况下，以自己的战术水准弥补敌我差距，尽量争取少受损失-->双方僵持-->取得局部战斗胜利-->终极目标是出“奇谋”翻盘大胜

2.在战略态势持平的情况下，取胜

3.在战略占优势的情况下，取胜，而且战斗效率高、完结快、成本低、战果多。

隋末唐初平定南方的统一战争中，卫公（辅佐李孝恭）非常出色地完成了第三个选项。而且说实话，他们打后梁萧铣这一仗快得过头了，不但敌人给打得痛哭流涕落花流水，自己人友军估计也超级不爽 ，很可能为后来李唐内部争斗又添了一把柴火。

下面来看这一战的情况,首先说俺上面反复强调的“李唐战略局势占优”，到底表现在哪里？（是不是李二粉鹿在借机贬低卫公的功绩呢哼哼？）

地图伺候——武德四年九月唐梁之战前南方群雄割据图（图4-1）

仰头，好华丽的一大块芝麻烧饼……啊……

上图中，在李唐大片红色区域以外的那些名字，都是史书上有记载的独立半独立割据政权。字号大的如萧铣、杜伏威、林士弘，是地盘比较大、独立性很高甚至称王称帝的政权；字体小的名字，则是占据一郡数州之地的土霸王们，其中有的名义上向附近的老大称臣归附，但研究下来，老大们基本上指挥不动他们，最后这些土霸王地头蛇还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归附李唐或者被唐军灭掉。

具体的考证过程，俺放到附注里[1]。这里一目了然能看出来的，就是南方乃一盘散沙，各割据势力小而分散，虽然萧铣的后梁帝国算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政权，但无论从地盘上、物质资源上、当时年代南方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组织程度上，都无法和已经统一北方（虽然后院并不稳定）的李唐相比。

吾友水支曰：

上图中萧铣的地盘用蓝色标记，两唐书记述他地盘最大的时候（约在武德元年）为：“西至三峡，南交趾，北距汉水，皆附属，胜兵四十万。”——这个，无论从地盘还是兵力上，都很有吹牛嫌疑，怀疑是史官直接从当时的行军布告、报捷状上抄来的。

俺们先来确定萧铣的地盘。“西至三峡”问题不大，前几章当中已经叙述了李靖李孝恭许绍等人和萧铣反复争夺三峡地区的经过，那么在唐军打响最后决战的时候，三峡及其以西地区基本上已经落入李唐手里。三峡东出口，江北的硖州（夷陵附近）一直被李唐的许绍掌握，江南的清江附近堡垒由萧铣一方占领，双方隔长江对峙。

萧铣的东境边界，卫公描述为“东至洞庭”，结合史料上张善安、林士弘两个政权的活跃范围，大致是在今江西和湖南交界的那一带。

“北距汉水”也没什么异议，“南交趾”的水份就大了。“交趾”是今越南河内那一带，当时被隋朝派过去的官员丘和（<---其两个儿子都在李世民手下为将）高士廉（<---李世民妻子的亲舅舅和养父）统治着。由于地理原因，丘高等人举交趾郡向距离最近的萧梁政权归附，但是下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归附的忠诚度异常薄弱，基本上没给过萧铣任何好处。

从交趾往北，到萧铣的都城江陵（今湖北荆州），中间还有相当于今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的大片地界。历来治史者往往按“南交趾”的记载，笼统地把它们全划入萧铣的统治范围，并以此证明萧铣“胜兵四十万”的可能性。事实上细察史料，这些地方特别是两广地区各有土霸王式的小独立政权，即使名义上归附了萧铣，老萧也很难调动他们一兵一卒。

比如当时占据广西一带的宁长真，虽然有“举郁林附萧铣”的记录，但是唐梁交战时既没发兵救援，萧铣败亡后还是以一个独立政权的名目被李唐招降的。著名的冼夫人的孙子冯盎，继承家族统治权，当时占领着两广地区“五岭二十余州”，名义上曾向江西林士弘归附，没多久就翻脸掐架，他手下还劝他自立为岭南王，显然也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所以萧铣占领的地盘，比较可靠的、能够从中征粮拉壮丁的地区，算下来应该只有今湖北、湖南，以及湖南与江西、广西交界处的一些地方。对照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本着从宽原则，暂定他拥有清江郡、竟陵郡、南郡、澧阳郡、沔阳郡、巴陵郡、武陵郡、江夏郡、长沙郡、宜春郡、庐陵郡、衡山郡、零陵郡、桂阳郡。

这十四郡会有多少人口、能“胜兵”多少呢？查《隋书·地理志》，十四郡共254357户，约127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这还是战乱之前隋朝太平盛世时的人口统计数字，经过几年战争，人口应当有所减少。不过南方地区当时隐瞒丁口的现象很严重，本来就有大量奴婢蛮獠什么的没上户口，再加上战乱时也有不少北方人逃奔相对和平的南方，所以两下相抵，俺们暂且先使用这个数字。

127万人，“胜兵四十万”，这里的“胜兵”只能是指12岁-60岁之间的全部男子，即理论上可以拿兵器上战场的人数，而不是萧梁军队的真正战斗力数量。

军事史学者的研究结果，农耕社会能够长期维持的兵员比率上限是占总人口的3%-5%[2]。再具体到隋末唐初时代，上面说过，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及其根据地关中河东地区，是全中国军事经验最丰富、动员能力最高的区域。李世民进攻洛阳时，带了十万兵马，再加上当时分散在首都和边疆各地的驻军，估计当时唐军总人数约有20万，也是最大征发上限。其时李唐能够稳固统治的地区为后世的关内道、河东道和剑南道，总人口约660万人，20万兵，动员率正是3%左右。

那么萧铣治下127万人，受过训练的有战斗力的脱产士兵（或者说和李唐野战军素质接近的）只有四至六万人。战时临时大量征发的话，也许还能再凑个十来万，但那些部队的战斗力就很成问题了。

战略地理、土地、人口、兵力这些“硬件设备”分析完，俺们再来看萧梁政权内部的“软件运行”情况——同样是很不乐观。

萧铣本人的出身，比刘秀、刘备爷俩儿强点有限，都是顶着一个“皇室后裔”的帽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家族实力。他的曾祖父是后梁宣帝，但是从祖父一代就犯事被贬了，史称萧铣“少孤贫，佣书自给”，发家则是因为杨广娶了萧氏女为正妻，即位后萧铣被划入外戚范围内，得到“罗川县令”的职位，权势并不高。

大业十三年天下大乱，湖南那一带的豪强董景珍、雷世猛、张绣、杨道生等人要起兵反隋，想推个“家世高贵”的人出来当老大装门面，于是找上了萧铣。萧铣欣然笑纳这机会，开国称帝，但是跟李渊、王世充等人大封宗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为萧铣本人及其家族实力太弱，大部分军事力量都掌握在推举他上位的那些豪强部将手里，萧铣封了一大堆“异姓王”——“封景珍晋王，雷世猛秦王，郑文秀楚王，许玄彻燕王，万瓚鲁王，张绣齐王，杨道生宋王”，也算是一大奇观。

这些异姓王们从萧梁政权建立之初，就开始吵吵闹闹自相残杀，自家实力不足的萧铣对此头痛得要死。几场内部争斗过后，萧铣想了个“释兵权”的主意，打发兄弟们到南方种地去——“时诸将横恣，多专杀戮，铣因令罢兵，阳言营农，实夺将帅之权也。……大臣相次诛戮，故人边将皆疑惧，多有叛者，铣不能复制，以故兵势益弱”。

所以当李唐军队出三峡、顺江而下进攻萧梁政权时，萧铣军队的布局应该是——

主力部队“精兵数万”，估计为三到五万人，在长江前线迎击唐军；

“自留宿卫兵士数千人”，首都江陵驻防部队不到一万；

一些有征兵资源和能力的豪强大将，以及名义上归附、按理应该出兵勤王的土霸王们，在比较遥远的南方种地务农或者自守。武德四年五月李唐克洛阳后，萧铣应该能判断出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军事目标，也应该很快向这些南方的大将土豪们发出征兵调集令，但是这些人征兵、整编和行军都需要时间，所以直到九月份唐梁开战，他们募集的军队仍然未能到达江陵前线。

需要注意的是，史书上对这件事的记载，“（萧铣）忽闻孝恭至而仓卒追兵，并江、岭之南，道里辽远，未能相及”，以及江陵城破投降后“数日，援兵至者十余万，闻江陵不守，皆释甲而降”，很容易让读者认为“萧铣本来就有十几万军队给打发到南方去了，这时候不过是把现成的军队调回来而已”。这个，一方面俺们分析了，他的地盘人口养不了这么多常备军，另一方面，现成的军队也不大可能行军两三个月还没到达目的地，大量时间应该是花在紧急征兵和整编新军上头了。

综上，俺们可以看到萧梁政权的实力确实不算很强，跟李唐差距明显。

分析完敌军，再来看战前李唐这方面的情况。

李唐政权的内部建设不再重复，李瑗、李孝恭、许绍、李靖等人在山南巴东一带的活动也已经说过。到了唐梁开战前，全国形势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李世民洛阳虎牢大战取胜，一举灭亡郑夏两个政权。这一役对于南方地区的直接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李唐完全控制了襄阳地区，也就是上图中大片红色里那一块深红补丁，由李瑗任职仆射统领的“襄州道行台”[3]，对江陵的萧梁政权形成泰山压顶之势。

李唐自身存在的问题，则主要是河北平而复乱。刘黑闼等人起兵报仇，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动乱，因为唐朝廷举措不当，越闹越大，相当于今华北、山东和中原地区的广大地域都卷入进去动荡不已，最后被迫再度派出李世民率唐军主力去掐架。当然，这是后话，刘黑闼起兵是在武德四年七月十九日，九月份李唐对萧梁宣战时，应该还没人预料到那一股“河北乱民”最后能整出偌大动静。

武德四年九月，李唐政权还在尽情享受洛阳大胜的红利，长江沿岸不少豪强甚至是萧铣旧将举地归唐，如见诸史书的“伪将周法明以四州降”“伪将雷长颍以鲁山降”“歙州贼汪华遣使来降；”等。这样，李唐控制的地区对萧铣政权竟可以形成四面合围之势，而唐朝廷发布的宣战诏书中，也正是派出了四支军队，分别从东、南、西、北方向进攻萧梁首都江陵。

这四支军队分别是：

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摄行军长史，统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下；

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由北向南）

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由南向北）

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由东向西）

四路唐军如下图红箭头所示：（图4-2）

在这四路军队当中，作为主攻方向的主力军队是——庐江王李瑗率领的南下襄州军。

对啦，不是李孝恭、李靖那支巴蜀军。

证据呢？

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两支部队的主将头衔，李孝恭是荆湘道行军“总管”，李瑗则是荆郢道行军“元帅”。唐代的“元帅”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当的，旧唐书、唐六典职官方面的记载都有：“凡亲王总戎，曰元帅，文武官总统者，则曰总管”，也就是只有皇子亲王领兵出征才能授予“元帅”称号，可见其尊贵。李瑗以皇侄郡王身份为“元帅”，应该是李唐开国来第一次，在整个武德贞观年间，“元帅”也都是战役中的前线最高指挥官，毫无例外。

另一个证据，则是从兵力和地理因素方面来看，李瑗所率领的襄州军应该是四路唐军中实力最雄厚、地理优势最显著的。俺在附注[3]里会写到，他接管的襄阳地区本身就是王世充洛阳政权的一个重要军镇，李唐在洛阳大战结束后，也很有可能会向襄阳调集部分军力准备南方战争。

此外，在上面的图2里，俺们应该能够清楚地看到“襄州（今湖北襄阳）、郢州（今湖北钟祥）”两颗钉子之间的那条白色河道，那是汉江。从李瑗的行军方向“荆郢道”来看，无疑他是要走水路沿江而下，这样，对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后勤保障会容易得多，兵力也比较好展开。所以说，以正常的战略规划而言，李瑗的襄州军也应该是绝对主力。

这支主攻方向上的绝对主力军队，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是……敌国灭亡的时候，他们还没赶到战场

原因是……李孝恭、李靖率领的偏师巴蜀军打得太快太顺利了。（药师伯伯你这个抢功狂 ）

李孝恭巴蜀军的出师时间，两唐书和通鉴都语焉不详，大致是在九月间，到了十月初九，他们已经夺取清江进击百里洲，十月二十一日，萧铣开城投降，战争结束，整个过程不到两个月。

他们所带的兵力，从史料上“战舰二千余艘”以及后来李靖曾经带“轻兵五千”突击的记载来看，即使平均一艘战舰上只有10人，总兵力也在两万以上。考虑到当世常见的作战编制，判断他们带了三万人左右，这个数字跟萧铣的主力部队相差不多。

下面俺们来看这一战的详细过程，先上战场地图（图4-3）

大家耳熟能详的长江三峡，如今每年公历七八月是汛期。但是在隋末唐初，不知道是当时普遍雨季长、雨水大，还是武德四年气候反常，那一年农历九月，三峡水位还很高。本来在三峡里行舟就障碍重重相当困难，洪峰来临就更加危险，所以接到宣战诏书时“诸将请俟水落进军”。

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三峡涨水的情报，萧铣方面应该也知道，也认为这时候唐军不会冲出来，所以李靖力主抢时间差进攻，“兵贯神速。今吾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江涨，焂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备，此必成擒；不可失也！”——所以说偏师抢功的责任真的在药师伯伯身上哼哼……

李孝恭听从药师的建议，帅战舰二千余艘东下，一举冲出三峡，果然趁萧梁军队没有太多防备的时候顺利攻占荆门、宜都二镇，进至夷陵。

图4-3标出了夷陵，荆门、宜都二镇则在江对岸。注意：此“荆门”并不是现在的荆门，而是当时萧梁在长江南岸筑的一个堡垒，同名而已。

这里史料记载有个模糊的地方，就是前面一再介绍过的许绍老同学，坐镇峡州（一说即夷陵，另一说是在夷陵西北方的另一座城池）。在武德三年十二月底，有记载他已经夺取了荆门镇。但武德四年九月李孝恭东下时，许绍病死军中，似乎在那之前，萧梁军队又夺回荆门镇，夷陵的归属则不明确。

不管怎么说，这时候唐军东下，比较轻松地占领了这三个地方。萧梁的大将文士弘将集中数万主力军队扼守清江口，十月初九，双方在此展开第一场大战，结果唐军大胜，“获战舰三百余艘，杀溺死者万计，追奔至百里洲。”

上图中也标出了百里洲的位置，是松滋河汇入长江形成的一片沙洲……当然因为平原河道经常会改道，一千多年下来，可能地形已经不一样了，我和阿修比教授研究了半天，根据通鉴注释标了一个“看上去最象”的位置= =

在这个百里洲，文士弘收拢残兵，又战一场，仍然败绩，唐军乘胜进入“北江”，即百里洲以东的长江河道。按两唐书，李靖这时候率“五千轻兵”为先锋，直抵江陵城南岸，即图上标明的“马头岸”（这里是江流转弯处，有沙洲，应该水流平缓，适合过江），李孝恭率大军后继，很有层次地逼进敌国都城。

梁军兵败如山倒，萧铣任命的地方官“江州总管”盖彦举以宜昌、当阳、枝江、松滋等地立刻降唐，江陵几成孤城。

城内，梁皇帝萧铣原本有数千卫兵，这时候临时募集一些，再加上从前线逃回的残军，估计也许能凑够一万以上“哀兵”。萧铣为人不算很有能力，但是也并不凶暴，还是比较得军心民心的，这时候就举全军出城，打算拼死决战。

梁军在江北，背靠江陵城，唐军在南岸立营，两军隔江对峙，大战一触即发。很有意思的是，之前一直叫嚷“冲……杀……攻……抢”的李靖李药师同志，这时候倒力主持重，劝李孝恭不要接战，理由是“彼并力死战，楚兵剽锐，未易当也”——深合孙子“锐卒勿攻、穷寇勿迫”的用兵之法——不如先据江岸稳守一日，对方不能把这一大堆人全晾在城外呆等着，“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归自守，兵分势弱，我乘其懈而击之，蔑不胜矣”。从药师特意点出对方“分兵”来看，这时候唐军的兵力与对方相比并不占什么优势。

李孝恭可能是有点被连串胜利冲昏头脑，坚持出战，留药师守大营，自己带主力去渡江掐架，果然被人家的哀兵给揍回来，“败走趣南岸”，边逃还边丢下了大堆兵器财物啥的。萧铣军队追过江，一看大喜，士兵们纷纷抢财物拾洋落，军队的阵形就散乱了。

留守军营的药师见此机会，集合守营士兵果断出击，这样从客观上来讲，李孝恭的主力成了诱敌深入的饵军，药师的留守部队则成了埋伏部队，一举打烂萧梁军，还趁势反击过江，又打回北岸，“乘胜直抵江陵，入其外郭。”

稍岔开说一句，隋末唐初的重要城市的城防设置，一般是只坚守有宫室、政府、仓库在内的“宫城”或“皇城”，普通居民居住的“外郭城”，防御设施并不强，比较容易被敌军占领蹂躏。这种情况在李渊攻长安、杨玄感李密李世民攻洛阳的过程中都能看到。所以这时候萧铣一看大事不妙，应该是收罗残兵马上退进宫城固守。由于江陵是在长江岸边的城市，似乎宫城的防线中还包括由大量船只构成的“水城”。李靖率领的唐军冲入江陵外郭城以后，又攻下了这个水城，“获其舟船数千艘”。

战斗至此，萧铣手中的常备军差不多消耗殆尽，再也无力反击了，只能闭门固守。与此同时，有一支千里迢迢从越南（交州、交趾郡）赶过来的部队，之前一直打着“朝谒”梁帝萧铣的旗号，到了江陵城外以后，一看这架势，却欢天喜地投入了唐军的怀抱——前面提过，这部队的首领丘和，其两个儿子都是李唐入关中的开国功臣，其中之一丘行恭还是李世民的救命恩人和死党；他的助手高士廉，则是李世民妻长孙氏及妻兄长孙无忌的舅父兼养父，归唐以后马上被任命为首都长安常务副市长——这种“援军”的动向传入江陵城，自然也是对萧梁士气的沉重打击。

所以从表面上看，唐军形势那是一片大好，似乎灭人国掳人君主指日可待，萧铣再无翻盘希望。但是，作为一位绝世名将，卫公他老人家却严肃指出：你们先别忙着欢呼庆功吧，俺们目前的态势危机深重，搞不好全军就要葬身在这江陵城下鸟！

（所谓的千古名将，那就是一个找别扭的，处处都得跟平庸群众的意见反着来：你要等水退，我就趁水涨；你要驻营休息，我就连续作战；你要主力出击，我要立营固守；你说黑，俺说白……被卫公粉们pia飞~）

“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这是药师基于整个南方地区形势而做出的区域战略判断。事实上，俺们在上面已经分析到，李唐四路兵马围攻萧梁，本来摆出的是一个稳扎稳打、依靠自身实力压死对方的堂堂之阵，没想到孝恭、药师这一支巴蜀偏师奇兵突出，趁着敌我双方都没反过味儿来，一口气唏哩哗啦几仗下来直入敌国都城。表面上看起来是痛快了，但是其他三路友军都没进入预定位置，无法策应他们，那么孝恭药师手里就只有自己的两三万人可用，而萧梁政权的征兵潜力犹在，后面俺们也可以看到，他们还有十几万兵马正在往江陵这边赶，所以唐军表面风光，实质上却是“悬军深入”，被萧梁“援军四集”而“表里受敌”的可能性相当大。

（李二粉鹿很没坑德地再跑题一段：江陵之战的形势，跟历史上很多次“奇袭孤城”都相类。比如五年之后的“渭水之盟”，突厥颉利可汗就象这次的孝恭药师一样，抓个时机孤军深入直逼敌国都城，而李二的狼狈局促态势也跟这回萧铣颇有几份相似。不同的是，萧铣看不到希望，晕乎乎地开城出降了，而李二相当明白突厥人的危机所在，所以自己跑上前线去又骗又吓顶住压力，果然援军一集合，突厥人自己觉得不对劲，议和退兵。）

从李孝恭东路军抢出三峡开始，时间一直是站在敌军这边的，在江陵城下，这种情况更加明显而紧迫。于是李孝恭李靖们现在考虑的重点就是：如何赶在萧梁援军到达前，争取更可能多的时间，用一路战胜的兵锋锐气对萧铣等人拼命施加心理压力，打消他们的战斗欲望，逼使对方投降。

这样，李靖同志提出要采用的一个计策是：把攻打江陵水城缴获的几千条战船，全部扔到江里，让它们顺流而下随便飘走。这样“浪费物资”的行为当然会受到别人反对，药师于是解释了一番：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处在江水下游的萧梁势力知道上游发生了大战，而且梁军很可能已经战败，疑惑间不敢轻动，派人前来侦查动静，一去一回之间，就给我们争取了不少时间。

事实上，这个“放船计”并没有争取到很多时间，从后来的史实看，只拖延了几天而已——但这几天也就够用了。

武德四年十月二十一，后梁皇帝萧铣在江陵孤城中问计于臣，以岑文本为代表的大臣们劝他向唐军投降，上下一片绝望气氛中，萧铣祭过祖先，君臣素服开城出降，萧铣也向唐军说了政治很正确的降词“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尽到君主的最后责任，不过他的要求让唐军中层将领们十分不爽，在唐军内部也爆发了两场争论。

这且不说，按通鉴的记载，在萧铣投降之后“数日”，外地南方募集过来的后梁援军“十余万”达到江陵，然后发现他们来救援的君主和效忠的政权已经不存在了，只好“释甲而降”。通鉴记这一笔，显然是为了证明卫公“放船计”的料事如神言之有理，俺们也可以看到，后梁政权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征发拼凑出十几万军队，并且成功行军带到首都来，其动员能力还是可以表扬一下的。唐军一支偏师能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灭人国俘人君，其实带有很大的行险侥幸因素。

于是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对卫公（以及李孝恭）的主观定性问题，他俩的所作所为，既可以解释为胸怀全局、抢抓机遇、敢于胜利，也可以解释为打乱布署、抢功冒进、踩着友军上位。

所谓的“胸怀全局”，主要是后世人站在上帝视角观察到的全国大战略局势，如吾友水支所言：

这样的大战略布局，作为一国之君的李渊当然是有认识的，李唐军事总指挥李世民应该也很清楚，但偏处一隅战场的李孝恭、李靖是否能考虑得这么深远周到，就有争议的余地。假如说李孝恭李靖并没多想，只纯粹为了抢功、踩友军、显摆自己能耐，抓住机会就冲下去速战速决了，然后因为唐军的战斗力确实比梁军强太多，行险冒进居然一举成功，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两者比较来说，俺还是倾向于卫公是出于全国性战略考虑，才劝孝恭抢时间速进，这也是因为结合了药师一生的辉煌战绩，对他老人家的能力和品德都宁可往好处想了^^。

（以上的战争过程，两唐书和通鉴记载有所不同，通鉴主要参考了唐国史《太宗实录》，写得比较详细，时间、地理上也更可信些，所以俺这里基本按通鉴的文字来叙述。）

萧铣出降，援军卸甲，唐军完胜进占江陵城，大部分兵将就要“按惯例”在城内抢劫子女玉帛犒劳自己。

初唐军队打胜仗后在敌方地盘上抢掠，这种记载其实史书上很多（虽然一些唐史学者不乐意承认这一点^_^[4]），而且有其制度性原因。初唐的“府兵制”有鲜卑部落遗风，当兵打仗不但领不到什么军饷，还要自己准备口粮衣物甚至部分兵械，士兵们经济压力较大，那么打胜仗后抢掠敌方财物作为经济上的补偿，似乎就也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江陵城守军既然放下武器失去了防卫能力，上至萧梁政权下至平民百姓也只好任唐军宰割——这时候，有一个叫岑文本的人站了出来。

岑文本是南阳人，从少年时起就以文才著名，萧铣立国后对他很是赏识，授职“中书侍郎”，专典文书，其实就是皇帝的大秘书。不过岑文本对萧梁政权似乎算不上很忠诚，江陵被围后就力劝萧铣投降，但是得知唐军要抢掠城内，他又去面见唐军主帅李孝恭，力阻此事，用的说辞是：“江南百姓已经被隋末以来各支军队的乱战折腾惨了，只想安稳过日子，所以唐军打过来，俺们没怎么坚持抵抗就投降。如果你们要纵兵抢劫，那江陵以南还有大片土地和百姓，他们都会拼死抵抗唐军，你们要好好考虑一下。”

显然李孝恭不想搞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神马的，就接受了岑文本的意见，下令禁止唐军乱抢东西。诸将失望之余，又提出来“既然不让抢无辜百姓，那些梁军的将帅，曾经跟俺们死掐过杀伤了不少弟兄的，至少把他们的家人财产没收了赏给俺们吧。”这一次，药师亲自出面驳回了，说俺们还要继续往南打，还很有必要收买南方人心，人家梁军将帅是为其主战死，是大大的忠臣，把他们诬为叛逆抄家没官，咱老李家就吃相太难看了，没法服人，这事不能干。

最后，经过不知道到底有多激烈的内部争论，唐军终于没在江陵城内瞎折腾，史称“城中安堵，秋亳无犯。南方州县闻之，皆望风款附。”算是比较平稳地接收了胜利战果。

顺便说一句，以上突出岑文本的作用，也是由于此人后来在李唐混得很不错，贞观年间成了李二的心腹，在史书上立了传，所以他早期的活动有记载而且多半被夸大了个人作用。这也是纪传体史书的必然影响，不赘。

俺们还回来说卫公，无论他和李孝恭的主观意愿是啥，因为这一“抢功冒进”的战果如此光辉夺目，李唐中央朝廷还是论实迹不论心迹地对他们进行了大肆褒奖，李孝恭升官为荆州大总管，而李靖是捞到了一个“永康县公”的爵位，以及“检校（代理）荆州刺史”的实职。要注意的是，“永康县公”本来就是李靖家族在北朝一系世袭的爵位，隋时是他大哥李药王承袭着，但是李药王在隋打了败仗而且死于大业年间，从那之后，这个爵位应该是被取消了，直到这时候李靖立功，李渊才又想起来，顺手捞起戴在药师头上做个人情，从某种程度上还让药师可以夸耀一下自己“复兴家业告慰先人”之类——李渊这条老狐狸收揽人心的本事那是灰常高明滴。

吾友水支所说“李渊的喜悦那么强烈那么念念不忘”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老李同志拾杨广牙慧，让画工到江南画了一副“李孝恭、李靖水战大破江陵城”的写真图，带回长安城给他老人家观赏（算是公元七世纪的现场视频直播？）。

对李靖李孝恭的抢功行为，李唐内部当然也会有人很不高兴，比如那个原本已经诏告天下的平萧梁总指挥——“荆郢道行军元帅”庐江王李瑗，俺们在战役过程中就没看见他的一鳞半爪动静，据新唐书他的本传记载，此役他“与河间王孝恭合讨萧铣，无功”，也就是根本没参加战斗。而此后，他从“山南道行台右仆射”的职位上被踢去北方当“幽州都督”，应该说是降职了。再后来李瑗成了李建成的太子党，玄武门之变后倒霉造反被杀，也不知道这一连串的杯具命运是否就是从李药师这个秦王党身上开的头。

江陵之战结束后，李唐灭萧梁的大规模战斗也就停止了。剩下南方大片地区没有意愿再跟唐军苦斗，就算有人想斗也没有成建制的正规军了……按史料，李孝恭顶着“荆州大总管”的职位驻守江陵那一带为李唐行使管治权，李靖则受命带了一支部队往两广一带进发去秀肌肉，进行武装招抚工作。

这段经历，按两唐书李请本传的文字：“乃度岭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抚，其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等皆遣子弟来谒，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怀辑九十六州，户六十余万。优诏劳勉，授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以岭海陋远，久不见德，非震威武、示礼义，则无以变风。即率兵南巡，所过问疾苦，延见长老，宣布天子恩意，远近欢服。”

史书上的文字粗读起来总是花团锦簇一片喜庆祥和气氛，似乎岭南人民个个都在望王师甘当带路党，一不小心就读漏了“率兵”“震威武”的字样。当然，靖哥哥随身带的兵马也不会很多，应该说他能顺利安抚大片岭南夷獠地区，主要还是靠李唐中原政权的“声威”，以及他本人正确执行少数民族政策（@_@），很会跟冯盎、李光度、宁真长这些大酋长搞关系啥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两个数字“凡所怀辑九十六州，户六十余万”，水份有点大。“九十六州”倒还好，因为岭南那边很多边远山民聚居的洞主寨主们，向中原政权表示“归化”以后，中原政权一般是不分大小都给封个羁縻州，所以巴掌大的地方弄出几十个州都不奇怪。但是很多羁縻州里的百姓是不正常交税的，为交税而进行的人口统计、编户造册工作也就不会正常进行，具体落实在史料上，各书地理志中这些羁縻州的户数就算有记载也很少。而隋末唐初时期，岭南基本还属于“未开化”地带，编户密集的汉人聚居区也不会规模很大。

所以，对经济史稍有了解的人，一眼看到卫公招抚的那“户六十余万”的数字，都会生疑。俺去翻了翻《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卷》，果然，作者冻国栋先生也对此问题作了考据，当时岭南诸州的人口应该不超过三十六万户，他认为这里是史官错把“三十余万”记成了“六十余万”[5]。不过，俺觉得还有两种可能性：一，史料来源问题，那些地头蛇土霸王们向卫公归顺时，一般要献上土地人口地图册之类的资料，他们有理由把自己治下的户口多报那么一成二成，显得“俺这块地方很繁华很重要所以俺归顺你那是功劳大大地”，而药师显然也不会（以及没精力）跟他们计较这些，下面怎么报他就怎么转呈朝廷，等到史官修史时，也就这么照抄了朝报上的夸大数字；第二个可能性，则是当时朝廷在作战报时，把岭南道招抚来的三十五万余户，和上面俺们统计过的“萧梁实际控制地区”的二十五万余户，加在一起，都算成了李唐平梁这一役的战果。等到史官给药师个人作传时，也就马马虎虎的把战报上的“户六十余万”全归到卫公招抚的岭南道下了。

这一节的最后，说一下被李孝恭李靖他们作为俘虏送到长安的萧铣的下场：他在大殿上，面对李渊的斥责自陈：“隋家丢失了那头万人迷鹿……啊咳，隋末大乱政权崩溃，各地有理想有抱负的同志都想开基立业，俺没有天命，斗不过你李老狐狸。你要觉得这算是大罪，俺也没话说，随便吧。”于是李老狐狸就把萧铣给公开处死了。基本上李渊对于一度成了气候的称帝者，如兵强马壮的王世充，仁厚得民心的窦建德，家世有根基的萧铣，乃至虽然没有称帝但是事实上割据独立过的广大地区的杜伏威，都不会让他们活着成为李唐政权隐患。能在李渊手下讨到活路的“反王”，也就罗艺、李子通这些小打小闹没啥威胁的家伙。俺觉得把这个现象简单归结为“李渊无容人之量、心狠手辣”也不妥当，毕竟老李是个政治经验非常丰富、理想主义相对较少的老狐狸了，乱世开国，还是很需要这些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等他把坏事做得差不多污名也背得差不多了，正好留个较平稳的局面去给他儿子当好人做仁君^_^）

辅佐李孝恭抢攻灭萧梁一战，是李卫公投唐后、也应该是他人生中第一场兵力十万级规模的大战役。在这场战役当中，俺们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卫公用兵的两大特点：第一，拥有超出自己实际地位的全局性大战略眼光，对敌我态势认识得极为透彻；第二，在“知已知彼”基础上，极好地把握和运用战争节奏，也即是他兵书中反复辩证的“奇正之分”，尤其敢于、善于用“奇兵”。这两大特点，在日后卫公所主打的每一场战役当中，都贯彻始终。

（卫公辛苦了，蹲在广州好好享受一阵烤乳猪蛇羹吧，这头鹿也要去吃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