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通告】明年中国可能在印尼有大规模经济开发展开动作 -- wqnsihs
家园 大家说说有啥股票可以炒的 家园 好消息！ 原来没钱，对印尼只能陪笑脸，现在有钱了，可以直接收买了
送花成功，可取消。有效送花赞扬。恭喜：你意外获得 4 铢钱。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3。本帖花:1
家园 美国等敌对势力，可能会象海盗陈祖义对付郑和那样 挑动印尼杀华人。
经济上是无敌的双赢模式，如果公平竞争，中国是必胜的，肯定会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
但如果出来个啥“民选政府”，让中国退出，怎么办？不知道查维斯是如何让美国公司退出的。
经济准备方面，做得很好。不知道社科院等机构对这些政治风险有啥研究。
家园 终于开始了 还在想他要等到猴年马月。
家园 我一直印象，好像印尼在东南亚国家里，对中国比较不友好的呢 看来势易时移啊。
家园 一共有两次对华人的迫害 第一次是印尼在亲台华人的帮助下，对亲共华人的迫害。那个时候很多亲共印尼华侨回国了。
第二次就是大众知道比较多了那次迫害，基本是第一次迫害后留下来的那批亲台华人。
一句话----自作孽不可活啊。
家园 你这话可有根据？ 海外华人中是有亲台亲共的分歧。可你“这一次是印尼在亲台华人的帮助下，对亲共华人的迫害。那个时候很多亲共印尼华侨回国了。”完全是在造谣。我从小就有印尼回来的同学（当然他们是在国内出生的），他们亲共吗？不搞笑，我都已经批驳过了，为什么还在这里传谣呢？
- 复 你这话可有根据？
家园 造谣？呵呵 去读读印尼1965年苏哈托政变后后的历史吧，那次排华是谁背后支持的?
那一年，印尼华人共产党员和华人左派死了多少？排华事件中什么样的华人残存下来了?
- 复 造谣？呵呵
家园 我再补充几份资料你好好研究下 这到底是不是华人因为政见之 争互相残杀？
http://hi.baidu.com/steven5918x/blog/item/26901f11170fc428dd5401ef.html
印尼共产党(PKI)的悲剧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02/31798.html2010-02-25 20:1530多年前，在印尼发生的一场大屠杀导致了几十万人死亡。最近，解密的美国文件使人们朝真相似乎又靠近了一步
最近印度尼西亚举行的大选，可以说是30多年来印尼第一次没有在军方和前总统苏哈托直接导演下的选举。但是，选举依然可以看到1965年那场残忍屠杀甩过来的阴影，正是它第一次将苏哈托带到了印尼权力的巅峰，而使苏加诺———这次在印尼大选中领先的民主斗争党领导人梅加瓦蒂的父亲—从那上面走了下来。
军队是大屠杀“总导演”
1965年9月，左翼民族主义者苏加诺领导下的印尼正处于一场危机之中。苏加诺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当时的印尼共产党PKI（当时印尼最大的政党）支持的基础上的。苏加诺利用PKI控制军队，但他与手下将军及西方的关系却每况愈下。当时印尼同英国、澳大利亚在马来西亚问题上发生对抗，同美国的关系也趋于恶化。当时，苏加诺的副手、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就曾谴责西方阴谋策划军官政变，暗杀总统，并警告说美国支持的将军们准备在10月发动政变。
最终，9月30日事变发生了。据估计，伴随着军队接管政权的大屠杀，共导致50至100万印尼人死亡，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印尼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监狱或遭到流放。
一些遭受迫害的人最近要求印尼即将出现的新政府弄清当年的事实真相，将那一段黑暗的历史大白于天下。
近年来，随着一些文件的解密，以及一些专家的研究，已有充分证据表明是印尼军队直接导演了那场大屠杀，在整个过程中，军队招募民间的敢死队同共产党对手较量。这一点同目前印尼军队在东帝汶的所做所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屠杀背后的美国影子
1990年，美国律师凯西·卡登发表的文章详细叙述了当年大屠杀开始时，美国外交官是如何向苏哈托军人集团提供了详细的印尼共产党人名单的。美国华盛顿学者约翰·凯利从解密的“绝密”和“秘密”文件中找到了大量关于那场大屠杀的资料，最近他将这些材料交给了澳大利亚报纸《SYDNEY MORNING HERALD》这些材料主要是1965年10月至1966年2月，当时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同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及其助手的往来电报。通过上述研究结果及材料，便可勾勒出美国外交官及情报人员描述下的那场战后最大的屠杀之一———印尼1965年政变的惨景来。
美国外交人员的叙述中最令人震惊的方面是印尼军队在政变中大量招募穆斯林及天主教青年组成敢死队，以及当那场反共清洗运动已造成大量屠杀事件时美国仍极力支持。这些材料还表明了印尼军界与美国使馆之间的密切联系。
当时，同美国保持密切接触的主要是两个人：当时苏哈托的亲信纳苏逊将军和亚当·马利克，后者曾长期任苏哈托的外交部长。根据美国律师卡登的研究，当年美国使馆正是通过马利克的助手将印尼共产党人的名单交到印尼军方手中的。政变的一些细节至今印尼军方和西方国家仍讳莫如深。现在对事件的描述大致如下：
1965年9月30日晚，一些由苏加诺卫队军官温通上校率领的年轻军官绑架并杀害了6名军队高级将领后宣布，他们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从现在开始管理整个国家，以拯救正面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所威胁的苏加诺。但是，纳苏逊将军却脱逃了，他随后同当时的陆军战略司令苏哈托一起领导了反击行动。
这场政变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是苏加诺本人，还是军队，或印尼共产党？目前仍不明了。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在“9·30事件”发生后，苏哈托和纳苏逊迅即谴责事件系由印尼共产党所为，紧接着，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的大肆镇压。
印尼共产党人并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抵抗，仅仅在5个月的时间内，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遭到了屠杀。随后，美国和澳大利亚出面表示坚决支持苏哈托。当时，格林在与华盛顿通电中也承认，并没有证据表明是共产党人策划了“9·30事件”。但是，美国使馆却一直与印尼军队高级将领以及支持军方的穆斯林人士在一起讨论清洗印尼共产党战略。格林在10月15日发给华盛顿的电文中这样写道：“军队和穆斯林人士（同使馆官员）一同讨论了他们希望军队下一步应采取的战略。他们希望军队不仅应对印尼共产党采取步步为营的打击战略，而且要打击整个‘共产党—苏加诺集团’。”
格林在同一天的电文中还报告说：“军队已经处死了74名与政变有关的共产党人，尽管（苏加诺的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反对处死他们。”格林同时表示不会让这场反共运动停止下来。
在另一份要求转呈美国情报机构的电文中，格林强调需要进一步进行反共宣传：“在所有媒体，通过不断重复的事实，将目前这场恐怖事件和悲剧同北京及其共产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将绑架并杀害高级将领的手法同北越在南越村庄中杀害村长的事件联系起来。”
屠杀暴行 令人发指
两天后，美国助理国务卿邦迪在同澳大利亚外交代表团会见时一起讨论了印尼局势和军队应采取的战略。随后，在北苏门答腊省发生了大规模反共流血事件。当地一个同军队有联系的穆斯林青年组织四处搜寻并屠杀共产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还开始在棉兰和其它北苏门答腊城市袭击华人中的共产党人，大批华人遭到殴打，房屋、商店被烧。
10月20日，格林在一封电文中描述了反共运动的成功：“共产党形象遭到了沉重打击，它的通讯及指挥机构也遭到了严重损坏，它的组织能力也因其成员的逮捕、拷打和处死而受到损毁……在雅加达，据报道有数千共产党干部被逮捕……数百人被处死。”
尽管美国使馆一直宣传是印尼共产党策划了“9·30事件”，但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备忘录承认：“是有印尼共产党因素介入其中，但并不清楚共产党领导层的作用。”一位中情局人士则报告说：“印尼共产党中央只是在10月1日听到温通上校的广播通告后才决定对他进行军事支持的……共产党领导人相信军队正准备对他们采取行动……”
至于究竟是谁下令绑架并杀害了6名高级将领的，中央情报局承认：“准确地说出是谁给了他们指示……这个并不知道。”
然而，由军队进行的反共运动此时却刹不住车了。10月29日，美国国务院发电文给驻印尼使馆，表示美国支持在印尼成立一个军人领导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并不一定要由苏加诺领导。此时，对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大屠杀愈演愈烈。亚齐省的穆斯林狂热分子几乎使当地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没能逃避攻击，一些亚齐暴徒甚至将共产党人杀死后，将他们的头颅割下，挂在道路两旁的柱子上。11月13日，格林在一封电文中叙述了雅加达警察首脑的情报：“几乎所有印尼共产党领导、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成员都被军队抓获，更多的是被敢死队抓住的。在爪哇东部和中部地区，几乎每个晚上都有50至100名共产党人被军队支持的反共组织处死。”
当196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也就是反共大屠杀进行了3个月之后，中央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说：“几乎所有印尼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都遭到了逮捕，其中许多人已被处死，包括3名党的最高领导人。党的群众组织也遭到摧毁……屠杀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行动仍然在苏门答腊、东爪哇、中爪哇和巴厘岛继续进行。”
至于屠杀的规模，格林在2月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根据“可靠”情报，美国使馆估计，一共约有40万人在屠杀中丧生。格林在电文中还承认，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
一年之后，美国学者估计，一共有50—100万印度尼西亚人死于那场大屠杀。
[QUOTE]为了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哈达政府在美、荷支持下，借口共产党人要“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派遣大批军队，于1948年9月制造了“茉莉芬事件”，追捕和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印尼共产党人和人民民主阵线成员被迫武装自卫。在这一事件中，慕梭、沙利弗丁等党的领导人牺牲，约有三万六千名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被捕，其中约一万人惨遭杀害。那么，印共为什么能发展得如此神速呢？因为当印尼逐渐趋向灾难临头的时候，整个社会发生了对立……而处在对立一面的则是印共。相对来说，他们没有受到当时贪污成风的丑闻影响，而且，姑不论其政策如何，他们至少被认为是会“有所作为”的——他们是工人阶级传统的而且是唯一的政治代言人。正如RuthMcVey于1960年代初所看到的，“如今，印共实际上是唯一值得被认为是印尼的一个主要因素的政党。玛斯友美（Masjumi，印尼极右回教政党——译者）和社会党（PSI，印尼极右政党之一——译者）由于叛乱的缘故，差不多已信誉扫地……最后于1960年被宣布为非法。伊斯兰教师联合会(NahdatulUlama，简称NU——译者)和印尼国民党（PNI）在组织上已经蜕变为自我维系的互利互惠机构。只有贫民党（Murba），这个全国性的共产党……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小派别，与其说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一种思想意识。”哈达政府镇压了印尼共产党后，印尼共和国防御力量削弱，荷兰殖民者乘机于1948年12月19日发动第二次殖民战争，攻占了印尼共和国临时首都日惹，苏加诺等印尼政府领导人被俘。印尼人民奋起抵抗。共产党人和爱国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5万荷兰殖民军被迫固守大城市，到1949年2月底，仅能控制东爪哇的三分之一和西爪哇的近一半地区。荷兰的侵略遭到亚洲和国际舆论的谴责。由于战争旷日持久，荷军伤亡日增，军费开支浩大。美国乘荷兰处于困境的时机，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向荷兰施加压力，要求双方停火，并释放苏加诺等人。美国还通过“斡旋委员会”（1949年1月改名“联合国印尼委员会”）出面调处。 1949年5月7日，荷兰和印尼在雅加达签订停战协定。
1949年8～11月，在海牙举行了有印尼共和国政府、荷兰、印尼各傀儡邦以及联合国印尼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11月2日签订了《圆桌会议协定》。协定规定：印尼共和国和15个傀儡邦组成“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参加以荷兰女王为元首的荷兰—印尼联盟；印尼在外交、国防、财经和文化等方面和荷兰实行“永久合作”；西伊里安继续由荷兰占领，其归属问题待以后双方“协商”解决；印尼还需偿付殖民政府的400亿荷盾的债务。
废除《圆桌会议协定》与收复西伊里安 《圆桌会议协定》签订后，荷军从印尼撤走。1949年12月19日，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成立。苏加诺仍担任总统，哈达任总理。12月27日，荷兰将西伊里安以外的印尼领土的主权移交给联邦共和国。从此，长达三百四十多年的荷兰直接统治终结。但是，不平等的《圆桌会议协定》依然存在，占印尼领土20％的西伊里安还被荷兰占领，荷兰殖民者在印尼各傀儡邦区仍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占统治地位的状态没有被触动。美国势力乘机渗入印尼。美、荷帝国主义还通过代理人组织“伊斯兰教运动”、“印尼伊斯兰教军”等反动教派组织，进行分裂、颠覆活动。因此，印尼人民仍面临着完成八月革命的任务和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1950年，印尼全国开展了取消傀儡邦区、组成统一的共和国的运动。各傀儡邦被迫纷纷解散。同年8月15日，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
在统一的共和国成立初期，右翼集团在政府和军队中拥有很大势力。他们忠实履行《圆桌会议协定》，并同美国签订《共同安全条约》，参加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同时颁布禁止工人罢工法令，压制共产党和工人运动。但在这一时期，印尼共产党和各民主组织的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1951年初，印尼共建立了以艾地（1923～1967年）为首的新的中央，工会和农会组织也重新建立，工农运动发展起来。
右翼集团进行反扑。1951年8月，苏基曼内阁发动“八月大逮捕”，把三千多名进步人士投入监狱。印尼共与各民主组织组成反苏基曼内阁的统一战线，发动群众，迫使苏基曼内阁辞职。以民族党人为主的韦洛坡内阁执政后，释放了被捕者。1952年10月，共产党人和民主力量配合，又击破了右翼社会党人策动的军事政变，右翼势力日益孤立。共产党、民族党和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重新组成统一战线，影响日益扩大。
1953年7月，民族党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1903～1975年）组阁。这届内阁执行反帝反殖、维护独立和不结盟的政策。经过谈判斗争，1954年8月，阿里内阁与荷兰达成了取消“荷兰—印尼联盟”的协议，废除与荷兰的有关外交、军事、文化合作的协定条款。 1955年，印尼成为万隆会议的东道国，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在会议期间，印尼政府和中国代表团于4月22日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使印尼华侨在历史上形成的双重国籍问题获得解决。
1956年3月，印尼第一届普选产生的国会成立。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再度组阁。同年4月21
日，阿里内阁宣布单方面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取消对荷兰的“债务”。这样，印尼的独立地位得到保障。
在万隆会议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 1956～1958年，印尼政府粉碎了美、荷支持的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和南摩鹿加群岛等地的军事叛乱。1960年苏加诺总统下令解散参与策划叛乱的反动政党。1961年12月，印尼政府发出总动员令，组织志愿人员，准备解放西伊里安。翌年，掀起了解放西伊里安的高潮。一批志愿人员在西伊里安的两个岛登陆。印尼政府宣布没收荷兰在印尼的企业和种植园。在这种形势下，荷兰被迫于1963年5月1日将西伊里安移交给印尼。印尼共和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得到实现。
印度尼西亚930事件和苏哈托政变
倾向于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Bung Sukarno）与军队右翼势力的关系紧张，1965年9月21日，40名陆军将领秘密集会，准备调遣雅加达以外的军队在10月5日发动政变。
印尼共产党党员、苏加诺总统卫队三营营长翁东中校（Untung）获知此次集会内容后，在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的默许下（一说翁东是擅自行动，苏加诺与印共并不知情）于1965年9月30日凌晨派遣总统卫队的武装士兵从哈利姆空军基地（Halim Air Force Base）出发，袭击、绑架和处决了7名涉嫌准备发动政变的将领中的6名，其中陆军司令雅尼（Ahmad Yani）等3名将领在哈利姆空军基地附近一处被称作“鳄鱼洞穴”的地方被杀害，尸体投入井中，唯一生还的纳苏蒂安（Abdul Haris Nasution）带伤逃到伊拉克大使馆寻求保护，他的家人和副官则没有逃脱厄运。
虽然逮捕、处决的行动比较成功，但是翁东等人忽视了陆军战备司令部（KOSTRAD , Komando Strategi dan Cadangan TNI Angkatan Darat - the Army Strategic and Reserves Command）司令苏哈托少将（Haji Mohammad Suharto）的威胁。事实上，与翁东联合发起930运动的陆军上校拉蒂夫（Lieut-Col Latief）在采取行动之前两次向掌握陆军战略预备队兵权的苏哈托汇报情况，而没有把持反共态度的苏哈托列入袭击名单，原因是他认为苏哈托是忠于苏加诺的，并且对政治不关心。
10月1日，翁东通过电台向全国宣布他已挫败政变阴谋，成立“革命委员会”。苏加诺、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Sobron Aidit）、空军司令达尼等人前去哈利姆空军基地指挥局势，印尼共产党开始组织民兵协助翁东。
听到广播后，苏哈托召开会议，认为翁东等人是“在印尼共产党支持下发动政变，企图暴力夺权”，遂宣布暂时接管陆军领导权，控制各个军区，在纳苏蒂安协助下指挥军队迅速控制了雅加达的局势。苏加诺被迫认命他为陆军司令，很快哈利姆空军基地被苏哈托的陆军占领，艾地、翁东出逃。10月11日，翁东被捕，旋即被审判、枪毙，11月22日，艾地在被捕后再次逃跑，失败身死。
苏加诺暂时保住了总统的地位，但是在枪炮面前已经没有夺回权力的希望，最终于1967年3月12日被迫下台并遭软禁直至逝世。
从此，印尼进入30多年的由针对华裔和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开始，到金融风暴和大规模贪污腐败结束的苏哈托独裁统治时期。
站在另一面的是军人。他们声望日隆，不仅是印尼资产阶级/封建政党弱小的一种反映，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印尼资产阶级自身弱小的一种反映。根据两个阶段理论，这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兴旺发展的阶段，然而，资本家阶级却是如此之弱小，以致必须由军队站出来作为其代表——而军队作为国家暴力，通常来说，是资本主义最后一道防线！
接下来就是典型的波拿巴分子——苏加诺在其间巧妙地玩弄平衡术。到了1960年代初，印尼的阶级力量正在聚集，准备摊牌了。如今只是时间问题。对群众来说，情况已变得难于忍受了。“1963年底爪哇的收成，由于记忆中最为严重的旱灾和鼠患而大大减少……艾地自己在1963年12月的报告里曾提及‘人民如今实际上正在吃任何能吃的东西’，而接下来的数月，各方面的报道都提到苦难在大规模地发生。
据路透社1964年2月16日报道，中爪哇的农作物失收情况特别严重，有一百万人在饿肚皮；在沃诺沙里（Wonosari）县，每天有二至六人饿死；而中爪哇副省长说，有12000人正因营养不良接受治疗，而15000个家庭被迫放弃他们的贫瘠的稻田。安打拉通讯社则详细报道说，在峇厘有18000人正在饿肚皮，而在南苏门答腊粮食严重短缺。人民日报于2月18日报道说，人民正在变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孩子。”（注20）
土地改革法令自1960年就已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一切都没有改变。感到沮丧的农民开始占有土地。乡村地区的警察、军人和反动分子使用暴力对此作出反应。
国家在走向毁灭，平民和军人官僚阶层的贪污和走私泛滥。军人管理效率奇差和贪污腐败毁坏了已收归国有的企业。生产按绝对值计算下降到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产值。印尼曾经一度是大米过剩的地区。现在，它每年却必需输入150000吨大米。锡和橡胶的出口工业逐渐大幅萎缩，只有石油仍然是赚取美元的一个工业。
国家对世界各地的银行有严重负债，预算赤字每年成倍增加。由于长期恶性通胀的结果，印尼盾（rupiah）的币值猛跌到只有其合法币值的百分之一，直至1965年的六年期间，生活费用增加了百分之二千。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令人吃惊的高达国家预算百分之七十五的费用被用作武装部队的开支。
就苏加诺来说，他更为关心在印尼人中间发展“一种对自己国家地位的自豪感”，那是一种生活在满是昂贵工艺品的豪宅里的人才承受得起的感情。为了促进这种“自豪感”，数以百万计的钱被用来建造雅加达的地标式豪华建筑、新林荫大道和宏伟的雕像。
与此同时，苏加诺发布的没完没了的演讲、口号和简略词，越来越多地以左的言辞包装起来，诸如“Manipol（ManifestoPolitik，政治宣言——译者）/USDEK（即用Undang2Dasar1945-1945年宪法、SosialismeIndonesia-印尼社会主义、DemokrasiTerpimpin-有指导的民主、EkonomiTerpimpin-有指导的经济和KepribadianIndonesia-印尼特性这五个词组的第一个字母拼成的简略词——译者）。类似的简略词还有一大串，诸如Ampera（人民苦难教训）、Berdikari（自力更生）、Tavip（生活在风险的一年）、NEFOSANDOLDEFOS（新兴力量与旧有力量）、Nasakom（纳沙贡，即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团结）、必需避免本本主义思想、回到革命的轨道以及不断革命”（注21）等等，等等。
印共满腔热情地加入这些口号的大合唱。五十年代初，印共曾称苏加诺是一个“日本人的合作者”，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者”以及一个“准法西斯分子”。到了六十年代初，苏加诺却在印共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了。正如RexMortimer说的，“到了1963年，印共党（对苏加诺）的崇敬几乎达到盲目崇拜的地步。尽管苏加诺对经济事务的愚昧无知臭名远扬和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印共却宣称经济困难的解决办法可以放心地交到他手上去处理……这之后不久，（艾地）给他奉上最终的荣誉，形容总统是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面的第一位老师。”（注22）结果，印共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苏加诺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到1965年8月，印共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仅次于苏共和中共两大党）。有三百五十万印尼人成为印共党员。另外，其附属的不同组织——工会、农会、青年团、妇女会和文化组织，据称获得大约二千万人民的支持。
国际资产阶级益发惊恐地注视着印尼的形势。它们普遍地感到，印共即将取得政权。姑不论它们的政策在文字上是如何表述，具体和现实的形势将迫使它们把经济收归国有，就像古巴和中国发生的那样（也正如我们看到的，有许多部门已经被收归国有）。失去印尼这一世界第五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将会是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可是他们又无能为力来干预。
他们思想上的绝望情绪在兰德公司的一份备忘录里显露出来。在这份备忘录里，美国政策主要顾问（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GuyPauker写道：“如果共产党人失去苏加诺这个保护者，有能力把分散和意志消沉的反共势力团结起来的其他民族领袖，能否在最近的将来崛起，看来还是一个疑问。特别是这股势力将可能欠缺冷酷无情，使之有可能像纳粹份子在1933年3月5日大选过后的几个星期就去镇压德国共产党那样……印共的敌人包括各次右派叛乱的余孽、被镇压的政党和某些武装部队份子。他们不仅在数量上和群众支持方面，而且在团结性、纪律性和领导能力方面，都比纳粹份子还弱。”（注23）（这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思维——“当你需要他们时，纳粹份子去了哪里?”）
在1965年9月30日夜晚，情况到了紧要关头。最高司令部的六位将领被一小股由中级军官率领的部队绑架和杀害，雅加达的一些地点也被占领。苏哈托将军指挥下的武装部队迅速地扑灭了首都的“政变”企图，虽然战斗在中爪哇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印共被指责为这场“政变”和将领被杀的主谋。
对印共党员和同情者的屠杀开始了。最初情况非常混乱。大多数观察家以为将会有一场内战。正如10月16日的《经济学人》指出的，“除非冒内战的风险，否则印尼最有影响力的政党根本不可能被赶入地下”。的确是发生了一场内战，不过只有一方在战斗。
据1965年12月17日《时代杂志》报道，“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红色同情者和他们的家属正在被屠杀。据说，内陆地区的军队对身陷囹圄的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进行审问之后，就把他们处决了。用有着宽阔刀锋的巴冷刀武装起来的穆斯林份子，成群结队偷偷摸摸地在晚上溜进共产党人的住家，把全家人杀害之后，就随随便便地把他们的尸体埋在浅坑里。
“穆斯林份子在东爪哇把受害者的头颅挂在木杆上，并拿它在各村庄游行展示，使这场大屠杀运动变得如此恬不知耻。大屠杀的规模达到这样一种可怕程度，即受害者死尸的处理，已经导致东爪哇和苏门答腊北部出现严重的环境卫生问题，那里的潮湿空气充满着腐烂肉体发出的难闻的臭味。据到过这些地区的目击者说，那里的小河小溪简直已经被那些尸体堵住了。当地的河运已经严重受阻。”
1966年5月8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报道，一位在日惹附近乡村学校教书的教师曾经这样说，“我的学生跟着军人出去。他们指出谁是印共党员。那些军人当场就把这些共产党员连同他们的全部家人枪杀了，妇女和儿童也不能幸免。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纽约时报》记者SethKing评论道:“泗水，是东爪哇的首府，长期来是共产党的活动中心之一，市内贯穿着许多浑浊的运河。自去年10月，生活在运河边上的家庭一个令人感到更为可怕的任务就是，每天一大早必需起身推走堆集在他们园子梯级附近的尸体。”（注24）
在峇厘这个曾经是印共党组织发展最快的中心地方，大屠杀已经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一场，以致军队最终要介入来控制它。而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从来都不是以人道组织闻名的机构也这样写道：“就被杀人数来说，印尼的反印共大屠杀可列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大屠杀之一……”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有五十万到一百万的人民——工人阶级的精华和印尼社会最优秀和最有前途的儿女被屠杀了。印共关于革命分两个阶段的理论就以残酷恶毒没有阶段的反革命终结了！
但是，整个形势最难于令人置信的一点是，印共这个拥有二千万支持者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几乎毫无抵抗地就全军覆没了。正如RexMortimer阐明的，“一个被驱散和震慑的领导层，看来已完全失去能力来集合党的力量，或应付自己党员被大批杀害的局面。（印共）领袖坚持把摆脱困境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苏加诺身上，自己却匿藏起来，致使失去实际活动的能力。以下是一位身为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妻子的印共党员在讲述她和她的丈夫在政变后的数月以及数年的反应，说明党的干部力量是如何陷入瘫痪状态的：
“9-30事件之后，我们如常工作了好些日子，但是没有一个我们接触到的人能够告知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当雅加达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恶劣的时候，我们只能坐在家里，等待指示。我的丈夫完全没有获得任何指导要如何应对这种不测事件。我们没有预料到情况会变得如此糟糕。我们以为这是党的一次挫折，但是苏加诺最终会处理好这一事件。
“这就是党之所以崩溃得那么快的原因。没有指示，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向谁求助或者该相信谁，自从大逮捕开始，我们知道有人叛变……（党的领袖）只是捎话来要我们等待，而我知道一位党领袖的妻子奉命去见苏加诺。”（注25）
*苏加诺……完全依赖于苏加诺。
根据他们关于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的理论以及随着所有政党消失之后，印共得出结论，即苏加诺本身，作为个人，如今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苏加诺没有群众性组织。如果苏加诺是代表某个强大阶级利益的牢靠人物，他决不会如此之快倒台。
实际上，不是苏加诺，而是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在一起的军队，最终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划分的对立面是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印共。当这些强大的阶级对立力量最终分崩离析的时候，苏加诺简直就掉入裂缝里去了。
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印共第三次被血腥地粉粹了。印共队伍为此大吃一惊——对党教导的艾地有关国家“两个方面”的荒谬理论，感到疑惑。
（正如印共本身转入地下后于1966年所说的：“根据这一‘两个方面理论’，在印尼能够出现一个奇迹。这就是国家可以不再是统治压迫阶级压制其他阶级的一种工具，而可以使之成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共同享有的工具。而且国家政权的根本变化……可以通过发展‘支持人民’的一面和逐步消灭‘反人民’的一面和平地完成。”从本质上说，这种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典型的改良主义货色。）
艾地事前对绑架将领的计划完全有可能是知情的。它显示出整个领导层的态度——宁愿由上层处理而不去动员群众。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吧，艾地曾对独立斗争时期的印共领导层作出这样的批评：党“放弃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并且不够重视自己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的工作。这些就是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历史本身往往会重演。
但是，让我们回到更上一代，回到印共本身最初创立时期来看。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右派不是反对把阶级问题提出来，并提出：“为了达致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土著居民各集团间必需团结起来……”的要求吗！难道这点不是意味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吗？难道这些右派跟那些后来建立印共的人之所以没有分道扬镳，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吗？
难道伊斯兰协会的佐格罗阿米诺多那一派人没有一面谴责“罪恶”（在这里他们指的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一面又支持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吗？
在艾地领导下的印共事实上又回复这些思想。然而，印共最初正是在反对这些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于是，轮子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处（喻问题在原处兜圈子）。
1960年，艾地明确指出，“阶级斗争从属于民族斗争”，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至少是慕梭于1935年从莫斯科返回印尼以来的时期的印共政策。印共的历史，从许多方面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一部历史。显然，它具有某些本地的特色（诸如对一个人——苏加诺的依赖），但是，导致印共处于这种地位的根本的理论基础，最初是从莫斯科传过来的。
1961年2月4日，印共重演了一次1920年代中国发生的令人恐怖的事件，就是把一份党员名单呈交“当局”，而名单上列明（党员）地址、党内职务和入党日期。就连当时的印尼的资产阶级观察家也得出1960年代的印尼和1920年代的中国，情况相类似的看法。
但是，悲剧并不止于那里。不到十年之后，智利的劳工运动被粉碎，工人阶级最优秀的份子遭到屠杀，因为完全执行了相同的政策。的确，“……智利阿连德政府被美国支持的势力推翻，正是在‘雅加达来了’的口号下进行的。”（注27）
就像智利的案例那样，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错综复杂和血腥的手段卷入了消灭印共的行动。但是，它们的作用不应被夸大。正如在智利那样，在印尼，正是印共领导层所犯的错误，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犯那些错误的话，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努力，亦是枉费心机的。
印共有可能取得政权吗？是的，我们相信，有好多次了。或者让我们把问题说得更为准确一点，取得政权的客观条件有好几回已经成熟。在1920年代，撇开组织方面的混乱不说，它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取得政权），肯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丹马拉卡相信，1926年的起义时机已经太晚，并且相信，如今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逐步增强党的力量——这点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很明显，到了独立斗争时期，印共根本就把领导这场斗争的机会拱手相让出去。
同样，在1960年代，印尼的革命时机也已经成熟，这点不成为问题。国际资本主义的态度总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而它们的态度又是什么？这种态度由惊慌失措到惊恐万状不等！让我们别忘记，例如1960年代的印共，在数量上比起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具有某种程度的更大优势。然而，在政治理论方面，它却远远落在了后面。正是理论而不是数量，成为印共的问题。显然，即便是对于理论采取了最为一丝不苟的态度，也不能一定保证胜利，有时条件就是不成熟。不过，我们并不相信，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印尼，情况是如此。
甚至不排除印共在苏加诺继续担任政府名义首脑的情形底下，于1960年代就取得政权。但是，如果他们取得政权（有或没有苏加诺），不可避免的是，鉴于领导层的政策，它产生的政权将不会是一个由工人民主管理具有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而是一个类似中国的畸形的工人国家。尽管如此，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在东南亚最大的国家的消灭，将会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并且是对国际被压迫群众的一个巨大鼓舞。
尤有进者，印尼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里穆斯林居民最多的国家。倘使1960年代印共取得政权的话，整个中东发生的事件的模式，从那时开始就完全可能非常不同，更不用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了。就东南亚地区本身来说，一个最大的国家的革命，其反响将会是巨大的，而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来说，在失去中国不过十来年的光景后，又失去世界第五大国将无异于一次毁灭性打击。[/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