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整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一） -- 道可道
家园 【原创】【整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一） 原文前天发表在青史微言，现在又觉得不妥，看到黄河故人写钱学森的文章发在此处，想到这系列文章里的二位主人公杨振宁，邓稼先应该也算和钱公类似的人物，就决定把文章在这里发了，还望青史微言版主们包涵。
以下是原文----------------------------------------
在西西河游荡很有一段时间了。一开始被萨苏先生的《嫁给太监》所吸引而找到此处；来了以后看到无数前辈师长在此耕耘，传道授业解惑而让人流连：AleaJactaEst的欧洲王室，基督教；dfindy、魔法胖子的美国政治人物；holmers的NCAA；holycow的逐鹿蓝天；pxpxpx的走向上甘岭；一直在看的父亲的空军生涯；万里风中虎的剑鱼行动；支持李梅、乔治华盛顿、花老乔和温相的近代人物；九合诸侯的从奴隶主到地主；兰凯的药的故事；米高扬的工科男生；南北朝大蟑螂的南北志；史鉴的汉尼拔和纳粹将星；史文恭的尉迟恭，王耀武和近代史；夏岗的老夏胡说；大鹏翔宇的中国核潜艇部队轶事；天策上将的机关记事；好猫如诗的DIY；山而王的领导二三事；忘情的铁路，晨枫的飞机，无斋主人的水浒，天马行空的西游记；暗香疏影月黄昏的军校；本嘉明、葡萄、陈经的政经；wxmang的管理；李寒秋的大国崛起；李靖岩的建安年；柳叶刀的小眼看文革；梦秋的水门事件和一个记者的传奇；橡树村的非洲故事；江上苇的阴阳错、锦城破和迷雾中的渡鸦；江南水的历史色盲讲故事；潘涌的空军大院和我们大家都是过客；烟波钓徒的经济学家外传；爱莲的科普；电子赵括的白话三国；神仙驴的人事任命，冰冷雨天的二战，日本；禅人的黄埔生、话说党国政府和从前有一个愤青；老引北京，史老柒的警察故事；老拙的中共情报战；老马丁的经管故事；范适安的心情日记；虽远必诛的医疗保健；蛇公子、过失速的飞行；逸云三洲的闲谈留法生；陈郢客的评论；黄河故人的科学、抗战史；黄金狮子的TG与老美建交始末、庐山会议；鼎革的今风细雨话经济；井底望天的国际政治，还有许多其他的老师在这里教给我知识，引发我的思考。林林总总在此挂一漏万，仅仅想感谢大家的辛勤写作。
总想着能写点什么，回报西西河，去年有段时间比较空，就决定写一下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人生经历，主要是来源于互联网的资料，加上我自己去学校图书馆借的一些书，经过我自己的组织整理和串联，所以就标个原创整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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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
（一）少年时代
民国十一年农历八月十一日（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县城西大街四古巷的杨家宅院内（他1945年赴美留学，在办理出国护照时，杨振宁只知自己农历的生日，但护照上要求填的是公历，他估计自己的生日应该是公历９月２２日，便填了上去。以至于其后所有有关文件上他的生日都是9月22日了），属狗。是父亲杨克纯（字武之，多称杨武之为尊）的长子。按杨家各房议定的家谱"家、邦、克、振"排行，这一辈的孩子该为"振"字辈，又由于杨武之当时正在安庆（旧名怀宁）的一所中学里教数学，所以就为他取名"振宁"。
在杨振宁出生不满周岁时，时年27岁的父亲杨武之，因考取安徽省公费生赴美留学（他是官费留学生，但由于父母早亡，家里的经济情况比较困难，所以，为了减轻经济负担，为家里增加些收入，杨武之是靠在餐厅洗碗、在农场为农场主摘葡萄等“打工”来完成学业的。）。为减少相思之苦，出国前，他特意到照相馆请来师傅，在老宅一角照了一张“全家福”。
此后，杨小朋友便由在家中操持家务的母亲罗孟华（1919年与杨武之由双方父母安排成婚）抚养成长。那时，军阀混战，合肥是兵家必争之地，炮弹也时常落到杨振宁家的附近（1922-1927年北洋政府总统大家熟悉的依次为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凡是情况一危险，母亲总是带着杨小朋友跑到乡下去或去医院躲藏。不管形势怎样恶劣，母亲总是坚持教杨认字。在他4岁时，他母亲剪了一个个方块纸，把字写在上面，不断地抽出来让杨小朋友认，一年多的时间教了三千个字。杨振宁在5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武之在取得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博士学位后，学成归国，6岁的杨振宁一见到父亲就被问及有没念过书，念过什么书。杨说念过《龙文鞭影》（成书于清初的一本儿童启蒙教材，全书4240字，全文四言，上下对仗。当杨振宁5岁时，母亲是专门请了一位老先生上门来教杨振宁。）父亲就让他背诵，杨小朋友一口气全部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武之先在厦门大学任教一年，次年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此后，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直到解放。1937年秋，杨振宁15岁时，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杨家由北京搬往合肥老家。他们原以为日本人会像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那样撤退，但事与愿违，几个月后，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回北平已行不通。第二年，举家移居昆明，杨武之赴任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秋，16岁的杨振宁没有继续读高三，而是以"同等学力"，考入联大物理系。在当时的中国，数学似乎显得太不实用，杨武之并不赞成儿子去学数学，因此，杨振宁的志愿先是联大化学系，入学后，又改成了物理系；因为报考联大需要考物理，杨振宁自己说：“考试前我借了一本物理教科书看了一个月，发现原来物理比化学还有意思，因此考取西南联大后我马上转读物理系。”
本帖一共被 4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作者获得通宝一枚。 家园 【原创】【整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二） 邓稼先
（一）少年时代
民国十三年农历五月十九日（1924年6月20日，邓稼先出国填护照时，和杨振宁一样，也是只知道农历生日，自己推算了公历日期，成了6月25日，似乎比杨振宁算得准一点哈），安徽怀宁县城北边的大龙山脚下，建在白麟坂上邓家大屋西侧的铁砚山房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属鼠。从乾隆年间书法篆刻家邓石如盖起这几进房屋算起，这个男孩已经是第六代了。九年前喜获长女邓仲先之后，32岁得到长子，父亲邓以蜇自然也是十分的高兴。邓以蜇于1917年25岁时赴美留学，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一直读到研究生院；1923年夏，因为母亲病逝，家中无人主持，邓以蜇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被北京大学补聘为教授。1925年，邓以蜇把全家接到了北平，包括8个月大的邓稼先。
两年后的1927年，由于北大当时发给的工资无以养家，邓以蜇前往厦门大学任教（一年后，安徽老乡杨武之学成归国，也在厦门大学任教）。那时候厦门大学在半山腰上，虽然能吃饱饭，但是买不到东西，加之邓稼先的母亲王淑蠲不服水土，生活不惯，更有哮喘病需要卧床休息，来到厦门后未到一年，邓以蜇便携家前往上海暂住，靠给《晨报副刊》写文章维持生活。
后来，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1928-1930在职）聘请邓以蜇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南京、武汉、上海、北平之中，邓家还是喜欢北平多些。于是，1929年，邓以蜇和杨武之同年转往清华大学任教。一家住在西院9号，一家住在19号，两座院子位于西院尽北一排靠东，是背靠背的邻居。当时，四岁多的邓稼先成天玩耍，他的大姐和父亲商量以后，安排他去跟个老先生学习古文，一年多的时间内，读完了《诗经》、《尔雅》、《左传》等。
1930年，6岁的邓稼先入读离家很近的南半截胡同小学读一年级，期间玩性不减，打破教室玻璃被老师罚站，亏得大姐领回。一学期后转入府右街四存小学，据邓稼先回忆：“父亲对我的教育很严格，除了学小学的课程以外，还让我读四书五经，每天背诵古诗词。后来又让我苦读英文，专攻数学，为我打下了全面的文化基础。” 他弟弟邓槜先回忆道：“（四存小学）是一所极其尊孔的学校，古文训练很严格。哥哥的学习成绩一般，他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偏爱数学等自然科学。家里的大量存书给他提供了很好的阅读条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全书《万有文库》，一套几百本，哥哥最爱看。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家里就请来英文教师，哥哥到小学毕业时，英文已经达到高中一年级水平。”
1934年邓家子女合影
1935年小学毕业后，邓稼先考取西城口袋胡同志成中学，由于是个私立中学，交得起学费与否在录取考虑中比重很大，学生质量良莠不齐，一年后，在大姐邓仲先和杨武之的建议下，邓稼先转入北京崇德中学（今三十一中），和比他大两岁的杨振宁成为校友。两个人又是邻居，关系很好，邓仲先去学校看望邓稼先时，总是看到他和杨振宁在打壁球。崇德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很重视英文，邓稼先也在杨振宁的帮助下，开拓了自己对数学的兴趣。课余时间，两人总是形影不离.学校里多有纨绔子弟，常威胁邓稼先，要他把作业给他们抄。外号“杨大头” 的杨振宁，年级高，个子也高，就常常跳将出来，为外号“邓老憨”的邓稼先撑腰。
13岁的邓稼先在崇德中学读到高一时，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转往长沙，45岁的邓以蜇由于体弱多病，滞留沦陷的北京。时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伪北大校长的周作人，曾请邓以蜇出来执教，被他称病拒绝了。全家靠长女邓仲先在金城银行附属单位小本借贷处的工作来支撑，有时也不得不变卖一些邓以蜇收藏的古玩字画。1938年10月25日，汉口陷落，转回志成中学读高二的邓稼先被校方组织起来上街“庆祝”。在队伍里，14岁的邓稼先把手上的小旗子扔在地上，被好心的老师发现并告知了邓以蜇，劝其让邓稼先离开避避风险。于是，大姐邓仲先把自己的工作让给二妹邓茂先，带上弟弟办好离开北平的手续，转道前往上海。离开北平前，已近知天命的邓以蜇这样对儿子说：“稼儿，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另一种说法：“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邓稼先姐弟俩在上海暂住胡适（当时已赴美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家中一个多月，然后再搭乘货船，经英国殖民地香港，法国殖民地越南，于1940年来到昆明。在邓仲先找到工作有了收入以后，就安排邓稼先到四川江津读高中（当时，安徽国立九中从安庆迁到重庆江津，因为亲戚邓季宣是九中校长，临行时邓以蜇特地嘱咐让邓稼先去读九中）。
1941年7月，17岁的邓稼先高中毕业。由于当时日机频繁轰炸重庆，他未能赶上报考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只能报考位于重庆的同济大学并被录取。但是重庆昆明相距遥远，已在昆明安家的姐姐邓仲先写信恳求家中故交，时任教育部司长的吴之椿，可否让邓稼先前去西南联大试读，以便孤身在外的姐弟俩互相照顾。试读半年后，各科成绩优秀的邓稼先转为西南联大正式生；大姐邓仲先也经联大哲学系教授汤用彤介绍，结识了物理系的教授郑华炽，交往一年后二人结为伉俪。
家园 【原创】【整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三） 杨振宁
（二）西南联大的本科生
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是特殊时期造成的特殊编制（1938-1946）。由于辗转千里重建（见前文），硬件条件十分的艰苦，1939年4月，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由于经费问题，设计一稿五改，搞得梁思成痛苦不已。学校有学生宿舍36栋，多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仅食堂2栋与图书馆1栋为砖木瓦房结构。
根据杨振宁自己的回忆：“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响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但是，正如清华校长，当时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就职演说中仿照孟子所言的那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师资却空前绝后地强大。
这里仅列出理学院的教授名录：
算学系：江泽涵、申又枨、程毓淮、杨武之、郑之蕃、赵访熊、曾远荣、陈省身、华罗庚、姜立夫、刘晋年、蒋硕民、张希陆、许宝騄。
物理系：饶毓泰、朱物华、郑华炽、吴大猷、吴有训、叶企荪、周培源、赵忠尧、霍秉权、王竹溪、张文裕、马仕俊、任之恭、孟昭英、许浈阳。
化学系：杨石先、曾昭抡、孙承谔、刘云浦、钱思亮、张子高、高崇熙、黄子卿、邱崇彦、朱汝华、张大煜、张青莲、苏国桢、严仁荫。
生物系：李继侗、张景钺、沈嘉瑞、许骧、陈桢、吴韫珍、彭光钦、赵以炳、杜增瑞、殷宏章、沈同、吴素萱。
地质地理气象系：孙云铸、王烈、谭锡畴、冯景兰、袁复礼、张印堂、洪绂、张席禔、李宪之、赵九章、王恒升、鲍觉民、米士(Peter Misch)、钟道铭、陶绍渊、林超。
从1938年起至1946年，在整个联大就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计有8000余人，毕业3807人，其中本科生3732人，研究生75人。西南联大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130人，平均每年17人。整个理学院共毕业673人，平均每年84人。联大期间共有7名物理学研究生（硕士）毕业，杨振宁就是其中的一位。
昆明的气候比起北京自然是好得很，四季如春，可省不少置衣费用；进入联大后，绝大多数学生的吃和住都是免费的，这也保证了杨振宁能够顺利求学。杨武之尽管是教授、数学系主任，但是一大家人，柴米油盐已经入不敷出，更无闲钱供儿子读书。
当然，据1939年入学的何兆武老先生说，1939年后，物价飞涨，吃饭虽不要钱，但是非常差。杨振宁自己也回忆道：“厨房他们抬一个大桶，很大。有这么大一个大木头桶里头装满了饭。抬来了以后我们很快就都学会了，第一碗饭不能盛得很满。你第一碗饭盛得很满，你吃完第一碗饭再去盛第二碗饭，就已经没有饭了。所以第一碗饭只盛半碗，盛半碗以后，第二碗再弄得很多。而且饭里头常常有小石子，还有麸皮没有弄好的。” 不仅学生，教授们生活也很紧张，据说朱自清一次被某乞丐追讨，无可奈何之下，回头对那位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一听，扭头便走。
国文，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等课程无论所属系别，都属于必修课。联大一年级新生主要课程的教学，一般都由该系资深教授担任。据杨振宁自述：“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我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他后来的研究生导师王竹溪教的是量子力学，而1942年到1944年，他又从马仕俊那里了解了场论。
虽然某没仔细查寻选这些课的人数及教学情况，但是从一位当时经济系学生（陈为汉，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的描述中，可见一斑：“一年级的主课《经济概论》，就是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先生亲自讲授的。”，“陈先生的《经济概论》是联大很具特色的大课。上课人除了本系学生外，还有文、法学院及理、工学院慕名而来的选修生和旁听生，约百余人，济济一堂，洋洋大观。”，“他每次上课，在临下课前总是把要看的参考书的章节用英文写在黑板上，那时没有中文教科书，用的都是洋书，英文不好是很吃亏的。”
根据何兆武老先生的回忆，我们对周培源先生的力学课倒能有所窥探：“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联大物理系的教学水平已不落后于世界，据杨振宁回忆道：“那几年我在昆明学到的物理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譬如说，我那时念的场论比我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念的场论要高深，而当时美国最好的物理系就在芝加哥大学。” 200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1945年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后去英国布列斯托尔大学（Bristol University）读博士学位，他觉得自己“基本知识增加很有限”，认为自己虽然名义上是硕士毕业去英国读博士学位，但实际水准，特别是量子力学程度，已远远超过了他的英国同学，达到了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水平。当然，这里某不排除这两位自己牛的因素哈。不过，杨振宁也不是对所有的课程教授都满意，萨苏就曾经写过他带着全班同学闹罢课，因为带课老师照本宣科，他们觉得无聊，最后还是吴有训先生来摆平的。
当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杨家搬到昆明西北郊的黑林铺镇龙院村，作为杨家长子，杨振宁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杨振宁周末从联大回到龙院村，住在村里的联大教授吴有训的孩子吴惕生、吴希如、吴再生、吴湘如，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志，余瑞璜的女儿余志华、余裴华等，都喜欢聚集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人等。更有趣的是，杨振宁还同清华园里的玩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子熊秉明合作，熊秉明画连环画，杨振宁在旧饼干筒圆口上装一个放大镜，筒内安装一只灯泡，让连环画从放大镜前抽过，于墙上形成移动的人物，制成遭到飞机轰炸的“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等土电影，给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开开眼界。
哪个是杨振宁？
1942年春，大四的杨振宁去找了吴大猷教授，请他指导写毕业论文。毕业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的吴大猷当时正在研究分子光谱学，就给了杨振宁一本《现代物理学综述》杂志（Review of Modern Physics）， 让他研究其中一篇罗森塔耳(J. E. Rosenthal) 和墨菲 (G. M. Murphy) 于1936年写的关于群论和分子光谱的综述（Group Theory and the Vibrations of Polyatomic Molecules. Rev. Mod. Phys. 8, 317, 1936）。杨振宁回家找到父亲，杨武之建议他先学一下群论中的“表示理论（不知道某这样翻译对不对）”(Group Representation Theory)，给了他一本自己在芝大的老师迪克森（Leonard E. Dickson）写的小书——《现代代数理论》（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这书写得简洁明快，在一段仅有20页的章节内就把群论的要点讲清楚了。读完这本书给杨振宁的论文写作开了个好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完成了他的理学学士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开始涉足群论和对称原理（symmetry principles）。
这是联大毕业证的样子（不是杨振宁的啊）
家园 【原创】【整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四） 杨振宁
（三）西南联大的研究生
获得学士学位后，杨振宁继续留校读取硕士学位。在本科时期他曾听过留英归来的王竹溪教授做的学术报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研究生时期就选择跟随王竹溪研究超晶格相变问题。这又把杨振宁带入了统计力学的邻域。据杨振宁2005年在上海交大的演讲里表示的，他统计了一下自己一生所发表的论文，其中三分之二的文章跟对称有关，三分之一的文章跟统计力学有关。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被并称为西南联大物理系三大才子。
杨振宁（右），张守廉（中）和黄昆（左），于1992年6月1日重逢，在参加周培源先生九十大寿庆祝晚宴前，三位老友的合影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黄昆，经曾任联大物理系教员的葛庭燧先生介绍，到西南联大任助教，后又成为吴大猷教授的研究生（1942-44）。当时西南联大研究生的补助金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必须寻找额外教学职位来增加收入。杨武之的朋友徐继祖先生是昆明昆华中学校长。他安排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个人分享昆华中学的一个教员职位，并提供一间住房给他们三人合住（当年初来昆明的杨振宁，也是在昆华中学读了一学期的高二。）。昆华中学距离西南联大差不多三公里，他们白天通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内不供应开水，他们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宿舍前，花一到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后来，他们泡茶馆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为了喝茶，更是为了交流各种想法。
杨振宁在在一篇为祝贺黄昆70寿辰而撰写的题为“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的文章中回忆道：“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记得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着海森伯（Werner K.Heisenberg）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而黄昆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西南联大时期与杨振宁的交往时说：“跟他讨论问题，我觉得在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对他来讲，我觉得好处是少一点，因为毕竟他的天赋更高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吵，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完全平等的。”
关于这二位，还有一则八卦，是由何兆武老先生提供的：“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里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
张守廉(Sheldon S. L. Chang)在1945年赴美，前往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求学, 1952年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开始执教，1958年拿到终身教职（Tenure)，后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执教直到1980年退休。
1943年的春天，他们三个人觉得每天在大学和昆华中学两地间奔波很不方便（某揣测经济问题也有所好转？亦或研究工作更繁忙起来？），便放弃了昆华中学的工作，各自搬进大学的研究生宿舍。
1944年22岁的杨振宁硕士毕业，在杨振宁的1983年出版的《选集与后记》中，关于１９４５年发表在美国《化学物理杂志》(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第１３卷上的“A Generalization of the Quasi-Chemical Method in the Statistical Theory of Superlattices”一文写了一篇后记，这个后记的第一段话是：“１９４２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取得理学士学位后，做了该校的研究生。为了准备硕士论文，研究的是统计力学，导师是王竹溪教授。他在３０年代曾到英国师事福勒（Ralph H. Fowler，某按）。王先生把我引进了物理的这一领域，此后，它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门学科。‘超晶格’一文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 某看到文章全文中，作者仅有杨振宁一人(C.N.Yang)，王竹溪教授并不是作者，但是，在全文最后有这样一段话：“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wishes to express his thanks to Professor J. S. Wang for valuable criticism and advice.(最后，作者对王竹溪教授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 可能当时的物理文章发表的规矩就是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在杨振宁的做博士论文时所发的文章也是这样的，那篇文章1948年发表在《物理学综述》（the Physical Review）74卷上，题目是 “On the Angular Distribution in Nuclear Reactions and Coincidence Measurements”，作者也仅有杨振宁一人，文章最后写到“The author wishes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Professor E. Teller for invaluable discussions and advice.”。
1933年起，清华在当时教育部的指示下，开始举办清华留美考试（也称庚款留学考试），1944年，22岁的杨振宁硕士以68.71的考试成绩总平均分，考取了第六届（也是最后一届）留美公费生。由于从之前的1935年起，为了“彻底了解国情及需要”，录取的留美公费生出国前，还需要在国内各相当机关考察或实习半年到一年。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他同时教高中二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数学课，所教内容为《范氏大代数》（应为美国数学教育家，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数学教授Henry Burchard Fine所著的A College Algebra, 大代数当为大学代数简称）。高二的学生中，有一位陕西米脂籍的小姑娘名叫杜致礼。教课之余，他也潜心阅读泡利（Wolfgang E. Pauli, 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对场论(Field Theory)的综述文章。
1945年初，距离美日开战已有三年多，盟军已开始进攻菲律宾。杨振宁等知悉“各处录取之英美研究生及实习生等，有已出国者，有即启程者”，而他们这一批的行期依旧未定，不禁心急如焚。6月12日，张建侯、曹建猷、杨振宁等16名同学就出国问题向梅贻琦校长联名送上《呈请书》，要求联大指派专员办理出国手续，并要求对船位、费用、服装等问题作出答复。经过多方争取，杨振宁等终于在1945年8月动身，乘飞机到印度加尔各答(Calcutta)，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运兵船上的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于1945年11月下旬到达了美国。
杨振宁1998年3月17日于《文汇报》上发表《父亲和我》一文中写道：“清晨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我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是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竟不能自已。”
父子这一别，就是12年。分别之时，父是联大的教授，子是刚毕业的联大研究生；日内瓦再聚首时，父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了八年，并从复旦病休在家，子仍持有中华民国护照，在普林斯顿大学当上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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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整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五） 邓稼先
（二）西南联大的日子
邓稼先1941年进入联大物理系，学号A4795。杨振宁此时已经在西南联大读了三年了。就学期间，大姐邓仲先时时照顾邓稼先的生活，前往联大宿舍帮他洗补被子衣袜。在联大就学期间，邓稼先还得了斑疹伤寒，多亏当时姐姐的照顾，尽管大姐邓仲先自己也身患疟疾。
1942年初，联大物理系为了给高年级学生开设高能物理方面的课程，打算建一台小型的回旋粒子加速器(Cyclotron)，以利用赵忠尧教授于1937年千辛万苦带回国的50毫克镭进行物理实验。加速器的建造需要大量钢铁，而钢铁在战争期间属于军事物资，市场上买不到，即使有，也贵得出奇。于是，物理系发动高年级学生收集废钢铁，杨振宁等高年级同学时不时提着麻绳，拎着箩筐，在昆明城里走街串巷，用学会的昆明本地话叫喊，收买破钢烂铁。刚刚入学不久的邓稼先也加入了为建造中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出力的收废铁队伍；为了化铁为钢，物理系也悄悄在学校后面的白泥山建了一座小高炉。但是几个月过去只是收集了一百多公斤的废铁，远远无法满足建造需要，到了这一年的秋后，加速器计划终于告吹。在当时的中国，实验物理开展的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联大的一些普遍状况在杨振宁篇已有叙述，在此略过。1945年8月6日、9日，两颗原子弹分别在日本广岛（Hiroshima）、长崎（Nagasaki)爆炸；苏联红军于9日开始进攻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由于此双重打击，15日，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原来与盟军讨价还价的想法，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也开始准备北返，只是由于交通工具紧张，加上三校在平津的校舍尚待接收、修缮，一时无法成行。学校便决定在昆明续办一年。1945—1946年度第一学期于9月1日开学，3日上课。
这一年7月联大毕业后，邓稼先去了昆明培文中学和文正中学教了一年数学，也等候机会返回北平。10月3日，蒋介石借助调动龙云主力部队赴安南接受彼处日军投降之机，胁迫对民主运动持同情态度的云南省主席龙云离昆，卢汉接任云南省主席，关麟征任云南警备总司令。由于当时政府对反内战集会的破坏和污蔑，11月28日，昆明市有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31所大中学校罢课以示抗议。12月1日，卢汉就任云南省主席，随即，联大各处校区受到暴徒冲击，手榴弹多处爆炸，这一天死难者4人，被殴打致重伤者25人，轻伤者30多人，是为“一二一”运动。据邓稼先的弟弟邓槜先回忆：“在此之前，哥哥虽有爱国思想，但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较深，所以没有参加进步组织，惨案使他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就毅然参加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 “民主青年同盟（民青）。” 邓稼先时年21岁，大姐邓仲先虽然担心，也只是劝稼先注意安全，有朝一日能与父母重聚。
1946年夏，邓稼先回到北平，在复校后的北京大学任物理系助教。在带北大医学院一年级新生的物理实验课上，初识了比他小四岁的许鹿希。不过，当时大学不许谈恋爱，许鹿希忙于繁重的学业，邓稼先也在忙他自己的事情，两人并没有过多的想法与接触。
1947年爆发了“反饥饿 反内战 反迫害”运动，邓稼先积极地参与其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同年，他又顺利通过了最后一届官价外汇（时价的十分之一）自费赴美研究生考试。此后，他写信征求已在美的杨振宁的意见，问他自己到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杨振宁建议他到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去，该大学收费低廉而理工科水平很高，离杨振宁当时所在的芝加哥又近(南边200公里处)，并且，杨振宁帮助邓稼先申请到了该校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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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芝加哥岁月
1945年11月，23岁的杨振宁告别故土，来到地球另一边的纽约。他原希望去师从比他大21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1938年物理学奖）费米（Enrico Fermi）。因为，他知道，在意大利待了37年的费米，也同样已离开故土，来到了美国。
费米于1938年，趁去瑞典领取诺贝尔奖的时机，离开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当政的意大利，前往美国纽约。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1939年1月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内，费米与其他五人在物理系所在普平楼（Pupin Hall）的地下室里共同完成了美国本土上的第一个原子裂变(Nuclear fission)实验。同年，第一份原子能研究基金（六千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九万美元）被授予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中子实验(neutron experiments)。但是由于费米等还不是美国公民的人要参与此项秘密工作（费米于1944年加入美国国籍，同时也保有意大利国籍），这笔钱直到第二年春天，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以后才发出。这笔钱后来被用于费米领导设计的芝加哥原子反应堆一号（Chicago Pile-1）的建造。为什么不叫哥伦比亚反应堆或是纽约反应堆呢？可能是由于当时美国的铀委员会(Uranium Committee)负责人康普顿(Arthur H. Compton, 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并组织了冶金实验室（Metallurgical Laboratory）的建立。
1942年5月，费米最终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前往芝加哥。同年12月，芝加哥一号平衡临界（goes critical)成功。之后，费米于1944年夏，秘密前往在新墨西哥州新建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任实验室副主任（主任为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实验室专门为费米创立了一个分部，由四个小组组成: 特勒(Edward Teller)是理论小组负责人。费米在那里有个叫Joan Hinton的助手帮助他校正中子探测器，Joan Hinton后来定居在中国，中文名叫寒春，她有个哥哥叫韩丁。）。
费米早已不在纽约的情况，杨振宁当时并不知道。他先前往哥大，在普平楼的八层向系里的秘书打听费米教授是否即将开课，秘书一脸的错愕。在哥大扑空，使杨振宁甚为失望，随即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拜访自己的第二选择维格纳教授（Eugene P. Wigner，196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他的妹夫是杨振宁自称的三位偶像之一的狄拉克(Paul Dirac，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自从1937年妹妹和狄拉克结婚以后，就叫狄拉克“我的那位有名的妹夫”（My famous brother-in-law）。但是，杨振宁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维格纳即将前往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当时称为Clinton Laboratory）任职，并不打算继续在普林斯顿招收学生了，这第二选择也落了空。
好不容易地，杨振宁才从当时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帕尔马物理实验室的(Palmer Physics Laboratory )张文裕先生（曾任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1943年-1949年在该实验室工作）那里，打听到费米可能会去芝加哥大学加入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所的消息。
原来，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康普顿说服了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金斯(Robert M. Hutchins)在芝大兴建三个研究所来吸引曼哈顿工程(Manhatton Project)开创性的工作结束后的人才：核物理所，辐射生物学所和金属研究所。费米加入了核物理所，但却推辞了核物理所所长的职位，而推荐了艾立逊（Samuel K. Allison）来担当。得知这一消息后，杨振宁离开东海岸，于1945年圣诞节左右来到美国中部五大湖区的芝加哥。
1946年1月，杨振宁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正式开始了在美国的求学生涯。为了便于交流（Chen Ning即使是在现在的美国，一般人也很难发清楚，更不要论当时黑人白人还在种族隔离之中的美国了。)，他为自己起了个英文名Franklin，简称Frank，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本人很敬佩美国的开国先贤，文理兼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同年8月，在杨振宁已读了一个学期之后，20岁的李政道和22岁的朱光亚由国民政府安排，吴大猷教授推荐，在华罗庚教授的带领下从上海前往美国。他们此行的目的原是学习原子能知识，但是，9月来到美国后的他们，发现美国政府并不允许外国人参与相关研究。无奈之下，没有来得及获得大学文凭的李政道前往芝加哥大学要求入学研究生院（该大学研究生院对大学文凭没有死硬要求，只要读过当时哈金斯校长指定的西方名著就能报名 ）。李政道在物理系不少教师的帮助下，以东方名著和西方名著等价的观点说服了招生处的工作人员 ，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导师为费米。而已有文凭的朱光亚就不用那么大费周章，随吴大猷前往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为很有实验经验，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的青年物理学家，1945年在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获得博士学位的怀登贝克（Marcellus L. Wiedenbeck）。
费米全家确实于1945年12月31日离开洛斯阿拉莫斯，回到了芝加哥。但是直到杨振宁在课堂上亲眼看到费米以后，他近两个月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那时坐在课堂里听讲的杨振宁也没有想到，三年后的1949年春天，费米由于需要外出，他所教的一堂核物理课（费米的核物理课都是早上八点开讲的，道按）便让时任物理系讲师（Instructor，美国大学的教学职位）的杨振宁代教。
1946年10月起，杨振宁开始参加每周一到两次，由费米组织的非正式物理讨论会，李政道也在其中。1946年秋，来到芝大大半年后，24岁的杨振宁开始在所长艾利逊的实验室里研究学习, 寒春也在同一个实验室。很快杨振宁就了解到了自己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差，有一次还差点电死寒春。艾利逊实验室的同事们开玩笑道：“哪里有响，那里就有杨（Where there is a bang, there is Yang.）。”
尽管年轻的杨振宁意识到了自己动手能力差，并想通过多做实验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但是不断的失败是很令人灰心的 。1948年初，当杨振宁在艾利逊实验室屡败屡战一年多之后，富有洞察力的特勒坦诚地建议杨振宁转向理论研究，并提出做他的博士论文导师；骄傲的杨振宁一开始很难过，但是几天后就毅然释然地接受了这个意见。1948年5月，他正式结束了在艾利逊实验室的工作，6月，26岁的杨振宁在入学两年半后，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杨振宁从密歇根大学回到芝加哥大学，成为物理系的一名讲师。
1948年下半年，杨振宁，李政道和罗森布鲁斯（Marshall N. Rosenbluth， 那个“爱德华，我想你通过了，马歇尔，你也是，恭喜（Well, I guess you pass, Edward,--and you too, Marshall, Congratulations!”的费米故事中的主人公 。）从同学斯坦伯格（Jack Steinberger，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对谬衰减（μ-decay）的研究工作受到启发，开始合作寻找对类似贝塔衰减（β-decay）、谬衰减那样能被费米理论所描述的相互作用。在这个小组活动中，他们遇到了一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暗示。
当这一研究工作于12月中结束后，这年的圣诞节假期，同门师兄弟的杨振宁和罗森布鲁斯从芝加哥坐长途汽车前往纽约市旅游，途遇大雪，滞留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Pittsburgh)市。在车上，杨振宁从报纸上获悉了平津战役，天津已从国民党手中转到了共产党手中。1949年1月，当二人回到芝加哥后，费米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把这一小组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因为之前的12月底，费米收到了两份由蒂欧姆诺（J. Tiomno）和惠勒（J. Wheeler）关于弱相互作用的预印件，费米认为他们三人小组的工作是独立做出的，也应该被同时发表出来。于是就有了这篇以Letter的形式发表的文章（Interaction of Mesons with Nucleons and Light Particles, Lee, T. D.; Rosenbluth, M.; Yang, C. N. The Physical Review, 75, 5,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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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岁月
1948年，受到杨武之教授的托付，前往普渡大学的邓稼先带着杨振宁的弟弟，前往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就读的杨振平，乘上了从上海到旧金山的轮船飘洋过海远赴美国求学。此前，中共地下党员袁永厚曾对邓稼先说，很快天就要亮了，你先别走。邓稼先说，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以后一定回来。
邓稼先把杨振平送到杨振宁处后，便前往普渡报到。初来乍到的邓稼先，第一年由于是自费留学，生活十分拮据。当时工作不久的单身汉杨振宁除了拿一部分钱供给他弟弟杨振平上大学外，也再帮助了邓稼先一部分的生活。直到第二年开始，由于前一年成绩优秀而得到了奖学金后，邓稼先才不用为柴米油盐所困。1949年暑假，他前往芝加哥，和杨振宁、杨振平兄弟度过了一段欢乐的时光
（此时杨振宁应已获得奥本海默的聘请前往普林斯顿做博士后研究。）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振荡在每一个海外华人的心中，不少海外学子纷纷启程奔赴故乡。次年8月15日，26岁的邓稼先在37岁的贝林方特（Frederik Jozef Belinfante，时任物理系副教授）和 31岁的特尔哈尔 (Dirk ter Haar，时为物理系的访问副教授，visi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的指导下提交了博士论文--《氘核的光致蜕变》（The Photodisintegration of the deuteron，Chia Hsien Teng）。此时，在朝鲜半岛上的战争已经进行了两个月，而美国国会刚同意为相关军事行动拨款120亿美元；美国第九轰炸机大队中的9架B-29空中堡垒
（原本为10架，一架在旧金山附近起飞后坠毁），已经于月初从加州启程将原子弹运往关岛待命。
两星期后，邓稼先于8月29日从洛杉矶登上“威尔逊总统”号客轮即将离开美国回到故土；在同一艘船上，还有100多位留美学者及他们的家属以及钱学森随船托运的行李（本人并不在此次航程中）。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上船搜查。钱学森大量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留。客轮借道香港抵达广州，邓稼先终于能见到自己久别的家人和故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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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中国，新生活
邓稼先回到北京以后，见到了父母、大姐和三姐、小弟邓槜先已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到湖北从事新解放区的开辟工作，没有见到。不久，邓稼先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 年改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研究所设在东皇城根。回国一年后，邓稼先加入了岳丈许德衍教授领导下的九三学社。翌年，28岁的邓稼先于1952年晋升为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许鹿希的父亲，许德衍教授和邓稼先的大姐夫郑华炽教授住北大教授宿舍隔壁，邓稼先的父亲身体不是很好，许鹿希总被邓家人请去为邓以蜇教授打打针，而邓稼先也经常去大姐家吃晚饭。在许鹿希母亲劳君展和邓稼先大姐邓仲先的安排下，两人的接触从邓稼先回国后就渐渐多了起来。1953 年近代物理研究所搬到了中关村；同年，许鹿希七年制医学院毕业留校任教。两人的工作单位比原来近了许多，两人彼此的感觉也更加亲密起来。就在这一年，29岁的邓稼先与自己的另一半结为伉俪，据许鹿希后来回忆道：“……那个时候刚刚解放，形式上的东西都打破了。就在大概有七八十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请一些同事、朋友，大家唱唱歌，吃点儿糖，吃点儿点心，还不是点心，就是那种小饼。……那时候的人都很简单，没有披婚纱，大家在一起高兴高兴，唱唱歌，念念诗，互相之间玩玩游戏，开心一下，祝贺祝贺，就是这样，比开会要轻松的，然后互相逗逗趣这样一个仪式。大家很自由的，也还是很热闹。”
两位新人婚后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颐和园划船，北海溜冰，他们经常逛厂甸的庙会，邓稼先还会抖空竹，打弹球，左手持拍的他乒乓球水平也很不错。爱动的邓稼先和爱静的许鹿希也一起去看京剧，看芭蕾，看花展。许鹿希晚上下班要坐31路公车回家，车站离家很远，邓稼先总是骑上自行车去车站接她。婚后一年，女儿邓志典出世，两年后儿子邓志平出生，同年4月，儿女双全的邓稼先随同其他35位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期间，他同时任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协助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兼数理化学部学术秘书钱三强管理科研工作。
当了父亲的邓稼先也是个孝子，经常去北大陪父亲喝酒，他们都爱喝的茅台不容易买到，就请岳丈支援一点酒票，买好了就去找他父亲。据许鹿希回忆：“……茅台是白瓷瓶子的，看不见嘛，两个人拿着摇，听里面还有多少，然后这个说还有一些，我再喝一杯，你不许喝了，那个说，那我还喝一杯，又晃，父子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喝。……每到那时候他父亲兴致就来了，就给他讲古时候的故事，因为屋里挂了一些古代的画，这个画是谁的，那个画是谁的，这个是谁写的字。老人家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邓稼先听得也来了兴致，他一边听着，一边咂摸着酒味，还不停地叫好。他父亲看他听得入迷，就乘机多喝，不过他们不会喝醉。”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1958年8月的一天，33岁的邓稼先回家比平时略晚了一些。晚饭后，邓稼先一反常态地早早要求上床休息，可是在床上又翻来覆去的久久不能入睡。原来这一天，他被他的老上级，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叫去了办公室，在那里，钱三强对他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叫你去做这个工作，怎么样？” 许多年以后，钱三强解释说，他们当时考虑了4点因素。第一，这项工作必须是对口的核物理专业科学家；第二，负责这项研究的科学家名气不能太大，这样方便和苏联专家相处；第三，负责这项研究的科学家应该有出过国的留学经历，比较了解海外情况，懂得英文和俄文；第四，政治上条件比较好，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原来，前苏联早在1955年1月17日就致电中国政府，建议在促进利用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1957年10月15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在朝鲜战争中屡受核讹诈的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研制核武器的事业。原材料的开采，基础设施的建造，相关科学技术人才的调拨和储备，都在不同的阵线上铺开。
当年离开故土留学时就怀着学成归国报效的信念，而此时摆在邓稼先面前的，正是向这一人生目标迈进的召唤。此时此刻，躺在床上的邓稼先，面对自己身边的希希，却一时不知如何开口。许鹿希后来回忆道：“……在我的追问下，他才说要调动工作。至于干什么，到什么地方去，如何写信与他联系，他一概都以不能说、不知道来回答我。……在一阵令我几乎不能忍受的沉默过后，邓稼先坚定地说：‘我的生命就献给了未来的工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接受了这件任务以后，从不喜欢照相的邓稼先带着妻子、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受命进入原子弹研究领域，成为中国科学院众多家庭生活变化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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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普林斯顿的日子
1949年春，27岁的杨振宁请费米和特勒向奥本海默推荐他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1947年4月，奥本海默就任所长）进行博士后研究。获得研究所的邀请后，费米建议杨振宁在那里不要呆得太长，因为费米觉得那里所研究的物理过于抽象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杨振宁当时很为几个月前搬到上海的家人担心，但在他打电报询问后的第二天就收到家里人的回复，说一切安好，这也给了身在美国的杨振宁继续和留在大陆的家人联系的信心。
1949年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吴大猷找到杨振宁并告诉他，胡适来了纽约，要找他谈谈。胡适也是安徽人，跟杨武之私交甚厚。当时，杨振宁并不知道这位前辈是什么缘故要见他，便跑去纽约拜见胡适。见了面，胡适十分客气，说了些称赞杨振宁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出国前曾看见过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杨武之托他关照杨振宁找女朋友的事。 接下来胡适还极风趣地幽默了一句：“你们这一辈比我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当然，想到杨武之27岁都有了杨振宁这个儿子时，我们也可以理解杨老先生的顾虑了。
冥冥之中如胡适所言，几个月后，1949年圣诞节的一天，杨振宁和同事路廷格(Joaquin M. Luttinger)在距高等研究所3公里左右的“茶园”（Tea Garden Restaurant, on Witherspoon Street）中餐厅吃饭，在那里，巧遇了4年前在昆明教书时班上的那个小姑娘。
杜致礼当时在纽约市布朗克斯(Bronx)区的圣文森特山女子学院(College of Mount St. Vincent，1974年改为男女共收) 读英国文学。本来两年前，当18岁的杜致礼想去美国留学时，宋美龄为她安排到了自己在美国的母校，位于马萨诸塞州的韦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求学，但是，1949年1月，她的父亲，国民党陆军中将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被送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失去了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杜致礼也只好转入不需学费的圣文森特山女子学院继续求学。
他乡遇故人，父命挂心中。杨振宁对杜致礼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他每个周末都要从普林斯顿赶到纽约去和杜致礼约会；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下，杜致礼的芳心终被俘获。8个月后，两人于1950年8月26日在普林斯顿结婚。之前不久，胡适接任高等研究所属下的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Curator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ceton）。杨振宁结婚后，胡适曾多次到杨振宁家作客。第一次来时，他对杨振宁打趣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你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1950年1月5日，在一封杨振宁写给费米的信里，他写道：“又及，我最近收到我父亲的来信，他强烈建议我不要回中国。因此，我想明年秋天回芝加哥，你认为我是否应该立即给艾利逊博士写信呢？” （P. S. I recently got some letters from my father. He strongly discourages me to go back to China. So I think I would want to be back at Chicago next fall. Do you think I should write immediately to Dr. Allison? ）费米于1月12日回信给杨，写道：“得知你打算明年回到芝加哥，我十分高兴。尽管我知道，也许这对你来说有点让人失望。一段时间以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为你在这里找一个适当的职位而开始运作起来。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准信，但艾利逊告诉我他对此很有信心。你并不需要给他写信了，因为我已经告诉他你的来信。”（I was glad to hear that you now plan to come back to Chicago next year although I realize that this may be for you a disappointment. Already some time ago we have set in motion a machinery to get a proper appointment for you and although no final word has yet been obtained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Allison tells me that he is very optimistic as to the outcome. There is no need for you to write to Allison because I have already informed him of what you wrote to me.）
到达高等研究所半年后的1950年春，杨振宁被推选为“五年研究员”（Five-year membership，在怀斯（Abraham Pais, 1945年获得的同样的职位）为奥本海默写的传记中（J. Robert Oppenheimer: A Life），"推选"的原文是“Voted”）。两年后，在1952年的评审中，数学学院（杨振宁所属的学院）记录到，杨振宁可能会被提升为正教授。与他1950年同时被推选为五年研究员的布拉切克（Georg Placzek) 却被评审为“不会被提升，除非有新情况发生”。 同年，李政道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担任一年的讲师（Lecturer, 与杨振宁在芝大的Instructor职位类似。）1951年秋，李政道来到高等研究所，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从那时起，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合作正式展开。
婚后一年，1951年6月，杨振宁的大儿子杨光诺（名字由杨武之所起）出世，次子杨光宇生于1958年，女儿杨又礼生于1961年。1955年，杨振宁结束了五年研究员的时期，成为高等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Permanent Member）。 而布拉切克没有获得提升，他离开了高等研究所前往瑞士，随后去世，怀斯猜想是自杀。一年后，34岁的杨振宁成为高等研究所数学学院的五名正教授之一。1960年，已经是哥大正教授的李政道回到高等研究所任正教授。他们两个和戴森（Freeman J. Dyson）、怀斯并称为高等研究所里的“四个火枪手”（four musketeers）。
195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发表了两篇文章：
Statistical Theory of Equations of State and Phase Transitions. I. Theory of Condensation. The Physical Review 87, 404. C.N.Yang and T.D.Lee
Statistical Theory of Equations of State and Phase Transitions. II. Lattice Gas and Ising Model. The Physical Review 87, 410. T.D.Lee and C.N.Yang。
（请注意两篇文章的作者署名顺序，与一般作者以姓的字母顺序来排列的方式不同。）文章发表后的1952年下半年，73岁的爱因斯坦让他的助手考夫曼女士（Bruria Kaufman）把杨振宁和李政道请到他的办公室去讨论。近距离接触自己的偶像之一，让杨振宁感到紧张和拘束（当然，小杨也曾经说过自己的这位偶像是“老糊涂”哈，见前文“西南联大的岁月”）。
1952年冬，杨振宁收到位于纽约长岛（Long Island)的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为期一年(1953-1954)的学术邀请。1953年夏，他携妻儿搬往长岛，当年冬天的一个周日，他和妻儿开车沿着长岛北岸来到了一个小镇，他们很喜欢那里购物中心附近的氛围，回家后，他们在地图上查到了小镇的名字——石溪（Stony Brook）。
1954年在布鲁克黑文时，和杨振宁同一个办公室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米尔斯(Robert L. Mills)，杨振宁和他合作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了著名的杨-米尔斯理论--Yang-Mills theory（尽管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Isotopic Spin Conservation and a Generalized Gauge Invariance. The Physical Review 95,631 C.N.Yang and R.L.Mills
Conservation of Isotopic Spin and Isotopic Gauge Invariance. The Physical Review 96, 191 C.N.Yang and R.L.Mills
（请注意署名的时候也是杨振宁在前。）
1954年2月，奥本海默邀请杨振宁回普林斯顿做个学术报告，杨振宁就讨论了这两篇文章的内容（当时还未发表）。报告刚开始不久，泡利就对一个粒子的质量大小发问，杨振宁以还不知道作答，不久泡利再次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次杨振宁解释了一下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他们还没有确定的结论。泡利尖锐的回复到：“这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借口（That is not sufficient excuse.）。” 杨振宁被窘得缓缓地坐了下来，在尴尬的沉默中，终于奥本海默发话了：“我们应该让振宁继续下去（We should let Frank proceed.）。当然，第二天，泡利写给了杨振宁一个便条：“我很遗憾，你的反应让我无法在你的报告结束后与你交谈了（I regret that you made it almost impossible for me to talk with you after the seminar. 诸位，牛人即使想和你交流，也不会直说，往往是会以令你下不来台的方式表达的。）。” 当杨振宁收到条子后去找泡利时，泡利告诉他应该去查看一篇薛定谔（Erwin Schr?dinger）的文章。两个月后，就奥本海默原有的可以接触涉及国家安全研究的权利是否应该被取消而举行了听证会，杨振宁的博士论文导师特勒，作出了赞同取消的证词，从而被整个美国物理学界所不容。）。
1954年下半年，杨振宁夫妇准备在普林斯顿附近一处新开发的地段买房子并付了几百美金的定金。但是几个星期后，房产开发商告知他们，他不得不退还他们的定金，因为杨振宁的中国背景有可能影响到那一地段房子的销售（某按：白人不愿意和中国人做邻居，即使你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尽管愤怒的杨振宁夫妇想到了起诉开发商，但是，他们找到一个律师以后，律师却建议他们算了，因为他觉得胜算不大，这是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歧视的表现之一。此时距离林肯（Abraham Lincoln）发表《解放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已有91年；距离美国国会推翻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已有11年；距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的演讲还有9年；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还有10年。
杨振宁和米尔斯的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1956年，30岁的李政道成为哥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的注意；在中断了一年半以后，杨和李又开始合作起来。1956年10月，两人合作发表了那篇质疑宇称守恒的著名文章：
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 The Physical Review 104, 254 (1956). T.D.Lee and C.N.Yang。怀斯在为奥本海默写的传记中对于这篇文章是这样评价的：“这篇文章的重大成就并不在于杨和李具有勇气去质疑一个毋庸置疑的概念——一旦发现有这种概念以后，对于理论物理学家们来说质疑它往往是理所当然且让人跃跃欲试的——而在于他们首先认识到，这个概念是能够被质疑的（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this paper was not that Yang and Lee had the courage to question a sacred cow-sacred cows are obvious and tempting targets for theoretical physicists-but rather that they recognized that it could be questioned in the first place.）。
1953年，杜致礼的弟弟，杜聿明的大儿子杜致仁前往哈佛大学求学，所用为台湾银行贷款。1956年夏，眼看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不知为何贷款却中断了，杜致仁急忙写信给母亲曹秀清，请求母亲筹措3000美元完成学业。曹秀清打报告给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批了1000美元，分两年支付。杜致仁接到500美元支票，大失所望，忍不住跑到普林斯顿姐姐家，抱着杜致礼的肩头大哭一场。姐夫杨振宁好言劝慰一番，答应尽快替他找点活干，自筹学费，天无绝人之路。当晚，杜致仁住在姐姐家附近的公寓，翌日全天却不曾露面。杜致礼忙于家务，无暇出门，杨振宁晚上回家，不见杜致仁，便慌忙赶去公寓。房门紧扣，唯有半扇窗户敞开，杨振宁翻窗进屋，只见杜致仁已经服用安眠药死在床上…… （这段轶事不知真假，且放在这里，某觉得为什么不问姐夫借钱呢？怀斯1945年当上五年研究员的年薪是6000美元，费米1945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年薪是15,000美元， 1951年是20,000美元，以此类推，杨振宁的年薪在1956年成为正教授时也大约有10000美元吧？）。
1956年早春，30岁的李政道邀请当时同在哥大任教的44岁的吴健雄来做实验验证杨和李文章中提出的假设。吴健雄在此之前对贝塔衰减的实验验证已一举奠定了她在物理学界里心灵手巧的名声（杨振宁用了“传奇的，legendary”这个词来形容这个贝塔衰减实验。）。当时吴健雄虽然早在年初就已定好了和丈夫袁家骝（袁世凯的孙子，当时在布鲁克黑文实验室工作）去日内瓦参加会议的行程，但是她敏感地察觉到这个实验的可行性与理论上的重要性，当即就放弃参加那个会议而开始干起来。由于实验需要超低温的环境，她前往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标准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进行合作实验。大半年后，在1956年圣诞节左右，她的实验结果验证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守恒的。随后，不同的实验室纷纷证实这一以前没有人花力气去验证而想当然的现象；物理界30年的观念被推翻，引起了学界强烈的震动。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为这项新的发现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第二天，《纽约时报》以头版报道了吴健雄的实验——“物理学上的根本概念被实验所推翻（Basic Concept in Physics Reported Upset in Tests）”。
1957年10月，距他们的文章、吴健雄等的验证文章发表不到一年后，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了31岁的李政道和35岁的杨振宁。当时他们仍持有中华民国护照，从而成为首两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蜚声海内外。继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后，世界看待中国的眼光继续改变着。
杨振宁的岳母曹秀清在此之前就想来美国，但蒋介石先前下令不许杜聿明的妻子离台。直到这时，蒋介石这才批准曹秀清赴美。临行前，蒋介石、宋美龄约见曹秀清，让她规劝女婿来台工作（李政道家人已在台湾）。1958年曹秀清离台赴美，从此长居于美国的女儿女婿家。同年，由胡适敦促，吴大猷提名，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袁家骝一年以后当选）被选为位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第二届院士。
1962年年中，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了这篇文章：
Theory of Charged Vector Mesons Interacting with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 Physical Review 128, 885 (1962) T.D.Lee and C.N.Yang
这是他们合作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两个人从1951年起富有成果的合作完全终止。 杨振宁自己提到了获得诺贝尔奖后，随之而来的巨大荣誉与名声也引入了之前两人合作中所没有的因素，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起来（Our fame, unfortunately, introduced new elements into our relationship that were not there in earlier years…. but amidst slowly increasing strains）。1962年4月18日，杨振宁和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促膝长谈，两人都希望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但是于事无补。几个月后，40岁的杨振宁和36岁的李政道正式决裂。
1963年5月20日，杨振宁和杜致礼把曹秀清女士送上了纽约飞往日内瓦的飞机。一路辗转，曹秀清于6月3日，在北京见到了分别14年的丈夫杜聿明。曹秀清回国后，杨振宁为让岳父岳母安度晚年，特意买了一批美国最新的家电如电冰箱、空调、电动缝纫机和照相机等托运到北京，经周恩来指示，均得到特别关照，免税进口。
1964年春，42岁的杨振宁最终没有去台湾，也没有回到大陆，而是于来到美国19年之后，加入了美国国籍。当年年底，杨武之带着家人，手拉手沿深圳罗湖路轨桥，向香港走去，第4次去见自己的大儿子杨振宁。
1964年4月，奥本海默六十而耳顺，戴森，怀斯，斯特姆格兰（Bengt Str?mgren）和杨振宁决定偷偷为他特别出一期现代物理学综述。4月24日，奥本海默60岁生日后的第二天，在斯特姆格兰家为他举办了一个聚会，在聚会上，那本特别期刊当天从印刷厂直接送到了奥本海默的手上。戴森写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激动得语不成句。他不能自持地说出了‘谢谢大家’后便坐下了（It was the first time I have ever seen him at a loss for a suitable speech. He just said ‘Thank you’ rather incoherently and sat down.）。”此时距奥本海默被诊断患有喉癌还有一年的时间。
1965年，尽管此时的奥本海默离研究所规定的65岁退休年龄还有一段时间，早就开始想要让年轻人来领导高等研究所的他就来询问杨振宁，征求由杨振宁来接替他当研究所所长的可能性。管理这个研究所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由于高等研究所内的数学教授们对奥本海默的管理方式不是很感冒，经常与他争吵；到1960年的时候，教员会议上的气氛已经十分剑拔弩张了。杨振宁曾经对怀斯说：“教员会议上的气氛是如此的差，以至于我不是非去不可就尽量不去（The faculty meetings became so acrimonious, I was afraid to go unless I had to.）。” 之所以奥本海默在这个时候提出退休而不是更早些时候，是因为他不愿意他的退休被看作是因为所里数学教授们的压力而造成的。尽管杨振宁很支持奥本海默退休的决定，但是却婉拒了接任所长的建议，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他写道：“尽管我不知道是否能胜任所长的职位，但是我知道我不喜欢所长的生活（It is quite uncertain that I shall make a good director, while it is quite certain that I shall not enjoy the life of a director.）。”
1964年，纽约州在州内的大学里设立了十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席（Albert Einstein Chair，涵盖自然与人文学科，每年的经费可以高达当时的十万美元。），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1957年创立）的校长托尔（John S. Toll， 1952年普林斯顿物理学博士毕业）和物理系的系主任庞得（T. Alexander Pond, 1953年普林斯顿物理学博士毕业）邀请杨振宁就任石溪的爱因斯坦教授（年薪为$45,000，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5万美元左右）。并且，请他就任即将成立的理论物理所（1999年更名为C. N. Yang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所长。1966年，44岁的杨振宁经过慎重考虑后，离开了他生活工作了17年的高等研究所，举家迁往石溪开始他的所长的生活。他写道：“……为建立一个新大学的挑战是让人激动的（…and the challenge to help build a new university is exciting.）。” 杨振宁在高等研究所时没有带一个博士研究生，在石溪大学期间，他带了少于10个的博士研究生。杨振宁所推崇的观点是：“我不是一个帝国的创始人（I am not an empire builder）。”，“我并没有太多好的课题能让学生来开展研究（did not have many good topics for students to work on.）。”他的博士研究生里，可能最有名的是赵午（Alexander Wu Chao），在加速器理论领域颇有建树，他从粒子物理转向加速器理论是在杨振宁的促使下完成的。
通宝推：桥上,脊梁硬,西安笨老虎,花棍舞,家园 【原创】【整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十） 邓稼先
（五）两弹元勋
辞别了父母妻子儿女，邓稼先从普通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加入了与他一起受国命、以忠代孝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群体之中。他秘密担任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的主任，带着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模型。邓夫人许鹿希说：“实际上，自从钱三强把他找去通知他调工作，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工作地点就是从中关村调到花园路，并没有离开北京，甚至都没有离开海淀区。一年中，邓稼先白天消失，晚上很晚又神秘地回来，可是工作性质完全改变了。原来在中关村科学院可以发表文章、做报告，一点都不保密。当时核武器研究院叫做九院，调到九院以后全部都变了，是最最保密的地方。” 邓稼先对于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并不是太熟悉，他最初接受的任务是向苏联专家学习，看懂吃透他们允诺提供的教学模型弹,并翻译数量巨大的俄文资料。
分别在1958年的4月和7月，新中国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作为交换。毛泽东主席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1959年3月，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在未和中国沟通的情况下，苏联塔斯社发表了对藏南中印国境线划分冲突表示中立的声明。 同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了对中国核项目的援助；8月又撤出了全部专家并带走了所有资料。 新中国刚刚开展起来的核武器国防事业，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在国际上，刚刚成立十年的新中国，面临着与世界具有核武器的两大强国同时交恶的境地。
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经过了仔细的思考查证及其他同志们的建议，邓稼先领衔的九院理论部选择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大方面作为主攻方向。经过一年早出晚归但仍能与家人见面的生活后，邓稼先作别自己的妻儿，离开北京，前往荒凉的大漠上开始了研究和试验。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需要大量繁复的数据计算，而邓稼先他们当时所拥有的计算工具只是一台运算速度只有每秒一万次的苏制乌拉尔计算机。靠着这台计算机，加上一些电动或手摇计算器，甚至还有老祖宗留下的算盘，理论部的青年人们在邓稼先的领导下，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庞大的数据计算。为了验证苏联专家在华期间提过的一个关于核爆大气压的关键数据，邓稼先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一天三班倒，进行紧张的计算——一共九次运算，而每算一次就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解五六个方程。装满了草稿纸和计算机打孔纸带的麻袋堆了一屋子。经冬历夏、斗转星移，终于得出了确切的数据，证明苏联专家说的不靠谱！
1959年到1961年，这正是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的岳丈徐德衍教授把自己省下的粮票送给了邓稼先，在当时，用几斤粮票可以买到十几包饼干，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笔可观的能量补充；但当时邓稼先把这些饼干拿出来与理论部的几十名青年人分享，虽然每个人分不到几块，但他们能同甘共苦，为了完成祖国交予的任务。在此期间，弟弟邓槜先因为先前在湖北看到人饭都吃不饱还要“放卫星”，不免有些嘀咕而被批评为“右倾”，邓稼先通过夫人得知后，写了一封长信给比自己小六岁的弟弟：“治理这么大个国家，我们党没有经验，尽管上层出一点错都会给我们个人带来很大影响，但我们一定还是要体谅党；……你到党校教文化课，给工农干部增加点文化知识，还是有意义的。我们邓家对名利看得很淡，不要灰心，把工作做好，对社会对我们自己都有好处……”
到1961年末，历时两年以后，596工程（因为苏联于59年6月毁约，停止对华核项目的援助）的理论计算已经基本完成——中国首颗原子弹将采用铀235和内爆方式。这相比美、苏等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很大的进步。1962年9月11日，由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审定，二机部向中央打了一个“两年规划”的报告，此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在古代，应该就算是立了军令状了。1962年底，中央成立专委，统一领导协调原子弹的试制工作。虽然物质生活很匮乏，但人们的精神和干劲非常高。
1963年2月，39岁的邓稼先前往华北某地参与了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在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张爱萍和刘西尧回到北京向中央专委汇报，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早试；另一个是晚试。毛泽东主席拍板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 刘西尧建议，在当年“十一”进行，为国庆献礼，但中央考虑到国庆时有外宾，没有同意。最后根据试验场区的气象预测，经中央批准，定在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进行试验。
一切按照计划，1964年10月16日15时，代号596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邓稼先是在试爆的前几天才和王淦昌、郭永怀和彭桓武这三位科学家由总指挥张爱萍派来的专机接到试验基地的。在核武器试验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人们问他：“老邓，能行吗？” 感到肩有千斤重担的邓稼先只有一句话：“该考虑的都考虑到了。”
完成了氢弹的“引爆雷管”——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任务后，1963年9月，接到聂荣臻的命令，邓稼先和“国产土专家”于敏一起开始承担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1952年11月，美国完成氢弹爆炸；1955年11月，前苏联完成氢弹爆炸；1957年5月，英国完成氢弹爆炸，此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仅有中法还没有完成氢弹爆炸，当然这时候联合国的席位理论上还是由中华民国代表的）。在邓稼先的同事之中，于敏是和他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邓稼先是理论部主任，于敏是副主任，邓稼先是胖子，于敏谢顶很早，所以人们常说他们两人是一个身子两个脑袋，胖子和秃子紧忙活一阵，就要“响”了。
由于氢弹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理论计算；当时国内只有2台每秒运算5万次的计算机，一台在中科院计算所，另一台在上海华东计算所。1965年9月，于敏率领的团队在上海先计算了一种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随后，在于敏团队里面的几个青年学者发现了理论上的一个新苗头，于敏十分激动，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长途电话。
此刻，科学家之间的通话是别具一格的。他们既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又不能让长途台的接线员听出保密内容。
“老邓，我们几个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你们美美地吃了顿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
“为什么？”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的身体结构特别，需要作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刻赶到你那里去......”
邓稼先立即飞往上海，和于敏他们展开联合攻关，白天黑夜连轴转，经过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形成了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神州大地上的每一个人都经受着这场洗礼，钱三强、王淦昌、周光召等一大批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工作者也受到冲击。在北京医学院基础医学系任党总支书记的许鹿希被批斗，邓稼先也需要不断地作检查。他们家门上被人甩了一摊又一摊散发着尿臭黑乎乎的煤泥；邓稼先的二姐邓茂先，因爱人被打成特务,不堪忍受而在自家厨房里煤气中毒“意外身亡”。邓稼先每天只是默默地进门出门，埋头工作。当时他想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尽快实现周恩来总理支持的：“要抢在法国人之前，把氢弹搞出来！”
以下似乎为当时经历的人所说，具体哪位，某没找到：“那时两派争斗非常厉害，因此给工作协调衔接上造成极大困难。比如上机计算就困难重重：当时的计算机是电子管的，有一间屋子那么大，从预热起动到能正常工作需要24个小时，所以一开机就不能停，就是空转一天也得几百度电，相当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可两派打架后，往往这派下班了，另一派却不来接班。只能半夜三更给邓稼先打电话：老邓，那派的人不来，机器要不停车，要不空转。每当这时，邓稼先总是披衣下床跑出家门，到应该接班的同志处，站在门外苦口婆心地劝说，要以大局为重，早日实现周总理的指示……这样才会有人顶上，他们经常讲，我们是冲着老邓面子才去的。”
1967年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比先研制出原子弹的法国提前了一年多，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闻讯大发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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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整理】（一）的后记 杨振宁少年时代 链接出处
先多说两句杨武之先生：当1938年华罗庚从英国返回西南联大任教以后，时任数学系系主任的杨武之力争破格把华从之前的助教、教员提升为教授。在西南联大时期，杨武之和华罗庚曾同住于昆明西北郊的黑林铺镇，两家过往很密。当年，华罗庚曾有一封信写给杨武之，内称：“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即杨师也。”
1946年清华复校时，杨武之因患伤寒，留在昆明师范学校，直到1947年才回到清华。1948年底，蒋介石派来最后两架专机，在炮声中，把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校长梅贻琦接往南京。杨武之没有像大多数教授那样留在清华，而搭乘了来接梅贻琦的专机，因此被清华辞退。他从北平前往南京继而转赴昆明，接家眷到了上海，至此只得留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插说一句：1946年返回清华任教的陈寅恪先生之前搭乘了接胡适的飞机离开北平，并留下一首诗：
“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等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
临老三回逢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 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最后他也没有返回清华，而在广东岭南大学任教，不知与此是否有关）。院系调整后，杨武之转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50年代，他还在复旦大学讲过几门课，1954年起因患糖尿病，便在家修养。
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并没有登上南去的飞机，留在北平等待解放军的到来。解放后，邓以蜇继续在北大任教，与朱光潜、宗白华并称为北大三位著名美学教授。
1957年4月，杨振宁前往欧洲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Paris）讲学，随后前往欧洲原子能研究所（Conseil Européen pour la Recherche Nucléaire，CERN， 现名Organisation Européenne pour la Recherche Nucléaire）工作了两个月。当时仍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杨振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沟通，表达了邀请父亲到日内瓦团聚的愿望。获得批准后，62岁的杨武之老先生尽管患有糖尿病，兴致依然高涨。从上海出发，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于7月到达日内瓦。当时杨武之给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写下了两句诗："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之后，杨武之又在1960和1962年前往日内瓦小住，与杨振宁欢聚，也见到了陈省身等故友和学生。这几次聚会，使杨振宁对新中国多了一些了解，也影响了当时身为美国国籍的他（杨振宁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于1971年夏（尼克松1972年访华）回大陆探望病重住院的父亲。杨武之老先生于1973年5月12日病逝，享年77岁。
而关于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女士，我们不仅可以从上文所叙述的事迹中知晓对她不多的记载，也可以看看以下这段杨振宁自己的叙述：“我父亲出国留学以后，母亲很担心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会跟她这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妻子离异，但是最终父亲并没有抛弃母亲和我。1929年，我们一家搬进清华园。那时候母亲的压力特别大，因为父亲同事的妻子大多都是受过教育的，有的甚至还是留过学的。母亲在那样的环境中，唯一的选择就是不交际，不跟人交往。但是她却把家打理得很好，甚至到后来我们搬到昆明来，我父亲在西南联大任教，工资很低，但我们的家在母亲的打理下依然过得很好。”
还有另一段杨振宁的叙述：“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 (盛花大道，某的翻译
)，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1983年杨振宁与母亲在香港沙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