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漫谈中国政治改革之一 -- 井底望天
家园 【原创】漫谈中国政治改革之一 最近有朋友，希望俺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发表一些见解。
主要是想探讨一下，中国现在是否有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如果有的话，政治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当然，最后就是政治改革要采取的是什么路径。
首先要对政治改革有一个定义。如果你看一下中国政府的举动，可以看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的两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没有政治改革，就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进行。
然后看一下民间的改革意见，在比较左的朋友那里，可以看到乌有等地方的想法，在比较右的朋友那里，也可以看到南方等系列的思路。
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上，当然可以看到中偏右的深圳模式，也可以看到中偏左的重庆模式。
然后在海外，也可以看到对国内发展完全不同意见的异议人士的思路。
这说明了什么？其实就是一种民族共识，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应该改一改了。
不过在谈这个问题之前，俺先说明一下，就是俺对所有的主义和名词概念，不是太感兴趣。
因为俺们这些平头百姓，目不识丁，被你一大堆名词绕来绕去，就绕进死胡同去了，最后就糊里糊涂地拥护你的主张了，然后就忘记了自己是打酱油一族，稀里糊涂就成了你大人的炮灰了。
所以在谈政治改革的时候，俺们黎民百姓可以做到的就是两句：
一句是俺们民族最有脑的人才之一，孔夫子他老人家的话，听其言，观其行。不受忽悠。
一句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话，不看广告，只看疗效。在疗效（以及其副作用）没有通过临床试验证明之前，俺们坚持只打酱油。
这个就是俺既支持重庆模式，也支持深圳模式。因为俺们要看临床试验。
而且现在是互联网流行起来了，各种交通工具也发达了。因此想要忽悠屁民，难度也高些了。
对左手边的朋友来说，你想全盘否定后三十年，然后大力美化一下前三十年，肯定是有一定的难度。为啥？因为俺们这些人，都是经过那个年代的，知道以前的日子是啥样子。
对坐在位子上吃香喝辣的朋友来说，你想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然后大力美化一下后三十年，难度也是不小。为啥？因为春江水的温度如何，人家生活在里面的鸭子自然知道。现在社会中出现的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诸如此类，生活在底层的人民自然知道，也是没办法美化的。
对右手边的朋友来说，你想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然后大力丑化后三十年，最后把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的生活，大力吹捧，那在10年前还是行得通的，或者是现在忽悠一下学校里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也还可以混一下。但是现在这个忽悠能力估计是大幅度降低，因为人家有不少人，像俺这样，在西方国家生活那么多年，西方社会的好处和坏处都比较清楚。你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乌托邦描述，尤其是在现在西方走入深刻制度危机的时候，这种理想大泡沫是非爆不可的。
因为一句话，俺们要只看疗效，不看广告。
如果抛弃从左到右的各个派别的各类理论提法，俺们可以简单地将把政治体制理解为一个分赃制度。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大分赃制度。在这个分赃制度里面，就是全球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把自己的筷子和叉子都插到这个全球大饼里面，把自己有能力扒拉出来的份额给抢回去。
这个全球大饼里面，因为历史原因，是欧美西方国家占了大头的。而这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所谓发展，也是在于抢这块大饼的能力越来越强，抢到的比重也是越来越大。
然后在你从全球大饼拿回来的份额中，如何在自己的各个集团和阶层中分配，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问题。
如果搞清楚这个关系的话，首先不要被人忽悠的，就是你改变了内部分赃制度，就会增加你外部分赃的能力。
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全球分赃制度是否合理，是在全球政治经济改革的议题上解决的。
这些议题，就是G20和一系列联合国会议。比如说要不要制裁哪个国家啊，国际贸易协定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啊，哥本哈根能源会议啊，诸如此类。
一个向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本来就在全球分赃系统里面是吃了亏的。因此这样的后起国家要想分到自己该得到那一份，要么就是要修改现存分赃协议，这个是短期的。要么就是修改分赃协议的决策过程，这个是长期的。比如说，在现存的国际货币基金会里面增加中国的权重，要求美国放弃否决权等等，就是更改分赃决策过程。
因此中国自己内部的各派人士，在讨论如何改变内部的分赃体系的争论中，必须明白，无论如何不能损害你在国际上的分赃地位，也不能因为内部争吵而导致你的争赃能力的削弱。
这个底线，是一定要守住的，不然受影响的是大家。
这个例子，就是什么“二十一条”之类的卖国协议，就是内部分赃之争，靠出卖整体利益，减弱自己的国际分赃份额，来满足内部自己小集团的利益。
当然在一个国家处于弱势的时候，这种挟洋人而自重，就是拉着强大国家支持的大旗，来谋取内部斗争的强势地位，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的世界超强美国，当年在势力弱小的时候，内部派别有亲英派和亲法派之争。今天的日本在寻找最为有利的国家地位的时候，内部势力有亲华派和亲美派之争。而中国在1949年之前，主要竞争力量也是有亲美派和亲苏派之争（当然抗战胜利之前，还有亲日派）。
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挤上了世界数强的地位，其国家力量已经难以被外国势力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内部的任何派别，希望依靠外部势力而自重，显然不是一条可选择的出路。
因为你任何的不同的政治主张，还是要向广大的屁民们去诉求，你一旦走了外部势力这条路，就把你的民众基础给毁坏了。
在这个政治改革道路辩论中的海外异议力量，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异议朋友们提出来的主张，后面如果靠的是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马上就会面临一个质问：
俺们屁民怎么知道你的东东是对大家好？俺们怕的是，你这个东东一搞，其实是帮助美国削弱俺们中国在国际分赃体系中讨价还价的能力。
如果不是这样，干嘛老美要支持你？人家是活雷锋啊？
因此在政治改革中的第一条原则，就是要内斗，不要拉着外人一起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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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法制领导 上届领导是工程师，下届领导就是法学背景出身，我们在决策行动上是跑步赶上时代步伐了。
家园 【原创】漫谈中国政治改革之十一 十一
这种思维方式，自然受到了法律至上学派的鞭挞，认为是传统清官思想的流毒延续。因此如何建立法律的权威，而削弱政府的权威，就是你的主要诉求。法律权威树立了，政府权威取消了，然后人家屁民有问题了，就去花钱请个律师，到司法独立的法庭，去递个状子，就等着法官老爷来宣判了。
要想达到上面所说的理想状态，你必须做出以下几点变化：
第一个屁民们不拦住总理和省长告状了，而是要找一个不爱钱的律师去递状纸了。这样要看你被侵犯的利益的金钱价值，如果是几千块的话，虽然对你屁民，比如说农民工来说，是一大笔财产，可是对收你律师费，也许要几万块的大律师来说，就没有人搭理你这桩小事了。
于是一个补偿方法，就是法律援助，由政府出钱帮你请律师，回来告政府。
这个时候，就要看你法律的独立程度，就是说法官会不会判你告政府胜诉。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暴力撤迁。有不少还是法院判定，强制执行的。这个时候，你怎么看法律公平和政府滥权问题？
好比上海的一个例子，有人抗争，因为觉得政府的补偿方案不公，因为自己是三层的小楼，政府只愿意补偿一层。
而政府的理由，是这个地区的房屋限制是一层，你那两层是没有经过批准的违章建筑，所以是不能得到任何赔偿。
如果按照法律至上的原则，那么估计强撤你的地方政府，好像法理还更多一点。而从中国的法律不外乎人情的原则，就要看你多盖的违章建筑，是不是合乎情理。就是说如果你不是那种政府说一颗树赔偿1百块，那你马上就在一平方米的地方，当晚就载50棵半大的树苗，准备大砍赔偿金一笔。
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大家让一步，最起码要保证你盖房子的成本可以拿回来，就需要按照大家商讨的市价赔偿你合法的部分，然后探讨一个价格，来解决不合法的部分，这才是中国传统意义下的法制精神。
第二个就是要大家不能要求政府付太多的责任。一个常常看到的情况，就是某些人在屁民们中间搞什么投资，然后大家发觉被骗了。在法律至上的制度下，政府是没有责任搭理你这些法律纠纷的。
你只能去告骗你的公司，而人家也许法律小楷写得非常好，像那些搞微雕的，一颗米上雕刻一本红楼梦呢。结果就是你没有看清楚的条文，就是非常的合法，合法到你没法告人家。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的想法，就是政府你是人民的政府，那么俺们人民吃喝拉撒，你都有责任。俺们在你这个政府的辖区被骗了，你就有责任，把骗子抓起来，把吞了俺们的钱，给吐出来。
于是大家就拉上几万人，把高速公路给堵了，把政府大院给围了，直到省长出来答应，政府一定帮大家把钱追回来，大家才做鸟雀散。
所以说，你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要防止政府滥权，和要用法律来控制政府，你同时必须减轻政府的责任。因为很简单，你的责任越大，做的事情越多，你出错的机会自然就越大，那么你被人告的机会就大了。为了自保，那么你最好的选择，就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
因此必须考虑到尺度的掌握，不然的话，出现的局面，也许并不是屁民们希望看到的。
第三个就是法律程序带来的成本问题。
举一个例子，比如在美国发生了911之后，很多公务员，比如说警察、消防员、医务人员等等，第一时间冲到了救护现场，后来很多人在世界贸易大厦的废墟中间，导致了呼吸道疾病。
因此这些工作人员，后来起诉了纽约市政府，最终提出了一个7亿1千3百万美元的和解方案。通常按照惯例，起诉方的律师，应该是分33.33%，就是2亿3千8百万。后来在大家的一致压力下，律师们决定自己当好人，减低到25%，仍然是1亿7千8百万，大概让苦主们多分5-6千万。
这里还不包括代表纽约市政府的律师的律师费。大家想一下，这些钱总不会凭空出来吧，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家其他的城市支出，不就要被掏空了。
本来就像中国的汶川大地震一样，很多救护人员确实在救助受难者的时候，自己身体也受到了伤害，需要国家力量来照顾他们，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旦把政府和法律在体系上对立起来，对整个行政费用的推高，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要谈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要依法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
依法治国，说的是治理国家的主体还是政府，也可以称为是行政主导。但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在国家的行政法等法律框架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当某些政府官员违反了法律，那么作为这些官员的上级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行政途径和管道，去纠正这个错误。
严重犯法的官员，还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和党纪进行处罚，而受到危害的民众，则需要受到合理的补偿。
这种政治运作的社会成本，是比较小的。
以法治国，说的是法律体系，就是由法官和律师组成的法律系统，来决定一个国家的政策。而不是行政部门来实行这个政策。
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最近一个联邦法官，宣布美国军队的同性恋“不问不答“条例非法，立即要求军队停止实行。而这个就是典型的法律系统干涉行政部门运作的例子。
本来美军内部在进行调查，研究放弃“不问不答“法例，对美军士气和战斗力的影响。毕竟同性恋的平等权力值得尊重，但是美军作为国防力量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也是一个国家的重大考量。这些需要相权取重，和相害取轻的考虑。
如果只是一个法官的判例，就做出影响国家的重大决定，那么也是未免太轻率了。好在美国的法官们这一次还有自制，当政府上诉到上诉法庭的时候，上诉法庭决定停止执行这个法官的判决。
但是如果美国的最高法院站的位置令人质疑，比如说这一次的美国选举结果，基本上可以看到高等法院的推手在后面，还有就是对犯法企业高管起诉的限制，都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运作。
第四个变化，就是得改变目前中国的行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不再隶属于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取消。这样的话，你屁民再去拦住总理和省长告状，人家说，哦，这个欺负你的县长，俺管不着啊！你去找个律师看看？没钱？俺捐你一百块。
以中国的国情，人家屁民听了这句话，回到家里，召集全村人开一个会，最后的决定，超家伙，俺们自己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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