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代理一下政委 -- 达雅

有市场，就有投机。投机性在今天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房子，炒房团投机房市，导致房价上涨，绑架国民经济要挟全国人民。去年中央发了四万亿，结果央企拿了钱转手就投房地产了，就跟二流子拿了发展生产的钱他转身进了赌场一样。

八十年代的时候，也有投机，但是不投机房子。当时也炒过一些东西，例如君子兰，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就花了很多笔墨写马俊仁当初怎么炒君子兰的。后来是邮票，再后来就有了股票。而君子兰、邮票、股票和房子的区别，就是邓小平、陈云他们和当下执政者能力的差别。

君子兰、邮票、股票这些东西，都不是生活资料，也不是生产资料，是单纯的赌博筹码。也就是说，没钱，你可以不买君子兰不买邮票不炒股票，我家在80年代就是这么过来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完全不像如今没钱不能买房子的窘迫。

我觉得这就是80年代经济政策高明的地方。通过票证保证了基本生活资料的按需供应，再通过双轨制让生产资料可以有限炒作，最后放开一些无关国计民生的东西，让有闲钱的人来炒作。因为是闲钱，就是小赌怡情，炒输了也就算了。当然了，作为个人股市投机失败跳楼是有的，但总体来说，80年代到90年代初，炒作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不大。真要有风吹草动了，第一马上用计划经济手段上菜篮子工程米袋子工程，第二就上“投机倒把罪”罪了。

炒作，或者说投机这个东西，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有两条。第一条是，有投机，有逐利，这“看不见的手”才好发挥作用。第二是，炒作这东西是个财富和劳动的毁灭器，当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可以把一群自以为聪明的脑袋集中到这个领域里来，没有需求创造需求，让他们互相折腾，免得折腾其他人去。等过几年跌回去，那就完成了财富和劳动的销毁，保持了社会经济的总体平衡。因此炒作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点好，真搞成改开前那样一定得辛勤劳动才能改善生活，好是好，就是有些单调（写到这里我要反省一下，是不是离右派只有50米了）。

所以，我觉得，理想的经济政策，就应该象80年代那样，把东西分成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赌博筹码三类，分别是不许炒、有限炒、放开炒，以发挥炒作和逐利的正面作用，遏制其反面作用。而象当今这样，把房子这种集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赌博筹码于一身的东西放开来炒，还逼着老百姓不炒不行，是经济政策能力极其低下的表现。其根本原因，是丧失了判断事情好坏的能力，被市场迷信洗了脑，觉得什么都该市场化；或者，用“摸石头过河”的术语来说，是丧失了判断水深水浅的能力，不顾死活往前冲。

邓小平要是复活，一定会被这种不顾死活往前冲的愚蠢再气死一回。

说完票证，接着来说双轨制。

双轨制这个东西，在理论上可能比票证更负面。票证这个东西，好歹是按人头发的，公平；而双轨制这个东西，最大的问题是不公平。

双轨制把东西分成两种，计划内的和计划外的。计划内的平价调拨；计划外呢就要市场价购买了，当然市场价会比平价要贵不少。一个厂子，能得到多少计划内物资，就看你的神通了。得到这些物资以后，当然要完成一部分任务的。但是如果你有办法，超额完成了任务，那超额的那部分你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卖。所以，如果一个厂子，头头有办法，能拿到大量的计划内物资，他就可以用很低的成本进行生产，而大部分产品却可以按照市场价销售，那这个厂子就会有很高的利润。更过分的，他可以把一部分计划内物资，都不要生产，直接按计划外的价格卖给别人去，赚取价格差。后来有不少由高干子弟负责的公司，通过关系拿到计划内物资再倒卖出去，这就叫“官倒”。“官倒”当年民愤很大，国际象棋盘事件中的一个口号就是“反官倒”。搞到最后双轨制左派右派都不待见，南巡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东西就没了。

但我觉得双轨制是个好东西。好处在于，“计划内”这一轨保持经济稳定，“计划外”这一轨提高经济活力。一个厂子，靠“计划内”是可以维持的，但是日子不会很好过，工人们只有工资没有奖金，会嫌领导没本事。要想过得好，那就得下功夫搞搞“计划外”。这一搞“计划外”，经济就比较有活力。但是计划外的经济活动是有市场波动周期的，搞得不好可能也会失败，那失败以后工厂就可以靠“计划内”来维持，不用破产。所以八十年代工厂，尤其是国营工厂基本没什么破产的。

破产这个事情，有人接手还好，换个牌子继续搞；如果没有人接手，那生产力就被破坏了。工程师一流失，工人一散，再搞就难了，造成的社会问题就更不用讲了。所以在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提高生产力的阶段，我觉得还是应当能不破产就不破产，尽量维持。这一点不光是公有制企业，私有制也一样。经济危机刚来那阵子，很多私有企业停了，有什么好？对国家、对企业主、对员工都没什么好。市场经济下面，企业搞的不好就只有破产，而双轨制下面，搞得不好暂时还可以靠“计划内”这一轨来维持。当然维持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很多时候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完全是一个形势比人强，熬过这一阵子等经济景气周期来了就行了。某种程度上，企业如果沦落到完全靠“计划内”维持，其实就是进入了一种“破产警告”状态。而“破产警告”或者“欲破产”这种事情，我印象中当初王安公司有过，前一阵子花旗银行也经历了。

“双轨制”这个东西，其实是在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和今天的市场经济中间的一个折中。它比计划经济的好处在于，“计划外”这一轨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又多又好地生产；而比市场经济好的地方在于，“计划内”这一轨，提供了更强的抑制经济波动的能力，整个社会更稳定。所以我的印象里，八十年代虽然有种种事情，但对于城市工人家庭来说，最多是一个有奖金和没奖金的差别，生活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而取消双轨制以后，尤其是朱镕基搞得东北三千万人下岗以后，那对于下岗家庭的孩子来说可就是有学上没学上的差别了。我很庆幸自己在朱镕基当总理之前进了大学的。

当然，我不否认，双轨制不公平，高干子弟搞官倒能捞钱。但问题在于，取消双轨制之后，他们捞得更多了。唯一的区别就是，搞双轨制的时候，老百姓还可以骂他们“官倒”；不搞双轨制以后，老百姓骂都没得骂，人家那叫市场经济合法收入，你有啥可废话的？所以说，双轨制也未必就比市场经济更不公平。当然，定量分析我没有，但我也没见到什么过硬的定量分析双轨制和市场经济哪个更不公平的。反正对普通老百姓都一样，都是人家捞你看着。

双轨制下的“官倒”，本质上是利用两轨之间的价格差，或者说同一时间不同体系的价格差牟利，这和市场经济下利用同一体系不同时间的价格差牟利其实没什么区别。而市场经济下，由于缺少了“计划内”的平抑，价格波动会更大，这也就意味着利益群体的利润空间更大。相应地，普通老百姓的损失就更大。但是呢，利益群体可以给大家洗脑，让大家相信，市场经济下的损失更大比双轨制下的损失小要好，就象民主国家的卫星发射失败比非民主国家的发射成功要好一样。

八十年代是一个欣欣向荣、成就斐然的年代。当然了，八十年代也有八十年代的问题，但哪个年代没有自己的问题？我这里不谈问题，问题另外再说。我回顾八十年代，不是为了给谁唱赞歌，而是希望找到解决当今问题的药方。或者，用老毛的话说，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八十年代的经验，官方是有总结的，大致无非解放了生产力啊，焕发了人民的积极性啊，纠正了“左”的错误啊。但是我认为其总结是错误的，或者说，是偏颇的不全面的。我的总结是三条，第一条从备战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备战经济时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转向改善人民生活；第二是上上下下都有一股劲要把工作干好，要把“文革”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第三是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措施，搞了“鸟笼经济”。这三条里面，前两条当前基本没法借鉴，能借鉴的就是第三条。第三条里，重要的是三点，第一，继续生活必须品的票证制度；第二，生产资料搞双轨制；第三，放开一些领域让大家炒。

我这三点又跟官方不一样，估计跟河里的主流也不一样。我对这种不一样很得意，这表明我既没有被官方洗脑，也没有被某种非官方洗脑。三点里面，先说第一点，票证制度。

票证这个东西，在今天的中国是被高度妖魔化的，比毛泽东被妖魔化得还厉害。现在网上还有不少人自称“毛左”“毛派”，可见在这一部分心目中毛泽东是好的。但是就很难找到自称“票证派”的。说到票证，基本是众口一词的控诉，前些天还有人控诉说以前闽南地区有“内裤票”的，后来我正儿八经去青史小阁问，结果大家说没有或者不可能有。

票证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先进的，优越的。优越得地方在于：

第一，道理上讲，票证度量了商品使用价值的异质性。政治经济学课本开头都会提到，商品有使用价值也有价值，然后就是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balabala，没使用价值什么事了。我认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疏漏。商品有价值也有使用价值，价值是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商品中包含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这种人类社会劳动的无差别性，是商品可以等价交换的逻辑基础，因为同一个物理量纲才可以等，等了才可以等价交换。

但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异质的。十斤米可以换三尺布，但是十几米和三尺布的使用价值是没法交换的，一个人不可能吃三尺布或者穿十斤米。因此，从道理上讲，就需要用一种方法来度量这种使用价值的异质性，而票证就提供了一种度量方式。例如，粮票就度量了食物让人吃饱的能力。假设不爱吱声包子铺里，同时提供包子和馒头，一个包子一两粮票一毛钱，一个馒头一两粮票五分钱。这里一两粮票就是使用价值的度量，表明大概吃三个就可以饱，而五分钱或者一毛钱则是价值的度量，表明做包子比做馒头更费劲些。

第二，由于票证度量了使用价值的异质性，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全面规划全国的物资供应。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是根据各地和各行业报上来的需要来分配物资的。你那里有多少人，所以需要多少粮油多少布，要生产什么东西所以需要原材料，有点象战争状态下调拨弹药。但是人民又没有军队的高度组织性，所以就需要一种方法，把调拨下来的物资基本均匀地分到所有人手里，票证就满足了这个要求。另一方面，票证还可以使得消费比较平稳，因为很多票是一段时间内有效过期作废的，那人民就会在这段时间内把东西买回来，避免了积压。票证的这个功能前一阵子在港台还发挥了作用，政府给大家发消费卷，限期买东西。

第三，票证制度有利于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而不是他自己的生活。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各地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快过年了，地方领导就宣布，“凭32号副票可以购买鸡蛋两斤”，然后家家户户就翻出自己的副票出来去买鸡蛋了。地方领导搞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就看你这里副票利用率高不高，如果副票用掉的比较多，那就是你领导有本事，能搞来各种物资让大家用副票买。而因为是凭票买，所以当地人民都有份。不象现在，公务员发年终奖金，普通老百姓一点好处沾不到。

第四，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票证意味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保障供应，或者说，不饿死人。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就是二十八斤粮食，多了你有钱买不到，这就保证了粮食分配的相对均匀。不然的话，富人买上40斤，而穷人就只有16斤了。那年头吃40斤肯定不会撑着，因为油水少，但是如果每月只吃16斤，那估计是撑不了几个月的。每人都是28斤，可能大家都有点嫌粮食不足，但是肯定比饿死一个好。所以说，粮票其实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它保证了新中国人民有比民国高得多的人均寿命，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有序进行。

第五，票证制度这个东西，从信息技术上讲，其实是一个数据库，因此是真正的先进生产力。而单纯地有金钱没票证，则是落后生产力，因为在金钱交易过程中会损失掉很多重要信息。例如，不爱吱声包子铺一天总收入是20块钱，那是卖出了400个馒头呢还是卖出了200个包子，或者是200个馒头100个包子？那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加上一个信息，今天收回了多少粮票，那两个方程两个未知数就知道了。而这个信息其实很重要，它意味着包子铺解决了多少人的吃饭问题。

以上五条，是票证的优越性。另一方面，票证也有其代价。代价第一是人，为了维护这样一个票证体系，需要大量的人手。例如，为了维护粮票，就要有一整个粮食系统，这个系统必然又会存在效率低下啊腐败啊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就有这样的印象，去买米，粮站没有米了，很大的屋子里空空荡荡的，就两三个工作人员。这当然属于效率低下，但问题是，为了保障大家在粮食总产量刚刚够得时候让每个人每月吃上28斤，你就得忍受这种效率低下。代价第二是钱。票证意味着补贴，给城市居民的补贴。就说大米吧，几十年都是一毛五分四一毛四分五，这补贴每个人也许不多，但是巨大的人口基数一乘，那也是不得了的数字。所以改革开放后粮票取消前，中央财政一直捉襟见肘，等93年粮票一取消，朱镕基几年功夫就让中央财大气粗，而中国农民则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最后，花点时间说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这个事情。我认为，“剪刀差”是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下的术语，意思是，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算，农业产品对工业产品定价低了，所以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觉得对农民亏了。但是，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下，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西方经济学觉得农业产品值多少钱应该在市场中决定，定低了是农民你自己讨价还价水平低，活该。因此，信奉西方经济学而指责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业剪刀差”的，要么是人云亦云，要么是别有用心。因为按照逻辑，西方经济学既然不承认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那怎么能就承认“剪刀差”这个概念呢？这不跟无神论者攻击神父“不虔信上帝”一样荒谬么？事实上，计划经济时代农业产品对工业产品的价格，比今天并不低。我印象深刻的是，大米一毛五分四的时代，进口日本彩电1040元。那今天大米对商场里最好的彩电，也大概就这个比例吧。

所以，农民出身的河友，在你下一次抨击“工农业剪刀差”并进而抨击计划经济时代之前，请认真想一想，你有多大程度确信自己的观点，别人云亦云被人当了枪使啊。

不客气地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阶级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当枪使来打击工人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