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年政治经济展望之七：和平衰落（一） -- 井底望天

站在历史高度上的好文章。

十

其实如果冷静地看待富士康的问题，这个公司显然不是属于那种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技术的旧式血汗工厂。富士康作为高科技的OEM，本身利润率被下家压得比较厉害，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深圳的高生活成本导致员工收入的实际降低，对在沿海运作的代工企业的成本压力确实比较大。

因此富士康这种企业，象中国内陆转移，是必然趋势。其实富士康在重庆和惠普合作的产业基地，已经在5月20日开张，目标是最终达到10万人的员工规模。看来郭台铭也看出来转移是不可不为。

当然真正富士康应该，也能够做到的，就是必须改革目前的缺乏人性关怀的半军事化管理机制，切实落实对员工应尽的责任。

中国沿海企业向内地的转移，主要是在于代工为手段的加工产业。沿海则必须开始走向以自己品牌为基础的OBM，才可以应付成本和生活费用的上涨。

而在这种分工格局下，中国才可以真正扭转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和内地渐行渐远，贫富差距逐渐扩大，整个国家出现社会撕裂的现象。

再加上改革之后，中央政府权威被削弱，地方势力，尤其是沿海某些地区，持洋自重，靠着中国几块海外飞地的支持，直接和中央权威叫板，企图让中国沿着这条拉美化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这个局面不由得让俺想起在1980年代末的事情。那个时候，在中国政界，酝酿着一个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大行动计划，就是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实现以外来材料、外来技术和外来市场为主，以中国提供廉价土地和劳动力配合的三来一补模式，将中国的沿海地区，加入到世界产业分工的国际大循环。

而当时俺是少数的几个人，在支持这个方案的同时，也提醒了这个计划会带来中国东西部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如果这个计划，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不能做到解决这个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那么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影响，以及国家可不可以保持政治统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当时俺最大的忧虑，就是中国在沿海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副作用—就是官僚腐败和地方坐大，会不会因为这些势力的阻碍，而导致东西部均衡发展的政策转向无法启动？

官僚腐败导致的不关是政府和执政党的信用在人民中降低，更大的危机，是政府体系受到腐蚀，从而导致政府行政和执行能力的下降。任何政府政策，如果不能为中下层官吏们带来好处，那么这些政策，就变成了泥牛入海。

地方坐大，就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兴起的行业，事实上为中国的农民工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的同时，也造成了外来商人，通过投资和本地官僚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因此要改变这个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央政府在两个方面受到制衡。

第一个就是羽翼丰满的外来商人，威胁中央政府，如果任何伤害他们利益的政策出现，比如说新劳动法的推行等等，他们就把工厂搬到越南等国家，让中国面临大量失业农民工问题。当然这种说法，是以成本太高，丧失国际竞争力等等借口来说的。

第二个就是在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虽然中央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实行了一系列的利港政策，但是人家吃了糖果，并没有感激之心。任何在珠江三角洲进行产业升级的导向政策，都会被以香港的社会稳定作为博弈的筹码。而在香港，中央政府又要提防在外国势力支持下，有一定民意为基础的反对团体，以推翻大陆内部现有制度作为主要诉求的政治目标，因此也不敢在没有彻底建立香港稳定力量的情况下，和这些势力硬撼。

这个局面终于在2008年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得到了破局。就是靠过去那种外贸加工为基础的路子，算是穷途末路了。为了自己的生存，这些外来商人，不得不要么在沿海搞升级换代，要么把现有模式向内地转移。

而香港的局面，则因为中央的应对得体，导致大部分香港居民，比较认可中央政府的温和和渐进的政策，形成了反对团体逐渐边缘化的趋势。而未来香港在经济转型上，对人民币贸易的倚重，导致了中央的掌控力大大增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视香港新生代发展机会被人为压缩这个深层次矛盾，是中央政府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以地产商为主要代表的商业利益集团，在香港社会势力过大，导致他们过度私肥，在香港分配大饼中独食，但却让香港新一代，被有心人士误导，把中央政府当成替罪羔羊，为这些自私自利的商官集团背黑锅。

中央政府如何做到，继续边缘化极端反对派势力，尤其是那些逢中必反，和后面与外国势力有不清不楚关系的人士，但打破政治僵局，和反对派势力中的温和派人士，尤其是没有个人恩怨的新生代，展开政治对话和协商，应该可以化解当前香港的乱局。而同时另一手，必须打击通过官商勾结，在香港坐大的地产商势力，令香港社会发展更加均衡。

当然中央政府自己在西部实行的政策，也过于短视。由于在当前的智囊机构里，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了解并不透彻，尤其是对清朝从康熙、雍正和乾隆时代，对西部经营的历史不是很明了，而且在1980年代之后的西部各类政策，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实行的政策，有很大的弊端。

在1990年代后，西部政策有了一些调整，但是流于过于简单化。在新疆的政策，过于偏于单一的剿字。反而在西藏的政策，过于偏于单一的抚字。而这种单一政策的结果，最后不得不面临再次的反思。可是说是，如果做不到审时度势，那就是宽严皆误。

虽然中央政府在后来，就是1990年代的中期，开始意识到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还是立足于开发西部的能源资源，来满足东部经济运作的需要。

因此一个新的西部发展政策，就是现在以新疆工作会议出台为标志的转变，将会为中国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要真正明白这个大局，必须回到中国从汉朝、唐朝到清朝，对西部的经营历史。不了解这个历史，就无法明白中国未来的政策方向。

九

当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的新闻传来，在美国想跳楼的有几个人。

第一个就是美国苹果公司总裁吉布斯。吉布斯最新的电子玩具iPad刚刚高调推出，其中的3G模型，要价是825美元。

那么这个如此玲珑和新潮的玩意，原来是建基在每个月做死做活，仅仅得到950元人民币工资的血汗工厂的工人们的血泪上的。

这个企业形象大概是吉布斯和刚刚超过微软成为美国第二大高科技公司的苹果，不想看到的吧。

图一 抗议富士康血汗工厂的人们焚烧苹果公司产品模型

第二个想跳楼的就是惠普公司的总裁赫尔德。惠普花了12亿美元收购了掌上电脑公司Palm，正准备好好玩一把，和苹果公司的iPhone争地盘呢。

第三个想跳楼的就是戴尔公司的总裁戴尔。人家戴尔刚刚推出和苹果公司iPhone对抗的建基在谷歌的Android操作系统上的Streak产品。

如果富士康的小员工的生死对人家郭台铭来说，不当一回事，可是见到这几位他的衣食父母的大佬跳脚，那可是不敢有丝毫怠慢的。

于是富士康放风说，要给员工涨工资20%。

按照网上的消息，富士康的员工基本工资是900元，但是靠著长时间加班，可以赚到2千元。如果加班算2倍的话，那么工人每天就要工作12个小时，整个星期要做到60个小时，确实是比较残酷。

结果就有工人权益保护组织要求，给员工们涨工资50%，到1500元左右，那么员工就可以少加班一半。

富士康的还价是20%，那么就是会减少员工加班五分之一，显然对整个工作环境改善不是太大。

富士康的问题，不光是员工工作时间过长，还包括员工的工作任务过于单调和重复，会形成精神和情绪问题。

记得当年日本汽车公司跑到美国来开工厂，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在生产流水线上，工人们长期做重复的动作，而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疲劳。最后日本人解决的方法，就是让工人们交换大家的工作环节，让工人们可以从事不同的工作，从而避免情绪上的压力。

而日本人这种做法，在美国的装配线里，证明了非常有效。

其实从技术成分来说，富士康的产品是可以算作高科技一类了。但是在企业管理上，似乎还停留在以前在台湾、韩国和香港流行过一阵子，然后被带到珠江三角洲发扬光大的血汗工厂的水平。而这种对付工人的方式，看来在中国混下去的时日，是不会太多了。

可是为啥这样一个工厂的事情，却被俺和美国和平衰落和中国和平崛起这样的大事情，扯到了一起呢？

因为在俺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出现了全球化。虽然说现在全球化，主要的表现在于金融资本的全球肆虐，但是因为这些资本的到处逐利，事实上也使得技术的传播在全球蔓延的时间越来越短。

就是说以前靠技术的垄断和信息的阻隔，而导致欧美等发达国家，可以享受高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多的工资水平，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已经不可能延续。

而西方资本靠着在发展中国家，以低成本来保持自己的利润（本来技术和竞争的出现，就是利润率降低的过程），同时导致西方国家产业空心化和失业越发严重的情况，都是比较难以维持下去。

同时因为资本的泛滥，导致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升高，同时又迫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不断面临上涨的压力。

因此俺们看到的情形，就会是一个西方工资水平开始下降，和中国等地方的工作水平逐渐升高的一个路向。而因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颇大，那么将来出现的就是世界的平均工资水平，需要向中国靠拢。就是说高工资的国家会降低，低工资的国家会升高。

那么可以预料的情形，就是当苹果公司的竞争对手出现，那么其利润肯定会有下降的空间。而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的增长，那么也会导致包括富士康这样的中间产品公司的利润空间缩小。因为很清楚，一头是成本上升，一头是销售价格下降。

结果就是因为生活费用的上升，中国的沿海城市，比如说深圳等地，是越来越难以靠低附加价值的行业生存，而被逼得只好向产业链的上层移动。

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资源税收上的改革，就是让地方提留较多的能源税收（通过计价代替计件），从而开始分配上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最后会体现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能源成本上面。

这一切带来的后果，只有一条路子可以解决。那就是继续将产业迁移到中国内地，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和能源成本都要相对低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创造出来的工作机会，并没有因为绝对工资额的降低，而影响到工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

毕竟在深圳的2千元工资，和广东韶关、江西萍乡和湖南郴州，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么这个局面的出现，并不是靠的是政府行政命令的“腾笼换鸟”，而是靠的是市场功能的调节。

而且当中国内需市场开始发展起来了，现在不少在中国生产的厂家，比如说苹果公司，当然不会放过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提供给中国市场用的iPhone，必须在生活成本高的深圳制造，而不是在湖北的荆州，或者是河南的郑州等地制造，那才是白痴的做法呢。

当然如果中国的各种基础建设跟上来了，运输成本又不成为问题，那么这样的产业布局，就非常可能实现了。

这个想法，已经提了多少年了，一直因为有利益集团的阻扰，而无法实施。现在看到，已经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只要中国政府，可以在提高工人工资水平上，坚定信心，产业转型在有可能成功。